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召南·殷其雷

啸天说诗一:大风起兮云飞扬 作者:周啸天 著


召南·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

何斯违斯,莫敢或遑?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

何斯违斯,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

何斯违斯,莫或遑处?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此诗三章叠咏,意尽于首章六句,后两章为首章的重复,但换韵时略有易辞。由于文本过于简短与富于跳跃性,给确解带来一定困难,又给说解以相当的灵活性。诗序认为此诗写“如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除“劝以义”一说在诗中没有直接的表现外,余义均可成立。戴震说是“感念君子行役而作”,尤切诗意。以行役(兵役、徭役等)为背景的作品,在三百篇中屡见不鲜。《殷其雷》仅是其中的一首。

诗中的南山,当指终南。诗篇一开始就写雷声隆隆,雨意甚浓,阴沉沉的天气与阴沉沉的思妇之心搭成一种微妙的联系。以雷声殷殷兴起情人的焦灼感(即忧心殷殷),《楚辞·九歌·山鬼》中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可以参阅。唐代诗人李商隐以“一寸相思一寸灰”结尾的无题诗,开篇也写道:“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这种一致性,与其说是彼此沿袭传承,毋宁说是心同此理的妙合。看来,诗中南山女子听见雷声大作,山狖啾鸣,而忽起忧夫一念,原是自然而然的。三章中“南山之阳”、“南山之侧”、“南山之下”,易辞申义,或解为“屡易其地,正以雷声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胡承珙)。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何斯违斯,莫敢或遑”,诗中女子之夫为何离家呢?是身不由己,忙于公务。这像是妻子代丈夫立言的话。“何斯违斯”是已然之辞,或解为“为啥这时离开家”,成了正在进行时态,与诗末思归之意不大切合。为什么“莫敢或遑”?诗未显言。若显言之,便是《诗经》常见的一句话——“王事靡盬”啊。“莫敢”的语气透露出几分自觉的意识,可见诗中的丈夫虽未必就是远行从政的大夫,至少也该有一点身份。不过第三章改说“莫或遑处”,也有被动的意味。正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难怪这人要被称作“振振君子”了。“振振”一词,有信厚、勤奋二义,此处不妨兼有。诗序“劝以义”一说,或许即由此而生,过犹不及;反过来,有人以为“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邪,二义难以合并”(姚际恒《诗经通论》),则失之拘泥。《伯兮》诗中的妻不是“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吗,可这丝毫无损“伯兮”在她心中的美好形象。《殷其雷》诗中的丈夫或许没有堪称邦杰的帅劲儿,但“振振君子”的形象,也仍有私而美之的理想化的光辉,这一点,又并不能消除妻子的烦恼和思念,或者倒应说恰恰强化了这种感情。对于丈夫,与“伯兮”之妻一样,这“君子”之妻也是爱与痛交加的,在表情上还毋宁更激烈一些。“伯兮”之妻低吟曼唱到“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为止,而此诗的女主人公则干脆放声呼喊“归哉归哉”、“归哉归哉”,以致第三遍“归哉归哉”。就像听一首歌曲,反复唱着“归来吧归来哟”,把人的心都唱紧了,直露的结尾,也能产生动人的效果。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唐·陈玉兰)。《殷其雷》比较接近于这样一种感情。诗中人反复叨念丈夫的“莫敢或遑”、“莫敢遑息”、“莫或遑处”,表现出一种殷切的担忧,虽然诗中并没有写她如何想象丈夫马瘏仆痡的困顿,但与采卷耳的妇人有同样的愁绪。她也许较《伯兮》中人年纪稍长,所以心之所系不在“非无膏沐,谁适为容”。《击鼓》诗疏引《韩诗》说周制“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诗中女子担心的已不是自己青春的流逝,而是丈夫平安的生还。这种个性,足以使本篇在《卷耳》《君子于役》《伯兮》等同类名作之外,争得一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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