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辞典》序

《红楼梦》（《石头记》）传抄问世之后，到乾隆末年便有“红学”专著出现，其中已经包括着对于个别词语、典故的寻绎与解释。清末文士杨掌生，自言多年留意疏记《红》书中所见典章、制度等条目，引据书册，以为笺注，积至二千馀条。旧日（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排印以前）坊间流行本《红楼梦》（又称《金玉缘》），卷端例有多项“附录”，有一项叫作“音释”，就是把《红》书中的新鲜冷僻的字眼，摘出而注音加释。这些“事例”，表明了读《红》之人需要注解以为之助，而且早已有了“辞典”的滥觞和先河。本辞典正是从此一源流发展而来。

以上举了三种往例。我觉得这个“三”也并非偶然之数。在我看来，《红楼梦》这部书的内涵和性质决定了以上三种注解的必然产生。试为分疏，以明斯义：

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略与太史公所写的虞卿相似，可是他单单选取了野史小说作为表现形式，而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市井之人”（即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细民”），雪芹在书的开头就明白无误地点出了这番意思。这就决定了《红》书的通俗性质。大量口语的运用，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而这些口语，向来是缺少“定字”的，因此脂砚斋常常赞赏雪芹为这些俗语审音选字的才能（如“冷风朔气”的“朔”字^①），或者径行指明某字出于《谐音字笺》（如“”字^②）。这些，可说是全为“市井”、“细民”而设，并不是给学士鸿儒们看的。这一类词语，不妨说是构成《红楼梦》语言的主要“成分”，自然是辞典选设词目的重点。

这一类，虽属日常习用惯闻之语，也因时代、地区、场合等条件的改变而需要注释。如“理论”一语，是“理会”、“留意（筹思、处置）”的意思，“不理论”就是“无心、无暇去管顾（人或事）”。这要注。“罢了”一词，如只注成“完”、“已”、“休”等字面义，则完全不能体现它在《红》书中的实际用法，其口吻神情，随文而异，含义丰富。如宝玉对某人某事“也只得罢了”是说他无可如何，只好放过去。若贾母见了某一事物（如食品、菜肴）而说“这个到罢了”，那却是对它的很高的评价（实意是“也行了”、“也过得去了”）。这些当然更需要注。再如“白”这个副词，一般只知道有“白说”、“白费”，即徒然枉作之义，可是如果你拿这个意思去读曹雪芹的书，便不能到处通行——等到你看到本辞典对这个“白”字的解释，你当会暗自惊讶：原来它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而这些，你在一般辞书中大约是找不齐全的。

由于历史时代的推迁，以及社会条件（地区、民族、阶层、家族、职业等）各异，古代作家使用语言往往有他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例如曹雪芹指称某些人时多用“一起”，而不常用“一伙”、“一群”。他写下的口语，如从语言学角度去看，已属近现代范围了，可是你在《红》书中找不见“现在”，而总是用“这会子”；找不见“行不行”、“可以”、“与否”等字样，而总是用“可使得”、“使不得”。你也绝不会找见目今文艺作品中大量使用的“不过”，而总是用“但只是”……这些未必都能在辞典中获得显示，但是研究《红》书语言的人，却不能置而不论^③。

嘲骂坏女人，如贾府中人问智能儿说“你师父那秃歪剌”如何如何，这里的“歪剌”乃“歪剌骨”之省略语。表示忽然、蓦然意思时，说作“忽喇巴儿”。这类词语，记得像《长安客话》这种书都有记载，是北京地方土语，来源甚早（疑心或与金元等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有关）。这自然更需要注解。

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这样罢了”、“可不是”、“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假如将“可不是”译成了“但非”之意，岂不是一个笑话。关于这一类，辞典如何处置为宜，我还拿不准，或许注一注也还不算多馀吧。

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

如上所云，既然《红楼梦》读者对象是市井小民（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谓“一般群众”之意），可知此书虽是以叙写两府一园为主，其所涉之社会面却是十分之广阔。在这一意义上，才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种比拟措词。这意思倒是不差的，只不过前面须加“清代”二字方可。书中写到了各种社会生活，各个层次，各个角落，作者曹雪芹真好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全能者，他从诸多的方面和角度，记载了那些人与人的关系和礼数、风俗、习尚、言谈、举止。这些，绝大部分随着时间消逝而不复存在了，连杨掌生那时候都已感到需要疏记了，何况在这“世变日亟”的百年之下的今天。这层道理最明显，最无待烦辞。应当为之补说几句的是，为什么单单《红楼梦》具有了这个“百科”的性质？别的小说自然也有一些，但总比不过它，这道理安在？其原因之一，就是这部“野史”的性质使它具有更多的“史”的意味和色彩，其间的形形色色，可谓之“历史万花筒”，极其丰富绚丽。它的万象森罗，遂使《红楼梦辞典》必须具备另一特色：应当注解这些已经消亡和正在日益消亡的以及实存而形异或名存而实亡的历史事物。

《红》书开卷不久就写英莲去看“社火花灯”。社火是什么？“火”与“灯”连，既同属元宵之景，很容易混为一事。一个英译本就是如此理解的，而不知社火就是“过会的”（迎神赛会的“会”），亦称“社会”，火即“伙”字，它是民间舞队，高跷、龙灯、旱船……种种不一。它们巡回表演，也“撂场子”，有舞蹈，有音乐，也有歌唱（另一英译本将“社火”译成“哑剧”，也不尽恰当）。这个，单看时若是不懂，倒也无关宏旨，“不伤大局”，可是毕竟是“不求甚解”之风，而且妨害了译本的准确，总是一种损失。“祖母绿”是宝石名称，原是记音（有几种不同的记音法），与“奶奶”无关，而一种日译的某书竟把此词的“祖母”当作奶奶属于“上句”了，“绿”字分割使入下句。贾宝玉题咏潇湘馆，说是“秀玉初成实”，这“实”是指“竹实”（也叫竹米，好像是竹子结的籽粒，传说凤凰以此为食），却被人当成了“果实”。元春卤簿仪仗中的“冠袍带履”，是四样礼服，但也有的竟把履认作“拖鞋”。诸如此类，也难悉数。辞典对此，都应该予以确解，庶无传讹沿误之弊。

这类历史名物，也构成了本辞典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评论意见常常指出，《红楼梦》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记录，两者不可混淆。这其实是多虑了，而且似乎不大明白我们中华文化史上还有自己的民族传统的特点更应首先留意，这就是我们的一部几千年文学史上“文”与“史”的那种丰富而微妙的联系关系。小说，今人（特别是只讲西方文艺理论的）目之为“文学作品”的，古人则目之为“野史”。我国古代小说原是史的一支，所以正统史家曾讥嘲《晋书》、《南史》、《北史》等都是“小说”，这在《史通》与《通释》都可看得十分清楚。与雪芹同时的学者章学诚则主张“六经皆史”，并评论《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我们的古代小说作者，是在这个传统观念下执笔写作的。至于《红楼梦》，更是如此，它有意地隐去了“朝代纪年”，可是杨掌生却单单为它疏记二千馀条历史典实之类的注解。有心之士，对于这种种文学现象，当会引起深思而寻绎其中道理。辞典中的这一批历史名物词条，虽然已是散碎的罗列，但毕竟还能让人看到在其“背后”，隐隐约约，另有一条中华文史传统的线索。

美国的比较文学家兼“红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教授，在撰文论述中国长篇章回小说时提出，传世的这些部名作，形式上好像是继承了自宋代以来的“说话（说书）”的传统，而其实却都是出自文人的手笔，两者是很不相同的。我认为这一见解很有眼光，而这个事实也是很重要的文学现象。不懂这一层道理，就会把一些问题搅乱^④。但我想在此补充一点，就是曹雪芹这个“文人”，既有中国历代文人的共同特点，又有清代满洲八旗文人的更大特色。忽略了这后者，也会将《红楼梦》拉向“一般化”，抹煞它的许多特殊性质和风格。这种文人的文化素养加上特性特习，就使得《红楼梦》带上了极其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奇妙的色调和气质，风格和手法。假如不能理会中国汉字文学艺术传统和华夏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造诣和修养之深之高，那就永远也无法真正谈得上理解与欣赏他们的作品。正因此故，就又发生了“第三方面”的需要注解的“词目”或“词条”。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分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可是，我们中国的诗，最讲究“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甚至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而辞典却无法管顾“言外”和“无字处”。这样，剩下来的就是文学词语、历史典故、词章知识、戏曲情节、名人轶事、艺术美谈……等等方面的“词目”——仅仅这，其数量也还是可观的呢。问题又不在数量，而在于它们在《红》书中不同于“一般运用”，它们的出现和安排与情节内容（特别是与后文）的联系都是极其巧妙精细的。辞典的职责势不能停留在解释“字面”意义上；然而若对那么多诗、词、曲、酒令、灯谜、对联、匾额……一一作出“红学讲解”，又必将引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纠葛。辞典只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掌握一定的分寸，作出初步的说明，以期可供参考。

粗略说来，一部《红楼梦》辞典基本上要包含上述几大方面的内容。还有书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也是不能阙如的部分。本辞典的构成，大体如此。我看是可以的。这些词条，有的属于“红学”专门范围，有的与“红学”并无必要关系。但也有难分的，比如宝玉有一次与茗烟偷出家门，到北郊“水仙庵”，入门便见塑像是“洛神”。这水仙、洛神，看似一般词语，而实际又暗指落水而亡的少女——首先是金钏，还包括或隐射其他女主角。这就是迹象上是一般名词，实质上是红学上的艺术象征与隐寓手法，进行注释时，只顾“一般性”是不行的。

这些复杂的关系，我想应当在此总说一下。

这部辞典的用意原是为一般读者而设，期于有助于他们在阅读小说时减少困难，是一个“初级”的小型简明辞书。它的水准定得不是很高。但一做起来之后，便觉到原先估计的“型号”太小了，这还是轻看了《红楼梦》的巨大涵容量。规模不得不随着工程而扩展一些。更重要的是，如我早就想到的，这个工程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一解“词义”的事情，只需“技术编排”就行了；这个工程必然要包含着学术的性质和“能量”。果然，等到做出来，就发现它有不太低微的学术价值。比如，本辞典的设计，选摘词目只限于两种大量印行的普及本，即本书所称的“旧行本”与“新校本”（请参阅《凡例》）。前者的底本是“程乙本”，即程、高等人改窜原书文字最多最厉害的本子；后者的底本是“庚辰本”，基本上可以代表一种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在两者相同的词目之外，就还有大量的两者不同的（指同处对应的）词目。这就等于给原著本和续改本摆出了一系列的文字比照，不但可供读者寻味其优劣短长，更可供研究者审察考辨。

同样，在原著与续书之间，曹雪芹与程伟元、高鹗等人各自对某些词语的用法习惯，在这部辞典中得到了对比显示。学术界至今还对原著八十回与续书四十回的作者是一是二的“问题”争议不停，以至于有的研究者想起用计算机来统计书中词语的办法，认为崭新的先进科技条件能够解决这个“未知数”，而其结论是：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同出一手，云云。但是，本辞典的运用者不消多费心力，只要检索一下“刚才”与“才刚”两个词条，看看编纂者所作的说明，就一清二楚了，这是科学数据，不是逞臆师心的“看法”。

再如辞书注解碰到了“麋鹿竹”这样的词目时，倘若说成了是那种竹子生得“像鹿角形状”，虽然是犯了硬性的知识性错误，毕竟还是关系不大；若是到了注释“有命无运”、“命运两济”时而不能正确解说，只把“命运”当作常谈而笼统对待，那就不可原谅，因为，在曹雪芹这位文学大师笔下，常常用假语村言来寄寓深意，“有命无运”四个字出现在英莲身上，她是“总领”全书人物的第一个“薄命司”中的不幸之女子。她有“命”，但无“运”，这是雪芹的一处极其重要的思想，假如“充其量”而言之，说他的一部小说就是为写这一意义，也无不可。这正是作者借迷信上的“子平学”的术语，来抒写“生不遇时”（语见脂批）之深刻含义。辞典能否尽其职责，也要在这种词目上去检验自己的得失，而在我看来，本辞典是能够注意到这些的，并且也初步尽到了责任。

我举这些，是为了说明一点：这部辞典不仅是提供知识，也还具有更广阔些的学术涵容，如何充分运用，是在读者。

本辞典成于一些中青年的学人之手，他（她）们一般是语文工作者，并不专研“红学”。做出这样的成绩，令人钦佩。自然，这毕竟是一种草创的初步的成绩，还承受着各种条件和水平的限制。因陋以就简之处，固已显然；不知而妄说之失，更恐难免。但一部《红楼梦辞典》的告成，到底是令人欣慰，值得庆幸的。我忝膺主编之职，实不胜任，深感惭惶。谨将个人的一些感想与浅见，粗叙于此，以当喤引。尚赖当世众多学者专家，指谬批瑕，匡其不逮，曷胜企幸。

至于编纂一部《红楼梦辞典》的意义，主纂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晁继周同志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我不必多赘。我觉得《红楼梦》这部书绝不只是“一部小说”的事情，它确实在我们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集大成的高度代表性质，它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索开采，有人认为《红》书的价值是人为地抬得“太高”了，不以为然。我个人的看法是正相反。这部小型辞典，其实也是从不同角度探索开采的一种结果，其意义已经初步显示得有些眉目了，我们如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做更多样的工作，其成果又当是何等的丰盈富厚？《红楼梦》绝不是“小说罢了”，也绝不是人为地“抬”高了价值。因撰序言，不禁有所感触，附书于此。

周汝昌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丙寅二月初六日 草讫

时料峭春寒，匆匆走笔，文不逮意，姑复存之

【注】

①口语俗谚中的某些字音，并非有音无字，可以随便乱写。本字冷僻，俗常往往以他字充代，例多不可胜举。此处所涉，是一位文学家如何“处置”这种困难的问题，而不指语文专家考定“本字”的那种治学之事。

②“”，今通作“逛”。《谐音字笺》，其具名、作者、年代，请参看拙著《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曹雪芹时代的一些字体，如“一淌”的“淌”，今用“趟”；“狠是”的“狠”，今用“很”，等等，为数不少。今日铅字排本皆已改用通行体，其迹遂不复可见。

③例如在一般文例中，“命”和“令”都属上对下的用语，但《红》书中写门子“不令”贾雨村（知府）发签，凤姐“不命”贾琏进入贾母居室，就与常例有异。说曹雪芹此处用字法“不通”，恐怕也是书生拘墟之见。脂批中出现“因命芹溪删去”等字样，遂有据此以断批者乃雪芹之“长辈”云云，其为泥古而昧今（雪芹、脂砚等人之“今”），亦可引以为戒。这些，在辞典中似难一一具列，因附说于此。

④从根本上研究就会知道，所谓“语体”文学，看似“白话”，其实也是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修饰、变通运用……）以后的“成品”。“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学”的某些人士，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一点而误以为“白话”就是“口语记录”，并且是与“文言”相对立、相排斥的。本文所说的第一大方面的词条，即“市井”的俗语等等，还是笼统而言，细究也还是一个复杂的语言学术问题。

（周汝昌、晁继周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