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主要包括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金华吕学三大派别。以“浙学”来概括这三地的学术，并非简单地着眼于其地域的一致，更在于三者学术风格、学术价值观念的相似性，即总体上表现出谋实效、重实用、求实功的特点。永嘉的经制事功之学、永康的王霸之学，都表现出对儒家经世思想的发扬和对国家危亡现实的热切关注。吕祖谦虽为南宋理学宗师，但他以史学作为学术根基，并受到永嘉、永康学者一定的影响，事功思想也渐渐突出。尤其在他去世后，吕学弟子与永嘉、永康之学出现了合流的趋向。这在标榜纯粹至善的“天理”的理学宗师朱熹眼中，则为“功利”之潮，认为这往往是和不纯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之大加诛伐。所以，浙东学派兴起的过程，很长时间内都伴随着同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冲撞，但这也激发起“浙学”自身的思想活力。在政治思想方面，浙东学人同正统的理学家一样怀有致君行道的理想，并通过上书、荐士、辩争、参与内禅等政治行为，以冀革除弊政、中兴复仇，使经世之“道”得以实现。

第一节　浙东学术和浙东学人群

一、“浙学”的外延和内涵

“浙东”既是一个地理名词，在思想史上又有特定的内涵。作为地域概念的“浙东”，古为《禹贡》扬州之域，秦属会稽郡。后屡经沿革，入宋后始设两浙路。北宋熙宁七年，分为浙东、浙西两路，后时分时合。南渡后，始以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一军为浙西路；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州、台州、衢州、处州四州为浙东路。浙西包括今天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的东南部地区，浙东则包括了今天浙江省的大部。“浙学”或曰“浙东学术”，草昧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它兴起于浙东地区，尤以永嘉、金华、永康三地为盛。人们论及宋代的浙学派别，大体上指这三支。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提到“浙学”时说：“晦翁(朱熹)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陈傅良)求事迹，当无疑矣。而许衡塘(许景衡)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又谓：“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再则说：“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中能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三段话，一是说北宋永嘉学者周行己、刘安节兄弟等为“浙学”之始，二是讲南宋末的金华学者金履祥为“浙学”之中兴，三是以四明的黄震为“浙学”的后劲。这三派学者学术主张差异较大，永嘉学主张经制事功；金华学者王柏、金履祥为朱学传人；四明之学先有“甬上四先生”传播陆学，后有黄震发扬朱学。很显然，三家学术趋径不一，只是因为同在“浙东”，全祖望乃从地缘意识出发，将该地的学术形态统称为“浙学”。可以说，在全祖望那里，“浙学”实际是众多学派的杂合体。全氏是浙江四明人，从《宋元学案》对“浙学”的一些颂扬之词，特别是“吾乡”“吾浙学”“吾甬上”等用词，可以感觉到全氏浓厚的地域情结和对“浙学”传统的自豪感。但仅以地缘关系归纳和描述繁复的学术形态，对于考察“浙学”在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帮助不大。另外，对朱学在浙东的传扬，全祖望的语气中充满了欣慰和褒赞之情，可见他所秉持的仍然是朱学的立场，而没有始终把握住“浙学”独异的学术特质，因此对其学脉传衍的考察尚不够客观。

其实，思想史上的“浙学”，其思想的统一性远远大于其地缘关系的一致，它主要是就乾、淳时期金华、永嘉、永康三地的学术动向而言的，以吕祖谦的金华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陈亮的永康学为代表，是独立于朱学、陆学之外新兴的学术形态。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淳熙间长期生活于浙东地区，他最早注意到“浙学”的勃兴及其“隐患”，且多致批评。淳熙十三年，朱熹在给弟子程端蒙的信中论及陆学时，连带批评了“浙学”：

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

朱熹还在跟弟子的对话中谈到：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要理解这两段话的真正含义，首先应对当时的思想背景有所了解。朱熹淳熙八年九月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他深入了解浙东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地缘的便利。此前朱熹与金华的挚友吕祖谦，以及吕祖俭、潘叔度、潘叔昌颇多往来，常相聚论学。当时吕氏与朱熹、张栻三学势成鼎足，但淳熙七年张栻去世，八年吕祖谦去世，原来表面上的学术平衡被打破。吕门弟子在祖谦死后，学无所主，乃有“山移河决”之势，如吕祖俭、潘叔昌等人乃开始向陈亮的功利之说靠拢，附和陈亮推尊汉唐的论点，甚至有人提出以倡言功利的陈亮绍续祖谦之学，这引起了朱熹极大的担忧。

朱熹淳熙十年讲学武夷精舍，乃有机会对浙东之学进行深刻的审视，尤其对“婺学”做了全面的批判。朱熹一方面批评吕祖俭、潘叔昌、陈刚、陈肤仲、诸葛诚之等金华学人偏离了吕学宗旨，劝诫他们“毋使东莱宗旨转而为权谋机变之学也”；又对永康的陈亮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陈亮较之吕氏门人更加赤裸裸地宣扬功利思想，称“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无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他“推寻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体现于社会历史观，则是尊崇汉祖唐宗的王霸功业。这种宣扬功利的王霸之学在朱熹看来实在是悖逆大道之论，于是和陈亮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朱熹以天理、人欲分判三代和汉唐，将陈亮高扬汉唐的英雄史观斥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大加挞伐，且劝其“以醇儒自律”。这番辩论从淳熙十一年春开始，到淳熙十二年末才告结束，其间断断续续的书信往来达十数通。最后虽然无果而终，但通过与吕门弟子和陈亮的义利之辩，朱熹对婺学的“功利”思想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

浙东的永嘉学者亦难逃“功利”之责。朱熹对永嘉学的批判缘于陈傅良的崛起。薛季宣、陈傅良等永嘉学人主张考求古代礼乐制度，抉其精义，以求施用于当下的政治事功。淳熙末年陈傅良赴桂阳任，将永嘉学的势力扩展到了湖湘地区。张栻弟子如胡季随等都投入永嘉学的怀抱。细密的永嘉之学和略显粗莽的陈亮永康之学有所不同，陈亮是功利思想的宣扬者，由于过分强调事功效果，常常越出了儒家伦常的阃域；而永嘉事功思想更多地是对传统儒家经世思想的发扬，不像陈亮那么激进，但又并非不求利。如叶适批评董仲舒“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点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就是认为功利思想有其自然合理性。尤其是在理学家看来，永嘉、永康两者皆不能就身心理会，而是专于向外开拓，其弊病是一样的。朱熹的学生陈肤仲亦云：“江西之学多禅释，永嘉之学多功利。”对永嘉学亦以“功利”目之。正是出于对永嘉学是“功利”之学的定性，从淳熙末年，朱熹又开始对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者作了全面批评。他借着永嘉学弟子曹叔远、徐寓等前来漳州问学的机会对永嘉学的“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的学风展开大肆抨击。朱熹对永嘉学的指责在于“笼罩包含”“没头没尾”“大抵只说一截话，终不说破是个甚么”。他当着永嘉学者徐寓的面说：“乡里诸贤文字”“皆不免有藏头亢脑底意思”。所谓“含糊笼罩”一类的批评，意在指斥永嘉人只是眼睛向下，在经史制度里面讨生活，不懂得“向上一路”，因此是非之见不明，只能发表些折衷调和的见解而已。

浙东学者确有重实际、讲实用、求实效的共同点，在朱熹看来，“浙学”宣扬功利，与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根本的对立。孔子罕言利，并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何必言利”和“舍生取义”，董仲舒更是冠冕堂皇地宣扬“仁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宋代理学家大讲天理人欲之辨，尊性而贱欲，因此严守义利大防。朱熹在注释《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章时称：“义者，天理之所宜。”又进而将义规定为“心之制”，即，人之所以能使“事”得其所宜，关键在于人内心存理去欲的努力；而“利”则往往是和个人感性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在朱熹看来，陈亮和永嘉学人的功利思想，乃是一味追求功效而无视道德指向，完全违背了先哲之教，未免骇俗，因此屡屡斥浙学为“怪论”、“丑陋”、“偏狭卑陋”，流露出强烈的敌视情绪。“浙学”学者大多纵横兀傲，与他所主张的学者当先就自己身心理会的学术路径迥异，朱熹批评他们“学为英雄之学，务为跅弛豪纵，全不点检身心”。这也是对所谓“专是功利”作的最好的注脚。

“功利”这一在正统儒家那里备受贬抑的词汇，虽不足以涵盖“浙学”的全部精神，但朱熹的批评确实揭示出了“浙学”自处于正统理学之外的特异性。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尤其是吕祖谦后学)，陈亮的永康学派，薛、陈、叶的永嘉学派实是朱学、陆学门户之外自具面目的新学统，而且三者学术精神比较接近，正是在相似的学术精神的凝聚下，以致乾、淳之际，金华、永嘉、永康三地学术出现了合流的趋向。四库馆臣曰：“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与陈傅良，遂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于事功为疑。然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未可尽斥永嘉为霸术。”借用其语，可以说，永康学连同永嘉、金华三者皆“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若将这三家的共同的学术思想加以综括，其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浙学以史学为根柢，贯经、史、文章为一。浙东学人大多出入经史，且往往以史家之眼研经，很大程度上剥去了后人赋予《六经》义理说教的外衣，还原了其原始面貌。虽然吕祖谦曾教导叶适“读经多于读史”，但是作为宋代卓越的史学家，他不但有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还将贯通经史作为自家史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主张以史家之眼读经，如云：“看《诗》即是史。”“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即以《诗》、《书》为史，从中考见世变迁流，善恶休咎；同时又主张以理学眼光阅史：“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永嘉学者中，陈傅良是《春秋》左氏学的大家，其《春秋后传》一书本之左氏，参用公、穀之说，兼采治经、治史之法，在《春秋》学家中独树一帜。此外，他还尊奉《周礼》为圣典，对往古制度作历史的考究。其弟子叶适经史合一的思想倾向更为突出，他曾说：“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衰周之前，史官掌握学术之权，他们各守图籍，《诗》、《书》、《春秋》在当时都是作为记录治迹的史籍而存在的。他在另一处更直捷地指出：“《春秋》名经而实史也。”这一说法很有创辟性，对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有导夫先路的意义。永康陈亮与永嘉学者的治学路数十分接近，他乾道五年会试落第后长期沉潜诸经之中，对经生的分篇析句之学甚为不满；而在《六经发题》、《三国纪年序》等处多次指出《书》、《周礼》、《春秋》是保存先王遗制和先代政教实迹的文献，体现了特定的历史现实。同时，陈亮又熟谙史事，对历代英雄之智略颇能会心，并将自己的心得表见于史论，教导学人也强调经史兼通。

与反对斤斤于作文工拙的程门理学家不同，“学”和“文”两者在浙东学人那里是相统一的，他们大多兼有学者和文人双重身份，所作政论文、史论文广为士人传诵，其情采辞气以发扬蹈厉之态，对当时的科举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宗羲《沈昭子耿岩草序》中对浙东之文推崇备至，称吕祖谦文有“《史》、《汉》之精神”，陈傅良、唐仲友文为“学海之川流”，叶适文为“微言大义之散殊”，宗叶适之文者“以秀峻为揣摩”，大体描画出了浙东学者为文的特点。由于浙东学人对文章的态度比较通达，以文人手段研治经史，也成为他们的一大特色。吕祖谦以文人笔法驰骋议论、词气纵横的《东莱博议》，陈亮豪气流宕的史论文，陈傅良说经谈史、格法严谨的科举范文都是典型的例子。对浙东学人贯通经史、并能表见于文章的特点，元代苏天爵的概括亦颇为精切：“南渡之初，一二大贤既以其学作新其徒，吕成公在婺，学者亦盛。同时有声者，有若薛、郑之深淳，陈、蔡之富赡，叶正则之好奇，陈同父之尚气，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见于世。其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袭，究其异同，参谬误以质诸文，观会通以措诸用。”

其二，浙学一贯坚持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浙东学人不是穷究心性的道学夫子，特别是在南宋内忧外患交迫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蒿目时艰，强调学问的振衰起弊意义，反对专于心性、闭眉合眼而不求实效的内圣之学。理学宗师朱熹所谓“专是功利”的苛评也主要是针对浙学的这一倾向而发的。吕祖谦多次强调学当以致用为目的。他在一篇《策问》中说：“宪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学，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群居，上非特为饰治之具，下非借为干泽之地也。所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指出归本于实学是三代学术的根本精神。其《丽泽论说集录》中也曾经提到：“百工制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耶？”士人致力于学问却百无一用，就违背了从学的初衷。吕氏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激扬事功精神的永嘉和永康学派的影响，同时也和吕氏自身的史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事功思想在吕祖谦那里还显得比较温和，但已经为吕氏后学涌向功利思想的狂潮开了一道闸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祖谦当是理学转向事功之学的一个代表人物”。

永康和永嘉学者则对于内圣能否开出外王持怀疑的态度。陈亮在这一方面走得最远。他对儒家的道德说教不感兴趣，尤其反感理学家的内圣之说，而以国事民瘼和恢复大计作为首务。为此，士人必须挺立起昂扬蹈厉的人格，他认为“文非丹铅也，必有处世之才”，对宋代文士集团的臃肿庞大而生气凋丧深表痛恨。因此陈亮枕戈待旦，“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显示出直面现实的英雄气概。正是本于此种气度，他将儒门中颇受讥议的管仲、王猛、唐太宗这些挺出乱世的英雄奉为楷模，从他们那里汲取时代亟需的拯世精神。永嘉学者和陈亮比较接近。《宋元学案》称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如果说周行己、郑伯熊等永嘉前辈学者还在延续着二程洛学“兢省以御物欲”的旧学路径，薛季宣、陈傅良之学“弥纶以通世变”，才算真正开启了永嘉学术的新风气。薛季宣反对深穷义理，其学主于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措诸实用。陈傅良、叶适和理学家所提出的圣贤“传心”之教针锋相对，他们上溯三代圣人之教，挖掘出经纶世务、切于实用乃是三代之学的真谛。如陈傅良便指出：“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

第三，浙东学者秉持道、器合一的基本思想。理学宗师朱熹以理、气为宇宙万物化生的两个基本要素，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理”和“气”二者相合无间，相依而存在，本无先后可言，但“理”作为宇宙万事的总法则，亘古亘今长存不灭，具有独立性。因此从逻辑上说，是理在先，气在后。他说：“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宇宙万物存在之前，理就已经存在了。理、气的对立，也即道、器(体、用)的两分，认为“道”可以“离乎形器”而独存。浙东学者则一贯坚持体用的相即不离。吕祖谦多次透露过这一意思。他在书信中对朱熹分离体用的做法提出质疑：“所欲请问者，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先体后用、先显后微之说，恐当时未必有此意。”吕祖谦在给陈亮的信中也说：“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这是本于理学家的认识眼光而对朱熹体、用二元的反思，力图弭和体、用两者之间的距离。陈亮则径言：“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且以为“道非出于事物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道无处不在，它不是什么玄虚的本体，不过是事物的规律、准则而已，就存在于日用常行之中。永嘉学者的道器论则与陈亮若出一辙，他们一致拒斥“道”的形而上意义。薛季宣以为：“道非形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道虽无形体，但不离物而存在。陈傅良教导学生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更取消了“道”的独立色彩，而突出了经验世界中事物本身的意义。

当然，以上只是从大体倾向而言，浙东的这三大学术流派，由于各有师承，自成体系，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差别。漆侠先生认为“吕祖谦是浙东事功学派中最接近理学家的一个。……陈亮则是浙东事功学派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永嘉诸子如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算是事功派中的温和派”。但是，总的看来，通贯经史文章的博雅色彩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实为浙学的精髓。对于浙学的精神，元代苏天爵的概括最称允当：“嗟夫!昔宋南迁，浙东之学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自天官、律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该通曲委，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然百年以来，典刑风流日远。”这使得浙东学术在声势渐著的理学之外独树一帜。

二、浙东学派兴起的背景

浙学兴起于南宋之初，至乾道、淳熙间臻于极盛。它的兴起，既是洛学学脉传衍的一个自然结果，又离不开地域经济文化的土壤，更有历史机缘起着关键作用。

浙学的勃兴，和南渡后洛学重获重视的思想环境紧密相关。靖康元年金军犯阙，徽、钦二帝被掳到金国，北宋亡。金军旌麾南下，在风波颠沛中重建朝廷的康王赵构仓皇南逃，直到绍兴和议的签订，方才换来苟且而耻辱的和平。绍兴以后，高宗开始痛定思痛，而对国变深入反思的结果，则是否定原来的统治思想——王学，将宋亡的悲剧归罪于王安石的“变乱祖宗法度”。绍兴元年，高宗对臣僚说：“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相反地，洛学作为“元祐学术”却受到褒奖。建炎元年八月高宗召胡安国、杨时、谯定等洛学弟子赴行在，朝中的洛学士人也得到重用，这赢得了道学人士的拥护。绍兴四年，范冲入见，奏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范冲深察高宗的隐衷，指出国家覆灭的根源乃在于王学，实际上是为徽、钦二帝的昏庸淫佚开脱罪责。高宗便也顺势表明立场，声称自己独钟情于元祐学术。这或许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最爱元祐”，对长期处于王学禁锢下的洛学士人却无疑是一个振奋的信息。其后绍兴四年到绍兴八年，赵鼎和张浚轮番任相，虽然两人在战守诸问题上论争激烈，但在学术选择上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全祖望所说：“中兴二相，丰国赵公尝从邵子文游，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游，丰公所得浅，而魏公则惑于禅宗，然伊洛之学，从此得昌。”

洛学逐渐向各地分流，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其中一支就是浙学：

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

永嘉地区的学术氛围北宋时已经十分浓厚，仁宗朝有王开祖、丁昌期导其源，至北宋中后期，永嘉的学术风气乃愈趋于盛。据周行己《浮沚集》卷七《赵彦昭墓志铭》，北宋末永嘉有所谓的“元丰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沈躬行、蒋元中。其中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周行己、许景衡曾“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是程学的嫡传；此外，鲍若雨、潘闵、陈经正、陈经邦都曾“从程氏游”，都可以算作是程门弟子。其中尤其以周行己推阐二程学术最为有功。

周行己(1067—？)继承了二程“进学用敬”的思路，以“反身入德”为入学途径，他指出：“道学不明，世儒蔽聪明于方册文辞之间，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措于事业，致懵昧于理乱之机，颠冥于进退之义，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具体说来，便是以“敬”为君子学道之要，以敬畏为本，严于善、利之辨。周行己崇信孟子性善的思想，以人性本善，而利欲熏心者则是善性为物欲所蔽的结果。周氏在儒家明辨义利的基础上更强调格去物欲，致力于明善，“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为善，岂人人为舜也欤哉？非也。方其为善，其心则舜之心也。天下莫不为利，岂人人为跖也欤哉？非也。方其为利，其心则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为善也”。为臻于善的修养境界，周行己以为有两方面：“性者道之质也，礼乐者道之具也。”一方面要从存心明性方面下功夫，内心持敬；另外在修身践行方面则主张以礼约束。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跳出程学的窠臼。

永嘉郑伯熊私淑周行己之学，就是在秦桧禁绝洛学的时期，郑伯熊和其弟郑伯英仍能够矢志不渝，他们在乡里推明洛学，使之气脉不断。如叶适所赞扬的：“章蔡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瓌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已。”郑伯熊兄弟的著作已佚，不得考其面目，《宋史·陈傅良传》称赞郑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陈傅良师事之。后来永嘉著名学者木待问、叶适亦曾向他问学。可以说，对于永嘉的以经制言事功的学术风尚，郑伯熊起了开辟导扬的作用。全祖望《宋元学案》云：“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郑伯熊、郑伯英)为渠率。”

由程门弟子袁溉到薛季宣的学术传授则是永嘉学的另一支。薛季宣的父亲薛徽言学于武夷胡安国，薛季宣又师从程颐弟子袁溉，故为程门嫡传。薛季宣曾教导陈傅良以“参前倚衡”言持敬，还曾经劝诫陈亮应当注意检察内心，久之天理自见。可见薛氏早年还是以程学的主敬思想作为学术归依的。因此，陈傅良说他“尝掇拾管乐事为传，语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数先生而已”。另外，薛季宣还受到老师袁溉博杂综该的学术风格的影响。袁溉著述今已不存，无法考见其思想面貌，薛季宣《袁先生传》称其“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诵习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礼说尤邃”。薛季宣之学亦通贯古今，他自六经之外，对历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等等都有涉猎，对于古代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都有较深的研究，而这些方面的学问都可以切实应用于兵政、财用等政治实践之中。总之，永嘉学术在薛季宣那里更显示出独立于程学之外的个性。洛学经过永嘉的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等人的发扬之功，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面目，而且声势渐著，以至出现了“中兴以来，言性理之学者宗永嘉”的学术盛况。

洛学在金华传播亦盛，其中尤以吕氏之学声名最著。吕氏家族入宋以来世代皆有显宦或宿学，《宋元学案》中吕氏七代被录入者便有十七人。其家学渊源可上溯到文靖公吕夷简，夷简生吕公著，公著生吕希哲，希哲生吕本中。至南宋吕本中的从孙吕祖谦，乃将吕学发展成为与朱熹、张栻相鼎足的学术宗派。吕学注重保存和研究前代的典籍文献，从中发明性理，强调“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以不名一师、博采众长为特色。吕公著曾与程颐同师于胡瑗，公著之子吕希哲则投到二程门下，因此吕氏家学虽然博雅广大，但其归宿仍在程氏之学。

永康的陈亮虽然学术师承不十分明确，但从“兢省以御物欲”的郑伯熊那里接受到程学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陈亮乾道五年会试落第后曾长时间精读《四书》，从中探求性命之理，并写作《西铭说》发明理一分殊的思想。刘埙在《隐居通议》中亦指出：“龙川之学，尤深于《春秋》，其于理学，则以程氏为本。”只是后来陈亮才出乎其外，转而反对性理之学的。

南宋洛学的解禁和复苏，为浙学的蔚然兴起开启了思想之源。而浙学的迅速崛起，从地域条件来说，和浙东地区作为南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北宋时，浙江地区的经济已经占据全国的鳌头。苏轼在奏议中曾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它财富供馈不可悉数。”浙东成为朝廷财政取给的主要来源：“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徽宗宣和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了诸路上供钱物的数量，而以两浙为最。《宋史》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两浙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因为南渡而改变，而且随着南渡人口的大量涌入，还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南宋定都临安，两浙处于政府直接统辖的腹地，当地经济因此有了迅猛的增长，人口、财政、农业生产、手工业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居于全国首位。

两浙又是南宋的文化中心。南渡以来，名流耆宿多流寓此地，使两浙人文荟萃，文物之阜盛甲于天下。其中尤以浙东的温州、婺州、四明、越州四处为突出。温州(永嘉)实为南宋时期的人文渊薮，有“小邹鲁”之称。绍兴二十七年的状元王十朋不无自豪地说：“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吾乡义理之学甲于东南。”《宋本方舆胜览》对永嘉亦颇多称誉之词：“(永嘉)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婺州学风与之近似，当地教育十分兴盛，绍兴间，仅婺州的东阳一地，便有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南湖书院等八所。《宋本方舆胜览》称该地“名士辈出，……士知向学。”明州和越州亦以儒术的流播蕃盛而著称。明州“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士之贫者虽储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又，越州：“士俗雅尚，风物温秀，儒学之士，居常数十百人。”和浙东相比，浙西的文化氛围就逊色多了。根据《宋元学案》所载的学者人数看，浙东534人，其中温州籍学者就有113人；浙西146人，浙东占78.5％，是浙西人数的三倍多。浙东学者辈出，人才济济，比浙西有更多的强势。黄榦曾经指出：“浙右之俗，专务豪奢，初不知读书为何事!”浙东、浙西的风俗之异，决定了两地文化气象迥然有别。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两浙的科举事业更是位列全国的前茅。即以绍兴十八年登科进士的人数来看，当年全国进士总数为330人，而两浙人数88人，占26.6％。位于全国之首。瑏瑠这一卓越的成绩并非偶或有之，根据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所记载的登科人数，占籍两浙的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1.1％，仍旧遥遥领先于其他诸路。科举事业的发达，一方面表明了两浙读书求进之风甚盛；同时，科举活动也推动了当地的学术渐成气候，保证了当地大批知识分子能够进入统治阶层，而出于乡曲之谊，他们又会对本地士子有所提携和掖进，使越来越多的乡人结成学术和政治的同盟。庆元三年闰六月，韩侂胄党人曾指斥温州学官陈傅良、徐谊等人的作弊行为：“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二三温人。所谓状元、省元、两优释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亲故。”这一例证从反面说明了科举是浙东地方精英崛起的重要平台，对浙学的兴起有关键意义。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都是科举中的优胜者，他们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是科举事业所赋予的；此外，吕祖谦、陈傅良还以科举教育闻名于当世，这使他们在当地士子中间有了更大的凝聚力。

除了经济和科举等外部因素，以事功精神为内质的学术思想出现于两浙地区，和当地的风俗民情亦有一定的关系。两浙向来有好利与重商的风气，难免对浙东学人产生浸染。《宋史·地理志》中称“两浙路……东西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两浙商业发达，“善进取，急图利”的民风都带有重商的特色，在这里，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不太受重视。当地人都生活得殷富而切实，不太喜欢深奥不着边际的玄思。程俱《北山集》中谈及永嘉风气时也说：“其俗剽悍以啬，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其士风任气而矜节。”多贾，说明当地商业很盛；任气矜节，也即“善进取”，指出当地人普遍具有矜重气节、好强争胜的个性特点。这对当地学者的事功思想应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过分夸大地域文化心理对学术的影响是不适当的，但是在宋代地域文化面貌纷呈、学术的地方色彩也愈益突出的时代条件下，对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集体心理因素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以奋励有为、勇于进取为精神内核的浙学的勃兴，亦是靖康以来天崩地坼的国变刺激的结果。靖康间金人南侵，大宋国祚倾覆，受命于乱世的康王赵构在朝臣拥立下重建宋王朝，而不久，高宗便在金人铁蹄的追逐中仓皇南逃。建炎三年到四年，高宗往来辗转于浙东地区的明州、越州、温州之间，甚至逃到明州海面避敌。宋宗室一行疲于奔命，所到之处金军尾追而至，浙东地区因此遭受到金人严重的破坏和蹂躏，生长于浙东的士人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惨状感受尤为深切，现实的危机激发起他们对国事民瘼的关注和深思。此后从绍兴到隆兴年间，战与和的抉择成为摆在南宋君臣面前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浙东学者在此问题上态度极为斩决。如浙东的前辈学者许景衡为宗泽仗义执言，反对黄潜善的投降政策，王十朋弹劾史浩怀奸误国，薛徽言反对秦桧议和，引义固争而不惜死，都表现出凛然的气骨和深沉的爱国情怀。这种独立不倚的人格操守和蒿目现实的精神在浙东士人中形成了风气。继起的浙学的代表人物，其注重实效的事功思想都是缘于国家危亡、民生凋敝现实的激发，实现“中兴”和“复仇”成为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如吕祖谦淳熙四年的轮对劄子中向孝宗提出在“敌势陆梁而国雠未雪，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宁，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的“百弊俱极之时”，应以前代为龟鉴，“治体其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其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以惠民图强，开宽大忠厚之治。陈亮向孝宗进的《中兴五论》以及《上孝宗皇帝》三书，论边备，论徙都，论君臣和衷共济，以及批评高谈性命的理学家不知痛痒，都没有离开过恢复中原这一主题。叶适生活在“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以及“开禧用兵”的几十年间，有关和战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继陈亮之后为恢复事业上下求索，不但在淳熙十四年的《上殿劄子》中批判了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投降论调和姑息偷安的做法，还在《进卷》和《外稿》中提出一系列解决百年积弊的举措，论述及于用兵、财政、科举等各个方面，实际是为摆脱贫弱国势、复仇雪耻而规划的宏阔的治国蓝图。

三、浙东学人群的交游网络

浙东学派由永嘉、金华、永康三地的学者组成。他们并非各自独立，由于地缘的便利，他们能够经常往来聚会，论辩沟通，切磋砥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浙东学人网络，于是有了连袂成帷的声势。以下对他们相互间的交游往来作一些介绍。

(一)吕祖谦对永嘉学人的诱掖

吕祖谦学问溥博，为人诚朴端悫，襟怀开阔，又兼其出身于“世修相业，代有宗工”的显赫家族，因而在士人中享有甚高的声望。浙学各派虽然自有其师承，但都公推吕祖谦为浙学巨擘。刘埙《隐居通议》称：“宋乾、淳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出，有徐子宜、叶水心诸公出，而龙川陈同父亮则出于其间者也。”吕氏同风头最劲的永嘉学人关系尤为密切，两者的学术思想也有某些近似之处，以至于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原本将吕祖谦“东莱学案”划入了“永嘉学案”之中。吕祖谦在世时，他在金华的明招山住所，成了士人们交往论学的中心，永嘉多位学人如薛季宣、陈傅良、徐元德、叶适等，都曾到明招山拜望这位德望甚隆的学问大家。永嘉学者也大多受到其提携奖掖，蒙其惠泽。

(1)吕祖谦与薛季宣。薛季宣是永嘉学派中的前辈，比吕祖谦年长三岁。祖谦对薛季宣早有闻名，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永嘉才俊。这个夙愿到乾道七年才得实现。他在《薛常州墓志铭》中提及二人的相识经过说：“岁在壬午，先君子守黄，公夹江为令。归以公所为语某，固已矍然自失；后十载，乃识公于朝，一见莫逆如故交。”乾道七年七月薛季宣由婺州赴临安接受审查，并任大理寺主簿；该年吕祖谦在朝，任左宣教郎，两人一见如故。薛季宣在乾道八年写给张栻的信中亦云：“某自去秋中备数京辇，虽与伯恭、子充亲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显白相从。”子充是周必大。三人交谊深厚，但是此时朝中曾觌、张说等近幸与道学人士矛盾尖锐，薛季宣为避结党之嫌，不愿与周、吕刻意相狎。但二人在朝共处不足半年，该年冬薛季宣便被派往淮西视察和安抚流民。是为二人的第一段交谊。

乾道九年三月，原任湖州的薛季宣被改任为常州知州，未能赴任，而是从湖州回老家永嘉休养。途经婺州时，薛氏专门前去吕祖谦处探访，两人在婺州相聚半月之久，“语连日夜”。薛季宣此次卸任还家，缘于湖州权贵的排挤撼动。薛季宣原本锐于进取的事功理想亦有些灰懒。吕祖谦对好友薛季宣寄以深深的同情，他在给陈亮的信中说：“薛士龙过此留半月，徐居厚来此留十日，皆极款。士龙历此一番，履险知难，与向时不同。”另外，吕氏又高度赞扬了薛季宣渊博而质实的学问，称薛季宣：“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吕祖谦与薛季宣的此次分手竟是两人的诀别。当年九月，薛季宣以四十岁的英年与世长辞。吕祖谦闻知后，悲叹“可痛!可痛!”并为薛季宣作《墓志铭》，其文寄意绵邈，既极力称赞薛季宣“疏快轩豁”的豪爽性情，也追叙了自己同薛氏深厚的友谊。

(2)吕祖谦与陈傅良。在永嘉学人中，吕祖谦与陈傅良同龄，情谊也最为深笃。但是陈傅良早年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却远不及吕祖谦，二人关系实介于师友之间。傅良自称“年偶同而智迟，名近似而实远”，虽是自谦，却也大体反映了两人的身份之别。

吕氏对陈傅良的学问多有提携之劳。傅良乾道六年入太学读书，其时吕祖谦任太学博士，两人得以相识。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和陈傅良切磋论学的过程中，“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使陈傅良受益匪浅。吕祖谦在文献方面博考详察的功夫，对陈傅良经制之学的成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祖谦给陈傅良的几首短短的信札中，在为学方面对陈傅良多致谆谆之教，如力戒徇外之心、着实省察等，乃是揭出自己的为学心得以规箴之。

乾道八年，陈傅良参加太学补试，当年春，吕祖谦担任省试考官，参加考试的永嘉学人有陈傅良、陈谦、蔡幼学、徐谊、薛叔似、鲍等多人，他们大多是陈傅良的弟子和朋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中曾记载有关这次考试的两则佚闻，一则云：“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同时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东莱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举访东莱，东莱语以一《春秋》题，且言破意就试，果出此题。君举径用此破，且以语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由此可以看出吕祖谦提携后进的不遗余力。在宋代极为严密的考校制度下，吕祖谦此举冒了授人以柄乃至丢官的风险。另一则是此次考试中对陈傅良弟子蔡幼学的赏识和擢录：“东莱为省试官，得一《春秋》卷，甚工。东莱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读书养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帐顶上。未几，东莱以病先出院。众试官入其室，见帐顶上有一草卷甚工，谓：此必东莱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为首选。”此事是吴子良闻诸乃师叶适，应当是可信的。当时虽有糊名考校制度的约束，但吕祖谦识力超凡，他竟然从千万份考卷中辨识出了蔡幼学的妙文。由这两例可以看出，陈傅良等永嘉学人在科场中的崛起离不开吕祖谦的扶掖之功。

从私人感情上来说，吕、陈二人情意投契，相视如同兄弟。乾道八年二月，吕祖谦的父亲吕大器卒，陈傅良前去婺州吊唁，且吕氏“亦有乘兴命驾之约”，而吕祖谦终因丧服在身，心神伤瘁，终于未能赴永嘉访友。吕祖谦在婺州守丧的几年内，远离诸友，心情戚苦孤寂。淳熙元年十一月，在家待阙的陈傅良从永嘉前往明招山拜望吕祖谦，两人在山中相聚数日，颇为欢洽。吕祖谦提及此次会面说：“前月偶得陈君举来相聚山中数日，殊不落莫。语次，未尝不南望车尘，慨然怀想也。”言语间颇有惓惓之意。他赞扬陈傅良谦恭自牧的学风，称他“最长处是一切放下，如初学人”。淳熙八年七月末，吕祖谦病逝，陈傅良前往武义明招山哭祭，并为《祭文》曰：“忆学省之初识，怪伏焰之方煽；及修门之晚别，幸后会之犹健。相此意之攸属，若一体而中判。”念及畴昔相识相知的情状，傅良对逝者寄寓了深挚的缅怀。

(3)吕祖谦与叶适。叶适少吕祖谦十三岁，他作为永嘉学者的后劲，才气奔逸，器识超群，蒙吕祖谦推许甚至。祖谦对他既有生活上的眷顾，对其科举仕进亦有襄助。根据周梦江先生《叶适年谱》中的详细考证，叶适曾在淳熙二年秋游学婺州，并特地去明招山拜望了吕祖谦。叶适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说：“昔从东莱吕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见谷中孤月出，倒影挼碎长林间。凭师记此无尽意，满扫一方相并闲。”明招山清凉寥廓的秋夜，为两人论学增添了浓郁的佳思逸兴，此情景常令叶适怀念不尽。叶适回温州的当年冬天，便致书吕祖谦，深表自己有幸识荆，如“乍出坑谷，忽见天地日月，不觉欣跃惊诧，过于高快”。此时的叶适没有生活保障，比较落泊，吕祖谦对此存念不已。淳熙三年，叶适在温州乐清的雁荡山僧舍以授徒讲学为生，吕祖谦闻知后，借陈亮欲访问永嘉的机会，特意写信给陈亮托付道：“正则且得有啖饭处。去岁相聚，觉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须过存之也。”嘱托陈亮一定要去雁荡山探望一下叶适，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吕祖谦对叶适科举的成功亦有助成之力。淳熙五年四月，叶适参加全国进士考试，并以进士第二名及第。而担任该年殿试考官的便恰好是吕祖谦，他对叶适考试成绩有关键的判定权。正如陈亮给吕祖谦的信中所说：“正则才气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成之？”根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光皇策士》中的说法，叶适本被有司拟取为进士第一人，只是在最后由皇帝定夺的关节，其《廷对》中“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的说法引起了孝宗的不悦，故降为第二。由此可见吕祖谦对叶适才气的嘉许和擢拔之力。吕祖谦去世后，叶适在祭文中写道：“昔余之于公也，年有长少之序，辈有先后之隔。每将言而辄止，意迟迟而太息。今余之于公也，丧前路之乡导，废旁观之轨则。”在叶适的心目中，吕祖谦的操行风范树帜甚高，乃是自己为人为学的向导和楷模。

此外，永嘉的徐元德，郑伯熊、伯英兄弟，徐谊，薛叔似，陈谦，蔡幼学等学人同吕祖谦皆有交往，郑景望、徐元德曾去武义明招山拜访吕祖谦，徐谊同吕祖谦有书信往还，在薛叔似、蔡幼学、陈谦乾道八年的进士试中，吕祖谦为座师，他们应算是吕氏的门生。吕祖谦给陈亮的信中提及永嘉诸友时如数家珍：“景元廓落，自其所长，区区所望于渠者，政欲其爱养气血，点检细行，以待时而已。……陈益之留意礼学甚善，蔡行之有安齐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掊击之。”他与永嘉几位学者学问各有所擅，而性情投契，志趣亦略同。

(二)陈亮与吕祖谦

陈亮为人狷介寡合，而独对吕祖谦倍加推重，相为莫逆之交。陈亮在吕祖谦祭文中自称从表弟，似有远亲，但两人起初并不认识，绍兴三十二年虽共同参加过两浙转运司的漕试，仍没能相识。此次发解试中吕祖谦得中第二名，而陈亮落选，从此两人走上了升沉各别的人生道途。两人相识的具体时间，今已不可详考，但大约是在陈亮乾道五年落榜后，在老家永康的杜门读书期间。从他们现存的书信来看，吕祖谦给陈亮的信有35封，陈亮的文章散佚颇多，现今只存4封，从中可以大体窥见两人交往的情形。陈亮曾把自己的《孟子提要》、《三先生论事录》、《文中子序引》、《三国纪年》、《策问》以及序跋作品寄给吕祖谦求正，吕祖谦对于陈氏文章的主旨、乃至文字措辞都认真提出了意见，而陈亮也大多依照吕祖谦的意思作了细心的修改。比如陈亮的《书欧阳文粹后》有一句：“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有宣、政之遗风。”吕祖谦认为最后一句用语太直露，建议改为“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陈亮虚心采纳了他的意见，作了相应的修改。

除了书信往还外，由于吕、陈同在婺州，金华、永康两地相去不远，两人相互间的往来会晤也比他人为多。虽然陈亮桀骜不驯，但一向视器宇宽宏的吕祖谦为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不止一次表达过对吕祖谦的由衷信赖和感情上的亲近：“丈夫出处自有深意，难为共儿曹语，亦难以避人毁谤也，此怀惟吕丈知之。”“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而且，在南宋理学三大家当中，陈亮对吕祖谦的学问造诣和学术气度最为敬服：“伯恭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风矣。未可以寻常论也。”

吕祖谦也十分器重陈亮的才干和磊落魁杰的人格，曾对陈亮慨叹道：“未可以世为不能用。虎帅以听，谁敢违子!”以春秋时郑国执政子皮激励子产的话鼓舞陈亮，劝其积极用世。吕祖谦对陈亮的怀才不遇寄寓了深深的同情，每逢陈亮不如意的时候，吕祖谦则似和蔼温厚的兄长，给予安慰和开导。陈亮在科举和上书之途中屡遭踬踣，尤易使他产生激烈不平的反应。乾道五年陈亮礼部试落第，上书孝宗又未成，于是郁郁满怀地返回乡里，潜心研读了道学经典，并于乾道八年下帷授学。淳熙四年，吕祖谦给朱熹的一封信中提到陈亮：“陈同甫近一二年来却翻然尽知向来之非，有意为学，其心甚虚。”吕祖谦对于陈亮的戾气渐消，一心向学表示欣慰。淳熙五年陈亮在礼部考试中再次落第，而叶适、徐元德、王自中等同辈人皆在当年考中进士，陈亮深受刺激，胸中蛰伏已久的昂藏之气又被搅动起来，并在给吕祖谦的信中大发牢骚。对此，吕祖谦耐心抚慰：“试闱得失本无足论，但深察得考官却是无意。”“春初之举，虽是习常守故者自应怪骇，然反观在我，亦未得为尽无憾。”等陈亮的心绪渐渐从阴霾中恢复过来，吕祖谦乃对陈亮痛定后的持重表现备感欣慰：“垂喻备悉雅意，再三玩怿，辞气平和，殊少感慨悲壮之意，极以为喜。”“惟冀益加宽裕从容自颐，以慰见慕之徒之心。”朋友之间息息牵挂，至于忧喜相共。陈亮在为吕祖谦之父吕大器写的祭文中说：“间或从公之子以游，诱之掖之，盖公之教。”对吕祖谦的诱掖和关照，陈亮深为感念。

当初，在吕祖谦的介绍下，陈亮与朱熹才得以相识。吕祖谦死后，朱、陈在互通学术心得的过程中渐生分歧，引发了义利王霸的争论。但是两人性格都较为激切褊急，固执己见，辞锋颜色终不肯相下。此时骑虎难下的陈亮不免怀念起曾经调和朱、陆之争的仁者吕祖谦：“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撋就也。”

(三)陈亮与永嘉学者

陈亮和众多永嘉学人之间交往广泛而且十分密切。根据周梦江先生《叶适与永嘉学派》的考证，陈亮曾经三次造访永嘉，和永嘉的众多俊彦欢聚。第一次是在淳熙三年春，第二次在淳熙七年秋，第三次在淳熙八年春天。其中，陈亮第二次访问永嘉，众友聚会的气氛尤为盛大而热烈。夏承焘先生曾经对此次聚会作过详考，他考证出参加这次聚会的有郑伯熊、陈傅良、叶适、戴溪、徐元德等人。临别前，永嘉诸友在温州江心屿设宴为陈亮饯行，陈亮有《南乡子》词赠之曰：“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骧万斛舟。”表达了对济济称盛的永嘉才俊无尽的留恋。

南宋永嘉学者中以郑伯熊年辈为长，他对陈亮也多有指诲。陈亮提及郑伯熊时，云：“某之师友永嘉郑公朝暮来总风宪，曩固尝加惠于公矣。”《宋元学案》中王梓材则径以为陈亮是郑伯熊的及门弟子。大多数学者不能认同这种说法。陈亮在为郑伯熊所作的祭文中又称“黑头如市，独我良朋”，又称“某之师友永嘉郑公”，看来两人之间以朋友情分为多，观其祭文亦不像是门弟子的措词。郑伯熊年辈虽长于陈亮，但应该说两人谊在师友之间比较准确。陈亮推许郑伯熊为“永嘉道德之望”，盖郑氏寝馈《六经》、上论三代的学风对陈亮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淳熙三年秋，郑伯熊由台州返回临安，道过永康龙窟，特地去探访陈亮；淳熙六年夏五月，郑伯熊秩满由临安还永嘉，欲再度与陈亮欢聚，陈亮与徐元德候之于馆头。淳熙七年陈亮为赴建阳任的郑伯熊在旅舍饯行，他在为伯熊作的祭文中回忆此次相会说：“去年之夏，举酒以相属”，情致颇为欢洽。此外陈亮在给朋友的信中曾提到“忽郑景元相访，未及寒温”，可知郑伯熊的弟弟郑伯英也曾经去永康访问陈亮。陈亮拟为朋友作词三十首，成十一阕，寄给郑伯英请求指正。

永嘉学派的中坚人物薛季宣与陈亮互相闻名，从现存文献来看，两人交往的记录仅一次，不过对彼此都很钦佩，情谊也很真挚。薛季宣在给陈亮的信中说：“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于景望四三哥之舍。于四三哥、王枢使闻宾从之学业气志，每以未及识面聆謦欬之音为歉。及趋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书二，其一左右，一君举也。洎访旧知于学，则闻二陈之名籍甚京师。旋沐从者访临，获亲名理之益，从知名下之无虚士。”乾道五年，薛季宣入临安接受审查，从郑伯熊那里见到了陈亮的文章，并且通过郑伯熊、王炎之口获知陈亮豪纵的才学和耿介的器量，但没有机会见面。乾道六年，任婺州司理参军的薛季宣再次赴都，中途取道宛陵，见到郑伯熊给陈亮和陈傅良寄信，才得知二陈已是名满京都。当年陈亮亦在太学，曾专门登门访问薛季宣。陈亮在祭文中回忆起此次相会时说：“晚将归休，始获见公。握手一笑，话言从容。心满意惬，俯首来东。”“晚将归休，始获见公”，是说陈亮乾道五年省试落榜之后，上书孝宗未果，乾道六年秋离临安。离别之前陈亮方获与薛季宣缔交。两人虽相识略晚，但甚为投契。陈亮落第后回永康，两人之间便有书信通问。薛季宣去信安慰陈亮，让他放宽心思：“得失有命，时运故应然耶!”两人还就体用问题多有探讨：薛季宣向陈亮阐述了“道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的道器合一之论；陈亮原书虽已经不存，但依据陈亮作于太学的论文中，曾提出“道非出于形器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的观点，可见两人在道器、体用问题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陈亮和薛季宣的弟子陈傅良交往时间颇久，交谊甚厚。陈亮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举。”在陈亮的心目中，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陈傅良的地位是仅次于吕祖谦的。陈亮在文章中提及傅良时候屡称“族兄”，更将傅良视为兄长。陈亮乾道五年入太学上舍，陈傅良次年入太学，两人于是相识。傅良乾道八年得中进士，陈亮闻知后“幸甚至于不寐”。后来陈亮三次访问永嘉，第一次陈傅良考中进士后在家待阙，第二次、第三次访问永嘉的淳熙七、八年间，正值陈傅良从福州通判任上被黄洽弹劾，一直闲居家中，所以这三次都得与陈亮晤面。两人皆好论辩，议论风生，陈亮说：“吾常与陈君举极论，往往击杯案，声撼林木。”相较而言，陈傅良略显谨慎温厚，行事持中；陈亮则激扬蹈厉，桀骜不驯。不过两人都是性情耿介之人，每不当于意则直言批评，有时甚至带些激忿的情绪，这也使两人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裂痕：

先是淳熙十二年，陈亮和朱熹关于王霸义利的论辩趋于白热，陈亮曾致书陈傅良请予以仲裁。陈傅良大概是慑于朱熹的气焰，依违于两者之间，态度并不明朗，还在此信的结尾说：“勿为晦庵言之，徒若犯分也。”可见陈傅良为人之谨慎。陈亮对这种乡愿式的评判表示强烈不满，在回信中要陈傅良秉心公正，勿为回护。陈傅良才略带吞吐之态地认同陈亮的立场：“汉唐事业，若说并无分毫扶助正道，教谁肯伏!”陈傅良在遭遇陈亮的质疑问难后有些尴尬，态度才明朗起来。

绍熙元年冬，陈亮被诬再次入狱，陈傅良、叶适、朱熹等人并没有大力救援，陈亮在辛弃疾等友朋的帮助下出狱后心有怅憾，他在给辛弃疾的信中提及此事时说：“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陈傅良给陈亮的信也深表愧疚：“又况朋友满世，一旦有缓急，束手无策，若衰朽犹荷亲爱，亦不过叫冤叫苦，与坐视者无异，即知老兄负谤负累，奔走乡曲之急，直是枉却。……老兄数年以来再脱于祸，目今亦只得还他本朝学者辙样，将秦汉间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末当其位，屈着头合着眼，杜门燕坐以养和平之福而已。”陈傅良一方面确实对陈亮的狱事无能为力，只能徒唤奈何；另外，陈亮此次入大理狱，乃是先由于“册妃拜相”的闹剧，后受“药人之诬”，很大程度上是陈亮的放旷不羁造成的。所以陈傅良劝陈亮收敛一下锋芒，脱去战国纵横之风，颐养和气，免得在人心险谲的时代再度遭难，规劝中隐寓着批评。

陈亮意气昂扬，自视甚高，陈傅良有时则表现出汲汲于富贵的意味。人生志趣的差异也使两人之间出现了不快。比如陈傅良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后在家闲居，无所事事，只等朝廷任命下来，陈亮以为这不免与碌碌之辈近似，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便批评陈傅良“止为学官则无一事”，对陈傅良羁縻于功名很不以为然。但是到了绍熙四年，陈亮再度参加礼部考试时，在廷试策问中，为光宗的不朝重华宫强为解词，迎合了光宗的心思，乃被擢为状元。陈亮真正的意图无从得知，但这种做法却触怒了曾引裾力谏光宗过重华宫的陈傅良。他没料想，以“推倒一世之智勇”自诩的陈同甫居然为了科第功名而骨气全丧。陈亮卒于次年，陈傅良竟不为作祭文。个中原因颇值得深思。

永嘉诸子中，叶适的年辈较晚，但是和陈亮的交往最早，而且交谊亦颇深。陈亮在为叶适母亲所作的祭文中称：“余识夫人之子于稚年，固已得其昂霄耸壑之气。”可见两人缔交甚早，大约在乾道四年叶适游学于婺州时，其时叶适才十九岁。陈亮又在《祭叶正则外母高恭人翁氏文》中说：“恭人甥馆，第一辈人；亮忝交久，义同弟昆。”对叶适推许备至，另外申说两人之间情意深重如同手足。

在叶适的仕宦生涯中，陈、叶二人得以多次款聚。淳熙五年六月，叶适登进士第之后回家省亲，专程取道永康去探望陈亮。淳熙十六年六月，叶适由太常博士改任湖北安抚司参议官，离开温州赴江陵任。经过永康时在陈亮处留宿一日，并邀吕祖俭相会。该月十一日，陈亮为叶适饯行，有《祝英台》词赠之。其词有“樽酒相逢何时”之句，朋友的惜别之情宛然流出。绍熙四年五月，陈亮进士及第，廷试擢为状元。八月，叶适奉诏赴临安行在，两人乃得以相聚多日，情景非常款洽。

叶适仕途能如此顺畅，陈亮的举荐起了很大的作用。淳熙十二年秋，叶适从苏州奉诏返临安，陈亮致书当时任左相的金华同乡王淮，向他推荐永嘉的叶适、陈谦、薛叔似，并盛叶适云：“亮向言叶适之文学与其为人，此众所共知，丞相亦尝首肯之矣。此人极有思虑，又心事和平，不肯随时翻覆……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将有为报效者。”第二年，叶适便由于王淮的推荐任太学正，淳熙十四年任太学博士。

在永嘉诸友中，陈亮对叶适的才华最为嘉许和器重，多次予以褒赞：“叶正则俊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为敌。”“正则学识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之正则也。”给叶适母亲所作的祭文中这样赞扬其子：“数年以来，夫人之子大放于古今之书，凡圣贤之用心与夫后来英雄豪杰之行事，观其会通而得其所以与时偕行者，于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数。”皆极尽称誉之意。陈、叶二人惺惺相惜，陈亮在临终前特意嘱托叶适为他作墓志铭，并提出“且曰必信，视我如生”。于是叶适为陈亮和王自中合撰一铭，且为陈亮结集的著述作了序跋，对陈亮坎终生的遭遇寄慨深沉，对其海雨天风般的文章气势击节叹赏。对陈亮这个世所难容的迟暮豪杰，叶适确能深体其孤愤而豪宕的胸怀。

综上，温州、婺州、永康三地的学人交往论学，寄赠品题，在浙东这片人文阜盛的土地上枝连叶接，蔚然成风。他们互相影响，切磋砥砺，营造出自由的学术空气。由于三家学术思想的相互浸润，大体形成了相似的学术价值取向。尤其到了乾道、淳熙年间，浙学渐渐蔓延成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象。

1. 浙东地域之沿革，全祖望《浙东分地录》一文记述甚详：“浙江十一府，以秦置会稽郡之封计之，西虽缩而东则赢，盖秦时会稽之东，自浙江隔岸为乌伤诸县，迤逦至于山阴，又东自余姚句章至于鄞而止。”(《鲒埼亭集》卷八十七)
2. 《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两浙路》。
3. 《周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三。
4. 《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
5. 《东发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六。
6. 参见早坂俊广《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7. 《答程正思》，《朱熹集》第2456页。
8. 《朱子语类》第2967页。
9. 吕祖谦的家乡金华和陈亮的家乡永康都属于婺州，“婺学”是本于地域而作的笼统的提法。
10. 《答潘叔昌》，《朱熹集》第2242页。
11. 《喻偘传》，宋濂《文宪集》卷十。
12. 《习学记言》第324页。
13. 俞文豹《吹剑录》，《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二十七。
14. 《朱子语类》第2961页。
15.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16. 《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
17. 《朱子语类》第1219页。
18. 同上书，第2801页。
19. 《四库总目·<永嘉八面锋>提要》。这里将吕祖谦列为永嘉学者的发轫者是错误的。
20. 《与张荆州》，《东莱集》别集卷七。
21.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22. 《进卷·史记》，《叶适集》第720页。
23. 《徐德操春秋解序》，《叶适集》第221页。
24. 《南雷诗文集》序类，《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点校本。
25. 《待制集》原序。
26. 《太学策问》，《东莱集》卷五。
27.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28.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29.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陈亮集》第14页。
30. 《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31. 《外制·大理寺主簿王宁新知信阳军》，《止斋集》卷十四。
32. 《答黄道夫》，《朱熹集》卷五十八，第2947页。
33. 《朱子语类》第3页。
34. 同上书，第1936页。
35. 《与朱侍讲》第十二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36.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九。
37. 《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第100页。
38. 《答陈同父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39. 《朱子语类》第2896页。
40.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41. 《袁文清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4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
43. 同上书，卷七十九。
44. 《赵张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四。
45. 《震泽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九。
46. 《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三。
47. 《戴明仲墓志铭》，《浮沚集》卷七。
48. 《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浮沚集》卷二。
49. 《归愚翁文集序》，《叶适集》第216页。
50. 《宋史》第12886页。
51. 《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二。
52. 同上。
53. 《答陈同甫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54. 《薛公(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55. 《浪语集》卷三十二。
56. 《薛公(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57. 近代学者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更认为浙东学术相较于朱学乃是程学的嫡传。其间虽有过当之论，但是该书对浙学源流的追溯，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58. 楼钥《陈公(傅良)神道碑》，《止斋集》附录。
59. 《龙川学术》，《隐居通议》卷二。
60. 《进单锷吴中水利状》，《苏轼文集》第918页。
6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〇。
62. 《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
63.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第4156页。
6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
65. 参见方如金、赵瑶丹《试论宋代两浙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温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6. 《何提刑墓志铭》，《梅溪后集》卷二十九。
67. 《送叶秀才序》，同上书卷二十七。
68. 《宋本方舆胜览》卷九。
69.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十九。
70. 《宋本方舆胜览》卷七。
71. 《宝庆四明志》卷十四《风俗》。
72. 《嘉泰会稽志》卷一。
73. 《与胡伯量书》，《勉斋集》卷八。
74. 瑏瑠《绍兴十八年登科录》，(《南宋登科录两种》之一，《宋史资料粹编》本)。
75. 需要考虑进的一个因素是，浙东通过科举走上仕宦之途的官员越多，就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特权录用其亲属、同乡，或者让他们通过难度较小的特殊考试入仕，比如转运司考试(又称漕试、牒试，诸路帅臣、监司的子弟、亲友等应举牒送国子监和转运司考试。解额较之各州发解试要宽得多，相对容易。从仁宗景祐四年创立起，到理宗绍定四年的近二百年间，除了徽宗朝外，一直都在实行)，使自己的势力扩大化。而这种情况在浙东地区尤为突出，朱熹曾指出：“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学校贡举私议》，《朱熹集》卷六十九，第3634页。)
76. 《两朝纲目备要》卷五。
77. 《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第2177页。
78. 《席益差知温州》，《北山集》卷二十二。
79. 中国古代典籍中常有对不同地域风俗各异的描绘，如《淮南子·坠形训》中就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情和品质皆有影响，如云“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等等。此外，《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并根据成帝时刘向所言的汉代地域的划分，以及丞相张禹所条列的各地风俗辑而论之，著于篇籍，提示为政者要注意各地风俗，从地理实际出发以施其政。可见，古人对各地风俗的差异是颇为看重的。尤其是宋代以来，人们的地域观念更加浓厚，在党争和科举中都有所体现(相关论述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反过来也强化了各地士人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80. 《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之二，《东莱集》卷三。
81. 《龙川功名之士》，《隐居通议》卷二。
82. 《东莱集》卷十。
83. 《与张南轩》，《浪语集》卷二十三。
84. 参见陈傅良《薛公(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85.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
86. 《与朱侍讲》第十九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87. 《祭吕大著文》，《止斋集》卷四十五。
88. 太学中行三舍法，即太学生通过岁终考试，由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外舍、内舍、上舍人数依次减少。上舍根据考试成绩并参照行艺的表现又分三等，上等直接授官，中等等待参加殿试，下等则有机会参加省试。崇宁三年，诏天下均由三舍法升贡，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唯太学中仍旧保留此制度，并一直延续到南宋。参见《宋史·选举志三·学校试》。
89. 《东莱以誉望取士》，《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吴子良此处把乾道八年的事说成“淳熙间”，时间弄错了。
90. 《蔡行之省試》，《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91. 《与陈同甫书》，《东莱集》别集卷十。
92. 参见孙锵鸣《陈文节公年谱》。
93. 《与陈同甫书》，《东莱集》别集卷十。
94. 《祭吕大著文》，《止斋集》卷四十五。
95. 《月谷》，《叶适集》第47页。
96. 《与吕丈书》，《叶适集》第548页。
97.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
98. 《与吕伯恭正字》，《陈亮集》第321页。
99. 《四朝闻见录》第62页。
100. 《祭吕太史文》，《叶适集》第565页。
101. 《答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
102. 参见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65页。
103.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38页。
104. 《陈亮集》第248页。
105. 《复何叔厚》，《叶适集》第329页。
106. 《与吴益恭安抚》第一书，《陈亮集》第388页。
107. 《与吴益恭安抚》第二书，《陈亮集》第388页。
108. 《祭吕东莱文》，《陈亮集》第427页。
109. 《与朱侍讲》第四十六书，《东莱集》别集卷八。朱熹来书“昨附建阳黄尉两书”，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将之系于淳熙三年年末，则吕氏回书当在淳熙四年。
110. 《与陈同父》，《东莱集·别集》卷六。
111. 《与陈同父》，《东莱集·外集》卷十。
112. 《与陈同父》，《东莱集·别集》卷十。
113. 《与陈同父》，《东莱集·外集》卷六。
114. 《祭吕治先郎中文》，《陈亮集》第407页。
115. 《与辛幼安殿撰》，《陈亮集》第381—382页。
116. 《陈亮龙川词笺注》第11—13页。
117. 《陈亮集》第508页。
118. 《送三七叔祖主筠高安簿序》，《陈亮集》第263页。
119. 《祭郑景望龙图文》，《陈亮集》第409页。
120. 《郎秀才墓志铭》，《陈亮集》第466页。
121. 《与郑景元提干》，《陈亮集》第389—390页。
122. 《答陈同父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123. 《祭薛士隆知府文》，《陈亮集》第408页。
124. 《答陈同甫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125. 《与吴益恭安抚》第一书，《陈亮集》第388页。
126. 《与陈君举》第二书，《陈亮集》第392页。
127. 叶适《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引，《叶适集》第446页。
128. 《答陈同父》第一、第二书，《止斋集》卷三十六。
129. 《天子谳》，《四朝闻见录》第25页。
130. 《止斋集》卷三十六。
131. 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的相关论述。
132. 吕祖谦《与陈同甫》引，《东莱别集》卷十。
133. 《祭叶正则母夫人文》，《陈亮集》第440页。
134. 参见周梦江《叶适年谱》第31页。
135. 《陈亮集》第446页。
136. 《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第310页。
137. 《与吴益恭安抚》第二书，《陈亮集》第388页。
138. 《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第347页。
139. 《祭叶正则母夫人文》，《陈亮集》第440页。
140. 《祭陈同甫文》，《叶适集》第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