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也换了病房。

也许是因为刚刚发生的一系列大闹让我的父亲心有余悸，也许他终于获得机会，暴露出内心对我的担忧与愧疚——总之我被升格了，我得以住进刚刚空出来的有独立卫浴的病房里。我不用再苦心孤诣磨炼自己模仿自由女神像的姿势，拎着点滴瓶在洗手间里排队。夜来亦无须急急忙忙跑去走廊另一头冲澡，祈祷千万不要被人占了位置，以免发药时找不到我的护士回头又要训诫。

与我共享病房的最后一人是个中年女子，也是唯一没有与我开口说过话的。她比农村大姐要大些，又比她的母亲要小些，香樟君因此一直困惑于该如何称呼她。但这一困惑而后被证明是多余的——她身上有种并不怎么耐烦的，并不情愿与我们这些小孩打招呼的气质，而那不情愿与病人们槁木死灰的症状表现又存在某些本质不同。

即使前两任病友与我们之间也并没有过什么真正深入的交流互动。但好歹我们彼此借送过卷纸，分享过笑容，投递过或许心照不宣的一点羡慕与另眼相待……在这样一个所在，有这些就很足够了。可与这个女人，我知道我们不会有。

我只见过她扬一扬手，对我父亲说她的本职工作是外面这一大帮医生护士的管理者。我听不懂，但也能想象，无非就是父亲与母亲最向往的公务员阶层里的某一种。又见到生面孔的医生们来探望她，言笑晏晏。及至所有人转身离去，逐一退出之际，她就十足灵活敏捷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那走在最后的护士长的手，将一个严封的红包往她的怀里塞去。她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声音，以红包为发力点互相推搡，连我这样愚钝的旁观者看去也知道是一场十足认真的争斗。当然，最后又是以护士长的力所不能及而笑纳告终。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同一般的场景在我住院伊始就见到过。农村大姐的母亲先是声情并茂地介绍了一番：“我们那儿呀，都是湖，夏天里满湖的荷花，十里外也能闻见清香……”

说着就把精装的藕粉盒子往护士长怀里塞，一盒又一盒。叫她逃也不是，接也不是，最终只能在庄稼人的充沛热情与伟大力量面前败下阵来。

父亲低声问我，又像是对我下一个结论：“我们不要送，你说是吧？”

我点头。

不送又如何？大不了死在这里罢了。我想好起来，也想死过去。总之不要再困在这生不如死里。对于死亡，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

我的安眠药减量了，从一颗变为半颗。清晨醒得早，窗外淅淅沥沥下雨。就着朦胧晨光我看见女人抱膝坐在床上，除却轻微吸鼻子的声音，整个人宛如木雕泥塑。

我以为我看错了——她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