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二 替一位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

无住生心:一代报人刘鉴铨 作者:(马来)萧依钊


序二 替一位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

王健壮

其实,我跟刘鉴铨先生至今只有一面之缘。

时间是2010年11月9日,地点在台北市新舞台,他是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海外地区得主,我是台湾地区得主;我们两人虽比邻而坐,但因为彼此陌生,那天晚上我们之间仅仅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

在与刘先生初识前,他的名字我当然早就听过;他的故事——一个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老报人的故事,我过去也略有所知。但当我看到萧依钊写的主旨是“I need your help”的那封e-mail时,我仍然犹豫了一会儿:为一本纪录刘先生报人故事的书写序言,可能太冒失了吧?我虽知其人其事,但终究与书中主角只有一面之缘,可能不太适合吧?但几个小时后我回e-mail给依钊:“我虽然只跟刘先生在台北见过一面,但能替一位华文媒体令人尊敬的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我义不容辞。”

我对“报人”这两个字、这样一种角色,一向有解不开的情结。几年前,我曾为香港《明报》副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举目不见一个报人”,文中既感慨文人办报的传统已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也感慨新闻圈中已无人再以报人自期,许多人对市场规则妥协,没有人再以追逐影响力作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我甚至很悲观地做了一个预言:“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永远只是个梦。”当年的预言,证诸台湾今日媒体的动荡起落变化,不幸果然成真。

但台湾地区已经消失的报人身影,却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萧依钊曾说:“(20世纪)70—90年代,我们马来西亚的新闻人都在仰望台湾。”所谓仰望,就是仰而望之,有羡而慕之的意思,也有学而习之的味道;但夸张一点说,那个年代的台湾媒体即使不是华文媒体的典范,起码也是个模范生。

2010年12月下旬,我应依钊之邀与香港名嘴杨锦麟组成“港台二人转”去吉隆坡与槟城演讲那几天,我从《星洲日报》版面的字里行间,却仿佛看见了70—90年代台湾媒体的影子,依稀旧时影,让人蓦然又怅然。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走过的路,坎坷一如早年台湾媒体。刘鉴铨先生说马来西亚新闻人头上有“五把刀”,台湾地区当年在“戒严”时期新闻人头上的“刀”可能逾九把;刘先生警告年轻记者新闻线上有许多“地雷”,台湾地区当年更不知有多少人因误踩“地雷”而受害受难;刘先生那一代的马来西亚华文新闻人曾经历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与1987年的“茅草行动”,台湾地区媒体当年卷入的政治事件数不胜数。

马来西亚媒体目前正走在新闻自由“多少”的路口。如果哪一天政治彻底松绑了媒体,头顶上的“五把刀”消失了,脚底下的“地雷”也扫除了,马来西亚新闻人也要像现在的台湾地区的新闻人一样,面临着新闻自由“好坏”的考验。刘鉴铨先生说“政治令人性的丑恶毕露”,“一半的真话也要说”,不仅表示他一生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有无”,也代表他对新闻自由“多少”的期待。

刘先生也许不喜欢被人以英雄视之,但新闻事业在本质上从来就是英雄的事业。一部人类新闻史,或者说一部华人新闻史,都是英雄写的历史,记载的也都是英雄的故事;刘先生从山林之子一步步蜕变成报人,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让《星洲日报》一步步从小报变成大报,当然更是英雄写历史,他的故事也当然是英雄的故事。

报人之所以被称为报人,就像reporter被称为journalist一样,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证明他们有道德勇气,也有进步意识。华人新闻史中“报老板”何其多,像刘先生那样被人称为“老总”的人也何其多,但报老板与老总能被当代人甚至后辈人定位为报人的却寥若晨星;“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蒙,这个启蒙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我一向很喜欢Hannah Arendt的这句话,也经常用来形容我尊敬的一些新闻人:“他们是黑暗年代中不间断地在闪烁的那些光亮,烛照当年,也引领后世。”

我虽与刘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就像他办公室挂的高适写的那首诗的那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虽非刘先生知己,但识君久矣,能替他的故事添加一点注脚,并写下Hannah Arendt那句话送给他,代表的是一位台湾老记者向马来西亚老报人的致敬。

青山不老,这是个隐喻,形容刘鉴铨先生,也形容他奉献五十年的《星洲日报》:他们的历史,“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

(王健壮是著名评论作家,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社长,现任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