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代文字书写与契刻的几个问题

黄天树^[1]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商代文字的书写与契刻问题，可以小结如下：第一，有些学者根据甲骨文推测，商人的书写工具是刻刀，书写材料是龟甲和兽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商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第二，甲骨文虽然绝大多数是占卜记录，但也有少量篇幅较长的记事刻辞。由此可知，商人已经能撰写长篇的叙事文字。第三，商代记事刻辞有骨牍，这应该是模仿商代木牍而制作的；商代记事刻辞的行与行之间画有一道道竖线，这应该是受了简册的影响。

【关键词】 商代文字 甲骨文 书写 契刻 卜辞 记事刻辞

世界上的文字有两大类型。一类是意音文字，使用意符和音符，汉字是它的代表；另一类是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英文是它的代表。意音文字产生较早，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都是意音文字，产生于5500年以前，甲骨文也是意音文字，产生于3500年以前，晚于圣书字和楔形文字。这三种古文字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意音文字。前两种古文字后来都消亡了，唯独汉字历经沧桑，绵延至今，仍在使用。大约在3500年以前，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人利用意音文字创造了字母，产生了拼音文字。有人说，拼音文字晚于甲骨文，比较历史，知道这不是事实。拼音文字出现的时间跟商代甲骨文的时代大致相当。汉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就像中餐和西餐，很难说哪一种好。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有千秋，不分高下，而且汉字必将与拼音文字继续并存于世，繁衍昌盛。

1949年以前，甲骨的出土地点，只有殷墟一处。因此，很少有人在“甲骨文”这个名称上再加上“殷墟”二字。1949年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在殷墟以外的地区也陆续出土甲骨文。目前所知，东到山东济南^[2]，南到湖北襄樊^[3]，西到宁夏^[4]，北到北京^[5]，在这么大的范围内都出土了有字甲骨。其中，以周原遗址出土数量最多，如1977年在岐山凤雏一地就发现有字甲骨近300片^[6]，字体纤小，需放大5倍才能辨认。2003～2004年在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有字卜甲90余片。^[7]尤其是在2008年，周公庙遗址又出土有字甲骨688片，1600多字。截至目前，周公庙遗址甲骨文字总数已超过2200字，是以往其他遗址发现的西周甲骨文总字数的两倍。^[8]因此，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在时间上，既有商代的也有西周的；在空间上，既有殷墟的，也有殷墟以外的广大地区。其中，殷墟一地出土的有字甲骨（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是主体，有15万片左右^[9]，总字数已超过150万字。“‘十三经’，全部字数589238字。”^[10]甲骨文的总字数大约是“十三经”的3倍。它大体上能够反映商代后期使用文字的情况。所以，甲骨文是商周时代刻（偶尔也有写的）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合》4264见图1、《合》10229见图2、《乙》778见图3、《乙》6849见图4）。

一 商代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

有些学者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推测，商人的书写工具是刻刀，书写材料是龟甲和兽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绝大多数是用刀直接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甲骨文又叫作“契文”“殷契”“甲骨刻辞”等。但是，也有一部分甲骨刻辞是先写后刻的。例如：

（1）壬午，王田于麥麓，隻（獲）商（章）戠（異）兕，王易（錫）宰丰，寢小貺，在五月，唯王六祀彡日。（《合补》11299=《佚》518^[11]见图5）

（1）是著名的宰丰雕骨，是雕有精美花纹的肋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寝，官职。商，读为“章”，意为花纹、斑点。戠，读为奇异之“异”。这段记事刻辞属于“记异”性质的记载。这段记事刻辞记载，商王六年五月壬午这天，王在名叫“麦”的山麓田猎，擒获一头有花纹的奇异兕牛，王命令管理宫寝的侍从小把兕牛赐给宰丰。宰丰因此刻铭以作纪念。上引（1）刻辞笔道丰肥，头粗尾细，书体风格如毛笔所书，应该都是先用毛笔书写而后加以契刻的。

此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陶器、玉器等上面也发现有用毛笔书写的朱、墨两色文字。^[12]商代的青铜铭文，也是先用毛笔写出来，再制成范的。毛笔的“笔”字，在商代甲骨文里也已经有了，写作“”，正象手执毛笔之形。《说文》中小篆写作“”，《说文》载：“（聿），所以书也。”意思是说，“聿”是用来书写的工具，是“笔”字的最初写法。后来“聿”字大概是由于经常被假借作语气词用，所以在“聿”上加一个“竹”字头分化出“笔”字来表示本义的。《说文》载：“笔，秦谓之笔。从聿从竹。”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在商代毛笔应该是主要的书写工具。^[13]

《墨子·天志》记载：“书于竹帛。”竹和帛是用纸之前主要的书写材料。^[14]《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殷人祖先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多士》是学者公认的周初文献，周初人知道商人祖先的典册里记载着“殷革夏命”的事情。甲骨文里有不少字是与简册有关的。例如，甲骨文“编”字写作“”，左边偏旁是“册”，右边偏旁是“糸”，表示用编绳来编连简册，是个会意字。到秦汉小篆时被改造成从“糸”、“扁”声的形声字。《说文·糸部》载：“编，次简也，从糸扁声。”“次简”是说用编绳依次编连竹简成为书册。卜辞有用其本义者。例如：“丁巳卜，出［貞］：今日益（編），卒。之日允卒。”（《合》26801）卜问“益编”一事能否完成。益，动词，训作增益。编，名词，训为册。命辞“益编”可能是对古代乐歌进行增益编订的工作。验辞记载，那一天顺利完成“益编”工作。又如，甲骨文“删”字写作“”。卜辞有用其本义者：“甲戌卜：余删于。”（《合》22075）《说文》：“删，剟也。从刀册。”甲骨文“删”字，从刀册，会意字，“余删于（地名）”之“删”正用其本义，指用书刀在简册上“删削”文字。又如，简册的“册”字，甲骨文写作“”，竖笔代表一根根的简，中间的两道横笔代表编绳。“”（册）字象用两道丝绳把一根根的简编缀成册之形。由此可知《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商代已经普遍使用典册。《尚书·洛诰》：“王命作册。”甲骨文也有“作册”（《合》5658、1724），是专职从事文书工作的职官名。过去有人认为殷人的书写材料是龟甲和兽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数据，主要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铭文。这是因为它们的书写材料甲骨和铜器的材质十分坚硬、不易腐烂，才得以保存至今。俗语说：“干百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气候属于不干不湿的气候，用竹、木做成的简册就怕北方不干不湿的气候，容易腐烂，所以至今还没有发现商代的简册。^[15]继简册之后的主要书写材料有帛书。帛即白色的丝织品。王国维认为：“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16]20世纪40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帛书实物资料。商代是否已经使用帛书，尚不得而知。综上所述，商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

二 甲骨文并非全是卜辞

1910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以“贞卜文字”命其书名，提出了“卜辞”这一称谓。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记录，所以被称为“卜辞”。但甲骨文并非全是卜辞，其中有少量记事刻辞，如在非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刻写文字。现举例如下（依刻辞原来的行款写出释文，释文尽量用通行字）：

（2）小臣牆从伐，擒危髦

［麐、印］人廿人四，馘千五百七十，百

［马］丙，車二丙，櫓百八十三，函五十，矢

又伯麐于大乙，用伯印

于祖乙，用髦于祖丁，甘京，易（賜）。（《合》36481见图6）

牍与简在形状上有明显差别。《说文》：“牍，书版也。”四川青川县发现的战国秦武王时代的两件木牍，均长46厘米，一件宽3.5厘米、厚0.5厘米，另一件宽2.5厘米、厚0.4厘米。两汉魏晋的木牍，已发现的实物很多，长度变短，在汉尺一尺左右。上引（2）是著名的小臣墙骨牍，原系于省吾收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编号Y0699，《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有彩色图版，编号260。李学勤在《小臣墙骨牍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对该骨牍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骨牍呈长方形，残长6.9厘米，宽3.9厘米，是一块从牛肩胛骨扇部切割下来的骨版。该骨的反面所刻干支表只剩下辛、壬、癸三段，失掉了上方甲至庚七段，预估原长在17厘米左右，与商代一尺的长度相当，应该是模仿商代木牍而制作的，故被称为“骨牍”。^[17]由此推知，商人已经能撰写篇幅较长的甲骨刻辞，如《尚书》中的《商书》、《诗经》中的《商颂》，都可能有其本源。^[18]

小臣墙骨牍记载小臣墙出征，取得赫赫战功。“危髦”，人名。“廿人四”是“数+名+数”的格式，“廿人四”即“廿四人”。“馘千五百七十”，即歼敌1570人，可见这次战争的规模很大。“”字，上部是“陶”，中部是“又”，下部为“女”，表示被俘获者的身份。“橹”，《说文》训为“大盾也”。“伯麐”，人名。小臣墙骨牍仅存下半截，约为原骨的十分之四，旧以为骨牍正面现存5行57字，胡厚宣以反面干支表仅存十分之四比例推算全辞当在150至200字。^[19]李学勤推算在200字以上。小臣墙骨牍记载俘获战利品的顺序与西周金文很相似，例如：

執酋三人，獲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俘馬匹，俘車卅兩，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小盂鼎，《集》2839）

据此，方稚松《小臣墙刻辞研究》（未刊稿）认为每行拟补在13个字位左右，以此计算，整版刻辞字数不到90个字。

记事刻辞还有牛距骨刻辞（《合》35501）、鹿头刻辞（《合》36534、37743）、虎骨刻辞（《合》37848）等。熟悉甲骨研究的人都知道，有一版著名的家谱刻辞胛骨。这版胛骨是20世纪初库寿龄得到的，1911年转让给大英博物馆，现由大英图书馆收藏，著录于《英》2674（见图7）。此外，家谱刻辞还见于《合》14925（见图8）^[20]、《合》14926（见图9）、《合》13517（《乙》4817+5061+5520+5804）+《乙》6087+R60751（见图10）。^[21]

三 甲骨上的界划线和竖网格线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殷人通常先在甲骨的背面进行钻凿，钻凿使此处的甲骨变薄。占卜的时候，用暗火炷烤灼背面钻凿之处，使甲骨正面因受热爆裂而产生“卜”字形裂纹，这种“卜”字形裂纹叫作“兆”。殷人依据卜兆的形状来判断吉凶。我们常在甲骨上看到一些回环曲折的线条，这些线条的功用就是守兆，即标明这条卜辞属于哪个兆。有些甲骨文字之所以刻得很小，是为了守兆。这种回环曲折的线条，是划分一组卜兆的卜辞和另一组卜兆的卜辞的界线，叫作“界划线”。

除了界划线之外，在记事刻辞的甲骨上有时可以看到画有一道道竖线的格子，参看安阳大司村空刻辞胛骨（见图11）、《合》20338+21844（见图12）、《合》14925、《合》14926，这应该是受了简册的影响。甲骨文和古代线装书上用一道道直线画出的竖网格线即脱胎于简册。举例如下：

（3）正面

才（在）之曰牧

令牧曰［吉］

气（乞）女往兹行

［涉］水，隹（唯）踰山

隹（唯）、何正（征）隮，隹（唯）。

若之（有）司令水。

司令弗衣（卒）涉

迅至咸涉水，［奠］

之火子宋

余乃司

萑

齐亡

背面

乍（作）若之（有）司，令［大］

（勿）其隹（唯），余爵

之二人曰罙每亦

令兹每火败子

囿（勿）肩女弗。

败子宋以鼄。

三日乃。（安阳大司空村刻辞胛骨，见图11）

四 贞人并非契刻卜辞者

长期以来，不少甲骨学者认为贞人和字体是统一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贞人即契刻卜辞者，这是一种误解。其实，金祖同在20世纪30年代末早已指出：“契刻卜辞之人，不必即是卜人。当另有专司契刻者。”^[22]饶宗颐也指出：“其最明显之证据，即为韦（《乙》8167+8320=《合》9743正）、（《乙》8172=《合》9788）、（《乙》3925=《合》9745）、（《乙》3287=《合》9735）诸人，于甲午日所卜受年各片，其字体风格悉同，盖出一人之手；可见当日契刻者乃别由史官任之，与贞卜者异其职掌。”^[23]他们的说法显然是可信的。

五 甲骨文字风格各异

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把甲骨分为五大类。其书体风格分别是：第一类雄伟；第二类谨饬；第三类颓糜；第四类劲峭；第五类严整。然后机械地将其分别定在盘庚至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五个时期。这就是著名的“五期断代法”。今天，多数甲骨学者认识到：五期断代法简单地按王世来划分甲骨是有缺陷的。所谓甲骨断代研究，实质上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甲骨分类；第二个步骤是甲骨断代。“甲骨分类”是指根据字体等特征把甲骨划分为若干类；“甲骨断代”是说要确定每类甲骨相当于什么王世，即根据每类甲骨中所见的称谓系统（祖、妣、父、母等）、贞人、出土层位、人名事类等来确定每类甲骨的存在年代。据学者研究，殷墟甲骨的字体类别并非董先生过去所分的五大类那么简单，而是丰富多彩，有二十余类。

郭沫若曾在《殷契粹编》自序中说：“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文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商代有很多书法家，他们刻写的字体风格迥异。但是，现在书法界写的甲骨文好像风格都差不多，实际上甲骨文各期字体风格差异是较大的。董作宾的五期断代法虽然点出了各期的字体特征，但在同一期里面，却不是只有一种字体，就好像我们讨论初唐书风，无论如何，初唐书法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欧阳询、禇遂良、虞世南等人。同理，同属第一期的甲骨，也一样有多种不同的风格。从学术上讲，对甲骨字形进行字体分类，可以显示字形的演变和时代特性。从书法的角度讲，唐代的大书法家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商代亦然。我们应该把不同风格的字形区分开来，使今天的书法家在用甲骨文集成联语诗文，写成屏幅楹联时便于选择书体风格一致的字体来写一幅作品。例如，或用笔道肥厚、浑圆流畅的师组肥笔类书写；或用笔道朴拙、刚劲有力的历组二类书写；或用笔划纤细、字形秀润的子组书写。这样可以保持一幅作品字体风格的一致性。犹如用颜体则全幅作品都用颜体；用柳体则全幅作品都用柳体；用欧体则全幅作品都用欧体。这可以避免把不同书体风格的字体杂凑在一起的弊病。

六 甲骨形态学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因此，甲骨学者不仅要研究文字，也要研究文字所依附的甲骨材料。我曾建议应该建立甲骨学的一个分支——“甲骨形态学”。^[24]甲骨形态学研究龟甲和牛肩胛骨的构造，以利于甲骨残片材质的识别、残片部位的判断、残片的缀合和卜辞的释读。我们相信，建立甲骨形态学，对推动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学者研究甲骨，能够摩挲甲骨实物的不多，主要依靠甲骨著录书。研究甲骨形态，彩色照片最佳，它能把甲骨的形态及其纤细的卜兆、齿缝、盾纹等逼真地表现出来。精良的彩色图版往往散见于海内外各种书刊、博物馆图录、拍卖图录等，需长期寻觅，加以搜集，以备研究之用。近年，随着经济水平、互联网和照相印刷技术的提高，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2002年出版的《周原甲骨文》^[25]、2003年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26]等著录书，为全部甲骨配备了彩色图版，部分甲骨还刊布了放大的彩色照片，大大改善了研究商周甲骨形态的条件。

图1 《合》4264

图2 《合》10229（《甲》3339～3340）

图3 《乙》778

图4 《乙》6849

图5 《合补》11299正反

图6 《合》36481

图7 《英》2674

图8 《合》14925（《北珍》2387）

图9 《合》14926

图10 《合》13517（《乙》4817+5061+5520+5804）+《乙》6087+R60751

图11 安阳大司空村刻辞胛骨（《考古》2018年第3期）

图12 《合》20338+21844

[1]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帛）和古代汉语等教学和研究工作。

[2] 方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文史哲》2003年第4期。

[3] 释贵明、杜可臣：《西周有字卜骨在襄樊出土》，《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4] 《宁夏姚河塬商周遗址发现甲骨文》，央广网，2018年1月13日。

[5]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琉璃河遗址考古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

[6] 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

[7]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45期，2004年5月30日；徐天进《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日；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载《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

[8] 周公庙考古队：《周公庙考古工作汇报暨新出西周甲骨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27日。

[9] 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

[10]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第6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67页。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华夏之路》（德文版）第一册，朝华出版社，1997，第162页。

[12] 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

[13] 《博物志》记载：“蒙恬造笔。”从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毛笔并非创始于秦代的蒙恬。1959年，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座战国大墓中出土了一个木箱，箱子里面贮藏有毛笔、铜锯、削以及竹简等物，是一个修治简牍的文具箱。这可能是我们所能看到最早的毛笔。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一座秦墓里出土了三支毛笔，秦笔的特点是笔毫扦入杆腔内，和过去看到的在笔杆子的一头绑上些羊毛、狼毛之类的毛笔不同，或许即所谓“蒙恬笔”。

[14] 竹子用于书写之前，第一道工序是把竹子劈成狭长的薄片，并加以刮削修治，即成为一支简。简原有青皮的一面叫作“篾青”，另一面叫作“篾黄”，字一般是写在“篾黄”一面的。第二道工序是用火来烘烤竹简，使竹子里面的水分渗出来，像人出汗一样。所以把这道加工程序叫作“汗青”。据说经过这种干燥处理的竹简既不会变形，又可以避免虫蛀。不产竹子的西北内陆地区，通常使用木简。由于一支简上通常只能写一行字，字数有限，如果要书写长篇的文章，就需要用线绳或皮绳把一支一支的简编连起来。把简编连在一起便成为“册”。

[15] 目前出土的简册，时代最早的是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简册，时代是战国早期。

[16]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载《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第105页。

[17] 李学勤：《小臣墙骨牍的几点思考》，李雪山等主编《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8] 李学勤：《小臣墙骨牍的几点思考》。

[19]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牲和人殉》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20] 于省吾说：“（《合》14925=《卜》209）这段刻辞有三行直格，虽然文已残缺，但字体颇大，行款宽舒，……其为家谱一类的刻辞是肯定的。其第一行为‘子曰某（某字已缺）’第二行为‘子（上半已残）曰’。”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辨》，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第145页。

[21] 张惟捷、宋雅萍：《从一版新材料看甲骨文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20～29页。

[22] 金祖同：《殷契遗珠·发凡》，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第15页。

[23]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第1188页。

[24] 黄天树：《甲骨形态学》，载《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

[25]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