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外国文论的引介和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零星地展开了。但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规模。通过引介和研究而“在中国”的外国文论，在中国文艺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从历时维度上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引介与研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1900—1917年为“奠基期”。这一时期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处于相对分散的自在存在状态，其功能是推动包含在“经学话语”中的传统杂文学理论向现代审美话语的纯文学理论转变。第二，1917—1927年为“爆发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进入自为存在状态，其功能是策动中国文论转向“五四”启蒙话语。第三，1927—1937年为“过渡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寻求与中国文艺的多种维度和多个层面组合配置，其功能是促成启蒙话语向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的自由多元话语转变。第四，1937—1949年为“凝聚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集中于对民族救亡问题的关切，其功能是促使文艺理论从自由话语转向“救亡话语”。从共时维度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可分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等四个主要的分支，各国各派文论间的交锋对话和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多姿多彩的景观。

本章以阶段特征为经，以分支流派为纬，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相补充的方法，梳理解放前中国对欧美文论、日本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俄苏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历史状况。

第一节 欧美文论：引介渐成体系，研究趋于深入

一、1900—1917年的译介与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一个直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并作出迅速反应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挑战面前开始分化组合和重新配置，举步维艰地转向“现代性”的轨道。与之相应，中国传统文论也开始面临范式危机，文论话语的范式转换势在必行。在当时的语境下，出现了两种途径：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内部进行小修小补和局部调整；另一种是吸收、利用甚至挪用西方文论和美学话语，加以中国式的解释和运用，或“援西释中”，或“移西就中”，使传统文论自身发生变异。在当时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压迫下，后一条途径似乎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通过具体考察欧美文论译介的历程，我们发现，20世纪初的十几年是中国小说及其理论变迁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小说理论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代；同时小说理论的兴起也诱发了传统文论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并塑造了中国小说的近现代文体形式。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大约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蠡勺居士、王韬、黄遵宪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一方面沿袭传统小说观的‘劝惩’说来论证小说的地位，一方面也把一些新的时代内容引入了小说理论，例如外国文学的翻译（蠡勺居士）、‘言文合一’（黄遵宪）、‘穷而著书’（王韬）。第二期大致在戊戌变法前后，以1897—1903年最为集中，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既援引了经学话语的知识框架，又应极富时代色彩的思想启蒙的要求修正了小说的价值定位，为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赋予了鲜明的近代色彩，有选择性地发展了第一期小说理论。这一时期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贤等为代表。第三期即1903年以后，以1903年《绣像小说》的创刊，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发表等事件为标志，显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延续了第一期小说理论中某些被强大启蒙话语所中断、所掩盖的因素。”中国文论尤其是小说理论在这三个时段的挑战与变革中开始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也为此后文论的发展变革与体系建构开辟了道路。

（一）林纾与欧美小说翻译

林纾是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翻译文论史上的一个开启者和先导者。在文论译介方面，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借助译介而对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修补与完善，且因他涉入小说理论的时间与启蒙派大体一致，因此其理论主张和启蒙派有一定的重合之处。

林纾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被文学史家称为“译界之王”。但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其翻译小说可谓机缘巧合。光绪丙申、丁酉年间，林纾在好友魏瀚的推动下，与通晓法语的王寿昌共同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古文言情小说的形式进行了转换叙述，文言较为通俗，对主人公的刻画与临摹也委婉动人，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著名翻译家严复曾赋诗称赞：“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陈衍在《林纾传》中也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此书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好评如潮，林纾亦因此名扬千里。其后，林纾与通晓外语的王寿昌、魏易、陈家麟等一道合作译书184种，多为欧美小说。在这些翻译著作中，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其次为法国、美国，再次为俄国，此外还有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作品的零星译介。

林纾小说理论的创作始于1901年为《黑奴吁天录》所作的“例言”和“跋”，以及为《译林》所作的“序”，在时间进程上晚于其小说翻译事业。《黑奴吁天录》是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编译而成的。林纾译此书时，正值光绪辛丑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年），因此翻译小说在他看来乃“爱国保种之一助”，他提倡翻译作品须“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并希望多译能使中华民族维新富强、防止列强侵凌的作品。在《雾中人》“序”中，林纾写道：

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白人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即可以并吞中亚……警告诸读吾书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慕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灭种者之盗也。

同时，为了使翻译的小说能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林纾还常常通过序/跋、按语、剩语、识语等评论文字来向读者解释原作的思想意义，或者加以引申，联系社会现实，宣传强国保种意识，唤醒和启蒙民众。他在《黑奴吁天录·跋》中指出：

余与魏君同译此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栅也。向来文明之国，无私发人函，今彼人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如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之既遗弃古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

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

林纾的序跋中的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对于中国小说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意义。林纾极力推崇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最欣赏狄更斯，且认为“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且在狄更斯之前，“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林纾指出了狄更斯在描写下层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写实主义风格，对于小说的平民化倾向，特别是“五四”以后的平民化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近代小说理论确定小说的体裁特征作出了贡献。除了对狄更斯写实手法的称赞以外，林纾也注意到西洋小说结构布局的技巧，并且用古文的开阖之法、骨力气势进行阐释，将中西名著进行对比，指出中西的差别和各自的不足，这在当时可谓颇具眼界，例如《块肉余生述》前编序指出：

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分前后二编，都二十余万言，思力至此，臻绝顶矣！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具锵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浩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为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想，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

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文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

林纾在进行一系列中西文学的对比之后，逐渐认识到了中西文学的共同规律。在《利俾瑟战血余腥录》中，他通过中外史传与小说的比较，总结出了一条小说创作的共同规律：“然而小说一道，又似宜有别才也。”这种将古今中外的小说、史传乃至诗歌进行比较，并能够认识到小说创作的特有规律是在于“苛碎”、“周悉”地叙写“尺寸之事”（充分的细节描写），可谓独具慧眼。林纾在熔铸其传统知识背景与西洋文学经验为一体的过程中，始终以对中国当时之社会、文化现状的关注为轴线。于是，当这一关注表现为对国势衰微、列强入侵的忧虑之时，其小说理论则展现出鲜明的政教功利色彩，与启蒙派小说理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当这一关注集中于以西方文化之优势对本土文化之偏差的弥补之效时，林纾则表现出极力倡导文化交流的开明精神；一旦其关注聚焦在古文势衰的时候，林纾就竭力在西方文学中寻找与古文笔法的相似之处，甚至进行牵强附会地解说，企图为古文寻找发扬光大的契机。

林纾毕竟是古文家出身，有着很深的传统积淀，经学的思维范式对他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从事小说翻译，乃出于偶然而终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塑造了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林译小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使人们了解到那些与中国迥异的西方伦理观念、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以及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西方文学经验。同时，在林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中，近代小说理论的那种新旧杂陈、多种文化力量相互交织、杂语喧哗的特色，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那种焦虑心态和急于变革传统、实现文化文论话语转型的努力。

（二）王国维与西方美学话语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第一人，他以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传统文论的经学话语方式最终转向美学话语，开拓了“援西释中”的先河，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和文论史上有着深远影响。

王国维力图把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与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把“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西方逻辑思辨的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宗旨加以实践，在中国文论史和美学史上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被蔡元培称为“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王国维一生中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02—1911年之间；但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论史上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文章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思想》、《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与尼采》、《红楼梦》、《红楼梦评论》、《孔子之美育思想》、《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以及后来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大多以西方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和参照系来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审美经验，在美学话语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文论体系。

王国维不同于林纾，他精通外语，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知识背景，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有直接的阅读体验，并能将之整合进自己的文化经验之中。1900年底，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东渡日本求学。1903年，王国维初次接触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很快就产生了共鸣，感受到了这些西方文化巨人的不同凡响之处。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叔本华与尼采》一文，开篇便称叔本华和尼采是19世纪德国哲学界的“两大伟人”，随后深刻阐述了二人学说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比较分析了他们的异同：

若夫尼采，以奉实证哲学，故不满于形而上学之空想。而其势力炎炎之欲，失之于彼岸者，欲恢复之于此岸；失之于精神者，欲恢复之于物质。于是叔本华之美学，占领其第一期之思想者，至其暮年，不识不知，而为其论理学之模范。彼效叔本华之天才而说超人，效叔本华之放弃充足理由之原则而放弃道德，高视阔步而恣其意志之游戏。宇宙之内有知意之优于彼，或足以来缚彼之知意者，被之所不喜也。故彼二人者，其执无神论同也，其唱意志自由论同也。譬之一树，叔本华之说，其根柢之盘错于地下，而尼采之说，则其枝叶着干青云而直上者也。尼采之说，如太华三峰，高于天际，而叔本华之说，则其山麓之花岗石也：其所趋虽殊，而性质一也。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于尼采和叔本华两者之间关系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其中还借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理解尼采之所以“肆其叛逆而不惮者也”的内在根源，因为叔本华还有梦，而尼采已经觉醒，不再相信任何传统，“于是不得不弛其负担，而图一切价值之颠覆”。他在对比之后指出：“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王国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大变革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兆，他在《尼采氏之教育观》中指出：“呜呼！十九世纪之思想，以画一为尊，以平等为贵，拘繁缛之末节，泥虚饰之习惯，遂令今日元气屏息，天才凋落，殆将举世界与人类化为一索然无味之木石！当时之时，忽有攘臂而起，大声疾呼，欲破坏现代之文明而倡一最崭新，最活泼，最合自然之新文化，以震荡世人，以摇撼学界者：亦何人斯？则弗礼特力·尼采也。……决非寻常学士文人所同日而语者，实乃惊天地、震古今最诚实最热心之一预言者也！”

王国维在与他们思想的碰撞中产生了共鸣，并从尼采的思想中得到了一种“叛逆”精神的启示，形成了一种打破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期待。从叔本华和康德的身上，王国维受到了痛苦哲学和审美无功利思想的感染，并把这些思想应用到他的文学评论之中。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就利用康德、叔本华的理论来阐释红楼梦的意蕴和价值，并把“超然于利害之外”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重要标尺，而且在以后的各种著作中继续加以补充和发挥，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都坚持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强调这些活动相较于社会和时代的功利是一项具有异质性的精神活动。《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云：“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在也。”在另一篇《文学小言》中，王国维指出，“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原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受德国哲学与美学思想濡染之深，而其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叔本华的“欲望（生活意志）和利害关系是人生痛苦之根源”以及席勒的“游戏说”。王国维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把解脱欲望的束缚、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确立为美的本质，同时又依据美学话语把美确定为文学的本质，把超越现实功利确立为文学对人生的价值渊源。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认为：“吾人之本质，既为生活之欲矣。故保存生活之事，为人生之惟一大事业。……目之所观，耳之所闻，手足所触，心之所思，无往而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终身仆仆而不知所税驾者，天下皆是也。……吾人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竟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对于美之本质和人生之价值的基本理解：人类因求生之欲、利害相关而受到桎梏、产生痛苦，唯有在审美这一领域，才可获得精神的解脱、灵魂的安息。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这种观点又有了更深入的发挥阐释：“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痛苦，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科学之成功，虽若层楼桀观，高严巨丽，然则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当之乎？”“美术之务，在描述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虽然迷恋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但是并没有舍弃传统而直取西方文化之意，而是努力感受和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应和与相通之处，以期实现与西方的沟通与对话，并把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引进现代性之中，实现中国文论与美学的现代转化。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首次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研究和评论中国文学名著的典范，然而却是以引用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之语开篇，继而开始讨论人的欲望作为生活的本质，不仅是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驱动力，而且也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在文章中，老庄的思想与叔本华的思想相映成趣，互通有无，打通了中西文艺美学思想之间的界限，以中喻西，移西就中，超越了过去对作品本源和意图进行追寻的思路，赋予中国传统名著以现代美学的诠释，从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够在文化大变动的时代汇入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合唱之中。在《人间词话》中，王氏说：“词以境界为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云：“然元剧最佳处，不在其思想构造，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这就是说，无论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应该以意境的高下为判断标准，所以，他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本也，气韵、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把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运用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加以阐释和转换，使中国古代有关意境的美学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王国维依据德国19世纪的哲学、美学理论，以审美非功利性为核心赋予了文学和文论以全新的诠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和文学批评方法，是近代文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文论研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然而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文论形态的异质性，在传统文学经验的研究中携带和融会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美学思想，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在他这里发生了转向，由经学驶向美学。

（三）鲁迅及其反抗性文论话语

20世纪初，自觉翻译外国文论著作的人少之又少，除了林纾在翻译外国小说过程中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体验和王国维在自己深厚的传统积淀与西学背景基础上对中国文学观念的阐释以及对传统文论、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外，鲁迅也是译介西方文论的主将之一。鲁迅（1881—1936年）在五四以前主要是知识积累期，著述不多，涉及文论的主要有《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还有和周作人合编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受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尼采等人的思想影响。日本当时对于尼采的兴趣达到了一个巅峰，正如伊藤虎丸所说：“鲁迅适值这个时期来日本留学，他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情况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为欧洲近代精神的‘个人主义’。虽然鲁迅从日本文学继承了‘反国家主义’、‘反道德主义’、‘反平等主义’等观念，但是在鲁迅的尼采观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个人主义=本能主义’这一日本尼采观的结论。”的确，鲁迅在日本接受的是尼采的“超人”思想，并在他那里转变成了“精神界之战士”。这对其思想影响至深，也是促使他日后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超人”意识则是构成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对文学家以及文学创作价值的定位。对于鲁迅而言，“超人”意味着一种人的自觉和发现，由此能够产生“天才”、“诗人”和“精神界之战士”，也正由于此，它本身就是以“真的人”为核心，是“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并且以“立人”、以“尊个性而张精神”为己任的。

1908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把这种叛逆精神与文学的感召力紧密结合了起来。《摩罗诗力说》开篇即用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随后他介绍了但丁、拜伦、雪莱等诗人和文学家，不断强调“反抗”和“求新声”。他赞扬拜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倡扬“独尊者”能“愤世嫉俗，发为巨响”，敢于“破坏复仇，无所顾忌”，“与旧习对立”，皆表现他对“文化英雄”的期盼。而文学的崇高理想也表现在“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也必然是叛道者、破坏者和挑战者，他们一方面是“古范”的叛逆者，另一方面又不怕“与人群敌”，与“庸众”相对抗，敢于“任个人排众数”。他重点介绍了八个“恶魔”派诗人，诸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借此申述了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并说：“别求新声于异邦……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在文中，鲁迅并不注重学理的翔实和材料的充分，而注重于主观的发挥和情感的共鸣，表现出他对感召力和感染力的重视，并希望从中散发出一种激情的力量，来“撄人心”和“移神质”，由此来呼唤和造就中国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打破中国社会的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在稍后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号召，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达成共鸣：“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力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可以看出，鲁迅“立人”思想来自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会，是他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这就是当时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选择，具有时代特色，理论家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往往会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赋予西方理论以中国式阐释，并有所取舍，以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的沟通与对话的可能，寻找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和方式。

（四）其他翻译家及文论

周桂笙为近代中国倡导翻译西方文学的先行者，受西学影响很深，主张以西方文学改良中国文学，是近代有意识地介绍西洋文学者之一，也是最早使用白话翻译小说作品的翻译家。他的主要译作有《毒蛇圈》、《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火星》、《海底沉珠》、《红痣案》、《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等。周桂笙于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用力最勤，其译著多为侦探小说，并且最早使用“侦探小说”这一名称，以相别于我国的传统公案、武侠小说；他在输入的西方侦探小说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新兴的思想文化，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他作为小说翻译名家，不仅有着丰富的译著和翻译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也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探索。他的侦探小说介绍了西方“尊人权”、重证据的“刑律讼狱”制度，同时还把一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介绍到国内，并进行中西对比，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此外，周桂笙还翻译过一些短篇小说及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等清末报刊杂志上。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孙毓修，其代表作品为《欧美小说丛谈》。此书于1913—1914年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我国较早全面介绍欧美小说的专著，有着广泛的影响。孙毓修有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兼通西文，对西洋小说体会较深，常常将外国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进行比较，以显示其特点。在《欧美小说丛谈》中，他较为系统地评述了欧美小说作家和作品，介绍了作家的生平事迹，并对小说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小说必须通俗化，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欧美小说丛谈》发表之前，也有学者通过序跋评论等方式对一些外国作家及作品进行介绍，但零碎而不成体系，孙氏的这本著作相比之下较为全面细致，能使读者对欧美小说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除去以上介绍的各位，伍光建、徐念慈、包天笑和周瘦鹃等人在当时也广为人知。他们风格各异，但都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作品与文论思想的翻译与研究进程，他们的翻译作品与翻译思想对中西思想交流以及中国小说理论的自身建构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时代汇成的滚滚洪流继续向前，这些前辈在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及文论思想，大部分都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有所取舍，因此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然而这也反映了时代的现实，反映了中国文论在艰难处境之中的调整以及在匆忙应对时候的零碎、散乱的脚步，历史上留下了这些先行者在时代思潮的席卷之下匆匆而过的身影，但他们的努力为“五四”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巨变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

二、1917—1927年的译介与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引介研究西学的新阶段。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一个辉煌的时刻，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思潮如潮水一般涌入国门，对中国文学的生长、成熟起了十分强劲的推动作用。“五四”现代文学家们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他们放开胸怀，著译并举，广纳博取外来先进文化，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引入国内，开创了“五四运动”后十余年间中国文学发展的崭新局面。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在时间线索与空间断面上均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一）古典文论的译介

这一时期所译介的西方古典文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傅东华译）、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德国斯登堡所著的《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等。此外，一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单篇译作也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如当时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著名文学复古流派“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对景昌极、郭斌和合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菲都篇》、《筵话篇》、《斐德罗篇》）以及向达、夏宗璞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等著作进行了连载，此后又分别单独成册出版。

傅东华博学多才，早年曾参加茅盾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我国早期文学翻译界的主力阵营，1930年代在我国翻译界就已获得相当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其文坛影响力十分重大，而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理论表达阵地的《小说月刊》，乃是当时“唯一提倡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具有辐射文坛的强大实力，并且继承了“《新青年》开创的用翻译和理论来指导创作的风气”，“常常将理论和翻译置于创作之上”。因此这十年间《小说月刊》中的翻译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傅东华所译《诗学》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包括亚里士多德像一幅、重校译序、全书各节简单提要、正文26小节以及译者撰写的《读〈诗学〉旁札》等五部分。傅译《诗学》主要依据英国S.H．Butcher的英译本译出。其实，早在1925年傅译《诗学》的内容就已经在《小说月报》刊载了。随后，在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的第3期和第5期，傅东华发表了自己的《读〈诗学〉旁札》，具体阐述了“诗学产出的时代和现在的版本”、“诗学的背景”、“诗学时代的希腊诗体”、“什么是摹仿”、“诗与史”、“希腊戏剧的起源略考”，以及“诗学引例略考”等问题，并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著名的“摹仿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模仿的艺术正是创造的艺术，和我们所谓的摹仿，意思完全相反，读者必先以此点，然后才可得诗学的正解”，引发了许多相关思考与讨论。在1926年结集出版时，译者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了重新的校订。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对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著作，因此在傅东华译本以后，又接连出现了天蓝、罗念生、缪灵珠、崔延强以及陈中梅等人的众多《诗学》译本。

同时，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学衡派”积极译介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在他们看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乃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泉，为研究西方文化之学者所万不能忽略者，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这一时期，《学衡》杂志有关希腊罗马文化的翻译共有17篇。除了上文中所列柏拉图五大对话录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拉伦理学》外，还刊发了埃德温·华莱士（Edwin Wallace）撰写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汤用彤译），以方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亚氏学说。此外，为了让国人更多地了解希腊罗马，《学衡》推出了《希腊之流传》与《罗马之流传》两大系列，共计七篇相关资料，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历史、社会及美术等方面，并配有相关图片，详细介绍了希腊罗马的国情与文化，开阔了国内学人的视野。

（二）近代文论的译介

1.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文论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对浪漫主义的译介主要侧重在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介绍，雨果、拜伦、雪莱、丁尼生、席勒、歌德、海涅等重要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译介和传播，体裁方面以诗歌、小说为主，而对文学理论的介绍相对较少。

然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从被引进、译介到中国开始，就一直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上，其核心问题是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中也自然涉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劣比较。郭沫若等人把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五四”新文学的建设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充满真情实感地对浪漫主义的博大遗产及艺术特征进行尽可能充分的理解和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化为自身的文学经验。创造社成员发表的作品都呈现出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往往是直抒胸臆，表现为大胆的诅咒和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浪漫主义。郭沫若的历史剧、田汉的现代小说、成仿吾及郁达夫的文学批评，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笔锋犀利泼辣，在文坛上反响强烈。他们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与他们的浪漫主义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的极力推动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论初步趋于成形。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就主张“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只是“天才的自然流露”，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郭氏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开了生命没有文学”，并认为“创造生命底文学，第一当创造人”。郁达夫1923年在《创造周报》发表《艺术与国家》一文，认为“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一切美的情愫，便是艺术的主要部分”。此外，成仿吾在其《诗之防御战》一文认为，“文学是直诉我们的感情的”，“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这些文章对当时浪漫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对“浪漫派”的介绍，主要目的是想用那种反抗精神来激励当时的中国人，“变动死一样的生活”，倡导“生活的变动就是人生的真意义”，“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是“良心的战士”。新文学家的天职在于打破虚伪、罪孽和丑恶充斥的时代。在这种思想大背景下，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与翻译作品。

成仿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主要以文学批评家著称，但他同样是一位富有深厚艺术修养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仿吾深受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影响，对“象征派”、“新罗曼派”都有所研究。他推崇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重视文艺的社会意义，形成了一套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原则。作为翻译家，成仿吾翻译外国诗歌是从1915年开始的，他翻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即是法国“象征派”诗人领袖魏尔伦的《月明》（《月光曲》）。成仿吾的译诗风格深受西欧浪漫主义作家文风的影响，如歌德、海涅、华兹华斯、拜伦等，他翻译的诗歌主要是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歌德《湖上》、《少年与磨坊的小溪》、《牧羊者的哀歌》、《弹竖琴者》、《迷娘歌》等，海涅的《幻景》，施托姆的《秋》，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草者》，雪莱的《哀歌》，魏尔伦的《月明》、《秋之歌》等。成仿吾译诗的数量并不多，但译文精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一种典范。

中国诗歌史上的现代主义思潮是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开始的，但象征主义在最初的引介中，却被大多数人作为浪漫主义的分支来理解，象征主义在中国最初被译作“表象主义”或“新浪漫主义”。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3、4期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文中首次提到了象征主义诗人梅特林克和霍普曼。1918年5月，陶履恭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一文，介绍了梅特林克的“死者观”，并称其为“表象主义”，这是现代中国文论史上最早谈及这一术语的译介之作。1919年7月，田汉在《中国少年》第1卷第1期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谈到了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并首次触及了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主张问题。同一年陈群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一瞥》，对象征主义文学作了最早的正面诠释。从1919年开始，国内文坛对象征主义的译介可以说正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小说月报》分别于1922年15卷和1924年15卷号外出版了象征主义两期专号：《法国文学专号》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号》，爱伦·坡、波德莱尔、霍普特曼、叶芝等众多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及其研究的专著都被大量翻译出来，同时，一些理论性著作也得到了译介，如闻天翻译的《波德莱尔研究》等。

对爱伦·坡著作翻译与研究是这一时期象征主义译介的重心。林孖翻译了阿兰坡（即爱伦·坡）《诗的原理》一文，刊载于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上。爱伦·坡认为，真理寻求的是理性满足，而诗歌则要震动人的灵魂，引起心灵的愉悦，从而促成精神的升华；把诗歌作为道德感化和传达真理的手段是对诗本质的歪曲和损害，文学的根本特性是美，而热情、道义、真理等在诗中必须淡化，必须接受美的统辖，服从审美的目的。在创作方法上，爱伦·坡反对模仿和再现，指出唯有凭静观冥想才能感悟美，在审美观照中才能进入诗的境界，认为世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互感应的关系，外在事物与内在精神之间也存在这感应关系，通过这种感应关系可以揭示深藏着的“永恒的美”，即“神圣美”。

随着爱伦·坡小说作品的不断译介，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也随即展开。1920年9月《小说月报》11卷9期刊发了张毅汉翻译的涉及爱伦·坡小说美学的文章《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元素》，文中对坡的小说美学所追求的“单纯的效力”做了比较深刻的阐释。在1921年以后，爱伦·坡相关研究的评介性文章日益增多，比较著名的有：吴宓《英文诗话》（《留美学生月报》，第7卷第3期，1921年），郑振铎《文学大纲·美国文学》（《小说月报》，第17卷第12期，1926年12月），赵景深《爱伦坡交了好运》（《小说月报》，第18卷第8期，1927年8月），陈炜谟《论坡的小说（Edgar Allan Poe）》（《沉钟特刊》，1927年7月），等等。

2.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明显多于浪漫主义，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就国别来看主要集中在英、法、美等国。英国文论主要是肖伯纳的《文学的新精神》和《理想主义之根源》等论文，由傅东华翻译，分别刊载于《文学周报》第4卷的第17期和第24期上，阐发了肖伯纳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有力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法国文论主要有莫泊桑的《小说之评论》等论文，由金满成翻译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6卷4号上面，“对于‘写实派’的方法、理论，都说得十分明白”。美国文论主要是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由傅东华翻译，书中指出“批评之社会的标准……和狭义的道德标准不同，和肤浅的审美标准也不同；它是深入的审美说，也是推广的道德说；它的精要便是‘艺术为人生而有’一语”。在蒲克看来，“文学有其价值，第一必须是作者心理的诚恳的表现”，而批评家则要想办法使读者“增加读书的能力而提高他的意识生活”，以“帮助读者的无穷进步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把自然主义也看作现实主义的同盟，将其翻译并加以改造，以使其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代表作家为左拉。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刊发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以及1916年2月15日在《答张永言》的信中，就已经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自然主义及左拉。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和《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极力推崇自然主义及左拉，同时倡导中国文学须仿效左拉。1927年，美的书店出版左拉的《实验小说论》一书，可谓此期自然主义译介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从文化接受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对左拉及自然主义的选择与接纳，从一开始就受到本土知识分子的期待视野和变革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左拉被典范化的过程本身是20世纪初期刚刚形成的中国思想界利用《新青年》等报刊传媒和读书人之间的合作，有意制造出的一种舆论效应，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化救国”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简单地用“混淆”、“误会”来解释左拉及其自然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相遇”，无疑会掩盖左拉在当时中国出场的意义。其实正如余英时在《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在文化转型期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溃、新的意义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向西方寻求新的意义是必然的选择。而正是这种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成为左拉在中国出场及后来被学界极力推崇的契机。自1915年至1949年，文坛上有三次大的文化论争都与左拉及自然主义被典范化所引起的问题直接关联。这些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自然主义文学典范化、如何借用自然主义来引导中国新文学的变革与发展等问题。

3.相关文论著作的译介

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方面，首推英国理论家温楷斯德（又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与钱堃新合译）。此书在内容上分为定义与范围、何谓文学、文学之情感因素、想象、文学上智性因素、文学上之形式因素、散体小说以及结论等8章，不仅论及文学的情感因素和想象以及形式等，还论及文学的智性因素。书中的一些命题，如文学的四要素（情感、想象、理智、形式）、情感表现的三方面（读者之情、作者之情、文中人物之情）、想象的三种方式（创造的想象、联想的想象、解释的想象）等都被反复引述。更为重要的是，此书的翻译出版还为国人展示了编写此类非原创性教材的规范。正如该书作者就其成书宗旨指出的：“舍一切外缘而不问，而深求文学自身之要素，此本书之范围也……评论之性质，近于科学，远于美术。以其所求者为普遍原理而非个别实施之规律也。”这种方法为后来的文学概论著作确立了基本框架，“即便明确反对科学模式的人都要顺着它的问题构架提出反驳”。这本书的英文原著甚至成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主要参考书，而此后中国文艺理论通过对本间久雄的译介，进一步扩大了温彻斯特的影响与接收范围。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翻译和校订此书者景昌极、缪凤林、梅光迪等都是“学衡派”成员，他们在翻译此书的同时对书中的内容作了些许修改，比如，将其中的西方文学例证都换成中国文学作品，并以“不合国情”为由，将原书论诗歌的一章删去，换上了吴宓的一篇《诗学总论》。相比较而言，吴宓此文除了论证音律为诗歌本质并以此为据攻击白话诗之外，比温氏更突出了文学的自足性：“美术中幻境之价值，不在其与实境相去之远近，而在其本身是否完密。”“学衡派”的这种翻译方式无疑是其杂志宗旨的实践；《学衡》杂志主张“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限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学衡·杂志简章》）。因此，在西方著作及内容的选译标准上，“学衡派”认为对西学的引入应与中国文化的保存相结合，这种翻译方式在后来为一部分译者所仿效。

还有一些理论著作如邓演存译的W.H．Hudson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曾连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第1—6期，共分两章，论述了文学的性质与元素，个人的文学兴趣及个人文学人格在文学中的表现等方面，强调对作家进行编年的和比较的研究，合理利用作家传记，进而讨论文学的社会与历史研究方法；英国的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也由傅东华翻译，并在《小说月报》第17卷上连载，作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对文体进行考察，认为“文体是解释文学的锁钥”。除此之外，勃利司·潘莱的《诗之研究》（傅东华译）、佩里的《小说的研究》（汤澄波译）以及哈米顿的《小说法程》（华林一译）等也都是这一时期被引介进入国内学人视野的理论著作。此三者之共同之处在于其皆是从某一具体的文体出发，对该文体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与其他文学门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阐发，相较于其他文论著作则更为详细具体，对中国诗歌与小说的发展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小说的研究》与《小说法程》还曾辟专章论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三）现代文论的译介

1.人本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在人本主义思想的译介方面，首先引进的就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从近代的梁启超开始，国内学者对尼采的译介就一直不曾间断过。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尼采的名字介绍进中国，随后王国维在1904年写了《叔本华与尼采》一文，给予尼采极高的评价。鲁迅在1902—1903年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尼采的学说，并且在1907—1908年写的文言论文中多次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尼采。“五四”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尼采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推崇。1917—1927年这十年间，尼采主要著作的中译本都已出现，为尼采思想的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

中国学界对尼采的批评与研究在2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热潮。在这些研究批评著作中，首推茅盾1920年1月至4月在《学生杂志》第7卷第1号至第4号连续四期发表的长篇论文《尼采的学说》。《尼采的学说》分“引”、“尼采的传略及其著作”、“尼采的道德论”（上、下）、“进化论者尼采”、“社会学者的尼采”以及“结论”七个部分，共29000字，对尼采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茅盾号召读者用“批评的眼光”去读尼采的著作，对尼采的学说要详加分析与评判，要“分别情况”予以批判地吸收。此外，《民铎》杂志的“尼采专号”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尼采的研究与批评文章，如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朱侣云《超人和伟人》、白山《尼采传》、范寿康《最近哲学之趋势》等，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文章。

这一时期中国译介尼采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传统道德和文化，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并为中国的改革与改造寻求学理上的根据，因此对尼采的介绍偏重学理，而将其作品中包含的直觉主义文艺观基本上忽视了，但尼采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创作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蔡元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影响。在“重估一切价值”主张支配下，尼采的个人主义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个性解放的需要，他所倡导的破坏旧偶像、批判旧传统，提倡自主精神、反对奴隶道德等思想也对“五四”时候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稍晚于尼采哲学传入的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法国思想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年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机械论的宇宙观无法提供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来源，科学人生观在解放个人的同时，又留下了价值真空，这是生命哲学介入人生观讨论的思想背景。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介绍了德国哲学家倭铿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揭开了生命哲学东渐的序幕。1918年1月起，张东荪翻译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中译本取名为《创化论》），在《时事新报》上连载3个月之久，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柏格森的代表作翻译到中国。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应邀在北大作了题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座，其中对柏格森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进一步扩大了柏格森在中国的影响。1921年12月，《民铎》杂志出版了《柏格森专号》，共收入了17篇介绍和研究柏格森哲学思想的文章，对柏格森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1917—1927年这十年间，柏格森《创化论》、《形而上学导言》、《物质与记忆》、《时间与自由意志》等主要著作均出现了中译本。

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柏格森学说作为玄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论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在新儒家代表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那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他们构建自己新儒学体系提供了借鉴。由于柏格森学说中诸如“进化”、“自由意志”等关键词颇为契合当时思想界对进化论的理解以及对变革的渴望，也与当时注重文化及文学的功利目的的社会语境合拍，因此和尼采相比，当时的学术界更推崇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但其思想中所包含的直觉主义艺术观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忽略了。

在人本主义的译介方面主要是“学衡派”诸人对美国新人文主义的相关译介。作为“学衡派”代表人物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以及后来的梁实秋等都曾师从美国人文主义首倡者白璧德。这些人回国之后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极力介绍、宣扬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衡》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白璧德及其研究论著，如《中西人文教育谈》、《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释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等。其中《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是转译自法国人马西尔的一篇概述文章，对白璧德的几部主要著作简要地进行了介绍。

除此之外，《学衡》围绕白璧德的思想，对新人文主义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也陆续进行了翻译与介绍，如《薛尔曼现代文学论序》、《薛尔曼评传》、《薛尔曼论现今美国之文学》、《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等。应该说，《学衡》对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译介还是很全面的，同时还很注重理论的更新和与时俱进，及时关注新人文主义的最新动态与理论专著，这与其领袖学者们所受的深厚西学素养是分不开的。同时，纵观其译介可以发现，《学衡》对其翻译作品的选择标准不仅与新人文主义的要求一致，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刻意筛选了一批在思想主张方面与白璧德比较一致的学者的论著，这也反映出“学衡派”推崇白璧德、努力提升其权威性的用心。

2.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首先是其先驱——实证主义，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巨斯大佛·郎宋（今译朗松）的《文学史方法》一文由黄仲苏翻译并发表于1924年2月的《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该文论述了文学、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反对“一本于憎恶爱好”的武断主义和“无所限止”的印象主义，一方面推崇客观的理智，一方面又重视主观的印象。作者指出，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学史，“应该用批评的客观的方法”，“切勿以‘我’为中心，切勿加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批评的精神乃是精确的科学精神”。

在科学主义文论方面，这十年间传入的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文化互补论。“五四”时期来华的外国学者中，给中国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并产生久远影响的，莫过于杜威和罗素。此二人曾先后受邀到中国授课讲学，这对他们的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足迹遍布11个省市，发表演说200余场。这种直接传播、媒体介绍和学院传承，构建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可以说，这一时期杜威及其学说的风靡全国以及它在五四思想文化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当时报刊对杜威演讲稿的广泛刊载之外，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大系列讲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向全国发行，销量惊人。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杜威演讲稿，杜威学说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

伴随着杜威的讲演，中国知识界的学人纷纷著文，对其实用主义加以介绍和研究，以致当时在各种刊物上介绍、讨论、评价实用主义学说的文章俯拾即是，首当其冲的便是胡适。胡适在宣传杜威哲学观的活动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不但为杜威担任口译，还撰写文章传播其哲学思想。早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前的1919年3月和5月，胡适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以演讲的形式对杜威实用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同年4月，《新青年》还刊发了他以《实验主义》为题的文章，这都为杜威的来华讲演作好了铺垫。胡适从实用主义“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将其应用到文学和史学研究中去，开创了现代史学和文学批评的新局面。另外，《新教育》杂志第1卷第3期开辟“杜威专号”，刊登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除去胡适《杜威哲学根本观念》、《杜威论思想》、《杜威的教育哲学》、《实验主义》之外，尚刊行了刘伯明《杜威之伦理学》，蒋梦麟《杜威之伦理学》、《平民主义与教育》，潘公展《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等评述文章，展现出国内学者对杜威学说的浓厚兴趣。

相比较而言，罗素在中国的演讲则偏重于技术性较强的纯哲学。罗素于1920年10月抵达中国，在各地巡回演讲，他的讲演稿及其主要著作都在这一时期被先后译介进来。罗素访华期间的演讲被辑成《罗素五大讲演》出版，内容皆以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数理逻辑为分析方法，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作抽象的逻辑游戏，如他演讲的题目有《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等。伴随着他的讲学，国内一些翻译家也开始着手翻译罗素的相关著作。解放前国内出现的罗素著作中译本主要有《物的分析》、《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婚姻革命》、《怀疑论集》、《自由与组织》、《婚姻与道德》、《哲学问题》、《结婚与道德》、《幸福之路：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等。罗素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而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系列建议，也启发了中国学人的思考，对于当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3.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与研究

到了1920年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引进由心理学延伸到了文艺界，迈入了一个十分活跃、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当时一些重要的刊物如《民铎》、《新潮》、《少年中国》等都出现了很多译介性的文章，对精神分析学说做了广泛的传播，弗洛伊德学说尤其受到关注。弗氏学说的传入有两种渠道。一条是从欧洲直接传入，传播者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又或译为“佛洛特”）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他们的译介表现出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基本上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其学说加以介绍；另一条渠道是经日本传入中国，传播者主要是文艺界学者，在译介过程中偏重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和对文学艺术的指导价值，这条渠道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译介、评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主，兼及后弗洛伊德派如荣格、阿德勒等人的理论，其二是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角度，译介、评论、借镜精神分析学说。具体来说，1914年5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上刊载了题为《梦之研究》一文，是中国最早正面直接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1916年12月，又有一篇名为《析梦篇》的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专门介绍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北大心理学、哲学教授陈大齐出版了专著《心理学大纲》，系统介绍了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并且肯定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研究。在1920年《新潮》第2卷第4期和第5期上汪敬熙撰文介绍了有关1919年7月在伦敦大学进行的关于本能与无意识的大辩论以及肯定精神分析作用的《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一文。后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期上还有署名为“Y”的作者撰写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的文章，高度评价精神分析学的作用。其后，《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刊发了《析心学论略》一文，强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助于人类文化的历史及宗教哲学的发达，尤其有助于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此卷第11号上发表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一文也肯定了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质。而在专门的心理学期刊《心理》上对精神分析学的介绍更是不在少数。除了《东方杂志》和《心理》这两本杂志之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介绍还大量出现在《民铎》杂志中。1920年12月《民铎》第二卷第5号发表了张东荪撰写的《论精神分析》一文，概括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有关人的心灵结构的理论，并且对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另外一位与精神分析学有着深厚渊源的人是章士钊，他全文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自传》，还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通信，“1929年6月，章士钊译完《葬罗乙德叙传》，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这些介绍及简析文章之外，1925年《教育杂志》第17卷第10号、11号连载了高觉敷翻译的《心之的起源与发展》，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弗洛伊德原著。可以这样说“20年代的中国，对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译介和研究出现一股热潮，这已是不争之事实。”1929年，张东荪出版了《精神分析学ABC》一书，对精神分析学作了深入浅出的系统介绍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进入1930年代，朱光潜于1930年推出《变态心理学派别》一书，全书以流派为中心，将精神分析学派列为变态心理学的两大派别之一，并对其源流嬗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紧随其后的1933年，朱光潜又推出《变态心理学》一书，对精神分析学各派的理论主张与主要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朱光潜的两部论著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文化史上评介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作，这两部书的出版将精神分析学说译介引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1930年代上海辛垦书店还出版了《精神分析学批判》等西方译著。1930年代中期，叶青发表了《弗洛伊德梦论批判》、《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批判》、《弗洛伊德心理学之哲学的理论》等系列论文，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与批判。

纵观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不难发现此十年间对欧美文论的翻译和介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翻译者自身的文学主张和理论倾向的影响和制约，文论翻译和介绍流派众多，内容丰富，成色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相较于苏俄或日本等国文论译介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基于改造中国、启蒙民众的愿望与时代政治背景，当时的知识分子及一般报刊与出版社往往顺应弃旧逐新的社会心理，大量介绍西方翻译作品，如《小说月报》就曾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每期都刊登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生平与创作，共计200余条。因此，在“五四”后的短短几年里，欧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思潮以及相关的哲学思潮——如创作理论方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美学理论方面的联觉说、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模仿说，以及文化理论方面的罗素的文化互补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都先后涌入中国，甚至连几种前卫理论，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等，也在1920年代进入国人视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使我国“五四”时期的西方文论移植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发展势头。

其二，就数量来说，这一时期译自欧美的文论著作仅次于译自日文著作数量，位居第二。未单独发行但见于各种报章杂志上的涉及欧美文论的文章虽然具体数目待考，但应该不在少数。不过，这一时期译介的欧美文论作品庞杂而不系统，加之当时国人所译的文论著作有一部分转译自日本理论家的相关著作，经过双重的选择、删除和凸显等有意识的加工和修改，许多观点和概念早已不复西方概念本来面目，如自然主义在传入之初就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来接受的，那种左拉式的、对社会决定论的强调是中国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必然会被加以修改。由此，在中国的理论家和作家那里，自然主义便“被赋予一层新的含义：以人们的内心观照和人性的主观表现为原则，远离客观现实”。

其三，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对当时或者后来的中国文学及文论影响最大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从30年代开始，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嘲笑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因为出于他们反叛传统的那种热情”，中国现代的新知识分子往往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正如李欧梵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对文学进化论所持的一个主要观念。……中国作家受到一些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教科书的影响，显然相信欧洲文学是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诸阶段有机地发展起来。……对于文学所持的这种向前发展的信念，不仅使中国许多追随者普遍缺乏对西方古典文学、中世纪和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兴趣，而且使他们过分地把中国现代嵌入这些有着决定论色彩的类别里。由于他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学停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阶段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经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因此，受过西方文艺思潮熏陶的“典型的五四文学家”一般都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特点：“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这其实是“五四”作家那种以启蒙为目标的文学观和当时他们所处的中国的历史环境共同决定的。

总的来说，“五四”时期对欧美文艺思潮的译介虽然十分庞杂，但作为我国现代文论翻译史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即使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翻译者出于启蒙民众和批判社会以推进社会革命的目的，“几乎没有人对作为理论本身的那种文学理论感兴趣”，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拓展了新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的视野，在艺术创造中也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三、1927—1937年的译介与研究

经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国内西方文论的翻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进入20年代末期之后，国内文坛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与民族国家救亡等宏大叙事话语相联系的社会氛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在这十年里一枝独秀，但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中国欧美文论翻译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27—1937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就内容而言，主要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实证主义以及新批评等流派。

（一）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正如韦勒克所说，“不仅仅是法国，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诗歌概念都是由法国象征主义所产生的理论支配的”。这一时期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进一步拓展，进入了一个译介相对系统且研究逐步深入的时段。

中国现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象征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价值，20世纪初象征主义即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了一批象征派诗人，如李金发、穆木天等人。李金发是将波德莱尔象征主义介绍到中国诗歌中的“第一人”，随着1925年其诗集《微雨》的发表，象征主义真正在中国文坛上亮出其艺术“独立”的身影。穆木天在探索新诗发展道路时结识了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魏尔伦、莫利亚斯、梅特林克、波德莱尔等人，从而“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大学时期便“完全入象征主义世界了”，将“贵族的浪漫诗人，世纪末的象征诗人”当作是他的“先生”，紧接着他便提出了自己的纯诗理论。进入1920年代末期，象征主义的传播更加深入。1929年4月，《乐群月刊》第一卷第4号发表了勺水翻译的春山行夫的《近代象征诗的源流》。该文概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生和发展，强调了该流派先驱波德莱尔诗作的巨大开辟作用，也指出了象征主义诗歌存在的弊端，并对日本的象征主义及其倾向进行了评述。同时，这十年间出现的一系列杂志，如1930年创办的《文艺月刊》、1931年创办的《青年界》、1932年创办的《现代》及1936年创办的《文学》、《文艺季刊》、《文学杂志》等，都为象征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阵地。1932年，《现代》创刊于上海，是中国象征诗派的主要阵地，大量介绍了从波德莱尔、叶芝到奥尼尔以及从象征主义思潮中衍化出来的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作家作品。施蛰存在《关于本刊的诗》一文中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现代》中的诗大多数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他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他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施蛰存在《〈现代〉杂忆》中又说：“……运用形象思维，往往采取一种若断若续的方法，或说跳跃的手法，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不用逻辑思维的顺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是隐喻。”这些见解都可以从法国象征诗派作品中得到印证。

1930年代，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创作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尤其是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前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对象征主义的认同，是戴望舒较为恒定的诗学选择及审美情趣。戴望舒之所以对象征派诗歌由最初的好奇进而产生持久不衰的爱好，其中不能不提及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特殊魅力，可以说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戴望舒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他对以上两位诗人诗歌艺术的吸取和借鉴上。1925年前后，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研习法文期间，就对法国象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枕头下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并且在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共同创办的杂志《璎珞》旬刊的第1期、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自己翻译的魏尔伦作品《瓦上长天》与《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也是戴望舒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译诗。不得不说，魏尔伦的诗的确给戴望舒的创作带来了莫大的启发与灵感，受魏尔伦注重“诗的音乐性”的暗示，戴望舒创作了《雨巷》，这首诗让他名噪诗坛。此外，卞之琳在这个时期的诗歌译介成果对于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代表性译作如波德莱尔的《音乐》、《波西米亚人》、《喷泉》以及马拉美的《太息》、《海风》、梅特林克的《歇》等。同时，卞之琳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一些重要诗人如魏尔伦、瓦雷里等都多有借鉴，并结合其他理论成果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曹葆华，从1933年到1935年，他翻译了大量关于象征主义诗学理论方面的著述和文章，其中包括阿瑟·西蒙斯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这本书全面介绍了以马拉美、魏尔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诗学主张与创作成就，对法国象征主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与研究。这本书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作家和学者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的权威参考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此之外，曹葆华还翻译了关于“纯诗”的数篇文章以及叶芝的《诗中的象征主义》。这些文章最初刊发与《北平晨报》，到1937年以《现代诗论》为名结集出版。《现代诗论》可以称得上是1930年代介绍西方诗学理论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涉猎的均是现代西方最重要、最热门的几位理论家和批判家的代表作品，推进了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文坛的发展。

与象征主义相比较，表现主义文学具有更鲜明的先锋派艺术的特色，但就其译介来说，表现主义是“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清的情势下被翻译介绍进中国的”。较之于1920年代初期对于表现主义的一般译介，这一时期不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准确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考察表现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是由日文转译而侧重介绍以德国为发祥地的现代表现主义文艺思潮。早在1921年6—8月三个月间，在《小说月报》连续刊载了几篇日本学者介绍德国表现主义的文章，都给予了表现主义文学以高度的评价与认可。鲁迅在20年代中后期也通过翻译日本学者相关作品正面介绍了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思潮和理论，如片山孤村的《表现主义》和山岸光宣的《表现主义的诸相》。这两部作品较为准确深刻地论述了西方表现主义的特点及其产生渊源。其二是通过克罗齐论著的译介侧重介绍表现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1927年8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5号朱光潜发表《欧洲近代三大批判学者（三）——克罗齐》一文，介绍了克罗齐及其学说。1935年6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2期发表了孟实（朱光潜）翻译的《艺术是什么》，是克罗齐具有理论核心性的一篇文章，也是朱光潜的第一部译作。其中围绕着克罗齐美学理论核心观点——艺术是抒情的直觉和表现的理论而展开，具体论述了“艺术即直觉”这一定义所包含的五个否定：第一，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第二，艺术不是功利的活动；第三，艺术不是道德的活动；第四，艺术不含概念的知识；第五，艺术不可分类。在译介过程中，朱光潜对克罗齐“艺术即直觉说”产生了怀疑，因此设法弥补他的漏洞，1936年春发表的《文艺心理学》修正稿中的《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就是其尝试之作。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朱光潜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文艺美学的论著，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等，对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构建及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相关研究成果来看，1926年胡梦华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章《表现的鉴赏论——克罗伊兼的学说》可以说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鉴赏的角度研究克罗齐表现论文学观的作品。文章主要以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文艺观为核心展开论述，认为克罗齐表现的鉴赏论在关于文学规律、分类、悲喜剧的划分、风格、体裁、文学道德等问题上都突破了前人的主张，并结合相关作品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1928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了刘大杰《表现主义的文学》，是20世纪前半叶唯一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较为完整的表现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表现主义的文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小序”、“表现主义文学的主潮”、“表现主义的国家社会思想”、“表现主义戏剧的来源和特质”、“表现主义的分类”、“表现派的剧作家”及“表现派的小说和诗歌”。刘大杰对于表现主义的一些分析与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界对于表现主义的理解所达到的程度。

（二）“新批评”流派及其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的“新批评”译介与研究始于1930年代，而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关注在1940年代后期才抵达一个高峰，这与“新批评”在美国的盛极一时有密切联系，也与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师的瑞恰慈（又或译为“瑞恰兹”“吕恰慈”“理查兹”）、燕卜荪有密切的关系。1930—1940年代，围绕在瑞恰慈和燕卜荪身边的同事、学生，成了早期“新批评”研究的主力军，如李安宅、吴世昌、叶公超、朱光潜、袁可嘉、朱自清、钱钟书等。

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翻译翟孟生《纯粹的诗》一文时就提到了艾略特，这是“新批评”理论家首次进入中国学人视野。1929年华严书店出版了伊人所翻译的瑞恰慈《科学与诗》一文，正式揭开了国内对“新批评”派的译介序幕。接着，1929—1931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等课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及文学批评”等课程，又于1930年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等相关课程，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注意，也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研究“新批评”流派思想。同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作为他的学生，秉承了其学说观点，后来成为研究“新批评”的一股重要力量。此后，介绍英美现代派新诗的文章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新批评”派另一位代表作家艾略特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内容也屡屡为人引用。

对于“新批评”流派特别是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而言，1934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此前鲜为人知的“新批评”理论著作及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刊登了吴世昌《诗与语音》一文，作者以古诗词为例，对中国诗歌的音与字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并且认为，读者阅读诗歌时的心理历程的确符合瑞恰慈所分析的六步：视官的感觉、由视觉连带引起的相关幻象、比较自由的幻想、所想到的各种事物、情感以及意志的态度。1934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安宅所著《意义学》一书，是国内学者研究瑞恰慈学说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了“皮附什研究儿童思想的方法与结果”，论述了思想的形成过程；下篇介绍了瑞恰慈和欧格顿研究意义的技术和案例，并做了“意义”、“美”、“信仰”三个词的例案。瑞恰慈亲自为此书作了序言，冯友兰也声称“对于这种语言思想的毛病，吕嘉慈先生所倡导的‘意义学’是很有用的药”，并且“李安宅先生介绍这一派学问到中国，我想是很有益的”。1934年4月，《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刊发了叶公超《艾略特的诗》一文，通篇采用精细的语义分析，受瑞恰慈理论影响的痕迹很明显。这些都标志着“新批评”文论在中国之“旅行”的正式开始。

1936年6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刊载了吴世昌《吕恰慈的批评学说述评》一文，他认为瑞恰慈是一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并结合中国古典诗词从诗歌价值、艺术的传达以及读诗的心理等方面阐述了瑞恰慈的学说。同年10月，赵增厚翻译了艾略特的《诗的功用与批评》，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诗与宣传》，“新批评”学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193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共分“一般的情势”、“诗的经验”、“价值论”、“生命的统制”、“自然之中和”、“诗歌与信仰”和“几位现代诗人”等七部分，大部分材料是从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与《意义的意义》两本书中择取出来。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许多细微问题，而不在于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我相信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曹葆华《现代诗论》一书，其中收录了瑞恰慈《诗的经验》、《诗中的四种意义》、《实用批评》的文章，以及艾略特的《批评的功能》、《批评的实验》等文章。在曹葆华看来，近十余年，西洋诗在诗的理论方面，有了前人所不及的成就，他写此书“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因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现代诗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论译作，对“新批评”文论在国内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于新批评，相比上述几位从推崇到译介乃至切身实践的学者之外，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还有一部分学者对瑞恰慈及其“新批评”学说持保留甚至批评意见。1931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刊载了当时执教于武汉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张沅长一篇批评瑞恰慈及其Practical Criticism的文章。在此文中，张沅长认为瑞恰慈的学说偏执于研究读诗者的心理反应，使得文艺批评变成了心理学的附属品，并且对瑞恰慈所宣称的运用心理学来从事文学批评的方法不以为然，因为“心理学对于自己许多难题都没有办法，哪里会有多少力量来帮文学批评的忙”。1933年6月17日，梁实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针对郁达夫的《〈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之商榷》一文，认为郁达夫将瑞恰慈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作为“适用于大学做课本者”进行推荐的做法实在不妥。在梁实秋看来，瑞恰慈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是以心理学的立场来从事批评的”，“心理学派的批评颇新颖，但是否可靠，尚有问题”，而且“即使能成为一种学派，亦万不能适宜于‘大学做课本’”。

综观“新批评”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和研究视角，可概括出四个层次：一是对“新批评”基本理论的阐述，即以“新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对该派理论的基本观点、理论特征、方法论意义等作全面概述和评价。二是对“新批评”代表人物的专论，即以“新批评”代表人物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对此人物理论思想进行深挖。三是“新批评”理论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注“新批评”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异同分析。四是运用“新批评”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用“新批评”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新批评的引进，无疑是当时中国文艺界和西方文艺流派最为接近的一次。虽然此时中国学者并未意识到这是“新批评”，但却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然而，这种重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很快就淹没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洪流当中。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学界来讲，“新批评”的语言意识则是唤醒中国现代批评“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它以理性的态度研究语言、思想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三）其他流派文论及文学史著作的译介

上一个十年间杜威与罗素来华讲学使得国内学者对二者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在这十年就数量上来讲对其二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译介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仍有很多专著被翻译了进来，比较著名的有：《快乐的心理》、《怀疑论集》、《科学观》、《我的人生观》、《哲学大纲》以及《道德学》、《哲学之改造》、《思想方法》、《思维与教育》等。

在文学理论专著方面，法国比较文学大师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由戴望舒翻译并介绍了进来，这是一部我国最早介绍比较文学原理的译著。在该书中，作者系统阐释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基本理论，首次提出区分文学研究三大范畴即“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主张，并论述了三大文学研究类别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补充。作者强调各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对这一研究的范围、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具体总结和系统阐述，确立了早期法国学派的中心课题。该书出版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成为比较文学唯一的入门书，对于推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翻译进来的欧美文论专著内容繁杂，流派纷呈，总体上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首先，表现在译介活动政治功利性特征的突出。“在这事态严重的十年里，艺术便与政治变得难解难分，20年代初期的那种浪漫情调，便让位给那种对作家的社会良心所作的沉闷的强调。30年代初期，一个新的左翼倾向，就已经在文学界形成。”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共同点在于，自觉地把文论翻译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其革命斗争的要求联系起来，注重理论的社会效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的宣传、组织作用。这种译介的功利性明显地影响到了欧美文论的译介，使得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上都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及日本等国的文论译介比肩。

其次，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在数量及影响上都显现出相对疲弱的态势。有学者指出，“将近20年代末，西方的影响一度减弱；大约在1926—1934年间，对译作的需求量显著减少。这首先是因为20年代初期过分强调西方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某种失望感……第二，苏维埃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使较为古老的欧洲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眼里贬值”。不过进入1930年代，这种态势有所改观，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进化论、新批评等，都开始进入翻译家视野，进而被陆续译介进入国内。

总之，这十年里欧美文论的译介虽然不多，对当时文艺界产生的影响也相对微弱，但也与左翼文论一起构成了新文学第二个十年文论译介的活跃与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翻译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仍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四、1937—1949年的译介与研究

1937—1949年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历史转折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文学以为民族救亡摇旗呐喊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情况可以发现，从数量上来讲，相比于苏俄文艺理论思想，欧美国家的文论专著译介相形见绌；从内容上来讲，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主要集中在介绍西方文艺流派、思潮，比如意识流、存在主义、唯美主义思潮等。另外，就出现在报刊杂志等载体上的单篇论文来说，主要涉及了关于莫泊桑、左拉、伍尔芙、王尔德等人的文论。

（一）王尔德及唯美主义思潮的译介与研究

在“五四”新文学时期，中国新文坛上就出现过一股“王尔德热潮”，其重要的剧作品几乎都在那一时期被翻译了进来，甚至出现同一出剧作很多版本的现象。到了20年代后期，他的小说作品又成为了译介的一个热点，其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郁达夫于1922年3月15日发表于《创造》季刊创刊号之上的《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一文，即此书的序言部分。1927年10月，《小说月报》第18期第10号上刊发了赵家璧所著《陶林格莱之肖像》一文，对这部小说故事梗概作了粗略的撮述，文后还附有徐调孚《莎乐美》述评。1928年，《一般》杂志从1月第4卷第1号开始，接连三期连载张望所译《葛都良的肖像画》，后因杜衡《道连·格雷的画像》出版在即，不得不宣告停载。果不其然，同年9月，金屋书店出版了杜衡《道连·格雷的画像》。193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凌璧如译《朵莲格莱的画像》，并于1940年再版。

在王尔德文论译介方面，上文所提到的郁达夫《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算是最初的一篇。其后，朱维基和芳信合译了王尔德、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合集《水仙》，其中收录了朱维基所译《谎言的颓废》（The Decay of Lying）。林语堂将王尔德著名的《身为艺术家的评论者》（The Critic as Artist）进行了节译：《论静思与空谈》、《论创造与批评》、《印象主义的批评》、《批评家的要德》及《批评的功用》。1928年受匡书局出版部出版了震瀛所翻译的王尔德《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

关于王尔德的相关作品研究及其个人生平的相关评述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频见报端，至1920年代后期以后，研究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的文章仍不断出现，如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茅盾《王尔德的〈莎乐美〉》、朱湘《谈〈莎乐美〉》以及袁昌英《关于〈莎乐美〉》等等。此外还有散见于各种译本导言部分及各种关于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论著中对王尔德的介绍。它们一起构成了1930年代王尔德研究的热潮。王尔德热从“五四”前开始，经历1920年代高峰期，1930年代的消退期，以及1940年代的“再认识”时期，其译介达到了许多英美现代主义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持久度。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作品及理论也启发了中国知识界探索自身文学发展道路，田汉、洪深、郁达夫、徐志摩、白薇、王统照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中都显现出了受益于王尔德的痕迹。

（二）意识流小说及文论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现代文坛上对于“意识流”的介绍和传播开端于1920年代。乔伊斯作为意识流代表作家是最早为中国文坛所认识的，在1922年11月，《小说月报》12卷11号“海外文坛消息”专栏刊载了一篇有关乔伊斯的介绍，作者为茅盾。此文介绍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新作《尤利西斯》，而此书的原版也才是这一年在巴黎出版的，可见当时中国文坛消息相当灵通，部分学者学术视野亦相当开阔。进入1930年代，对乔伊斯及其作品的译介及研究开始逐步集中起来。1934年，《现代》杂志第5卷第5期刊发了赵家璧翻译的英国Hugh Walpole所著的《近代英国小说之趋势》长篇文章，评述了以乔伊斯为代表的英国小说家怎样开创了英国小说界的新纪元。1935年5月6日，上海《申报·自由谈》刊载了立波《詹姆斯乔易斯》一文，对乔伊斯（又或译为“乔易士”）生平及作品以及其在欧美文学界产生的影响作了介绍，并分析了乔伊斯成功的原因及其作品风格的形成因素。1940年10月1日，上海《西洋文学》第2期刊发了两篇有关乔伊斯的书评，一篇是对《菲尼根的醒来》所作的评述，另一篇则是翻译介绍H.S．Gorman于1939年出版的《乔易士研究》一书，作者都为吴兴华。

这一时期对于乔伊斯（或译为“乔易士”）作品的翻译，总的来说数量并不多，其作品晦涩难懂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34年3月1日《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刊登了乔伊斯《复本》，译者为傅东华。在“译者前记”中，傅东华表示对乔伊斯的作品很熟悉，但选择翻译《复本》而不是其他著作则是“只因它还看得懂”，且“聊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罢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乔伊斯在当时文坛的名声之大以及读者对他的关注度之高。此外，卞之琳于1936年选译了乔伊斯《爱芙伶》，之后1948年燕之又对此书进行了重译，取名为《叶妃玲》。其他还有一些节选译文出现在报刊上，如1941年《西洋文学》第7期“乔易士特辑”刊登了乔伊斯的两首诗及小说《一件惨事》、《友律色斯》的三段节选译文。

伍尔芙（又或译为“渥尔夫”）是英国著名的以意识流方法进行创作的小说作家，她的译介较乔伊斯略晚一些。赵景深可以说是介绍伍尔芙的第一人。1929年赵景深在发表了《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对伍尔芙有所提及。1930年，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学》一书中，赵景深则对伍尔芙作了更近一步的评述，甚至称她为“小说家的爱因斯坦”，强调其作品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时间观。1931年6月10日，赵景深发表《英美小说的现在及其未来》一文，进一步介绍了伍尔芙及普鲁斯特、乔伊斯。1943年9月15日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1期刊载了两篇介绍伍尔芙的文章：其一是谢庆饶《英国女小说家伍尔芙夫人》，是对伍尔芙及其创作的一个详细介绍；另外一篇是吴景容的《伍尔芙夫人的〈岁月〉》，详细介绍了《岁月》这部小说，还提到了伍尔芙的小说理论代表作品《近代小说》。1944年3月，《中原》刊发了雷蒙·莫蒂美的《伍尔芙记》，文中说到，“伍尔芙小说的缺点，并不是因为它们是非现实的，它们的成功在于也许比任何小说更为接近表现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同年，重庆《中原》月刊第1卷第2期上刊载了仍由冯亦代翻译的伍尔芙《论现代英国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原则与创作风格，介绍了意识流小说家对于现实人类生活的认识及评价，还评价了乔伊斯的文学创作及其意义。1946年，《文讯》6卷10号刊载了罗曼罗兰所作《渥尔夫传》（白桦译），文中对伍尔芙的创作特色进行了深入的评述。

关于伍尔芙作品的译介情况，主要有以下几部：1932年，《新月》杂志第4卷第1期上刊发了叶公超所译《墙上的一点痕迹》。1934年9月1日《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刊登了范存忠翻译的《班乃脱先生与白朗夫人》，作为伍尔芙为数不多的文论作品，集中体现了她的创作思想，推进了中国知识界及读者对于作家本人及“意识流”思想的进一步了解。1934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尔芙的长篇小说体传记作品《狒拉西》，在“译者序”中石璞认为伍尔芙是20世纪小说最重要的开国元勋。1946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尔芙长篇小说《到灯塔去》的中文节译本，译者为谢庆尧。1947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此书作为伍尔芙又一本代表性的文论著作，其译介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考察整个现代中国文坛对福克纳（又或译为“福尔克奈”）的译介，这十年应该说是对其作品的翻译与评价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段。在1934年5月，赵家璧发表《近代美国小说之趋势》的译文③，作者在文中专辟一节“福尔克奈的美国小说”对福克纳作了比较细致的评述。1934年，《现代》第5卷第6期推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刊登了江兼霞翻译的福克纳短篇小说《伊莱》。专号之中还收录了两篇专门介绍福克纳的文章：赵家璧所译《美国小说之成长》与林昌言所译《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两篇文章对福克纳及其作品作了一个系统的介绍。1936年8月，赵家璧所著《新传统——现代美国作家论》出版，其中一章详细介绍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并对其六部小说作了细致的讨论。另外，1944年3月，胡曦翻译了加尔·凡·多兰所著《现代美国小说》，对福克纳及《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等作品都进行了简短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福克纳创作的价值。

（三）文学史相关著作

这一时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欧美文学史著作得到了译介，主要有莫逊、勒樊脱《英国文学史》、胡理契《欧洲文学发展史》以及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史专著、知名作家谈创作的论著如美国阿弗雷·卡静所著《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及J.B．Priestley所著《英国小说概论》等。

1947年出版的莫逊·勒樊脱《英国文学史》为当时中国部定大学用书。按照此书中文版“译者序”的原话，本书的优点在于“文笔老练而流利”、“批评成熟而有启发”、“内容清晰而扼要”。这本文学史共分17章，讲述了从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一直到1930年代至英国的文学史，分别介绍了小说、戏剧、诗歌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名家名作介绍得比较详细。另外一本《欧洲文学发展史》出版于1949年。全书共分九章，分自然经济时代、商业资本时代、绝对主义时代的文学、向上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资产者社会的文学、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19世纪末资产者社会之文学、其他主要的欧洲诸国中之资产者文学、工业技术社会的文学，清晰描绘了欧洲文学的发展脉络。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理论翻译的范围，其次是使得理论的功能简单化。欧美的很多文艺理论因为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作了有选择的，甚至片面的译介，数量与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节 日本文论：引介多涉中转，研究或为救亡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而频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国力日渐强盛，迅速发展为亚洲第一强国。近代以来，国内译自日文的书籍多于译自英、法、德、俄等国文字的，且许多西学书籍多由日译本转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自日文译汉文较容易。近代梁启超就曾主张翻译西书，若求速效，须由日译文转译，因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仍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其二是当时的译介队伍以留日学生为主，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的文坛大半是留日学生建筑成的”，如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等人都曾留学日本，他们从创作到理论都曾受到日本文学和理论的影响。这些留日学生一方面直接学习欧美文学，另一方面则间接地从日文转译日本研究欧美文学的理论著作，客观上促成了日本文论译介的兴盛。

1900—1917年的日本文论译介刚刚开始萌芽，留学日本学生是这一时期文论译介的中坚力量，如鲁迅、周作人等，但这一时期这些留日学者都处于学术积累期，传入国内的代表性著作极少。日本文论译介事业也处在力量蓄积期，为下一个十年文论译介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一、1917—1927年的引介与研究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同样也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理论建设的开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翻译介绍也大为兴盛起来，一批日本文论著作也陆续进入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的理论视野，并且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极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对日本文论的翻译力度较于同时期其他西方文论来讲，在数量与内容上都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917—1927年十年间所译的国外文论著作，以译自日文的数量最多。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不完全统计，1917—1927年十年之间，我国出版外国文学译本共225种，其中文学作品200种，理论译著25种，其中日本学者撰写的理论著作就有10种，例如，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苦闷的象征》，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以及升曙梦的《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等论著，皆被译介进入国内读者视野。

日本的新文学理论体系大多是在对欧美文学理论的理解与吸收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移植和发挥，以谋求自己的文学革新时所创立起来的。谢六逸先生在《日本文学史·序》中曾说：“欧洲近代文艺潮流激荡到东方，被日本文学全盘接受过去。”他认为如果要研究欧洲文艺潮流在东方各国文学里的影响，“只有在日本文学里，可以得到这个的答案”。通过向日本学习而达到向欧美学习的目的无疑是一条必要而可行的捷径。王锦厚先生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中指出：“‘五四’时期，新文学者们对日本文学理论的借鉴，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要在日本文学创作以上。”诚然，当时日本的一些主要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有影响的著作，几乎都有中文译本。下面介绍在当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和理论家。

（一）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与研究

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理论家是日本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人物厨川白村，其理论著作一经译介，便在中国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与讨论，正如李欧梵指出的，1920年代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家是厨川白村。即使这个论断有夸大之嫌，但也可从中窥出厨川白村在20年代的中国的影响。

1921年，上海学术研究会出版了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罗迪先译）一书，从文学理论方面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紧接着1924年与1925年，《苦闷的象征》一书则被鲁迅和丰子恺两人先后译出，全书包括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学的起源（未完）四部分。“第一分创作论是本据，第二分《鉴赏论》其实即是论批评，和后两分都不过从《创作论》引申出来的必然的系论。至于主旨，也极分明，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是‘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1925年与1927年，《出了象牙塔之后》（鲁迅译）与《文艺思潮论》（樊仲云译）也得到了出版。此外，厨川白村的论文《病的性欲与文学》（仲云译）、《文艺与性欲》（仲云译）、《西班牙剧坛的将星》（鲁迅译）等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于《小说月报》和《文学周刊》等刊物上。其后，厨川白村的其他著作如《近代的恋爱观》（夏丐尊译）、《走向十字街头》（绿焦、刘大杰译）、《小泉八云及其他》（绿焦译）、《文艺思潮论》（汪馥泉译）、《欧美文学评论》（夏绿焦译）、《欧洲文艺思想史》（黄新民译）等著作也都在1920年代末1930年初被翻译进来。

对于厨川白村的论著在中国的译介来说，鲁迅功不可没。1924年9月，鲁迅开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译文于10月1—31日在《晨报副刊》连载。当时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小说史，课程中讲到了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教材就是以活页形式发放给学生的《苦闷的象征》。《苦闷的象征》影响了鲁迅对于文艺的很多看法，但未留下成体系的文字记录，只能体现在他写的一些引言和译后记的只言片语当中。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鲁迅认为此书“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苦闷的象征》除鲁迅的译本外，另有丰子恺的译本和明权、仲云的两本选译本，可见此书在当时极受国内知识分子重视。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快速引进大批的国外思想著作，翻译者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些著作，所以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和著述针对某一翻译作品或理论家。

随后的1924年底至1925年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其中大部分文章陆续发表于《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等杂志报刊，包括《观照享乐的生活》、《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现代文学之主潮》、《出了象牙之塔》、《从艺术到社会改造》等文章，并在1925年12月结集出版未名社单行本。另有翻译厨川白村的论文、随笔合集《走向十字街头》中的《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小说月报》，1925年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和《东西之自然诗观》（《莽原》，1926年第2期）。除集中译介厨川白村的作品外，这一阶段鲁迅还零散地翻译了一些日本的理论性文章，比如金子筑水的《新时代与文艺》（《莽原》，1925年第14期），片山孤村的《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未发表，后收入《壁下译丛》），岛五郎的《生艺术的胎》（《莽原》，1926年第9期），武者小路实笃的《论诗》（《莽原》，1926年第12期）等等。

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对中国学人影响很大，一些作家、评论家在文章中都对其都有提及。1926年末，石评梅在《语丝》第104期发表《再读〈兰生弟的日记〉》，文中提到：“厨川白村，艺术的天才，是将纯真无杂的生命之火红焰焰地燃烧着自己，就照本来的面目投给世间，把横在生命的跃进的路上的魔障相冲突的火花，捉住他呈现于自己所爱的面前，将真的自己赤裸裸的忠诚在整个的表现出。”诵虞的《读文艺思潮论》以自己对《文艺思潮论》的解读，归纳了《文艺思潮论》的重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厨川白村研究史上第一篇正面评价厨川白村作品的文章。

厨川白村的译著在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传播，使得其精神分析理论深入人心，王锦厚认为当时厨川白村在中国所享的盛名甚至超过了在日本。这一时期译自日文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除了厨川白村的各种作品，另外还有松村武雄的论文《精神分析与文艺》，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重点考察了“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在文艺中的表现。

（二）周作人对日本文论的译介与研究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发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并介绍了坪内逍遥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神髓》。

《小说神髓》分上下两卷：上卷说小说的原理，下卷教创作的法则。他先说明艺术的意义，随后断定小说在艺术中的位置。次述小说的变迁和种类，辨明Novel同Romance的区别，排斥从前的劝善惩恶说，提倡写实主义。他说：

小说之主脑，人情也，世态风俗次之。人情者，人间之情态，所谓百八烦恼是也。

穿人情之奥，著之于书，此小说家之务也。顾写人情而徒写其皮相，亦未得谓之真小说。……故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

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而对于此假作之人物，亦当视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写其感情，不当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当以旁观态度，如实模写，始为得之。

《当世书生气质》就是据这理论而作，描写当时学生生活。虽然文章还沾草双纸的气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题文学士春乃家胧，也就很增重小说的价值。所以长谷川二叶亭作《浮云》也借他这“春之家”的名号来发表，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势力了。

周作人认为将日本小说与中国新小说作比较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说开辟了国内学者研究日本文学的先河。在此文中，他认为中国的新小说其实大多并不“新”，仍是旧形式、旧思想，“在旧圈子里转”。周作人非常重视《小说神髓》，认为中国有必要引介这本著作。他说：“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遗憾的是，虽然作者本人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都不可小觑，这篇演讲发表后对日本文学翻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小说神髓》这部日本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并没有在当时及时被翻译引进。

另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介绍了夏目漱石，这也是国人最早介绍夏目漱石。周作人认为夏目漱石主张的是所谓的“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为了解释这一点，周作人翻译并引述了夏目漱石《〈鸡头〉序》中的阐释“余裕的小说”一段话，并作了评述：

自然派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地、从从容容地赏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

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同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是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周作人开启了国内对夏目漱石的引介和研究，他将夏目漱石总结为“余裕派”，这种看法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三）相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

在“五四”前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兴趣已经更多地倾向于研究和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1920年4月陈望道根据日文翻译的中文本《共产党宣言》首次在中国出版，像这样的论著虽然不是直接研究文学问题的，但它们无疑是一些社会科学共同的理论基础，对准确、科学地认识文艺这一复杂的精神现象，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出于为现实需要服务的目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成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文论译介事业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从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主要是冯雪峰译自日本理论家升曙梦原著的《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戏剧与跳舞》等四部著作，大都由北新书局、《莽原》半月刊在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间出版。正如冯雪峰本人所说，他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在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的形势下，‘对于旧的文学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严正而峻烈的批评’，倡导‘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来评析‘现存的’文学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的X光线……去照彻现存文学的一切’，以促进革命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其他流派文论及理论家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译自日文的文论著作以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对别的流派的理论虽然也有介绍，但大都以单篇的论文为主。表现主义方面有程裕青译的山岸光宣的《德国表现主义的戏曲》一文，刊载于1921年8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上，该文简要介绍了表现主义运动的过程，说明了表现主义戏剧在德国兴盛的原因，并详细叙述了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品。自然主义文论方面有日本提倡与介绍自然主义的重要人物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由晓水译，刊载于1921年12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上。另外，汪馥泉译的刊载于1924年4月《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上的日本相马御风著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

理论家本间久雄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影响仅次于厨川白村的日本文论家，他的《文学批评论》一书曾由章锡琛翻译并在1924年的《文学周报》第132至第142期连载，而他的《新文学概论》一书曾由章锡琛和汪馥泉两人分别翻译，并在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书店先后出版，该书分前后两编，前编介绍文学的定义、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基本理论等；后编是文学批评论，论述文学批评的意义、目的、种类等。这本书在当时曾被许多高中和师范学校用作课本，影响颇大。

总之，这一时期对日本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以研究文学为目的者极少，即使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也是希望通过日本文学来输入欧美的文学观念和思潮。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的新文艺是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可见当时译自日本的文学和文论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王锦厚先生认为“五四”时期日本文艺理论对当时的中国新文学先驱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鉴日本人研究文艺科学的方法。“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学工作者所著的理论著作，对于日本人的见解或方法都有借鉴，这是无疑的。朱希祖就在翻译了厨川白村的《文艺的进化》后所写的“译后记”中特别强调了科学的制作方法，他说：“吾国文艺若求进化，必先经过自然派的写实主义，注意科学的制作方法，方可超到浪漫主义的境界。若不经过这个阶段，而漫然学起新浪漫派的文艺来，恐怕仍要退到旧浪漫派的地步，因为未讲科学而讲新神秘主义，未能写实而讲象征主义，其势不陷入空想不止的。”二是借鉴日本人的独创精神，如鲁迅曾言自己翻译《苦闷的象征》就是希图通过介绍厨川白村所表现的那种天马行空的大无畏的独创精神，来打破中国当时的萎靡锢蔽的局面。

二、1927—1937年的引介与研究

经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西方文论的翻译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2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文论翻译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文论翻译，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向30年代革命文学的转变，对外国文论的选择、翻译的方式以及翻译的目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文论的译介在这一时期占了多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文论是现代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来源。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二》以及当时的报章杂志统计，这一时期通过翻译进入中国语境的外国文论有200余本，其中苏俄、日本的文学理论占翻译总量的一半以上。下面重点介绍影响力较大的理论家和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

该著是夏目漱石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由张我军译成中文，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文学论》从社会心理学、美学出发，认为文学的内容由观念、理智、印象等“认识”方面的要素与情绪的要素两部分构成，以此展开他的文学观。后来的许多日本作家、学者对《文学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文学论》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文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在中国文论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周作人在译本序中对夏目漱石及其文学理论给予了充分评价：“到底夏目是文人学者两种气质兼备的人，从他一生工作上看来似乎以创作为主，这两种论著只是一时职业上的成绩，然而说这是代表他学术方面的恰好著作，亦未始不可。不但如此，正因他有着创作天才，所以更使得这些讲义处处发现精彩的意见与文章。……我平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如植物学地讲茶树，化学地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夏目的《文学论》或者可以说是茶的化学之类罢。”

（二）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及《新文学概论》

这一时期，本间久雄的多种著作都被翻译进来，《文学概论》与《新文学概论》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前者由章锡琛译，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者在1925年即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锡琛的中文译本，1928年再版。

《文学概论》共分四编：第一编“文学的本质”，以“想象”和“感情”为本位，论述文学的本质特征；第二编“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论述了文学与时代、与国民性、与道德的关系；第三编“文学各论”，论述诗、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及其特点；第四编“文学批评论”阐述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各流派、文学批评和鉴赏应有的态度。全书体系严谨周密，内容简洁精炼。《新文学概论》是《文学概论》的修订本，打破了原来的编排体例，分为“文学通论”和“文学批评论”前后两编。文学通论部分共十章，包括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质、文学的起源、文学的要素、文学与形式、文学与语言、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国民性、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道德。后编文学批评论包括文学批评的意义·种类·目的、客观底批评与主观的批评、科学的批评、伦理的批评、鉴赏批评与快乐批评（附结论）五章。每一部分、每一章节都旁征博引、横贯东西。

《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在我国的引介过程长达十年，这中间出版、再版多达12次。《文学概论》译本出版后，中国开始陆续出现一些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教材，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型。1927年田汉的《文学概论》出版，虽然这时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最终修订本《文学概论》还未出汉译本，但可以看出留学日本多年的田汉对本间久雄的学习、参照和研究。比较可知田汉的《文学概论》在章节分配和体例上几乎完全移植了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但在内容编写上田汉在内化了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后对其作了改写和补充，为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作出了指导。相较之前或同期国内的文学理论概说型著作和教材，田汉的这本更加全面、系统，也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教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式。后来的钱歌川的《艺术概论》（中华书局，1930年）和曹百川的《文学概论》（商务印书局，1933年）大体上都延续了仿写本间久雄与本土化内容相结合的模式，这种风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本间久雄的著作流行时间长，印刷数量大，传播广泛，对中国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概论的理论普及和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荻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

1933年，中国出版了该书的两个译本：上海知行书店出版的程鼎声的译本《诗的原理》与上海新华书局出版的孙俍工的译本《诗的原理》。此书分为概论、内容论、形式论、结论等四部分，论述诗歌的本质特征，诗歌的主观与客观，具体与抽象，诗与音乐美术，韵文与散文，叙事诗与抒情诗，以及浪漫派、象征派等诗歌诸流派。孙俍工在《译者序》中说：“在目下的中国诗歌界，这样有系统的著作，还不容易看见。”他认为荻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其中特点可说的处所正多。但最精彩的，要算是：全书把诗的内容与诗的形式，用了主观和客观这两种原则贯穿起来，作一系统的论断”，所以译者优先选译了荻原朔太郎的这部著作。

（四）木村毅的《小说研究十六讲》

此书于1930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高明译，主要论述小说的性质、特点、发展、流派等，对中国的小说理论建设、小说知识的普及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郁达夫的《小说论》在写作上主要参照的就是木村毅的《小说研究十六讲》。本书译者高明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书内容进行了一些改动，在“译者序”中提到：“原书根据新潮社昭和三年版。有些地方，讲的是一般中国人不很知道的日本事情，我怕反使读者生厌，所以大胆删去了。有些地方，用日本情形打的比方，我也改用了中国情形。”译者的这种主动行为，毫无疑问是以读者为出发点的。他对原著进行删改，目的是为了符合本语境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翻译文论在这里成为了“再创造”活动。

（五）平林初之辅的《政治的价值与艺术底价值——马克斯主义文学理论之商榷》

这篇文章发表于1930年1月的《小说月报》第21卷1号上。该文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目的、任务和构成上来分析其评价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指出“纯然政治的标准”与“艺术的标准”相互矛盾。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服务的，因此应该用“政治价值”来衡量，但对非无产阶级的作品则应该用“艺术价值”来批评，要采取不同的批评标准。尽管平林初之辅的观点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本篇文章的译者胡秋原受其影响，严肃认真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那种根据当时的实际政策或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事物的倾向。1931年底，胡秋原撰写《阿狗文艺论》与《勿侵略文艺》等文，既批判了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巡逻思想上的异端，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是最丑陋的警犬”，也指责无产阶级左翼文学“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艺”，“是艺术的叛徒”。他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胡秋原超阶级的文艺观受到了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文论家的批判，引发了当时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瞿秋白以政治家的阶级意识分析为基础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当无产阶级的公开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之上派的‘留声机’”。

（六）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

藏原惟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鲁迅曾说过：“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鲁迅从日文转译的一些俄文著作，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是以藏原惟人的译本为底本的。1930年，现代书局出版了吴之本译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收入了藏原惟人的主要论文《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运动的新阶段》、《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与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等等。藏原惟人的理论对革命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是他提出的“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所谓“创作方法”；这种“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的主张，对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影响最为明显。太阳社的钱杏邨（钱谦吾）曾明确表示，他所提倡的新写实主义，不是来源于苏联，而是藏原惟人。他写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一书，引证最多的是藏原惟人的话。钱杏邨在和茅盾等人的论战中，也主要是以藏原惟人的理论为武器的。藏原惟人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用普罗列塔利亚前卫的眼光观察世界；二是用着严正的写实主义的态度描写出它来。但是，太阳社的理论家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一条，而特别强调第二条。太阳社主要领导蒋光慈将革命文学作出如下定义，提出“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太阳社所倡导的激进的文艺观，受到了鲁迅等人的批判。鲁迅在《壁下译丛》一书的《小引》中指出：“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的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这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

（七）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该书是鲁迅1929年所译，原书是片上伸1926年所作，主旨如鲁迅在《小引》中所言：“不过愿于读者揭示先进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该书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文化诸问题，大量引证苏俄文艺界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观，来确立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化的地位。片上伸对资产阶级文学进行批判，进而展望无产阶级文学：“前时代的有产阶级的文学，是将那中心放在个人主义的思想上的，和它相对，无产阶级文学则将那根柢放在集合主义的精神上。前代的文学，是有神秘，悲观，颓废的特色的，和它相对，在新时代的文学里，则感到深伏的生活的欢喜的源泉。因为新的阶级，不是下山，而是登山。新时代的文学，是屹立于大地之上，在大众之中，和大众一同生活的。……文学是不仅令人观照人生的，因为它是作用于人生的强烈的力。”鲁迅选择翻译这部作品，是有其明确目的的。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引进各种流派，而各种流派在中国生存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且大多数流派在翻译进来时，译者都只是略知皮毛或失之偏颇，正如鲁迅在《小引》中所言：“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这正是鲁迅的目的所在。

（八）朱光潜与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也是这一时期对中国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1927—1937年间是小泉八云理论著作翻译的高峰期。他的理论对日本许多作家、理论家都有很大影响，包括厨川白村等人。在中国，周作人最早关注小泉八云，周作人对小泉八云的接受表现在他的小品文创作上，这里暂且不讨论。对小泉八云有直接研究并撰文的是朱光潜。1936年，朱光潜的文艺论文集《孟实文钞》出版，书中收录了朱光潜1926年所作的题为《小泉八云》的论文。朱光潜说：“他（小泉八云）是最善于教授文学的，能先看透东方学生的心孔，然后把西方文学一点一滴地灌输进去。初学西方文学的人以小泉八云为向导，虽非走正路，却是取捷径。在文艺方面，学者第一需要是兴趣，而兴趣恰是小泉八云所能给我们的。”朱光潜认为小泉八云的一些讲授西方文学的作品非常有趣，浅显易懂。这一点鲁迅也提到过：“在中国的外国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讲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运输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朱光潜着重笔墨介绍了小泉八云的生平，包括一些生活细节、创作习惯等，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这都是很有用的资料。文章的后半部分，朱光潜主要介绍了小泉八云的一些作品、观点，也附上了一些引例。引例甚至包括一些书信中的文学主张，这说明朱光潜对小泉八云的研究是很全面、仔细的。朱光潜对小泉八云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小泉八云那些介绍日本文化的书籍比“有趣的小说更有趣”。在写作方面，朱光潜很欣赏小泉八云那样反复斟酌的方式，希望初学作文的年轻人应该学习小泉八云，并认为他们需要进行“一番推敲的训练”，为此，朱光潜写道：“中国文字语言现在正经激变，作家所负的责任尤其重大，下笔更不可鲁莽。所以小泉八云的作文方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另外，朱光潜对小泉八云的教授方式极为推崇，因此他认为小泉八云的演讲集是最好的著作，他认为小泉八云最擅长的“不在批评而在于导解”。“所谓‘导解’是把一种作品的精髓神韵宣泄出来，引导你自己去欣赏”，“研究任何作者，都不应以其所长掩盖其所短，或以其所短掩其所长。小泉八云虽偶有瑕疵，究不失为文学批评家中一个健将”。朱光潜认为小泉八云的文学理论讲义对研究文学的学生来说是一部帮助他们入门的教材，对教授文学的教师们来说也是一部可以从中学到有用的教授法的好书。

（九）其他翻译家及文学理论教材

在前一个十年间，鲁迅带头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后，掀起了国内翻译厨川白村的高潮。这一阶段厨川白村的著作几乎都被译介进来，厨川白村也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艺的最重要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在很多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学人的理论著作和文章中，厨川白村的理论都被引述和评论。鲁迅延续了上一阶段对厨川白村理论的兴趣，经过几年的接受和研究，鲁迅的文章中体现了对厨川白村的批判。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写道：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以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

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可见鲁迅对厨川白村并不是一味的赞赏和赞同，结合当时中国文艺革命的实践，鲁迅认为厨川白村的观点有些也是不适用的。除鲁迅外，郁达夫、田汉、郭沫若、石评梅、胡风、陆翎等人都或多或少对厨川白村的理论有研究，或者说至少厨川白村对他们的创作和文艺观是有影响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零散的研究文章，例如：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史讲话——两种力》、张若谷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去病的《没有苦闷没有文艺》等。19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厨川白村的影响也逐渐淡去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兼收并蓄的译介倾向。翻译的理论作品有日本文论家独创的理论著作，如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等。有的是向社会一般读者发行的普及性读物，或是学校的教科书或讲义，例如，小泉八云的《文学十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楚。还有些关于文学概论的教科书，对小说理论、诗论、文学批评等方面都有涉及。这种译介上的兼收并蓄的倾向，也可以从几种综合性的文论译本上看出来。如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编译的日本文艺论文集《壁下译丛》。该书选择了25篇文章，除了一篇是俄国开培尔所作外，其余均为日本作家、评论家的论文。其中包括：片山孤村的《思索的惰性》、《自然主义的理论与技巧》、《表现主义》，厨川白村的《东西之自然诗观》、《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岛崎藤村的《从浅草来》（摘译），有岛武郎的《生艺术的胎》、《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易卜生的工作态度》、《关于艺术的感想》、《宣言一篇》、《以生命写成的文章》，武者小路实笃的《凡有艺术品》、《在一切艺术》、《文学者的一生》、《论诗》，金子筑水的《新时代与文艺》，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阶级艺术的问题》、《“否定”的文学》，青野季吉的《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关于知识阶级》、《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升曙梦的《最近的戈里基》。鲁迅在为译本写的小引中说：“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片上伸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争，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两派的主意之所在。”可以看出，所收文章属于各家各派，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介绍日本现代文论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译本。

其二，左翼文论的重点译介。与这一时期翻译文论总的特征相适应，对日本左翼文论的译介在整个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中占重要地位。左翼“革命文学”的最早提倡者是创造社的成员，他们当时都是留日学生，深受日本左翼文学影响。因此，中国的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形成了译介日本左翼文论的高潮。译介的主要著作有：平林初之辅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林骙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青野季吉《艺术简论》（陈望道译，大江书铺，1928年）、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以及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鲁迅译，大江书铺，1929年），还有冯雪峰等人翻译的升曙梦所著的研究和介绍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几种著作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日本左翼文论的译文集，如冯宪章编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的《新兴艺术概论》，选译了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小林多喜二等十二人的十二篇文章，等等。这些翻译进来的左翼文论，对中国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论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青野季吉的“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的理论，对创造社成员“革命文学”的提倡，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李初梨写了一篇《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把青野季吉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把是否有“目的意识”看成是区分无产阶级文学和非物产阶级文学的标准；主张在文坛上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三、1937—1949年的引介与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全面展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日两国的文论译介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坛、文艺界就逐渐走向了军国主义化。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势必受到很大影响，加之很多日本文学翻译家也加入到了抗日战争中，停止了翻译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骤减。

从1937年7月到1949年底，八年抗战加上三年内战，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本只有五十来本，平均每年不到7本，发表在杂志上的译文也大幅度减少，对文学理论的译介更是少之又少。在文学作品译介方面，主要有对在华流亡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反战文学的译介，例如：《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夏衍、林林等译，汉口新国民书店，1938年）和《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现实社编，汉口现实出版社，1938年）等；在对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方面，主要有成濑清《现代世界文学小史》（胡雪译，光华书局，1938年）、森山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林焕平译，希望书店，1940年）、木村毅《怎样创作与欣赏》（罗曼译，上海言行社，1941年）、米川正夫《我国文艺思潮》（任钧译，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升曙梦《杜斯妥夫斯基论》（陈秋子译，《文学批评》创刊号，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日本人二宫尊德及其他》（曹晔译，上海政治月刊社，1943年）、内山完造《文坛史料》（杨一鸣编，大连书店，1944年）、秋田雨雀《文学名著研究》（杨烈译，成都协进出版社，1947年）以及升曙梦《高尔基的一生和艺术》（西因译，上海杂志出版社，1949年）等书。

鹿地亘是日本比较出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于1936年11月，与夫人池田幸子秘密逃亡到中国。鹿地亘在华期间写的大量政论性文章，均很快被译成中文发表。1938年，中国出版了两本专门介绍和宣传鹿地亘的书。一本是衣冰编、汉口新国民书店1938年出版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该书收集了发表于中国报刊上的鹿地亘的文章及中国作家的评介文章，其中有鹿地亘的《现实的正义》、《所谓“国民的公意”》等反战文章四篇，散文和诗歌数篇，译者有夏衍、林林、高荒等；另有我国作家写的介绍鹿地亘的文章四篇，包括胡风的《关于鹿地亘》、荒原的《欢迎中国的友人鹿地亘》、楼适夷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还有大公报上的文章《鹿地亘讲演感言》等。另一本介绍鹿地亘的书是汉口现实社编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该书编辑了我国作家黄源、胡风、楼适夷、宋云彬等人在《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鹿地亘的文章，还有鹿地亘本人及夫人的诗文、小说等。1939年，胡风把鹿地亘的文学评论编辑起来，作为“七月文丛”之一翻译出版，书名为《爱与恨的小记录》。1940年，国民党图书出版社将他的时事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日本当前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译介转向，即国内翻译了一些日本汉学著作。隋树森是这一时期致力于日本汉学著作翻译的学者。隋树森是我国元曲研究专家，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国立译馆任职，他通晓日文，故翻译了许多日本汉学大作，有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说》（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和《元人杂剧序说》（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盐谷温的《元曲概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世界书局，1943年）等。这些汉学著作的译介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意义重大。

与文论引介一样，研究活动也在这一阶段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研究活动是本间久雄影响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著。1930年代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译介后掀起了国内编写文学理论教材的热潮。上一节介绍了田汉等人对本间久雄模式的沿用。1940年代，在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这种潮流开始减退，但依旧有很多学人热衷于编写文学原理教材。有顾仲彝、朱志泰合著的《文学概论》（永祥印书馆，1945年）、张长弓的《文学新论》（世界书局，1946年）、张梦麟的《文学浅说》（中华书局，1948年）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并不满足于仿写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而是在此基础上改造创新，力图建立本土化的学科体系。例如：张长弓的《文学新论》中独开一章论说中国文学的特质。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的第三编“文学各论”中只讲到诗、戏剧、小说并没有专门论述散文、小品文，而顾仲彝、朱志泰的《文学概论》和张梦麟的《文学浅说》则加入了散文、小品文的论述，可见他们结合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坛风气作了本土化的研究。本间久雄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写作模式被后来的许多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者所沿用和参考，推动了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潮流。194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还有：以群的《文学底基础知识》、田仲济的《新型文艺教程》（重庆华中图书公司，1940年）、王秋萤的《文学概论》（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蔡仪著《文学论初步》（香港生活书店，1946年）、林焕平著《文学论教程》（香港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年）等。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引介因应革命，研究针对现实

一、1900—1917年的引介与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由“三途并行”转变为“一途独进”。所谓“三途”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是通过三条路径传入我国的，即欧洲路线、日本路线和俄苏路线，而所谓的“三途并行转向一途独进”则是指，“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的“三途并行”转向了“一途独进”。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国人对于西方的语言和相关资料的掌握都不完善，所以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俄国，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日本。确切地说，中国人真正比较全面地接触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日文转译而来。通过日本学者的中介，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其中，河上肇的译著，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对这些文本的解释也为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所接受。从1919年起，河上肇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出版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除河上肇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起到显著影响的代表人物还有山川均、栉田民藏、安部矶雄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李大钊，正是受到了河上肇以及安部矶雄的深刻影响的。而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主要来自英法两国，通过在华传教士和留学欧洲的学人而传入中国。

由于近代中国与日本有着某种相似的历史关联性，因而伴随有相似的“身份认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当时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也有着某种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是思想传播与交融的必要媒介；文化源泉上，两国的文化背景有着许多同质同源的元素。因此，从日本中转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

在中国人自己的文章中，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著述中。他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作过片段性的介绍，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梁启超再次谈到马克思：“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此外，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最为详细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译介的是同盟会成员，代表学者为朱执信，他最早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作了摘译。1905年11月，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尔克（马克思）、非力特、嫣及尔（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节译了其中的十项纲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

除《民报》外，在反映同盟会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天义报》上也陆续刊载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译文。1907年12月，《天义报》第13、14卷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有关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全文，标题为《共产党宣言序言》，这是国内最早的恩格斯著作完整译文。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革命思想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介绍浪潮渐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译介也日渐增多。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著作的直接翻译以及马克思文论思想的译介、研究开始日渐高涨。

1912年5月到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上，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连载了施仁荣翻译的弗勒特立克恩极尔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部分内容。这是国内最早译载的恩格斯的著作。

以上所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思想经由欧洲路径在我国初期传播的基本情形，由于是初次接触，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还没有系统和整体性的了解，所做的译介和研究只是有选择性的面向经典文本的“理论旅行”。同时，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国人选择和运用理论时把“实用主义”作为首要原则。而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主体仅集中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又进一步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和理解，带有选择性的遮蔽或放大。

二、1917—1927年的引介与研究

在“五四”前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兴趣已经更多地倾向于研究和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1920年4月陈望道根据日文翻译的中文本《共产党宣言》首次在中国出版，这是在华夏土地上，第一次将“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这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作为一种理论的武器，交到中国人民大众的手中；这也是第一次以最通俗易懂的最精练最有力度的中国语言文字，将革命者的呼唤和号召，传递给亿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渴望着光明与解放的劳苦大众的手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出于为现实需要服务的功利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也就成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这其实也是当时的新知识分子的共识，是否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成了衡量各种理论与学说的基本尺度。1921年1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上，刊登了海晶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平林初之辅的《民众的理论和实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详细辨别了关于艺术分类的三种不同意见，指出托尔斯泰的“艺术是民众的”和古尔孟的“艺术是贵族的”两种意见的错误，不认为“艺术在本质就分成民众艺术和贵族艺术”，而主张在把艺术归还民众的过渡时期里，“我们能够讲民众艺术之对于贵族艺术，无产阶级艺术之对于有产阶级艺术的对立”，用现实中民众艺术被用作“有产阶级宣传的工具”的无可否认的事实，驳斥了那些认为“表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品是宣传艺术”的论调。

这一时期从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主要是冯雪峰译自日本理论家升曙梦著的《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戏剧与跳舞》等四部著作，大都由北新书局、《莽原》半月刊在1926年11月至1927年四月间出版。

从翻译家贡献来说，李大钊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先进分子，与陈独秀相似，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而接受的。李大钊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把唯物史观作为批判武器用于中国的文学现实当中，可以说唯物史观是贯穿于他的马克思文论中的一根红线。

李大钊在其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过准确的描述：“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基础（basic）与上层（überbau）。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学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

在上述论著外，李大钊还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概观李大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包括如下几方面：物质作为精神的基础构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化是作为历史变化的基本力量。

李大钊的现实主义文论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李大钊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突出文学的“救时济世”之功用。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李大钊集中论述了这个观点：“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李大钊认为文学之新，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作品的“素质”和作者的“心理”，而流行于当时的文学大都缺少这种“素质”和“心理”，“今日文学界、思想界的莫大危机”亦在于此。要克服这一危机，李大钊认为需要的深厚土壤——“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要求文学面向现实，反映社会，主要是实现“匡时济世”之理想，所以他认为新文学应以“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为时代精神，强调“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而“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

从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李大钊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启迪民智，引导农民运动的发展。与政治上的“以俄为师”同步，在文学领域中，李大钊也强调“以俄为师”，在其用马克思主义文论观点观照俄罗斯文学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文章中，李大钊评论俄罗斯文学极具刚强血性，认为就在于它“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同时李大钊盛赞了俄国文学同革命与人民间的紧密联系，揭示出了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人民性，强调我国文学也必须实现为革命、为人民代言的任务。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问题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传播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像鲁迅先生所评论的，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乃是一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这一时期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作品不是很多，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主要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开始兴盛起来的，但这一时期对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无疑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三、1927—1937年的引介与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方面，这一时期可谓爆发期。在这十年间，国内学者大量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弗里契、布哈林等人的论著及观点，主要有苏汶译波格丹诺夫的《新艺术论》，雪峰（冯雪峰）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及《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苏联文论合集《文艺政策》，沈端先（夏衍）所译柯根原著《新兴文学论》。内容主要包括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艺术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

（一）“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由苏联“拉普”于1930年提出，1931年冯雪峰就将有关这一理论的一些文章翻译了进来，如法捷耶夫的《创作方法论》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把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同起来，其结果只能导致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造成千篇一律的说教式地描写生活。左翼文坛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创作上出现了不良倾向，同时对这一理论的错误也是有所纠正的。1933年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一文中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一口号便是‘拉普’组织上的宗派性质在批评活动上的反映。‘拉普’的批评家们常常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抽象的烦琐哲学的公式去绳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所提出的艺术的方法简直就是关于创作问题的指令、宪法。结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斗争就变成了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创作实践的脱离，对于作家的创造力和幻想的拘束、压迫。”把文学变成政治的附庸，公开或曲折地全盘否定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主张以纯政治、纯阶级的眼光看待文艺创作；与之相对的是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取消论”。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本身的主要精力将用于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以及为了生存和进一步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运用这个政权”。因此，“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新社会的生产——文化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而斗争的革命——战争的制度”，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将无暇顾及新文化的创建，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没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

（二）“艺术社会学理论”

“艺术社会学理论”主要源于弗里契。1930年代初，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欧洲文艺发展史》和《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等论著被翻译进来。其艺术社会学理论认为艺术不仅能反映生活，而且能组织社会生活，是“组织社会生活的特别的手段”，艺术社会学的任务“在究明一定的艺术的类型对于一定的社会（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形态）的合法则的适应”，这就把阶级斗争的学说直接纳入艺术创造的过程并指明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不少文论家接受了弗里契的观点。冯雪峰认为，弗里契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第一次将艺术发达的方法弄成分明，而且将那最初的系统，给予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了”。刘呐鸥翻译的《艺术社会学》于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他在“译者后记”里称赞该著“是纪念碑性的”。胡秋原翻译的《艺术社会学》由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胡在“译者序言”中指出，弗里契是“革命后，更以唯一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与其渊博之修养，精严之学风，卓然为苏联学术界泰斗”；“驱使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方法，超越前人之足迹，创立新颖的学说，建严整明快的体系，树综合宏大之规模，对于广大的艺术研究，与以史的唯物论之新的方法，新的观点与标准”。卢那察尔斯基称弗里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者，而即作为一般艺术学者亦杰出之人”。在译介的过程当中，除了一味盲从和推崇，人们也不断发现弗里契理论的偏差。瞿秋白在《论弗里契》一文中指出，弗里契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艺术科学的第一个人，这是他的功绩；但他的理论中包含着机械论的错误，如宣扬文艺能够组织生活的论调、宣扬只有党派的文艺批评才符合科学的文艺批评，他往往忽略历史的具体性，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等等。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我国的文艺界影响很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成为指导性的创作方法。1932年，苏联成立全苏作家协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1933年，我国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陆续出现。《现代》第3卷第6期发表了任钧翻译的华西里科夫斯基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认为这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周扬在《现代》第4卷第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涵和要求。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之后，《现代》、《文学》、《申报·自由谈》等杂志报刊都予以介绍。1937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楼逸夫所译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就是对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后苏联文论方面的新发展所作的简要概括。这一创作思想极大地影响了30年代的左翼文坛，纠正和克服了“拉普”的许多极“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建设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应当指出，以一种章程和法规的形式将创作方法定于一尊，也给创作领域带来了概念化、说理化的负面影响。

这十年间的外国文论译介的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独树一帜。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非常重视，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主要翻译苏联、日本等国家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和专著。瞿秋白和鲁迅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的中坚力量。瞿秋白早年旅苏，对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掌握也充分全面得多。他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编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现实》，集中阐释并宣传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学见解，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素养、解决中国实际的文艺问题，很有启迪和帮助。研究者指出，“瞿秋白的文学思想，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下启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在中国新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不朽遗产”。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几年，鲁迅还没有真正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直到1928年以后，当鲁迅身处左翼联盟内部的“革命文学”斗争的旋涡时，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才开始发育成长。这期间，鲁迅开始大量地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包括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高尔基等文艺理论家的著作。这种翻译、研读经历，使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逐渐内化为鲁迅文学观念的基本思想。鲁迅集中翻译了四种文论，包括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论文集《文艺政策》。1930年，鲁迅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他的思想系统中的真正成熟。鲁迅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鲁迅肯定文艺要为大众和现实服务的作用，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中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到1930年代初，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译介和研究已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工作，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家、革命家，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传播者和实践者。正是由于瞿秋白的引介和运用之功，19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新的纵深发展。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对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作家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前所述的郭沫若，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过程中，不断审视文艺的外部规律，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批评当中。同时文艺界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论战，持左翼观点的文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到论战当中，如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两个口号”的论争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色彩。

四、1937—1949年的引介与研究

1938年，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第一次高潮；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第二次高潮。在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言。这个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结。在两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高潮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辑：《抗战时期参考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无疑，其中后三套书中包含了马恩列斯的重要的文艺思想。

1940年6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曹葆华、天兰译，周扬编校）。该书收录了5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著名书信：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还刊载了苏联学者写的两篇论文。周扬亲自写了“后记”。

1941年5月25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上发表了肖三译《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这本书是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38年的版本翻译的。原版本分为三部分。前两个部分“论文化与文化遗产”、“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其中收入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论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5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列宁的有关命令和指示，以及附录。肖三翻译了前两部分作为上册，原打算第三部分作为下册，但后来下册未能面世。

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苏联罗克托夫编，曹葆华译。这本书汇编了当时能收集到的斯大林涉及文化问题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曹葆华的这个译本分三部分：《斯大林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见解》，《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斯大林的印象》。《斯大林与文化》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学习和研究斯大林的文艺思想。

1942年1月15日，延安大学双月刊《谷雨》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曹葆华翻译的《列宁与艺术创作的根本问题》。

1942年5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博古译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名著的全文。1926年以来，该文就有中译文，但都为节译，所以博古的译文是第一次在我国报刊上发表，而且又是在整风时期的延安，因此就有着特殊的意义，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周扬即着手编纂《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不单收入了马恩列斯的文艺论述，还收入了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的有关文艺论述。全书分5辑：《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和《作家，批评家》。这本书于1944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可以说是集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辟论述的一本文辑。出书前曾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成了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正如周扬在“序言”中所指出的，“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周扬的分析清楚地阐明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血缘关系。

抗战时期的重庆和上海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出版和宣传的重要阵地。抗战时期，党中央不仅在延安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同时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国统区和沦陷区进步的出版界翻译、出版革命理论书籍。重庆和上海就是重要的阵地。在重庆出版的主要马列主义文艺论著有：1940年8月10日，《群众》周刊第5卷第2期上发表了《斯大林论民族文化》，戈宝权译，文中收摘了斯大林论民族文化的12个片断。1940年8月15日，《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上发表了《列宁与斯大林论电影》，戈宝权译。1940年11月15日，《群众》周刊第5卷第11期上发表了《斯大林论苏联文化革命》，戈宝权译。1940年11月15日，《文学日报》第2卷第10期上发表了《见于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戈宝权译。1941年1月10日，《文学阵地》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译。1943年，《群众》周刊第8期和第9期上以《列宁论托尔斯泰》为总标题，收载了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三篇重要文章，戈宝权译。1943年，重庆读者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肖三译的《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前面已提到1941年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1943年以后，该书在山东、佳木斯、苏南、香港等地先后翻译出版。

抗战时期，上海出版了下列马列主义文艺论著：1938年3月，上海新文化书店出版了《列宁给高尔基的信》，由何芜根据日文重译。这本书收载了列宁1908—1913年给高尔基的16封信。这是我国翻译出版最早的一本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集。1938年8月31日、9月15日、9月30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译本先后出齐，译者郭大力、王亚南，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及第二版跋对文艺家如何正确观察人、研究人、反映和表现人，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所揭示的关于辩证法以及阶级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同时，《资本论》本身也蕴含了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1940年10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艺研究所里希夫茨等人编，1933年出版）。这本书是楼适夷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该书分为三部：第一部，社会生活中艺术的地位；第二部，关于文学的遗产；第三部，观念形态的艺术；共摘录马恩文艺论述40多段。马恩的几封著名的文艺书信全文收入。这本书在苏联，也可以说当时在世界上是较早的一本辑录艺术理论的文集。它反映了马恩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1940年12月15日《文学日报》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列宁论作家》，吕荧译。其中记录了列宁论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乌斯宾斯基、高尔基、谢甫琴科、马雅克夫斯基、巴比塞、辛克莱、约翰·里德等10位作家的论述。1940年，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第一个译本，贺依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虽然在抗战以前已经有了译本，但是抗战期间在上海的陈晓时（即后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圭如）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重新翻译列宁的这本哲学专著，并参考了英、日、德、俄多种版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潮，详尽论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这本书对文艺工作者用正确的认识论和反映论来进行创作，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

除重庆、上海出版的上述著作以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马恩文论专辑，即1939年11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译者为欧阳凡海。这本书收入了马克思致拉萨尔、恩格斯致拉萨尔、玛·哈克奈斯和保·恩斯特的4封著名的文艺书信。把马恩的重要文艺书信汇编在一起，这在我国是第一次。这本书还收藏了苏联学者席勒尔的两篇论文：《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和《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人物”的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它最早是由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的。他认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恩格斯是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来表述的，并形成了他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当代文艺学除了对典型问题集中讨论时把恩格斯的表述作为主要依据之外，对“人物”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游离于恩格斯的典型论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艺术的真实》由郭沫若翻译，群益出版社1949年刊行。书中包括抽象与具体性、思辨的方法之虚伪的自由、布尔乔治的典型之理想化、文学中的典型及社会关系歪曲之暴露、布尔乔治浪漫主义文学之肯定的典型之暴露、被揭发了的“立场”之秘密等内容。

总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系统化译介，转折点即1942年《讲话》的发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由过去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单篇文艺论著或片断，转向翻译、编辑和出版其文论集或专题汇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系统传播。

第四节 俄苏文论：引介系乎时序，研究关乎人生

一、1917—1927年的引介与研究

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不完全统计，在1917—1927年的十年间，我国共出版各国译本225本，其中作品200种，除“总集”类外，单行本187部，其中俄国作品就有65种之多，占总译作品数量的三分之一，可见当时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地位。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新知识分子看见了新的希望，他们试图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探讨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因此，“五四”以后出现了翻译俄国文学的热潮。对于这种现象，瞿秋白指出，“我们创造新文学本来就不一定取之于俄国文学，然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而李大钊则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了俄国文学的特色及作用。他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俄国文学的这两种特质正好符合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尤其是与文学研究会的要求一拍即合，俄国文学及文论在中国出现译介热潮也就不足为奇了。文学研究会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出版了《俄国文学专号》，首次在我国以较大篇幅介绍了俄国文学理论。

这一时期译自俄国的文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

托尔斯泰在当时因为道德和人格的魅力，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受推崇，他的作品在当时译进来的就有12种之多。托尔斯泰的著名的理论著作《艺术论》也在1921年由耿济之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著作里，托尔斯泰批评了“现代艺术所走的不正确的道路”，包括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印象主义、自然主义等。托尔斯泰认为，艺术不是少数人“享乐的工具”，而是“人与人相互之间交际的手段之一”，“不过艺术这种交际手段和语言有所不同：人们用语言来相互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情感”，艺术的真正使命在于传达感情。艺术既然是传达感情的工具，那么情感的感染力如何，就成了评价艺术优劣的标准。他认为艺术的感染力大小取决于感情的独特程度、感情的清晰程度和感情的真挚程度等三个因素。同时，托尔斯泰认为，未来的艺术应该是全体人民的艺术，肯定了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

另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这一时期译自俄苏的主要文论思潮之一。“五四”以后，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就开始译介进来。1920年10月《新青年》（第8卷第2期）刊载了郑振铎译的高尔基的《文艺与现在的俄罗斯》一文，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了震瀛译的《苏维埃的保存艺术》。另外，1923年7月《小说月报》（第14卷第7期）刊载了耿济之译的俄国诗人布利乌沙夫的《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该文中作者用“昨日”指“渐渐从舞台上退下去了”的象征派，用“今日”指在1917—1922年这五年间占据俄国诗坛的“主要人物”——未来派，而用“明日”比喻在“形式上趋于独立”的劳工诗人，并且将劳工诗人分为两种潮流：“一种人以任何临时的形式为满足，不过就是预备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又有一部分人力求使自己的诗的外形和他们所处的新世界相适应，又为着取得这样的适合，有的自己造成新的形式、新的诗句和新的语言，有的便从别派的诗人那里，象征派、未来派和想象派那里，新取出的技艺。”1925年，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1923年到1924年，苏俄文艺界曾就文艺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参加论战的有《列夫》、《在岗位上》和《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团体。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从当时的俄国杂志中选译了三篇论文：诸沙克的《文学与艺术》、阿卫巴赫等八人联名的《文学与艺术》、瓦浪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等三篇，另外还附录了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而附录的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正是“用Marxism于文艺研究的”。

“别车杜”的名字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但作为批评家被论述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1921年9月，郭绍虞在《小说月报》发表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一文，是国内第一次论述“别车杜”文论思想的文章。作者认为“裴林斯基为俄国批评界的嚆矢”，“当时俄国的文艺差不多随其思想为转移。”郭绍虞在该文中把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划成三个阶段:“最初是鲜霖哲学的思想，次为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最后为黑格尔哲学左派的思想。其前二时期都为纯艺术的主张，最后始有人生的倾向。”对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批评”思想，文章也做了简单的介绍。

1926年，一声译的《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44期，列宁于该文中首次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并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首先，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反对把文学事业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割裂开来，明确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其次，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包括文学事业，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决不能为饱食终日的少数人服务。第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最后，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必须坚持两个“无可争论”，保证两个“广阔天地”。他明确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人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译介的俄苏文论对中国文学及文论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俄苏的现实主义文学及文论的译介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根本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不是把文学当作载道的工具，就是把文学作为娱乐消遣的玩具，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向人和人性的方向发展。“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大都深受俄罗斯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影响，因而积极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血与泪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

二、1927—1937年的引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苏俄文论被大量翻译进来，在这十年的翻译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受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之外，苏俄文论本身所取得的成就也影响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另外中俄两国国情的相似性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十年间苏俄文论的译介，重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上文进行过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文论著作得到了译介，主要有韩侍桁所译的《俄国文学史》，著者为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以及日本学者刚泽秀虎所著《郭果尔研究》等。《俄国文学史》1930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原作是克鲁泡特金在美国波斯顿市罗威尔学院的八回讲演的集合物，这一译本根据1916年的增补本译出，同时参照了日译本。原书名为Russian Literature:Ideals and Realities（《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为适应出版要求，更名为《俄国文学史》。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为“序论”，从俄罗斯语言讲起，按时间顺序概述了初期民间文学、约翰四世时的教会分裂、18世纪彼得一世时的作家、凯瑟琳二世时的共济会以及19世纪初叶的文学状况；第二章“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主要介绍了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经历、莱蒙托夫以及同时代的诗人与小说家；第三章“郭果尔”研究了郭果尔的生平以及他所主张的理论对俄国文学的影响；第四章“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介绍了两位大文豪的生平及创作，考察了他们的艺术特色。第五章“冈察洛夫—杜斯退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对几位作家及同时代诗人进行了考察；第六章“戏剧”从俄罗斯文学中戏剧的起源讲述到A.K.托尔斯泰以及其他剧作家；第七章“民众作家”，分别介绍了初期、中期和现代三个时段的民众作家，其中现代写实主义以高尔基为代表；第八章“政治文学—讽刺文学—艺术批评”，对政治文学、讽刺文学及艺术批评进行了分析。克鲁泡特金偏重于从社会的意义与背景来解释文学，他在序言中讲到：“这一个国家的最好的人们，便选择了诗歌、小说、讽刺或文艺批评，作为表现他们的灵感的，他们的国家生活的观念的，或是他们的理想的媒介了。在俄罗斯，一个人为理解那个国家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理想——作为俄国社会的历史不分的灵感，不能看议会的报告书或是新闻纸上的论说，而是要看它的艺术的作品的。”

除了从俄文直接译介传播，也有从日本转译的俄苏文论，如陈雪帆译的刚泽秀虎的《苏俄文学理论》、许亦非译的升曙梦的《俄罗斯现代思潮及文学》、韩侍桁译的刚泽秀虎的《郭果尔研究》等。其中《郭果尔研究》于193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原文连续刊登在日本早稻田思想文学研究会编的《文学思想研究》上，几篇单独的论文排列成有次序的研究之作。著作主要对郭果尔所处时代的文学状况、郭果尔的艺术以及郭果尔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研究。

这一时期有不少文学家都对苏俄文论进行了译介，比较集中、影响较大的有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人的译介活动。

1929年4月和8月，鲁迅分别译完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与《艺术与批评》。卢那察尔斯基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同时又坚决反对离开了艺术性来谈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卢那察尔斯基（又或译为“卢纳察尔斯基”“卢那卡尔斯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者。

《艺术论》译本是鲁迅从升曙梦的日译本重译出来的，集中了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与革命》、《实证美学的基础》两本书的部分内容，包括《艺术与社会主义》、《艺术与产业》、《艺术与阶级》、《美及其种类》、《艺术与生活》以及《美学是什么》六部分。卢那察尔斯基在《艺术与阶级》中说：“各个阶级，既然各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现实的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理想，便也有自己的美学。”受其影响，鲁迅在他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指出，文艺所表现的人们的性格、情感等，“都受支配于经济”，因而“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艺术论》宣扬了列宁的文艺思想，其对于庸俗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并对文艺的发展规律，以及新文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鲁迅在接受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论时是有所取舍的。鲁迅指出，文学虽然带有阶级性，但并非只有阶级性，这就避免了机械的教条的阶级论。他指出，文学同时也带有普遍性，共同性和永久性，这是辩证统一而比较全面的看法。

《文艺与批评》共收录了7篇文章：第一篇是鲁迅选译的关于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文章，从日本尾濑敬止的《革命露西亚的艺术》当中选出，简略叙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生涯、思想主张及该书的主旨，作为该书的序言；第二篇《艺术是怎样地发生的》是根据金田常三郎所译《托尔斯泰与马克思》的附录重译的，而金本又是从世界语译出，这个译本经过了几重翻译；第三篇《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重译自日本杉本良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第四篇《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也是重译自金田常三郎的译本，其中卢那察尔斯基将“非有产者的底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非有产者的精神主义，称为托尔斯泰主义”；第五篇《今日的艺术与明日的艺术》和第六篇《苏维埃国家与艺术》是从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译出，原文收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与革命》当中；最后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是根据藏原惟人的日译本重译的，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原则。鲁迅希望借此“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来警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1928年5月开始到1930年，鲁迅翻译了《文艺政策》，陆续刊登在《奔流》月刊上。关于《文艺政策》的翻译，鲁迅有明确的目的。1928年，中国文艺界发生了几场大的论战，鲁迅似乎成为众矢之的，而批判他的多是留学归来的年轻的革命文学家。不过对鲁迅的批判，多为政治批判甚至人身攻击，几乎没有关注学术本身。鲁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家有些糊涂”，因此翻译《文艺政策》，以便“于社会上有些用处”。《文艺政策》主要有4篇：《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该书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该篇是苏联党内关于文艺政策不同意见的大讨论，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立场；一是由瓦朗斯基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化成立的立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统治时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无产阶级在如此短促的时期之内，是创造不出独立的文化来的。第二、第三立场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无产阶级统治将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内，无产阶级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化。不过第二立场和第三立场的观点也有不同，站在第二立场的瓦进及其他“那巴斯图”派主张在文艺领域内，党的领导和干涉是必要的。而第三立场的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则认为党的干涉对文艺的发展有害无益。这些争论，在该书所收第三篇，即1925年所发表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中得到了解决，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中立的艺术，文学有其阶级特性，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发挥其指导作用。“从这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现实，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在此，鲁迅强调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要摆脱机械的和教条的习气（即所谓“‘符咒’气味”）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没有地址的信》（《艺术论》）一书鲁迅译自日本外村史郎的日译本，包括了普列汉诺夫（又或译为“蒲力汗诺夫”）的三篇信札体的论文。第一篇《论艺术》首先提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将艺术的特质，定义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的形象的表现。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艺术》根据人类学家的实践之谈，证明原始狩猎民族为共产主义的结合。第三篇《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批判了文学起源“游戏说”，证明了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唯物史观的命题。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很高，认为“普列汉诺夫也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的美学的古典的文献的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对鲁迅的影响较大。1930年5月，鲁迅在翻译完《艺术论》一书后，即肯定了该书关于文艺起源于劳动的观点。鲁迅关于文艺起源的论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发生论的基本观点，也完全切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鲁迅称得上是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的革命者，他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中，对于一些容易滑入机械决定论或机会主义的言辞表述，鲁迅能够在正确理解本意的基础上，将表述进行修改，这样就能够使国人免于滑入机械决定论的误区，从而对普列汉诺夫作出正确地认识。鲁迅在翻译完《艺术论》之后，又根据其所掌握到的相关材料，写出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在序言的篇末鲁迅对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主旨作出了言简意赅的总结：“详言之，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的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的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认识，但美则凭直感的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被发现。所以美的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乐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的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美的功利观到审美观的发展过程，这就可以避免对普列汉诺夫作出彻头彻尾的文学功利主义者或机械决定论者的有失偏颇的评价。

冯雪峰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家而崛起于中国革命文坛的。1928年9月，他重译日本藏原惟人、外村史郎原译的《新俄的文艺政策》，由光华书局出版。此后翻译的苏俄文论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论法兰西的悲剧与喜剧》，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等等。《艺术之社会的基础》于1929年由水沫书店出版，还包括《关于艺术的对话》、《新倾向艺术论》外二篇。《关于艺术的对话》阐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观，他把现实主义和生气勃勃的美学感觉确定为无产阶级未来艺术的准则；《关于艺术的对话》被人们称为他的“美学宣言”。在该书中，卢那察尔斯基驳斥了“粗浅的民粹主义”把艺术作为“阶级斗争和技术主义时代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加以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观点，批判了“民粹派知识分子”从纯实用意义出发的庸俗社会学和狭隘功利主义观点，强调艺术家首先应当成为艺术家，并且应当强于“宣传家”，还谴责了颓废主义和纯艺术观。他认为，“最伟大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艺术家的职责在于教导人们勇敢地热爱生活，按照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变成或大或小的英雄”。在真正的艺术中，没有东西不是号召生活的，“任何生气勃勃的、真正美的艺术实质上都是战斗的”。他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的艺术必将诞生，因为“无产阶级正在成长和奋发起来，并且已经开始认识到艺术的价值”。

《艺术与社会生活》是根据日本藏原惟人的日译本重译的，初译成中文出第一版是在1929年8月。再版之后，译者冯雪峰觉得译文有生涩及不妥之处，“改译数处及更多字句甚多”，于1937年10月重排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是普列汉诺夫1912年10月在巴黎的演讲稿改成的，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艺术与解放运动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问题。在阶级社会中，艺术和物质生产失去了直接的联系，但是艺术的社会作用并未丝毫有所削弱，相反却大大增加了。作家的活动是为他所从属的阶级制约着。在资产阶级处于没落时期，资产阶级作家也失去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强烈反抗精神；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有的只是反对一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有的由于找不到出路而走进了神秘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死胡同。受其所译文论的影响，冯雪峰的文艺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实践论为指导的，它尤其注重文艺与现实这一根本关系，具有“现实”品格，这种文艺理论具有一定的客观论色彩，具有从实际出发的哲学特征。

冯雪峰在《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译者序志”中还提到了普列汉诺夫另外的一些著作及其主要内容：“《从社会学的见地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剧文学及绘画》、《无产阶级运动与资产阶级艺术》等，则对于阶级社会的艺术披示见解，其余如《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的序文》、《俄国批评的运命》、《马克思与托尔斯泰》、《易卜生论》、《车勒芮绥夫司基的美学说》、《培林司基的文学观》、《车勒芮绥夫司基的文学观》等等，则大抵可当作显示文学评论的范例和披沥美学及文学的批评规准的东西看。”

《新兴文学论》是沈端先（夏衍）1929年所译的苏联柯根的著作。该书原名《普洛列塔利亚文学论》，译者将其改名为《新兴文学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觉得原书名太累赘；二是译者认为不能将原文的意思译出，索性大胆改了书名。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为了便于理解，将原文比较复杂的句法，译成了比较容易了解的短句，“或者有些倒置和意译的地方”。该书分五章：“十月革命以前”、“‘铁工厂’时代”、“‘十月’时代”、“关于‘少年亲卫队’”和“理论与批评”。按时间顺序，选取了苏俄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流派，对苏俄文学进行了综观的历史的分析。最后一章“理论与批评”热情讴歌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全书用词华丽，感情奔放，相对于一本文学史来说，更像一部长篇史诗。夏衍在日本留学期间即阅读了柯根的《新兴文学论》。

戴望舒是我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也曾翻译苏俄的几部理论著作，苏联本约明·高力里所著《苏联诗坛逸话》是其中一本。该书原名《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是一部关于诗的理论著作，用法文写成，在巴黎出版。内容主要是关于苏联诗坛的逸话，用简明的叙述根据个人回忆和历史文献写出，对苏联新诗进行了抒情化而又系统性的研究。作者在书中指出资产阶级文学如何溃灭，宣传文学如何产生，意象派和未来派如何演进并试想和革命联结。

三、1937—1949年的引介与研究

从1940年代起，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献，就已经陆续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哲学依据和理论内涵，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表述。

（一）报章、杂志上的单篇论文

当时发表文论译文的刊物主要有《文艺春秋》、《译文》、《文艺阵地》和《文学批评》等，其中发表于《文艺春秋》的主要有何家槐、王西彦等人的译文及部分译文的序言。发表于《译文》的主要有戴望舒、黎烈文、胡风、陈望道等人的翻译文论。发表于《文艺阵地》的主要有适夷等人的翻译文论。发表于《文学批评》的主要有李育中等

人的翻译文论。这些论文紧密配合着当时国内文化现实的需要。

（二）其他马列文论译著与研究

1941年5月25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上发表了萧三译的《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这本书是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38年的版本翻译的。原版本分为三部分。前两个部分“论文化与文化遗产”、“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其中收入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论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5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列宁的有关命令和指示，以及附录。萧三翻译了前两部分作为上册，原打算第三部分作为下册，但后来下册未能面世。

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苏联罗克托夫编，曹葆华译。这本书汇编了当时能收集到的斯大林涉及文化问题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曹葆华的这个译本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斯大林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见解”；第二部分为“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第三部分为“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斯大林的印象”。另外，通过延安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中苏文化》杂志，斯大林的“民族文化”学说被译介到国内，而后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产生过深远影响。1939年初，陈伯达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杂记》一文中又对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进行了解读：“民族形式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论新阶段》）的问题。”这样毛泽东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论述就与苏联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不仅对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理论有所借鉴，并在吸收的基础上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1942年1月15日，延安大学双月刊《谷雨》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曹葆华翻译的《列宁与艺术创作的根本问题》。

1942年5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博古译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名著的全文。1926年以来，该文就有中译文，但都为节译，所以博古的译文是第一次在我国报刊上发表，而且又是在整风时期的延安，因此就有着特殊的意义，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这十年间对于高尔基著作的译本主要有：1938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高尔基回忆列宁的著作，题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1945年11月旅大中苏友好协会又出了一个版本，标题为《列宁》，这本回忆录中包含列宁的一些文艺观点以及珍贵的资料。另有高尔基的其他论著数种。

对于卢卡契著作的译介，虽然在抗战前夕就见诸有关书刊，但在抗战时期又有他的新的译著面世。如《论新现实主义》（于春江译，罗荪主编，载重庆出版的《文学月报》）、《论文学上人物的智慧风貌》（周行译，载桂林出版的《文艺》）。1940年12月，《七月》杂志第六集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卢卡契4万多字的长篇文论《叙述与描写》。后由上海新新出版社作为《新新文艺理论丛书》之一出版。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中写道：“观察和描写的方法，是随着使文学科学化，把文学变成一门应用的自然科学，变成一门社会学的观点一同产生的。但是，通过观察来把握，通过描写来表现的种种社会因素，是如此贫乏，如此稀薄而又图式化，他们很快、很容易就变成了他们的极端对立面，变成了彻底的主观主义。”卢卡契极端否定“科学的”自然主义文学，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现代作家的虚伪的客观主义和虚伪的主观主义造成了叙事作品的图式化和简单化。”在这一年的《中苏文化》杂志上还出了一期纪念“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的特刊。在这一期上刊发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学及其最近的文学论争》（魏希、孟达合译）。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了卢卡契和里夫希茨的文艺思想。

这一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契极端否定“科学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发生了长期的影响。客观地看待西方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分立的同时存在着的纠缠关系，只是人的生物本能和生理遗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在自然主义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获得权威地位之后，所有与之不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都被全盘否定或被回避。

围绕着对现实主义的强调，对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也不断得到强调，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刊物还开辟了“苏联文学专号”，有组织成系统地介绍苏联文学和文论。主要有：《马·恩艺术论》（里夫希支、希勒合编，适夷译，读书生活出版社）、《马·恩论艺术》（苻拉奇米尔·格里勒作，史笃译，1940年1月16日《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列宁论文化》，（质维雷夫作，熊复译，1940年9月《群众》第5卷第4、5期合刊）、《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辑译，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列宁论文学及其它》，（谢尔宾娜作，戈宝权译，1943年2—3月《群众》第8卷第3—5期）、《马克思论文学》（铁木菲尔作，乔木译，1944年1月27日、28日《新华日报》）、《伊里奇与现实主义作品》，（伊里奇夫人作，白楚译，1937年4月10日东京《文艺科学》创刊号）、《二十五年来的苏维埃文学》（托尔斯泰作，钟馗译，1943年3月上海《苏联文艺》月刊第6—7期）、《日丹诺夫的报告：我们最近的任务》（法捷耶夫作，葆全译，1947年4月《苏联文艺》第28期）、《马克思论文学》（E.特罗许钦可作，葛一虹译，1940年5月5日《中苏文化》第6卷第3期）、《列宁论作家》（《国际文学》辑，吕荧译，1940年12月15日重庆《文学月报》第2卷第5期“苏联文学专号”）、《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译，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作，P.K译，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恩格斯论现实主义》（194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列宁论文学》（1942年5月20日《解放日报》）、《歌德论》（恩格斯作，1942年6月《文艺月报》第15期）、《列宁论托尔斯泰》（戈宝权译，1943年4—6月重庆《群众》周刊第8卷第6—10期）、《列宁论高尔集》（戈宝权译，1944年6月《群众》第9卷第12期）、《列宁论党的文学的问题》（戈宝权译，1944年7月《群众》第9卷第13期）、《列宁的文艺理论》（V.谢尔宾拉作，戈宝权译，1946年5月《理论与现实》第3卷第1期）、《论托尔斯泰》（列宁作，北泉译，1947年2月上海《苏联文艺》月刊第26期）、《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作，雷原译，1948年10月关东《友谊》半月刊第3卷第7期）、《普列汉诺夫论》（普良斯基作，周围城译，1937年1月北平《文艺月报》创刊号）、《批评论》（卢那卡尔斯基作，杜宣译，1943年4月1日桂林《人间世》月刊第1卷第4期）等。

东京质文社1936年起出版一系列丛书，如《现实与典型》（罗森达尔著，张香山译）、《现实主义论》（吉尔布丁著，辛人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罗森达尔著，孟克译）、《文学论》（高尔基著，林林译）、《批评论》（倍尔巴洛夫著，辛人译）以及《科学的世界文学观》（西尔列索著，任白戈译）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9年底，国内对苏联现实主义理论的翻译得到了拓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文学的人民性》、《苏联文艺论集》、《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高尔基文艺书简集》等著作。《苏联文艺论集》目录涉及“论文学的倾向性、论文学的自由、苏联文学诸问题、高尔基的美学、论法捷耶夫、伦格罗斯曼、论潘菲洛夫、论萧洛霍夫、莎士比亚在俄国。”“后记”则强调，以后文艺创作，在作家们面前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一定是新型人物的表现与创造。新的时代对于作家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必须沉潜到新的生活的底层，由个人的思想情感的蜕变，而达到与人民大众的思想与情感的一致。

此外，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也在1949年得以翻译出版。此书正文前面有很多作家的黑白肖像图，比如勃柳索夫、勃洛克、马雅科夫斯基等。该书分上下两册，是合订本。上册有12章，下册从第13章到第18章。内容包括自高尔基止于这次卫国战争战后时期的文学，对于苏联各个民族的文学亦有详细的记载。下册中有“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弗拉奇米尔·马雅科夫斯基（1893—1930）”、“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肖洛霍夫的创作”、“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在“译后记”中，作者写道：“苏联文学的被介绍进我国，差不多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直到现在，都还不曾出现过一本总的、有系统的、详尽的论述。即使在苏联，据见闻寡陋的译者所知，季莫菲耶夫教授的这本《苏联文学史》（原名为《现代文学》）即或不是最合理想，但也算是这方面仅有的一本了。本书作者是苏联学术院的院士，是苏联有数的文艺理论家之一。本书原是根据莫斯科1946年版翻译。到了1948年7月，译者又得到了1947年的修正补充版。将新版与旧版加以对照，发现下册中几乎每章每节都有修改或增删。1946年8—9月间苏联文艺界发生的历史性‘整肃运动’——布党中央委员会对于列宁格勒的《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所作的决议和日丹诺夫对于上述两杂志所作的报告也被包括进新版里。新版中有几处修改就是根据上述的决议与报告的精神的。当时下册亦有三分之一制就纸型，但出版家经译者说明之后，便毅然将下册已制就的纸型废弃，又对照新版修正后重新排印。至于上册，因改动极少，决定在再版时再行重排。本书的翻译始于1947年10月，本书上册中的《诗歌中的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两章是梁香兄的译文。——1948年12月于全书排版时。”总之，解放前夕，国人对俄苏文论的引介与研究不仅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已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

1. 马睿：《从经学到美学：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299页。
2. 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载《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
3. 陈衍：《林纾传》，载《福建通志·文苑传》第九卷。
4.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5.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6.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8.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9. 吴汝纶：《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载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0.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1904年11月），原载《静安文集》，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
11.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3页。这种喻说让人联想到德勒兹的“块茎”与“树形”。
12.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13.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14. 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5.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6.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17.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18.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9.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0. 〔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21.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原载《河南》月刊（日本），第7号，1908年8月出版。
22. 令飞（鲁迅）：《摩罗诗力说》，原载《河南》月刊（日本），第2、3号，1908年2、3月出版。
23. 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
24. 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474、491页。
25. 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2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吴献书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27. 〔德〕斯登堡：《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俞颂华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28.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拾“五四”文学传统》，载程光炜主编：《大众传媒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9.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拾“五四”文学传统》，载程光炜主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30. 其中第1—14小节作为上卷刊载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期；第15—26小节作为下卷刊载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2期。
31. 傅东华：《读〈诗学〉旁扎》，载《小说月报》，第16卷3期。
32.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载《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版。
33.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34. 郭沫若：《生命底文学》，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28日。
35.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载《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36.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载《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37. 闻天、馥泉：《王尔德介绍》，载《民国时报·觉悟》，1924年4月3—18日。
38. 成仿吾：《新文学家之使命》，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39.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7、110页。
40.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毕修勺译，美的书店1927年版。
41. 〔英〕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9页。
42. 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43. 〔日〕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原序》，章锡琛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44. 吴宓：《诗学总论》，载〔英〕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59页。
45. 1917—1927年这十年间，国内出现的尼采著作中译本分别如下：《新偶像》、《市场之蝇》（分别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十一、十二章），茅盾译，载《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617期。《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鲁迅译，载《新潮》，1920年第2卷第5号。《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张叔丹译，载《民铎》，1920年第2卷第1期。《自身与自身之人类》（系《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九章），刘文超译，载《民铎》，1920年第2卷第1期。《匝拉杜斯特拉这样说》（包括《序言》和第一卷前12章），梅译，载《国风日报·学汇》，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前4章，共26章），郭沫若译，载《创造周报》，1923至1924年第一—六、十一—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号；《查拉图司屈拉钞》（通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哲人之格言》（系《善与恶的彼岸》节译），包寿眉译，载《时事新报·学灯》，1925年5月16日至20日。《超善与恶》（节译），徐志摩译，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
46. 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载《民铎》，1920年第2卷第1期。
47. 朱侣云：《超人和伟人》，载《民铎》，1920年第2卷第1期。
48. 白山：《尼采传》，载《民铎》，1920年第2卷第1期。
49. 范寿康：《最近哲学之趋势》，载《民铎》，1920年第2卷第1期。
50. 1917—1927年这十年间，国内出现的柏格森著作中译本分别如下：《创化论》，张东荪译，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形而上学导言》，杨正宇译，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物质与记忆》，张东荪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心力》，胡国钰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时间与自由意志》，潘梓年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51. 《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译，载《学衡》，1922年第3期。
52.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载《学衡》，1923年第19期。
53. 《白璧德释人文主义》，徐震堮译，载《学衡》，1924年第34期。译自《文学与美国大学》第一章。
54. 《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吴宓译，载《学衡》，1925年第38期。译自《民治与领袖》第五章。
55. 《薛尔曼现代文学论序》，浦江清译，载《学衡》，1926年第57期。
56. 《薛尔曼评传》，吴宓译，载《学衡》，1931年第73期。
57. 《薛尔曼论现今美国之文学》，吴宓译，载《学衡》，1928年第63期。
58. 《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吴宓译，载《学衡》，1929年第72期。
59. 具体可参见元青先生“‘五四’时期报刊刊登杜威演讲讲稿情况一览表”，参见元青：《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21页。
60. 除《新教育》外，还有一大批报刊杂志都刊发了大量研究与评判杜威学说的文章，具体可参见元青先生“‘五四’时期介绍、研究杜威及其学说文章一览表”，参见元青：《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4页。
61. 〔英〕罗素：《物的分析》，姚文林笔记，北京大学新知书社1921年5月版。它似乎是迄今罗素著作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版。
62. 〔英〕罗素：《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63. 〔英〕罗素：《婚姻革命》，野庐译，世界学会1930年版。此为罗素《性爱与婚姻》的第一个译本。
64. 〔英〕罗素：《怀疑论集》，严既澄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65. 〔英〕罗素：《自由与组织》，陈瘦石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66. 〔英〕罗素：《婚姻与道德》，李惟运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此为罗素《性爱与婚姻》的第二个译本。
67. 〔英〕罗素：《哲学问题》，黄凌霜译，新文化书社1935年3月版。该书撰写于1917年，此为《哲学问题》目前所知之最早译本。
68. 〔英〕罗素：《结婚与道德》，程希亮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此为罗素《性爱与婚姻》的第三个译本。
69. 〔英〕罗素：《幸福之路：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傅雷译，南国出版社1947年1月版。
70. 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9页。
71. 此文为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稿。
72. 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3页。
73. 张东荪：《精神分析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9年版。
74. 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16—117页。
75. 郑清茂：《日本文学倾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冲击》，载〔美〕古梅（Merle Goldman）主编：《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78页。
76. 李欧梵：《追求现代性（1895—1927）》，载《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6页。
77. 李欧梵：《追求现代性（1895—1927）》，载《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6—227页。
78. 〔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英文版，第433页。
79. 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载《现代》，1934年第4卷第4期。
80. 穆木天：《我主张多学习》，载郑振铎等主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版。
81. 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东渐之西潮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9页。
82. 唐荫荪：《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序”，第2页。
83. 曹葆华：《现代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4. 程金城：《中国现代表现主义文学的兴起和高涨》，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85. 吴世昌：《诗与语音》，载《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出版。
86. 参见李安宅：《意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序言”（吕嘉慈）。
87. 参见李安宅：《意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序言”（冯友兰）。
88. 〔英〕艾略特：《诗的功用与批评》，赵增厚译，载《师大月刊》，第30卷第78期。
89. 〔英〕艾略特：《诗与宣传》，周煦良译，载《新诗》，第1卷第1期，1936年10月出版。
90. 〔英〕瑞恰慈：《科学与诗》，曹葆华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91. 曹葆华：《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版。
92. 梁实秋所针对的是郁达夫的文章：《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载《青年界》，1933年第3卷第4号。
93. 梁实秋：《〈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之商榷》，原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29期，1933年6月17日。后收入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7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94. 〔英〕罗素：《快乐的心理》，于照伦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95. 〔英〕罗素：《怀疑论集》，严既澄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96. 〔英〕罗素：《科学观》，王光煦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97. 〔英〕罗素：《我的人生观》，邱瑾璋译，正中书局1936年版。
98. 〔英〕罗素：《哲学大纲》，高名凯译，中正书局1937年版。
99. 〔美〕杜威：《道德学》，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00. 〔美〕杜威：《哲学之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01. 〔美〕杜威：《思想方法》，邱瑾璋译，世界书局1935年版。
102. 〔美〕杜威：《思维与教育》，孟宪承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03. 〔法〕保罗·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0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9页。
105. 〔美〕B.S.麦克道格尔：《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载贾植芳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106. 分别刊载于《语丝》，第4卷第13期，1928年3月26日；《语丝》，第4卷第13期，1928年4月30日；《北新》，第3卷第18期，1929年10月1日；《北新》，第3卷第22期，1929年11月6日；《北新》，第3卷第23期，1929年12月1日。
107. 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载《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108. 茅盾：《王尔德的〈莎乐美〉》，载《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中国文化服务社1935年4月版。
109. 朱湘：《谈〈莎乐美〉》，载《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5月版。
110. 袁昌英：《关于〈莎乐美〉》，载《行年四十》，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111. 《复本》，傅东华译，“译者前记”，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
112. 《爱芙伶》，卞之琳译，载《西窗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版。
113. 〔爱尔兰〕乔伊斯：《叶妃玲》，燕之译，载《老女面包及其他》，北平文谭会1948年4月版。
114. 这是为了纪念乔易士去世（1941年1月12日）所筹备出版的特辑。在这期“乔易士特辑”中共有《乔易士像及小传》、《乔易士诗选》（宋悌芬译）、《一件惨事》（郭蕊译）、《友律色斯插话三节》（吴兴华译）、《乔易士论》（此为美国现代批评家Edmund Wilson著Axel’s Castle中论乔伊斯的一部分，张芝联译）等文章。
115. 赵景深：《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8号，1929年8月10日。
116. 赵景深：《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2月版。
117. 赵景深：《英美小说的现在及其未来》，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3期。
118. 〔英〕雷蒙·莫蒂美：《伍尔芙记》，冯亦代译，载重庆《中原》月刊，第1卷第3期。
119. 〔英〕伍尔芙：《班乃脱先生与白朗夫人》，范存忠译，载《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1994年9月1日。此篇文章今译为《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120. 〔英〕伍尔芙：《狒拉西》，石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译者序”。
121. 〔美〕阿弗雷·卡静：《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冯亦代译，重庆古今出版社1949年版。
122. 〔英〕J.B．Priesiley：《英国小说概论》，李儒勉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重庆初版，1947年8月上海初版。
123. 〔英〕莫逊·勒樊脱：《英国文学史》，柳无忌、曹鸿昭译，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版。
124. 〔苏〕胡理契：《欧洲文学发展史》，沈起予译，群艺出版社1949年11月版。
125. 梁启超：《论日本文学之益》，载孟昭毅：《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26.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载《文艺论集续集》，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版。
127. 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序》，北新书局1929年版；转引自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128.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129. 鲁迅：《〈闷的象征〉引言》，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130. 鲁迅：《〈闷的象征〉引言》，见《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131. 《观照享乐的生活》发表于《京报（副刊）》，1924年12月9日、13日。《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发表于《京报（副刊）》，1925年1月9日、10日、12日、13日、14日。《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发表于《民众文艺》，第4、5号，1925年1月6日、1月13日。《现代文学之主潮》发表于《民众文艺》，第6号，1925年1月20日。《出了象牙之塔》，16节连载于《京报（副刊）》，1925年2月14日—3月11日。《从艺术到社会改造》载于《民报（副刊）》，1925年第3、4、5、6、9、10、11、12号。参见顾钧：《鲁迅翻译年表》，载《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254—309页。
132. 石评梅：《再读〈兰生弟的日记〉》，载《石评梅作品集·散文》，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转引自王向远：《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133. 诵虞：《读文艺思潮论》，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2号，1924年2月10日。
134.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135. 这篇演讲后来刊登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136. 周作人：《周作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陈为民编选，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137. 周作人：《周作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陈为民编选，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272页。
138. 周作人：《周作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陈为民选编，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139. 李衍柱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140.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141. 〔日〕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译后记》，朱希祖译，载《新青年》，第6卷6期，1919年11月1日。
142.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5页。
143. 〔日〕夏目漱石：《文学论》，张我军译，“中译本序”（周作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
144. 金永兵、荣文汉：《本间久雄文学概论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45. 主要有夏丏尊《文艺论ABC》（1924年）、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年）、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年）、郁达夫《文学概说》（1927年）等。
146.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载《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15日。
147. 易嘉：《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载《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148.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149. 鲁迅：《壁下译丛·小引》，载《鲁迅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50. 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载《鲁迅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51. 〔日〕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鲁迅译，载《鲁迅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52. 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载《鲁迅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53. 文章最初刊登于1926年《东方杂志》第23卷第18号上。虽然是上一阶段的文章，但由于小泉八云的理论作品在30年代才在中国大量引介，因此这篇研究性论文放在这一节分析。
154. 朱光潜：《小泉八云》，载《孟实文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81—82页。
155. 鲁迅：《〈十九世纪前期的英国小说〉编校后记》，载《奔流》，第1卷第8期，1929年。
156. 朱光潜：《小泉八云》，载《孟实文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01页。
157. 朱光潜：《小泉八云》，载《孟实文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04页。
158. 朱光潜：《小泉八云》，载《孟实文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03页。
15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上海《文艺新闻》第20期和第21期，后收入《二心集》。
160.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7页。
161. 徐懋庸：《文艺思潮史讲话——两种力》，载《读书生活》，第1卷第10期，1935年3月25日。
162. 张若谷：《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载《从嚣俄到鲁迅》，上海新时代书局1931年版。
163. 去病：《没有苦闷没有文艺》，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12期，1935年7月31日。
164. 鲁迅：《壁下译丛·小引》，载《鲁迅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65. 鲁迅：《壁下译丛·小引》，载《鲁迅译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166. 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载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中国书店1930年版。
167. 该书还有南阳图书公司1940年版、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二版。
16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69.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70.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18号，作者署名为“中国之新民”。
171.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载《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15日。
172. 胡永钦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3. 据胡永钦等人考证，在中文报刊中最早提及这本著作的是1907年9月《天义报》第6号《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该文提到的“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应该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只是把恩格斯误为马克思了。详见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245页。
174. 徐涛：《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
175.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1页。
176.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页。
17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95页。
178.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5—186页。
179.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页。
180.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页。
181. 李大钊：《平民主义》，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07页。
182. 这篇文章的原稿是1965年清理档案资料时在胡适的藏书中发现的，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原稿有“李大钊”的署名，无写作日期。经李星华、贾芝鉴定和考证，确认是李大钊同志的手稿，写作时间当在1918年。参见李星华、贾芝：《〈俄罗斯文学与革命〉附记》，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
183.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页。
184.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载《现代》，第4卷第1期。
185. 〔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李霁野、韦素园节译，未名社1928年版。本文参考的是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译本，由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
186. 〔苏〕弗里契：《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冯雪峰译，载《萌芽月刊》创刊号，1930年1月。
187. 冯雪峰：《艺术学者弗里契之死》，载《萌芽月刊》创刊号，1930年1月。
188. 〔苏〕弗里契：《艺术社会学》，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译者序言”。
189.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修订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190. 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191. 这篇文章在中国过去通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关键词语“党的出版物”，当时译为“党的文学”。1982年由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刊登新译文纠正过来。较早由一声译的《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发表于《中国青年》，1926年第144期。
192. 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193. 鲁迅：《〈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194. 例如，罗普（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载《新小说》杂志创刊号，1902年；《俄罗斯虚无党三杰传》，载《大陆》杂志第七号，1903年。
195. 君实：《俄罗斯文学之过去及将来》，载《东方杂志》，1919年16卷第4期；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载《民铎》，1919年第6、7期。
196. 郭绍虞：《俄国美论与其文艺》，载《小说月报》，1921年9月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下引郭绍虞的观点均据此文。
197. 〔俄〕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韩侍桁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译者小引”。
198. 〔俄〕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韩侍桁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译者小引”。
199. 〔俄〕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韩侍桁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原著第一版序言”。
200. 〔日〕刚泽秀虎：《郭果尔研究》，韩侍桁译，中华书局1937年版。
201. 《艺术论》，鲁迅译，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2. 鲁迅：《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3. 《文艺与批评》，鲁迅译，“译者附记”，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4. 《文艺政策》，鲁迅译，“后记”，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5. 《文艺政策》，鲁迅译，“序言”，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6. 《文艺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鲁迅译，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7. 《艺术论》，鲁迅译，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8. 《艺术论》，鲁迅译，“序言”，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9. 《艺术论》，鲁迅译，“序言”，载《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10. 〔苏〕卢那卡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211. 〔俄〕蒲力汗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生活书店1937年版。
212. 〔俄〕蒲力汗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第2—3页。
213. 〔苏〕柯根：《新兴文学论》，沈端先译，南强书局1930年版，“译者赘语”。
214. 〔苏〕本约明·高力里：《苏联诗坛逸话》，戴望舒译，载《译文》，新1卷第2期。
215. 重要的有〔苏〕吉尔波丁:《真实——苏联艺术的基础》，雨林译，载《希望》杂志，1945年12月第1集第1期；〔苏〕加里宁：《论艺术工作者应学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萧三译，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6期；〔苏〕法捷耶夫：《论文学批评的任务》，刘辽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苏〕范西里夫：《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荒芜译，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版；〔苏〕瓦希里耶夫等：《苏联文艺论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朱海观译，棠棣出版社1949年版等。
216. 主要有〔苏〕V.柴达诺夫：《论莱蒙托夫》，何家槐译，载《文艺春秋》，第5卷第4期（10号）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月十五日出版。〔苏〕Vladimir Zhdanov（日丹诺夫）：《论果戈理》，何家槐译，载《文艺春秋》，第5卷第6期。〔苏〕Y.爱尔斯勃格：《论萨尔蒂珂夫-谢特林》，何家槐译，载《文艺春秋》，第7卷第2期（1948年8月15日）。〔苏〕P.克鲁泡特金：《论罗亭》，王西彦译，载《文艺春秋》，第7卷第3期（1948年9月）。
217. 《译文》第1卷第2期，在“新书简介”中，介绍了戴望舒翻译的苏·本约明·高力里的《苏联诗坛逸话》（该书中译本1935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译文》第1卷第3期上有《杜勃洛柳蒲夫论》（〔苏〕V.吉尔波丁作，明森译）、《一位停滞时期的天才梅里美》（〔苏〕A.卢那却尔斯基作，黎烈文译）。《译文》第1卷第4期有《论莎士比亚及其遗产》（〔苏〕A.柴米尔诺夫作，克夫译）、《德国人与莎士比亚》（〔日〕本多显彰作，王执钟译）、《关于文学与艺术》（〔俄〕L.托尔斯泰作，胡风译）。《译文》第2卷第1期《纪德论普式庚》（〔苏〕L.G.作，王然译）、《普式庚怎样写作？》（〔苏〕N.阿胥金作，春雷译）。《译文》新2卷第2期（新2卷第5期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出版）有《普式庚与拜伦主义》（〔日〕升曙梦作，雨田译）。《译文》终刊号目录有《普式庚论》（〔苏〕F.杜思退益夫斯基作，丽尼译）、《果戈理和杜斯退益夫斯基——中间关系的形式的内容的检讨》（〔日〕冈泽秀虎作，陈望道译）。《译文》第1卷第1期复刊号目录有《佛朗士论》（〔苏〕A.卢那察尔斯基作，黎烈文译）。
218. 《文艺阵地》由茅盾主编，创刊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十六日出版。有《国防文学》（〔苏〕P.巴武列林柯作，张郁廉译自1937年10月30日《苏联文艺报》），阐述了国防文学的重要性和意义，梳理了苏联历史上国防文学的功绩。《文艺阵地》第1卷第6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一日出版，有《“报告文学”的本质与发展》（〔苏〕A.加博尔作，周行译）。《文艺阵地》第2卷第10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一日出版《站在新人类的水准上》（〔苏〕莱奥诺夫作，适夷译）。《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有《生活和理想——〈实证美学的基础〉的一章》（〔苏〕卢那卡尔斯基作，齐明、虞人合译）。《文艺阵地》第3卷第11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十六日出版，有《创造新的纪念碑的形式——苏联作家大会报告及讨论之一》（〔苏〕法捷耶夫作，适夷译）。《文艺阵地》第3卷第12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一日出版，有《论革命的语言》（〔苏〕潘菲洛夫，鲍介译）。《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十六日出版，有《马恩论艺术》（〔苏〕符拉奇米尔·格里勃作，史笃译），其“编者按”云：“文中所述里夫希支与希勒合编的《马·恩艺术论》，兹已由适夷译成中文，在读书生活社出版，为草行丛刊之一。”这本集子的第一篇题名是《文化史之唯物观》，第二篇《阶级社会之艺术》，第三篇《共产主义和创造的艺术》，第四篇《马·恩言论中所见的艺术史》。
219. 《文学批评》创刊号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一日出版，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苏〕耶罗斯拉夫斯基作，李育中译）；《论〈静静的顿河〉》（〔苏〕雷兹涅甫作，李育中译）。
220. 这篇文章在中国过去通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关键词语“党的出版物”，当时译为“党的文学”。1982年由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刊登新译文纠正过来。较早由一声译的《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发表于《中国青年》，1926年第144期。
221. 主要有：1941年5月，读书出版社出版了〔苏〕高尔基的《给初学者及其他》（又名《高尔基文艺书信集·给初学写作者》），以群译。1941年11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高尔集《文学散论》，孟昌译，该书收入高尔基的文学论文13篇。1943年7月，延安出版高尔基《苏联的文学》（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为《鲁艺丛书》第六种，曹葆华译。1945年8月，读书出版社在重庆出版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戈宝权译。还出版了高尔基的《文化与人民》。1938年9月，《文学》第1卷第5期刊登了〔苏〕卢那察尔斯基的《关于文学批评》，代林译。
222. 〔匈〕卢卡契：《叙述与描写》，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版。
223. 〔苏〕顾尔希坦：《文学的人民性》，戈宝权译，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6月华北版第一版。
224. 〔苏〕阿玛卓夫等：《苏联文艺论集》，荒芜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49年7月初版。
225. 〔苏〕日丹诺夫：《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葆全、梁香合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1月初版，1949年5月再版。
226. 〔苏〕高尔基：《高尔基文艺书简集》，楼逸夫译，开明书店1937年6月初版，1949年3月六版。
227. 〔苏〕季莫菲叶夫：《苏联文学史》，水夫译，“苏联研究丛刊”，海燕书店1949年7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