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文学经典是人类文明的沉淀与浓缩，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阅读形式如何多变，经典阅读依然是我们获取人类文明丰厚成果的重要途径。对于处在知识积累、经验汲取、初步实践阶段的广大中学生来说，这点显得尤其重要。少而精的文学经典阅读，对中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文化品位的提高、道德修养的完善，乃至健全人格的形成，均有积极影响。

经典要读，但读哪些经典？这又是一个问题。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唐诗、宋词、元曲，如果范围扩大一些，再加上诗骚、汉赋、六朝骈语、先秦两汉以及唐宋散文、明清小说。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错，按照王国维的观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上所列大都可称为一代之文学，取得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确实是中学生首先要读的文学经典。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据此来排斥元明清的诗、词、文，更不能说唐以后没有诗，宋之后没有词、没有文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事实上，中国的诗、词、文在元明清三代依然延续、发展，并不时有优秀的作家和有影响的流派出现，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经典作品。不了解、不阅读这些经典作品，很难说真正汲取了文学经典的全部精华，更谈不上完整把握了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因此挑选、整理元明清诗、词、文中的经典作品，并将它们推荐给广大中学生，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下面我们就按时间顺序，对元明清三代的诗词文创作情况作鸟瞰式的粗略介绍，帮助大家了解这一时期诗词文创作的基本情况，以便深入理解这些经典作品。

一

元代社会存世不长，加之元曲空前繁荣，元诗的创作总体呈衰弱态势，但尽管如此，元诗创作也有其自身特点：特点之一是一反宋诗重理的倾向，将诗歌创作重新拉回到重情的轨道上来。元人大都宗唐，认为重感情、重形象的唐诗比较适合他们的胃口，早在元初，王恽就提出了宗唐的创作主张，以后，由宋入元的仇远则进一步加以明确：“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指《文选》中的古诗）。”这些创作主张与当时的创作实际大体是一致的，如欧阳玄的《罗舜美诗序》：“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即指出了元诗宗唐乃至魏晋的创作特征。以后明代李东阳在纵览元诗的基础上也指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麓堂诗话》）对元诗的总体风貌作了一大致的概括。特点之二是大量少数民族诗人的涌现，给当时诗坛增加了新鲜血液，带来一股清新而又粗犷的创作风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少数民族诗人人数之多，作品之多，创作质量之高，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些少数民族诗人中，著名的有萨都剌、揭傒斯、耶律楚材、马祖常、迺贤、高克恭、余阙等。他们的创作一点都不比汉人作家逊色，比如萨都剌，他在当时诗坛上无疑是卓有成就的第一流诗人，汉人作家，如虞集就十分推崇他，以为“进士萨天锡，最长于情，流丽清婉”（《傅若金诗序》）。杨维桢也以为“其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西湖竹枝集》）。这种少数民族诗人大量涌现的现象跟蒙古人在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有关，足以成为元代诗坛一大特色。

元代社会诗歌创作总体不繁荣，诗人也不多，在前期及中叶的主要诗人有刘因、赵孟、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中后期则有萨都剌、王冕、黄镇成、杨维桢等。

元词的创作情况与元诗大致相同，即在元曲繁荣的同时，呈相对衰弱的态势，但由于刚刚经历了宋词的大繁荣阶段，这种相对衰弱在人们心中所形成反差比之元诗就要强烈得多，以致有人以为“元有曲而无词”（王世贞《艺苑卮言》），以为“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其实元词也有自己的特色：其特色之一是大量少数民族词人参与创作，这一点与元诗创作的情况大致相同，当时主要的少数民族词人有耶律铸、耶律楚材、白朴、萨都剌、李齐贤、司马昂夫等，他们在词坛上比较活跃，并创作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品，这与其他时代少数民族词人只作为点缀的情况不同。其特色之二是元词总体上呈阳刚之气，基本上是沿着辛弃疾、刘克庄这一派的创作路子延伸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元朝时期，北方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习惯无不从各个方面影响了词这一艺术形式的创作，使这一长期扎根于南方土壤之上的艺术形式自觉或不自觉地由阴柔向阳刚靠拢，呈现出一种与整个时代风气一致的风貌特征。二是当时词的主要内容与宋代，尤其是北宋时的男欢女爱有较大不同，在元词中，有三类词的创作比较发达，即隐逸词、山水词、怀古词，这三类词的发达固然与元朝社会状况有关，但这些内容客观上又制约了词的风格，容易使词走向阳刚一路，或豪逸洒脱，或沉郁深幽。

整个元代并没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作者与作品，但元词毕竟是中国词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元代散文与元诗、元词相比，又相对沉寂些，这可能与散文的实用性较强，而元代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又不高有关。

二

明代的诗坛比元代要热闹得多，其原因一是明代社会持续时间长，文化较元代也发达得多；二是明代社会文艺思潮几经变化，各种创作主张、创作流派相互否定、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诗歌艺术向前发展。

明初诗坛较为兴盛，出现了以刘基、高启为代表的作家群。这些作家经历了元末社会大动荡，亲身感受到战乱对国家、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所作诗歌大都能体现社会生活，反映时代情绪，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但这种创作风气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随着明代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的施行，一大批正直的诗人在精神、乃至肉体上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洪武七年（1374）高启以诗文涉嫌讽刺而被腰斩，次年，刘基也遭毒手。之后，文祸不断，一次次地刺激作家的心灵，磨去他们创作上的棱角，迫使他们或远离社会，低声吟唱，或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在此背景下产生。这派作者兼有大官僚与诗人的双重身份，诗作以应制、颂圣、题赠为主，他们对诗歌创作的危害不仅在于内容的平淡、庸俗，更重要的在于倡导了一种重理轻情的创作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诗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特质。以李梦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虽未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创作倾向，但已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真正扭转当时诗坛创作倾向的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提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主张对改变台阁体诗人的陈腐诗风，将诗歌创作拉回到唐诗重情的创作轨道上来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同时又由于过分强调复古，创作上往往陷入模拟的泥潭，其本身又渐渐暴露了先天的不足。明万历年后，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崛起，他们高举独抒“性灵”的旗帜，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改变了诗坛上模拟成风的创作倾向。但公安三袁又过分强调真情真性，以至将其与“闻见知识”对立起来，以为“闻见知识”愈多，“性灵”、“自然”就愈少，这就使其创作有时不免有轻率俚俗之感。稍后出现的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也主张独抒“性灵”，但又不满于公安派的“轻”和“俚”，企图以“幽深孤峭”匡纠公安派的“肤浅俚俗”，但由于其自身创作过于纤僻，格局不大，影响也不大。

明代诗坛上还值得一提的是“正气诗歌”的创作。从明初的于谦到明中叶的戚继光、俞大猷、杨继盛，到晚明的瞿式耜、张煌言、陈子龙、夏完淳、张家玉等，他们的创作虽构不成明诗发展、演化的主流，但其高亢、激昂的歌声多少给风格纤弱的明诗坛增添了一些亮色。“正气诗歌”是明诗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词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在明前期和中叶，稍突出的词人是刘基、高启和杨慎，但也缺乏很突出的作品。最值得一提的词人大概是明末的陈子龙，陈子龙以词写情抒志，不惟内容比较健康，艺术上也较精致，使明词舞台在即将落幕时展现了一抹光彩。

明代散文创作与明诗的发展轨迹比较接近，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几个阶段，许多明诗作者，如刘基、三袁等，本身就是优秀的散文作者，因此诗文在创作倾向上基本一致。明代散文从创作成就看，大致有三个高峰期：一是明初时期，以宋濂、刘基为代表。宋、刘两人都是明代的开国文臣，又身经战乱，因此他们的作品社会功用性相对强一些。二是明中叶唐宋派散文的创作，以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他们的散文平易自然，以抒发真情真性见长，其中归有光的散文成就最高。三是明末小品散文创作，以张岱为代表。明末小品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的最后一个繁荣期。有人曾将宋词比作中天的丽日，将清词比作瑰丽的晚霞，其实，这一比喻同样适用于唐诗和清诗，清诗的总体成就虽远不能与唐诗相比，但其作家之多，作品之多，流派之多，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清初诗坛，最负盛名的当数“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但三大家中的龚鼎孳无论在创作成就上还是在实际影响上，都远不如钱、吴二人。钱谦益在明末即已成名，入清后虽因降清而使人品、诗品声名大受影响，但他在诗坛上的盟主地位仍客观存在。他降清后又痛悔不已，思想上十分矛盾痛苦，这种复杂情绪也在诗中时时流露，以致其诗文集在乾隆时因多触忌讳而遭禁毁。钱谦益的诗激越苍凉，笔力沉厚，其七律、七绝尤为出色。吴伟业创作了大量反映明清时事的作品，如《圆圆曲》、《临江参军》、《松山哀》等。擅长七言歌行体，所作音节和谐，词采华美，被称为“梅村体”，在当时诗坛颇有影响。

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遗民诗人在清初诗坛也较有影响。他们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坚决反清，其诗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艺术上或劲健、或恣肆，也各擅其长，达到一定境界。除顾、王外，遗民诗人中杜、钱澄之、归庄、吴嘉纪、屈大均、陈恭尹等也较有名。

康熙年间社会趋于安定，这时诗坛上施闰章、宋琬较为有名，号称“南施北宋”，但他们的实际成就不如稍后的王士禛。王士禛是清代“神韵”诗派的创始人，其诗主“神韵”，诗风恬淡闲远，韵味悠然，在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上都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一定影响。这时期较有名的诗人还有朱彝尊、毛奇龄、宋荦、查慎行、赵执信等。

清中叶诗坛流派较多，各派独树一帜，争奇斗艳，显得比较热闹。吴人沈德潜论诗主张学盛唐，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格调派”领袖。浙人厉鹗研究宋诗，创作也取法宋人，成为浙派诗人的代表。袁枚论诗主张抒发“性灵”，诗作轻新灵巧，别具韵味，成为“性灵派”的代表诗人。翁方纲论诗倡“肌理”说，主张将义理（思想意义）、文理（组织结构）、肌理（学问材料）统一起来，他诗宗“江西”，出入山谷、诚斋，注重学问材料，成为“肌理诗派”的创始人。这时期不立派的作家有黄景仁、郑燮、黎简、宋湘等人，其中又以黄景仁的成就稍大。稍后较有名的诗人有张问陶、孙原湘、舒位、王昙、吴嵩梁、彭兆荪等，他们中的不少人与上述诗派或多或少有些渊源，但创作上又自具特色，表现出诗坛风尚的转变。

词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长期衰弱之后，到清代又呈中兴气象，表现了这一文体的最后辉煌。

最早活跃于清初词坛的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该派词人多为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市）籍人士，词派也因此得名。他们的作品与社会生活联系较密切，并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创作风格上推崇辛弃疾，走豪壮一路。他们在词坛上形成一定声势，创作出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作品。稍晚于“阳羡词派”而崛起于词坛的是“浙西词派”，该派早期词人多为浙西籍人士，词派由是得名，以后流风所及，不再限于浙西籍词人。该派论词主“清空”，推崇南宋的姜夔、张炎，所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朱彝尊《解珮令·自题词集》）。强调“醇雅”，在词的艺术上较为讲究。该词派由朱彝尊创立，朱之后又以厉鹗为主盟，在清初及清中叶词坛形成较大声势。除这两派外，清初词坛颇有成就的当数纳兰性德。纳兰为满族正黄旗人，康熙宠臣、大学士明珠的长子，其作以自然之语抒发真情真性，清丽流畅，纯为天籁，李煜之后，一人而已。

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人在清初词坛鼎足而三，为清词中兴的局面奠定了基础。除这三家外，顾贞观、曹贞吉等人的词在当时也有一定影响。

清中叶词坛最值得一提的是“常州词派”的崛起。该派由常州人张惠言创立，后又经周济发展，在词坛上形成很大声势。“常州派”词人以张惠言所编《词选》为标帜，推崇晚唐温庭筠和北宋周邦彦，论词讲究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他们对匡纠当时词坛浙派末流浅薄、琐屑的词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又由于过分强调“微言大义”，其本身又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弊。“常州词派”对词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甚至更晚。

清代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一定成就，颇有可观之处。清初的散文创作有两部分人比较活跃：一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遗民作家，他们诗文并举，又是学者兼作家，因此散文比较讲究实用，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其作品多反映民族感情，表现民族意识，技法上也较成熟。二是主要以散文创作见长的作家，其中又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大家较为著名。侯的散文成就最高，当时被推为古文第一，邵长衡以为“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来矫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于古文雄视一世”（《侯方域传》）。对其作了高度评价。

清中叶文坛有“桐城派”兴起。“桐城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该派由是得名。“桐城派”散文理论由方苞创立，他提倡“义法”的主张：“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又书货殖传后》）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后刘大櫆、姚鼐又分别对这一理论作了补充，使之逐步完善。“桐城派”散文在创作上也取得实绩，留下诸如《狱中杂记》、《登泰山记》等一批优秀作品。该派前后延续二百多年，几乎笼盖了清中叶至五四运动前的整个散文创作领域。

“桐城派”的支流“阳湖派”也值得一提。该派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创作理论与“桐城派”相近，但创作实践上有所差异，他们不满于方苞等人的才力薄弱，“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创作时更讲究辞藻，甚至在词语中融入骈体成分，笔势也较为放纵，使文章显得较有气势。

本书选元明清诗81首、元明清词64首、元明清散文26篇，总计171首（篇）。因本“丛书”中另有《近代诗文》，故清代的诗、词、文只选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另外考虑到本丛书的阅读对象以中学生为主，一些篇幅过程长，内容或文字过于艰涩的作品，虽为名篇佳构，也忍痛割爱。由于历时三代，兼及三种文体，作家众多，作品浩繁，选时只能精而又精，因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本书所选作品一般照录全文，各种版本略有出入的地方择善而从，除个别地方外，不再一一注明。作者小传、注释、说明三部分内容既有自己的粗浅心得，又适当参考吸收了有关书籍、文章的观点与材料，书中难以一一列举标明，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方家及读者不吝赐正。

朱惠国
2017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