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报人的泪光

钱钢

刘鉴铨先生是一位报人。《无住生心》以“报人”为尊称，我猜想，这不仅因为本书主人公曾获马来西亚“国家报人奖”，更可能是作者想用华文世界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称谓，作为刘老总生涯的标识。

汶川大地震后不久的一天，我和妻子于劲在八打灵再也的星洲日报社和刘鉴铨先生有过短暂的倾谈。我们不熟，却一见如故。信马由缰的谈话，温暖、亲近，偶有心与心的碰击。已经无法追忆谈话内容，然而清清楚楚的，我们记得刘先生眼里一闪而过的光亮。是的，是泪光。

读《无住生心》，就是读这一抹光亮。字里行间，可见黑苍苍的大山，有经年的腐叶、荆棘藤萝、猛虎，还有缠足的毒蛇。那个习螳螂拳自卫的少年，小心节省地舔着仿佛印着细密年轮的圈圈饼，走出这山，却步入另一片更凶险的丛林。这是一位报人的生命史，也是《星洲日报》这份报纸生命史的重要一章。

报人是报刊业从业者，但并非所有办报者都配得上“报人”之名。为强权奔竞的社长、总编，大概更愿意称自己是官员；金钱至上的报老板，也对“报人”避之唯恐不及。报人视报刊为公器，讲人格、讲报格，不媚强梁、不阿群众，有所争有所不争。然而这一切，知易行难，在大变动时代，在转型社会，尤难。

今天的转型，肇始于政治与社会的演变，亦发端于资讯科技的腾飞。人们已在预测，某年某月某日，报纸将寿终正寝。然而我坚信，变形、消失的，只是资讯载体的外在形态。即使有一天，触摸屏上的浏览完全代替了印刷媒体的阅读，媒体传统的基因仍将长存，“报人”独有的气息仍会飘漫，前辈报人的故事，依然会令真正的传媒人心驰神往。

报人，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或许嗜书如命，却与术业有专攻的学者风格不同；或许不乏才情，却不是天马行空的艺术家；他们天天和政治打交道，有时简直成了“政治动物”，但老实说，他们绝大多数不适合从政，因为他们生性太率直天真。

选择做报人，是选择一种人生。我曾对大陆的传媒朋友说过：新闻，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的事业，是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的使命，是浪漫的人从事的一锤一凿的艰辛劳作。《无住生心》说的，不也正是这样的故事？

报人赖以支撑自己的哲学，其实不深奥，甚至可以说“卑之无甚高论”。本书记述的报人生涯，定会勾起台湾同行的记忆，让他们回到那并不遥远的“黑夜里寻找星星”的昨天；会让中国大陆同行掩卷叹息。深山里的石竹，从岩石缝隙里顽强探头，追着一缕阳光扭曲生长。这不正是华文世界众多追求新闻自由的人的真实写照？

刘老总说，新闻自由其实就是吹气球，你吹得太大，气球就会破，但你不用力去吹，气球就越来越小，你就越来越远离真相、远离正义，读者就会离你而去；刘鉴铨先生说，媒体受约束的范围，犹如一个圆周，一个听话或者胆小怕事的新闻人，会一直停留在圆心，其实在圆心和圆周之间仍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好的新闻人，应该尽量去接近圆周，在踩中地雷之前，还有很多发挥空间；他还说，在火山和地雷阵前，要选择绕行的道路……

他不会为此自豪。这些话语是苦涩的，它折射出现实的冷酷，透出深深的无奈，很难被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青年认同，甚或会招来误解乃至攻讦。马来西亚的报人在“丛林”中有自己的“螳螂拳”，无独有偶，中国传媒有“猴拳”，他们形容自己是在“八仙桌下打猴拳”，制约重重，唯有靠毅力和智慧撑开空间。

在史书和现实中，我认识许多报人。他们挺身站立，但称不上参天大树；各有其勇，但未必成为英烈。他们带领着长长的队伍，为将士愁，为粮草忧，风里雨里，踉跄前行。他们配得上“上善若水”的哲言，因为他们甘愿“处众人之所恶”。他们并不炫目，但在自己认定的位置，执拗地、恒久地发出微弱的光。

新闻事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我爱这个事业，它是亿万点星光汇成的浩瀚银河。在那里，有刘鉴铨先生的一抹光亮。

（钱钢是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