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往事知多少

在现代文化名人中，林徽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古典建筑研究学者、大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写出了许多才气横溢的小说、诗歌、散文。然而，一般人对林徽因的了解，多半因为她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感纠葛。令人敬佩的是，由于她的妥善处理，这些感情纠葛最终都升华为高尚的友情，给世人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这就是林徽因有别于一般女性的地方，她也因此获得了世人的尊敬。

关于林徽因，著名作家萧乾晚年在《才女林徽因》中曾怀着钦敬的心情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这段话可以说是林徽因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林徽因一九一六年于北平

梁思成：志同道合的伴侣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门当户对的结合。梁思成是著名学者、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和官员。林徽因十五岁的那年，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他们都在日本待过，又都在北洋政府中任过高级官吏，作为朋友，他们自然地希望通过子女的婚姻关系使两个家庭进一步联系在一起。一九一九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相识了。这一年，梁思成十八岁，林徽因十五岁。虽然梁启超和林长民希望他们将来结合在一起，但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他们都主张由子女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婚事。梁思成当时刚考入清华学堂，热爱音乐、美术和艺术，同时又是运动健将。林徽因则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爱好文学艺术，而且天生丽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两人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接触不久，很快两人便都有了好感。有意思的是，第一次约会时，由于矜持和紧张，梁思成居然独自爬到一棵树上，把林徽因丢在了树下，林徽因被气得半死。这件事林徽因多年后想起来，仍令她耿耿于怀。

一九二〇年，林长民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的主任，为了排遣寂寞，他把女儿带去作伴。这一年林徽因十六岁。出国前，林徽因已经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学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英国后，很顺利地进入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这时欧战结束了，林徽因作为父亲的女主人，经常负责接待国内外的客人。就在这时，一个父辈的男人突然闯了进来，扰乱了父女平静的生活。他就是徐志摩。作为过来人，林长民发现徐志摩显然来得太勤了，而且徐对自己女儿的过分热情引起了林的警觉和不满，为了不节外生枝，林长民便带着林徽因离开英国回国。为防夜长梦多，林长民和梁启超把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重新提了出来，梁启超自然也十分乐意。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大姐的信中说：“思诚与徽因已约定结婚。”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梁启超对这对年轻的恋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在正式结婚之前必须完成自己的学业。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赴美国深造，攻读建筑。

虽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关系口头定了下来，但他们之间来往并不多。林徽因这时迷恋创作，多少仍被徐志摩吸引着，这时意外发生的一件交通事故，加深了她和梁思成之间的感情。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梁思成与弟弟思永骑着一辆摩托车准备参加学生游行示威，这一天是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两人正在路上行驶，突然被一辆大轿车撞翻了，梁思成左腿被撞断，只好在医院卧床休息。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终生残疾，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车祸虽然给梁思成带来了巨大痛苦，但却使他意外地与林徽因亲近起来。梁思成住院后，林徽因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望梁思成，陪他说话，开玩笑，或者安慰他。这段时间，他们之间加深了相互理解与感情，三个月后，等到梁思成出院时，他们之间已经成了密不可分的恋人。这一年时间，林徽因常常陪梁思成到公园散步，到了几乎形影不离的地步。

由于车祸，赴美留学的时间被推迟了一年。一九二四年夏天，梁思成与林徽因才一起离开中国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梁思成顺利进了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进了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程。一九二七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宾大毕业，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梁思成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取得了建筑师的资格。大学毕业后，梁思成一度到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林徽因则到耶鲁大学师从贝克教授学习舞台美术。两人在美国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留学生活。

一九二八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欧洲度蜜月

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和林徽因按照严格的传统习俗，在测了生辰八字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中国驻加总领事馆按传统方式举行了婚礼。当时梁思成的姐夫周希贤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总领事。林徽因一时没有合适的结婚礼服，特地为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礼服，收到了意外的效果。这也算林徽因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设计作品。婚后，两人便启程游历欧洲，开始了蜜月之旅，先后到英国、瑞典、挪威、德国、瑞士、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考察西方建筑，数月后才回到国内。

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从事建筑系的筹备工作，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林徽因也来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教师，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当时建筑系初创，只有梁、林二位教师，两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办立下了汗马功劳，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有一种说法，林徽因在东北大学曾担任建筑系教授。东北大学校徽征集图案时，林徽因以“白山黑水”设计得奖。两人在东北大学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可以说东北大学建筑系是二人一手创办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为了纪念祖父梁启超，取名再冰。在父亲的影响下，梁思成转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生下女儿后，林徽因的身体变得体弱多病，不久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肺病，东北寒冷的气候显然不适合她，为了林徽因的健康，梁思成决定把妻子送回北京治疗。

一九三〇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母女和林母接到靠近东城墙北总布胡同3号一处北京四合院里。一九三一年四月，梁思成也回到北京，到“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到“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校理”。这是他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们便把全部精力用到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去了。“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学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梁、林二人不仅共同致力于古建筑的考察研究，还共同从事建筑设计。一九三四年，二人共同完成了北京大学地质馆的设计。一九三五年，二人又共同完成了北京大学学生宿舍的设计。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大小与清华北大教授们一起流亡大后方昆明。一九四〇年冬，梁家随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一九四六年八月举家回到北京。

战争环境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在林徽因全力支持下，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批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赢得了世界建筑界的尊敬。抗战胜利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邀请他前去讲学，耶大请他担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艺术与建筑艺术，普大请他参与“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梁思成还应邀参加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鉴于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普大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九四九年，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同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课程。同年九月，林徽因、梁思成等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一九五一年，林徽因又和梁思成一起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修建工作。

直到病逝前，林徽因一直是梁思成最重要的助手和合作伙伴，可以说，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都是与她的参与分不开的，正是二人的共同努力，才使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成果走向了世界。

与徐志摩的插曲

林徽因作为一代才女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一度为人称道，与徐志摩有一定的关系。

徐志摩和林徽因相识，完全是因为林长民的关系。徐志摩最初是以父辈的身份与林徽因相识的。

徐志摩是浙江一位银行家的儿子。一九一五年与张幼仪结婚，并生有一子。北京大学毕业后，又赴美留学，两年后转赴英国。徐志摩在妻兄张君劢介绍下结识梁启超并成为梁的得意弟子。徐志摩具有创造的热情和幽默感，他身上的诗人气质非常吸引人。由于共同的爱好与志趣，他与林长民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交，彼此十分相投，感情很深。一九二〇年，林长民到达伦敦，徐志摩便以朋友的身分来看望他。那时林徽因刚到英国不久。徐比林徽因年长近十岁，一开始，林徽因称他叔叔。徐志摩本来是来找林长民的，却被这位年轻的女主人吸引住了。她活泼的个性、美丽的外表、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文学才能令他一见钟情。这时徐志摩结识了一批英国诗人，在与诗人的交往中，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写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活方式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他便自然地成了林徽因的文学导师。在徐志摩介绍下，林徽因进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界。结识林徽因后，徐志摩对她开始了疯狂的追求，这一年，林徽因才十六岁。他身上的才气，他的举止风度，他的诗人气质和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林徽因，她也很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林长民虽然喜欢这位年轻的朋友，但对他追求自己女儿的做法显然并不满意，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年，他便带着女儿回国了。

一九二一年春天，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也来到了英国。不久张幼仪到德国留学，随着两人的分离，以及对林徽因的爱恋，徐对妻子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张幼仪生下第二个孩子才一个月，徐志摩便写信向妻子提出离婚，表示要追求一种自由的爱情和婚姻。张与徐本不十分融洽，见徐志摩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离婚，知道拖下去也无益，便同意了徐志摩的要求，一九二二年三月，两人理智地分手。徐、张的离婚遭到了双方家庭一致反对，徐志摩的父亲知道儿子离婚的消息后，甚至以断绝父子关系和经济来源相威胁。

林长民和林徽因回到北京后，徐志摩不久也回到了北京，继续追求林徽因。徐志摩对梁家未来儿媳妇的危险感情是梁启超始料未及的，作为老师，他虽然欣赏徐志摩的才气，但并不赞成这样的生活方式。从报上得知徐志摩与妻子离婚的消息后，梁启超以导师的名义给徐志摩写信，对他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在信中要求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这样做既是谴责他抛弃了妻子，也是为了保护儿子与未来的媳妇。徐志摩并没有把导师的话听进耳里，回信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倾慕徐的才情和气质；另一方面，她又对徐抛弃妻子的做法大为不满。这与林的家庭背景有关。林徽因的母亲由于未能给父亲生下儿子，父亲纳第二个妾后，对她的母亲便十分冷淡，这种家庭悲剧，使她对张幼仪的遭遇十分同情，对徐的做法不以为然。这也多少影响了她对徐志摩的好感。

林徽因回国后不久，她和梁思成的婚事便很快确定下来，一九二三年，双方家庭对此做出了决定。虽然并未正式举行订婚仪式，但两个人的关系事实上已经确定了。徐志摩回到北京，发现林与梁已经口头上订了婚约，但他仍不放弃，不停地利用一切机会给林徽因打电话，约她散步，给她写诗，甚至在林与梁因车祸感情已经发展到相当密切阶段还经常闯入两人的圈子，出于无奈，两个人不得不用英语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恋人想单独在一起。”直到这时，徐才知趣地离开。

青年徐志摩

作为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徐志摩对林徽因并未死心，不久泰戈尔来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时林徽因虽然与梁思成关系已经非同寻常，但她仍然敬重徐志摩。这一时期，她开始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全程陪同，并请林徽因在泰戈尔访问北京期间做副翻译。在欢迎泰戈尔时，徐志摩与林徽因还在欢迎泰戈尔而演出的诗剧《齐德拉》中担任男女主要演员，梁思成担任幕景。林、徐二人由于在剧中的精彩演出被人称为“金童玉女”。这段时间和林徽因的接近，使徐志摩不免有些飘飘然，就在这时候林徽因突然告诉他，下个月她和梁思成便要赴美留学了，他只能做她的大哥哥和朋友，他们的关系也只能如此。

这个消息对徐志摩简直是晴天霹雳，徐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场。此时林长民也以老朋友身份劝徐不要放任自己的感情，徐志摩知道一切都成定局，失望之余，便转而追求另一个已婚女人，这就是陆小曼。他与陆小曼的恋爱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迫于压力，他只好出国到欧洲旅行，直到陆小曼离婚，两人才于一九二六年十月结婚。在胡适等人的要求下，梁启超勉强同意做两人的证婚人，但他却在婚礼上严厉地批评了这对年轻夫妇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徐“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后来梁启超在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信中也提到这件事：“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感情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转引自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这段插曲并没有影响林徽因夫妇与徐志摩的友情。一九三一年以后，林徽因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并引起关注，这与徐志摩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徐志摩对林的影响主要在文学上，“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徐志摩与泰戈尔、林徽因合影

林徽因和梁思成结婚回国后，林仍把徐当成自己的知音，而徐也与梁思成维持着终生的友谊。事实上，就在徐志摩去世前，他与梁家仍然维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那时陆小曼住上海，开销很大，为了养家，徐志摩经常北京上海两地跑。离开北京前，听说林徽因十一月十九号晚上在协和礼堂给外国使节们讲《中国的宫室建筑艺术》，他表示当天就可以回来，要去给林捧场。从上海回北京前，他特地给林、梁发报：“下午三点抵南苑机场，请派车接。”梁思成如约而至，可等到四点多钟也没有等到飞机。第二天早上报纸报道了飞机失事的消息。

对徐志摩的英年早逝，林徽因显然是十分悲痛的。徐去世后，梁思成和张奚若等人到济南帮助处理徐的善后事宜，梁思成从失事地点带回一块飞机残片交给林徽因，据说林一直把它挂在墙上，直到去世。

林对徐的怀念还不止于此，在徐去世后，她先后写过两篇怀念文章以寄哀思。徐飞机失事后半个月，林徽因就写了一篇《悼志摩》，四年后又写了一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

林的好友费慰梅也证实了林对徐的怀念之情。“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广泛、充满激情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一个最广阔的世界。”（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虽然当时外界对徐、林二人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但徐对林的情感是高尚纯洁的，并没有不可告人的地方。林徽因也曾坦诚地对子女说，徐的小诗《偶然》《你去》都是为她写的。《偶然》写于一九二六年五月。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作

相比之下，后一首《你去》写得更晚，离他去世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你去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七月七日

诗言志，读者自可从这些诗里读出诗人的心声。梁从诫谈到这两首诗时这样说：“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的确要崇高许多。”（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是无疑的，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的爱，而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崇高爱情。林徽因喜欢徐志摩、欣赏徐志摩也是无疑的，但至于是否爱徐志摩，有着不同的版本，梁从诫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对此明确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当徐志摩以西方式的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那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林徽因在写作

与金岳霖的友情

在林徽因的爱慕者中，金岳霖的地位最为特殊，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最为人称道。

金岳霖一九一四年赴美，先入耶鲁大学教育系，不久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哲学，一九一七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一九二〇年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二五年回国，次年任清华大

学哲学系教授，负责清华哲学系的组建工作。金岳霖是通过徐志摩的介绍认识林徽因的，从此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三十年代，梁家住在北京北总布胡同3号时，由于林徽因的关系，他们家成了有名的社会沙龙，常常高朋满座。林徽因扮演的是“闲谈主持人”的角色，以她动人的谈吐和才气吸引了众多的社会人士，经常到访的朋友有胡适、沈从文、张奚若、邓叔存、钱端升、徐志摩、李济等，可谓名流云集。一天，徐志摩带来了他的朋友金岳霖，金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人们都称他“老金”。“无疑地，徐志摩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金岳霖——他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是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的知识分子，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关于金岳霖，冯友兰曾经这样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冯友兰《怀念金岳霖先生》）虽然金岳霖是一个满腹学问的大教授，留学过欧美，见过许多中外女子，但他却很快被美丽年轻的女主人迷住了，金也深受梁家的欢迎，成了梁家常客，作为单身汉，不久就搬到了梁家的隔壁。“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个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显然就在这个时期，林徽因也爱上了这位理性又能说会道的哲学教授。这使她非常苦恼，但又不知如何处理，最后只好向丈夫求助。关于这件事，梁思成后来有一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们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一九三五年林徽因与金岳霖、费慰梅、费正清、梁再冰等在天坛

这是林徽因去世多年后，梁思成亲口对他的第二任夫人林洙说的，自然是可信的，也算是对世人澄清了事实。

从金岳霖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真正体现了他的绅士风度，从此金岳霖与梁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的爱是高尚无私的，他爱林徽因，他愿意为梁家牺牲自己，并把自己完全融入了梁家。这是一种常人很难做到的爱。“他是把自己从属于梁家的。当然徽因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漩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他当然是爱她的，但是无私地和坦诚地爱她。他没有把她从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从此，金岳霖就与梁家联系在了一起，基本上成了梁家一员。他已经离不开梁家了，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和梁家住在一起。金岳霖曾给费慰梅写信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这句话也表露了金的心迹。

七七事变后，梁家和金岳霖离开北京，一九三八年三月辗转到达大后方昆明。梁思成仍在营造学社，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执教。这一段时间是林徽因一生中物质生活最贫乏的时期，常常接受远在美国的朋友费慰梅的接济。此时的林徽因病弱多病、营养不良、生活拮据，早已与北总布胡同时期判若两人，但在金岳霖眼里，林徽因仍像一尊完美的女神。金岳霖给费慰梅的信中说到林徽因时这样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惟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转引自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九三九年，梁家在昆明东北约二十里的龙泉镇龙头村为自己建了一套三间土墙青瓦的房子，屋后还有一个小花园。这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为自己设计的惟一一套住房。这套房子所欠的建筑费还是用费慰梅寄来的美金偿还的。老金很喜欢这套房子，就在旁边为自己加了个耳房，迁来与梁家同住，工作之余，就和梁家宝宝、小弟玩乐，或教他们英文。两个孩子早把他当成了家庭一员。

一九四〇年冬，为躲避日军对昆明的轰炸，梁家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宜宾的李庄，金岳霖才与梁家分开。有一年休假，金岳霖也是在李庄梁家度过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抗战胜利复员时，梁家和老金一道从重庆坐飞机回北京。回到北京后，他们又住到了一起。

一九五五年，林徽因因病去世。在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蛰联手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副挽联多少透露出金岳霖的内心情感，在金岳霖心中，林徽因永远像人间四月天，灿烂而美好。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并没有因为林徽因的去世而结束。有一件小事可以为证。据说林徽因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忽然邀请一帮朋友吃饭，席间他突然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朋友们听了无不唏嘘感叹。

金岳霖终生未婚，他对梁家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他晚年曾撰文谈到他与梁家几十年的交往：“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而已。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胡同的继续。”（金岳霖《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这种终生不渝的友情也算是世间罕见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早已升华为一种高贵的情感。谈到林徽因，金岳霖年届九十时仍保持着一种高贵的缄默，他对采访他的陈钟英、陈宇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陈宇《情系四月千寻瀑，谊存天上人世间——金岳霖忆林徽因》）

金岳霖之所以在晚年仍不愿公开谈论他对林徽因的爱，也许因为他觉得这种爱只有他和当事人才懂吧。

主要参考书目：

《薪火四代》（百花文艺出版社，梁从诫编选）

《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

《记忆中的林徽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永生编）

《林徽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张清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