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奇迹在你自己 - 二朋友是自己的另一身体

二朋友是自己的另一身体

礼节与俗套

完全不拘礼节其实就是教别人怠慢自己，或者是说让别人不必尊重自己。

为人处世不拘小节的人必须是身怀大德之人，这就像不用衬箔装饰的宝石，其本身必须弥足珍贵。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好的声名获得如同赚钱盈利；小钱可以经常获得，但是大利少有所得。同样的道理，小优点可以获得大的赞扬，因为其可以天天显示并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大德的展示就像过重大节日一样少有机会。从中可以看出，要想增添美名只需要注意礼仪小节即可，正如伊莎贝拉女王所说：“言谈举止的考究是最好的推荐信，且永不过时。”要想获得这种推荐信，你只需要对它加以重视并仔细观察就可以，因为他人的优雅举止总能引起你的注意留心；此外你还得保持高度的自信。如果一个人在言谈举止上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他应有的风度和魅力就会自行消失，因为魅力和风度必须要个人的自然大方才能展现出来。有的人言谈举止非常机械，就像每个音节都经过细细推敲的诗歌一样；可是如果一个人在细节上过于机械专注，又怎么能领会更高层次的宏大旨意呢？

完全不拘礼节其实就是教别人怠慢自己，或者是说让别人不必尊重自己。可见，待人接物还是需要讲究一些礼节的，尤其是第一次与人见面或者与讲究礼仪的人交往的时刻。但是，过分强调礼节，并将其看得高于一切，不仅使得说话人显得迂腐可笑，而且还会降低别人对其的信任度。毋庸置疑，礼仪俗套如果用之有方的话，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且使人难以忘怀。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种适合的方法，一定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

同辈之间有些人显得过分亲热，不妨保持一点矜持或庄重。面对下属，总会受到应有的尊敬，不妨略微流露出一些随和。有些人不顾任何场合，一味地讲究礼节，这样显得自己有些庸俗。对于某人的专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必须让对方明白你是出于尊敬而不是出于草率。虽然随声附和他人的观点是一条不错的规则，但是必须要加上自己的主见；同意他人的见解必须加上自己的一些其他看法，赞同他人的建议必须附上自己的先决条件，而认可他人的计划则必须提出自己认可的进一步理由。在恭维别人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说话的分寸，否则尽管你没有其他的缺点，但是嫉妒你的人却会说你善于逢场作戏，进而贬低你身上的其他优点。

在处理大事的时候，不要过分囿于旧有的礼节；而在审视机会的时候，不要过于谨慎。因为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不是最佳的措施。所罗门曾经说道：“总是观察风向的人难以播种，而总是观望云彩的人难以收割。”聪明的人总是去创造机会而不是寻找机会。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应该像他所穿的衣服一样，轻便自如即可，不要过分地拘泥讲究。

洽谈

一般来说，有所要求的洽谈对手比没有任何要求的洽谈对手更容易应付。

通常而言，面对面地商量洽谈比单纯的书信往来要好得多，而由第三个人出来作为代表洽谈比本人出面更好。适宜用书面洽谈的情况大致有以下三种：当自己的洽谈信函可以作为日后的凭证的时候，当某人想得到书面答复的时候，或者当面谈有可能被断章取义或受到阻拦的时候。适宜当面洽谈的情况也大致有三种：当双方所谈的事情比较微妙，必须观察对方的表情才能知晓说话的分寸的时候；当其中某一方的威信令对方大为尊敬的时候；更为普遍的是当一个人想要保留所谈内容之否定或解释的权利的时候。

在挑选代表出面洽谈的时候，最好选择那些性格豪爽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一旦受人之托，就会竭尽全力地去行事，会真实地向你反映洽谈的结果。千万不要选择那些生性狡诈的人作为洽谈代表，他们在办事的过程中，由于代表上等人办事，因此会故意提高自己的身份；为了博取欢心，他们在汇报洽谈结果时总是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另外必须注意一点，尽量挑选那些乐意去谈你所托之事的人，这样的话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所选择的人也必须适合所托之事。比如，要告诫某人必须挑选敢于说话敢于评论的人，要劝说某人必须挑选注意言谈用词和口气的人，要询问某人必须挑选灵活机动的人，而要洽谈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情则必须挑选那种认死理的人。还应该注意挑选以前曾经受你之托从事过洽谈事务并且往往在洽谈事务中处于上风的人，因为他们在类似的洽谈中已经有了经验，从而更能坚持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洽谈的时候，最好提前探询一下对方的意图，避免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当然如果你想给对方一个意外的话则例外。一般来说，有所要求的洽谈对手比没有任何要求的洽谈对手更容易应付。如果一个人已经与对方达成了协议，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成为谁先履行协议了。而要合理地要求对方先行履行协议义务，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对方先行履行义务是这个协议的题中之意；二是一定要使得对方相信，在其他事务上还需要与你进行合作；三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最讲信用的人。

仔细观察对方并利用对方是洽谈的全部策略技巧。在受人信任的时候、兴奋激动的时候、防范不周的时候、情势紧急的时候，或者一直想做某事但是却找不到合适借口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暴露自己。如果你想控制对方，在洽谈中位于上风的地位，那么你必须了解对方的习惯爱好从而加以引导，或者掌握对方的意图从而加以诱惑，或者了解对方的弱点缺陷从而加以胁迫，或者知晓能够影响对方的人或者事情，从而对其加以控制。与狡诈的人洽谈，必须了解他的真实目的，从而有效理解他的话语。记住不要在这种人面前多说话，而且说的话尽量要出其不意。在洽谈遇到僵局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一时，仓促做出决定；这个时候应该重新整理思路，为新的一轮洽谈做好准备，以便达成协议的时机逐渐到来。

伪装与掩饰

掩饰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或圆滑的计谋。因为要知道何时当说真话，何时当行真事，需要敏锐的头脑和坚毅的个性。

掩饰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或圆滑的计谋。因为要知道何时当说真话，何时当行真事，需要敏锐的头脑和坚毅的个性。因此，比较懦弱的一类政治家通常都是善于掩饰和伪装的人。

塔西佗说：“莉维亚既有她丈夫的雄才大略，也有她儿子的虚伪城府；奥古斯都是她才略智谋的来源，提比略则为她提供掩人耳目的本事。”塔氏继续写道，穆奇阿努斯劝韦斯帕芗起兵反维特里乌斯时曾说：“我们要面对的既不是奥古斯都的那种明察的判断力，也不是提比略的那种讳莫如深的谨慎。”这些特质—权谋或策略与掩饰或隐秘—确实是不同的习性和能力，并且是应当辨别的。因为假如一个人有那种明察的能力，能够看得出某事应当公开，某事应当隐秘，某事应当在半明半暗之中微露，并且看得出这事或隐或现应当是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这正是塔西佗所谓的治国与处世的要术），那么掩饰伪装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就是阻碍和弱点了。但是假如一个人达不到那种明察的能力，那么他就不得不故作姿态，隐藏得很深；因为一个人在不能随机应变有所选择的时候，最好是采取这种往往都万无一失的策略，这就好比视力不好的人走路是轻而且慢的一样。毫无疑问，从古至今的英雄豪杰为人处世都坦荡磊落，都有恪守信用的名誉；然而他们就像训练有素的骏马一样，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步，什么时候应当转弯；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品性，使得他们认为某些事情必须隐瞒并真的将事情隐瞒后，他们一般都能隐瞒得很好而不被人发现。由于他们真诚守信的名声早已为人所知，所以即便他们真有欺骗隐瞒的话，人们也是不会怀疑的。

这种自我掩饰的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等级：上策是隐秘、缄默和守秘密，就是一个人不让别人有机会看出或推测出他的为人。中策是消极的掩饰，就是一个人故意露出迹象端倪，使得别人错误地认为他的真正为人，以真为假。下策是积极的作伪，就是一个人有意并且煞费苦心地装出他实际并不是的那种为人。

说到上策—隐秘，这真是倾听忏悔的神父的美德；对秘密严格保守的神父的确会听到许多人的真心忏悔，因为谁会愿意向不守秘密的俗人倾诉衷肠呢？但是如果一个人被认为严守秘密，他就会吸引其他的人来向他倾诉，就像屋子里的热空气会吸引屋子外面的冷空气一样；而这种倾诉就像忏悔，只会使倾述者的心理得以释怀，而不会被其他的人们利用，所以严守秘密的人常常能以这种方式探听到许多情况，尽管大多数人喜欢宣泄心事而不乐于增加心事或隐私。简而言之，能够严守秘密，这才有权知道他人的秘密。另外（实话实说），裸露总是不恰当的，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肉体方面；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不完全暴露，他便增加了不少尊严。至于那些爱喋喋不休的非议者，他们都既喜欢虚荣又爱慕轻信，因为那些喜欢谈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的人也往往非常乐意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下面这句话就显得十分有道理，那就是：“守口如瓶既是一个人处世修身的策略，又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行。”一个人的自我可以由面部的症状而看出来，这是一个大弱点、大漏洞；这弱点和漏洞有多大，人的面容表情比语言就更引人注意并更使人深信不疑。

说到中策，也就是掩饰，这种策略常常不可避免地用在有秘密需要保守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要隐秘，他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掩饰的人。因为一般的人都是狡黠得断不能允许一个人在坦白与掩饰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并且实际隐秘而表面上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这样的人，人们一定会用问题包围他，设法引诱他，并且探出他的口气。所以除非他有一种一概不理的沉默，否则他就不免要暴露他是倾向于哪一方的；或者即便他自己没有任何表示，那些人也会从他的沉默中推测出来，就像他自己说了一样。至于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话，那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隐秘，除非他给自己留一点掩饰的余地；掩饰可以说仅仅是隐秘的一层外衣。

但是说到下策，那就是弄虚作假，乔装打扮。我一度认为，除非在某些重大与稀有的事件之中，犯罪的性质是多于计谋的性质的。因此，一种普遍的弄虚作假是一种恶劣的品行。这种恶行的养成或是由于天生的虚伪导致，或是由于生性懦弱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心中有鬼。而由于不得不掩饰这些弱点，掩饰者便会在其他事情上也弄虚作假，害怕自身的作假技术日渐荒废掉。

伪装掩饰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使对手大意麻痹，思想放松警惕，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出击从而战胜他，因为一个人的意向如果公开那就等于一声唤起一切敌人的注意；第二个好处是可以为掩饰者留下一条安全的退路，因为一个人如果明确地宣布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他就必须履行诺言，将这个事情做到底，不然就会被对手推翻；第三个好处是可以更好地来看破别人的心思，因为对一个暴露自己的人，别人是不会公开反对他的，他们干脆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把他们自己言论的自由变为思想的自由。因此西班牙人有句经典的谚语“说谎话可以发现一件真实的事情”；这样看来，好像掩饰伪装成了发现真实情况的唯一手段。与此对应，伪装掩饰也有三种害处：第一，伪装掩饰平常总带着一种畏怯的模样，而这种恐惧的态度在任何事件之中，都或多或少地阻碍掩饰的人达到他心中的目标。第二，伪装掩饰使许多人心中迷惘，莫名其妙，因此使得作伪掩饰的人失去原本可以与他合作的朋友，最后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第三种是最大的害处，就是掩饰会剥夺一个人做事的主要工具—信任。因此，最完善的人品素质必须具备真诚守信的名声、严守秘密的习惯、适当的掩饰以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伪装能力。

嫉妒

爱情和嫉妒这两种情感不仅能够激起强烈的欲望，而且还能迅速转化成联想和幻觉。

大部分人都可以观察到，爱情和嫉妒是人的各种情欲中最令人神魂颠倒的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能与这两种情欲相提并论。爱情和嫉妒这两种情感不仅能够激起强烈的欲望，而且还能迅速转化成联想和幻觉。这样一来，它们就很容易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尤其是在那些被爱和被嫉妒的人身上总会找到它们的影子。如果世界上存在诱惑猜忌的话，这可能就是人们之间相互诱惑猜忌的起源吧。我们耳熟能详的《圣经》把嫉妒称之为“毒眼”，江湖上的占星术士们则把不吉之星力叫作“凶象”，结果使得人们直到今天还认为，当嫉妒的行为发生时，嫉妒者的眼睛会变红。更为有意思的是，有的人居然观察得深刻入微，注意到嫉妒者的红眼在被嫉妒者春风得意或者踌躇满志的时候杀伤力最强，因为被嫉妒者的得意之态已经强烈地引起了嫉妒之火的燃烧。而此刻，被嫉妒者的情绪也是最为高涨的时候，而他最容易受到嫉妒者的打击也就毫不为奇了。

我们现在先不理会这些奥妙之处（虽说这些奥妙之处值得我们在适当的场合考虑考虑），在这里先探讨一下哪些人喜欢嫉妒他人，哪些人会容易遭到他人的嫉妒，以及大众的嫉妒和个人间的嫉妒有什么不同。

无德之人常常嫉妒有德之人。因为人心的滋养要么靠自身的善性，要么靠他人的恶性。而当自身没有善性可以滋养人心的时候，就需要他人的恶性来滋养人心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没有达到他人的道德境界，那么他就要想方设法来贬低他人以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

不务正业、好管闲事并且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通常是极其具有嫉妒心的。因为费尽心思地去打探别人的隐私绝不是由于那些事情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在这么费力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观看戏剧般的快乐感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嫉妒是一种放荡不羁的情感，它总是在街头巷尾游荡，而不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对于一心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来说，嫉妒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古代的智人说道：“喜欢管闲事的人一定没安什么好心。”

出身高贵的人在新人升官加爵的时候容易产生嫉妒的情绪，因为他与新人之间的差距缩短，而这往往造成了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他会认为自己的地位无形当中是在下降了。

宦官、老人、残疾的人和私生子都是喜欢嫉妒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地给他人造成一些缺陷，来使自己内心得到平衡。不过，上述这些人中，如果有志于改变自身固有的缺陷并使之转化为荣誉的一部分，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人们会说：某某宦官或者残疾人居然做出了这样的大事，就像宦官纳西斯以及瘸子阿偈西劳和帖木儿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奇迹般的荣誉一样。

同样，在经过大苦大难之后升迁的人也喜欢嫉妒，因为他们总是停留在时代的后面，并认为他人受到了伤害那是对自己曾经受到的苦难的最好补偿。

那些无视自身的轻佻和自负却幻想在众多的事业中都超越他人的人总是心怀嫉妒，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有太多引起他们嫉妒情绪的对象，在他们幻想成功超越他人的某一方面，有很多人是远远胜过他们的。这样一来，他们的嫉妒情绪就更加强烈了。于是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特性了，他擅长诗画和工艺，因而他也非常嫉妒真正的诗人、画家和技师。

最后还有一种人也喜欢嫉妒，那就是同一家族的亲友、官场上的同级幕僚和年少时的伙伴。这些人自认为与平辈们相差无几，因此平辈们的突然升迁会经常性地进入到他们的记忆之中，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不断否定，对自己不断指责，而嫉妒恰在此时就悄然而生。如果平辈们的升迁能引起更多的旁人关注的话，那么旁人这种肆无忌惮的宣扬传播会更加助长嫉妒者的嫉妒情绪。上帝选中亚伯的供奉时，除了该隐外没有旁人看见，因此该隐对亚伯的嫉妒就更为卑鄙恶劣。以上是关于嫉妒者的论述，暂且说到这里。

接下来，说说那些时不时会遭到嫉妒的人们的情况。首先，德行高的人进入老年之后，很少会有人嫉妒他。因为他的成功和幸运是源于自己曾经的不懈努力奋斗，因此他的报偿是应得的；人们通常对应得的报偿很少嫉妒，只嫉妒那些过于丰富的奖赏和施舍。其次，嫉妒经常在与人攀比的过程中产生，如果没有攀比的话也就没有嫉妒了。因此，君王是不会被人嫉妒的，除非嫉妒者本人也是君王。此外，身份卑微的人在刚刚发迹的时候往往最容易遭人嫉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嫉妒他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与此相反，品行优异的人在他们好运不断的时候遭到的嫉妒最为严重，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优点虽然和从前一样，但是后起的新秀们不断涌现使得他们失去了往日璀璨夺目的光芒。

出身贵族的人在升迁时很少遭人嫉妒，因为在世人看来那是他出身高贵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升迁似乎不会给他带来额外的好处。嫉妒的情绪就像是阳光一样，它照射在陡岩峭壁上比照射在平地上更让人感到闷热；和这个道理相似，突然升迁并且一蹴而就位于贵族行列的人比那些慢慢高升的人更容易遭到他人的嫉妒。

那些一直把自己的成就与辛苦劳作、担惊受怕或者巨大风险连在一起的人很少成为嫉妒的对象，因为人们觉得他们的地位和成就是打拼得来的，十分不容易，甚至有时候人们还会可怜他们，而这种怜悯之情恰好是治愈嫉妒的良药。因此，你时不时地会看到，一些深谋远虑的政客在功名显赫的时候总是喜欢在众人面前诉说自己的苦衷，说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劳累和辛苦。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会有那种感受，只是想通过这种诉苦来减轻别人对他们的嫉妒罢了。不过人们对那种奉命办事的辛苦劳作深表理解，反而对没事找事的忙碌嗤之以鼻，因为最让人嫉妒的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必要而有所企图的阿谀逢迎；所以，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来说，消除下属之间嫉妒的最好方法就是维持和保护他们的地位，并使他们享有充分的权利。这样，通过这种方法，就在自己与嫉妒之间建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由于短时间内的大富大贵而不可一世的人，最容易遭受妒忌。这些人总要表现自己的伟大—或以外表的煊赫，或以克服一切的反对与竞争—才觉得满意。而聪明的人宁可自己吃点亏而给嫉妒的人一点小实惠，在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上多谦让对手。但是尽管这样，下面的这些事实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坦率真诚中没有自大与高傲的成分，那么用坦率真诚的态度对待富贵比用虚伪奸诈的态度更不容易遭人嫉妒。因为在后一种举止里，一个人简直是表明他不配享受那种幸福并且还好像明白自己无价值似的，这样的话他无疑是在点燃他人的嫉妒之火。

最后再重复几句来结束这部分的论述。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嫉妒行为含有巫术的成分，因此治疗嫉妒的最好方法也就是治疗巫术的方法，这就不需要所谓的“符咒”来贴在别人的头上了。鉴于此，有些智慧的大人物为了减少别人对他的嫉妒，他就想方设法找个替身在某些场合露面。于是，原本降临到他身上的嫉妒便转移到了替身身上。这种替身有时是侍从仆人，有时是同级的幕僚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等等。只要能获得意外的权力和地位，总是有一些甘愿冒险的野心家愿意做这种替身，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来谈谈大众的嫉妒。虽然说个人间的嫉妒害处远远大于用处，但是大众的嫉妒却还多少有一些好处。因为它就像希腊式的流刑，可以有效地铲除那些位高而又专权的人。由此可见，大众的嫉妒对其他大人物确实是一种制约，可使他们循规蹈矩，不超越权力的范围。

这种大众的嫉妒在拉丁语中写作“invidia”，在现代语言中又叫“不满情绪”。这是国家中的一种疾病，就像染毒一样。正如病毒可以传染到本来健全的部分并使之得病一样，在国家的公民中如果产生了嫉妒，他们会反对一切合理的国家行为，并认为这些行为是罪大恶极的。而此时任何笼络民心的措施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种办法只不过是表现出一种懦弱，一种对嫉妒的畏惧，这种畏惧对于国家更为不利。这正像各种传染病一样，你要是越怕它，它就越要找上门来。

这种大众的嫉妒好像是针对位高权重的大臣而发的，不是针对君王和国家本身。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如果大众强烈地嫉妒某位并没有什么重大过失的大臣，或者是一国的所有大臣都遭到了大众的嫉妒，那么嫉妒的矛头实际上就是针对国家本身了。以上论说的就是大众的嫉妒或者大众的不满，以及它与个人间的嫉妒有什么不同，而关于它们之间的不同前文已经论述过了。

关于嫉妒之情，最后再补充几句。在人类的所有情感中，嫉妒是一种最捉摸不定的感情了，因为它没有特定的时间场合，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而其他情感则与之相反。所以，古代的智人说得好：“嫉妒从不停止，因为它总在某些人的心中做鬼。”人们还应当注意到，由于爱情和嫉妒是如此地持续不断，所以它们会使人慢慢地变得消瘦，而其他的感情没有这种效果。同时，嫉妒也是最为卑鄙和堕落的一种感情，于是它成为了魔鬼的固有特性；而魔鬼就是那个在深夜向麦田撒播稗种的嫉妒者。这正像嫉妒行为所发生的那样，它总是在黑暗中耍计施策，在不知不觉中损害麦黍之类的美好生灵。

狡诈

智者的聪慧在于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愚者的蠢笨在于欺诈他人。

狡诈，这是一种较为邪恶的智慧。聪明的人与狡诈的人，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不怀疑。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诚实，更在于他们做事的能力。那些经常在赌局上做小动作的人，在打牌的技术上从来不是高手；而在官场上善于拉拢人心、到处游说的人，除了这点能耐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本领了。人情世故是一回事，而善于观察周围的世界却是另一回事。有许多揣摩别人脾气揣摩得十分周到的人，在真正办事上却不怎么能干；一个对于人的研究比对于书的研究要多的人的性质，就是如此。这样的人较适于阴谋而不适于议论，而且他们唯有在熟悉的方面是好的。如果他们在不熟悉的陌生人中间的话，恐怕就会迷失方向，发挥不了自己的特长。所以，亚里斯提卜曾经的那句话—“如果把两个人孤立地安置在一群陌生的人中间，那么你就很快发现他们当中哪一个比较聪明，哪一个比较愚钝了”—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很适合。一般来说，这些狡诈的人的行为与大街上的小商贩们比较相似，因此不妨看看他们的店里究竟有什么货色。

狡诈的第一个要点是，与人说话的时候，时刻注意观察对方的语气和脸色，就像耶稣会的教士们在他们的戒律中规定的那样，这是由于大部分聪明的人虽然心里能保守住秘密，但是他们的表情却无意间出卖了他们。不过，就像耶稣会的教士所做的那样，在查看对方的脸色和语气时，眼中流露出的目光必须让对方看起来是毕恭毕敬的。

狡诈的另外一个要点是，你如果想要获得某个事物，或者想要解决某个问题而不得不央求别人时，最好的办法是先东拉西扯地说一番赞扬他的话，然后再提出你的请求，这样可以避免他因为清醒而当面拒绝你的要求。我以前认识一位枢密院顾问兼国务大臣，每次去见伊丽莎白女王，请求她签署文件之前，总是先与女王谈论一番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女王就不会过多地注意她将要签署的文件。

与上一点相似，在某人十分繁忙的时刻，你可以毫不顾忌地提出你的请求，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工夫对你的请求认真考虑的。

如果某人即将提出某项提案，这个提案的论证依据非常充分，它被通过的可能性很大，而你对此持反对的意见，那么你必须先装出一副十分赞同欣赏的样子，而后在会议上自己可以使用一种能使它被否决的方式主动提出这项提案。

正想要说某件事，刚说了半截又戛然而止，好像你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失言，这样的情景往往会引起那些与你交谈的人的兴趣，他们会更加想要知道你所说的事情。

当人家以为某种话是从你那里问出来的，而不是你自己乐意告诉的时候，这种话是比较有效的。因此，你可以为他人的问题设下钓饵，其方法就是装出一副与常日不同的脸色，这样别人就会问你脸色为什么发生变化，就像尼希米当年那样：“我向来在国王面前是没有愁容的。”

在难言与不快的事情上，最好是让那言语没什么大价值的人先开口，然后再让那说话有力量的人装作偶然进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当事人关于别人所说的事情向你提问以证实前者所说的话；当年纳尔奇苏斯就曾经用过这种方法向克劳狄报告梅萨丽娜和西利乌斯的婚事。

在有些事件上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把自己搅和在里边的话，一种狡猾的办法就是借用世人的名义，这时你可以说“四下里都在传闻……”，或者说“大家都在议论……”

我以前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写信的时候总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写在书信的末尾作为附言，好像这件事是被他捎带提及似的。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每次发言的时候总是先讲一大通题外话，等到发言快结束了，他才谈到正题，就好像这件事是差点忘记，只是突然想起才被提出来的。

还有些人总是在期盼已久的客人到来时，假装十分意外的样子，就好像客人事先没有约定而意外到来。这时，他们要么正在做一件他们很少做的事情，要么是手里攥着一封书信，其目的就是想引起客人的好奇，使得客人主动地询问他们本来就想说的事情。

狡诈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让自己故意在某些人面前说一些话，这样好让他们捡到话茬去传播，从而达到自己预想的效果或目的。我认识两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旧同僚，他们为了国务大臣的职位而相争不下，但是彼此之间却仍然保持往来，而且他们还常常就国务大臣的职位一事交换意见。其中的一个人说，当下是一个王权日渐衰落的时期，作为大臣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棘手的事务，他一点儿都不想蹚这浑水。另一位立刻捡起这个话茬，并对他周围的人说，他并不想在这种王权衰落的时代去当一个大臣，这可是一件苦差事。于是，原先说这话的人抓住时机，想方设法使得这些话传到了女王那里。女王对“王权衰落”这四个字大为恼火，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理会另一个人的任何请求了。

另外，还有一种狡诈，被英国人称之为“锅里翻饼”。其做法就是一个人把他对另一个人要说的话颠倒过来，说成是另外一个人对他所说的话。但是说句实话，既然只有那两个人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最后的真相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旁人是无法分辨哪一个人的话是真话。

有些人有一种法子，就是以否认的口吻自解，从而影射他人，诱导他人做出对自身处境不利的事情；这就好像说“这样的事情换成我，我是坚决不会做的”。当年提格利努斯替布鲁斯说话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他对陛下忠心耿耿，只是一心想确保皇上的安全。”

有些人平时积累了很多奇闻趣谈，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随手拈来，用来影射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样一来，由于他的话披上了一层富有魅力的外衣，因而既可以保护自己不得罪他人，又可以使得听到这话的人很乐意去传播它。

如果可以在自己的谈话和语气中体现出自己所想要的答案，这也算是狡诈的一个招数了，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回应请求的人的困惑。

有些人在说想要说的事情之前，拖延很长的时间，绕很大的弯子，东拉西扯很多无关的东西，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然而，这样做往往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这需要很大的耐心。

在人们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向他发问，这个时候往往使得对方来不及思考，很容易就暴露了我们想要的问题。这就像有一个已经隐匿真实姓名的人在圣保罗教堂散步，而另一个人突然在后面喊他的真实姓名，他肯定会回头看一样。

像这样狡诈的招数真是数不胜数，如果能把它的所有招数都罗列出来，那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因为对于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把狡诈的人当作智慧贤德的人而加以重用更危险的呢？

有一点我们不用怀疑，那就是有些人不知道事物兴衰的起因和缘由，而只知道事物兴起和衰落的表面现象。这就像是一座房子没有一个正式的房间，却只有一些简单的楼梯和门户。所以，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狡诈的人在事件的决议中也许可以找出许多取巧规避的漏洞来，但是他们自身却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然而，他们往往由于自身的无能却得到额外的好处，经常被认为是治理国家、安抚民众的精英。有些人平步青云，与其说是靠着自己的实力逐渐增强，倒不如说是依赖攀关系而上升到高位的；或者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是靠欺世盗名的手段所致。然而，所罗门有句话说得好：“智者的聪慧在于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愚者的蠢笨在于欺诈他人。”

友谊

朋友是自己的另一身体。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也许说这句名言的人自己也无法通过其他的言辞巧妙地混淆真理与谬误。由于人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而流露出的厌恶中也许夹杂着一些兽性，但是如果说这其中也有神性的话则是大错特错了，除非人们一心向往孤独，憧憬一种更崇高的生活。这种更崇高的追求在传说中的异教徒那里多有体现，比如克里特岛人埃庇门笛斯、古罗马国王努马、西西里岛人恩培多克勒和蒂尔那人阿波罗尼乌斯，在现实中也不乏在教会中的众多神父和古代的隐士身上有所展现。但是，普通的民众一般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也不知

道这种孤独可以延伸多广；实际上，在没有爱情的地方，拥挤的人群里并没有各自的伴侣，众多的面孔无非就是一条画廊，而相互之间的交谈也只不过像是乐器发出声音而已。这样的场景，曾经有句拉丁格言可以描绘：一座城市就是一片荒凉的原野。由于城市的巨大结构，朋友们身处不同的地方，平时几乎见不到面，因此很多人找不到像小镇上那样亲密无间的友谊。但是我可以更明确地断言，如果没有真正的友谊，那么这个世界只是一片荒凉的原野；如果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么这才是纯粹而彻底的孤独。在这样的荒凉原野上，如果有人天生就没有结交朋友的欲望，那么他的天性无疑只能源于兽类而非人类。

友谊有一个主要作用，那就是可以宣泄积压已久的情感，从而使心情舒畅。喜怒哀乐的长期积压可以使得情感饱和，欲向外发泄。人们都知道滞疴郁疾对人的身体十分有害，然而情感的积压也是这个道理。人们用铁质丸浚脾，用菝葜剂舒肝，用海狸香通脑，用硫磺粉宣肺；但是除非有真正的朋友，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治疗心病。只有和知心的朋友倾诉，人们才会把各种积压在心头的感情—忧伤、快乐、恐惧、希望、忠告等等抒发出来，这就像是在教堂门外的衷心忏悔。

假如你知道国王君主们是如何重视我的这番言论，你一定会感到无比惊奇。因为他们对友谊的重视程度，使得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安全。考虑到国王与大臣们之间的地位差别很大，他们之间原本是没有任何友谊可言的。当然如果国王把大臣的地位提高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程度，那就另当别论。不过，这样的做法通常会导致很多麻烦。这种人在现代的语言中被称为宠信或亲信，就好像他们的地位升迁是由于国王的宠幸或者与国王的交往密切所致。然而在古罗马语中，这种人被称为“分担忧愁的人”，这个名称倒是说出了他们地位升迁的缘由和自身的作用。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国王懦弱无能、多愁善感，于是他们总是喜欢与臣子们结成莫逆之交；但是还有一些怀有雄韬大略、能建功立业的帝王们，他们也经常与大臣们来往密切，以朋友相称，甚至在某些场合也允许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们交往。

苏拉统治罗马的时候，一度不断提升庞培的地位，后来甚至授予他“伟大的人”的称号，结果庞培自夸已经超越了苏拉。有一次，庞培置苏拉的好恶于不顾，坚决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做执政官。苏拉对于他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就开始用君王的口气对他说话。可是没想到庞培竟然公开对苏拉发怒，并命令他不要再提这件事。不禁让人想起苏拉曾对庞培说过的那句话，毕竟“与赞美落日的人相比，崇拜朝阳的人比前者更多”。德基摩斯·布鲁图也曾获得过可以对恺撒施加影响的能力，甚至恺撒在他的遗嘱中明确指定布鲁图是在甥外孙之后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但是，也是布鲁图把恺撒引向了死亡之路。恺撒顾及到一些不祥之兆，尤其是考虑到了妻子的恶梦，于是便决定取消那次元老会议。这个时候，布鲁图挽住了恺撒的手，并把他从椅子上拉了起来；与此同时布鲁图说他不希望恺撒让元老们失望，更不想看到只有等恺撒的妻子做了美梦之后才召开元老会议。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获得的宠幸是多么深厚，就像西塞罗引述一封安东尼的信所说的那样，恺撒被巫师般的布鲁图彻底迷惑了。奥古斯都曾经不断提拔阿格里巴的职位，使其从身份卑微的普通人一直上升到高位。后来，奥古斯都就女儿尤丽娅的婚事询问玛塞纳斯，后者直接说道：“既然他的地位这么显赫，你要是不把女儿许配给他，就只能杀掉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在提比略主政的时期，塞雅努斯的位置极为显赫，当时就有人把他们称为一对好朋友。提比略在一封写给塞雅努斯的信中说：“考虑到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从来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事情。”元老院非常敬重他们两人之间的伟大友谊，特别建造了一座友谊祭坛，就像给女神建的祭坛一样。塞维鲁与普劳蒂亚努斯的关系也和上面的例子一样，或者说更是超越了上面的例子。塞维鲁曾经迫使大儿子娶了普劳蒂亚努斯的女儿，并且他还一度容忍普劳蒂亚努斯在公开的场合侮辱他的儿子。他在写给元老院的一封信中曾说：“我对这个人爱护有加，希望他比我活得长寿。”

上文所说的这几位皇帝如果都像是图拉真或马可·奥勒留那样的话，那么，人们或许认为那是由于他们的天性比较善良、单纯。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上述这些君王们都是那种狡诈诡异、骁勇善战之辈，不仅生活作风严厉，且都属于自私自利之徒。虽然他们已经取得了极高的地位，拥有巨大的财富，但是仍然需要朋友，以使得生活更加完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有家室和亲属的帝王，但是家庭的天伦之乐并不能替代友情所带来的快乐。

在这里，康明对他的第一位主人勃艮第公爵查理的评述也不容忽视。康明说查理很少向他人吐露心声，更别说那些令他倍加烦恼的秘密了。后来的查理由于一直守口如瓶，意志日渐消沉，甚至连基本的判断能力也消失了。毋庸置疑，如果康明同意的话，他的这番讲述同样也适用于他的第二位主人路易十一，因为这位国王的缄默也使得自身深受其害。虽然毕达哥拉斯的那句三字格言极其难懂，但是它却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勿食心（Cor ne edi-to）；如果想将其用清楚的言辞表达出来，那就是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以至于最后自己被自己的心声所累。不过，如果向朋友倾诉心声的话，可能会导致两种相反的结果，这一点却令人大为惊奇。凡是把欢乐的事情与朋友分享的人，会感到更加快乐；而那些把忧愁告诉给朋友的人，忧愁也瞬间减少半数。所以，友谊对人心所起的作用就像炼金人的点金石对人体所起的作用一样，尽管其完全相反，但却都对身体产生益处。不过即使不用炼金人的点金石做比喻，也有其他类似的说法，那就是任何物质聚集在一起，都可以保持并发挥自身的天性，与此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减弱外界对其的影响。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这样，人的心灵也是这样的。

就像友谊的第一种作用对感情的健康极为有益一样，友谊的第二种作用则对理智的健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友谊不仅可以把感情上的阴霾乌云变成万里晴空，而且可以把理智上的昏天暗地变成朗朗乾坤。这些变化不能仅仅归因于朋友的劝告；实际上在朋友的劝告之前，任何有无数问题纠结在身的人只要和周围的人多多沟通，他也会豁然开朗，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采取理智的行为，并且对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后产生的效果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从而变得更加明智起来。这大概就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道理吧！特米斯托克利对波斯王说：“语言就像是铺展开来的地毯，心中的意象观念就是地毯上的图案；而思想就像没有打开的挂毯，一切意象观念都被紧紧包裹在里面。”友谊的这种启蒙理智的作用，

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以提出建议或忠告的朋友，因为即使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也可以自己与自己对话，凭借自己的思想，就像磨刀石上的刀刃一样，慢慢进行磨砺。简而言之，人们宁可对着一尊雕像或者一幅画作进行畅谈，也不想把一切想法和观念压制在心中。

为了更好地说明友谊的第二种作用，请允许我再就大家都已经十分清楚的一点—朋友的劝告—做一些阐释。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Dry light is ever the best”。毋庸置疑，仅仅依靠自己的理解而做出的判断或选择，通常情况下没有朋友的建议或劝告更为合理与完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理解和判断总是受制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偏好之中，不免有些片面。所以，自己的主张往往与朋友的建议出入非常大，这就像阿谀奉承的人与知心朋友的忠告之间存在的差异一样。因为自己是最喜欢奉承自己的人，而朋友的忠告无疑是治疗自以为是这一顽疾的最好良方。

一般来说，忠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品行方面的忠告，一类是事业方面的忠告。就品行方面而言，朋友的谆谆劝告是保持心灵健康的最好药物。严于律己有时会显得过于刻薄，劝说读一些经典著作又未免有点枯燥乏味，而以他人作为参照往往又不符合自身的情况；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取朋友的良言忠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些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听取良友的建议而酿成了大错，从而毁掉了自己一生的名声和运气，让人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英雄人物正如圣雅戈说的那种人，虽然自己也时常照镜子，但是一转身就忘记了自己的形象。就事业方面而言，只要一个人他自己愿意，他可以自认为两双眼睛的见识并非多于一双眼睛的见识，或者发怒的人比默念过英文字母的人更加理智，或者当局者总比旁观者清，或者把步枪放在架子上和举在手里打的效果一样；总而言之，他可以任意发挥自己幼稚而可笑的想象，认为自己可以是世界上的任意一切。

但是，等所有的尝试都过去之后，他会发现原来只有忠告才能纠正他在事业上的偏离。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乐意接受忠告的人，但只是分散地就一件事同一个人商量，就另一件事同另外一个人商量。当然这样的做法不错，但是他可能面临两种风险：一是由于除好友至交外几乎没有人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利益考虑，因此他很可能得不到真正的忠告；二是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建议，并且这些建议也出自好意，但是可能并不可靠，甚至对他本身的利益产生危害，也就是他得到的建议利弊参半。这就像你生病了去看医生，虽然这位医生能够治疗你的病患，但是他并不了解你的身体状况，结果他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在另一方面对你的健康有害，这就是所谓的治好了疾病却杀害了病人。但是，如果帮你提建议的是一位知心朋友，他就会全面考虑你的事务，尽量避免给你带来意外的麻烦。所以，不要过分依赖零散的建议，这样做只会导致事情更加混乱，而很少产生引导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的指导作用。

除了上文所述的两种作用外，友谊还有一种作用，可见于各种日常行为和各种场合；这样的作用就像成熟的石榴一样，内部有很多果粒。如果想要说明友谊的每一种作用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生活中有多少事情单独依靠自己无法完成，这样一想，“朋友是自己的另一身体”这句老话就会显得过于谨慎，因为事实上朋友的作用往往大于一个己身。人的命运都是有定数的，许多人直到临终前心里还惦记着某些事情，比如安顿子女，完成工作等等。但是，如果临终的人有位至交的话，他就可以毫无牵挂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有人会帮助他料理后事；于是，就他所牵挂的事情而言，可以说他有了两次生命。一个人只有一副身体，而一副身体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是如果一个人远方有朋友的话，就可以说那个地方有他的代理人帮他办事。

一个人在有限的一生中有多少难言之隐呢？如果一个人既不能彰显功劳，自身又很谦卑，更不说炫耀自己的功绩了；又比如人在某些时刻不能低头去央求或者哀告。像这些不适合自己说的话，如果出自朋友之口却是万分得体。另外，社会角色使得一个人无法摆脱自身固有的关系，比如他作为父亲对儿子说的话，作为丈夫对妻子说的话，鉴于自己的身份对敌人说的话，但是对朋友则无须考虑任何因素，只要就事论事即可。关于这类的事例多不胜数，我曾经就提出一条规则：一个人如果不能恰当合理地扮演自己的某个角色，且他周围又没有一个真心朋友，那么他最好还是退出生活的舞台吧。

疑心

疑心就像一只蝙蝠，它总是在黄昏的时候出现。

疑心就像一只蝙蝠，它总是在黄昏的时候出现。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应该消除疑心，至少应该对其加以抑制。因为疑心会使得大脑蒙蔽，友谊遭到破坏，公务不能执行，从而使事业不能顺利地进行。疑心还使得君王乱施暴政，使得丈夫心生嫉妒，并使得智者也变得犹豫不定，情绪凝结于心。然而，疑心并不是心灵上的疾病，而是大脑出现了病患，因为即使性格最为坚强的人也会起疑心，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就是最好的例证。就疑心的重大和性格的坚强，几乎没有人能与亨利七世相提并论，而如果具有那样一种禀性，疑心就不会产生大的伤害了；因为具有那种禀性的人一般会仔细审视自己的疑心，分辨事情的真假，而不是轻易地迁就疑心。但是对于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来说，疑心一旦产生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容易让人产生疑心的就是对事实情况知道得很少，所以消除疑心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实情，而不是让疑心潜伏在事实真相的迷雾之中。

人们为什么要多疑呢？难道他们认为自己雇佣的或所结交的人都应该是圣贤吗？难道他们认为他人就不应该为他们的利益打算吗？难道他们认为别人就应该忠于他们而不是忠于自己？从中可以看出，减轻或者消除疑心的最好方法是，一方面可以把可疑的地方视作真实来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作虚假而加以抑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猜疑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头脑中存在的疑团不过是嗡嗡的蜜蜂之鸣，而那些由恶语闲言组成的疑云却带有锋利的芒刺。驱散这种疑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自己心中的疑团全部告诉被怀疑者，这样怀疑者就会比以前更加了解被怀疑者，同时被怀疑者也会在今后多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再因为言行上的失误而遭致他人的怀疑。但是，这种将心中疑惑全部告诉对方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天性卑劣的人，因为那种人一旦知道自己被人怀疑，便很少有真诚了。意大利人有句名言：“疑心是忠诚的护照”，好像有了猜疑，忠诚便很快离去；其实，猜疑应该激发忠诚不断证明自身的不可否认。

愤怒

愤怒是人天性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程度上必须有所节制，在时间上必须有所限制。

和颜悦色，丝毫没有气愤的时候，这只不过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的奇言怪谈。人们早已遵从更符合实际的神谕：“心中有了怒火就要发泄出来，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发怒而犯罪，更不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还余怒未息。”愤怒是人天性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程度上必须有所节制，在时间上必须有所限制。下面我将要讨论怎样克制发怒的天性和习惯；其次谈谈如何压制这种特殊的行为，或者如何使得这种行为造成轻微甚至无伤害；最后探讨一下如何使他人息怒或者动怒。

要想克服动不动就发怒的习惯，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真反思发怒的直接后果，想想它是怎样扰乱你的生活。最好在怒气平息之后去反思，这是反思的最佳时机。塞内加说得好：“怒气就像摇摇欲坠即将倒塌的房屋，在它倒下的地方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圣经》也劝说人们“一定要保持冷静，耐心地等待”。谁如果失去了耐心，谁也就失去了理智。而人更不应该像蜜蜂那样，“为了那愤怒的一蜇，却断送了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愤怒的确是一种有害的情感，因为它往往出现在容易支配的老弱病残或妇孺软弱无力的时候。不过平常人必须注意，如果被人激怒的话，应该对冒犯者表示出鄙夷的样子，而不应该表现出恐惧的神情，要不然你所受到的伤害会更加严重。只要你把上述的提醒作为自己的规则，这一点对于常人来说不难办到。

谈到怎样克制愤怒，必须要知道发怒的原因不外乎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他人的伤害过于敏感。但凡动怒的人都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所以感情脆弱的人总是容易发怒，因为他们总会遇到令他们恼羞成怒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对于性格坚强的人来说则没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原因是受到伤害的人认为对他的伤害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耻辱和伤害一样可以使人气愤填膺，甚至比伤害本身更能让人动怒。所以那些敏于发现自己受到侮辱的人经常动怒。第三个原因是某人的名誉被社会上的舆论侵害，这是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地方。抑制这种愤怒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像贡萨洛当年所说的“为名誉建造一个更加坚固的掩体”。不过在上面的情况下，为自己赢取时间，等待报仇泄愤的机会，同时又能准确地预见到那个时机，这是抑制愤怒的最佳办法；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使自己平静下来，不至于当场发作。

如果想要当场发作的愤怒不造成任何严重的危害，必须注意两个要点。一是发泄愤怒的言辞不应该过于强烈或刻薄，尤其是不要明确具体地恶语伤人，要知道泛泛而无所指地痛骂也可以化解心中的怨恨。同时，发怒的人一般不要揭别人的老底，因为那样会使得其他人都不愿意与你交往。第二个要点是不要由于陷入愤怒之中而随意地抛弃自己的职责。总而言之，不管你怎样表达愤怒，尽量不要做那种无法挽回的事情。

至于说到如果让他人发怒，一定要选择好时机，即要在对方心情极端恶劣，最容易爆发脾气的时候激怒他们，另外再用你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加大对方受到侮辱的感觉。而不想让他人动怒的方法却正好相反，就是如果想告诉某人一件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最好的是在他心情极为爽快的时候，因为第一感觉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尽最大可能地使他觉得自己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是并没有受到侮辱，这样你就可以把那些伤害归因于误会、激动、忧虑或者一切你可以想象出来的理由。

高位

人一旦做了官，本性便暴露出来了。

身居高位的人是具有三重身份的奴仆：一种是君王或国家的奴仆，一种是公众舆论的奴仆，还有一种是职权职责的奴仆。因此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更没有时间的自由。要追求权力而丧失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种欲望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投机取巧时，其经过有时是很卑劣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劣的手段达到尊贵的地位。在高位上居留是很不稳定的，其退步或是垮台，或者至少是声名狼藉，这些结果都是可叹可悲的。有古人曾说：“当你到了像我现在的状态，活着不如往昔的时候，就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但是这句话也有不对的地方，人们在愿意退休的时候是不能退的，并且在应该退休的时候是不肯退的。反之，人们都不愿过退休的生活，甚至在老病之中，需要隐居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有些城市里的老头儿一样，总要坐在街门口，虽然这种方法使年迈成为过往人群的笑柄。无可否认，居高位的人们得要借他人的感觉才能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所感来判断，就不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假如他们自己想一想别人对他们作何感想，并且想到别的人如何愿意成为他们，那么他们就好像是由外面的谈论而快乐了，同时在内心中也许正好相反。因为这些人是首先发现他们自己的忧患的人，虽然他们是最后才看出自己的过失的人。毋庸置疑，居高位的人们对自我是陌生人，并且在事务匆忙之中，他们是没有时间来照管自己的身体或精神上的健康的。这种情况正如一位古人的感叹：“如果一个人在死的时候，别人过于知道和了解他，而自己却不知道自己，那么死亡的降临可真是一桩大祸了！”

居高位的人们有为善与为恶的自由；而为恶却是一种可以诅咒的自由，因为谈到作恶最好是不愿意，其次就是不能够。但是有能做好事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而且合法的希望之所系。因为好意，虽然上帝接受，然而对于世人，要是不实行出来，那不过如好梦一般而已；而要行好事就非要有权有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不可。功与德是人类行动的目的，而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了这两样才是令人满足的成就。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剧场，那么他也可以参加上帝的安息了。《圣经》有言道：“上帝转身看他手造的一切，看见它们都是很好的。”于是便有了安息日。

在执行你的职务的时候，在你面前要有最好的模范；因为模范就等于是一套箴言。以后，过了些时候，可把你自己的模范放在面前，并且严格地自检，是否你从前做得好而现在退步了。也不要忽视从前那些在同样的位置而不称其职的人的例子；这并非是要用诋毁前人的名声的方法来显出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指导你自己，应当以什么为戒。因此，你应当不带着欺凌毁污前代或前人的意味而改革以往的不善，同时也要给自己立规矩，不单要仿效，并且还要创立好的先例。你必须要把事物追究到最早的起源，并且考察它们因为什么而且如何退化的，但是仍要向古今两个时代都去求教；向古代问什么是最良好的；向现时问什么是最适当的。

你必须要努力把你的行事之道做得很有规律，前后一致，如此他人可以知道他们可以预期什么；但是也不要过于一定或确定；并且在你违背常规的时候要把自己所以如此的缘由解释得清清楚楚。保持你自己的地位应享的权利，但是不要引起法律上关于此点的争论：宁可静静地在事实上享受这种权利，也不要用索要和强争的手段去公开吵闹。同样，保持下属的权利；并且以居首指挥为荣，而不要以参与一切为荣。在执行职务上欢迎并邀请帮助和忠告，不要把带消息给你的人认为是好管闲事的人而将他们拒之门外；相反，要好好地接待他们。

位高权重的人主要有四种不好的习惯，即拖沓、受贿、粗暴和碍于情面。如果要避免拖沓，就必须保证机关畅通，严格遵守约定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自己的任务。一般情况下不兼职多种事务，除非是紧急时刻情非得已。如果要避免受贿，不仅须要严格约束自己和部下不要接纳贿赂，而且必须约束有所请求的人不要送。因为一个人自己实行的节操是约束自己和属下的，而宣扬出去的节操，再加上公开的对贿赂的厌恨，就是约束他人的。这样的行为，既可以避免错误，又能消除怀疑。当权者的政令要是被人认为反复无常，或者无明显的缘故而公开地变更了，就要招致贪污的嫌疑。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变更你的主意或行事之道的时候，要把这件事公开地承认了，并把这件事和使你变更的理由公布于众，不要想偷偷摸摸地做了。

一个仆人或宠幸，假如他仅仅是与你亲昵而没有显然的可称赞的地方，就要被人认为是暗行贪污的一条门路。至于粗暴，那是一种不必要的招怨之道。严厉生畏，但是粗暴生恨，即在公事上的谴责也应当庄重而不应当侮辱嘲弄。说到碍于情面，这比受贿的危害性更为严重，因为受贿只是偶尔的行为；但是如果屡请和无理由的贪念可以打动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会没有这种情面事了。正如所罗门所说：“看情面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人是会为了一块面包而枉法的。”

有句古话说得好：“人一旦做了官，本性便暴露出来了。”

高官厚位使得一些人找到了人生价值，却也使有些人不断堕落。塔西佗说到伽尔巴时说：“如果他没有做过君王的话，也许人们都会认为他适合做统治者。”但他说到韦斯帕芗时却说：“做了君王以后更加有为的人，恐怕只有韦斯帕芗一个人了。”不过，塔西佗的前句话是对针对治国的良才而言的，后句话是针对道德情操而言的。高位显职是体现德行的关键所在；因此，升官加爵后自身的德行陡增，这是德行高尚的人的明显标志；就好像在自然界中一样，事物向它们的位置动的时候，动得就很剧烈，而在它们的位置上动的时候，动得就很缓和。所以，德行在努力上升的时候是猛烈的，而在当权的时候是安稳平和的。

一切升迁腾达都像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在上升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派系纷争，就不妨加入其中的一派，等到登顶之后却必须保持中立，不结党营私。对于这个位置上的前任官员，我们评论时要非常谨慎，因为假如你不这样做，那么这就是一种债务，将来你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人家是一定要偿还你的。如果你有同僚的话，应该充分尊重他们，哪怕在他们不想求见的时候去召见他们，也不能在他们有急事需要求见的时候而故意不见他们。在私下里与人交谈的时候或者回复私人信件的时候，头脑中不要总是闪现自己的位高权重，最好的状态是让交际往来的人说：“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

胆大

胆大妄为的人往往不顾事情的严重后果和危险，因而他们的行为大多是鲁莽的。

下面这个故事是一段小学课文，内容浅显易懂；但是却值得包括智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沉思。故事里讲到有人问狄摩西尼：对于演说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回答说，动作。那其次呢？—还是动作。说这话的人很清楚他所说的内容，但却是一个在他所称扬的事情上并没有天生优势的人。演说家的动作应该说是演员必不可少的一个素质，但是对于演说家而言，不外乎是个外在的表现；然而动作之于演说家却被过分地强调，一度超过了演讲题目的选择和辩论方式的创新等重要技能。非但如此，动作被追捧得简直成了演说的唯一元素，好像它就是最为关键的部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真是让人觉得十分奇怪。不过，仔细一想，这其中的缘由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人的天性中不乏愚钝，并且愚钝是多于聪明的，因此那些让愚钝的人明白事理的技能通常是最为有效和流行的。有意思的是，国家事务中的胆大妄为与上文所述的情况极其相似。对于国家大事而言什么最重要？—胆大。其次呢？—胆大。再其次呢？—还是胆大。

然而，这种胆大只是愚昧无知的产物，根本不是治国之才所应当具备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受到它的蛊惑和控制，尤其是那些占全体国民大部分的愚钝或软弱的民众。更匪夷所思的是，连自诩很聪明的人也会受到它的引诱。所以我们就不难看到，胆大在那些缺乏元老院和王公贵族的民主国家创造出了很多丰功伟业，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胆大在行为人第一次做事的时候效果极其显著，以后的效果就不是很明显了。这是因为，乱用胆大的人向来是没有信用的，他们随着胆大行为的不断实施也随之失去人们的信任。就像帮人看病的人有江湖医生，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的人也有所谓的江湖术士。他们声称自己的计策是多么的神奇有效，也许有两三次试验能够侥幸成功，但是这些计策毕竟缺乏科学的依据，最终还是不能持续地开展下去。

毫无疑问，在有知识阅历的人看来，胆大妄为的人无非就是被人嘲笑讥讽的对象，甚至在一般人眼中也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如果说被人嘲讽的对象总有几分荒唐的话，那么胆大包天自然就是彻头彻尾的嘲讽对象。看看那些胆大妄为的人遭遇难堪时的样子吧，他们的脸会缩成一团，像是冻僵了一般。一般人遭遇难堪时脸会发红或者变色，而胆大妄为的人却没有丝毫变化，呆呆地停滞在那里，就像下棋时被困的一方，虽然没有被彻底打败，但是已经没有还手反击的余地了。我们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胆大妄为的人往往不顾事情的严重后果和危险，因而他们的行为大多是鲁莽的。虽然胆大妄为在决策事务的过程中是十分有害的，但是却对执行事务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在决策的时候需要全方位地预测可能存在的风险，而执行的时候则必须排除一切不利因素彻底地贯彻实施，当然这些不利因素与人的生命攸关的时候就不可等闲视之。因此，我们应该合理地安排这部分人，而不应该把事务的全部过程都交给他们处理。在适当的场合，应该安排他们作为执行的副手，并让他听从于他的上级指挥。

善与性善

他让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善人，也给恶人。

然而，如果到处对人行善，那么这善良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所采取的关于“善”的真正含义，就是旨在造福于人，这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谓的“爱人”，而用时下流行的“人道”一词来表示它还有些不足以完全表达这种意思。我认为善良是人的天性，而性善就是性格的倾向。在人类的众多美好品格中，善良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最美的，因为善良是上帝特有的品性。

如果没有善良，人类就像虫豸一样庸碌无为，并且还对周围的环境有不小的危害。善良和神学三德中的博爱是相一致的，也许可能会错误地施予，但是永远不会有施舍过度的时候。天使们曾经因为过度地追求权力而自甘堕落，人类也曾因为过度的追求知识而遭受与天使同样的下场，但是博爱却没有过度的情形，无论是神或人，都不会因它而受到危险。人性之中天然包含着善心，如果这善心没有给予人类，那么它终将施予其他的生灵，正如人们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那样。尽管土耳其人是个十分残暴的民族，但是他们对待自己的牲畜却很仁慈，时不时地还给狗和鸟类一些食物。

比斯贝克曾经记述过一件事情，一名无知的基督教青年在君士坦丁堡玩弄一只长喙鸟，用东西塞住了这只鸟的嘴。后来，他被旁边的行人看见了，这位青年差点被行人用石头砸死。善良或博爱有时候也会被施舍给错误的对象，因此意大利有句值得深思的名言：“如果到处对人行善，那么这善良也就不复存在了。”

将这种论调用缜密的思维公之于众的当属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他在他的作品中直接写道：“善良的人们虔诚地信仰基督教，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基督信仰已经把他们当作祭祀献给了残暴无道的国君。”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这么直接地批判，是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法律、教义或信仰像基督教这样竭尽全力地劝说人们行善。因此，只有人们不错误地施予善心，上面所论述的种种情况才能避免。

为他人造福是每个行善者的追求，但是又不能被他人的无理要求和妄想所驱使。如果是那样的话，行善者就成了一个专门讨好他人的软弱之人了；而这种软弱和讨好最终会给诚实正直的善良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更不要把美丽的宝石送给伊索寓言中的那只公鸡，因为它更希望得到一把能填饱肚子的麦粒。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就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你看：“他让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善人，也给恶人。”

但是，财富、荣誉还有德行却没有惠及到每一个世俗人的身上。因为，上帝在分派一般的恩惠时没有选择地全部给予，但是那些特殊的恩惠就必须有所选择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描绘肖像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原貌给破坏掉，因为上帝是要人们以爱自己的善行作为标准，继而再拿这个标准去爱其他人。

耶稣说：“卖掉你所有的财产，把钱捐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但除非你真要跟耶稣去，或者真的要听从神灵的召唤，把自己微薄的财产像巨富一样散播给天下最需要的贫苦人，那你还是谨慎考虑下是否真的要变卖光自己的所有财产。如果你真的卖光了自己的所有财产，无疑是杀鸡取卵的愚蠢行为。

世间的善性分为两种，另一种是在真理的引导下产生的善性，一种是人天生就有的善性。但是，世间除了善性也有恶性，因为有些人从来就没有为他人造福的愿望，更别说善行了！恶性中较轻的一种趋向于暴躁无常、鲁莽行事和顽固不化等等，但恶性中较重的一种就是拿着嫉妒的利剑去伤害他人。这样的恶人，他们喜欢看到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并以此为乐。因而，他们在别人遭遇困境的时候非但不予以帮助，反而在背后落井下石。他们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一旦发现受伤的地方就围了上去，甚至都不如替拉撒路舐疮的那些狗。于是，引诱人们上吊就成了这些“憎恨人类的恶人”的职业。

然而，他们的花园里连一棵让人上吊的树也没有，可见他们连泰门也不如。这种恶性是人性中最为丑恶的部分，但却是位高权重的人的必备素质。他们就好像弯曲的木头一样，造船最好；船是天生要颠簸的，但是这种木材却不适于造房屋，房屋是需要笔直稳固的木材。善具有许多要素和特征。

如果一个人对外邦的人谦逊有礼，那么他一定是个四海为家的人。因为长期的漂泊生活已经使他的心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一片相连的大陆而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如果他为别人的苦难牵肠挂肚，这说明他的心就像那种宁可自己受伤也要奉献出香脂的高贵树木。如果他对别人的冒犯能既往不咎，那说明他的心早已超越了伤害，所以他这样的人是很难受到真正的伤害的。如果他对别人的点滴恩惠能够竭力回报的话，那就说明他把人的精神放在钱财之上。最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他为了拯救自己身边的人们而像圣保罗那样心甘情愿地被驱逐离开基督，那就说明他就具有了和基督同样的地位，也具有了神性。

利己之聪明

如果谈论为自己营生，那么蚂蚁可算是一种最为聪明的动物了，但是对于果园里的花木来说，它却是一种有害的生物。

如果谈论为自己营生，那么蚂蚁可算是一种最为聪明的动物了，但是对于果园里的花木来说，它却是一种有害的生物。毫无疑问，过于自私的人对公众也是有害的。因此，人们应该理智地划分私利与公利，并且明确他们的界限，不可以因为对自己有利就要对他人不利，尤其是不可以有负于君王和国家。一般人的行为以自我为中心，这真是不幸的事情。因为那就像地球只是围绕地轴转动，而一切与天体有关的物体则是按照其他物体的中心而运动的，而且对它们围绕的中心是有利的。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对于帝王君王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君王不仅代表自身，他们的祸福还与国家公众的安危紧密相连；但对于普通的臣民或公民来说，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想法或念头都是一种罪恶，因为任何事情经过这种人的手，他们都会使事情趋向他们自己的意图，而他们的意图往往与国家和君王的目标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可见，国家或君王不可以选择这种人作为国家的臣子或公仆，当然只允许他们做一些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例外。为自己谋私利的更大危害就是使国家的伦理纲常失去和谐。把臣子的利益放到君王的利益的前面，这就已经是违反纲常了，而为了臣子的小小利益去损害君王的大的利益，这更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然而这些正是那些贪官污吏一直想做的；贪污堕落的大臣、库管、使节和将军，没有一个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偏离纲常，从而破坏了君王的宏图大业。但是，总的说来，这些人所获得的利益或好处通常只与他们的幸运相当，可是他们为了获得那点私利而牺牲的公利，往往与他们的君王所拥有的财富成正比了。以烧毁公家的房屋代价来烤熟自己家里的鸡蛋，这正好就是极端利己者的本来面目；然而这类人往往却得到主人的欣赏和信任，因为他们的全部想法都用在如何讨好主人上面，怎样替自己搞到好处。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为了任何一点好处他们都可以置主人的利益于不顾。

为了利己而玩弄自己的小聪明，其实说到底是一种卑污的聪明。它只是一种老鼠的聪明，因房屋快要倒塌的时候，老鼠肯定先逃出来；它只是一种狐狸的聪明，因为狐狸挖掘洞穴，为的就是自己独自占有；它只是一种鳄鱼的聪明，因为鳄鱼饿了想吃东西的时候，都是先会流出眼泪的。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只爱自己而不爱其他任何人的人，就像西塞罗笔下的庞培，到头来的命运都非常可叹可悲；尽管他们总是以牺牲他人来为自己服务，并自己觉得已经用了聪明，因而可以把握命运的方向，但是最终他们也无法摆脱无常命运的戏弄。

貌似聪明

有人只有虔诚的外表，但是却没有虔诚的内心。

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看法，认为西班牙人看上去比实际上要聪明得多，而法国人实际上比看上去要聪明得多。但是，暂且不讨论民族之间的这种差异到底有多大，单就我们个体之间相比较的话，这种差异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就像圣保罗说的那样：“有人只有虔诚的外表，但是却没有虔诚的内心。”所以，从智慧和能力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一定存在一些虽然不会做事、很少做事或者“很吃力地做点小事”的聪明能干的人。

如果能看穿这种内外不统一的人使用何种伎俩来使得他们以实掩虚，以深饰浅并且以大盖小，那么智慧的人就觉得他们十分滑稽可笑，并且认为值得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去描述他们。他们中有一些人隐藏得很深，以至他们的底牌只能在暗中显示，并且总是保留最后的一张关键底牌。这些人尽管自己心里清楚他们并不通晓他们所说的，但是表面上他们却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有些人看上去非常聪明，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借助于表情和手势，他们就像西塞罗所描写的庇索：“你答复说反对虐待的时候，你的一道眉毛降到了腮帮，另一道眉毛却扬到了额顶。”有些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凭借蛮横武断和吹牛说大话就可以获得聪明；进而他们又武断地认为，只要自己被允许，那么他们是可以担任原本没有能力担任的职务。

有些人明知道自己对眼前的事物一无所知，但是却装出一副不屑一顾或者嗤之以鼻的样子，借此来掩饰他们的无知而显示他们的颇有见识。有些人虽然与常人有着不同的见识，但是他总是用诡辩的方式玩弄周围的人，以此来回避所谈论的主题；杰利乌斯曾经将这种人称之为“为卖弄模糊不清的华丽辞藻而耽误重要事情的蠢人”；柏拉图也在其对话《普罗塔哥拉篇》中让那位诡辩家发表了一篇观点和见解完全与众不同的演说，借此嘲讽这类人的代表普罗蒂库斯。一般说来，在审议一切提案时这种人都倾向于持否定的态度，并且企图从这种预言将有很大困难和强烈的反对姿态中获取自己的声望。如果提案没有通过的话，他们则欢呼不已；如果提案被通过的话，他们就开始新一轮的谋划工作。像这样的欺世盗名之徒，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祸害。总而言之，就像商人为了偿还债务、阔佬为了保住自己的富有盛名一样，这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总是拼命地维护所谓的精明能干的名声。不过，就为了维护名声而玩弄手段和计谋来说，商人和阔佬简直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担任要职，尽管他们凭借其手段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与此相反，即便任用那些稍显愚笨的人，也比任用这些徒有其表的人要好得多。

求情说项

如果不知道所求事情的价值，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而不知道所求事情是否正当，则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有许多不正当的事由总是有人答应承办，由此可见，私下里找关系请托是一件多么有损公益的事情。

有许多正当的请求，却总是被贪官污吏接收转呈。我这里所说的贪官污吏不仅仅指腐败贪污的人，还指那些狡诈圆滑的人，这种人总是想揽事但却没有诚意去办事。有些人答应替人转呈请求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尽心尽力；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当他发现该种请求由于他人的说情很有希望实现的时候，他又想得到请托人的酬劳，或者是得到部分好处，或者在请托人的希望实现之前对此加以利用。有些人答应代转请求，无非是怀有个人的目的或企图。他要么想趁此机会接触某人，要么去打听什么消息，因为他找不到除受托之外的其他更好理由；等到他的目的实现以后，他便不会关心那项请求的成败。总而言之，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利用他人的所托之事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接受人家的委托，其实就是想把所托之事搞砸，借此机会来讨好请托人的竞争对手或仇敌。

毫无疑问，一项请求的接受对于受托人来说，无形当中获得了一种权力。如果请求者想通过受托人的关系而赢得某场官司，那么主持公道的权力就非受托人莫属了。如果请求人想通过打点关系而获得某个竞争职位，那么评价鉴别的权力自然就落到了受托人的手中。假如受托人在前例中更加偏向无理的一方，那他最好还是在私下解决纠纷，而不让双方对簿公堂；假如受托人在后例中偏向才智较为逊色的某人，那他在决定谁担任这个竞争职位的时候，最好不要诋毁更有资格的竞争者，从而阻碍他人的发展。

如果对别人所托的事由不是很清楚，那最好去询问某位对该事熟知的朋友，他会告诉你接受此事的利害关系；不过千万要谨慎地选择咨询人，避免被人家的观点所左右。请托人一般对受托人的敷衍态度最为不满，所以坦诚待人是最好的策略；要么一开始就直接拒绝委托，要么就应该及时告诉请求人所托事情的进展状况，而且事成之后也不要索取额外的报酬。这样的坦诚不仅是一种体面，更是一种礼貌。如果有人来托情谋求一项特别权力，而受托人认为请求人是不应该得到这种权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请求人对他的信任，并且如果不能实现请求人愿望的话，他不应该利用这个情报，而是应该让请求者自寻他路，这也算是对人家信任的一种回报。如果不知道所求事情的价值，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而不知道所求事情是否正当，则是没有良知的表现。在说项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守秘密的话，其成功的可能性将极大提高。因为如果大张旗鼓地宣扬，可能会使得其他的说项人退出竞争，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另外一些人采取紧急措施，甚至更有可能招致新的竞争对手。

不过，把握良机是说项成功的关键，它不仅要顾及到有权批准请求的重要人物，还要防备那些有可能出面干扰的角色。请求者在选择介入的时候，可以不考虑选择权位较高的人，而去选择更适合请求事项的人；可以不考虑选择统筹全局的最高管理者，而去选择具体事务的分管者。如果在第一次说项时遭到了拒绝，既不要灰心丧气，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等到第二次提出同样请求事项的时候，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将会很大。

对于那些特别受到宠爱的人来说，想要得寸，先要进尺，这是一条非常适合的原则。但是对于情况相反的人来说，他如果想要一尺的话，最好先只求一寸。因为施恩的人宁可失去第一次来向他讨要请求的人，也不愿意失去已经获得过他恩准的说情人以及之前已经给予的恩惠。一般人认为请求大人物写一封推荐信只是小事一桩，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果推荐理由不充分的话，将是对他名誉的巨大损害。专门以求情说项为职业的人是最为可恶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妨害国家的秩序，正如病菌和毒药侵害人的身体一样。

完全不拘礼节其实就是教别人怠慢自己，或者是说让别人不必尊重自己。

荣誉和名声

一个人如果做事情的时候不善于珍惜和维护自己的名声，那么成功带给他的新增荣誉将远远不及失败带给他的名誉损失。

如果个人的美德和价值没有遭到毁坏的话，那么这个人获得荣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些人毕生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追名逐誉，结果虽然他们的名字时常被人提起，但是真正崇敬他们的人少之又少。另外，有些人总是对自己的美德遮遮掩掩，导致舆论低估了他们的自身价值。

如果有人能够做成一件他人从未尝试过、或者尝试过但从未成功、或者成功了但却不是很圆满的事情，那与一件虽然更为艰巨但是已经有人顺利完成的事情相比，前者应当获得比后者更高的荣誉。

如果有人做事很中庸，且他的中庸之举使得各个党派、政派、教派、学派都无可挑剔的话，那么从他那里唱出的赞歌一定会更加动听。一个人如果做事情的时候不善于珍惜和维护自己的名声，那么成功带给他的新增荣誉将远远不及失败带给他的名誉损失。由于战胜他人而获得的荣誉，就像打磨过的钻石一样，可谓光彩夺目。所以，要想获得高度的荣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力争战胜有声望的竞争对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在他们所擅长的方面战胜过他们。

言行谨慎的门客和仆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主人赢得良好的名声，毕竟“主人的名声出自仆人之口”。嫉妒向来与荣誉不能相容，所以必须消除来自他人的嫉妒之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明确表明自己追求的不是名望而是功绩，并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上帝和命运的安排，而不是自己的聪明才智所致。

对于帝王君主或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的荣誉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国家政权的创立者，诸如罗穆卢斯、居鲁士大帝、恺撒大帝、奥斯曼一世和伊思迈尔一世。第二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立法者，由于他们创立的法典在他们死后继续治理国家，因而他们被称为第二奠基人或“万世之君”。

像这样的统治者有莱克格斯、梭伦、查士丁尼一世、埃德加和编纂并颁行《七法全书》的阿方索十世。第三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他们要么拯救国家逃离异族或暴君的奴役，要么结束长期的国内战乱，使得人民安定下来。像这样的雄主有奥古斯都、韦斯帕芗、奥勒良、狄奥多里克、英王亨利七世和法王亨利四世。第四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保卫或者拓展国家的人，他们要么在激烈的战争中击退了敌人的来犯，要么在体面的战争中扩展了自己国家的领土。第五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善于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盛世的君王。这后两类君王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于大臣们来说，他们的荣誉可分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能替君王分担重大任务的臣子，即分忧之臣，也是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良相能臣。第二等荣誉应该属于能帮助君王征战并建立宏大伟业的将才，即统兵之臣。第三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能替君王排解忧虑并不祸国殃民的内臣，即心腹之臣。第四等荣誉应该属于那些身居高位、忠心耿耿并勤于事务的能臣，即称职之臣。此外，还有一个最高级别的荣誉，这样的殊荣只属于那些为国捐躯的忠臣，比如雷古卢斯和德西乌斯父子。

远游

远游对于年少的人来说，无疑是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则是经验的一部分。

远游对于年少的人来说，无疑是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则是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学习过某个国家的语言而直接去这个国家，与其说是去那里游玩，倒不如说是去那里求学。我很赞成年少的人应当跟随导师或者带着可靠的从者去游历，只要那导师或者从者懂得所去的国家的语言，并且曾经到过那里就是了。因为如此，他就可以告诉那同去的年少的人在所去的那个国家里什么地方应当去看看，什么人应该去结识，并且有什么样的阅历训练可以收获。如果不是这样，年少的人去到国外就像雾里看花一样，尽管作客他乡，但是所获得的见闻是很少的。

远游的人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当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除了天和海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于是他们往往会写日记，但当他们在陆地上旅行的时候，有许多景象可以观察欣赏的时候，他们却往往懒得动笔，好像刻意的观察没有偶然的所见更值得去认真动笔记载。所以，我们必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远游的人如果遇到该国的君王们接见各国使节的时候，应当观察这个国家的皇家宫廷；如果遇到法官开庭审案的时候，应当观察这个国家的讼庭法院；还应当观察各种教堂寺院以及其中的历史古迹；观察各个教派举行的宗教会议；观察码头和海港、遗迹和废墟；观察各城镇的墙垣及堡垒要塞；观察都市近郊壮美的建筑和花园；观察书楼和学校以及幸运遇到的答辩和演讲；观察马术、击剑、兵训及诸如此类的操演；观察当地上流人士趋之若鹜的戏剧；观察珠宝服饰和各类珍奇标本；观察这个国家的航运船队和军舰；观察军械库、大仓房、交易所和基金会。一句话，应该观察一切值得去看的风景名胜和当地的风俗民情，随行的导师或者贴身侍从会引导你去那些该去的地方。

至于化装舞会、庆祝大典、婚事葬礼以及行刑等热闹的场面，游玩者不必过分在意，但也不应该故意躲避。如果要让一名年纪较小的人在短时间内游历完一个小国家并且要求他收获很多，那么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就像上文所提到的，在动身之前他必须了解所去国家的语言；其次，他身边还得有一位熟悉这个国家的私人导师或随从；最后，他必须随身携带一些关于该国的书籍或地图，以便随时查阅来解决心中的疑惑；他还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坚持每天写日记；没有必要在一个城镇长久居住，时间的长短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不要停留太久；不仅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不宜过长，而且要在那个地方不断地变换住处，这样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他尽量不要与本国的同胞交往，应该在可以结交当地人的地方用餐；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时，他必须获得来自另一个地方的上层人物的推荐信，这样的话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获得他的帮助，比如想结识一下当地的某些特殊人物或了解重要事情等。如果他可以做到这几点，那么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很多东西。

至于在旅行中应当与什么样的人相识，我觉得各国使节的秘书雇员之类的人是最值得结交的，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多个国家的旅行经验。

游玩者也应该去拜访一下当地的名人，这样可以检验他们是否与自己的名声相符。旅行中说话一定要谨慎，防止不必要的争吵，要知道争吵的原因大多是为情人、饮酒、座位或说话冒失。游玩者与脾气暴躁且容易争吵的人一起旅行时一定要格外小心，因为后者极有可能把随行者也牵涉进他自己的争吵中。

远游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不要忘记与那些曾经结识的朋友保持联系，时刻在脑中回忆着经历过的那些国家。另外，仅仅让远游者穿着或者举止体现出其远游的经历，还不如直接在谈话中得到体现。但是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关于自己的游玩经历要谨慎问答，不要只顾津津乐道。他还须注意一点，不要由于学习了国外的一些东西就改变或者放弃本国的某些风俗习惯，而应该把在国外学到的精华部分与本国的很好地结合起来。

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1474—1504）及阿拉贡王国女王（1479—1504），他们曾经资助哥伦布航海，1479年竭力促使两国合并，为统一西班牙奠定了基础。
参见《旧约·传道书》第11章第4节。
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5卷第1章和《历史》第2卷第76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22节。
原文均用evil表示凶象的“凶”和毒眼的“毒”，其音形均与envy（嫉妒）相近。另外，“星力”是一个占星学术语，古代的占星学认为，如果天体之间的位置不同就会产生或凶或吉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影响人事祸福。
纳西斯（Narses，480—574），拜占庭帝国的将军，出身于一个宦官家庭，一生战功赫赫；阿偈西劳（Agesilaus，约前444—前360）是斯巴达国王，有“跛脚国王”的称号；而被称为又“一代天骄”的帖木儿的美名Timur Lang在波斯语中的意思就是“跛子帖木儿”。
根据《旧约·创世记》第4章的记载，亚当和夏娃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该隐种地，二儿子亚伯牧羊。这两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产物给上帝，上帝收取了亚伯的供奉，该隐心生嫉妒，于是就杀死了他的弟弟。
又称为“贝壳放逐法”，这是古希腊的一种政治措施。公民把自己认为可能危及国家民主制度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瓷片或者贝壳上面，然后进行全民投票，记名超过半数的人将会被放逐国外，长达10年。有些人曾经利用这种办法排挤他人，一些优秀的政治家和将军也曾经被放逐过。
参见《新约·马太福者》第13章第25节，但是这一节中原文并没有“嫉妒者”的字样。
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约前435—前356），昔勒尼学派创始人，古希腊哲学家。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主要修会，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Loyola，1491—1556）1534年创建于巴黎，目的是重振天主教会，反对宗教改革，维护教皇的权威，其行动的信条是为了达到前述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该会的会士一般不住僧院，不穿教服，而是以各种职业为掩护从事各种阴谋活动，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同时，甚至暗杀不与教皇合作的政界要人，因此Jesuit（耶稣会会士）一词在英语中又有虚伪者、阴谋家和狡诈者等含义。
参见《旧约·尼希米记》，在波斯宫廷的流亡的犹太领袖尼希米想要重回耶路撒冷，而当时的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因此他在波斯王的面前总是愁眉苦脸，使得波斯王向他发问，说明一切情况之后便得到应允，回到了故地，重建耶路撒冷城。
根据塔西佗《编年史》第11卷第29～30章记载，罗马皇帝克劳狄（在位期：41—51）的第三任妻子梅萨丽娜与情夫西利乌斯秘密举行了婚礼，当时的纳尔奇苏斯只是一名以释放奴身份任皇帝秘书的小人物，他设法说服了宫中两名女人向皇帝通风，然后再找机会向皇帝仔细陈述，结果皇帝处死了梅萨丽娜。（可以参见商务版《罗马十二帝王传》中之《克劳狄传》）
布鲁斯（Burrhus）是罗马禁卫军的统帅，曾经与塞内加一起当过尼禄的老师。尼禄骄奢淫逸，昏庸无道，布鲁斯曾经多次劝说他要改邪归正，弃恶扬善，结果后来被尼禄毒死（参见商务版《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49页）；提格利努斯（Tigellinus）是尼禄的宠臣，这里所说的他坑害布鲁斯的事情可以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14卷第59章。
在培根时代，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一个聚会、散步和谈生意的好去处。
参见《旧约·箴言》第14章第8节。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章第2节。
埃庇门笛斯（Epimenides）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诗人、哲学家，传说他曾经在洞中睡了一觉，长达57年；努马（Numa Pompillus）是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二代国王（在位期；前715—前673），传说他曾经在一个山洞里受仙女埃吉丽亚的教诲，后来便创立了各种宗教历法和宗教礼仪；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0—前430）是古希腊哲学家，传说他跳进了埃特纳火山口而死，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是神；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在土耳其蒂尔那（Tyana）出生，关于他有许多奇迹般的传说。他曾经周游各个国家，后来在希腊定居，是1世纪的哲学家。
这句话是公元前81年庞培率领军队从非洲回到罗马后，强迫苏拉为他举行凯旋仪式时所说的。
恺撒遇刺前的详情可以参阅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第41～43页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241～245页。
阿格里巴（Agrippa，约前62—前12），古罗马统帅，战功卓著，平民出身的他深得奥古斯都的信任，曾经两度担任执政官，并娶奥古斯都的女儿为妻。
玛塞纳斯（Maecenas，约前70—前8），古罗马艺术保护人、政治家，是维吉尔、屋大维和贺拉斯（即后来的奥古斯都）的好友，在奥古斯都继位以后变成了他的顾问。
塞雅努斯（Sejanus），古罗马阴谋家、政治家，提比略的宠臣，长期担任禁卫军的统帅（15—31），31年出任执政官；曾与提比略的儿媳莉维亚一起谋划毒死了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后来由于对提比略造成威胁而被处死。
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4卷第40章。
普劳蒂亚努斯（Plautianus）和上例中的塞雅努斯的情况基本类似，在塞维鲁当政（193—211）时期担任过禁卫军的统帅，于204年由于密谋策划篡夺王位没有成功而被诛杀。
参见狄奥《罗马史》第75章第6节。
其实这两位罗马皇帝都非常喜欢动用武力处理事务。图拉真（Trajan，在位期：98—117）被人们认为善良，大概是由于他的处世态度比他的先辈们温和一些，同时还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使得罗马出现了“太平盛世”；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位期：161—180）的政绩一般，但由于他是新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在行军中写成了《自省录》12篇，其言论大部分都富有见地。
康明（Philippe de Comines，约1447—1511），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曾经先后事勃艮第公爵查理、法王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晚年写成《回忆录》8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在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培根在这里引用的评述就是出自这本书的第5卷第3章。
传说中的点金石既可以替人祛病除疾，又可以使人增加寿命，前者为减，后者为增，但是都对身体具有好处。
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约前524—前460），古雅典的民主派政治家，曾经担任执政官，其政绩显赫，后来遭到贵族派用陶片放逐法的放逐，流亡到了波斯（前465），波斯王子十分友善地厚待他。
大概是由于赫拉克利特本来就有“晦涩哲人”的称呼，这是一句以讹传讹的格言。从古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lumen siccum（dry light）二字，对于这样的情况，西方学者的解释历来就非常多，剑桥大学的Charles H．Kahn在其著作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一书中用了整整10页（1979年版第245～254页）来研究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和其中存在的讹误；除了培根的英文翻译外，这句格言的英语翻译还有“The dry light is the wisest Soul”“The dry mind（uninfluenced by feelings and appetites）is the wisest and best”和“The dry soul is the wisest and best”；本书的翻译者在这里将这句格言理解为“没有个人偏见的意见往往是最为明智的”。
圣雅各在《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23～24节中用这个比喻形容那些藐视基督的劝诫并不落实行动的人。
在培根时代，英语字母i和j、u和v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字母表中只有24个字母。此外，西方人认为人在愤怒的状态下只要默念一遍字母表就可以停止愤怒。
参见《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
参见塞内加《论愤怒》第1章第1节。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21章第19节。这是耶稣在向门徒们预言，大的灾难和残酷迫害将要到来，并以此作为告诫。
参见维吉尔《农事诗》第4卷第238行。
贡萨洛（Fernández de Córdoha，Gonzalo，1453—1515），西班牙最为有名的将军之一，其一生的战功无数，功业显赫。
参见西塞罗《致友人书简》第7卷。公元前48年，法萨罗战役爆发，西塞罗曾经一度支持的庞培被恺撒打败，于是西塞罗在政治上很不得志，这句话就是他当时的感叹。培根评论说这句话也有不恰当的地方，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就连西塞罗本人也不会无动于衷，结果他在公元前43年被安东尼的部下杀死。
参见塞内加所著的悲剧《提埃斯忒斯》第2幕。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
参见《旧约·箴言》第28章第21节。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49章。
西塞罗在《论演说家》、普鲁塔克在《十大演说家生平》中都曾经记载过这段故事。
这位演说家口中含着石子练习发音，对于这样的事例大家都知道；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曾经在身边悬剑坠杈，对着镜子规范自己的演讲动作。
基督教徒应该具备三种美德：信仰、博爱、希望；或曰：有信、有爱、有望。
指撒旦与他的同伙想取代上帝的位置没有成功，后来受到惩罚而落入地狱的故事。参见弥尔顿《失乐园》第1卷第27～81行。
指夏娃和亚当偷吃智慧树的果实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参见《旧约·创世记》第3章。
比斯贝克（Ghislain de Busbeeq，1522—1592），佛兰芒学者，曾经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的特使而进驻君士坦丁堡。
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一书的作者。这里的引用出自于他的《论李维》，不过培根好像是断章取义，因为在这段话后面马基雅维利接着说：“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45节。
参见《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1节。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21节。
泰门公开宣称，他愿意提供一棵树以便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上吊使用。参见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
保罗在《新约·罗马书》第9章第3节中说：“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的兄弟，即便与基督分离，自己被诅咒，我也心甘情愿。”
培根那个时代的人们仍然不相信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相信托勒密的“地心学说”。另外，参见本书《论叛乱与骚动》一文的关于“地球中心学说”的注释。
参见《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5节。
参见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tius，约前190—前159）的喜剧《自责者》第3幕第5场第8行。
指恺撒的岳父鲁基乌斯·庇索（Lucius Piso），公元前58年出任执政官的时候，曾经与保民官克劳狄乌斯一起控告西塞罗的违法行为，最后使得西塞罗流亡于马其顿、希腊等地。公元前57—前55年庇索任马其顿总督，卸任后回到罗马，在元老院遭到了西塞罗的当面弹劾，下文的引言就是西塞罗的面劾之词。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Quintilian，约35—95）的《雄辩术教程》（Institutio oratoria，又译《演说术原理》）；而不是出自古罗马作家杰利乌斯（Gellius，约123—165）的手笔。
普罗蒂库斯（Prodicus）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都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初的希腊智者学派的哲学家，他们是柏拉图一生的主要政敌，柏拉图称该学派是诡辩派。
在培根生活的那个时代，拜托有权势的人向朝廷甚至直接向君王提出请求，并代替请求者说项（为了谋求某块领地、某个职位或某种特许等）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要请求者提出的要求不是很过分，比如培根本人就曾经央求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和身居高位的姨父塞西尔勋爵帮助他向女王求官。在其他方面拜托人说情的现象也很普遍，甚至连法官也总是收到中间人转交的请求人的礼物。培根于1621年失去大法官的职位，就是因为他的政敌发现了他贪赃枉法的证据。
这种特许包括获得到海外经营某个殖民地的权利，或者获得被处决的阴谋分子的地产，伊丽莎白女王甚至经常把某种商品的专卖权或者某种进口商品关税的包收权作为特许赏赐给下面的大臣。
英国有句谚语说：“在仆人的眼中是没有英雄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
参见西塞罗《执政官竞选手记》第5章。
罗穆卢斯是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一代国王、罗马城的创建者。
居鲁士大帝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任君王（在位期：前549—前530）。
恺撒大帝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过渡者（当政期：前49—前44）。
奥斯曼一世是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在位期：1281—1326）。
伊思迈尔一世是伊朗萨非王朝的缔造者（在位期：1502—1524）。
莱克格斯（Lycurgus，又译来库古），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据说他是古斯巴达的立法者。
梭伦是古雅典的政治家，公元前594年担任首席执政官，主持修改了宪法，制定新的法典，史称“梭伦立法”。
查士丁尼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位期：527—565），曾经主持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
埃德加是古英格兰撒克逊系第12代王（在位期：959—975），同时他也是英格兰第一位立法者。
阿方索十世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及莱昂王国的国王（在位期：1252—1284）。
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结束了恺撤死后群雄互相争战的局面，使得分裂的罗马重新得到统一。
韦斯帕芗结束了尼禄死后罗马帝国内部的混战局面。
奥勒良（Aurelianus，在位期：270—275）结束了罗马塞维鲁王朝覆灭后“三十僭主”时期的内乱，并且还打败了外来民族的入侵，恢复了罗马帝国的统一，最终他获得了“世界光复者”的称号。
狄奥多里克（Theodoricus）在495年打败了统治意大利的鄂多亚克（Odaocer），并建立了东哥特王国，其管理制度多采用罗马旧制。
英王亨利七世在1485年结束了“玫瑰战争”，这场战争历时30年，其后他便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
法王亨利四世结束“胡格诺战争”后，在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同时保证胡格诺教徒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在欧洲开创了宗教宽容的先例。
雷古卢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约前249），古罗马的将军，公元前255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迦太基人抓获，后来随迦太基使团去罗马商议求和，趁着这次机会他大力说服元老院继续发动对迦太基的战争，然后遵守承诺，返回迦太基，后来被杀。
德西乌斯父子同名（Publius Decius），均担任过古罗马执政官并都在萨莫奈战争中为国捐躯。公元前340年，父亲死于坎巴尼亚战役；公元前295年，儿子阵亡于森提努姆战役。维吉尔在他的著作《埃涅阿斯记》第6卷第824行中谈到了这对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