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我们该走进驿站的门厅去看看了。

这里不同于普通的客栈，就所有制而言，它是官办的，大约相当于眼下的“干部招待所”吧。因此，贩夫走卒自然是不接待的，就是揣着斗大银子的富商大贾恐怕也进不去，这里面有个规格问题，不像现在只要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踱进总统套房去消受。但贬官罪臣却可以进得，因为这些人的流徙毕竟属于“官事”的范畴。另外，大约还有利于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实施严密的监控。对于京师的当权者来说，那遍布全国的驿站和驿道，便有如拴着一串串蚂蚱的绳子，若是心血来潮，要追加什么处置，只须随便提起一串，指点着其中的一只，说一声“钦此”，缇骑顺藤摸瓜，省心极了。因此，即使像魏忠贤这样的巨恶元凶，在放逐途中也能享受驿站的接待。当崇祯要对他重新“逮治”时，传递诏书的圣差便沿着驿道，很容易地找到了那家下榻的驿站。这个极富于政治敏感的宦官头子一听到门外的马蹄声，就知道皇上变脸了，为了不至于死得太难受，他索性抢先吊死在房间里。

这里的一切谈不上堂皇，处于深山僻野的驿站甚至显得简陋，但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极整肃。进了门，便有驿卒迎上来，指点着把牲口牵进厩里去喂料饮水，掀起青布门帘把客人让进房间，然后站着介绍吃喝拉住一应事宜。一阵忙乱之后，驿站里渐至安谧，伙房里的炊烟升起来，空气中洋溢着新鲜菜蔬和麦饭的香气。客人经过一天的劳顿，在这温馨的环境里当可以做一个不太坏的梦。

驿丞虽是个末流小官，但文化素养和处事能力都很值得称道。那门前告白上的书法或许相当不坏；客人有兴致时，他照例会向你介绍当地的风俗人情及掌故轶事之类，既不显得卖弄，也不缺乏书卷气。或拿出某某名士某某显宦留下的墨迹来炫耀，评论亦相当精到。因此，你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客人在驿壁上题诗时，他表现得那么赞赏，且在一旁捧着砚池。可以设想，他们本身就是读书人，或屡试不第，或在官场中没有背景，才干上了这养家糊口的差事。这些人大都有较多的阅历，客人进门了，他一看气象排场，大体上就能认定对方的身份，是升迁还是贬谪，是赴考还是下第，是春风得意还是颓唐落拓。对趾高气扬之辈，他自然得处处赔着小心；对失意者，他一般也不表现得那么势利。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知道哪一片云彩上有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上头一道圣旨，人家就腾达了、升迁了，又经过你这里哩。这些世态人情，他们看得多了，也就看得比较透。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明代成化初年的杨守陈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杨守陈官居洗马，这是个不小的官，一般担任皇太子的老师或随从，因此有“东宫洗马”或“太子洗马”的说法，级别大致在五品以上，算得上是高级干部了。其实，光看级别还不足以显示洗马的分量，一道显而易见的官场程式是：太子是预备着当皇上的，一旦登基，对当年的老师和故旧自然会有所提携，有的甚至被倚为股肱重臣(例如明代宣德、正统两朝的杨溥和万历朝的张居正)。因此，这头衔有时也被赐给那些年高德劭或功勋卓绝者，其实他们既不教太子读书，也不作太子的跟班，只纯粹是一种荣誉。但杨守陈这个洗马倒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他回乡省亲，下榻于一所驿站，驿丞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很有点不放在眼里，言谈举止，竟跟他平起平坐，还悻悻然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何？”这就很不恭敬了。杨守陈却并不生气，相当平静地回答道：“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少顷，有人向驿丞报告，说有位御史即将来站，驿丞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官大多了，便催杨守陈赶紧把房间让出来，以便接待御史大人，杨守陈仍然很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御史驾到，进门一见到杨守陈，就跪下磕头请安，杨守陈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门生。接下来轮到驿丞大惊失色，连忙跪在阶下，口称有罪，乞求杨守陈宽恕。杨守陈却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十分计较。

应当说，杨守陈这位洗马的肚量是很难得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洗马，或别的什么大官，十有八九要把驿站闹腾得鸡飞狗跳，这位小小的驿丞也保管吃不了兜着走。但令人困惑的是，专司送往迎来之职的驿丞，何以会有眼不识“洗马”呢？大概这位老兄原先只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和县太爷有什么裙带关系，开后门谋来的差事，小人得志，看人时难免带着一双势利眼。当然，也怪杨守陈太随和了，全没一点官架子。要是人家对他不恭敬时，他稍微晓以颜色，喝一声：“大胆！”驿丞还敢放肆么？

除去现任官吏而外，驿站的另一类顾客是文人。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有一步之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通俗化的图解。但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确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因此，他们在出游或赶考途中，踱进驿站是很自然的事。很难设想，如果失却了文人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他们在夕阳下的伫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驿壁上酣畅淋漓的诗迹，只剩下过往官员粗暴的呵斥和驿丞小心翼翼的逢迎，驿站将怎样地单调冷漠，有如舞台上临时搭设的布景，毫无生气，毫无历史的张力和文化气韵。

文人不仅在驿站题诗，还在驿站做梦，梦是他们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这时候，心灵深处的渴求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我们看看元稹的这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

忽惊身在古梁州。

作者在诗下自注说，一天晚上，他夜宿梁州驿馆，梦见与白乐天、李杓直诸友同游曲江，然后入慈恩寺诸院，忽然被人唤马嘶声惊醒，原来是信使出发前备马，这时天已破晓，他立即匆匆写成此诗，请信使捎走。

作为一段诗话，仅仅到此为止，意思恐怕不大。

但接下来还有。

白居易接到这首诗，屈指一算，感叹不已，原来元稹梦游曲江的那一天，他正好与李杓直等人同游曲江，且到了慈恩寺，不信，那寺院粉墙上有自己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为证：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事情竟如此奇巧，白居易和朋友游曲江时还在念叨：如果微之(元稹的号)在，该有多好，算算行程，他今天该到梁州了。而就在同一天，元稹恰恰在梁州驿站，梦中与白居易等作曲江之游，梦境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作为文坛佳话，后人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千里神交，息息相通，特别是在元白这样的挚友之间，心灵之约应该是可能的。

白居易当然也要把这首诗从寺壁上抄下来，请信使飞送元稹。当元稹在离长安更远的驿站里读到它时，又会有什么感慨呢？或者又会做什么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