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 - 绪论

绪论

本书选择南宋的浙东学派为研究对象，意在以他们的经史文章之学为内容，探讨中国古代杂文学的文化品格和表现方式。我们知道，浙东学派是盛行于南宋初中期的一个思想流派，浙东学人大都关切现实，主张恢复，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们以史学为根柢，贯通经史文章，注重历史经验和实用事功。但许多浙东学者同时也是出色的文章家，他们创作诗文，讨论文法，对文学的看法与正统理学家有很大的不同。浙东学者的散文属于学者之文，求实用、讲事功的思想倾向，使其散文的实用性得到极大的强调。在大多数浙东学者心目中，就功利和审美两者而言，艺术审美只能居于第二位，甚至被否定。这是典型的杂文学观念。

历来的各种文学史和批评史著作对浙东学派的作家涉及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很少谈及浙东学术同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本书试图对浙东学人这一兼擅学术和创作的团体作较为全面的考察，力求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探索浙东学派的杂文学思想。

一

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中的东莱、水心、龙川诸学案，可以视为浙东学派研究的滥觞，该书把浙东地区的吕学、陆学、朱学统称之为“浙学”，其中有着明显的地缘观念。上世纪30年代初，何炳松先生出版了《浙东学派溯源》一书，大胆地认为南宋学术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旧，演化成程朱王三大派，而浙东的金华和永嘉学派乃是程学的主流，是南宋以来儒学思想的正宗。这种说法建立在对程、朱思想严格分判的基础上，一反众说，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后来也出了几本专论浙东学派(学术)的著作，如管敏义主编的《浙东学术史》，大概受到弘扬浙江地域文化的相关政策的影响，为表明浙江学术文化的源远流长，论述范围上自汉代王充，一线贯通而下，直叙述到清代的章学诚。其他如王凤贤、丁国顺所著的《浙东学派研究》，钱茂伟的《浙东学术史话》，时间跨度虽没那么大，但也有“浙江学术文化通史”的特点。

“浙学”一词最早是朱熹提出来的，主要是用以概括浙东地区相扇成风的功利思想，语涉讥贬，但也从反面显示出南宋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盛况。它包括金华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永嘉经制之学、陈亮的王霸之学三大派别，即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浙东事功学派”，而南宋四明学术不包括在我们的论述范围内。我们研究的主要学者有薛季宣(1134—1173，字士隆，又作士龙，温州永嘉人，世称艮斋先生)、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人，世称东莱先生)、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世称止斋先生)、陈亮(1143—1194，字同甫，婺州永康人，世称龙川先生)、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世称水心先生)，对相关的其他浙东学人和作家也会有所涉及。

以前的浙东学术史著作，大多囿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思想模式，所涉内容又太多，论述难以深入，很多问题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后来对浙东学派的研究逐渐跳出了这一思想框架。方如金等先生的《陈亮与浙东学派》一书(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独到的见识和功力，对浙东的金华吕学、永嘉学、永康学三大学派作了综合研究，对浙东学派产生的社会环境考察较为深入，对于浙东学派与理学思想的分判也较有分寸，没有将两者截然对立。漆侠先生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在理学大发展的时期，浙东学派与之形成了对立，双方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并以陈亮和叶适作为代表，肯定他们对理学的批判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进化论和唯物论思想。何俊先生的著作《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认为陈亮、叶适对理学家朱熹的挑战，是基于对儒学真精神理解的分歧，而从朱熹对儒学体用论建构的角度，指出陈、叶表现出“以用为体”的思想倾向，论述深细致密，显示出哲学史家的深邃眼光。其他有关浙东人物的专论亦多。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有关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叶适均有专书，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交游、思想渊源和成就等论述都较为全备，且将个案研究放在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下，做到了点面结合。如董平、刘宏章先生的《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问题意识比较突出，特别是关于朱陈之辩的焦点“道”的分歧论述较为精辟。周梦江先生的《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叶适的经济、政治、哲学、史学思想为主，兼及永嘉、永康、四明、金华诸学派，内容丰富，考证尤见工夫。近几年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其中有卢敦基先生的《人龙文虎：陈亮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迎平先生的《永嘉巨子：叶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两部著作各有千秋，对推进浙东学派研究作出了贡献。

与探讨浙东学术的著作大量涌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关于南宋浙东文学的研究则仍显不足，大概因为浙东学人的思想成就大大超过了其文学成就，因此关注其文章事业者较少。在上个世纪末期几种通行的文学史中，南宋浙东散文被边缘化或直接忽略。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六章第五节《胡铨、陈亮、叶适及其他散文家》，惜墨如金，对陈、叶散文做了极简要的介绍。章培恒、骆玉明本《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浙东作家的散文则无一语提及。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基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对带有杂文学性质的南宋散文极不重视，在介绍南宋政论文和理学家之文时，将陈亮、叶适三两语带过。除了这三部影响甚巨的文学史外，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中为《东莱博议》专设一节，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为吕祖谦的文论和作品、陈亮和叶适的政论文、陈耆卿和吴子良等浙东派的后继者设立了三小节，孙望、常国武先生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为陈亮和叶适设了专节，论述较为平实全面。其他各类流行文学史则罕有论及南宋浙东文学者，提及叶适也是出于论述永嘉“四灵”的需要。这方面的专著目前大陆只有杜海军先生的《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作者着力点在对吕祖谦的文献功夫和文学成就的评述，对于其思想则未有涉及，因此对吕祖谦文学思想的研究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台湾有关吕祖谦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中刘昭仁先生有《吕东莱之史学与文学》一书，重点在吕祖谦之史学，虽对吕祖谦的骈文与散文、作文看文之法、诗论有所论述，但过于简略。有关该领域的论文亦零星，不系统。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叶适的诗学思想、叶适与永嘉四灵、陈亮的词、吕祖谦的文章选本、永嘉学人的科举事业几个方面。

本书主要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观照南宋浙东学派的杂文学思想，力图通过探究当时的学术思想趋向，挖掘浙东学人论“道”的新内容对他们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由浙东学人的创作实绩和科举文法理论考察他们文学思想的特点；并通过浙东学脉的传衍流变，把握浙学衰落、浙东后学渐趋于“文”的过程。在具体操作上，是将浙东学派放在南宋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重点探讨浙东学者与朱熹理学“道”的歧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两者文道观的差异。浙东学者的文学思想，不仅由其谈文论道的言论可见，而且还从他们的文法理论、诗文创作中体现出来。本书以浙东学派的体用论思想、政治哲学为基础，围绕他们的文道观、文的创作、文法思想几方面展开论述，以凸显浙东学派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

二

永嘉的经制事功之学、永康陈亮的王霸之学、金华吕学虽然都是独立的学术体系，但学术风格具有相似性，即都是以史学为根柢、贯通经史文章，都强调学问的实用意义，且以道、器(体、用)合一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总的看来，浙学三大派别都表现出对儒家经世思想的发扬和对国家危亡现实的热切关注，这和他们大体相似的学术渊源、相互间的往来切磋以及相同时代环境的激励有密切的关系。吕祖谦虽为南宋理学大家，但强调学问必须见诸实用，有益于当世，因此被朱熹斥为“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在他死后，吕学弟子更与永嘉、永康学派出现了合流的趋向。这在标榜纯粹至善的“天理”的理学宗师朱熹眼中，是危险的“功利”思潮，并以为“浙学”在“道”和“道统”问题上的立场对理学构成了威胁，因此对之大加诛伐。

浙东学派兴起的过程，很长时间内都伴随着同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冲撞，在此过程中也激发起“浙学”自身的思想活力。朱熹和吕学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为学方法的不同。吕祖谦一方面受到孟子、程颢的影响，极为强调反求诸己的内心涵养；另一方面，在为学求知方面他又循习了一条泛观博览、向外驰骛的路径。由于“博观”和“内省”之间不能融通，显示出其修养理论的不完善，吕氏因此多次遭到朱熹的婉言批评。如果说朱、吕之异还是理学内部的分歧，那么朱熹对永康陈亮、永嘉诸学者的批判则缘于对“道”本身理解的差异。陈亮认为“道”不离于人，舍人无以为道，人在社会中的实践行动便是“道”的体现。所以“道”无时或息，三代以后未曾断灭，而汉祖唐宗对道的扶助之功尤值得敬仰；朱熹则认为“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道可以不依赖于人而亘古亘今地运行不息，人只有用精一的工夫去除人欲的蒙蔽，才能与纯是天理的“道”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之后千五百年间“道”湮郁不彰，直到理学家出来才使此道大明。汉唐的功业乃出于人欲，不值为法。双方辩论体现出伦理本位和以事功效果为本位的社会历史观的尖锐对立。

朱熹虽和永嘉学者没有激烈的思想交锋，但他却敏锐地发现，永嘉学以“治道”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对理学的心性论具有颠覆性。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递相祖述的永嘉学术强调道、器合一，器即是道，他们因此关注经验世界，反对理学家对“道体”的形而上追索。这一观念反映到他们的政治思想上，即认为“道”就存在于经理天下的制度仪法之中，而不在虚渺偏狭的“心传”，他们还通过《周礼》等制度性资源发掘三代“治道”的精髓，以服务于当下政治。他们由此否定了程、朱等理学家宣扬的道统说。朱熹则从卫道的思想出发，常常批评永嘉之学不明大本而含糊笼统，是非不辨。

浙东学术思想于其杂文学观念之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浙东学者与正统理学家在“道”的认识上的歧异，导致了双方文道观念的巨大差别。文道关系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儒学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为文学寻找到合理的位置，所关注的是“文”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自北宋中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以二程为主的理学“道统”和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文统”的对立，这种文道的分裂现象延续到南渡以后，甚至朱熹的文道思想也出现了自相抵牾的情况。程颐等理学前辈对文道关系的理解大多不免偏狭，甚至蔑视文人和文学的价值；叶适等人则认为南渡以来文学的衰弊是洛学造成的。浙东学人大多是南宋的文章名家，对“道”的理解较为平实，文道观也显得通达，尤其是吕祖谦和叶适，更以兼祧文道自任，表现出超越流辈的豁达气度。吕祖谦思想博杂，体现于文道观，也表现为重道和好文纠结于一身。他一方面秉持“文本于正”的理学论调，同时又慕好苏学，认为苏轼之文和理学之道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实际是认为“道”外可以有“文”。这和朱熹的“文从道中流出”说是有分歧的，引来了朱熹的批评。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由于修养工夫的不纯，吕祖谦常常敝精神于“闲文字”之中，而这又反过来使得其心志不能收束，向外驰骛，难收持敬涵养之功。

永嘉学者对文道关系的理解更为自觉。其中，薛季宣善于作诗，明确反对“作文害道”之论。他早年坚持理学“诚”道的成己之功，论诗强调以性正情；其后思想发生了转变，认为寻常“器物”本身即是“道”的显现。他早年提出：古诗托“物”喻意、藉以发抒平和性情的手法，可以为后世诗文作者所继承。这一诗学思想随着后来对“物”的强调而强化。薛季宣本人也大量写作咏物诗，藉物以显其志，这是其“道”论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陈傅良、叶适的杂文学思想都流露出浓厚的崇古色彩，他们认为“文”的最高标准是礼文阜盛的三代，将之视为“文”、“道”合一的典范。陈傅良自称“颇好古道，及其文辞”，他所谓的“古道”，实即三代治道；而其文辞，当指《诗》、《书》等古代经典的文字风格。他着眼于“治道”，强调发挥以文辅政的功能，《书》中典谟制诰的典雅之辞、《诗》的古雅平和态度，对他的文章写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包括《周礼》、《诗经》、《尚书》在内的“文”毕竟只是文学的原初模态，对文辞还没有很自觉的审美追求，距离后世成熟的文学太远。陈傅良的这种泛文学观念同时又是偏狭的，因为崇古的同时往往不免陋今，这表现在陈傅良对纯文学的排斥态度，甚至认为“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他将“治道”与文学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认为文章词采的流衍滋蔓其实是政治衰颓、士气卑弱的外在表现。

叶适大体秉承了乃师陈傅良对三代之“治”的尊崇，但是表述更为细密。他在批判理学家政治思想的总纲《大学》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皇极”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圣人“建皇极”，必得借助一套完整的制度礼法才可以实现，故轻视反求诸身心、涵养培壅的成德工夫。只有把握了三代以“皇极”为核心的统治精神的真谛，“酌古以御今”，才能使古人开物成务、博施济众的精神在当下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叶适认为，北宋中期以来文、道的分裂，是由于上世“以道为治”的精神到了后世沦失了，文、道两者只有归一于理想“治道”的层面上来，才能有统合的可能。在文学精神的大方向上，叶适主张回向三代，但这种回归决不是模仿制诰之体，使文字晦涩难懂，而是强调为文要有关于教化。三代之文皆是有为而作，决不为虚浮之言，陷溺于绮错华靡的文采是文学脱离了政教后出现的现象。与实用色彩的文学观念相表里，在文章的语言风格上，“文”由古至今的嬗变实际体现为文、质的消长。叶适因此要求文章的写作应当事辞相称、文质相副，而反对刻意雕琢辞采。

总的看来，虽然在陈傅良、叶适那里，没有了正统理学家本于性理思想对文学的排斥，而且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却是以忽视“文”自身的审美特质为代价的：他们并不能跳出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范围。经世致用的文艺观注重“文”的实用价值，并不能提升内在于“文”的美感因素，和锻炼提纯文法技巧也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浙东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互通，还体现在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对文章面貌的影响，这在浙东学人“谈古”、“论今”的论说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主要是指浙东学人的史论文和政论文，而以吕祖谦和陈亮、叶适最为典型。

吕祖谦以史学为学术根基，强调史学“成己成物”的价值。“成己”，主要体现在对史事中蕴含的性理思想的阐发，从中汲取道德的教益，藉以警发善心，同时还可学到人事应对的智慧；“成物”实即对“治体”的关注，隐含于“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的治事之中，尤其通过“礼”的因革损益表现出来。吕祖谦善于从《左传》等历史著作中去考察“礼”的变迁，总结出它在政治兴衰中的重要价值。他既是史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和史学观念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渗透，一方面往往采取“以文治史”的路径，研治《左传》时注重对左氏缜密字法的研味，并欲重构当时鲜活的历史情境，表现出对该书中“人情物理”的关切；另一方面，还“因史成文”，即写作史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此方面的代表作是文采富赡的《东莱博议》，该书无论是立意的求“新”，还是遣词造句的富丽精工，都表现出“巧”的特点。

陈亮的文学思想，乃是其人格精神和处世心态的表现。他为人雄奇磊落，以礼法制度之外的“非常之人”自许，终生都在呼唤能振起危颓社稷的英雄人格，而对性理思想和严密的法度充满了嫉恨。他重提“文以载道”，此“道”既是儒家仁义之道，同时又具体体现在人事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历史发展流程中。陈亮认为能够“因事作则”、承当此“道”的往往是那些雄奇磊落、纵横排奡的英豪。他的一组史论文《酌古论》评骘汉、唐英雄，赞扬宏伟的智略，这对士人具有强心作用，对当下战略部署亦具有启发意义，是典型的“载道之文”。《酌古论》富于气骨，说理朴素自然，有条不紊，且表现出陈亮超凡的军事眼光和不羁的想象力。除此之外，陈亮藉以发抒经纶之志、表达政治见解和思想主张的豪放词，以词“载道”和“写志”，在苏轼、辛弃疾之后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堂庑。

叶适的精神境界和陈亮有些近似，不过，他的着眼点更在于内政的改革。在他的历次上书中，以三代之治为追求，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具规模、有其本末次序的政治蓝图。其中最有价值的思想是从《五经》中推明和还原三代之治的精神，即仁爱平和、淳朴简易的统治风格，并希望将之落实到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叶适政论文的代表作《进卷》是科举文和论说散文佳作，一共五十篇，构成一个系统有机的治国宏纲，其笔力横肆，说理致密，文之擒纵变化皆臻其妙，且好发感慨，被后人奉为科举文的典范作品。

第三，浙东学人除了写作史论文和政论文之外，对文法也有较多的研究。这主要是和科举文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浙东学人大多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人都曾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取得佳绩。吕祖谦、陈傅良等人还教授科举文法，吕、陈和徐谊并曾掌握科举权柄，以汲引同类。可以说浙学的不断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举学的吸引力。在科举圈子里，陈傅良声望最著，他鉴于南宋科举愈趋于程式化的情况，乃创立了细腻巧熟、格法整饬的“永嘉文体”，该文体带有强烈的应试色彩，且效果显著，引来广大士子纷纷仿效，甚至影响到场屋文风的变化。吕祖谦则是此文体的推波助澜者，出于科举教学的需要，他写作科举范文，教授文法，或选评佳作，并标出文章的抑扬开阖之关键，使学人作文有矩可循，《东莱博议》、《古文关键》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而随着各自学术思想的成熟，陈傅良和吕祖谦都放弃了曾经热衷的“永嘉文体”，但是该文体在科举士子中的余响仍袅袅不绝。

浙东学人的杂文学观念也通过科举文章选本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方面尤以吕祖谦和弟子楼昉为代表。吕祖谦除了以行文变化之法授人的《古文关键》，还编有宋代最大的诗文总集《宋文鉴》。前者以文章评点的形式，为学人揭出选文作者在章法、句法、字法方面的用心，尤其注重文章的起、承、转、收之处，希望学人能从中体会文章的变化之妙。后者规模宏大，博采众家，以冀存一代之文献，并能有益于治道，所选虽似宽泛，但其中实有一定之标准寓焉。吕氏弟子楼昉编纂的《崇古文诀》亦为科举教学而作，体例与乃师《古文关键》近似，而铨择的时代范围更宽；并且和《古文关键》专选对科举有用的“论”作不同，《文诀》选文亦带有审美的眼光，选取了许多情辞俱佳的散文作品。从评点来看，《文诀》总体表现出“法”“意”兼重的倾向。

浙东学人在庆元党禁中遭受到重大的打击，通过科举以接引后学的路径也被粗暴地阻塞。党禁解除后，浙学仍没有起色，一直处于门庭冷落的状态，浙东前辈学者中享寿最永的叶适虽然还在进行着对理学的批判，但已激不起很大的波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学在党禁后的迅速复苏，而且在弟子黄榦、陈淳，再传弟子真德秀、魏了翁的扶助下，很快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春天，最终于淳祐元年被钦定为官方学说，大批理学家进入权力阶层，前辈理学家“得君行道”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与有着细密广大的理论体系的朱熹理学相比，永嘉和永康学术的理论建构尚显浅薄，对理学的批判也是“破”多而“立”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事功精神缺乏道德的支点，很难受到浮慕道学的统治者的青睐。浙学弟子在前哲已逝、后学难继的尴尬中，纷纷向朱学靠拢，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个性，显得了无生气。只有王应麟遥承吕祖谦的文献之学，他学问淹贯，长于名物制度考辨，强调求真务实的汉儒治经学风，成为南宋浙学的最后一位大家。

浙学中，永嘉学人的传承谱系较为绵远，不过，从叶适的弟子周南、陈耆卿到吴子良，明显可以看到永嘉学脉的逐渐模糊和中断。但永嘉重文的风尚则仍旧赓续不绝，从陈耆卿开始，学术思想向朱学靠拢、作诗缀文则从永嘉前辈那里汲取精髓，似乎成了永嘉弟子治学为文的基本选择。到了舒岳祥、戴表元那里，由于受到故国陆沉这一巨大变故的刺激，永嘉的学术思考更多地为纵横沉郁的词气所淹没。从永嘉学人数代相沿的传承谱系来看，总体显示出由“文”、“学”兼擅到“文胜于学”的演变轨迹。

总的看来，舒岳祥等易代之际的永嘉后学在文的方面乏善可陈，而命运的危浅不测和穷愁无聊，让他们与诗这一易于抒情的文学形式更加亲近。作为永嘉别派的“四灵”更是刻画雕琢，全力以作诗，他们受叶适“中和”诗观的影响，刻意苦吟，而出以淡泊，唱出了寂寞淡雅的别调。“四灵”的追随者甚众，在南宋末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

为了较准确地再现浙学的丰富内涵，以及对这一学派的杂文学思想做出恰切的评价，本书对以下几个难点问题予以特别的注意。

一是对“浙学”思想特质的把握。“浙学”与“关学”、“洛学”、“闽学”、“蜀学”一样，都是以地域命名的学术形态，但它与后几种又有极大的不同。因为浙学由金华吕学、永嘉经制之学、永康王霸之学三大派别组成，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宗主，而是各成系统、各有师承的。如吕祖谦首先是一位理学家，他信守的还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而永嘉学者大多从《周礼》等制度性资源中抉发“治”的精髓，为当下政治提供借鉴，以祈臻于三代之盛。陈亮则欲以汉唐事功精神改变当下颓弱的国势，反对空言性理。具体到永嘉学派内部，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又有差异。但这三大学术派别又由于相似的学术渊源，相似的史学学术基础，相互的切磋影响，在学术价值取向上又都表现出重实用、求实效的特点。浙学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学术综合体，所以论述浙学时，定要把握好三家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而不能一概而论，转失其真。

对浙学精神的理解把握，很大程度上是以理学家朱熹的评价作为参照的，但朱熹由道德本位的思想出发对浙学专是“功利”的定性，带有明显的贬义。传统儒家强调人的道德关怀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理学和浙学可以说分别突出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理学家从心性涵养的角度强化着儒学道德本位的思想，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解决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一以贯之”地解决自然、社会、生命的所有问题，而对此路径达成的实际效果则关注不够。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儒学理想主义作用于复杂的现实能否有效，这是浙东事功学者所怀疑的。如果说在“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模式中，理学家更强调“内圣”的话，永嘉、永康学则更强调“外王”的事功，表现出注重实效的特点。若对这一点强调过分，片面关注功利效果，就会越出了儒家的道德底线，这乃是朱熹批评浙学“专是功利”的真正所指。功利思想古已有之，北宋王安石为解决宋王朝内忧外患而高扬的功利思想对南宋浙东事功思想更有启发意义。陈亮、叶适等人虽然都由于时代原因而批评王安石变法是国家乱亡的根源，但是他们改革现状的要求、务实精神与王安石等人却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朱熹对浙学“专是功利”的批判亦是北宋中期来司马光、程颐等“道德理想主义”和王安石“现实主义”思想冲突的延续。只不过，在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浙东学人未能在政治上真正获得话语权，因此他们的事功思想没有产生王安石那样巨大的实效。

二是关于朱熹理学和浙学思想的对立。应当看到双方思想是有同有异的，比如对于在经验世界中求知的强调，两者就比较接近。朱熹理学秉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论，认为人不仅应当修养自己的心性，还要通过对宇宙间万物道理的探求去把握普遍的天理，因此，向外的求知和向内的涵养是相互确证的。不过，理学家着眼于心灵的涵养，他们“格物”的努力其最终目标还是要达到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如果说陆学对终极真理的把握、对心性修养完善的追求过于直捷，以致忽略了求知的话，永嘉学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只是向外求知，而没有反观内省的工夫，不能就身心理会，导致了他们的制度之学最终泛滥无归。吕祖谦也有这样的弊病。在理学家看来，这种无视道德立场的做法比陆学的危害更大。朱熹同陆九渊的辩论，以及对浙学的批判，意在寻求求知的努力与心灵涵养之间的圆融和平衡。

永嘉学道器、体用一如的思想其实并非新鲜，理学家向来强调此意，以防沦于佛、道有体无用的虚渺空幻。朱熹说得很清楚：“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朱熹亦认为道不离于器物，不过他强调更多的乃是“物”和“道”之间的差异：不可认物为道，而应着眼于器物，从形而下之“器”以探求形而上之“理”，以尽格物穷理之功。由于理学家往往突出“道”、“理”的形而上意义，容易导致“道”与“器”的分裂。就道、器两者的关系而言，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则侧重在后者，即切实地从寻常日用、政教事功入手，做具体而微的“下学”工夫，这可以视作弥合理学家道器分裂的一种努力。

从源头来看，浙学属于理学正宗——洛学的支脉；“浙学”与“理学”两个名称外延不同而又有交叉，浙学中人大都与理学难解难分。吕祖谦自不必说，他首先是一位理学大家，其次才是浙东学者中的一员。另外，永嘉、永康学者亦大多有出入理学的经历。如薛季宣乾道八年前一直坚守着理学思想，知湖州之后才有所转变；叶适早年也将《大学》之“教”和《中庸》教法作为臻于三代之治的重要依据；陈亮在乾道五年至淳熙五年间更是花费十年的工夫浸淫于理学经典。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有了转变，开始对理学加以批判。还有一点，浙东学者和理学家在致君行道的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被“官僚集团”视为“道学党”，他们在政治上也曾结成同盟，在学禁和党禁中对“道学”势力亦有所维护。

三是浙东学派的杂文学思想。古代散文属于杂文学，和今天散文观念有差异，其文学性和泛文学的界限十分模糊，不易辨析。它不像诗、赋、小说那样处在文学的中心，而是处在文学边缘地区，和应用文体几乎不分彼此。浙东最擅长的散文乃是典型的“杂文学”，不能把今人具有“美文”色彩的散文概念硬套在浙东散文之上，而应秉持宋人宽泛的“大散文”观念，把政论文、史论文、科举文字、奏疏文字包括其中。这大大拓宽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更符合古代文学的历史观念和实际。由于写作的惯性，和应用功能的不同，有的文体写法自由，文学性也较强。有的文体由于应用性较强，写法有固定的格式，因此文学性较弱。比如政论文、史论文、序跋文、科举文，各类记体散文，或偏于实用，或偏于寄情，或旨在教学，其文学性也各自不同：实用文字不必“工”，而科举文字必然要求“工”。对此，应做区别对待和分析。

四是关于浙东学术对杂文学思想的影响。既不能夸大其积极意义，也不能批评过当。浙学虽然反对理学家从偏狭的道论出发而否定文，有统合文道的趋向，但吕祖谦立足于理学而又尊崇苏轼，认为苏文与道并行不悖，乃是出于思想之博杂，并非完全出于自觉；永嘉学人和陈亮所拈出的文道观，更带有儒家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从经世思想出发对“文”的崇扬，实际上是以牺牲“文”的审美特质为代价的。在永嘉学人陈傅良、叶适那里，他们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向往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更表现出复古的倾向和向“泛文学”的复归。陈亮重提“文以载道”，即以文表现历史总相和社会动态，和永嘉学人比较接近，对纯文学本身也不感兴趣。

浙东学人的文道观与南宋谈文论道的大思想环境是分不开的。在儒家政教功利的文艺观成为大的思想语境的宋代，宋人很少单纯论文，而往往在尊道的前提下论文。除了坚持“文统”的古文家能够尊重文的审美特质外，重道轻文乃成为主流的趋向。重道轻文有两种体现：一些极端的理学家从“道”的本然自足和性情涵养的醇正出发，往往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一概否定。此外便是政治家本于功利思想对文的审美追求有所忽略，斥之为无用。北宋的王安石便是典型的代表。他在《上人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将文定性为礼教治政的经国事业，表面上提升了文的地位，而实际上却以“适用”把文的审美追求——“巧”和“华”抹煞了。尤其是在永嘉学者那里，尊道轻文更是他们政治哲学的一个必然结论。永嘉学者论“文”，由于往往是在文道关系的语境中谈的，且以三代之文作为衡量标准，所表达的实际是杂文学思想，比现代的文学观念外延大得多，他们的政论文、科举文甚至诏令文字都应当纳入到“文”的名义之下。

但是由于浙东学人大多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对“文”自身的规律和形式因素亦十分关注。吕祖谦一向喜好苏文，且是科举文的高手；叶适等永嘉学人和陈亮也都是文章大家。一旦脱离了文道关系的语境，他们对文章作法也发表过许多高明的见解；另外，从他们文章的理路、文气、句法、遣词方面来看，皆表现出高度的审美自觉，使浙东学人之文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气象。这也体现出中国文学史上常见的理论和创作之间的某种错位。

南宋同时期的四明学者主要有杨简、沈焕、舒璘、袁燮等所谓“甬上四先生”，都是陆九渊的弟子。朱熹任浙东提举期间，批评浙学“专是功利”，而对四明学者却怀有好感，他对四明学者的青睐，除了个人交谊外，亦是出于对陆学的包容态度。陆学澄观凝虑、发明本心的学术精神，在内圣之学方面的发掘，对婺学驰骛向外的功利主义狂潮正是一剂清凉剂。面对浙东“功利主义”，朱熹同陆学“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矛盾反倒退居次要地位。朱熹同四明学者的亲近也应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有一些著作将四明学术也算在“浙学”范围内，如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浙江学刊》，1994年第一期)，为本书所不取。
和大陆吕祖谦研究的萧条境况相比，台湾有关吕祖谦的研究著作则极为繁夥，仅博硕士论文就已有16部，从时间来说，最早有胡昌智《吕祖谦与其史学》(1974)、吴春山《吕祖谦研究》(1978)。接下来依次是林建勋《吕东莱的春秋学》(1990)、许爱莲《吕祖谦及其<东莱博议>》(1990)、郭丽娟《吕祖谦诗经学研究》(1994)、洪春音《朱熹与吕祖谦诗说异同考》(1994)、李宗翰《吕祖谦之历史思想》(1997)、黄淑娟《吕祖谦成学背景及其教育思想研究》(2000)、高焜源《吕祖谦的史学批评》(2000)、林文腾《吕祖谦<皇朝文鉴>研究》(2001)、许修嘉《陈亮与吕祖谦学术思想异同——思想合流契机》(2002)，最晚的是2003年的官志隆《吕祖谦丽泽书院讲学研究》、杨宗锡《吕祖谦学术思想研究》、林明贤《<近思录>思想研究》。其中吴春山《吕祖谦研究》是博士论文，其他都是硕士论文。
如王祥《叶适的诗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胡雪冈《叶适的文学思想》(《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张璟《叶适散文思想及创作》(《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周梦江《叶适文学思想续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潘文竹《陈亮词论：“辛派词”的理论代言》、(《东方论坛》2005年第2期)、李罗鸣《陈亮词用典特点研究》(《社会科学家》2005年增刊)、朱玲《论陈亮词》(《中国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刘锋焘《论陈亮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陈广胜《吕祖谦与<宋文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王宇《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赵敏、崔霞《四灵诗派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刘春霞《“永嘉文派”论略》(《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等等。
《东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一。
《答陈同甫》第八书，《朱熹集》第1599页。
如叶适就在《进卷·总述》中指出：“今之为道者，务出内以治外也；然而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常患其不合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则道何以成？”虽然“内圣外王”的道理说来动人，但实际上道德的修养践履很难真正贯彻到修齐治平的事功中。
浙学的功利思想当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古已有之。如墨子以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后期墨家更强调伦理行为的实际效用，提出“功利在民”的主张：“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经上》)《荀子》言：“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并提出“以义制利”的主张(分见《荀子》的《大略》、《正论》)。虽然认为义重于利，但肯定了利对于人的天然合理性，这就将孔孟理想化色彩的儒学现实化了。
朱熹批评永嘉陈傅良等“看文字，文字平白处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寻节目以为博”(《朱子语类》第2964页)。
朱熹云：“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第2957页)对两者的亲疏爱憎泾渭分明。
《朱子语类》第1496页。
参见田浩《功利主义儒家》第二章中“1168—1178：陈亮在道学与政治保守主义的过渡阶段”。
《临川文集》卷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