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清光绪八年举人。先后入台抚刘铭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在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后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入民国，应聘修《福建通志》。嗣与章炳麟、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著有《石遗室丛书》。《丛书》而外，有《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诗话续编》《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近代诗钞》《宋诗菁华录》，由商务印书馆排印。

石遗室诗话

有广益书局本（十三卷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陈衍诗论合集》本、《民国诗话丛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等。

自来善说诗者，无逾侯官陈石遗。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自序曰：“其著诗话、编诗钞，鼓吹之才，盖自有说诗、选诗以来，得未曾有焉。”唐文治《陈石遗先生墓志铭》曰：“扩为《诗话》，艺苑式形。天纵大雅，倜傥不群。”《侯官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曰：“先生诗学，精博无伦。”姚鹓雏《止观室诗话》曰：“《石遗室诗话》之作，弥纶万象，制割群言，远胜近世投溷覆瓿者流。”（《姚鹓雏文集（杂著卷）》下册，806页）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云：“君论诗多甘苦语，所为诗话及所辑诗钞，虽一时兴到之作，然沾溉艺林，固已不胫而走矣。”一时赠诗，尤持斯论。石铭吾《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室老人八十八韵》曰：“品诗轶钟嵘，话诗凌沧浪。征诗逾船山，评诗压两当（自注：仲则有《诗评》一卷）。说诗渊无尽，千顷陂汪洋。”（并见《慵石室诗钞》《石遗室诗话》）陈诵洛《寒夜怀人得十三绝句》：“海内论诗石遗室。”（《转蓬集》）铁夫《雁荡归途舟中读＜石遗室诗话续编＞因成一律呈石遗老人》曰：“吟坛才子半称师。”（《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第4期90页）由云龙赠诗曰：“海内谈诗宗北斗。”（《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范镛《点将录》亦以及时雨宋江属石遗。诸家推美如此，石遗当之无愧。按，沈德潜《剑溪说诗序》云：“古来说诗者夥矣，而司空表圣、严沧浪、徐昌谷为胜，以不著迹象，能得理趣也。”归愚说诗，腐泥至极，独此语为古人所未窥及。盖不著迹象，易于发挥，故空灵一派，说诗多妙语，说玄考微，风韵泠然，超超旋著，空诸所有，妙合天籁，去来无迹，虽以体悟为本，时接思辨之境。次之，则钟谭、三袁辈有取于性灵，说诗亦多精到。说江西派诗者往往多寒俭之相，专于一二细节处标举吹擂，沦为纸尾牍眉之学，大似不能持论，东莱、桐江以来，此例甚多。若沈归愚、朱筱园辈力主诗教，又欲有所发挥，遂至漫无准的、破碎不堪，盖诗学、德行混而为一，虽有善辩，弗能自周，概而论之，犹多合辙，至精微之处，则虽有苏、张之舌，不能泯其界也。沈归愚之说神韵，强人就我，前后抵牾，尤昏椓之甚。此非必才智禀赋之殊，所论不同，所表遂异。嘉道以还，善说诗者，必推陈石遗为第一。其《健宋斋诗存叙》曰：“余治诗数十年，海内之能诗者，往往谬以序见属。为之既多，论诗之微尚与作者甘苦得力之所在，亦即搜剔略尽矣。”信然。同侪相形，无不辟易，固所谓黄钟一鸣，瓦釜失声者。有清以来，王阮亭、赵秋谷、叶己畦、沈归愚、袁随园、汪辟疆、朱孟实、钱梦苕、吴雨僧、缪彦威、钱默存、陈兼与诸先生，取径不同，均未之或先。近代自石遗而下，善说诗者不一而足。此仅举方湖以逮陈兼与数家者，以其尚多谈艺也。余人说诗，往往意在备掌故、存史料，与乾嘉以前，迥乎不侔。此自与时局多艰、近代诗歌面貌为之一变有关。杜陵、遗山以来，史之自觉，自是诗家应有之义。叶昌炽诗“蒯侯燕谈过玉辟，一编胸中有《野获》”句下自注曰：“蒯礼卿前辈熟于咸同以来朝野掌故，君客秦淮，馆其家最久，尝述礼卿自言胸中有一部《野获编》。”（《奇觚庼诗集》卷下《三叠前韵赠审言闻撰海上流人录正在征求事实此汝南月旦评也以俟后贤不亦可乎并以讽之》）民初遗老麋集沪上，李审言拟撰《海上流人录》，此诗谓此。其事别具民国铅印本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石遗《小草堂诗集叙》曰：“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祈向杜韩为变风变疋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石遗《近代诗学论略》亦曰：“当夫康熙、乾隆之际，虽提倡文学之声极高，而文字之狱滋起，故诗之学无可言，所可言者，亦惟端庄之辞而已。……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驰，诗学乃兴盛；故《近代诗钞》断自咸丰之初年：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耳。”袁嘉穀《卧雪诗话》：“康乾之际，诗家类少言时事，殆鉴高启、袁凯之辙。咸同来，国势日亟，始鲜顾忌，而有关史乘之章，风涌云起。”由云龙《定盦诗话》：“夫诗与文皆学术之所流露，而与学术为同一之趋势者也。……迨文字狱兴，学者始钳口结舌，遁于声音、考据之学。乾嘉之际，虽词章经术飚起云涌，但多摭拾细微，少言经世，苟以耗日力，明哲保身而已。其时之为诗者，亦皆词华典赡，雍容揄扬。……道咸以来，国事日非，非讲求经世之学不足以济时，非主张通变之道不足以应用。于是今文之学兴，《公羊》三世之说盛。其时之学者如龚定庵、魏默深辈皆今文学家，喜谈经济，而其诗亦皆廉悍坚卓，趋于有宋诸大家。洎祁文端、曾文正出而显然主张宋诗，其门生属吏遍天下，承流向化，莫不瓣香双井，希踪二陈。迄于同光之交，郑子尹、莫子偲倡于前，袁渐西、杜晚翠暨散原、石遗、海藏诸公，其他如诸贞壮、李拔可、夏剑丞，皆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清新警拔，涵盖万有……论者谓为诗学之颓波，余则以为诗家之真诣自今日而始显。”循是以言，孙师郑氏《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之纂、杨钟羲《雪桥诗话》之撰，为有见也。又，近见季惟斋氏《征圣录》卷十八有“民国诗话多具史意”条，颇资征讨。晚近同光体之目，同光体一目，沿袭百余年，后世辩之者良多。其为义之蒙糊无准，一如寒碧先生《重印晚清四十家诗钞序》所言，初非立论之极则。立自石遗，其为广大教主，可质百世。有宋江西一派，衰隆有渐，其由“臭硬可憎”，《钝吟杂录》曰：“西江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嗣后，王阮亭《古夫于亭杂录》、王应奎《柳南随笔》迭有征引。一变而为“刻抉入里”，翁方纲《石洲诗话》：“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此系清初吴之振《宋诗钞序》“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之嗣响，惟其时特一二豪杰之士敢言及此，其余若钱牧斋、黄梨洲、叶己畦、宋漫堂、邵长蘅等人务为调和而已。雍乾以后，俨然共识，宗宋者远过宗唐，然犹未臻其极。迨袁子才以“通天神狐”（洪亮吉《北江诗话》）倡性灵于海内，末流至于甜俗纤巧，尖新弥纸，起而救弊者，乃一归于宋诗（亦有自他途入者，如高密三李倡张贾一派，然声势远不及宋诗之盛。取径虽异，要其不满随园一派则同也），自是厥后，宋调俨为正宗，笼罩诗坛百余年。嘉兴沈子培云：“欧、苏悟入从韩，证出者不在韩亦不背韩也，如是而后有宋诗。”（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实系雍乾以来之陈词。石遗曰：“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石遗室诗话》卷一）又曰：“诗极盛于唐，力破余地于两宋。”（陈衍《近代诗钞》评曾国藩）又曰：“诗人之盛，唐代后以宋代为观止。盖宋人诗学，各本唐法，而扩充变化之。”（陈衍《诗学概论》）则与吴之振先后合辙，而有清三百年宋诗气运可以知。再变而为诗家正宗，清诗三百年中运会转移可赌。历民国三十余年而不衰，“同光”代兴，是一关键。钱仲联《十五年来之诗学》：“自嘉兴沈子培先生之殁，于今十五年矣。……十五年前之诗坛，其势力几为宋诗运动所独占，此十五年来，则宋诗运动之衰落时期也。”（《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3期）季惟斋《征圣录》卷十八“沧趣楼诗摘句”条：“同光诗派，民元之后，其势犹盛。其终结之日，或当以程千帆、钱萼荪二先生鹤驭为期。”是编“擘积旧说，博依见闻”，初刊于梁任公所编《庸言》杂志，继载《东方杂志》，后删存为三十二卷刊出。卷帙甚繁，牵率敷衍，自所不免，然以方随园之一喙百响，犹有端庄谨严之象，是以精义极多，抉隐阐微，穷派溯源，各极其胜，匡鼎解颐，庶几可媲。虽淆乱无准，随时写录，而近代作手，囊括靡遗。诗话之名，肇自六一，或乃溯及《毛诗》《孟子》《论语》，遗其名而考其实，未为失据，顾希古过甚，以一似充本源，识者弗取；使遵其术，则上博楚竹书有仲尼《诗论》，不尤尚于《论》《孟》乎？抑斯见也，何文焕之序《历代诗话》有之焉，且征及《虞书》《春秋》，但揆其大意，不过略举端倪，初非谓诗话之体成于三代。清南海劳孝舆尝取《左传》中与诗相关者，分赋、引、解、拾、评五类，集为五卷，命曰《春秋诗话》，适足证诗话之体晚出而用广，后人转取以裁范故经耳。持斯以衡，孙福清之言曰“文之有话，始于刘舍人之《文心雕龙》；诗之有话，始于钟记室之《诗品》”，《复小斋赋话跋》。同属碎词，未足为训。窃考宋人有平话之艺，谊属说部，颇风行于世，虽千祀而下，传本罕觏，梗概犹可仿佛，是诗话体之立，固非偶然，二者均所以“资闲谈”，均命以“话”，第非同源，亦宜互举。平话之本状若何，今颇不易定。世所传之宋人平话本子，未可尽信。但据现存之“话本”，大率亦以说诗始，而后漫衍铺叙，演绎其事。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宜隶说部，是二者之辨尤在毫厘之间。此虽不足为铁证，但考“话”之为体，二者甚有渊源，则无疑也。程毅中先生《宋元话本》拈出代言体诗一节，亦资旁证。《清平山堂话本》卷二收有《张子房慕道记》，程毅中先生定为“诗话体话本”之典型。按，早在三十年代，容肇祖先生得《张子房归山诗》一卷，已仿《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例，更名为《张子房归山诗话》，刊于所编《民俗》周刊。宋元平话，多有以诗引起或插入正文者，或者与魏晋以降中土所译释氏书相关，其偈诵，体不一端，或以赞佛、或以明理，而亦往往寓有劝世之意。释家之《罗状元醒世诗话》、道家之《张子房慕道记》，类多劝世之辞。罗根泽先生以本事诗为诗话之滥觞，举《云溪友议》《唐摭言》为说，庶乎近之，蔡镇楚先生复引陈振孙《书录解题》“（聂奉先《续广本事诗》）虽曰广孟棨之旧，其实集诗话耳”之说，以为时有先后，而事无歧异，用今逆古，良足揣征。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惟罗、蔡二公尚拘于“小说”之名，未即深讨“话”之所从来。“话”之为义，视“小说”加广，故其用不限于征事记琐，并可谈艺论学。又，禅家有所谓话头，机锋所及，往往可味，隋唐而下，颇动公卿，疑亦与有关焉。欧公以降，踵作弥多，诗学益昌，往往由“资闲谈”而进乎道，许彦周氏所谓“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四库》“五例”之辨、《四库提要》“诗文评类”总述：“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昔，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实斋“三通”之议，《文史通义·诗话》：“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说虽不同，实亦弗能外于彦周。然历来诗话，考其大较，猥录杂纂，十居其八，仍无以逾欧公之藩篱。实斋之言曰：“《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双流刘宥斋宗其说，《推十书》有《学略》一篇，极推其言。逮乎近世，范君博陈诗话“五弊”，曰炫奇、无识、滥收、偏见、碍情。范君博《蠡园诗话》，《游戏新报》1920年1期。范君博，吴人，尝隶籍南社。日人古贺侗煜《侗庵非诗话》递訾颣失，至十有五宗，古贺侗煜《侗庵非诗话》，《域外诗话珍本丛书》第六册。西人第译诗话曰remarks on poetry或discourse on poetry，以《沧浪诗话》为例，张彭春译曰“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宇文所安译曰“Ts'ang-l'ang Remarks on Poetry”。并资揣摩。原夫西人之意，盖以诗话为practical criticism或table talks，而非literary theory也。揆之中土，见亦犹是。学者通人，视为小道。王船山之撰《诗经稗疏》，末附《诗绎》数条，《四库提要》乃曰“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钟惺批评《国风》之余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也”，不其证乎。虽然，或者谓诗话兴而诗亡，亦诬甚矣。且夫宇文所安氏（Stephen Owen）亟申文论（literal thought）一谊，以为不与西土文艺理论（literary theory）同科，宜别有以自处者，则厥美有在，奚必相仇。“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盖庄生早言之矣。考近世研治之风，当以郭绍虞《诗话丛话》、《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1、2期。徐英《诗话学发凡》、《安雅》1935年第1卷第6期。又，《安大季刊》1936年第1卷第2期。梁孝瀚《宋代诗话家之文艺理论》、《协大艺文》1936年第4期。薛蕾《中国历代诗论与诗话之研究及其纲要书目》、《知行杂志》1936年第1卷第1期。杨即墨《诗话之研究》此篇问世稍晚，载《东方文化（上海）》1942年第1卷第3期。为首庸，而辑考、集刊诸役，相率以兴，宋、明诗话，网罗无遗，迭相问世，清以下，则吴宏一、蒋寅、张寅彭诸先生，亦考索备至。于是乎古今诗话，相陈。若夫诗话既立，旁通于百艺，浸而有词话、吴曾有《能改斋词话》。文话、啭春有《味兰书屋文话》（《亦社》1921年4卷2期）、斋藤正谦有《拙堂文话》。赋话、浦铣有《复小斋赋话》（按，王绖《四六话》自序云：“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绖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之。”依此，王氏已有撰《文话》《赋话》之计划）。禅话、如南怀瑾有《禅话》。曲话、李调元有《雨村曲话》。剧话、尘因有《梨香社剧话》（《民权素》1915年第4期）、朱瘦竹有《修竹庐剧话》（《沪江月》《京戏杂志》《戏剧年鉴》《麒麟童特刊》《戏迷传》《万象》等杂志并有刊载）。联话、梁章钜有《楹联丛话》。印话、王献唐有《五镫精舍印话》。医话、如章宜有《河间医话》、傅崇黻有《懒园医话》、杨则民有《潜庵医话》。酒话、顾棹秋有《服媚室酒话》、徐振亚有《酒话》。书话、唐弢有《晦庵书话》。琴话、杨宗稷有《琴话》。笛话、远村有《笛话》（《浙赣路讯》1949年第542至559期）。扇话、郑逸梅有《心汉阁扇话》。谜话、谢云声有《灵霄阁谜话初集》。尺牍话、郑逸梅有《尺牍丛话》。小说话、吕思勉有《小说丛话》。四六话、王绖有《四六话》。金石话。施蛰存有《金石丛话》。殊科同轨，蔚为大观。属国番邦，并事规橅。箕封瀛岛，其尤著者也，蔡公镇楚刊《域外诗话珍本丛书》收录且百余种。暨乎近代，海禁既开，殊方绝域，各有妙诣，其学亦夤缘以进，输入中土，于是明哲特达之士，或操象胥之故业，本格义之旧旨，爰创《美国诗话》之目，水建彤译Thompson Young氏之诗歌批评小品“Things of the past”，径题曰《美国诗话》，文载《文笔》1939年第2卷第1期第32、33页。或舍筌蹄以为功，取成词以为用，乃拟《西洋诗话》之名。徐志摩《杂记》云：“我早已想做一种西洋诗话。”文载《努力周报》1923年第49期，第3页。泾阳吴宓，年未而立，亦撰《英文诗话》行于世。《英文诗话》原载《留美学生季报》1920年7卷3期。以术语言之，则属比较诗学。以言比较诗学，在此之前，无有善于此者矣。然则话之为体，源远而流长矣。侯官《诗话》，足为殿军。其沾溉近世说诗名家，正复不少。诗话如王氏《今传是楼诗话》、总集如徐氏《晚晴簃诗汇》、点将录如王氏《光宣诗坛点将录》、论诗绝句如陈融《读晚清人诗集分赋》，其论及近代诗家，上下进退，多胎息《石遗室诗话》，其彰彰较著者也。《今传是楼诗话》《晚晴簃诗汇》《光宣诗坛点将录》受彼影响，随在可见。陈颙园《梅花书屋诗稿》有《读晚清人诗集分赋》七律二十四章，章咏诗家，曰越缦堂、篑斋、广雅堂、沧趣楼、樊山、沈观斋、海藏楼、琴志楼、乙庵、石遗室、缶庐、苍虬阁、散原精舍、觚原、人境庐、节庵、蒹葭楼、蛰庵、瘿公、退思堂、肯堂、木庵、渐西村人、云起轩。今按各诗用词及论点，多演绎《石遗室诗话》。如咏篑斋曰：“椰冠学士佩军头，神秘江山眼底收。热泪如云万丝雨，风毛犹雁一身秋。孤吟梁父平生耿，故态元龙意气遒。想逐中原论得鹿，南皮才力未殊优。”咏乙庵曰：“可怪同光诗体称，宝虽珍贵气难名。眼中屑构空中语，功力平参学力精。寒雨消寒臣有说，病僧支病若为情。藩篱荆棘苦同慨，檀阙庄严喜佛应。”用词不苟，悉本《石遗室诗话》之所摘赏及评骘。故窃疑颙园作诸诗时，直以一部《石遗室诗话》为蓝本，于诸家集子未必反复诵读。石遗而后，传其学者，秋岳、众异、舜年诸君而外，有一黄二钱。三公尝侍石遗左右，秘言懿训，多所通受。黄荫亭《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采用语录体，谦恭敏悫，不夸不妄，可以舌譬之，为石遗忠臣；钱默存《石语》，亦出谈后追记，略有自表之意，活泼机敏，凌厉专断，可见石遗别一面目，为石遗功臣；钱梦苕别纂《近代诗钞》《清诗纪事》《陈衍诗论合集》，先后刊行，为功匪细，独不肯附随，时出己意，为石遗诤臣。三家之不同如此。或以为钱默存《石语》，多记石遗短人语，足为石遗之累。此冬烘学究之见，其病在伪，不知石遗撰诗话，牵于人情，未克表所自得，倘无《石语》，世人宁复知石遗之本真耶？

石遗室诗话续编

有无锡国专刊本、《陈衍诗论合集》本、《民国诗话丛编》本等。

《石遗室诗话》可三十万言，咸、同以来诗家，十得八九。既刊，海内翕然，以为羽翼风雅，不减钟、刘之伦。词客以逮缁流、伶人、驺从之徒，一经品题，便成佳士，于是移车驾、投篇什者接踵门庭，兼以石遗言有未尽，说诗之兴，不减先前，内外相激，续编以作。故凡所陈说，精义灿然。替否之语，开卷便是。苏、黄不能免于讥弹，王（士祯）、钟（嵘）遂以频遭击掊。谓阮亭颇以新鲜故实见长，是也，此犹西江派家法。然驳难钟记室所标诸句，如曰：“‘高台多悲风’，高台自多风，悲则不尽然，有披襟当风，快其飒然者矣，岂如‘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风萧萧兮易水寒’之绘影绘声乎？‘清晨登陇首’，清晨即登陇首，果作么生？岂如‘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皋亭木叶落，陇首秋云飞’之令人神往乎？‘明月照积雪’，雪景佳处，以其不啻月也，积雪更照以明月，所谓施粉则太白矣，岂如‘积雪浮云端，林表出霁色’（自注：此唐人句，记室固不及见）之眸色踹乎？”此等处强词夺理，了无可取，与毛西河之说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先后一揆。按，《西河诗话》《居易录》《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郎潜纪闻》《两浙轩录》《琴隐园诗集》《随园诗话》《笑笑录》《知止斋诗集》《国朝诗人征略》并载西河此事。盖西河，狂生而有真性情者也。读《四书》，雕朱熹木像置案头，且读且责之，庸人安能有此举耶！曩余颇喜西河，以其有个性也，久而厌之。西河说诗多可议。《玉溪生诗详注》卷二引毛西河语曰：“义山最不足处，是半明半暗，迷闷不决，求其句之通、调之浃，使人信口了了，亦不可得。”此论大是胡涂，识见且不及吕紫微《童蒙诗训》。然未必有意立异，与说东坡诗一例不同。西河原非无识，特性不容异，惟僻见是师。至于研经，亦复如是。全谢山且著《萧山毛氏纠谬》十卷。谢山《萧山毛检讨别传》曰：“其所著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谢山所举，有周纳之嫌，集矢一人，虽亭林、百诗，可以此法讥弹之；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引《枢天日记》云“李恕谷包罗一世才，毛西河贯串五车书”，按以西河经学著作，必发自肺腑。但乖妄如是，要是一病。《郎潜纪闻二笔》曰：“毛西河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负才任达。”正尔得之。陈康祺《壬癸藏札记》卷十一曰：“李天生检讨，性行忼爽，尚气概，而急人患，一秉泰中雄直之气。生平与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讲良知，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亭林在山左被诬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诉当事而脱其难。在都门尝与毛西河论古韵不合，西河强辩，天生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西河骇走。”此条真伪未知，但李天生至于“拔剑斫之”，必以西河喋喋不休，理不胜辞，沦于诡辩也。石遗《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二首曰：“钝吟才气未无双，不道能教健者降。只恐西陂逢大可，定争鹅鸭向春江。”意颇戏谑，不审《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所论亦“定争鹅鸭向春江”一类伎俩也，一笑。循卷而下，要以摘句为体，辅以铨说，不异前编，惟凡所甄录，老辈渐少，一一检阅，多光、宣以后人。合观两编，可以有感于代谢乘除之理矣。人事不常，方死方生，其殆昊天之德欤？

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黄曾樾辑。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本、《陈衍诗论合集》本、《民国诗话丛编》本。黄曾樾（1898—1966），字荫亭，福建永安人。民国九年，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福州市长。后执教于福建师范学院。有《永思堂诗》。

荫亭以民国十六年因董仲亭之介谒石遗于文儒坊三官堂之匹园，呈诗文为贽，谈甚欢。嗣后每遇休沐，常随杖履，时时有所请教，退辄录副，无有汇次，盖纯然纪实也。石遗说诗，见于《诗话》《诗钞》及序跋中者，类皆抉奥抇微，鞭辟入里，然牵于人情世故，有有扬，浮伪并陈，未必遂畅其论。若夫书札、日记、批语以逮口说，不媚于俗尚，不流于夸诞，真言往往出。皆古人所谓“昌言之不得而私之者”也。冯大受《苏黄尺牍》序曰：“乃其忿世嫉俗、抑郁牢骚之气，往往形于尺牍，正所谓昌言之不得而私之者也。”历征故事，可得而言。苏、黄有师弟之分，不免好骂之讥；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又，陈后山亦曰：“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后山诗话》）卢、王乃直谅之友，亦传不惬之音；卢文弨以乾隆五十七年作《与王怀祖书》（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备极殷勤，起曰“敬候怀祖老先生近安”。考其年岁，是时卢文弨七十有六，而王念孙不过五十来岁，乃称曰“怀祖老先生”，识者知其未必悉出于敬，盖有所求也。卢文弨自审命不久矣，所撰《广雅》义疏仅成九、十两卷，而王念孙深研《广雅》，前数卷业已撰就，故卢文弨不揣冒昧，特草此札，求两稿相合，刊为完书。王念孙未允其请。观王氏《与刘端临书》有云：“念孙己亥年曾有《方言》校本，庚子携入都，为丁君取去。内有数十条，不甚惬意者，往往见于卢绍弓校《方言》中；其惬意数条，则绍弓所不载焉。”是王氏固卑视抱经，不屑与之合著，虽出以含蓄吞吐之语，而厥情可知矣。袁、殊本一丘之貉，乌讳走狗之诮；乌拉纳子批《随园诗话》，屡引郑板桥、赵云松之语，骂袁子才为“斯文走狗”，揭子才沽名贾利事数十起，且谓“此等诗话，直是富贵人家作犬马耳”。张尔田跋云：“此书所载，一语一言，偶尔涉笔，而上自天潢，下至士夫，庸琐无耻，宛然如绘，虽负盛名者不免，可以观见乾隆一朝风会。批者本罪孥，亦其中之一流，耳濡目染，故能言之凿凿。虽尖薄之笔，有伤忠厚，要未始非实录也。”又云：“袁子才本无行文人，《随园诗话》亦非上品书，此批穷形尽相，可称三绝。”黄、郑以萍梗之交，遂蒙谀人之冤；事见《郑孝胥日记》。黄公度推美海藏诗，海藏退而记曰：黄于诗本无知，特以谀我而已。樊、易负瑜亮之誉，犹有轻之之论；事载《一士谈荟》。哭庵既殁，樊山致友人信曰：弟于此子意极哀之，而又轻之。邓、蔡元共事之人，竟吐祝死之辞。事载《邓之诚日记》。邓之诚与蔡元培不闻有仇隙，惟尝共事北大，顾为时非久。乃1936年报传蔡元培病笃，邓氏1936年12月11日记曰：“此人该死久矣。”厥后某日又拟条陈蔡元培巨罪数十条。诸如此类，必不见于载道之文，即有之，亦同于廋词语，无从稽证。温柔敦厚，使人归于一途，曰：伪而已。荫亭此书，疑有删节，以视石遗自撰，可取良多。《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载石遗之言曰：“畏庐有弟子某，刊其师论文，中有大谬误处。是尊师反以暴其师之短也。吾贻书，使亟挖改之。”所谓“大谬误”处，盖谓不合恒见，适以见畏庐之本真，石遗不解事，挖改可哂。弟子某，即潜江朱羲胄，钱默存《石语》误作義胄，盖手民之误。畏庐论文即《文微》，石遗贻书附卷末。此书有遵其改，有不遵其改者。据《石语》，所规劝删改者，即“解经须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即以经解经之谓”“读经有害古文”等语，朱氏未尽从之。又，《石语》记石遗自言“先后为（琴南）遮丑掩羞”，倘不仅谓《仪礼》乎？文笔隽永，如饮龙井，亦不让石遗。观所研讨，樊山、散原，各有板、涩之弊；石遗说散原诗“涩”，每多客气，转而推其绝俗。《读渔洋诗话有怀伯严》曰：“争传格律凌坡谷，谁识门庭本柳韦。”（《石遗室诗集》补遗卷四）是也。《诗话》亦多此种腔调。惟《谈艺录》中讥刺，具见本心。其《近代诗学论略》有曰：“近人之诗，其弊有可言者。其派别之偏者略有二，即陈三立、郑孝胥是也。陈之诗甚僻涩，有似其性情。夫一人之诗，必有名篇名句，传诵于人；陈之诗，则可传诵者不多矣。”不复婉言矣。《石语》亦载石遗“陈散原诗，我所不喜”“数十年后恐少过问者”之语。按，石遗说诗，实一以贯之，山谷、散原之流，均非所喜，特以二公均于彼所揭檗之同光体甚有关系，故多恕词。自来论散原诗者，皆谓源出昌黎、双井，而近接于子尹。独林畏庐谓其似东野（《怀伯严》）；狄葆贤《平等阁诗话》亦道破此点，盖巢经得力于东野处已自不菲。金松岑以“狷介之才”许之（《答樊山老人论诗书》），“狷介”二字尤能窥破隐衷；散原之避俗避熟，根底则在性不偕俗，外狷而内介。按，李明志《鱼千里斋随笔》、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并言散原老人有易字秘本。刘氏云：“予与鹤亭在庐山松门别墅久坐，散老他去，而秘本未检。视之，则易字秘本也。如‘骑’字下缕列‘驾’‘乘’等字类。予等即掩卷而出，惧其见也。”“掩卷而出，惧其见也”八言，传神阿堵，令人绝倒。散原经术，于侪辈之间，居中驷以下，非沈子培辈之比，而务为绝俗，自不得离秘本半步。吴骞《拜经楼诗话》评厉樊榭有“望之眩目，按之枵腹”之语，移以评散原老人，似亦可行。以故散原集中，一二“创语”，每恨重见迭出。散原有“泥途影跛鳖”之句，为湘绮楼门人所疵议。按，此盖散原得意语，集中乃屡见不一见。徐梵澄曰：“查《散原精舍诗》中，用‘跛鳖’二字者，数数见。如：‘快犊引跛鳖，缅彼栖真窟’‘隔蓉长桥疲跛鳖，回香一水照惊鸿’‘备驾折籋驰，交途捧跛鳖’‘阮刻溷坊迹，世或讥跛鳖’‘寰壤着大群，颠挤得跛鳖’‘篇什落江湖，神骥形跛鳖’‘寻辙得溪庐，微笑同跛鳖’‘霾景淹居诸，丽照起跛鳖’。”（《蓬屋说诗》）徐氏谓“跛鳖”出《庄子》，不确。按《荀子》“故蹞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哀时命》“驷跛鳖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升”、韩愈《会合联句》“伊余何所拟，跛鳖讵能踊”，散原当本此。此必散原喜其新警，后人罕用，誊为易字秘本者。窃谓适堪与某生“鳖将行缓缓，笋亦步徐徐”捉至一处，供人一笑。陈诵洛《今雨谈屑》曰：“赵幼梅谓严丈范孙督学贵州日，曾以群公饯二疏命题试士。一卷中有曰‘鳖将行缓缓，笋亦步徐徐’者，大异而面询之。则答曰：‘此出毛诗也’。“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予特引此以形容饯之耳。’”按，古人附会经义而为诗，多堪戏谑，此一例耳，其源盖肇于试帖诗。《石语》载石遗语曰：“为散原体者，有一快捷方式，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柳不言紫燕黄鹂，而言乌鸦鸱鸮；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豚耳。”甚的，前举“跛鳖”即是一例，古人罕用，故散原再三用。按，散原喜以“猫儿”“犬儿”“蛤蟆”“蟋蟀”等语入诗，为古今诗家所罕见。外此，散原尤喜用“乱”“飘”“射”“撼”“窥”“之”“压”“落”“摇”“堆”“挂”“送”“接”“邀”“悬”等字眼，殆无页无之，毋虑数百千处；倘禁用如是字眼，散原殆不复能为诗矣。阡陌篱落，莫此为甚。此尚非少陵之喜用“受”“觉”、昌谷之喜用“泣”“血”、东坡之喜用“老”、遗山之喜用“了”之类习焉不察不自觉而流出者，乃是王夫之《明诗评选》讥竟陵派喜用“怀归遇觉肃钦淡静之乎其以孤光太古”之属，刻意为之以自见风格也。散原《瞿文慎公诗选遗墨序》以“犷野激急”四字自评（并见《散原精舍诗文集》《瞿鸿集》），南社张婴公《与亚子书》复拈“枯寂幽涩”四字目之（《南社张素诗文集》），均甚笃。望闻问切，知其为病，所谓“气脉格塞，瘿疣遍体”（借用阮葵生评浙派语，见《茶余客话》）；郑巢经以逮章太炎、刘申叔之徒，虽有僻字，其诗无不言从字顺，不与散原同科。窃谓散原诗之涩，又与李昌谷有别。其文理时有不通，有甚于章士钊《柳文指要》所拈“贺丘遭”三字者。方密之《东西均·疑何疑》篇有曰：“明月藏鹭，白鹤笼银，石女生儿，珊瑚月。云蒸饭矣，狗溺天矣，刹竿锤矣，猿播钱矣……此疑肆耳。”散原诗之欠理处，无乃类是欤？然变通而言之，何必文理通顺始得为诗？阏塞左邪，亦是诗之一体。要之，散原诗于近世卓然自成一家，觺觺兀兀，光怪陆离，有不可一世之概，顾未始无以偃蹇为跌宕，以壅阏为敷畅，以僻涩为甘美之弊，譬犹熊掌，望之而口角流涎，但恨无下箸处耳，然此适所以为散原之诗而能自成一家者也。古今豪杰之士，类能绝人，天壤间自宜存此一体。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云：“虽囿于古人之藩篱，犹能屹然自成其一家之诗。”说甚允。使散原不为此种，恐难出一头地，争胜时流。金松岑氏《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所谓“口厌粱肉，则苦笋生味；耳倦筝笛，斯芦吹亦韵”是也。钱梦苕《论近代诗四十首》更进一步，谓其可执一时骚坛之牛耳，而无力成大一统之业。余甚同此论。又，唐李昌谷诗号“欠理”，然颇有象征派之幽蕴，延及民国，新诗代兴，李金发一辈诗，贩自殊方，然考其词法，则亦未始无同于昌吉、东野、散原诸公者。是散原诗自有真价，未可以一涩字抹杀之。又，昌谷诗“欠理”，适以见其想象力及创造力，散原则专于字面及句法上下功夫，不逮昌谷远矣。林庚白《丽白楼诗话》曰：“所谓祖宋，亦仅从句法着眼。”不专为散原而发，而至理不可以掩。今犹有一二学散原体者，则非明智，皆王莽拟《大诰》、苏绰仿《尚书》之伦，必也其难行于世。渔洋、樊榭，自具大、小之别。几道学无师承，赖子部而黜滑易；石遗谓严几道文章得力于子部及外国名家文法，仅免“滑易”之弊，则张茂先我所不解也。几道学无师承则有之，虽早岁之文，亦非滑易之属。章太炎《与钱玄同书》云：“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章太炎书信集》）。几道耻与畏庐齐名，不独以畏庐不晓西文，蒋文虎先生所谓“林琴南之译法国小说，庞德之译汉诗，皆天下头一号荒唐事”也（《金陵生小言》），亦与古文异趣有关。二家并濡染桐城，然而有醇、放之别；译事一道，畏庐以副业视之，用语不醇，自毁家法，而几道则务求尔雅。是以太炎独尊几道。太炎《与夏曾佑书》曰：“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示之，必当有所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章太炎书信集》）推之蔑以复加矣。盖其时几道所以享誉士林，非惟在新学，抑亦在旧学。试拈两例。吴闿生评几道《癸丑上氏任公集高生园分韵敬呈流觞曲水四首》云：“几道新学为开山鼻祖，而旧学所造亦高如此。”（《晚清四十家诗钞》）杨杏丞《严幼陵六十生日》诗曰：“惊人言论兼新旧，名士文章独古今。”（《泗州杨尚书遗诗》）皆以兼擅新旧古今许之。石遗于几道诗独不甚推许，谓其“尚少杰作，用典亦偶有错误”，何也？考《石遗室诗集》卷五《几道出示岁暮诸作奉和一首次其初七日阅邸抄韵》曰：“夫子雄才敌万夫，苦吟字字费踟蹰。”拈出“苦吟”二字，亦系知几道者。夫几道之诗，得力处不让闽赣诸老。如《社燕》：“一夕西风动玉钩，画梁如语听啁啾。似言华屋原堪恋，无那高巢易得秋。来日园林还昔主，归时沧海见横流。寻常百姓家家是，王谢堂前认得不。”《写怀》：“都来半世客幽燕，老眼今看海变田。失水蛟龙聊复尔，偷仓雀鼠故依然。岂能徐邈随通介，浪说王尊乍佞贤。阅尽白衣转苍狗，冰轮还作旧时圆。”皆高古苍凉，闽赣诸老往往有意作态，逊此浑成。桐城束于义法，如伊川之讲理学，均极深切。寥寥万言，足资攻错。

近代诗钞

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虞山钱梦苕别辑《近代诗钞述评》，收在《陈衍诗论合集》。

诗之有集，昉于《三百》，挚仲冶、徐孝穆之徒，并事甄遴，三唐以还，体不一准，要不出抱遗订坠、扬风扢雅二途。《四库总目》有“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之评。雕版代兴，著作易于保存，延及明清，刻坊遍寰中，斯固文化之幸也。要而言之，网罗之功，仍彬乎不贷；“衡鉴”之用，或转而居上。斯文之柄，人得操之，取我所好，汇为一集，曰选、曰归、曰所、曰永、曰铎、曰删、曰源、曰综、曰持、曰翼、曰逢、曰表、曰观、曰裁、曰正、曰存、曰粹、曰汇、曰海、曰衡、曰征，胥此类也。其为德也，或比于哺儿埋骨；李穆堂曰：“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塟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按，此言并载《随园诗话》卷十三、萧穆《敬孚类稿》卷三《书桐旧集后》、阮元《两浙轩录》卷二十一“姚汝金”条、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三、仇福昌《静修斋诗话》夏卷，特字句微有不同。又杨玉良《慧禅诗话》第一条即曰：“昔人云，存人残篇断句，胜掩白骨当途，盖兴遂口成，天籁精萃，虽一词半诗，犹胜其长篇拉陈也。”（《字学杂志》1930年第2期）或亦本诸《随园诗话》。夫《随园诗话》所载，恶诗为多，独其议论俊爽，为归愚、覃溪所万万不及，宜后人征引独多也。其为功也，岂逊于《录鬼》《怀人》？然详绎兹业，仲尼之贤，不免见疑于儒者；昭明之雅，犹或屡爽于才人。况继踵其事，多龂龂于门户流派之争者哉！笃古师心，各有固妄之弊；偏见寡识，横操去取之权。好恶拂人之性，得失因时而异。是以李东阳有“识兼”之议，李东阳《麓堂诗话》：“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袁枚有“作史”之譬，《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再与沈大宗伯书》曰：“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一代人才其应传者，皆宜列传。”按，先是，沈归愚纂《别裁》，于王次回《疑雨集》摈而不录，随园非议之，故有此言。按《随园诗话》中屡表此意。又，袁枚意谓选集刊行须谨，而作为《诗话》，采诗之时，不妨宽松。《随园诗话补遗》卷八所谓“采诗如散赈，宁滥勿缺”者是。虽有为《随园诗话》滥采辩护之意，理自不可诬。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曰：“诗话虽属论诗，然与选诗有别……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灵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多。”《静修斋诗话》《灵芬馆诗话》亦持斯论。此一点可参蒋寅先生《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清代文学论稿》132页。魏宪有“八难”之叹，《诗持三集》自序。缪荃孙有“四分”之说，《金陵生小言》摘引缪筱珊《常州文录例言》曰：“古人总集约有分代分家分类分体之不同。分代主于世运，分家主于流别，分类主于比例，分体主于法度，各擅所长，不可偏废。”甘苦自具，良非易事。考其所由，盖将各以见志，或以制颓起衰自任，元次山《箧中》、王阮亭《三昧》，属此类也。或以明统知类相宣，挚太常《流别》、姚姬传《类纂》，属此类也。否则毋庸斤斤于区区选集。诗有四唐，因《品汇》而定谳；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分，高氏廷礼以前若严沧浪、陆放翁诸家隐逗之。自《品汇》出，有明一朝尊之不疑，竟成定案。袁子才辈颇起而驳之，而迄今未失其影响。词分三调，实《类编》之创获。词分小令、中调、长调三类，其来有渐，而定于顾从敬氏之《类编草堂诗余》。斯皆选之效也。西人亦谓“选集制造经典”（Michelle Marie Pagni氏著有The Anatomy of an Anthology：How Society，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Empower the Canon）。是选集之关乎学术风尚者大矣。清鼎既革，诗选间出，选家往往确然有以自表。石遗是钞，专取近代诗而录之，甄录道咸以后诗家凡三百七十一人，自谓“窃本孔子作《春秋》之意，论次有清一代之诗”（《近代诗钞叙》）。考其所重，厥在宋调，晚唐、桐城、汉魏诸派，及选稍逊。纵观近代诗家，大抵奉韩苏西江为正宗，揆所造，亦此派为胜，近代宋诗派推第一，汉魏六朝、晚唐派次之。刘龙光《蛰庐随笔》“现代旧诗之流别”条云：“现代旧诗，约分三派。一曰魏晋诗派……二曰中晚唐诗派……三曰宋诗派……此三派中，以宋诗派之势力最为膨胀。”（《光大闽声》1939年第3期）石遗心眼，无可厚非。惟师心太过，遗漏孔多，是为可议。入斯选而其人尚存者，率其友辈。十有七八，与石遗有唱和，取《石遗室诗集》一读便知。使为《石遗室师友诗录》，则与人无干，既题《近代诗钞》，人不能无议。范彦殊、徐仲可、黄秋岳、周泊园辈皆得入选，而一时作手，反多遗之，非必徇私之过，抑亦惰怠使然。《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九曰：“前数年有《近代诗钞》之役，故人之作，多未入选。其时方避兵沪上，未遑征集也。”则石遗固有以自解也。又，《石遗室诗话续编》后记云：“右诗话六卷，草草告竣，海内诗家，寄来大稿，已阅过者，殆满一间屋矣。而架上案头，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尚不可数计。一限于篇幅，二限于时间，只得连呼负负，俟续补《近代诗钞》时，当次第收入也。”石遗固有赓续之意。盖是钞初名《石遗室师友诗录》，拟三十卷，唐文治《侯官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不过牧斋《吾炙》、其年《箧衍》、阮亭《感旧》之比，初非一代诗征。惟是所积益伙，遂改今名，然既题曰《近代》，何可率仍其旧，闽籍诗家多至九十有四，几几乎占三分之一矣，又去取之间，尤肆意不恒。及选诸公，违言已出。陈弢庵尝病其选诗见诗题不具者，以意为之，颇乖本旨；此为弢庵亲语方湖者，见汪方湖《光宣诗坛点将录·陈书》。陈散原亦不喜是钞，病其于己诗，多取清切之作，遽掩平生所力诣者。此为散原亲语忏庵者，见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推及余子，恐有同慨。吴雨僧雅恶江西，病是钞于唐诗长庆体概摒不录，至斥为“诗界之蹇运，亦中国衰亡之征”。吴宓《艮斋诗草》后序，《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260页。金泽生以为去取率尔，不能窥诸家之长。金泽生《跋＜清诗选补例言＞及＜清遗民传稿例言＞》云：“陈石遗之近代诗钞，选诗不严，只存其人，不论诗之佳劣，以视《别裁集》之作，了不可及也。如黄公度为近百年来诗界怪杰，《人境庐诗草》中佳篇尽多，而《近代诗钞》中只选极不经意之作数首，是岂能为传信之作欤？”即同光派后起，亦深以为非。胡忏庵读而善之，顾犹有所自持，以为不无遗珠之恨。胡先骕作有《读陈石遗先生所辑＜近代诗钞＞率成论诗绝句四十首诸家颇有未经见录者》，旧载《学衡》第三十三期。吴宓《空轩诗话》亦载胡诗，略有删节，且谓：“按宓《空轩诗话》注重私人情谊，选录近贤诗，苦未能遍。然持与步曾所选列者比较，亦可见吾二人见解之不同焉。”汪方湖病其“乡曲之私”、“自乱其例”。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汪辟疆诗学论集》下册448、449页。由定庵亦议其“录三百余家，而于滇独不之及”，致叹其“门户之习见未除”。由云龙《卧雪诗话序》。曹蘅则谓石遗是钞于及选者乃存社课之作，非其至者。曹蘅《柳溪诗序》云：“侯官陈石遗先生辑《近代诗》，抄录君（向迪琮）诗若干首，皆社课之作，非其至者。”虞山钱梦苕以为去取弗当，别纂一部，颇与是书相出入。《梦苕盦诗话》：“阅陈石遗《近代诗钞》一过，未能满意。石遗交游遍海内，晚清人物，是集已得大半。然名家如丘逢甲等皆未入选；而选录诸家，如魏源、姚燮、朱琦、鲁一同、王锡振、邓辅纶、高心夔、黄遵宪、袁昶、沈汝瑾、范当世、刘光第、康有为、金天羽，皆未尽所长；即郑珍、陈三立、沈瑜庆、陈曾寿诸家，名篇尚多，皆从刊弃。至于樊增祥之《彩云曲》，王国维之《颐和园词》，皆誉满艺林，无愧诗史者，岂得以长庆体之故，遂屏不录？况王闿运之《圆明园词》，明明入选乎！此种不当人意处且不议，乃致有编辑之误，人人共见者。如张之洞诗，十九页载《中兴一首答樊山》，二十六页此诗又见，而省其题曰《中兴》；陈三立诗《正月二十二日通州南郊外会送肯堂葬》，既见于二十页，又见于二十五页。”诸君皆诗学大宗，凡所申论，足以扶翼是钞。考石遗《近代诗学论略》曰：“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驰，诗学乃兴盛；故《近代诗钞》断自咸丰之初年：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耳。”明其断代起讫所由。又《近代诗钞叙》曰：“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端学有根底，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珍贵、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叙此派源流，钩玄提要，厘然秩然，莫赞一辞，后来说诗者莫不递相祖述。石遗此叙，可以媲美宋方桐江《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抚微探赜，提要钩玄，足以尽一代诗。石遗又曰：“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箨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近代诗钞》评祁寯藻之语。钱默存《谈艺录》于钱箨石一节颇有异同，其说甚切。按，石遗推挹箨石，亟见文字。《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曰：“箨石斋头二千首，颇从佶屈见纵横。朅来樊榭遭嗤点，敬礼遗文果定评。”（《石遗室诗集》卷四）石遗雅不喜樊榭，以其好用“冷僻典”，遂贬为“小名家”（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此诗又拉渠作箨石垫背，真可谓爱憎分明。又石遗每举祁寯藻、曾国藩，盖有深意存乎其间。唐文治曰：“（《近代诗钞》）自叙谓‘身丁变风变雅以迄于将废将亡，上下数十年间，亦近代文献得失之林’，盖继祁文端、曾文正遗躅，以诗教自任也。”（《侯官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颇能窥见石遗心眼所在。寐叟《海日楼诗》有《寒雨积闷杂书遣怀襞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诗，亦载《石遗室诗话》，有云：“程马蜕形骸，杯盘代尊俎。莫随气化运，孰自喙鸣主？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韩白刘柳骞，郊岛贺籍仵。四河导昆极，万派播溟渚。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勃兴元祐贤，夺嫡西江祖。寻视薪火传，皙如斜上谱。中州苏黄余，江湖张贾绪。譬彼鄱阳孙，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觞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数。强欲判唐宋，坚城捍楼橹。咄嗞盛中晚，帜自闽严树。氏昧荀中行，谓句弦偭矩。持兹不根说，一眇引群瞽。……”按，石遗曰：“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石遗自说如此。石遗别有《剑怀堂诗草叙》曰：“故《三百篇》汉魏六朝而有开天元和元祐，以至于无穷。”亦标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而王蘧常、王真二氏争端以起，钱梦苕先生为起为息讼，词亦甚辩。王蘧常曰：“三元之说，《石遗室诗话》以为发自石遗，然考公《遣怀》云：郑侯凌江来，高论天尺五。画地说‘三关’，撰策筹九府。郑侯谓太夷也，则三元不仅石遗发之。且比下公《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观之，盖审非石遗一人之言，盖公与陈、郑一时言论所定也。”（《沈寐叟年谱》）王真曰：“王蘧常撰《沈寐叟年谱》，据叟《与金甸丞书》，言元和、元祐、元嘉为诗中‘三关’云云，谓三元之说实寐叟创之，非创自师。不知师所标举者三元，指自唐至宋之开元、元和、元祐，撇却六朝也。寐叟所标举者三关，有元嘉而无开元，杂六朝与唐宋中，宗旨不同，焉得指鹿为马？”（《续编陈侯官年谱》跋）按寐叟《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今见金蓉镜《滮湖遗老集》，有“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之语，兹不备引。可参见马卫中先生《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钱梦苕先生以为王真力争，殆出石遗授意。惟其于《沈寐叟年谱》案语云：“郑孝胥好谈经世，故云‘画地说三关，撰策筹九府’，王君（蘧常）牵合三元之说，指为谈诗，误矣。”斯则甚辩，恐非事实。观此诗续有“荡胸万千字，得句故难住”之语，何以可决“三关”必非谈诗语，一也。寐叟诗精于用典，每多双关之例，其《城北答客归倦极慢书》有“老生合共秋蟫老”之句，意谓虫鱼涂乙以终，然不言“此生”“余生”或“残生”，独独曰“‘老生’合共秋蟫老”者，以蟫之与谭，形近而义亦不悖，欲骑驿《魏志·管辂传》所谓“此老生之常谭也”。是“三关”一语，取其双关，尤见神妙，二也。寐叟《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有“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之语，既是“尝谓”，必是发于此前，而明言“元和元祐元嘉”为“三关”，岂仅字面偶合？三也。覆按王蘧常《寐叟年谱》，但云“非石遗一人之言，盖公与陈、郑一时言论所定也”，王真跋《续编陈侯官年谱》则曰“（王蘧常）谓三元之说实寐叟创之”，何谬解如是耶？四也。当与《石遗室诗话》卷一“三元”说、沈曾植《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三关”说相参证，后起转相争讼，或以为发于石遗，或以为肇自乙庵，亦云棻矣，甚无谓也。述评诸家，精妙妥帖，亦多采自《石遗室诗话》。示童蒙以桥梁，汇名家于一编，伟哉厥功。

宋诗菁华录

有商务印书馆初版、再版本，《陈衍诗论合集》本。

自来选集之纂，关乎风会。《宋诗钞》《宋诗补钞》《宋诗别裁集》相继出，《宋诗纪诗》成于清人之手，亦非偶然。而曼殊一朝，竟以祧唐宗宋终。唐诗名大，人不敢显攻。大抵尊宋者未遽斥唐，将以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也。按其实际，有清一朝，唐调沦替，莫克比隆于韩苏西江。攻唐最著者，莫如施兰垞。袁简斋先后答兰垞论诗书犹可考见。其《答兰垞第二书》曰：“来书极言唐诗之弊，故以学宋为解。”（《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是兰垞之见可想而知，以方“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云者，殆又甚矣。晚近黄孝平《晚晴簃诗话序》云：“季世说诗，祧唐宗宋，初慕后山，嗣重宛陵，寝远苏黄，稍张杨陆。”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云：“清同光以来，为诗者号祧唐祖宋，而大都取法于荆公、后山、山谷、简斋、宛陵、诚斋诸人。”皆道其实耳。夫宋诗晦于明，显于清，驯以夺唐之垒，论者必归功于牧斋、橙子、梨洲、西陂诸公，固矣，然宋人已发其端绪，有自成一家、与唐相抗之论。晦斋《简斋诗集引》曰：“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附录五）陈岩肖曰：“本朝诗人与唐世相抗，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到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庚溪诗话》卷下）罗大经曰：“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袭古人町畦。……杨东山尝谓余曰：‘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欧公之文、山谷之诗，皆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也。”（《鹤林玉露》卷三）就中消息，亟宜深思。台湾张高评著《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年版）别引李之仪、宋子京、范温、洪迈、刘克庄、姜夔、郭熙诸家绪论，阐发极精，可参。是唐宋诗之辨，起于天水一朝，至明清之际而愈炽，入民国，续有研讨。窃断以严沧浪、《沧浪诗话》：“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又：“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沧浪极诋宋诗，盖全为西江一派而发，不自觉而罪及全部宋诗。前乎沧浪者，早有“少陵以诗为文，子瞻以文为诗”等说，但总不及沧浪说之精备也。傅若金、《诗法正论》：“大概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雅颂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杨升庵、《升庵诗话》“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潘四农、《养一斋诗话》：“唐诗大概主情，故多宽裕和动之音；宋诗大概主气，故多猛起奋末之音。”林庚白、《丽白楼诗话》：“唐人任自然，而宋人力求不苟。试一寻绎，则恍然于宋人每以汉魏与唐人古体诗之句法，蜕为今体，南宋诗尤多近于晚唐。”按，陈诵洛《侠龛随笔》卷上曰：“东野诗：‘出门即有碍，谁言天地宽。’后山诗：‘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一直叙，一婉言，唐、宋之分，于此可见。”拈出“直叙”“婉言”之别，正尔会心不远，但唐人举东野为例，稍嫌不称。吴雨僧、吴宓《艮斋诗草》后序曰：“约略比较言之，唐诗富于想象，重全部之领略，浑融包举。宋诗偏重理智，凭分析之功能，细微切至。”缪彦威、《诗词散论》：“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如迭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巧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钱默存、《谈艺录》：“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旨。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人才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今按，默存引诚斋“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以明唐宋诗之辨，分殊而理同，足为羽翼。然窃考毋逢辰之序李雁湖《王荆文公诗笺注》，有曰：“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先儒之至论也。其论诸贤大家数，甚而有五言七言散文之诮，独于临川王文正公之诗，莫有置其喙者。……则知公之作诗，坐费日力，而未始以为悔，宜其法度严密，音律谐畅，而无异时五七言散文之弊。予故谓公之诗，非宋人之诗，乃宋诗之唐者也。”其最末一结，实远逗《谈艺录》之绪，视诚斋“诗江西，非人江西”之辨为尤切。陈兼与《兼与阁诗话》：“唐诗与宋诗之分别，惟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之分别。唐诗空灵，描写自然与人生，情景并至；宋诗质实，在情景外，能反映外间一切事物以及政治社会之活动。”又以唐、宋取士制度之不同，阐此现象。荷堂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以为唐、宋之界，颇为具眼，实即傅若金“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之意。又，陈诵洛《侠龛随笔》卷上曰：“诗人之诗，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文人之诗，多落实境。”可作荷堂脚注九家说为上。夫清人以考据学倡天下，虽山隅之士，咸以博闻相尚，发而为诗，往往毗宋。马瀛曰：“清人一诗一词之微，小说剧本之卑，亦有涉及考据者。如李王昶所选《湖海诗传》中之诗，多有关于考据者。朱彝尊所选之《历代词综》，亦援据精确。李汝珍之《镜花缘》，述黑齿女之谈话，涉及经典之考证。洪昇之《长生殿传奇》，多根据唐人说部，非凭空捏撰者可比。”马瀛《国学概论》第三编《研究工具》第八章《考据学》。消息可知。然运有潜移，未可一概而论。乾嘉以前，宋不掩唐，各自为国，逮夫随园末流，雅音消歇，滑滥轻佻之腔盈中国，学者厌之，乃矫而入于典重厚实一途，所谓典重厚实者，亦不过敛情就范，重自文饰而已，或运以雅诂奥典，或参以谲想寒思，或出以拗调蟠辞，自是以后，唐音沦替矣。《石遗室诗话》载有清末造，宛陵诗风行一时，则宋诗挺出之兆也。侯官此录，成于同光体极盛之时，厥旨可知。叙曰：“清袁简斋，文人之善谑而甚辩者也。有数人论诗，分茅设蕝，争唐、宋之正闰，质于简斋。简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国祚仅三百年耳。不然，赵宋时代，犹是唐也。’……”侯官引袁简斋语，见《随园诗话》卷六，其意甚善，而其言甚辩，可与简斋《答施兰垞论诗书》相参。《论诗书》曰：“足下见仆答沈宗伯书，不甚宗唐，以为大是蒙辱。谠言欲相与昌宋诗以立敎！嘻，子之惑，更甚于宗伯。仆安得无言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侯官唐宋诗之辨，早见《诗话》卷十四，其言曰：“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自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确然不可磨灭。杜、韩为唐诗之变调，而非正宗，宋、明人已经道破，初不待清人发其覆，要宋人特本之杜韩而扬厉演蜕之，以臻于变极。侯官又以宋诗精华在五七言近体，而不在古体，土木、金石，区以别矣。侯官以土木譬古体，以金石譬如近体，有“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之论。《菁华录》叙曰：“吾之选宋诗，抑有说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理也。孟子所谓‘始条理’‘终条理’也。《虞书》又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故《礼》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诗》曰：‘鼗鼓渊渊，哕哕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声音之道，由细而大，戛击鸣球，所以作止乐。总言之也，合止柷敔，所以合乐止乐。终言之也，土木与石皆声音之细者。若琴瑟、下管、鼗鼓、笙镛，则丝竹金革，悠扬铿锵鞺鞳，皆声音之由细而渐大也。《关雎》之诗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鹿鸣》之诗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又曰：‘鼓瑟鼓琴’，无用柷敔者，而合乐则不废柷敔，故长篇诗歌，悠扬铿锵鞺鞳者固多，而不无沉郁顿挫处，则土木之音也。然如近贤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克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寒柳堂手批曰：“此数语有所指。其实近人学宋诗者，亦非如石遗所言，大抵近体较佳，七律尤胜，乌睹所谓‘仅有土木而无丝竹者’耶？石遗晚岁颇好与流辈争名，遂作此无的放矢之语，殊乖事实也。”张求会辑录《陈寅恪手批＜宋诗菁华录＞》，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寒柳堂批语有胶柱鼓瑟语、有发人深省语。驳侯官评王荆公《明妃曲》诸节甚确。盖以驳侯官宋诗近胜于古之说也。《菁华录》所选近体占八成。参朱自清《什么是宋诗的精华》。此文收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本《宋诗精华录》亦附录此文。顾侯官之言尚须釽析，其说盖亦有故：谓宋人诗近胜于古则谬，谓道咸以降做宋诗一派者近胜于古则甚确。按此议不仅石遗发之。郑海藏光绪八年三月十四日日记曰：“近代罕解古诗者。五古尚偶有佳者，长短句直无其人。……下至晚唐宋元明诸老所作，则直是近体气力音节，只袭其貌耳。”虽并晚唐以降一例推倒，与石遗所论，未可同揆，大致不远。以同光派而言，惟散原、石遗古体较有意致。海藏、弢庵、晦闻、乙庵诸公胥近胜于古，古体往往赡而不流，殢而不畅，强为硉兀折拗，令人生厌，海藏门径，尤成俗套。是以侯官兹录，虽选宋人，意中有道咸同光在焉。侯官又一仿高廷礼《唐诗品汇》之例，区有宋为初、盛、中、晚四期，《菁华录》卷首案语曰：“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比附虽切，甚无谓也。然在石遗，则开元、元祐各为唐、宋之盛，适可旁证三元之说。惟寒柳堂于侯官“争名”之说不知何本？按，冒鹤亭挽石遗联有“我好名君好利”之语，载《石语》钱氏批注。默存所谓“反唇相讥”者是也。倘以侯官于散原老人先后异词，多皮里阳秋，寒柳堂从而反唇耶？

诗品平议

有石遗室刻本、《陈衍诗论合集》本。

谈诗之祖，厥推钟记室《诗品》、刘彦和《文心》，考其流播，颇自寥落。《诗品》一书，自来论者尤罕事征引，宋明两代，偶见掎摭，宋如《石林诗话》《䂬溪诗话》《竹庄诗话》《宾退录》《诗人玉屑》《沧浪诗话》，明如《诗源辨体》《艺苑卮言》《四溟诗话》《少室山房笔丛》皆语及《诗品》。顺康以降，撢绎始繁。夫于亭、小仓山，并极推挹；士礼居、大鹤山，迭为校勘。咸丰有张锡瑜者，为《钟记室诗平》三卷，研治之盛，斯为权舆。入民国，校勘则有朱希祖、校明本。钱基博、《钟嵘诗品校读记》。徐复、《诗品校记》。路百占、《诗品校记》未刊稿。四家；注释则有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叶长青、《诗品集释》。按，钱锺书《语石》载石遗语曰：“叶长青余所不喜，人尚聪明……新撰《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杜天縻、《广注诗品》。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六家；考述则有侯官陈石遗、《诗品平议》。蕲县黄季刚、《诗品讲疏》。无极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巨野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四家。此据曹旭《诗品研究》。蜀人宋芸子仿其体例，作《三唐诗品》，今存于世。《石遗室诗话》卷一提及此书，不甚许之。按，明人华亭徐伯臣有《唐诗品》，先芸子五百年而有。其晦也如彼，其显也如此，兴衰之兆可赌。盖自西人文艺批评之法输入东土，《诗品》《文赋》《文心》，治者益众。治《文心雕龙》《文赋》者，盖将以通贯中西为职志。《文心雕龙》尤批评有条理，最近于西人，故刘若愚、蔡宗齐诸华裔汉学家通二西之邮者，胥以治是书为先，而自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先后译为西文以来，西人若杜克义（Ferenc Tokei）、吉布斯（Donald A.Gibbs）辈群趋治斯学，世所谓“龙学”也。然《文心雕龙》之成垂乎千祀，不独罕法之者，且少读之者，其于中国古典文艺之影响盖至微至寡。以此为津逮，乌能识古人文艺精神之真？莫罗瓦（Olga Lomava）编《重新雕龙》一书，以“理解中国诗学”为副标题（Recarving the Dragon—Understanding Chinese Poetics），则所谓歧而愈远，适足误人；中国诗学之真，固在彼而不在此。古人所重，惟在赏会，乃艺术地生活，非研究地生活，故诗话笔记，往往茂朴昌盛，人各有作。传统引力靡有穷止，今犹有工词赋、撰诗话、擅批点者，但五四以后，批评话语，一准欧美，亦相沿既久，一二笃古之士外，更无从事斯业者，则但得谓传统不可骤灭，不得谓传统终不可消灭。夫西式理论、西式论文，自有其长，可补我所短者，在在而有，方之“再生父母”不为过也，惟举以裁范中国古代文学史，终凿枘不相入。考之西人，Craig Fisk撰《中国诗学批评》（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以诗话为杂感随笔，虽有妙论，无与于批评之林。揆之本土，亦犹是焉，故今人所重者才《文心雕龙》以逮《原诗》、《瓯北诗话》数家。希古之士，竞相抱坠订遗，聊以自慰而已。或者持A.Maclntyre氏之说，谓传统既无可选择（unchosen），则亦并不得亡，人伦日用在，则传统犹在也。夫人伦日用诚亦近乎麦金太尔（Maclntyre）所谓“all encompassing ways of life”（语见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但本根（essential believes）既丧，何由得久？譬如千龄老木，一旦而去其根，枝叶故自敷荣，不遽陨灭，而识者知其必谢。试拈狄百瑞氏所编译之《中国传统之源》（the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press，1960）而读之，以验于今，几几乎有隔世之感矣。曩者余于传统文化殊不喜，特好其艺而已，自信其艺必可存可传，余皆可废，近亦觉殊不易易，人事取舍，断无如此方便之理；且传统文化未尝无是处，为此论者，盖全然未能入乎其内而为百年来浮议所裹挟者。夫二战以后，寰球大学改制，学术一纳于体制之内，至其机则早肇于百年以前。马克斯·韦伯所谓“知识官僚化”者是也。古德曼（Goodman）著《学术界》（Community of Scholars）已有隐忧，疑不可以久，祸且无穷。嗣后，学术之柄，尽操managers之手，而其所以衡鉴考镜者，刊物等级而已，篇幅而已，引用率而已，不复问其学之高下得失。古德曼之忧，验于今矣。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拈出“查账社会”（the audit society，见所著The Audit Society：Rituals of Verification，Oxford Univ.Press，1997）一语，传神阿堵，莫赞一词，学界之被兹祸，抑又甚焉。中土二十年来，横植无遗，一准兹法，旧弊未去，新灾已来。开岁以来，余颇有学术幻灭感，蹙蹙靡骋，徒呼奈何。偶过南阳赵培，话及学术，君亦为之惘惘不甘，若身心摇摇无所依者。余归作一诗示君曰：“倮虫三百破尘来，俯瞰蠕行事可哀。道术将为天下裂，华严俄作掌中灰。任公剧悔投竿误，梵志犹思策杖回。夜抚浩茫谁振起？为吹藜火照书堆。”近更读林塞·沃特斯《希望的敌人》（Enemies of Promise，商务印书馆有译本）、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译林出版社有译本。此公言论有极具启发性者，有故为高论者，要能成一家之言，求之今世，豁焉寡俦矣），益知二十年间学术必有大变。不尔，余将别觅蹭饭之道矣。曩者读《希望的敌人》竟，作跋一篇，亦并附此，以见当日之困惑迷茫。其言曰：“二战以降，寰球改制。长此以往，学术殆不可问。今有畸人，羞与为伍，绝世离尘，抱一廛之地，拥百城之书，天运自承，以续玄德，亦惟纾死而已。大势若是，郁离以息，虽有畔贰，弗能挽回。厦之将倾，固非一木之可支也。滔滔皆是，敢冀方来。善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普拉特（Gerald M.Platt）二君之言曰：‘居上庠，知有天命（calling），不知有人事（job）。’弃我神明，从彼庸琐，其不朽而僵者几希。虞世南《破邪论序》有曰：‘神妙无方，非筹算能测；至理凝邈，岂准绳所知。’旨哉斯言！大义之方，乃同于斗筲之器，可以寸量而尺比之，循是而下，吾恐不复见夫学道立方之人矣。准今之制也，老与壮争，壮与少争，将各以话语权遏沮后来，不复知有大道之原矣。其有知者，能不痛哭！晋女叔宽曰：‘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天乎人乎？起视人间，茫茫而已。甲午二月廿四夜，拜石记于北苑”。不百年，而西人精研《诗品》者亦以十计矣《文赋》《文心》之在西方，蔚为学薮，《诗品》倜乎不及。《文赋》一书，陈世襄先生首事英译，故论者尤夥。八十年代以前，有布鲁克斯（B.E.Brooks）之A Geometry of the Shi Pin、C.万（C.C.Whan）之On Enquiries for Ideal Poetry：an Instance of Chung Rung、叶嘉莹之Theory，Standers and Practice of Criticizing Poetry in Chung Rong's Shi Pin、卫德明（H.Wilhelm）之A Note on Chung Rung and His Shih-p'in、魏世德（J.T.Wixed）之the Nature of Evaluation in the Shih-p'in等论著，近三十年来篇什又数倍之。然以予之见，此种研究亦已式微，殊难为继。比较诗学，自以钱默存先生为大宗，三十年前，论者踵起，迄于今日，犹有蔡宗齐先生尚足继之。惟有一事，宜为拈出。迩来论者往往遗“诗”而谈“学”，久矣其不惬于人意。中、西诗学，本无多乖刺，惟所以赏会之道，大异其趣。西方批评，自成一门学问，但中土不尔，所谓批评，未有脱离诗歌而自立者。石遗《平议》刊甚晚，而撰最早。记室以三品比次群伦，已不惬于前人；曹氏父子、陶潜之伦，均扬抑失中。驳斥之者，自赵宋以来，更仆难数。然陶潜之在晋宋，不获厚赏，实时代审美有以限之。石遗为两宋传承家法，自无取乎自然。《诗品》根底，全在自然二字。唐以前之拙，多因失检，往往得浑成自然之誉，宋人则有意为拙，盖至于末流，工之可厌，尤甚于拙。然宋人之意，正在因拙见朴，以归于自然。叶己畦《原诗》曰：“宋诗在工拙之外。其工处固有意求工，拙处亦有意为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语甚精到，《四库总目提要》以为是“英雄欺人语”，“仅可概苏黄数家”，则殊有未审。征之故籍，此论不自叶氏发之，北宋已有持斯见者。张文潜曰：“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诗人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意，然自吾鲁直始也。”（语见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三十七。何溪汶《竹窗诗话》卷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张镃《仕学规范》卷三十七、王构《修辞衡鉴》卷一并载斯言，惟一二字句，微有异同而已）。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且颇有发挥，谓破弃声律，始于老杜。寻绎张文潜之言，所谓“弃声律”“浑然有律吕外意”，殆是指拗体而言，然亦已隐隐窥及鲁直因拙见朴、以求合于浑成自然之意，即《庄子·山木》篇“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之谓也。此自系宋诗一大关键。东坡语后山曰“诗须做到无人爱处兼可恶，乃为工”、放翁“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胥此机杼。梅宛陵号有宋第一位大家，已不安故辙，有求拙以臻于平淡之意。夏敬观选注《梅尧臣诗》，收在商务印书馆印《学生国学丛书》，其《导言》所揭“熟意炼生，生意炼熟”“熟辞炼生，生辞炼熟”“熟调炼生，生调炼熟”三点是也。质而言之，宋人之有意为拙，可别而为三：一曰声律，二曰文字，三曰意趣。宛陵之拙，文字也；山谷之拙，声律也；后山之拙，意趣也。此特就其大概言之，其实一人之中、一篇之内，又参互错综。要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以合于自然。故拙非宋人之目的，特宋人之手段。以方俄人术语，则所谓“陌生化”（defamiliaration）是也。王船山《姜斋诗话》曰：“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宋人于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认桃无绿叶，道杏有青枝’为可姗笑已也。……”船山拘于一隅，以偏概全，意在驳宋人之工，所谓‘愈工愈拙’，不期而与文潜、鲁直为同调，均以拙中见工为胜。船山虽为咏物一体而发，触类旁通，可以知喻。不独苏黄，宛陵、后山辈，均得此中三昧。晚清况氏《蕙风词话》标作词三要，曰“重”“拙”“大”，其标“拙”，殆与鲁直作诗，同方一揆。又引王半塘“宋人拙处不可及”之语以自佐，正尔会心不远。诗家工拙之辩，当追溯至陶谢，后之称赏者有异，大率亦以“自然”为断。《沧浪诗话》曰：“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质而自然”（plain and nature）是陶诗可爱处。然沈德潜《说诗晬语》曰：“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精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归愚拈出“谢诗精营而反于自然”（return to naturalness），甚具卓识。秦谦斋《春草堂韵语》亦云：“世之论古诗者，多以陶、谢并称，其实谢不如陶。谢之研炼字句，颇为隽峭可贵，而陶则反研炼于自然，令人无途径可寻。”（《沧海》第六期第十版）殆即本之《沧浪诗话》。以故西人Wendy Swartz撰《论谢灵运诗之自然性》（Naturalness in Xie Lingyun's Poetic Works），载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70，Number 2，December 2010，p 355—386，颇多发挥，足启人思。唐、宋诗之分，就审美角度而言之，亦略同于陶、谢之分。入民国，陈中岳曰：“作诗只要单刀直入，最忌千军万马，盖密则神为题拘，疏则天真不失也。《史记》佳处在于疏，《汉书》所以不及者以密。”（《侠龛随笔》卷上）“疏”则“天真不失”，亦犹“拙”则“合于自然”。《史》《汉》之争，为古人公案，其疏密之辨，毋亦拙工之变相欤。马瑞志（M.Mather）《六朝时一致性与自然性之争》（The Controversy Over Comformity and Naturalnes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为哲学之探讨，并可节取。故《石遗室诗话续编》抨击《诗品》甚力，顾往往多吹索之词，无与谈艺。《石语》载其言曰：“钟嵘《诗品》乃湖外伪体之圣经，予作评议，所以捣钝贼之巢穴也。”考近世倡言汉魏六朝者，有晦闻、湘绮等人，均非石遗所好，则石遗撰是书，其意不仅诤古人而已。石遗一派不喜钟记室、严沧浪，乃意中事，所操之术异也。季札观乐，自郐原无可讥；仲尼岂贤，一言以为不智。石遗固卑视记室。然此书有驳有申，平情澄志，不为意气之争，视《石遗室诗话续编》一味蛮讲有间。其得有四：一曰，诗之三义，曰赋比兴，弘之未谛，斯酌之无本，驳难记室，此为锁钥；《诗品》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此二语，均未谛，曲解古人，为己张目。石遗驳之，遂使根本动摇。二曰，源出于某之说，记室所创，盖以法《汉志》也，然傅会夤缘，多有不经；《诗品》谓班婕妤“其源出于李陵”，甚无据，石遗谓其拟于不伦，是也。此例尚多，兹不备举。三曰，诗固无贵于用事，势岂因人而返古？直寻、补假之辨，因时而变，未可拘焉，使准斯旨，代无数人，人无数句矣；《诗品》卷中曰：“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记室所论，卓尔不刊，但后世操觚，戛戛为难。高调弘论，往往能惊四座而不能践一步。虽王阮亭号妙悟，时以故实见长；袁简斋倡性灵，多以尖巧取胜。要均无与于“直寻”。石遗驳之曰：“守记室之说，一人传作，不越一二篇，一篇传诵，不越一二句。汉高《大风》之作，斛律金《敕勒》之歌，岂不横绝今古？请教问更，端谢不敏矣。……大榭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晓霜枫叶丹，夕曛兰气阴’，代有几人，人有几句哉？”甚是。四曰，一时评骘，多出率尔，汉魏晋宋，亟以蒙冤。随拈一例，《诗品》谓谢朓“善自发诗端，而篇末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岂其然乎？即以“篇末多踬”而论，石遗所举，若“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等末联，岂可谓之“踬”？石遗之于记室，若恨不得面唾其人者。

诗学概要

有福建省图书馆藏稿本、《陈衍诗论合集》本。

自来说诗，《诗品》《文心》而下，当推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许学夷《诗源辨体》、叶燮《原诗》、赵翼《瓯北诗话》诸家为观止，元人傅若金《诗法正论》一书，亦卓然可观，叙论一篇，大气磅礴，论诗之源流演变甚晰，自三百篇以逮有元一代，靡不朗若列眉，精到之语，随在可见。虽石遗《诗学概要》晚出六百年，不能驾而上之。惜厥体不纯，阑入迂夫子批点之学。沈德潜《说诗晬语》，亦精心结撰，而精义无多。为体非一，而创语独精，条贯始终，渊乎醇矣，惜古人惟重兴会，世弗之尚，是以嗣响绝少。按，宋、许、叶、赵诸家之作，诚有条理，与西人为差近，故称者独多，但中国诗学之精髓，迥非此诸家所得而限也。后人但知赏此五家，适所以证其去中国诗艺之本真愈远矣。华夏诗学，肇于《三百》，六艺、四始，定自刘汉经师，敷衍诠释，说颇不同。是“诗学”者，古有其实而无其名。以“诗学”名其书者，其目有二：陆奎勋《陆堂诗学》、钱秉镫《田间诗学》、汪凤梧《诗学女为》，论《诗三百》之书，多考订辨述，此一类也；宋舒璘撰有《诗学发微》、元毛直方撰有《诗学大成》、元俞远撰有《诗学官见》，均佚。以“诗学”名诗三百专著者，宋舒璘氏或为第一人。舒璘，字符质，奉化人，乾道八年进士，尝从张栻、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游，《宋史》有传。参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黄浦《诗学权舆》、周鸣《诗学航梯》、顾龙振《诗学指南》，论诗之书，多言诗法、表诗病、辨诗体、绎诗意，退可为学诗阶程，进可为论诗理窟，其名“诗学”，揆其初意，盖为“学诗”说法焉耳，近世丁仪《诗学渊源》一书犹准此义。唐郑都官《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此“诗学”，察前后辞意，自当训为写诗技能、写诗体悟。民国间范况著《中国诗学通论》似犹准此义。旁征“史学”一词，可以知类矣。《南齐书·王逡之传》：“从弟珪之有史学，撰《齐职仪》。”正可比照。歧而衍之，所论渐广，浸而通于“诗学”（poetics），于今义为近，此又一类也。梁启超《小说丛话》曰：“彼西人之诗不一体，吾侪译其名词，则皆曰诗而已。若吾中国之骚、之乐府、之词、之曲，皆诗属也……吾以为若取最狭义，则惟三百篇可谓之诗，若取其最广义，则凡词曲之类，皆应谓之诗。”任公意在为词曲张目，乃得“诗学”演变之本真。盖环顾中土，其先以“诗学”名其书者，皆考论三百篇也，其后乃用于汉魏唐宋以来之古今体诗。虽非如任公所举，囊括词曲而言之，但变迁之迹，昭然可睹。稍后有章太炎于宣统初刊《国故论衡》，中卷有《辨诗》一章，括官箴、占辞、骚、铭、乐府、诗三百、赋、古今体诗而总名之曰“诗”。援太炎释“文学”之例，则论其法式，谓之“诗学”。光绪之际，英人有艾约瑟（Joseph Edkins）者，以传教士撰《西学启蒙十六种》，其一曰《西学述略》（刊于1885年），卷四《文学》有“德国诗学”条，1897年《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刊行，亦收此条。其言曰：“德国诗学近百十年间方着大名于欧洲。初，德人勒星始以诗名，兼擅词曲……”此条称“诗”，多取狭义，而观其大较，又有别于自来恒见。审其辞义，不摈词曲诸艺，此更进一步矣。原夫西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各有标会，今译曰诗学、曰诗艺，降及后世，其义殆亦屡迁矣。近者Grace M.Ledbetter撰《柏拉图以前之诗学》（Poetics before Plato：Interpretation and Authorityin Early Greek Theories of Poet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溯至荷马、赫西奥德、宾达尔诸人，虽西人所谓诗学，其义甚广，其归在“智”，其用尤在史诗、戏剧，与中土迥乎不同，而胎息上古，流变孳繁，则炳然可征。亚里士多德《诗学》，旧译未的，左景权、刘以焕先生均谓宜译“创作论”，而刘小枫则谓当译“诗术”，参刘小枫《“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比较古典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36-59页。石遗此书虽曰“诗学”，颇同于诗歌简史，不过章炳麟《辨诗》、刘咸炘《诗文略》、陈天倪《诗论》之比，略叙汉魏以来诗家而已，非黄节《诗学》、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田明凡《中国诗学研究》、范况《中国诗学通论》、林正三《诗学概要》、陈去病《诗学纲要》之俦也。要足与石遗诗学相互发明。惜此书未刊，仅存残稿，虞山钱梦苕为标校刊行。分《总论》《三百篇楚辞》《汉魏》《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八篇，至“明”而斩，《金元明》篇存残文可一百字，寥寥百字，非必因其为残稿之故，殆与石遗之鄙薄明诗有关。一则曰：“明代专事模拟，诗无真性情，不能变化。读唐诗不必再读明诗矣。”（《诗学概论》）再则曰：“宋元后诗人之可取者，明代可不论，所可论者，有清一朝而已。”（《近代诗学论略》）《清》篇缺。尤详《汉魏》《唐》，《宋》次之。唐文治曰：“《诗学概要》一卷。先生论诗原本三百篇，其言曰：‘诗者，以言情、说理、写景、纪事，与文通，而所以研之、写之、纪之者，与文稍有不同。及其工也，可诵可读，又无不同。所以古者均谓之文。’云云。其探本性情，深契《周官》太史陈诗之精义，合圣门‘无邪’之教。楚辞以下，自汉魏迄宋元明清，博而简，精而赅，伟观哉！始终条理，诗学中巧力兼呈矣。”《侯官陈石遗先生全书总序》。石遗精于说诗，顾多即兴短语。兹编简赅圆通，包举古今，颇资采撷，亦可藉以观石遗诗学祈向矣。石遗《三百篇楚辞》篇曰：“诗三百篇，有六艺焉。大体风雅颂体制不同，赋比兴作用殊异。雅颂，赋多而比兴少；风，比兴多而赋少。其赋多者，皆稍长之篇，有似大小雅者也，如《硕人》《载驰》《氓》《定之方中》《小我》诸篇皆是。降而汉魏六朝以逮唐宋，比兴日少而赋日多，非风气使然，比兴有限，而赋无穷也。”《汉魏》篇曰：“学诗当由《三百篇》，无可异词者也。但古义深奥，且四言诗，后世罕为，则《三百篇》非能尽学矣。”按，此系理解石遗诗学主张之关键。其薄记室、沧浪，法两宋而崇西江，皆关乎此，所谓“降而汉魏六朝以逮唐宋，比兴日少而赋日多，非风气使然，比兴有限，而赋无穷也。”意即诗道日变，比兴之用，有不尽合于后世者（宋人“以议论为诗”，即赋之一种，无关比兴）。《三百篇》之非能尽学，不独以“古义深奥，且四言诗，后世罕为”，亦由《三百篇》比兴綦繁，后世无从效之。盖比兴首宜于言情，次宜于咏物，而不足以曲达天下万世无穷日新之事、纷繁百变之理。元傅若金《诗法正论》曰：“大概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雅颂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所谓“于三百篇为近”“于三百篇为远”，“国风之余”“雅颂之变”，正是就比兴而言，与石遗所论若合一契。又按，石遗《答陈光汉诗学阙疑七则》不信“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自其公言之，石遗非之，是也，宋诗何尝不知抒情哉；自其私言之，则以石遗倡宋诗而讳所短之故。《剑怀堂诗草叙》曰：“今之人喜分唐宋诗，以为浙派为宋诗、闽派为唐诗……”《文莫室诗续集叙》曰：“人之言曰：明之人多为唐诗，清之人多为宋诗。然诗之于唐宋，果异与否，殆未易以断言也。”是石遗皆持唐宋无差等之说。宋诗自亦主情，然故多矫情作态，虽东坡不能免乎此，《随园诗话》有“韵深而情浅”之讥，大致符合事实。白香山所以不满唐诗（唐诗已少比兴。陈拾遗、李供奉犹具眉目，少陵以下，苶焉不振矣。湘绮、太炎辈宗汉魏六朝，唐以下仅取一二家者，亦多从此处着眼）、严沧浪所以不满宋诗者，亦以此故，特不知此非风气使然，世既变而法亦随之矣。

石遗室论诗文录

有《陈衍诗论合集》本。

兹录所收，多为序跋，非诗学专著，于例未允。但侯官以诗教自任，其力其识又足以副之，且虞山钱氏既收掇为一卷，董理刊印于世，不妨录存，以备参阅。核其来源，曰《石遗室文集》《青鹤》《国专季刊》《国专月刊》，凡五十有五篇。多叙近人诗集，《重刻晚翠轩诗叙》《沈乙庵诗叙》《海日楼诗集第二叙》《海日楼诗叙》《夔夔堂诗集叙》《陈仁先诗叙》《赵尧生诗稿叙》《何心与诗叙》《瘿唵诗叙》《知稼轩诗叙》《剑怀堂诗草叙》《四朝诗史叙》《文莫室诗续集叙》《沈澄园遗诗叙》《无辨斋诗叙》《密堂诗钞叙》《疑始诗叙》《黄方舟太守纪游诗草叙》《自镜斋诗集叙》《非半室诗存叙》《健松斋诗存叙》《金粟如来诗龛集叙》《秋社吟集叙》《说诗社诗录序》《奚无识诗序》《李审言诗叙》《小草堂诗集叙》《蜕庵诗存叙》《聆风簃诗叙》《丁戊山馆未定稿叙》（穷而后工）《山与楼诗叙》《林天遗诗叙》《却痁楼诗叙》《石匮室诗钞叙》《晓斋遗稿序》《书沈甥墨藻诗卷端》《书海藏楼诗后》《书沧趣楼诗后》《闻妙香室遗集跋》《秋穗吟馆诗跋》《小瓶花斋诗集跋》，皆是。虽多即兴，赏会卓绝，时具解天弢、堕天袠之象。其余若《近代诗学论略》（《国专季刊》一九三三年第二期）《答陈光汉诗学阙疑七则》（《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三期）两篇，稍具纲目，弥资研讨。《答陈光汉诗学阙疑七则》辨东坡、山谷、东坡与江西之异同、遗山才短诸节，私意颇同之。（一）陈光汉问曰：“东坡胸襟气象，唐人无可比者；然其诗往往禅障太深，且多率意之作，似山谷为诗之精炼功夫，仅欲过于东坡，不知然否？”石遗答曰：“大家之诗，皆求之古人无可比者。禅障率易，自是东坡不好处，断不可学之，偶犯亦不妨。禅障非太深，乃太浅，所谓野狐禅也。山谷之不好，即在字字精炼，又不切，最不可。”今按，陈氏之疑甚善。山谷才气、腹笥均短于坡，所以能与坡齐名、开西江一派者，亦后天为之。才气短，故喜精炼，又务作拗调；腹笥陋，故喜备钞典实，庋为秘本，随时供堆砌之用，虽然，用事自如，犹不逮坡。散原有易字秘本，术正相类。东坡近体七律多率意，而无不合于矩镬声律者，虽不如山谷沾溉徒裔之深且远，亦别有潇爽英俊之气。山谷、东坡七律之不同，钱默存《谈艺录》已详辨之。使东坡好自炼字眼、变句法里讨生活，则不成其为东坡矣，而其古体亦必不能有如此之成就。故石遗谓东坡之率易，“偶犯亦不妨”，山谷之字字精炼，“不切，最不可”。《石遗室诗集》卷六《与默园论诗即送其行》有曰“君家双井富书卷，驱使佶屈或汝师”，客气而已，山谷之“富书卷”，殆将备挦扯、供凑泊，非其胸中所自有，故其用典，往往有可解不可解之间者，须读者代为联想，叹其高妙，要不及东坡汩汩流出。陈氏又谓“东坡胸襟气象，唐人无可比者”。山谷、简斋类少陵；后山类东野。惟东坡无可比附，或者以太白拟之，亦觉不伦。（二）陈光汉问曰：“东坡之诗所以异于江西派之诗者，若何？”石遗答曰：“江西派中人诗并不一样。吕强为一派，已无理取闹。只有山谷可言与东坡异，余并不配言异。坡、谷之异，即在扭捏与否耳。”按，吕紫微《宗派图》，强拉硬凑，甚不可取。当时已有违言，若韩子苍、徐师川之徒，并非难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极诋之，以为“滥登其列”“选择弗精、议论不公”。自今观之，滥登犹可恕，陈简斋胡得阑入西江，以与山谷同列？二公诗学，虽同出少陵，按其实际，奚啻霄壤？《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曰：“陈简斋在北宋末，五古由王孟韦柳来，而能自出机杼。”余甚同之。简斋五古，虽亦深沉，别有一种俊洒澹荡之气，且非少陵衣钵矣。或谓《宗派图》系紫微少作，后甚悔之，见曾季狸《艇斋诗话》、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不知确否，即信出紫微之口，恐亦为自脱舆论计。要之，名实相溷，始作俑者紫微也，西江诗派之名，亦所杜撰，嗣刘后村《江西诗派》、方桐江《瀛奎律髓》刊行于世，滔滔不反矣，其名至今用之。然近人之所谓西江者，特指山谷、后山数公而言。石遗此处所论甚确。（三）陈光汉问曰：“世论遗山之诗，短于才气，是否以其诗中多用成句之故耶？”石遗答曰：“气尚有之，积理不多，故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语，故人谓其才短也。”按，遗山好用成句，自来大家，无如此公之多。人谓遗山才短，殆亦以此。然其关键尚不在此，其诗略少变化，辞气雷同，十篇可以尽之矣；《近代诗学论略》言及王渔洋、朱竹垞、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大家、乾隆三大家、厉樊榭、钱箨石、黄仲则、陈散原、郑海藏以及有清一代诗风扭转之关键，无语不精，真一字千金矣。

石遗室论诗诗录

有《陈衍诗论合集》本。

梦苕钱氏辑自《石遗室诗集》，凡百五十五首。以诗论诗，创自少陵，藏海、放翁、石屏辈继之，体式粗成而风貌各异，元遗山出而定案，矩镬声华，粲然大备，后世遂递相祖述，无或逾之，降而至于有清一朝，诗学鼎盛，参互古今，奄有众美，论诗绝句，几乎家各有之，彬彬盛矣。厥用亦不限于论诗，古文、四六、金石、书画，靡不入其彀中。入民国，斯风未泯。斯则举不胜举矣，聊以浃旬以来所及阅者为限，不复广为搜讨。叶德辉《论诗》（《观古堂诗集·书空集》）《观画百咏》（观古堂刻单行本）、梅冷生《论诗绝句二十首》（《劲风阁诗》。此殆作于四九年以后）、吴虞《论诗绝句三十首》（《秋水集》）、宁调元《论诗》（《朗吟诗草》。此殆作于晚清）、胡先骕《论诗绝句四十首》（《忏庵诗稿》）、许家腥《论国朝骈体文仿渔洋山人论诗绝句四十首》（《许东雷诗存》）、林思进《论蜀诗绝句》（《寂静堂诗录》）、潘天寿《论画绝句二十首》（《潘天寿诗集注》）、陈诵洛《读新唐书文艺列传二十绝句》《论诗绝句》《读北史文苑列传》（《转蓬集》）是其例也。窃以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为殿军，峨峨巨制，堪称空前。其以古体论诗，体制不同于少陵、遗山者，更难仆数。钱氏所辑，《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而外，余多散见于《石遗室诗集》中，《审言见示论诗之作次韵奉答》《与默园论诗即送其行》《论诗一首送觐俞同年归里》《陈师曾寄示诗十数首》《清明日怀尧生荣县》《三迭韵和都下诸诗人迭块韵诗》《徘体四首赠芸子》《冬述四首示子培》《答爱苍次韵》《题曹次岳竹垞图》《题吷庵诗稿后》《近代诗钞刊成杂题六首》《苏戡属题其诗后即效其体》诸篇，关系尤大。就中《题曹次岳竹垞图》一篇，纵论有清一代诗歌，虽不能媲美沈子培《寒雨积闷杂书遣怀襞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石慵石《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差足自立。

石语

陈衍述，钱锺书记。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三联书店本。

黄荫亭有《陈石遗先生谈艺录》，前已著录。是书体例略同，而槐聚之言亦颇阑入，为黄书所无。撰于民国二十七年，而刊行甚晚，已在槐聚以《管锥编》名动海内之后矣。据钱序，民国二十一年阴历除夕，或者谓当在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此系钱氏所改。石遗招度岁，谈燕甚欢，而月旦群贤，无所顾忌，非复《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之违心溢美矣。书既出，或责以刻露，季惟斋《征圣录》曰：“钱氏尊之，适足以卑之，惜石遗无书以贻之矣。……曾樾、默存二氏谨录而已，要非其罪。归其肇由，则石遗平日谈艺自视太甚，性情刻露使之。然使其自撰，亦必能韬敛之以中雅度，日常逞气之语，真不可入于纸墨也。以此而言之，则又门人后辈之责也。石遗所谓尊师而反暴其短，良有以矣。”季氏独抱遗经，矫然绝俗，征圣尊闻，混迹上庠者亦多未及，然识见议论，泥腐至极。谈艺而已，奚必“韬敛之以中雅度”？是书虽出，于石遗何损？余且幸见其本真矣。或病其虚矫。赵玉山《钱锺书＜石语＞勘误》曰：“《石语》缘起，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之‘一’乃‘二’或‘三’之追改，后叙又称‘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是中书君三年两度伴陈除夜接新年也。揆诸情实，盖非可能。《林纾的翻译》云：‘不是一九三一年，就是一九三二年，我有一次和陈衍先生谈话’（按1985年本增加为‘我在陈衍先生的苏州胭脂巷住宅里和他长谈’——水涨船高也），而所记忆之文坛旧事，曾未载入《石语》。余观《谈艺录》（1983）‘此余二十二岁时浅见妄言，石遗丈颔以为的解’，知‘石语’阙有间矣。书号石遗语，而默存特记一夕谈，何耶？殆‘一股脑儿收进去；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如小说家然欤？‘不是——就是’系修词之推敲耶，抑记忆之模棱也？后叙有‘以少作删未入集’语，殊不类客寓巴黎时语气，殆仿佛《槐聚诗存》定稿后之声口乎？聊发其端，待好学深思而勇于摘奸发伏者抉根究底焉。”然是书一存石遗本真，恣滕口说，不免常涉攻讦，而探赜钩深，抉微致远，有不可废者。巨细靡捐，偶存掌故，亦足解颐。其谓骈体有伤诗古文格、晏几道林琴南冒鹤亭空疏不学、林琴南惧骂、曾履川学文、章黄师弟钦佩有加、黄晦闻才薄如纸、王壬秋诗品仪表均劣、论诗必须诗人、陈田《明诗纪事》精益求精、陈散原诗难传后世、易哭庵尚有灵机而曾重伯实多滞气、默存下笔太过矜持、郑苏堪诗寡变化、陈弢庵多翰林结习、赵尧生诗豁焉寡俦、李拔可诗或涉饾饤、唐芝蔚学问文章均有纱帽气、叶长青浮躁不切实、梁任公工策论、陈柱尊欲于李杜苏黄外别树一帜、郑苏堪大言欺世诸节，不尽允切，要非虚词。可以考见石遗肝肺。或者以锋芒太露责之，岂知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