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的三栖人生

在现代文学史上，台静农这个名字常常和鲁迅联系在一起，很多人是从鲁迅的书信和文章中认识台静农的。

台静农一生走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以小说走上文坛的，作为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受到鲁迅高度评价；三十年代中期逐渐淡出文坛，埋首书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晚年以书法自娱，无心插柳，却成为名动一时的书法大家。作家、教授、书法家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三栖人生。

鲁迅赏识的小说家

台静农，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安徽霍丘叶集。父亲台佛芩是清末秀才，受过新式教育，曾在泾县、汉口、芜湖等地做过检察官、法院院长等职，思想维新，所以台静农小时就上了叶集的明强小学，与他一起上学的还有韦素园、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等人。这些小学同学后来大多成了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小学毕业后，台静农到武汉一所中学就读。因不满学校的保守制度，中学未毕业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旁听生。一九二四年转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勤工助学，主要从事民俗研究。曾回皖北老家搜集“淮南民歌”一百一十三首，次年发表在《歌谣周刊》上。

这一时期对台静农最有影响的一件事便是参加未名社。未名社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主要成员有鲁迅、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曹靖华等人，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为宗旨，侧重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名著及苏维埃文学理论与创作。一九二八年创办“未名丛刊”。未名社除了翻译苏俄作品外，“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应该说，鲁迅对未名社取得的成绩是相当肯定的，并认为它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

在鲁迅影响下，未名社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也许就因为这一点，一九二八年四月，由于山东省主席张宗昌的告发，北洋军阀政府以“共产党机关”罪名对未名社进行查封。未名社的成员在创作上深受鲁迅“未名丛书”和“乌合丛书”的影响，而在经济上，主要靠李霁野办门市部来支撑，当时韦素园和韦丛芜都有肺病，连他们的生活支出、营养费用都要李霁野负担。一九三一年，未名社终因经济拮据而解体。

未名社的人大多以翻译为主，只有台静农从事小说创作。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台静农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同时兼写诗歌散文。小说主要发表在《莽原》和《未名》杂志上，后集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分别于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年由未名社出版。这些小说大多反映乡村生活和小人物命运，揭露社会之黑暗，得到鲁迅高度评价，台静农一跃成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这一时期，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

一九二八年四月，未名社被查封，台静农第一次被捕。关于被捕的原因，他的小学同学和好友李霁野称：“因为我译的《文学与革命》惹了祸，我牵连了他，同被捕关了五十天。”（李霁野《从童颜到鹤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静农第二次被捕。据称在他家里发现了“共党宣传品”和一枚“新式炸弹”，结果证实完全是一次“误会”。所谓的“共党宣传品”只是曹靖华寄存在他家的翻译作品《第四十一》和《烟袋》，而所谓的“新式炸弹”只不过是王冶秋夫人高履芳寄存的化学仪器。

这次被捕引起鲁迅极大关注，他给曹靖华写信说：“近闻他的长子病死了，未知是否因封门，无居处，受冷成病之故，真是晦气。”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台静农第三次被捕，被送到南京关了半年。李霁野受牵连也被关了一周。

历经几次政治风波，同时迫于经济压力，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台静农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逐渐埋首书斋，开始了教书生涯。

与鲁迅的关系，对台静农的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台静农一生的命运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台静农与鲁迅的相识，据台静农晚年回忆，是通过友人张目寒介绍的。“关于未名社，台老说，他跟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都是通过张目寒结识鲁迅的。张当时在世界语专科学校读书，是鲁迅的学生，为人热情。”（陈漱渝《丹心白发一老翁》）在此之前，台静农在北大曾听过鲁迅的课“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显然那时两人还没有来往。

晚年台静农曾接受陈漱渝的访问，“他承认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他原来爱写诗，参加过‘明天社’，后来读了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又读了一些莫泊桑、契诃夫的作品，才把创作重点转向小说”（陈漱渝《丹心白发一老翁》）。台静农的小说风格与鲁迅十分近似，常常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反映人物的命运，揭露社会的病态。这似乎也是一个佐证。

鲁迅对台静农的小说十分偏爱，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了台静农的《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四篇小说，是收入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鲁迅自己的小说也只收了四篇，鲁迅还在序言中对台静农的小说做了热情的肯定：“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这种评价应当说是相当高的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台静农的赏识非同一般。

这一时期，鲁迅与台静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密切的。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两次回北京看望他母亲，这段时间与台静农交往较多。第一次是台静农与李霁野陪鲁迅到西山病院看韦素园。后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此事：“上午之纵谈于西山，是近来快事。”一九三二年回京，鲁迅做了五次公开讲演，也就是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此外还开了两次座谈会，都由台静农陪伴。鲁迅在北京时，台静农经常去看望，相与甚密，几乎无所不谈，包括家庭、海婴及亡弟等。鲁迅在给许广平信中欣慰地说“……静农、霁野……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都是看不见的。”

除了陪鲁迅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台静农还帮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台通过友人替鲁迅搜集南阳汉画像共二百三十一幅。

台静农对鲁迅的态度也是十分虔诚的，早在一九二六年，台静农就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由未名社出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本研究鲁迅的资料集。台静农对鲁迅的崇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统计，鲁迅生前曾给台静农写过四十封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与台静农的关系非同一般。一段时间，台静农被人们视为鲁迅最信任的朋友之一。这从鲁迅拒绝申报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也可以看出来。

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据台静农回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当时在中国作考古研究，很佩服鲁迅，想给鲁迅提名诺贝尔奖金。斯文赫定与刘半农熟识，请刘半农找鲁迅征求意见。那天，建功订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请客，刘半农把我拉到了一旁告诉这件事，要我写信给鲁迅。不料鲁迅立刻回信拒绝了。当时我们几个年轻朋友还有点失望，觉得鲁迅如果拿到奖金，拿回来办文学文化事业也好。”（舒芜《忆台静农先生》）

在斯文赫定鼓动下，大家也觉得如果鲁迅能得个诺贝尔奖，也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在大家的要求下，台静农给鲁迅写信征求意见，九月二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要他转告刘半农，谢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事。鲁迅在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可以说鲁迅是明确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也十分清楚。

关于此事，台静农晚年接受陈漱渝的访问时也提到了：“那是九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订婚宴，北大同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前往祝贺。席间半农把我叫出去，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半农以为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但是，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挡，他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我出面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结果鲁迅回信谢绝，下一步的工作便没有进行。”（陈漱渝《丹心白发一老翁》）

从舒芜和台静农的回忆看，两人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件事因鲁迅的反对而停止，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台静农的信任。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时，台静农正在山东大学任教。山大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不知是过于伤恸，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台静农只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鲁迅的逝世表达伤恸与缅怀之情。这几乎是台静农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怀念鲁迅。

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生前与鲁迅过从甚密的朋友和学生，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十年中，台静农却再未写过任何回忆性的纪念文章，这一点令人十分费解和困惑，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谜。与台静农有过交往的友人林辰曾希望他能写一点回忆录，台静农答道：“承嘱为豫师回忆录，虽有此意，然苦于生事，所忆复不全，故终未能动笔也。”

这话听起来似有道理，却十分值得玩味。连他的好友舒芜对此也感到不解和困虑，因为在台静农晚年出版的《龙坡杂文》中，写到了不少故人旧事，但关于鲁迅的人与事，居然只字未提，仅仅一句“苦于生事，所忆复不全”恐难以令人信服，用他的老友舒芜的话来说，“恐怕这也是一种‘人生实难’吧。以静农先生与鲁迅先生关系之密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舒芜《谈〈龙坡杂文〉》）。

白沙岁月

三十年代以后，台静农逐渐走下文坛，开始教授生涯。他第一次执教的大学是中法大学。据他自己回忆：“我首次教书应刘半农先生之约，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文系‘历代文选’讲师……”（台静农《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后来又先后到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京，这对台静农等爱国知识分子产生很大震动。“七七事变台伯从青岛返北京，我犹记得，日军入城那天台伯正在我家。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是，站在胡同口，垂泪望着插了日本太阳旗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了地安门大街。我回家向他们述说了情况。父亲和台伯一改昔日的谈风，凄然相对。而也就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台伯离开了北京。”（常韫石《燕都旧梦入清樽》）

不久，台静农设法离开了日寇占领下的北京，辗转到了大后方成都。此后抗战时期台静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初期入川时，他和好友李何林应聘在国立编译馆工作。那时的生活与北京已经天壤之别，台静农女儿回忆说：“父亲当时在编译馆工作，收入根本不敷家用。姐姐入国立中学就读，其实也就是国难期间的收容所。我和妹妹辍学在家，每天步行二十里去镇上打油背米，下午至山中挖菌、寻野菜。偶尔我还下水田去拾田螺、捉黄鳝。次年弟弟出生，母亲更为辛苦。……我还记得那间泥墙泥地的小‘堂屋’中，挂着父亲以红纸写的对联：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门口挂的是白纸写的‘半山草堂’。父亲经常不在家，一两周才返家一次，总是提着几两白酒。有时想写字时就以红土浆为墨。”（台益坚《爝火——追悼先父台静农》）

后来编译馆迁走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开办，台静农就留在了女子学院。一九四四年三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台静农一直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段时间是台静农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岁月。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设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长江边上一座小山上，离白沙镇约五六里。山名白苍山，山下有条小溪叫驴溪。学校依山而建，共有几十幢土墙瓦顶的房子。学生的食堂是一个大芦席棚，非常简陋，从里面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学校共有六百多个女学生。虽是草创的学校，当时却网罗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如院长谢循初、英文系主任李霁野、历史系主任张维华、国语专修科魏建功等，此外还有胡小石、罗季林、黄淬伯等一批名教授。台静农最初任国文专修科主任，后来兼国文系主任一职。

当时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我们住的是土墙矮房，点的是桐油灯，吃的有时是霉米饭。但是，胡老师讲的楚辞、唐诗，魏老师讲的文字学、音韵学，台老师讲的鲁迅《小说史略》，吴老师讲的宋词却似山珍海味一般滋润着我们。老师们各有风采。胡老师学识渊博，讲课生动，魏老师上课严谨，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台老师那朴实宽厚的态度，那爽朗坦诚的笑声，同学们都喜欢台老师，因为他和蔼可亲。那时，台老师就写了一幅字给我，还给我刻了两枚图章。”（濮之珍《台静农师》）

台静农家就在半山坡上一个土屋里，他在女子学院开的课主要是中国文学史。当时是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共同必修课，经常两个年级合班上课，一共也只有十多个人。无事的时候，台静农就临古帖打发时光。

当时的教授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烧饭的柴都得自己上山砍。“那时各家做饭都用木柴，买来的木柴都要自己再劈成小片……我们家的一把，刀背厚重，刀锋犀利，劈起来省力好用，静农先生和柴德赓先生都常来借用。有一晚，静农先生到我的宿舍谈到夜深，借了劈柴刀去，临行时，我看他一手提灯笼一手提刀，想着他这个样子走在深夜山上，觉得很有趣。他也把手里的刀扬一扬，笑道：‘路上还可以做一票生意哩！’”（舒芜《忆台静农先生》）这段文字是对台静农那段生活的真实记录。

教学之余的惟一乐趣大约就是深夜到朋友家互访。四川多雨，山路又滑，大家都穿那种当地生产的桐油钉鞋，既结实耐穿又防滑。台静农常常夜晚穿着钉鞋，打着纸糊的小灯笼到朋友家访问。当时没有电灯照明，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家家点桐油灯。“那时教师的生活很清苦，静农先生家庭人口较多，经济负担很重，但是他在亲自上街买米，亲自劈柴之余，仍然自得其乐，每天午饭总要喝点酒，爱吃炒得很硬的炒饭，常常一碗炒饭，两碟咸菜，就那么下酒。客人来了，他没有客套，也没有架子，一面继续喝着酒，一面谈天。”（舒芜《忆台静农先生》）

即使在战争环境下，台静农治学也十分严谨，写好的文章再三打磨，不轻易发表。有几篇写了很久的文章《两汉乐舞考》和《南宋人体牺牲祭》，都整理好了，却迟迟不愿意拿出去发表，舒芜问他为什么不拿出去发表，他坚持说要放一放再看。直到一九四五年女师学院要出《学术集刊》时，向他索稿，他才把《南宋人体牺牲祭》拿去发表，而《两汉乐舞考》则一直等到后来到台湾，才拿出来发表。

台静农手迹

台静农为人十分宽厚随和，对学生十分爱护，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刚正不阿。

抗战胜利后，许多迁到大后方的高校都纷纷回迁，当时统称“复员”。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抗战时期在白沙创办的，本来不存在复员问题。可当时冠以“国立”名义的师范学院除了国立师范学院，就是女子师范学院，既然是“国立”的，大家都希望跟随政府一起复员，改善环境。而且当时教育部的一位要员也曾表示女子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可以随政府迁走。所以抗战胜利后，大家都希望政府兑现承诺，把学校迁到南京。正当大家满怀希望的时候，教育部却突然改口，最后决定把女子师范学院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那里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战时校址，现在交大复员回上海，却让女子师范学院迁进去，这一决定粉碎了师生的希望，也让师生感觉受骗了，大家都被激怒了。于是，学生罢课，教授罢教，一致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女师院风潮一时闹得很大，但罢课风波不仅没有改变政府的决定，反而刺激了当局，结果院长谢循初被撤职，学校被解散。教师重新换发聘书，学生不愿登记到重庆的一律开除学籍。看到木已成舟，大部分学生只好妥协，少数未登记的学生面临被开除的危险。

为了学生的前途，台静农想方设法，找地方名人出来斡旋，少数原先未登记的学生最终也被承认学籍。学生的学籍都解决了，但台静农却坚决拒绝接受学校的聘请，主动辞职，以示抗议。当时一起执教的好友舒芜也一同拒聘。临行前，台静农还为学生题了一首诗：“观人观其败，观玉观其碎。玉碎必有声，人败必有气。”（舒芜《忆台静农先生》）

一九四六年五月，台静农给林辰写信道：“弟为抗议教部处理失当，已自动引退。现拟暂住白沙，再定行止，倘不东下，则去成都。至于目前生活，则变卖衣物（反正要卖去的）尚可支持些时，友人亦有接济也。”同年七月在给林辰（诗农）信中又再次提到此事：“今日教育派系之争，在在皆是，女院此次风潮，弟只有看不下去而引退，回想昔年女师大之事，对之惟有惭愧。”

一九四六年十月，台静农接受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聘请跨海赴台。台静农乘坐的是招商局的“海宇轮”，这是一只由美军登陆舰改造而成的二万吨级的大型货轮。同行的还有他在辅仁中学时的一个学生方师铎。台静农原以为和以前一样，只是暂时离开，没有想到这次他却彻底离开了大陆，从此再没有回来，留下了永远的乡愁。

名士派书法家

一九四六年，台静农到台湾后，住在台北市龙坡里九邻一幢台大宿舍，原以为只是在这里歇歇脚就换地方，因此为书房取名“歇脚庵”，他没想到这一歇竟是四十多年，后来见乔迁无望，干脆请张大千写了“龙坡丈室”小匾挂在门口。

关于台静农为人，老友舒芜是这样写的：“初见静农先生的印象就特别好，深灰色的布长衫，方形黑宽边眼镜，向后梳的头发，宏亮的皖北口音，朴质，平易，宽厚，温和，可敬而可亲，或者首先该说可亲，而可敬即寓于可亲之中，没有某些新文学家的‘新气’，没有某些教授学者的‘神气’，我知道他曾三入牢狱，可是也看不出某些革命志士的‘英气’。”（舒芜《忆台静农先生》）

李霁野说：“静农为人宽厚，待人诚恳，有正义感，嫉恶如仇，很得朋友们欢喜。”

台静农在台大前后做了二十年的中文系主任，主要讲中国文学史、楚辞和中国小说专题三门。台静农并不是那种侃侃而谈的教授，他注重启发式教育。“台老师无论上哪一门课，都是向来不讲闲话，大多的时间，用来抄写黑板。他的板书，和他平日的书法一样，苍劲中略带秀娟，煞是好看，老实说，台老师是不懂得说话技巧的人，所以他的课，通常是他静静地在黑板上抄写他的讲义，学生静静地在讲台下记笔记。”（吴宏一《侧写台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台静农的口才非常一般，不善言辞。“老师在讲台上的口头禅‘那么、那么’，几乎三句两句的出现……”（张敬《伤逝》）对此，他的朋友舒芜也有同感：“静农先生不能算是长于口才，不善高谈阔论，但是他的清言娓娓，时时开些玩笑，我觉得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舒芜《忆台静农先生》）

台静农不长于演讲，并没有影响他与学生的关系，他对学生特别友好，也很得学生喜爱。台静农在台大讲小说史时，指出《太平广记》是必读书，要求每人都找来读读。有次一个学生故意淘气，说他没有书，并一个劲地诉苦，希望老师能借给他。学生只是开玩笑，没想到台静农慨然允诺，下次上课时真的把一套十册的《太平广记》私人藏书带来借给他，令一班同学羡慕不已。

台静农喜欢烟酒，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爱好，拜访时也多以名烟好酒作礼物，他也来者不拒。台家十分简朴，但好烟好酒从不缺少，学生来了，也常拿好烟好酒招待学生，与学生同乐。所以大家开玩笑说，要做台老师的学生，首先要学会烟酒。因此他的女弟子林文月送了他一个“烟酒贵族”的头衔：“有一回，我见到他身上穿了一件烧破一个洞的旧毛衣，却以名贵的烟酒招待来访的学生，便脱口而出，送他‘烟酒贵族’的封号。台先生似乎并不讨厌，有时也和人说笑：‘两袖清风，林文月却封我做烟酒贵族哩！’”（林文月《台先生和他的书房》）

台静农的豁达，留下许多佳话。他的弟子方师铎曾谈到他两件趣事。当年从大陆赴台时，台静农身无分文，与方师铎同行，方曾经是台静农当年教过的一个学生，对他十分尊重，得知他到台时已经不名一文，当即把身上带的几百元钱分了一半给他。台静农也不客气，拿起钱就放到口袋里，谢也不谢。下船时，台静农还对自己学生说，“我们找个小馆子，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请客”。另一件事更为有趣。台静农到台湾后，因为要养七口人，常常入不敷出，经常在家门口一个小店赊烟抽，由于久赊不还，店老板拒绝继续赊欠，弄得台静农有时十分尴尬。台静农对门一个历史系的教授朋友知道后悄悄地替他付了账，他明明知道是朋友替他还的账却也不上门道谢。这就是台静农的名士风度。

台静农为人十分豁达，就连死亡也看得很淡。一九九〇年得知自己患了食道癌，台静农不仅一点也不沮丧，反而微笑着对子女们说：“没想到我中了头奖！”

其实名士风度只是台静农的表象，在名士派外表下，他的内心是非常寂寞的。于是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写字上，以排遣寂寞，打发时光。

虽然早已离开了大陆，但在台湾当局眼里，他始终是个异类。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静农仍然是台湾当局重点“关照”的对象，经常有一男一女两个特务在台静农家门前不远的小巷里做品茗状，暗中监视着台家一举一动。有时还可以看到一辆可疑的吉普车停在不远处窥视。在这种类似软禁的环境下，台静农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他在《书艺集》序中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他的妹妹也道出了个中缘由：“大哥在教学之余，以写字排遣心情。他还偏好画梅、刻印章……苦中作乐，以致他右手掌握笔管处凹下去一块，皮肤略呈暗黑剥落。”（台珣《无穷天地无穷感——忆兄长台静农》）面对现实，他只能对自己心爱的女弟子林文月慨叹：“人生实难。”这四个字包含了许多无言的酸楚。

政治上的黑暗，以及对家乡故土的思念，都融到他的书法中。“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落叶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台静农《浮草序》）有时他借书法直抒胸臆，在给远在大陆的妹妹写的一幅字中，借苏轼《夜归临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抒发自己内心感受，而晚年给朋友写的一首诗“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更是反映了他内心无边的寂寥和对大陆家乡的无限思念。

台静农来台后的各种不如意都深埋在心底，而“不愿人知”，但对他的弟子林文月算是个例外。一九七五年台静农把在白沙时代抄的一幅写有四十五首诗的诗卷送给林文月，上书跋文：“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又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抄付文月女弟子存之，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诗卷后面留有二印，一个是“澹台静农”，另一个印上刻着“身处艰难气如虹”。外表的洒脱与内心的苦闷形成极大反差。因此有人评论说“他的书法也是他人格性情的表现”、“是他与时代挣扎的结果”。这番评价总体上是精当的。

台静农在台湾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并非一日之功，他对书法的喜爱其实可以追溯至他的童年时期。

一九八五年，台静农出版《书艺集》，在自序中说：“余之嗜书艺，盖得自庭训，先君工书，喜收藏，耳濡目染，浸假而爱好成性。”

台静农楷书对联

台静农的书法，最初受到父亲的影响，后在白沙时期有了很大进步。他自述：“抗战军兴，避地入蜀，居江津白沙镇，独无聊赖，偶拟王觉斯体势，吾师沈尹默见之，以为王书‘烂熟伤雅’。于胡小石先生处见倪鸿宝书影本，又见张大千兄赠以倪书双钩本及真迹，喜其格调生新，为之心折。”（台静农《书艺集》序）关于台静农的书法源流，有人曾这样说：“台先生的书法是大家公认最高的。先生初以二王为基础，以篆隶作根本，于《石门颂》最见功力，而行草由取法米元章、黄山谷，而转参倪元璐。由于先期功夫之深，楷隶根柢之固，取晋唐宋元之长，融倪元璐之欹正相生，乃能苍润遒劲、姿态横生、转折豪芒、顿挫有致、笔势翔动、创意盎然、气味逸雅。……台先生也能画，所画梅兰，笔墨生动、极尽雅致，当由读书万卷，故笔墨之间，自然流露书卷气。”（王静芝《台静农先生与我》）

对台静农书法艺术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倪元璐，另一个便是他的老师沈尹默。一般人认为他受倪元璐影响更大。“静农先生大概对晚明文学艺术有深好，那时已开始写倪元璐一路的字，后来来台湾后成为一代书法宗师。”（舒芜《忆台静农先生》）著名画家兼好友张大千对他的书艺更是给予高度评价：“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

台静农爱好书法，多为自娱，或与朋友玩赏，很少公开展览。八十岁后，在学生、师友一再要求下，做了一次展览，结果引起巨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日本书法界也为他出了一本书法集，从此声名大噪，慕名求索者不绝于途。

台静农写字，纯粹是为消遣，多半送给过从甚密的师友学生，从不牟利。八十岁后，前来索书的人越来越多，在大家一再建议下，才勉强收点润格，换点烟酒。随着台静农在书艺界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以拥有他的书法为荣，一些附庸风雅的人通过各种关系送来最好的宣纸以求一字，但台静农对这些人嗤之以鼻，常常信手就将送来的宣纸扔到书架上，束之高阁。有时想到要给某个好友写字，手边又没有纸，就信手从扔掉的纸卷里抽一张写给友人。台静农对自己的学生几乎有求必应：“大学友生请者无不应，时或有自喜者，亦分赠诸少年，相与欣悦，以之为乐。”（台静农《书艺集》序）台静农给人写字，也完全是一副名士派做法，不拘泥俗套，全凭兴之所至，“据我所知，台先生时常如此即兴馈赠字画，令人受宠若惊。他送给学生及幼辈字画，时则有上款、下款与印章齐全，时或缺其一二，有时甚至无款无章，或者利用裁余的纸条写一些前人集句对联，也都是趣味无穷，教人最爱不忍释”（林文月《台先生写字》）。

台静农的字可以说是他的人生与艺术的统一，他把自己内心的全部情感都融入他的书艺。他的书法已经成了他人格的化身，真正字如其人。正如著名作家董桥所言：“台静农的字是台静农，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不随随便便出去开书展是对的。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把心事满挂在展览厅里毕竟有点唐突。”“台先生的字我看了觉得亲切，觉得他不是在为别人写，是为自己写。他的字幅经常有脱字漏字，但并没有破坏完美的艺境，可见他的书艺已经轮回投进他自己的人格世界里。”“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而台先生的字则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董桥《字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