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理论的旅行与思想的命运

“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这一课题是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切入的。从基本学理上来说，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外国并不能简化为“西方”；进而，外国文论并不能简化为“西方文论”，尽管在当下不少教材中甚至在课程设置上“外国文论”实际上已经被等同于“西方文论”，一如在当下不少中小学学生家长心目中，外语已然被等同于英语。同理，“外国文论”也并不能简化为“欧美文论”。尽管“欧美文论”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是外国文论的主要部分，“欧美文论”毕竟不足以涵盖我们所面对的整个国外文论。从实际发生的情形来看，从当代中国学界对国外文论的引介与接受历史与现状来看，若比较客观地来切分，国外文论至少还可以细分为“欧陆文论”、“英美文论”、“俄苏文论”、“东方文论”这几个板块。

基于超越“简化”的思维定式这一追求，我们在这里以“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其叙述坐标将以“俄苏文论”、“英美文论”与“欧陆文论”为经线。

对外国文论的研究，自然是以引介为基础，以研究性的引介为基础。研究性的引介，自然离不开具体的“学人、学说、学刊”这几个基本环节：外国文论的引介，是具体的学者对具体的学说的引介，是某个中国学者通过某个汉语学刊或某部汉语著作对某个国外学者或某个域外学派之文论学说的引介。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这里以“中国的外国文论研究”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其叙述坐标将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纬线。一个国家的文论学说经翻译而被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被接受也被改写，被应用也被化用，这种理论的旅行必然呈现出思想的命运，戏剧性甚或悲剧性的命运。

我们在这里以“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一个基本的关切就是回望外国文论的某些学说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旅行印迹，回望某些外国文论家的某些思想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命运轨迹。这样一种关切，就是我们在学术史层面上实证的梳理所追求的思想史层面上问题的反思：在梳理中进入反思，反思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进路径与接受格局上的一些现实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探索我们未来的外国文论引介上的战略规划——这种战略规划，将有助于我们的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更好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更好地深化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在梳理中反思现实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战略规划”之建设性的动机，2008—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以异乎寻常的节奏，连续组织了三次规模不同、思路不一，而旨趣相通的学术研讨会：“改革开放与外国文论研究三十年”（北京，外文所，2008年12月5—7日，50位学者与会）；“外国文论六十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9年9月17—20日，80位学者与会）；“理论的旅行，思想的命运”（广东，深圳大学，2010年1月9—11日，110位学者与会）。“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是这三次学术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在这三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高校与相关科研机构外国文论教学与研究、译介与出版一线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外国文论的重要流脉、重大学派、名家名说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与“命运”。这种回顾性的梳理，反思性的清理，可谓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一项基础性的国情调研。这种回望式的研讨，对于总结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建设的主要成绩、勘察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育中的薄弱环节、制订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的发展规划，都是很有意义的。经过我们的检阅，可以看到，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简化为“西方文论在中国”显然是以偏概全，有结构性、学理性的缺陷，可谓“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操控国外文论接受史研究实践的产物；将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一分为二，分为“苏联文论在中国”与“西方文论在中国”，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看来还是比较粗放的。“苏联文论”有不同的内涵，至少“解冻”之前与“解冻”之后的苏联文论不应当等量齐观；“西方文论”更不是铁板一块，“欧陆文论”与“英美文论”在旨趣与路向等方面其实是很有分野的。若基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形而进行比较细致的梳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径大体上可以一分为三，也就是说至少可以分为三大支：由俄罗斯文论与苏联文论构成的“俄苏文论”，涵盖法国文论及瑞士文论、德国文论及奥地利文论、意大利文论及古希腊古罗马文论的“欧陆文论”，包括英国文论、美国文论及加拿大文论的“英美文论”。

经过我们的检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接受格局大体上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言必称希腊；“三十年河西”，言必称罗马。前三十年（1949—1979年）主要是以俄苏学界的取向为基本视界来接受：主要通过俄语看世界，极言之，大体上是跟定苏联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后三十年（1979—2009年）主要是以美英学界的取向为基本视界而“拿来”：主要通过英语看世界，极言之，大体上是跟定美国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的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两个三十年各有成就也各有局限：前三十年里，将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简化为“苏俄文论”，自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后三十年里将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简化为“美英文论”，应当说也是另一种历史的局限。诚然，历史在进步，在发展，而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于人文科学研究就不一定时时、处处行得通。以后三十年的“辉煌成就”来否定前三十年的“历史失误”会背离历史真实。如今将“美英模式”放大为整个国外文论，一如当年将“苏俄模式”放大为整个外国文论一样，同样会使我们的外国文论图像失真，同样导致了国外文论引介与研究实践中的话语生态危机与范式生态危机。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以“中国外国文论研究”为题的学术史梳理，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的勘察路径加以反思：外国文论在中国之接受历程，除去解放前，通常被切分成两段：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降临为界标，一分为二，即前三十年（1949—1979年）与后三十年（1979—2009年）。这样的划分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对历史事实的原生态之更为细致而客观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程是曲折的，其中的选择取舍也是复杂的。譬如，在前三十年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实践中，“俄苏文论”并不是像如今某些学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独领风骚，“俄苏文论”并没有在这一时段里始终保持一家独大，并不能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国文论的接受简化为所谓的“苏联模式”一统天下。事实上，当代中国对于“俄苏文论”的引进热潮早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即苏联的“解冻”岁月开始之际就遭遇降温，甚至反倒进入“冰冻”季节了。又譬如，1966—1976年这个史称“十年浩劫”的时期，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遭遇的命运固然是悲惨的，但中国学者即使在这个艰难岁月也并非完全中止了在外国文论研究与翻译园地的不懈耕耘。这十年里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固然进入困境，但也并非全然是一片空白，新时期伊始就面世的一些外国文论译著其实就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悄悄完成的。

基于这一史实，我们这里的以“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注重原生态，竭力走进国外文论引介与研究这一学术史的原生态，姑且以新中国成立前为一个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每个十年为一个自然时段进行梳理研究，也就是说，以六个十年之“自然时段”来具体地充实两个三十年之历史“大时段”。由是，我们这里对“中国外国文论研究”的梳理，将采取“新中国成立前1章加新中国成立后4章”这样的结构形式，之后再将“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资料要目”附录于后，借以实证地展示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之引进轨迹。我们认为，这一类目录也是国外文论引介与接受之原生态的一个历史缩影。

总而言之，作为一项学术史梳理工作，我们努力呈现“原生态”——恪守书写一段学术史所应有的立足于历史原生态的实证精神；我们竭力充分地“摆事实”——记录中国几代学人在外国文论引介与接受园地辛勤耕耘的历史足迹。作为一项可以为思想史研究奠定基础的工作，我们将竭力通过历史事实的记录来“看问题”——清理出中国引介与研究外国文论一百年的经验与教训，以期通过对一段历史的重建来为未来的“拿来”探寻出更好的战略路径。

1. 新中国对“日本文论”、“印度文论”、“阿拉伯文论”等“东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我们也曾考虑过，但本项目中相应的国别文学卷或地区文学卷对这些东方国别或地区的文论引介已有相应梳理，有关这些东方国别或地区的文论在新中国的引介与研究情况，可参看相应的国别文学研究卷或地区文学研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