学科身份与体制建构

一

有必要事先说明，我这里试图提出来讨论的话题，不是那个已经被无数次争论过的，关于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合法性命题；也不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被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法国学者艾田伯所展开，并且延续至今的，所谓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理念“危机”问题。事实上，漫长的学术史总是在不断证明，任何学科都自有其命运，如果不是有着相应的历史需求，任何人为的学科努力和建构，最终都不过是一场贻笑大方的学术闹剧。至于比较文学，不管是它在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学术史，还是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跟进和发展史，它的兴起、发展、变迁和未来的结局，得由学术历史这个缺席却又始终在场的法官来裁决，而不会也不可能被人为地宣告“繁荣”或者“消解”。就如同比较文学的学科名称一样，你明明知道它有缺陷，可是，如果你试图通过论证或者用学术行政的手段去改变这一历史命名，结果肯定是徒劳无功，不会有普遍的认同。这就叫学术的自然规律，总是有着它自己的运动轨迹，不太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年有些学界的朋友有自创“XX主义”或者“XX论”的癖好，并且在不同的场合，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结果往往无人响应，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问题就在于凡是主观臆想的胡乱命名，必然有违学术规律，自然也就无人理会。

我在这里所絮叨的这些话题，主要来自自己教学实践中碰到的疑难，部分也来自对本学科发展近况的迷惑。谈的虽然是所谓的“学科身份”和“体制建构”，却并没有打算将其视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去追问，因为在我看来，假定一个学科的发展有战略问题与策略问题之分，有理论问题与技术操作问题之分的话，我的问题显然只是属于后者。眼前这些问题在我的心目中，并没有多么地形而上追问，在很大程度上它应该说是属于层面较低的学科“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它虽然并不是与所谓学科的本体性问题完全截然无关，但却也不必到真正形而上的层面去论辩和寻找答案，而作为所谓的技术问题，它应该是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操作”去改进和实现的。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你不妨把这个学科想象成一座已经建设起来的工厂，现在的问题不是它有没有必要存在，要不要生产它规定性的产品，而是如何通过改善和加强管理、改良技术和更新设备，提高人员的技术和素质，从而生产出合格的或者说优质产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