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奇迹在你自己 - 一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一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读书

读书有三种作用：一是可以修养身心，二是可以增加趣味，三是可以增长才智。修养身心莫过于隐居山林，增加趣味莫过于侃侃辩论，而增长才智莫过于处理繁杂的事务。

读书有三种作用：一是可以修养身心，二是可以增加趣味，三是可以增长才智。修养身心莫过于隐居山林，增加趣味莫过于侃侃辩论，而增长才智莫过于处理繁杂的事务。虽然说有经验的人就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处理或辨别一些事务，但是如果要总览全局、运筹帷幄的话，还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可以胜任。读书花费的时间太多，那是由于读书的人比较懒散；摘录句子过多的话显得有些造作；凡事依靠书中的教条判断事务的人是书呆子。

天资的改善，需要靠个人去读书，而学问见识的增长则需要依靠实践。天生的资质就像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需要用学识加以修剪整理；但是书中所揭示的内容无边无际，必须用阅历和生活的经验去圈定它的大致范围。实用主义的人不愿意读书，头脑简单的人羡慕读书，只有英明智慧的人才善于读书，这并不是书本没有揭示其用法，而是因为这种用法是一种超越于书本之外的高于书本的智慧。这种智慧的获取，只能依靠观察的方法才行。读书的过程中不要故意刻薄地批判其内容，也不要全部相信书中所说，更不应该为了自己的言论而故意闲扯，而是应该斟酌考虑，给人以启示。有些书稍微读一下就可以，不用太深入；有些书可以快速通读而不求甚解；但有一小部分书需要仔细阅读，慢慢品味。简而言之，有些书可以只读其章节目录，有些书可以大致浏览，而有一些书却需要细读玩味。有些书还可以请他人代为阅读，只要看看代阅人的摘要即可；但是这种方法仅仅适用于那种无足轻重的书，因为做过摘要的书就像蒸馏水一样平淡无味。读书可以使人变得充实，讨论可以使人更加机敏，笔记可以使人更加严谨；因此不做笔记的人必须有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不经常讨论的人必须有守恒变通的天赋，而不常读书的人必须有善言巧辩的能力，这样才能用真知灼见掩盖自己的无知。读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读诗歌可以使人灵透，数学可以使人精细，物理学可以使人深沉，伦理学可以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则可以使人善辩，这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学习知识就会融入到你的天性之中”；非但如此，读书还可以让心智上的各种障碍一一消除，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身体生病以后，可以通过相适宜的运动进行调养，比如打球有益于膀胱和肾脏，射箭有益于肺部和胸腔，骑马有益于大脑，散步有益于肠胃等等；同样的道理，如果有的人思维涣散不严密，可以让他学习数学，因为在数学演算求证的过程中不容许走神，一旦走神就得重新来一遍；如果有的人不擅长辨析异同，那么可以让他阅读经院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最擅长的就是条分缕析；而如果有的人不善于归纳总结，或者不善于演绎分析，那么可以让他阅读律师的案卷。这样通过上述方法，就可以弥补心智上的各种不足。

求速

不要急躁，这样我们可以尽早地结束事情。

着急地把手头的事情一劳永逸地办好，是十分危险的想法和行为之一，这就像医生所说的预先消化，一定会在身体中留下很多不能被吸收的物质，慢慢地积累，最后引起身体的病变。因此，衡量处理事情的效率不能只看花费时间的多少，而应该看事情的发展动向。这就像跑步的速度并不取决于步幅的大小或抬脚的高低，办事的效率也并非取决于每次办理事情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办事人认真负责的态度。有些人只是关心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具体的任务，或者是想方设法使得事情看起来已经完成，这样来展示他们办事的高超效率和雷厉风行。但是通过严格地控制办事进程是一回事情，依靠减少办事环节则是另一回事情。如果真的依靠减少办事环节来结束事情，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结束，最后只是以无数次的会议或者一轮又一轮的会期来了结这件事，这个过程中反反复复，磕磕绊绊，办事效率可谓降到了极点。我认识的一位聪明的朋友，他看见别人急于求成的时候总是说：“不要急躁，这样我们可以尽早地结束事情。”

但是，在另一方面，真正的高效却又是值得推崇的，因为正如商品通过金钱来衡量自身的价值，时间也是判断办事是否高效的一个有益尺度。如果事情办得很慢，无形之中就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斯巴达人和西班牙人就以慢条斯理而为人所知，他们有“从西班牙那里出发来计算死神到达的时间”的说法，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死亡的到来将会大大推迟。

我们最好耐心地听取有关人士做相关事务的汇报，与其在他们汇报的过程中打断人家，还不如在汇报开始之前就发号施令。因为被打断思路的人接下来往往语无伦次，反复无常，这样就比原先他说话的进程慢了许多。幸运的是，比准备发言的人更加讨厌的会议主持者毕竟为数不多。

说话反复强调某些要点与节省时间并不矛盾。一般人认为，重复地说话总会浪费时间。其实通过反复强调问题的关键部分，就可以省去后来的诸多问题和麻烦。发言的时候不要拖泥带水，否则就像长跑的时候穿着修长的衣袍披风一样。开场白、过渡语、客套话以及发言者自己的闲言碎语，都是对时间的极大浪费。这些无谓的话语听起来是在谦虚，其实则是在自夸自耀。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当参加会议的人对你的观点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见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需要上面那些语词的过渡和润色，这样可以有效地消除对方脑子里存在的偏见。就像热敷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药膏的药效一样，这里的开场白或客套话也是这个道理。

最值得一提的是，按部就班，各行其责和抓住主要矛盾是高效处理事务的关键，处理职责的分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分配职责既不能过于含糊笼统，又不能事无巨细。分配职责过于含糊会导致执行人三心二意，不注意事务的细节问题；职责分配过多则又使得执行人手忙脚乱，没有时间认真处理事务。选择好的办事时机就是节约时间，那种不分场合的处理事情只能徒劳无功罢了。处理一项事务必须有以下三个基本步骤—计划、讨论和执行。如果你想高速完成一件事情，那么就必须知道：只有讨论环节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计划和执行就只能让少数人去实施了。如果议事提纲采用书面的形式明确下来，效率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提高。即使提纲最后被全面否决，那些否决的意见也是很有用处的，总比漫无边际地乱谈有指导作用，这就像烧过的柴灰可以做肥料滋养植物，而尘土却没有这种作用。

野心

一般说来，严厉苛刻的人比宽厚随和的人危险性更小，最近才被提拔的人比长期盘踞高位的人危险性更小，出身卑微的人比出身高贵的人危险性更小。

野心就像身体中的胆汁，当它分泌顺畅的时候，可以使人热情敏捷，使人振奋并且心情愉悦；但是当它一旦受到阻力，没有办法分泌的时候，便会造成体内淤积，肝气不顺，使人心情烦躁，易动怒引恶。野心勃勃的人通常就是这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仕途非常顺利，并觉得还有升迁的空间时，他们不但没有危险，还对公务保持一种勤勉的态度。但是当他们的欲望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满腹牢骚，待人接物都不怀好意，幸灾乐祸，这些无论对于一个国家的君王、大臣还是一般的公务人员，都是一种极端恶劣的品质。因此，如果君王要任用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必须让他们不断高升而没有被贬黜。可是，这样的做法势必引起麻烦，所以对这类野心家还是避而远之为好。这样的人如果不能一直升迁，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让手中的职权随着他们一起堕落。但是，既然我说过最好不要任用这种人，那就说明还有需要任用他们的例外，因此我们可以谈谈在什么时候任用他们。

战争时期必须选择善战的将才任用，而不要管他们的野心如何，因为使用他们的长处可以弥补他们的短处，而且没有野心的军人就相当于没有皮鞭的战马。当君王遭到嫉妒或者遇到危险时，可以拿有野心的人作为挡箭牌；因为这样的人就像一只瞎眼的鸽子，不顾事态的变化而只管往前冲去，这样的人最适合充当挡箭牌的角色。正如当年提比略用马克罗除掉塞雅努斯一样，君王还可以利用有野心的人除掉身边位高权重的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大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鉴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任用有野心的人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有必要谈谈如何控制这种人，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危险性。这种人的危险性随着不同的人而变化，一般说来，严厉苛刻的人比宽厚随和的人危险性更小，最近才被提拔的人比长期盘踞高位的人危险性更小，出身卑微的人比出身高贵的人危险性更小。有的人把君王培养心腹之人看作是一种缺点，其实这是应付野心家们的最好策略。因为亲信的人掌控着所有讨好或者惹怒君王的通道，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变得位高权重。限制野心家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得另外一些心高气傲的人与他们的势力相当，但是最好国家还应该有一股中间力量来保持事态的稳定，因为没有压舱物，行船就会非常颠簸。此外，君王还可以鼓励一些出身卑微的人与那些野心家们作对。另外要使有野心的人时刻感到处于危险的境地，这对那些生性懦弱的人也许是不错的建议。但是对那些胆大的人却会适得其反，使得他们加快图谋不轨的行为。如果说情势已经到了需要君王对野心家们一并铲除的时刻，但是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好的手段可以实施，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对这些野心家们赏罚并行、恩威并施，使得他们仿佛置身于茂密的树林而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走。

就野心本身而论，那些只是在大事上占先的野心比无论何时都想显摆的野心危害更小，因为后者可以引起混乱，阻碍公务的执行；但是与那种八面玲珑，各种事务都要插手干预，甚至想直接号令天下的野心家相比，这种扰乱公务的野心其危害性较小。那种企图在一切优秀的人中间出类拔萃的人，虽说他们的野心一般很难实现，但是对于公众的利益永远都是具有危害性的；而那种试图在平庸之辈中大展身手的野心却会导致整个时代的衰退。总是想要得到高位的人，其实怀有三种动机：一是想要取得参与政事的条件，二是想要谋求攀附权贵的机遇，三是想要谋求财富的时运。怀有第一种动机的人，他做了高官以后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忠臣，而有能力辨别这三种动机的君王可谓是有道贤明。一般说来，君王和政府选拔官员的时候，应该排除那些只注重其职位的人，而应该挑选那些更注重其自身职责的人；应该提拔任用那些出于良心而热爱公务的人，而不是那些为了炫耀其名誉而从事公务的人。总之，一定要分清楚尽忠报国的赤诚之心和好管闲事的城府野心。

虚荣

人天性就有喜好功德的心，有些人虽然自身并不圆满，但是由于其功高德厚，世人便欣然敬仰于他，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青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大部分都是通过厚德实现的。

伊索有一个很有趣味的寓言，说一只停落在大车轮轴上的苍蝇，望着漫天飞舞的尘土，大言不惭地说：“看看吧，我可以把尘土扬得很高很高！”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爱慕虚荣，无论什么事情的进展，只要与他们沾边而不管是否另有强者在推动，他们都会自诩是他们的功劳。爱慕虚荣的人一定喜欢参与党派的斗争，因为自我吹捧的人总是喜欢与他人比较。喜欢自夸的人的言论也一定非常激烈，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吹捧是何等的真实。但是，喜好自夸的人又往往不能保守秘密，所以他们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人正好应了那句法国格言—自吹自擂的人一事无成。

但是毋庸置疑，在处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吹嘘也有它自己的用处。比如说为了给某种德行制造舆论氛围，或者说为了歌颂某人的功德，这些喜好吹捧的人就是最好的发起者。再比如，当安条克三世与埃托里亚人结盟的时候，李维就曾经指出：“就将要游说的双方而言，有时说客的交叉吹嘘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一名说客想要把两位君王拉入一场对第三者的战争，他就会在君王之间相互游说，就未来盟友的力量分别向两位君王夸大其词地煽动诱惑，以期达到拉拢结盟的目的。此外，在这两人间奔走相告的说客也会分别在两位君王面前故意夸大自己对另一位君王的影响力，以便取得他们两人对自己的信任。像这样的夸大其词确实可以收到无中生有的效应，终归大话可以诱发信念，而信念却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

对于军人来说，虚荣心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刀剑和刀剑可以相互砥砺一样，军人们之间也可以利用虚荣心来相互激励。至于那种宏伟大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甘冒巨大的风险，这个时候爱慕虚荣的人就可以大显身手，而那些稳重老成的人不适合做扬起的风帆而只能充当压舱物了。说到学者的名望，要想名扬天下的话，必须有些许华丽的虚饰羽毛。“那些著书立说的人，虽然视名望如粪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把自己的大名留在扉页”。就连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仑等人也喜欢显露才华，宣扬自己。无可置疑，虚荣心确实可以帮助人们青史留名。

人天性就有喜好功德的心，有些人虽然自身并不圆满，但是由于其功高德厚，世人便欣然敬仰于他，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青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大部分都是通过厚德实现的。如果西塞罗、塞内加和小普林尼在他们那个时代不替自己粉饰宣扬的话，他们的名声恐怕也难以流传到今天。这种粉饰宣扬就好比替木板刷漆，不仅可以使其颜色鲜亮，而且可以使其增加使用的期限。

但是，在上述的虚荣中，我还没有接触到塔西佗为穆奇阿努斯界定的那种特性。塔西佗说：“此人可以运用一切表现技巧，使他以往的任何言行都能获得赞赏。”然而，这种技巧并不是出于虚荣心的驱使，而是来自于得体适宜的宽容和谨慎。这种宽容和谨慎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仅自然大方，而且还能使其显得优雅庄严，因为宽容、恭敬、谦卑如果可以灵活运用的话，它们也不失为吹捧自己的良好举措。像这样的技巧，最精妙的要数小普林尼曾经说到的那种，即如果某人恰好与你有相似的优点或优势，一旦你发现之后，就应该毫无顾虑地大肆赞赏。

小普林尼关于这种技巧的阐释说得十分巧妙，他说：“赞赏别人实际上等于褒扬自己，因为被你赞赏的人要么比你出色，要么比你逊色。因此，如果他确实比你逊色，但是却受到你的褒奖，足见你是多么值得夸奖；如果他比你出色，但是却没有受到你的称赞，可见你根本不值得称颂。”爱慕虚荣而自吹自擂的人，被有识之士轻薄，被庸人傻瓜赞美，被寄生的食客膜拜，同时他也被自己的弥天谎言俘获。

赞誉

赞誉不仅是一个人德行的反映，也是一个值得人反思的借鉴。

赞誉不仅是一个人德行的反映，也是一个值得人反思的借鉴。如果一种赞誉从庸俗的大众那里发出，那么它往往都是没有丝毫价值的荒谬褒奖；像这样的赞誉，一般紧紧追逐那些爱慕虚荣的人，而不是那些德行高尚的人，因为只有那些平庸的人才不知道德行究竟是什么。他们叹赏薄德，惊羡私德，但是对真正的大德伟德却熟视无睹，唯独那些张扬炫耀的假德行深得他们的青睐。无可置疑，庸俗的大众口碑就像一个只承载虚荣而不接受厚德的冰川。但是如果有识之士异口同声地称赞的话，那就像《圣经》所说的“美名正如香膏”。这样的声誉可以远播名扬，并且久久不会散去，因为与鲜花的芳泽相比，香膏的芳菲更能持久。

既然歌功颂德有这么多的不良之处，那么人们对其加以怀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有些称颂赞扬无非是为了阿谀奉承。如果逢迎的人火候不够，他便会拿一大堆高帽子，不管是谁都往上戴。如果他有几分心计的话，就会仔细地揣摩将要巴结的贵人的心理活动，然后大肆夸奖贵人的最为得意之处。但是如果他是个厚颜无耻的人，便会找出一个人最难堪的缺陷大加宣扬，并把那缺点说成是优点，直到被吹捧的人自己也不得不鄙视自己为止。有些赞誉确实有善意的初衷，这是对君王或者其他重要人物应该有的礼貌；像这样的赞誉可以称得上是“以赞为训”，因为赞誉者所褒扬的地方正是他们希望君王和重要任务人物们做到的地方。有些赞誉则像是裹上糖衣的炮弹，实际上给被赞扬的人招来了不少的嫉妒，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当面说你好话的敌人。

不过，希腊人有这样一句格言：“心怀叵测的称赞者的鼻梁将会生疮。”这与英语中说喜欢行骗的人舌头会起疮是一个道理。不可否认，有良好作用的赞誉应该在适当的场合、恰当的时机发表，不能流于庸俗。所罗门曾经说过：“早晨起来就对朋友大肆吹捧赞扬，简直就是对朋友的恶毒诅咒。”过分赞扬人或者事物，就会引起人的反感，还会招来嫉妒和嘲笑。除了极端特殊的情况以外，自我吹捧是一无是处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赞美自己的工作或者事业，那他的体面便会溢于言表，甚至显示出一种崇高。那些所谓的神学家或经院神学家的罗马红衣主教就很自命不凡，鄙薄世俗事务，并且把所有的将军、大使、法官和其他非神职官员都称作“代理执政官”，好像他们只是在代行职权。然而，与主教们高深莫测的思辨相比，这些“代理执政官”的作为更有利于世俗之人。圣保罗在夸耀自己的时候总是说“恕我妄言”，但是当他谈及到自己的工作时却说“我要赞美我的使命”。

消费

个人的日常花销应该以自己的财产数量为限，一定要量入为出。

挣钱是为了能更好地花钱，而花钱的时候应当考虑声望和善行。因此，大量的花销应该顾及到用途的价值大小，要知道有些人为了国家是宁愿倾家荡产的。个人的日常花销应该以自己的财产数量为限，一定要量入为出，不要受仆人的蒙蔽隐瞒。在使得日常花销低于外人估计的基础上，尽可能把生活安排得体面些。如果一个人想要保持收支平衡，那么他日常的花销应该是收入的一半，而如果他想变得富裕，那么他日常的花销应该是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地位高的人查询自己的财务并不会影响自己的身份。有些人并不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是怕查出自己的财产问题而平添烦恼，所以他们一般情况下是避免这种行为的。但是如果身体有创伤的话，不去检查就谈不上治疗。如果经常不清点自己财产的话，在雇佣管家的时候必须当心，并且务必保证经常换新的管家，因为新来的管家畏怯多于奸诈。除此之外，还要做出明确的收支限定。在一个方面开销比较大的话，就应该在另一个方面厉行节约。比如，在餐饮方面开支比较大的人，可以在服饰方面节省一些；在家居的装饰上花费得多一些，就可以在马厩的修缮上节省一些。如果处处都不精打细算，家道就会很快衰亡的。快速偿还债务和一直拖延债务不还的危害是同样严重的，因为廉价地推销和更多地给付货物一样都会带来亏损。此外，一次就还清债务的人往往还会继续借贷，因为他发现刚刚摆脱的困境又卷土重来。然而，逐渐地偿还债务却会帮助他养成节俭的习惯，这对于他的身心与家庭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想要振兴家业的人，千万不能忽视微小的细节，要知道减少不必要的零星花费比屈尊下顾地谋求小利更为体面。对于那些长期性的支出，在其开始的时候必须谨慎考虑，但是对于那些一次性的消费便可以慷慨一些。

美

世界上最美者兼有最善良的品性。

善良就像宝石一般，以镶嵌在大自然的万物上为美；而善良如果在美者身上有所体现的话，那就更美了，不过这样的美不必是相貌俊秀，只需要气度端庄，仪态适宜。世界上最美者兼有最善良的品性，这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好像造物主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创造，而不愿意奉献出美善皆备的佳作。因此，人世间的美男子虽然身躯非常完美但是精神却很卑劣，他们往往过多的重视行为本身而忽视其后的德行。但是，像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像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韦斯帕芗、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古雅典将军亚西比德，以及伊朗国王伊思迈尔一世等都是德志皆备的人，但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

至于美女，天生的自然容貌永远比涂脂搽粉的脸庞美丽，而行为的得体优雅又远远超越于天生的自然容貌之上。优雅的仪态是一切美者中最美的，这是丹青妙笔所无法描绘的，也不是常人一眼就能识别的。那些非常美丽的人，他们的形体比例一定有特殊之处。人们很难判断阿佩利斯和丢勒哪一个更可笑，前者总是将很多面孔的最美之处汇集在一张容颜之上，而后者画人像的时候总是按照一定的几何比例。我认为除了画家之外，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画像。尽管我认为画家可能画得比真的容颜还要美丽，但是他必须依靠灵感，而不是凭借什么尺寸规则，这就好比音乐家谱写乐曲一般，灵感是最为重要的。人们也许见过这样的面容，如果将其五官分开来看则平淡无奇，但是把这些五官合在一起看的话就显得美不可言。

如果美的要素蕴涵于优雅的仪态之中，那么年长的人比年轻的人更加美丽就不足为怪了，要知道年纪稍长的美人也很美。如果青春不是优雅仪态的补偿，那么年少的人多半都算不上俊秀。美貌就像夏天的果实一样，不方便保存且容易腐烂。它不但使年少者放荡不羁，还给年长者平添几分难堪。但是我在本篇开始时所论述的观点依然不错，如果美貌建立在善良的基础之上，就会使得善良的行为熠熠生辉，而使得卑劣的行径无处藏身。

人之本性

我的心始终无法自由，寄人篱下。

人的性格既可以长成芳草，也可以长成杂莠，因此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培养前者而根除后者。

一般说来，人的本性是含蓄而不外露的。它有时候可能被压抑，但是几乎不能被彻底消除。刻意地强制压迫本性，它就会变得越发强烈。阅读经文和畅谈道学仅仅可以使它有所收敛，只有长期形成的习惯才能改变和说服人的本性。想要彻底改变本性的人，制定的改变措施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举措太多的话，往往使人顾此失彼，无法面面俱到，结果导致人的灰心丧气；举措太少的话，尽管容易落实，但是却很难将习惯和本性协调起来。

刚开始培养新习惯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些外界的帮助，就像第一次学游泳的人总是借助漂浮物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习惯的培养就应该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就像专业的舞蹈者为了取得良好的练习效果而刻意穿着厚底的练舞鞋一样，所练习的东西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但是只要开始使用就能显示出熟悉、习以为常的状态。如果不良的本性已经长期盘踞在人的生活当中，很难将其消除，那么改变的措施就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开始阶段，可以试着及时克制自己的感情，就像容易发怒的人总是嘴里默念二十四个字母那样；然后慢慢地开始克制不良习性的蔓延，比如戒酒的人可以把一杯的酒量减少到一口的酒量，一直到最后完全根除酗酒的恶习。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毅力和决心足够强大，可以在一次的尝试中完全改变旧有的习性，那当然是我们想要的最佳状态；毕竟“那坚决维护精神自由的人，才能最果断地摆脱束缚心灵的桎梏，从而使得烦恼完全远离自身”。

有句古话认为，可以过度地矫正错误的事情；因此，只要那相反的习惯不是恶习，我们可以用它来矫正旧有的恶习，这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举措。人不应该一味地迫使自己一蹴而就地养成新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间歇，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一是停下来反思可以有效地预防旧有的恶习并巩固良好的新开端；二是这样做防止新养成的习惯兼有恶习的性质，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本性并不完善，那么他匆忙养成的新习性可能良恶兼有。人不能轻易地相信自己已经革除了旧有的恶习，因为本性一直会长期潜伏，只要一有机会或者一受到诱惑，它就会恢复往日的面目。这就像是《伊索寓言》中的那位姑娘，她是由猫变来的；尽管她可以悠然自在地坐在桌子旁边，但是只要老鼠从她的身前跑过，她的猫的本性就会复发。因此，想要根除旧有恶习的人，要么完全回避可能诱发其本性的场合，要么天天置身其中，这样的话他也许因为司空见惯而不再受其诱惑。

人在独处时，或者感情极度强烈的时刻，或者处于新情况的尝试之中，往往最能显示其本性；这是因为独处时可不必佯装做样，激动时会忘记周遭的清规戒律，而在新情况的尝试中没有一个先在的例子可以仿效。如果人的本性与其从事的职业非常协调，那么这个人是很幸运的；与之相反，那些所从事的职业与其本性格格不入的人，只能无奈地悲叹：“我的心始终无法自由，寄人篱下。”在治学方面，人如果强迫自己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他必须安排出固定的时间；但是如果他所研究的某一学科适合他的本性，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安排固定的时间，因为只要时间允许，他的全部心思会自动地花费在所研究的科目上面。人的性格既可以长成芳草，也可以长成杂莠，因此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培养前者而根除后者。

养生之道

时而静静修养，时而运动锻炼，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运动为好。

在本篇讲述中，有一种智慧是医家的规则中所没有的。什么对身体会有伤害，什么对健康有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长期关注和自我反省才是保持健康的最佳药物。不过，更安全的结论应该是“这对我来说是不适合的，我将放弃使用它”，而不应该是“我觉得它对我没有什么大碍，所以我将要使用它”。要知道年少时候的过度行为大多数是由那时本性的无所顾忌和血气方刚造成的，等到年老的时候，行为过度已经欠下一笔必须归还的不小债务。随着年龄的增加，不要总是幻想做事不减当年，因为谁也无法逃脱岁月的磨砺，终将衰老。

对于主食的突然改变，一定要十分谨慎；如果非要改动不可的话，相应的副食品也应当有所改变。其实，自然的养生之道和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相通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那就是所有事务的改革比一件事务的变更更为安全。你应该时常审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惯，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习惯，就要想方设法地将其消除掉；但是如果发现由于改变某种习惯而引起身体某些部分的不适，你不妨先让这些旧有的毛病持续下去。这是由于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没有办法区分哪些是对你个人有益并适合的习性，哪些是公认的对健康有益的习惯。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怡然自得，无忧无虑，这却是长寿健康的秘诀之一。至于人们的思虑，切忌不要过度地悲伤和欢喜，应当避免焦虑、嫉妒、愤懑等情绪，同时也应当避免总是怀疑自己的思考能力不足，智力无法发挥等。我们的心中应该时常怀有美好的憧憬，怀有适当的愉悦和情趣，怀有对伟大事物的敬仰、赞叹以及从中产生的新奇。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培养对历史、神话和自然等的兴趣，逐渐深入其中并进行研究，这样可以让头脑中充满多彩而凝重的思考对象。

如果你很少用药物维护健康，那么当你第一次使用药物时很有可能感到不适；而如果你平时总是使用药物，那么生病的时候使用药物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我很赞成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更换食品，除非服用药物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我是非常反对经常服用药物的；因为营养的食品对身体的保护作用远远大于伤害。身体上一旦出现了异常情况，我们绝不可以忽视，应该及时寻找医生诊治。生病以后要注重身体的调养，平时要注意多加锻炼身体；因为平时经常锻炼的人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病患，只需要注意饮食和调养就可以康复。塞尔苏斯如果只是一名医生而不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就不会有以下的见解作为健康长寿的秘诀：虽然人应该不断变换生活方式，但还是应该选择更适宜自己的一种，比如时而节制饮食，时而刚刚吃饱，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刚刚吃饱为好；时而晚上熬夜，时而很早入睡，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晚上早点入睡；时而静静修养，时而运动锻炼，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运动为好；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生理机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同时疾病也会远离我们。有些医生对于病人的脾气采取妥协的态度，导致正常的治疗方案无法实施；有些医生由于过分地遵照医书上的原理而忽视病人的实际身体状况。所以，最好的医生应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如果一时难以找到这样的医生，就分别找到这样的医生然后综合他们的意见。最后一点不要忘记，身体生病时既要请医术高超的医生，又要请对你身体状况十分熟悉的大夫。

死亡

一个坚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智是能避免死亡带来的痛苦的。

成人害怕死亡就像儿童害怕进入黑暗的地方；儿童对黑暗的天然恐惧随着虚假的传言而与日俱增，成人对死亡的胆怯恐惧也是这样。无可否认，静观死亡，把它当成罪孽的报应，或者是通往另一世界的去路，是虔诚而且合乎宗教的；但是恐惧死亡，把它当作我们对大自然应该交纳的贡物，则是非常愚弱的。然而，在宗教的沉思中有时难免会有虚妄和迷信。在某些天主教修士的禁欲书中你可以看到一种言辞，说是一个人应当自己思量，假如他的一个手指的末端被压或被弄伤，这样的痛苦是怎样的；由此再想那使人全身腐烂分解的死亡，这样的痛苦又该是什么样子。其实死上一千次也不及某一个肢体的受伤的疼痛，因为人体最生死攸关的器官并不是最敏于感受的器官。因此，那位只以正常人和哲学家身份著书立说的先人说得很好：“与死亡相比，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更加可怕。”呻吟与抽搐、面目的变色、亲友的哀悼、丧服与葬礼，像这样的场面都显示出死亡的可怕。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人类的种种激情并不是脆弱得不能克服并压倒对死亡的恐惧；而且既然人们有这么多可以战胜死亡的随从，都能打败死亡，可见死亡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敌人了。

复仇的心会征服死亡，爱恋的心会蔑视死亡，荣誉的心会渴求死亡，悲痛的心会扑向死亡，连恐惧的心也会预期死亡；而且我们在书中还读到，在罗马皇帝奥托伏剑之后，哀怜的心（这种最脆弱的感情）使得许多士兵们也自杀而死，他们的死亡纯粹是出于对君王的同情并且要做最忠心的臣民。此外，塞内加还补充了苛求的心和厌倦的心，他说：“试想你做同样的事情已有多久！不止勇者和贫困者想死，连厌倦无聊者也想死亡。”一个人虽然既不勇敢也不困穷，然而厌倦没完没了地重复做一件事情，也是会寻死的。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罗马帝国的那些君主们面对死亡时是从容不迫和淡定自如的，因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保持原来的自我。奥古斯都大帝弥留的时候还在赞美他的皇后，“永别了，莉维亚，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婚后生活的时光”；提比略危笃之际仍然掩饰他的病情，就像塔西佗所说的“他的体力日渐衰退，但他的掩饰依然像从前那样”；韦斯帕芗大限临头的时候还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说笑话，“看来我马上就要变成神祇”；伽尔巴的临终遗言是“你们砍吧，如果这有益于罗马人民”，一边喊着一边伸颈就死；塞维鲁死得爽快，他说：“假如还有什么我应该做的事情，就快点来吧。”像这样视死如归的例子，还有很多。毋庸置疑，斯多葛学派那些哲学家们把死亡的价值抬得太高了，并且由于他们对死亡做了充分甚至过度的准备，因此使死在人看起来更为可怕。

尤维纳利斯说得较好，他认为生命的终结是自然的一种恩惠。死亡与降生都是顺其自然的，不过在孩子的眼里，出生与死亡也许都会引起同样的痛苦。在某种热烈的行为中死了的人就像在血液正热的时候受伤的人一样，当时是感觉不到死亡的；因此可见，一个坚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智是能避免死亡带来的痛苦的。但是，务必要相信最美的圣歌就是一个人已经达到了某种有价值的目的和希望后所唱的那首，“神圣的主啊，现在就请让你的仆人安然离去。”死亡还有一点，就是它打开了名望的大门，并消除了妒忌的心，因为“生前遭人嫉妒的人死后将会受人爱戴”。

复仇

宽容地原谅别人的过错就是宽恕者本人的荣耀。

复仇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人类的天性越是喜欢偏爱这种公平，法律就越是应该将人们的复仇欲望消除掉。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违反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行为却藐视法律的存在，甚至超越于法律之上。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对他的仇敌总是睚眦必报，想方设法寻求报复的机会，那他与被报复者差不多是一类性质的人；而如果他忘掉以前他们之间的怨恨，宽容地原谅对手，那么他就比对手高明得多，因为高抬贵手是高明智慧的人的举动。

我十分相信所罗门说的那句话：“宽容地原谅别人的过错就是宽恕者本人的荣耀。”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并且一去不复返，而聪明的人总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当下的事情和将来的筹划上，所以对过去的事情一直放不下并且铭记在心的人简直是徒劳心力而已，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世界上没有人是为了作恶而作恶的，作恶的人无非是为了要给自己取得利益、乐趣、荣誉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要对某人因为爱他自己胜于爱我而生气呢？纵使有的人纯粹是出于恶劣卑鄙的天性而做出丑恶的行径，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过像山间的荆棘一样，它们刺人抓人就是因为它们自身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啊！复仇中最让人宽恕的一种就是为了报法律没有及时纠正罪恶行为的那一种仇，但是这个时候报复的人必须留意，一定要让自己的报复行为也由于法律无法惩治而幸免于难，要不然报复者的对手仍旧会占便宜，因为二人之间吃亏的比例是二比一。有的人复仇的时候，总想要仇敌弄清楚这复仇的火焰到底是从哪里迸发出来的。相比较而言，这样的复仇是豁达的，因为更痛快的报仇似乎不是为了使仇敌的皮肉上受到相应的伤害或惩罚，而是要让对方的心灵自觉地忏悔并认罪；不过，那些卑鄙狡猾的懦夫则往往想要在背后放一支冷箭。

佛罗伦萨大公科西莫曾经用极其愤怒的言辞强烈谴责朋友的忘恩负义或不讲信用，他似乎认为这样的罪恶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他说，你可以在伟大的《圣经》里读到基督要我们包容谅解仇敌的教诲，但你绝不会在里面读到要我们宽恕自己的朋友的言语。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约伯的精神比较高尚，他说：“我们怎能够只喜欢上帝的赐福而却抱怨上帝给予我们的祸事呢？”把这句话推理到朋友身上，也是这个道理。不可否认，一个人要是念念不忘复仇，他就是不断地刺伤自己的伤口，使得伤口永远无法治愈，而那创伤经过长时间的修养本来是可以愈合的。为了公仇而去施行报复行动，这样多半会给复仇者带来幸运，如为恺撒大帝的死而报仇，为佩尔蒂纳的死而报仇，以及为法王亨利三世的死而报仇等等。但是，为了私人的恩怨而去报仇就不是这样的情形了；与此相反，想要报私仇的人过的是巫师一般的生活。这种人活着的时候对人是很不利的，死了对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

厄运

幸运所生的德行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行是坚韧。

通常人们青睐幸运带来的好处，然而我们会更加赞叹厄运带来的好处，这是塞内加仿照斯多葛派的风格发表的一个高论。毫无疑问，如果奇迹就意味着超乎寻常，超越自然，那么它们大部分都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塞内加还有一句更为高明的话（这句话是由一个异教徒说出来的，真是太高明了），他说：“一个人如果既具有凡人的脆弱又具有神灵的超凡，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伟大。”这句话要是写成诗歌或许更妙，因为在诗歌里，神灵的超凡好像是更为人接受似的，而且诗人们也确实从始至终忙着对它进行刻意描写；因为古代诗人在那部伟大的传奇中所想象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种超凡的体现，他们的想象深邃而又远见，而且它所描写的还很有点接近基督徒的情形，例如当赫拉克勒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坐在一个瓦盆里渡过了大海，而这恰好是对基督徒坚持不懈的精神的生动描绘，因为基督徒是乘着脆弱的血肉之舟去横渡尘世的波澜。一般说来，幸运所生的德行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行是坚韧，从道德标准的角度来衡量，坚韧是更为高尚的一种美德。幸运是《旧约》中的福祉，厄运则是《新约》中的福祉，后者带给人们的是来自上帝的浩荡恩泽并传达上帝的真诚启示。但是，在你聆听《旧约》中大卫王那柄竖琴的时候，你也会听到与欢歌一样多的哀乐；而且那支圣灵之笔在形容所罗门的幸福上比在约伯的苦难上更为细致用力。幸运中并不是没有太多的忧患和灾难，而厄运中也不缺少些许的安慰和希望。在人们刺绣织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阴沉的背景上安排一种秀丽的图案，比在鲜艳的背景上安排忧郁的图案更为醒目；那就从这眼中的愉悦去推想心中的愉悦吧。毫无疑问，德行就像经过燃烧或压榨的名贵香料，时间越长，它的香味就越发浓厚；这大概就是幸运最能暴露丑恶的行迹而厄运最能彰显高尚的美德的原因吧！

走运

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常常使人走运的习性不外乎两种：一是少几分真诚朴素，二是会几分装聋作哑。

毋庸置疑，外在的偶然因素会影响人的命运，如相貌、时机、别人的死亡和施展才能的机会等，但人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有个诗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上述的外在原因如果总是经常出现的话，这便是某个人所做的愚蠢事情，因为它只是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时运。众所周知，最快捷的成功就是趁着他人的出错而获得的成功，“蛇必须吞噬其他的蛇才能成长为巨龙”。有些优点的确显而易见，值得每个知晓它的人的称赞；但是一个人隐蔽的长处或者一个人表现自己的有效方式，往往才是一个人获胜的关键法宝。这些方式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更不能相互传播，也许西班牙字眼disemboltura可以大概探个究竟：只要一个人没有褊狭的观念并且待人处世的态度端正，他头脑中前进的方向才能和命运之轮的前进方向一致，并同时起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维在形容加图时虽然说：“这个人的体魄强健，心智成熟，因此无论他出生在哪个家庭都会有较好的时运。”但是，他最后还是发现这个人具有“灵性”。所以，只要一个人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命运女神的踪影；虽然命运女神的一双眼睛被蒙住，但是她还是有自己的行踪的。

命运的轨迹就像是天上的银河，无数的星星聚集在一起组成了银河，但是看上去银河不是分散的星星点点，而是一条完整的光带；同样的道理，促使一个人有较好的时运也是由于他身上的小小的优点或长处，或者说是一些好的习惯和能力。

人们对于其中的奥妙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意大利人却可以洞察其中的天机。当意大利人谈论一个几乎很少出差错的幸运儿时，他们一般会说一句：“这个人倒是会几分装聋作哑。”而人人都熟知的，常常使人走运的习性不外乎两种：一是少几分真诚朴素，二是会几分装聋作哑。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最为忠君爱国的人很少走运，而且永远不会走运，因为一个人连自我都不考虑的话，他必然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很容易就会得到的幸运，仅仅造就了一批鲁莽汉和冒险家；但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换来的幸运，却可以成就杰出的人才。

幸运就其本身来说，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尚的，即便仅仅是出于尊重她的两个女儿—“自信”和“声誉”。自信一直留存在幸运的人的心中，而声誉则保留在知晓幸运者的那些人的心里。智慧的人为了防止他人嫉妒自己的优点，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长处归因于上帝和命运之神，这样他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优势了。

另外，神灵的保佑也使得他们的不凡之处得以展现。于是，恺撒曾经在暴风雨中对舵工说：“你的船不仅载着我，还载着我的运气。”所以，苏拉宁可把自己称为“幸运的苏拉”而不是“伟大的苏拉”。并且历代的人们都观察到，凡是过分把自己的成就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很不幸。

据史书记载，雅典将军提谟修斯每次做政府述职时，总是喜欢说一句：“这次胜利绝不是仅仅依靠运气。”结果后来他没有建过更伟大的功勋。毋庸置疑，有些人的运气如同荷马的诗歌那样，而荷马的诗歌比其他人的都要顺畅；普鲁塔克在把阿偈西劳和伊巴密浓达的运气与提摩列昂的运气作比较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比喻；人与人的运气不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运气也取决于每个人自身，这一点也是明白无误的。

时机

一个人的时运就跟每天的集市行情一样，只要你在市场多停留一会儿，物价说不准就下跌了；但是它有时经历过跌宕起伏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价位。

一个人的时运就跟每天的集市行情一样，只要你在市场多停留一会儿，物价说不准就下跌了；但是它有时经历过跌宕起伏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价位，就像西彼拉那套预言集，开始的时候以整套的书卷索要价格，然后烧毁其中的几卷，最后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卖出。因为“她如果给你前额的头发，而你却放弃不抓，那么最后就只剩下她光秃的后脑勺了”；或者你至少应该知道这句谚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在开端时善用时机，再没有比这种智慧更大的了。想要做事的人必须知道，危险如果有一次看来无关紧要，那就不复是无关紧要的了；而骗人的危险比逼迫人的危险要多得多。

此外，对于某些危险，我们最好在它没有正式出现的时候就消除它，而不是一直等候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去干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警惕并监视它的人很有可能会放松戒备。相反，由于光线的缘故而被迷惑，以至过早地出击，或者有所动作才把关键人物引诱出来，这些都是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了。就像前文所说，时机的恰当与否，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既不能急于一时，也不能无所准备。

一般说来，我们每个人做事情，每次最好先观察仔细，必须在行事之前先派出百眼巨人阿耳戈斯，百臂巨人布里阿柔斯紧随其后，这样可以打探清楚具体情况。有了这些之后，再去采取适当的措施实施。对于智慧的人来说，对事情的秘密协商和迅速果断出击如同普路同那顶隐身的帽子。事情一旦开始着手实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就是保密的最好手段；这就像是离开枪膛的子弹，它的速度很快，连眼睛都无法捕捉到其影子。

参见奥维德《列女志》第15篇第83行。
用模拟的方法对消化过程加以运用，使得食物预先得到处理，一般用于伤病员。
这句话中的“你”“更多的人”和“少数人”分别指当时的英国国王、国会和枢密院。
古代西方的医生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血、黄胆汁、黑胆汁、黏液，一个人的气质由这四种体液的多少决定，并且气质在一定程度上随着体液的变化而变化。
塞雅努斯（Sejanus），古罗马阴谋家、政治家，提比略的宠臣，长期担任禁卫军统帅（15—31），他于31年出任执政官，后来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对提比略造成了威胁而被处死；马克罗（Macro）在扫除塞雅努斯的行动中立了军功，后来被提升为禁卫军的统帅，但是这个人后来参与了谋杀提比略的行动。
培根曾经用类似的话批判他的姨父威廉·塞西尔勋爵和表弟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嫉妒有才能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在女王面前推荐他（培根），反而还在背后毁谤他，阻碍他的晋升。
参见李维《罗马史》第35卷第12章、17章和18章。公元前192年，塞琉西王国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Ⅲ）应埃托里亚联盟（古希腊部分城邦以埃托里亚为中心结成的反马其顿同盟）之邀进入希腊，次年被向东扩张的罗马击败。两者的结盟自有其政治背景，但说客对两者力量的交叉吹嘘也促成了双方结盟的决心。
很可能是“霸业”的委婉说法。
盖仑（Claudius Galen，129—199？），古希腊哲学家、生理学家及，曾经根据动物的解剖来推论人体的结构，并且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来阐述人体的功能。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80章。罗马帝国驻各地的军团在尼禄死后纷纷拥戴新的皇帝。历史上曾经三度出任执政官并握有重兵的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Mucianus）总览全局，抛弃自己的妒忌心和敌意，答应把军队交给已经被犹太军团、埃及军团和美西亚军团拥戴的韦斯帕芗，并帮助其登上了王位。正是这种举措，使得他的名字留名史册。
参见小普林尼《书信集》第6卷第17篇第4节。
参见《旧约·传道书》第7章第1节。
参见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oecritus，约前310—前250）的《田园诗》第12首第23～24行：“美丽的人儿，我赞美你啊，但我并不会由此而鼻上生疮。”
参见《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1～23节。
参见《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
阿佩利斯（Apelles）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画家，曾经担任亚历山大大帝和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画师，擅长画人物肖像。
丢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是德国画家，著作有《人体比例研究》。
培根在这里可能误将阿佩利斯记成了另一位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Zeuxis，前464—前389），相传宙克西斯曾经把五位美女的优势集于一身，绘画出了海伦的肖像。
参见奥维德的《爱之治疗》第293～294行。
参见圣哲罗姆译拉丁文本《旧约·诗篇》第120篇第6节；英文1611年钦定本《圣经》同篇第6～7节说：“我长期地寄居在那厌恶和平的人的家中，虽然我天性喜好和平，但是我主张和平，他们却维护战争。”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论李维》第1章第26节说：“新的君王登上王位必须改革一切事务。”
塞尔苏斯（Celsus），1世纪罗马编纂家、作家，所编的百科全书中只有《医学篇》得以流传后世，这本书被公认为是一部优秀的医学文献。培根的这段话引用自《医学篇》第1章第1节，但是与塞尔苏斯的原话和含义截然不同。
参见塞内加所著《道德书简》第24篇。
参见塔西佗所著《历史》第2卷第49章。
参见塞内加所著《道德书简》第77篇。
关于文中记叙的许多罗马皇帝的死状，可以参照阅读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关于塞维鲁的死，可以参见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的《罗马史》第67章的描述。
尤维纳利斯，古罗马讽刺诗人，著有《讽刺诗》5卷。
参见贺拉斯《书札》第2卷1首14行。
参见《旧约·箴言》第19章第11节。
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1519—1574），老洛伦佐后代，梅迪契家族成员，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第二任佛罗伦萨公爵，后来当选为共和国的首脑。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38～48节和《路加福音》第6章27～36节。
参见《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10节。
屋大维是替恺撒复仇的人，塞维鲁替佩尔蒂纳（Pertinax，罗马皇帝，193年1～3月在位）复仇，法王亨利四世（亨利三世的妹夫）则替亨利三世复仇。
指希腊神话。
在希腊的神话中，并没有谈及到赫拉克勒斯使用瓦盆渡海的情节；但是他在另一项伟大功业的创立过程中曾经使用金杯穿越海洋。
《新约》多次说道：能够承受苦难就是幸福，尤其是《马太福音》第5章和《路加福音》第6章更是把饥饿、悲伤、贫穷以及受到他人的侮辱迫害都当作是一种幸福。
意思就是当你阅读《旧约·诗篇》的时候。
《圣经》作者都是受到神灵的启示，因此便有了圣灵之笔这一说法。
参见普劳图斯的喜剧《三钱币》第2幕第2场第34行。
这是一句希腊谚语，瑞士博物学家格斯纳（Konrad von Gesner，1516—1565）曾经在他的著作《动物志》中引用过。
参见李维《罗马史》第39卷第40章。加图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时代，这属于出身低贱的人，只有上升到贵族阶层才是走运。
在西方的绘画作品中，命运女神的眼睛总是被蒙着的，表示她的公允，不偏不倚，脚踏圆轮象征着福祸无常，一手拿着丰裕之角，一手不断抛撒钱币。
这篇文章最初写于1612年，这一年培根向詹姆斯一世讨要国务大臣这个职位没有结果；所以这段文字即使不是由于这件事情而发牢骚，但“极端的忠君爱国的人”也显然是培根的自我表白。
这套预言集又名《西卜林书》，是古罗马的一部神谕集，据说由女预言家西彼拉（Sibylla）所作，并且卖给了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七代王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又译塔昆，约前534—前509）。传说西彼拉想要卖给国王9卷书，并且索要昂贵的价格，但却遭到了国王的拒绝，于是她便烧毁了其中的3卷后再次卖给国王，但是还以原来的价格出售，遭到拒绝后再次烧毁3卷书，这个时候国王经过占卜师的点化，才知道这书的珍贵，于是按照原来的价格买下剩余的几卷，最后藏于卡匹托尔山神庙。
这个比喻最初见于古罗马作家加图（Dionysius Cato，约前3—前4世纪）的《道德箴言》第2卷，Frorite capillata，post haec Occasio calvs则为后世流传的拉丁文句，翻译过来就是：时运女神的前额有美丽秀发，但是后脑却是光秃的。
普路同是指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