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因为一次冥想，我出发寻找女修行者

2013年9月的一个傍晚，下午六七点钟，天空还是亮晃晃的。去彩光教室的路上，我抬头看了一眼我所工作的杂志社办公室，它在同一栋大楼的十六层，有近百位记者、编辑在那里工作。

两年间，我经常往办公室跑，开会、修改稿件、和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每个月去四五次。杂志的报道，有一些和宗教、修行有关，他们力图秉持记者的客观中立，但写出来的文章气息不尽相同，有些是访问名人的成长故事，寻找他们内省的瞬间；有些带有批评性质；有些是希望找到当事人，让他陈述行为的内在动机；还有一些则近乎调查报道，被写进文章的人，多半已经成为新闻事件中的丑角。

作为杂志社的一分子，像这类和宗教有关系的报道，我已经写了五六篇。但是在朋友带我去彩光教室之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办公的大楼地下一层，有一个和修行有关系的小团体。他们距离十六层的近百名编辑、记者其实只有五十米的直线距离，却从来没有被这些嗅觉灵敏、好奇心旺盛的媒体人注意到。

这个名叫彩光教室的地方，主要用于开展心灵瑜伽活动，也就是近两年来时尚杂志、女性杂志、健康杂志经常提到的“身心灵”课程。每周几天的固定时间，会有一小群人——十多名，至多不超过二十名——聚集在这里，通过瑜伽、打坐、冥想、舞蹈，释放积郁，让心灵获得安慰。

来这里的人，女性居多。我一共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和大伙一起包素饺子，胡萝卜香菇芹菜，剁了几大盆馅，下锅煮。吃完饺子，大家席地而坐，谈人生，谈理想。有一位热爱手工劳作的家庭主妇，帮伙伴们做项链、穿手环，内部销售，价格低廉，创意十足，其乐融融。第二次，参加两个女老师带的冥想课，每人发一块瑜伽垫、一块毛毯，先唱诵，再冥想，然后听音乐。一片寂静中，老师说，现在可以释放了，有人哈哈大笑，更多的人哭泣，默默饮泣、放声哭号，都有。我没哭出来，觉得哭出来的人都在演，我不想演，所以不想哭。可是来都来了，不释放一把很亏。所以我也努力融入气氛，刻意去想了一些不愉快的童年往事，很快，眼泪从眼角流到了腮帮。第三次去，就是一开始我说的，2013年9月的这个傍晚。往教室走的路上，我很开心，因为这晚是吴琼带课。我知道彩光教室，就是因为吴琼，她是我朋友的朋友。听朋友说，这个女孩很有意思，从《瑜伽》杂志辞职之后，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修行，她教人冥想和静心，很有一套。我很好奇，想体验跟着这样一位老师冥想会怎样。

很快，我就知道了那是什么感觉。

当天晚上，我们做的是一套来自印度的静心动作，持续了一小时。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具体都有什么体势，它大概包括：深且快的呼吸；激烈地抖动大腿；保持脚所站的位置不动，同时让你的手、膝盖、臀部和其他的关节像弹簧一样抖动；最后在寂静中坐下，什么也不做，只是休息。

抖动身体的时候，我要很勉强才能跟上节奏。我不相信这些动作能带来任何效果。冥想难道不应该是从头静坐到尾吗？一群成年人这样抖动真是可笑啊。幸好，除了我们这群疯子以外没有别人。我的念头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

老师终于说“躺下，休息”的时候，真舒服，似乎挨过前面的部分就是为了享受这一刻。我再也不去想冥想的事了，安静舒服地躺着比什么都强。我放弃学习冥想的念头，躺在瑜伽垫上，心满意足。

什么都不想。只是休息。上课的有七八个人，大家都累得够呛，躺在地上。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音乐、唱诵，什么都没有。就只是安静，就只是躺着。就在一片寂静之中，有一个清楚的声音进入我的脑海：“我要写一本关于女修行者的书。”

到今天我也不明白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它以一句话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像是一道光照亮了脑袋。

Kevin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做出版的朋友。冥想后的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说想写一本关于女修行者的书。Kevin说有兴趣。我花三天时间写了一封邮件，“女修行者采访计划”，连同过去写的几篇稿子，发给了他。在邮件里，我没有提彩光教室的这次冥想，也没有说，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听见了内心的声音。

邮件里，我是这样描述这个计划的：

我想在2014年的夏季寻找并采访中国的一些女修行者。能够被列入这个采访名单的女人，不仅仅是某种宗教的信徒，她们已经真正开始修行，有自己的方法和体验。我想写她们的故事、困境、挑战、卑微、自由、欢喜。英国比丘尼丹津·葩默的《雪洞》对我影响很大。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女修行者将自己的修行故事如此和盘托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心灵的成长感兴趣，但大部分人都恐惧修行的艰难，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或者认为那根本只是一个神话。她们需要看看例子，看看别人是怎样度过那些和修行有关的真实困境的，比如女性特有的例假怎么处理，闭关中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修行中遇见的情感困惑如何面对，遇到性诱惑或者性要求如何处理，修行者特有的孤寂时刻如何度过。我想搜集女修行人的故事，它有点像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或《禅的行囊》，但不同的是，这本书完全描述女人的故事。它应该像《雪洞》一样，既能鼓励想修行的女性，也能让其他读者看到女人特有的坚韧不拔。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应该踏访的目标，她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但更多是在人迹罕至之处，这也是我选择夏季出发的原因，夏天是前往高原的最佳时间。

发出邮件仅仅一天，Kevin回答，他愿意出这本书，同时提醒我想清楚：“停下工作专门去写它，是赌博。”我怕他反悔，立刻回复：“你给出的写作条件很优厚，我很满意。就这样说定了。”

刚刚冒出想法，就找到了愿意与我合作的出版商，这鼓励了我的勇气，也是第一个吉兆。

一个月后，我找到机会和杂志主编李海鹏长谈。那是一个午后，编辑部去天津开年会，漫长、无聊而又必需的会议，回程时大家的心情反倒都放松下来了。天空吹着和畅的暖风，主编开着他新买的宝马车。那车真不错，动力强劲，我们在高速路上，一路向前。我告诉主编，2014年我想做一次长途旅行，写一本书，希望停薪留职。几乎没有费什么口舌，他答应了。我把这看成第二个吉兆。

第三个吉兆来自丈夫。我告诉他：“2012年以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报道中国当下的信仰市场，关心宗教、修行给人们带来的改变。对于这类题材，我有了一定经验。现在，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更独特、更有价值的作品。”同时也申明，要花好多旅费，要在家里停薪留职一段时间。丈夫的回答让我感动，他让我不要担心经济问题，因为他支持我这样做，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对长辈，我说想写一本宗教版的《文化苦旅》，要出差几个月，父母觉得“挺好”。

没有制订细致的旅行计划，只是抱着一种混沌的决心去推进这件事，然后就听天由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经验，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得特别仔细，或者建构得特别具体，往往到最后就失去了真正操作的勇气。最好的方式是，别想那么多，直接上。

不论是对出版人、主编，还是对丈夫、家人、朋友，我都没有提彩光教室的那次冥想，而且我根本不需要说那件事，就可以跟他们很清楚地解释这么做的原因——首先，我刚刚结婚，对婚姻生活一点经验都没有，内心储存的东西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我模模糊糊觉得应该给自己内心增添一点什么，也隐隐约约觉得不够了解自己，所以我需要出走，用一次长途旅行帮自己梳理思绪。另外，我已经做了十年记者，却没有写过任何不为稿酬而写的东西，我想拥有自己的作品。

以上两点原因，几乎可以说服所有人。至于内心的声音，那次冥想课，我暂时不打算跟任何人去聊。我觉得那是一件过于隐私的事，如果说了，会很羞耻。

什么时候可以说呢？完成这次旅行的时候。

我明白，再神经病的想法，只要能执行到底，就会显得不那么神经病。

赶在“双十一”之前，我为这次旅行列出了详细的购物清单：

纯羊毛内衣（旅途中需要干燥温暖的触感）、备用录音笔、备用手机（要那种价格低廉的老式机器，耐用耐摔，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备用手机的移动SIM卡、拍立得相机、拍立得相纸、面膜、冲锋裤（旧的那条已经划了一个洞）、卫生巾（我有用惯的牌子，绝对不想买乡村小店里不知道堆积了多久的货色）、纸巾、湿纸巾（没水的时候可以用来洗脸擦身）、保温杯（绝对密封，放在包里可劲折腾也不漏水，还能长时间保温）、羽绒服、抓绒衣、抓绒裤（既然有这样一趟旅行，完全有理由更新户外装备）、三十袋来自鱼眼儿咖啡店的挂耳包（只要找到沸水，就能在旅途中冲泡出手冲品质的咖啡。假设三天喝一包，三十包够我旅行九十天），以及香和香炉（小旅店也许很臭）。

醒着的时间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贡献给了网购。比价、看用户评价、付款、刷新物流状态、收包裹。百忙之中，焦虑丛生，和小区里一只又大又白的流浪猫打了一架——楼下的流浪猫里，这只特别凶，每每有人投喂，它霸着不让别的猫吃。为了赶开它，我被挠了一下，回家写日记：“连流浪猫都不让人省心。愤怒。愤怒原因：一、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二、事情没有达到圆满。”

我心中完美的流浪猫世界，不必“孔融让梨”，但也得井然有序。而旅行，我也希望它是完美的。干净、温暖、舒适，保持城市生活的品质，是一个可控的世界。

当我计算着这次旅行将会持续几个月，需要带多少包卫生巾时，一直好奇的问题再次浮上心头：那些女修行者，尤其在高原闭关的女人，怎么解决卫生巾的问题？供养者上山送粮的时候，也会带去女性卫生用品吗？她们究竟可以为修行付出多少？付出这么多，她们得到了什么，精神上的疑惑，解决了多少？

我向一个朋友说起这种好奇心，这是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脑科学博士，他的理解是：“你想为游记找到卖点。”

他的这一误解，恰好是我决心上路的原因。只有女人才知道，为了走向更远的世界，我们要忍受多少麻烦。只有当一个女人去访问女修行者，这些被认为不适宜公开谈论的话题，她们真实的生活，才会被看见。因为许多男人不认为卫生巾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如何找到我想寻找的女修行者呢？

并没有这样的地图，也没有明确的指示，我只能从书籍和网络中得到只言片语的线索，加上所有的生活经验、采访经验、直觉，判断某个地方值不值得去。对着中国地图傻看的时候，我想起小时读过的童话，国王让三个儿子出门探险，他吹起三根羽毛，大儿子朝着第一片羽毛落下的方向出发，二儿子朝着第二片羽毛落下的方向出发，小儿子朝着最后一片羽毛飘落的方向出发。

我打开地图，吹起不存在的羽毛。

少数朋友知道我的旅行计划，他们热心地提供线索，但有时候我分不清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比如说，我听到一个关于神婆的故事。说有一个东北老太太，她上深山里去，遇到一条蛇，蛇被灌木丛卡住了，她帮助了蛇。随后那条蛇报答她，她找到了一根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人参。这是个挺精彩的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这个老太太就是我母亲。”但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母亲介绍给我认识的意图。

有时候，朋友会问我：“你要找的修行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只能含混地回答：“一个人清修也可以，一群人在道场里修行也可以，但一定是很认真地修。哎呀，你知道的。”朋友一般回应“知道了”，然后回忆他们认为可以称之为修行人的人，给我提供些许线索。

帮我找人的朋友，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认真修行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见记者。”我答：“这不是一次采访。我已经停薪留职，这完全是个人的旅行项目。我以尊敬的态度，诚心诚意地拜访。能对话当然好，如果不能，实地观察她们的生活，留下一点记录，也很好。”

找人不是最难的事，难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找谁。

这一次，我遇见的麻烦是，“修行人”这个词不存在官方定义，我需要找出自己对这个群体的定义，也就是说，我在寻找一群连我自己也无法准确描述的人。

给我最多帮助的是网络。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叫才真旺姆的女孩，她的一条微博这样说道：

“2012年7月，我第二次上神山。彼时并没有出家的想法。而上山之后，惊如上岸，一看山下，满满的全是旋涡。之前在世间，因所有人都在旋涡里转，一个赶一个，难有发觉，临至圣地，才突晓差别。记得那个早上，我在神山湿漉漉的清晨醒来，听见上了岸的自己说，我再也不想下去了。”

联系才真旺姆的时候，她还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听我说完访问中国女修行人的愿望之后，她答应了我的探访请求。我很乐观地把这件事视为“已经搞定”。后来，当我走到四川，这个女孩和她的故事已经在网络和媒体上走红，她仍在弘法，但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她不再接受探访了，先前的承诺，不了了之。

也是因为网络搜索，我听说了温州的一位女道长，她住在深山，收养了许多被抛弃的孩子。通过一些道教徒的帮助，我知道了通往那座道观的路线。

阅读也是重要的线索来源。

我喜欢的作家比尔·波特，他的两本作品《空谷幽兰》和《禅的行囊》，都提到了女修行者。我记录下其中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尼众寺庙（湖北四祖寺的下院黄梅庵，江西的大金山寺），将它们列入旅行计划。

我相信线索隐藏在空气里，上天会向我展开奥秘，因此，我留心倾听，渴望获得信息。

2014年3月，和同事衷声喝咖啡的时候，她提起青海湖的湖心，那里有个小岛，叫“海心山”，岛上生活着一些闭关修行的人。

青海湖是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极为严格，湖上没有旅游船，只有很少的保护区船只才能进去。因此，这个小岛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遁世之地，那里面的闭关者，是真正在修行的人，而且岛上有一座女众道场，名叫“莲花庵”，这一切都完全符合我的旅行主题。

通过朋友的牵线介绍，我给青海省旅游局写了封信申请参观，语气尽量正规。

“领导，您好。我曾为杂志撰写过多篇封面报道、长报道、特写。青海湖是我国最著名的自然景区之一，海心山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自然价值、环境保护价值、人文宗教价值。我希望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对青海的优质旅游资源、文化宗教传承做出力所能及的正面报道，让都市人群对青海湖产生更大的旅游兴趣。因此，申请以随行观察的身份，在2014年7月随青海相关部门组织的登岛考察队伍，前往海心山一游。特此申请，希望予以批准。谢谢。”

邮件发出，对方回复让我等候，有船的时间大概是7月，具体日子不好说，等通知。我在旅行计划里注明，“海心山，已搞定，7月或8月”。

另一个我特别看重的地方是山西普寿寺，这里有著名的五台山尼众佛学院，住持是大名鼎鼎的如瑞法师。我去过五台山三次，从没见过普寿寺的大门打开的样子。她们只接待比丘尼或居士，还需事先预约，取得寺庙允许。像这样的修行道场，是很难被采访函打动的。

幸好我找到了和这里有关联的朋友——一位跟着如瑞法师修行了几年的女居士，帮我牵线。虽然和海心山一样，暂时不能确认访问时间，但都被我视为“已经搞定”。

我甚至把求助电话打去了拉萨。杂志编辑部有一个实习生，人称“杨拉拉”，毕业后去了拉萨电视台，对西藏，她比我熟。长途电话里讨论半天，她给了一条宝贵建议：“汉藏之间，语言门槛比你想的还要大，你得把深入交流的期待放在汉地道场。”此前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件事，听杨拉拉一说，确实是这个理。于是，我把计划在藏区的时间缩短，把汉地的旅行时间延长。

一些老关系，我也重新联系起来。2013年年底，我采访了四川甘孜色达五明佛学院的索达吉堪布，当时我问堪布，如果要去色达五明佛学院采访一些在那里修行的女性出家人，可不可以。堪布和蔼，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又给堪布的弟子打电话，她们答应，等我7月份去佛学院的时候，会帮我预订住宿。

目的地增增减减，百度地图、Google地图，整天开着。把心中比较确定的方位，都用红色的小旗标标注出来，然后看哪些庙离得近，怎么走才最合理。最后决定，先走沿海，再去华北、华中，然后是青海、四川、云南、西藏。

对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做规划，在省和省之间设计路线，有一点指点江山的豪情。也是第一次发觉，中国真大。我这才意识到，做这样的旅行，要花不少钱。

我试图找一个赞助商。如果有赞助商，就可以找一个旅伴，全程拍摄视频，不但多一份影像资料，还能回馈商家，植入、冠名，都可以。想了很多可以植入的东西，户外服装、笔记本电脑、纸质笔记本、食物、睡袋、移动社交软件，甚至Johnnie Walker……自我感觉商机无限。我写了一份视频招商计划，用Word文档写的，发给两个做销售和市场工作的朋友，他们很认真地看了，然后告诉我这没什么希望，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作者写一本小众的书，很难得到商业机会。

我只能带自己的积蓄，还有出版人Kevin预支给我的一笔稿费出发。我最初的设想是请一个纪录片摄影师。抱着一线希望，给一些自己喜欢的摄影师发信息，说有这样的一次旅行，我没有钱，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出一个摄影作品，跟我一起走。都被婉拒了。

也问了一些喜欢旅行的朋友。有些人感兴趣，说在合适的时间和我会合。不过最终并没有人来。

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旅程，完全由我自己的判断决定每一天的去向，它将是我用双脚和内心，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旅行。

2014年6月1日，距离出发还有两天，不安全感全面爆发。首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三个月的旅程，这辈子还从未尝试连续旅行那么久。其次，在那些寺庙或者道观中，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流吗？然后，我能写出什么？

焦虑中，我疯狂刷新各种网络社交软件，搜索“叶南”这个名字。《禅的行囊》的成功，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他的翻译。这一刻我对旅途好茫然，疯狂地嫉妒叶南，如果换成是他就不会有任何迷茫了吧？我疯狂寻找有关他的信息，无果。这人就像隐士一般。

于是痛悔自己为什么那么爱好网络社交，开始折腾自己的几个账户，删去“特别没范儿”的一些微博。在微信朋友圈宣布暂时告别。后又觉得矫情，删去“告别”，宣布“不告别”；把微信通讯录里的所有人拉黑，后又觉得没必要，把所有人都又放出来。

6月2日，再一次读叶南的文章《重访空谷幽兰》。除了平静，还意识到这其实是篇吐槽文啊，但是“吐”得非常平静，非常有学问。查了一下叶南提到的“终南山物学院”，一对隐居山中的诗人夫妇创办了这个道场。2014年6月，这对夫妻正在微博上忙乎，一个在谈论新闻热点，一个在众筹印刷诗集，过着颇为热闹的网络生活。

重读《转山》，给自己壮胆。读到“转山之前，妈妈送谢旺霖去机场，边哭边开车回家”，心想，我还好，也许因为我的父母和朋友都太文艺了，基本上没有人提出反对。老天爷一直开绿灯，那么多人都在帮忙，以至于我的焦虑到行前才爆发出来。这种焦虑，概括言之：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干好这事的人，因为我不够仙风道骨，我不够内敛沉淀，我过于追求被关注。

旅行第一阶段要用的东西，终于都在一条瑜伽垫上放下了：

轻便的碳纤维登山手杖和折叠雨伞；洗漱用品、防蚊贴、防晒霜、挂耳咖啡包；手机，备用手机；移动电源，备用移动电源；录音笔，备用录音笔；相机，备用相机；随之而来的多种充电器；照片打印机和打印相纸；Kindle和笔记本；四条易干的棉质裙子、内衣、夹脚拖鞋、徒步鞋、棉质长裤、冲锋衣。

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就是这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