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外国文论的引介和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零星地展开了。但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规模。通过引介和研究而“在中国”的外国文论，在中国文艺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从历时维度上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引介与研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1900—1917年为“奠基期”。这一时期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处于相对分散的自在存在状态，其功能是推动包含在“经学话语”中的传统杂文学理论向现代审美话语的纯文学理论转变。第二，1917—1927年为“爆发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进入自为存在状态，其功能是策动中国文论转向“五四”启蒙话语。第三，1927—1937年为“过渡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寻求与中国文艺的多种维度和多个层面组合配置，其功能是促成启蒙话语向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的自由多元话语转变。第四，1937—1949年为“凝聚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集中于对民族救亡问题的关切，其功能是促使文艺理论从自由话语转向“救亡话语”。从共时维度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可分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等四个主要的分支，各国各派文论间的交锋对话和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多姿多彩的景观。

本章以阶段特征为经，以分支流派为纬，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相补充的方法，梳理解放前中国对欧美文论、日本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俄苏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的历史状况。

第一节 欧美文论：引介渐成体系，研究趋于深入

一、1900—1917年的译介与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一个直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并作出迅速反应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挑战面前开始分化组合和重新配置，举步维艰地转向“现代性”的轨道。与之相应，中国传统文论也开始面临范式危机，文论话语的范式转换势在必行。在当时的语境下，出现了两种途径：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内部进行小修小补和局部调整；另一种是吸收、利用甚至挪用西方文论和美学话语，加以中国式的解释和运用，或“援西释中”，或“移西就中”，使传统文论自身发生变异。在当时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压迫下，后一条途径似乎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通过具体考察欧美文论译介的历程，我们发现，20世纪初的十几年是中国小说及其理论变迁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小说理论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代；同时小说理论的兴起也诱发了传统文论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并塑造了中国小说的近现代文体形式。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大约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蠡勺居士、王韬、黄遵宪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一方面沿袭传统小说观的‘劝惩’说来论证小说的地位，一方面也把一些新的时代内容引入了小说理论，例如外国文学的翻译（蠡勺居士）、‘言文合一’（黄遵宪）、‘穷而著书’（王韬）。第二期大致在戊戌变法前后，以1897—1903年最为集中，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既援引了经学话语的知识框架，又应极富时代色彩的思想启蒙的要求修正了小说的价值定位，为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赋予了鲜明的近代色彩，有选择性地发展了第一期小说理论。这一时期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贤等为代表。第三期即1903年以后，以1903年《绣像小说》的创刊，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发表等事件为标志，显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延续了第一期小说理论中某些被强大启蒙话语所中断、所掩盖的因素。”中国文论尤其是小说理论在这三个时段的挑战与变革中开始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也为此后文论的发展变革与体系建构开辟了道路。

（一）林纾与欧美小说翻译

林纾是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翻译文论史上的一个开启者和先导者。在文论译介方面，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借助译介而对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修补与完善，且因他涉入小说理论的时间与启蒙派大体一致，因此其理论主张和启蒙派有一定的重合之处。

林纾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被文学史家称为“译界之王”。但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其翻译小说可谓机缘巧合。光绪丙申、丁酉年间，林纾在好友魏瀚的推动下，与通晓法语的王寿昌共同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古文言情小说的形式进行了转换叙述，文言较为通俗，对主人公的刻画与临摹也委婉动人，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著名翻译家严复曾赋诗称赞：“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陈衍在《林纾传》中也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此书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好评如潮，林纾亦因此名扬千里。其后，林纾与通晓外语的王寿昌、魏易、陈家麟等一道合作译书184种，多为欧美小说。在这些翻译著作中，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其次为法国、美国，再次为俄国，此外还有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作品的零星译介。

林纾小说理论的创作始于1901年为《黑奴吁天录》所作的“例言”和“跋”，以及为《译林》所作的“序”，在时间进程上晚于其小说翻译事业。《黑奴吁天录》是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编译而成的。林纾译此书时，正值光绪辛丑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年），因此翻译小说在他看来乃“爱国保种之一助”，他提倡翻译作品须“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并希望多译能使中华民族维新富强、防止列强侵凌的作品。在《雾中人》“序”中，林纾写道：

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白人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即可以并吞中亚……警告诸读吾书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慕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灭种者之盗也。

同时，为了使翻译的小说能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林纾还常常通过序/跋、按语、剩语、识语等评论文字来向读者解释原作的思想意义，或者加以引申，联系社会现实，宣传强国保种意识，唤醒和启蒙民众。他在《黑奴吁天录·跋》中指出：

余与魏君同译此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栅也。向来文明之国，无私发人函，今彼人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如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之既遗弃古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

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

林纾的序跋中的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对于中国小说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意义。林纾极力推崇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最欣赏狄更斯，且认为“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且在狄更斯之前，“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林纾指出了狄更斯在描写下层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写实主义风格，对于小说的平民化倾向，特别是“五四”以后的平民化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近代小说理论确定小说的体裁特征作出了贡献。除了对狄更斯写实手法的称赞以外，林纾也注意到西洋小说结构布局的技巧，并且用古文的开阖之法、骨力气势进行阐释，将中西名著进行对比，指出中西的差别和各自的不足，这在当时可谓颇具眼界，例如《块肉余生述》前编序指出：

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分前后二编，都二十余万言，思力至此，臻绝顶矣！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具锵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浩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为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想，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

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文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

林纾在进行一系列中西文学的对比之后，逐渐认识到了中西文学的共同规律。在《利俾瑟战血余腥录》中，他通过中外史传与小说的比较，总结出了一条小说创作的共同规律：“然而小说一道，又似宜有别才也。”这种将古今中外的小说、史传乃至诗歌进行比较，并能够认识到小说创作的特有规律是在于“苛碎”、“周悉”地叙写“尺寸之事”（充分的细节描写），可谓独具慧眼。林纾在熔铸其传统知识背景与西洋文学经验为一体的过程中，始终以对中国当时之社会、文化现状的关注为轴线。于是，当这一关注表现为对国势衰微、列强入侵的忧虑之时，其小说理论则展现出鲜明的政教功利色彩，与启蒙派小说理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当这一关注集中于以西方文化之优势对本土文化之偏差的弥补之效时，林纾则表现出极力倡导文化交流的开明精神；一旦其关注聚焦在古文势衰的时候，林纾就竭力在西方文学中寻找与古文笔法的相似之处，甚至进行牵强附会地解说，企图为古文寻找发扬光大的契机。

林纾毕竟是古文家出身，有着很深的传统积淀，经学的思维范式对他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从事小说翻译，乃出于偶然而终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塑造了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林译小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使人们了解到那些与中国迥异的西方伦理观念、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以及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西方文学经验。同时，在林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中，近代小说理论的那种新旧杂陈、多种文化力量相互交织、杂语喧哗的特色，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那种焦虑心态和急于变革传统、实现文化文论话语转型的努力。

（二）王国维与西方美学话语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第一人，他以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传统文论的经学话语方式最终转向美学话语，开拓了“援西释中”的先河，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和文论史上有着深远影响。

王国维力图把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与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把“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西方逻辑思辨的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宗旨加以实践，在中国文论史和美学史上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被蔡元培称为“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王国维一生中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02—1911年之间；但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论史上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文章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思想》、《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与尼采》、《红楼梦》、《红楼梦评论》、《孔子之美育思想》、《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以及后来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大多以西方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和参照系来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审美经验，在美学话语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文论体系。

王国维不同于林纾，他精通外语，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知识背景，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有直接的阅读体验，并能将之整合进自己的文化经验之中。1900年底，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东渡日本求学。1903年，王国维初次接触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很快就产生了共鸣，感受到了这些西方文化巨人的不同凡响之处。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叔本华与尼采》一文，开篇便称叔本华和尼采是19世纪德国哲学界的“两大伟人”，随后深刻阐述了二人学说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比较分析了他们的异同：

若夫尼采，以奉实证哲学，故不满于形而上学之空想。而其势力炎炎之欲，失之于彼岸者，欲恢复之于此岸；失之于精神者，欲恢复之于物质。于是叔本华之美学，占领其第一期之思想者，至其暮年，不识不知，而为其论理学之模范。彼效叔本华之天才而说超人，效叔本华之放弃充足理由之原则而放弃道德，高视阔步而恣其意志之游戏。宇宙之内有知意之优于彼，或足以来缚彼之知意者，被之所不喜也。故彼二人者，其执无神论同也，其唱意志自由论同也。譬之一树，叔本华之说，其根柢之盘错于地下，而尼采之说，则其枝叶着干青云而直上者也。尼采之说，如太华三峰，高于天际，而叔本华之说，则其山麓之花岗石也：其所趋虽殊，而性质一也。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于尼采和叔本华两者之间关系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其中还借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理解尼采之所以“肆其叛逆而不惮者也”的内在根源，因为叔本华还有梦，而尼采已经觉醒，不再相信任何传统，“于是不得不弛其负担，而图一切价值之颠覆”。他在对比之后指出：“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王国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大变革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兆，他在《尼采氏之教育观》中指出：“呜呼！十九世纪之思想，以画一为尊，以平等为贵，拘繁缛之末节，泥虚饰之习惯，遂令今日元气屏息，天才凋落，殆将举世界与人类化为一索然无味之木石！当时之时，忽有攘臂而起，大声疾呼，欲破坏现代之文明而倡一最崭新，最活泼，最合自然之新文化，以震荡世人，以摇撼学界者：亦何人斯？则弗礼特力·尼采也。……决非寻常学士文人所同日而语者，实乃惊天地、震古今最诚实最热心之一预言者也！”

王国维在与他们思想的碰撞中产生了共鸣，并从尼采的思想中得到了一种“叛逆”精神的启示，形成了一种打破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期待。从叔本华和康德的身上，王国维受到了痛苦哲学和审美无功利思想的感染，并把这些思想应用到他的文学评论之中。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就利用康德、叔本华的理论来阐释红楼梦的意蕴和价值，并把“超然于利害之外”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重要标尺，而且在以后的各种著作中继续加以补充和发挥，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都坚持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强调这些活动相较于社会和时代的功利是一项具有异质性的精神活动。《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云：“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在也。”在另一篇《文学小言》中，王国维指出，“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原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受德国哲学与美学思想濡染之深，而其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叔本华的“欲望（生活意志）和利害关系是人生痛苦之根源”以及席勒的“游戏说”。王国维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把解脱欲望的束缚、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确立为美的本质，同时又依据美学话语把美确定为文学的本质，把超越现实功利确立为文学对人生的价值渊源。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认为：“吾人之本质，既为生活之欲矣。故保存生活之事，为人生之惟一大事业。……目之所观，耳之所闻，手足所触，心之所思，无往而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终身仆仆而不知所税驾者，天下皆是也。……吾人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竟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对于美之本质和人生之价值的基本理解：人类因求生之欲、利害相关而受到桎梏、产生痛苦，唯有在审美这一领域，才可获得精神的解脱、灵魂的安息。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这种观点又有了更深入的发挥阐释：“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痛苦，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科学之成功，虽若层楼桀观，高严巨丽，然则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当之乎？”“美术之务，在描述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虽然迷恋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但是并没有舍弃传统而直取西方文化之意，而是努力感受和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应和与相通之处，以期实现与西方的沟通与对话，并把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引进现代性之中，实现中国文论与美学的现代转化。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首次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研究和评论中国文学名著的典范，然而却是以引用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之语开篇，继而开始讨论人的欲望作为生活的本质，不仅是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驱动力，而且也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在文章中，老庄的思想与叔本华的思想相映成趣，互通有无，打通了中西文艺美学思想之间的界限，以中喻西，移西就中，超越了过去对作品本源和意图进行追寻的思路，赋予中国传统名著以现代美学的诠释，从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够在文化大变动的时代汇入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合唱之中。在《人间词话》中，王氏说：“词以境界为最，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云：“然元剧最佳处，不在其思想构造，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这就是说，无论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应该以意境的高下为判断标准，所以，他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本也，气韵、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把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运用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加以阐释和转换，使中国古代有关意境的美学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王国维依据德国19世纪的哲学、美学理论，以审美非功利性为核心赋予了文学和文论以全新的诠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和文学批评方法，是近代文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文论研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然而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文论形态的异质性，在传统文学经验的研究中携带和融会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美学思想，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在他这里发生了转向，由经学驶向美学。

（三）鲁迅及其反抗性文论话语

20世纪初，自觉翻译外国文论著作的人少之又少，除了林纾在翻译外国小说过程中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体验和王国维在自己深厚的传统积淀与西学背景基础上对中国文学观念的阐释以及对传统文论、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外，鲁迅也是译介西方文论的主将之一。鲁迅（1881—1936年）在五四以前主要是知识积累期，著述不多，涉及文论的主要有《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还有和周作人合编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受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尼采等人的思想影响。日本当时对于尼采的兴趣达到了一个巅峰，正如伊藤虎丸所说：“鲁迅适值这个时期来日本留学，他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情况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为欧洲近代精神的‘个人主义’。虽然鲁迅从日本文学继承了‘反国家主义’、‘反道德主义’、‘反平等主义’等观念，但是在鲁迅的尼采观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个人主义=本能主义’这一日本尼采观的结论。”的确，鲁迅在日本接受的是尼采的“超人”思想，并在他那里转变成了“精神界之战士”。这对其思想影响至深，也是促使他日后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超人”意识则是构成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对文学家以及文学创作价值的定位。对于鲁迅而言，“超人”意味着一种人的自觉和发现，由此能够产生“天才”、“诗人”和“精神界之战士”，也正由于此，它本身就是以“真的人”为核心，是“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并且以“立人”、以“尊个性而张精神”为己任的。

1908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把这种叛逆精神与文学的感召力紧密结合了起来。《摩罗诗力说》开篇即用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随后他介绍了但丁、拜伦、雪莱等诗人和文学家，不断强调“反抗”和“求新声”。他赞扬拜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倡扬“独尊者”能“愤世嫉俗，发为巨响”，敢于“破坏复仇，无所顾忌”，“与旧习对立”，皆表现他对“文化英雄”的期盼。而文学的崇高理想也表现在“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也必然是叛道者、破坏者和挑战者，他们一方面是“古范”的叛逆者，另一方面又不怕“与人群敌”，与“庸众”相对抗，敢于“任个人排众数”。他重点介绍了八个“恶魔”派诗人，诸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借此申述了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并说：“别求新声于异邦……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在文中，鲁迅并不注重学理的翔实和材料的充分，而注重于主观的发挥和情感的共鸣，表现出他对感召力和感染力的重视，并希望从中散发出一种激情的力量，来“撄人心”和“移神质”，由此来呼唤和造就中国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打破中国社会的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在稍后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号召，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达成共鸣：“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力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可以看出，鲁迅“立人”思想来自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会，是他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这就是当时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选择，具有时代特色，理论家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往往会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赋予西方理论以中国式阐释，并有所取舍，以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的沟通与对话的可能，寻找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和方式。

（四）其他翻译家及文论

周桂笙为近代中国倡导翻译西方文学的先行者，受西学影响很深，主张以西方文学改良中国文学，是近代有意识地介绍西洋文学者之一，也是最早使用白话翻译小说作品的翻译家。他的主要译作有《毒蛇圈》、《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火星》、《海底沉珠》、《红痣案》、《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等。周桂笙于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用力最勤，其译著多为侦探小说，并且最早使用“侦探小说”这一名称，以相别于我国的传统公案、武侠小说；他在输入的西方侦探小说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新兴的思想文化，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他作为小说翻译名家，不仅有着丰富的译著和翻译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也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探索。他的侦探小说介绍了西方“尊人权”、重证据的“刑律讼狱”制度，同时还把一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介绍到国内，并进行中西对比，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此外，周桂笙还翻译过一些短篇小说及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等清末报刊杂志上。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孙毓修，其代表作品为《欧美小说丛谈》。此书于1913—1914年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我国较早全面介绍欧美小说的专著，有着广泛的影响。孙毓修有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兼通西文，对西洋小说体会较深，常常将外国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进行比较，以显示其特点。在《欧美小说丛谈》中，他较为系统地评述了欧美小说作家和作品，介绍了作家的生平事迹，并对小说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小说必须通俗化，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欧美小说丛谈》发表之前，也有学者通过序跋评论等方式对一些外国作家及作品进行介绍，但零碎而不成体系，孙氏的这本著作相比之下较为全面细致，能使读者对欧美小说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除去以上介绍的各位，伍光建、徐念慈、包天笑和周瘦鹃等人在当时也广为人知。他们风格各异，但都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作品与文论思想的翻译与研究进程，他们的翻译作品与翻译思想对中西思想交流以及中国小说理论的自身建构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时代汇成的滚滚洪流继续向前，这些前辈在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及文论思想，大部分都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有所取舍，因此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然而这也反映了时代的现实，反映了中国文论在艰难处境之中的调整以及在匆忙应对时候的零碎、散乱的脚步，历史上留下了这些先行者在时代思潮的席卷之下匆匆而过的身影，但他们的努力为“五四”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巨变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

二、1917—1927年的译介与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引介研究西学的新阶段。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一个辉煌的时刻，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思潮如潮水一般涌入国门，对中国文学的生长、成熟起了十分强劲的推动作用。“五四”现代文学家们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他们放开胸怀，著译并举，广纳博取外来先进文化，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引入国内，开创了“五四运动”后十余年间中国文学发展的崭新局面。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在时间线索与空间断面上均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一）古典文论的译介

这一时期所译介的西方古典文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傅东华译）、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德国斯登堡所著的《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等。此外，一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单篇译作也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如当时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著名文学复古流派“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对景昌极、郭斌和合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菲都篇》、《筵话篇》、《斐德罗篇》）以及向达、夏宗璞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等著作进行了连载，此后又分别单独成册出版。

傅东华博学多才，早年曾参加茅盾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我国早期文学翻译界的主力阵营，1930年代在我国翻译界就已获得相当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其文坛影响力十分重大，而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理论表达阵地的《小说月刊》，乃是当时“唯一提倡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具有辐射文坛的强大实力，并且继承了“《新青年》开创的用翻译和理论来指导创作的风气”，“常常将理论和翻译置于创作之上”。因此这十年间《小说月刊》中的翻译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傅东华所译《诗学》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包括亚里士多德像一幅、重校译序、全书各节简单提要、正文26小节以及译者撰写的《读〈诗学〉旁札》等五部分。傅译《诗学》主要依据英国S.H．Butcher的英译本译出。其实，早在1925年傅译《诗学》的内容就已经在《小说月报》刊载了。随后，在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的第3期和第5期，傅东华发表了自己的《读〈诗学〉旁札》，具体阐述了“诗学产出的时代和现在的版本”、“诗学的背景”、“诗学时代的希腊诗体”、“什么是摹仿”、“诗与史”、“希腊戏剧的起源略考”，以及“诗学引例略考”等问题，并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著名的“摹仿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模仿的艺术正是创造的艺术，和我们所谓的摹仿，意思完全相反，读者必先以此点，然后才可得诗学的正解”，引发了许多相关思考与讨论。在1926年结集出版时，译者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了重新的校订。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对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著作，因此在傅东华译本以后，又接连出现了天蓝、罗念生、缪灵珠、崔延强以及陈中梅等人的众多《诗学》译本。

同时，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学衡派”积极译介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在他们看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乃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泉，为研究西方文化之学者所万不能忽略者，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这一时期，《学衡》杂志有关希腊罗马文化的翻译共有17篇。除了上文中所列柏拉图五大对话录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拉伦理学》外，还刊发了埃德温·华莱士（Edwin Wallace）撰写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汤用彤译），以方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亚氏学说。此外，为了让国人更多地了解希腊罗马，《学衡》推出了《希腊之流传》与《罗马之流传》两大系列，共计七篇相关资料，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历史、社会及美术等方面，并配有相关图片，详细介绍了希腊罗马的国情与文化，开阔了国内学人的视野。

（二）近代文论的译介

1.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文论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对浪漫主义的译介主要侧重在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介绍，雨果、拜伦、雪莱、丁尼生、席勒、歌德、海涅等重要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译介和传播，体裁方面以诗歌、小说为主，而对文学理论的介绍相对较少。

然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从被引进、译介到中国开始，就一直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上，其核心问题是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中也自然涉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劣比较。郭沫若等人把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五四”新文学的建设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充满真情实感地对浪漫主义的博大遗产及艺术特征进行尽可能充分的理解和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化为自身的文学经验。创造社成员发表的作品都呈现出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往往是直抒胸臆，表现为大胆的诅咒和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浪漫主义。郭沫若的历史剧、田汉的现代小说、成仿吾及郁达夫的文学批评，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笔锋犀利泼辣，在文坛上反响强烈。他们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与他们的浪漫主义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的极力推动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论初步趋于成形。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就主张“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只是“天才的自然流露”，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郭氏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开了生命没有文学”，并认为“创造生命底文学，第一当创造人”。郁达夫1923年在《创造周报》发表《艺术与国家》一文，认为“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一切美的情愫，便是艺术的主要部分”。此外，成仿吾在其《诗之防御战》一文认为，“文学是直诉我们的感情的”，“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这些文章对当时浪漫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对“浪漫派”的介绍，主要目的是想用那种反抗精神来激励当时的中国人，“变动死一样的生活”，倡导“生活的变动就是人生的真意义”，“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是“良心的战士”。新文学家的天职在于打破虚伪、罪孽和丑恶充斥的时代。在这种思想大背景下，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与翻译作品。

成仿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主要以文学批评家著称，但他同样是一位富有深厚艺术修养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仿吾深受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影响，对“象征派”、“新罗曼派”都有所研究。他推崇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重视文艺的社会意义，形成了一套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原则。作为翻译家，成仿吾翻译外国诗歌是从1915年开始的，他翻译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即是法国“象征派”诗人领袖魏尔伦的《月明》（《月光曲》）。成仿吾的译诗风格深受西欧浪漫主义作家文风的影响，如歌德、海涅、华兹华斯、拜伦等，他翻译的诗歌主要是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歌德《湖上》、《少年与磨坊的小溪》、《牧羊者的哀歌》、《弹竖琴者》、《迷娘歌》等，海涅的《幻景》，施托姆的《秋》，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草者》，雪莱的《哀歌》，魏尔伦的《月明》、《秋之歌》等。成仿吾译诗的数量并不多，但译文精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一种典范。

中国诗歌史上的现代主义思潮是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开始的，但象征主义在最初的引介中，却被大多数人作为浪漫主义的分支来理解，象征主义在中国最初被译作“表象主义”或“新浪漫主义”。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3、4期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文中首次提到了象征主义诗人梅特林克和霍普曼。1918年5月，陶履恭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一文，介绍了梅特林克的“死者观”，并称其为“表象主义”，这是现代中国文论史上最早谈及这一术语的译介之作。1919年7月，田汉在《中国少年》第1卷第1期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谈到了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并首次触及了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主张问题。同一年陈群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一瞥》，对象征主义文学作了最早的正面诠释。从1919年开始，国内文坛对象征主义的译介可以说正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小说月报》分别于1922年15卷和1924年15卷号外出版了象征主义两期专号：《法国文学专号》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号》，爱伦·坡、波德莱尔、霍普特曼、叶芝等众多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及其研究的专著都被大量翻译出来，同时，一些理论性著作也得到了译介，如闻天翻译的《波德莱尔研究》等。

对爱伦·坡著作翻译与研究是这一时期象征主义译介的重心。林孖翻译了阿兰坡（即爱伦·坡）《诗的原理》一文，刊载于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上。爱伦·坡认为，真理寻求的是理性满足，而诗歌则要震动人的灵魂，引起心灵的愉悦，从而促成精神的升华；把诗歌作为道德感化和传达真理的手段是对诗本质的歪曲和损害，文学的根本特性是美，而热情、道义、真理等在诗中必须淡化，必须接受美的统辖，服从审美的目的。在创作方法上，爱伦·坡反对模仿和再现，指出唯有凭静观冥想才能感悟美，在审美观照中才能进入诗的境界，认为世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互感应的关系，外在事物与内在精神之间也存在这感应关系，通过这种感应关系可以揭示深藏着的“永恒的美”，即“神圣美”。

随着爱伦·坡小说作品的不断译介，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也随即展开。1920年9月《小说月报》11卷9期刊发了张毅汉翻译的涉及爱伦·坡小说美学的文章《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元素》，文中对坡的小说美学所追求的“单纯的效力”做了比较深刻的阐释。在1921年以后，爱伦·坡相关研究的评介性文章日益增多，比较著名的有：吴宓《英文诗话》（《留美学生月报》，第7卷第3期，1921年），郑振铎《文学大纲·美国文学》（《小说月报》，第17卷第12期，1926年12月），赵景深《爱伦坡交了好运》（《小说月报》，第18卷第8期，1927年8月），陈炜谟《论坡的小说（Edgar Allan Poe）》（《沉钟特刊》，1927年7月），等等。

2.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明显多于浪漫主义，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就国别来看主要集中在英、法、美等国。英国文论主要是肖伯纳的《文学的新精神》和《理想主义之根源》等论文，由傅东华翻译，分别刊载于《文学周报》第4卷的第17期和第24期上，阐发了肖伯纳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有力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法国文论主要有莫泊桑的《小说之评论》等论文，由金满成翻译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6卷4号上面，“对于‘写实派’的方法、理论，都说得十分明白”。美国文论主要是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由傅东华翻译，书中指出“批评之社会的标准……和狭义的道德标准不同，和肤浅的审美标准也不同；它是深入的审美说，也是推广的道德说；它的精要便是‘艺术为人生而有’一语”。在蒲克看来，“文学有其价值，第一必须是作者心理的诚恳的表现”，而批评家则要想办法使读者“增加读书的能力而提高他的意识生活”，以“帮助读者的无穷进步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把自然主义也看作现实主义的同盟，将其翻译并加以改造，以使其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代表作家为左拉。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刊发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以及1916年2月15日在《答张永言》的信中，就已经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自然主义及左拉。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和《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极力推崇自然主义及左拉，同时倡导中国文学须仿效左拉。1927年，美的书店出版左拉的《实验小说论》一书，可谓此期自然主义译介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从文化接受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对左拉及自然主义的选择与接纳，从一开始就受到本土知识分子的期待视野和变革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左拉被典范化的过程本身是20世纪初期刚刚形成的中国思想界利用《新青年》等报刊传媒和读书人之间的合作，有意制造出的一种舆论效应，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化救国”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简单地用“混淆”、“误会”来解释左拉及其自然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相遇”，无疑会掩盖左拉在当时中国出场的意义。其实正如余英时在《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在文化转型期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溃、新的意义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向西方寻求新的意义是必然的选择。而正是这种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成为左拉在中国出场及后来被学界极力推崇的契机。自1915年至1949年，文坛上有三次大的文化论争都与左拉及自然主义被典范化所引起的问题直接关联。这些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自然主义文学典范化、如何借用自然主义来引导中国新文学的变革与发展等问题。

3.相关文论著作的译介

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方面，首推英国理论家温楷斯德（又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与钱堃新合译）。此书在内容上分为定义与范围、何谓文学、文学之情感因素、想象、文学上智性因素、文学上之形式因素、散体小说以及结论等8章，不仅论及文学的情感因素和想象以及形式等，还论及文学的智性因素。书中的一些命题，如文学的四要素（情感、想象、理智、形式）、情感表现的三方面（读者之情、作者之情、文中人物之情）、想象的三种方式（创造的想象、联想的想象、解释的想象）等都被反复引述。更为重要的是，此书的翻译出版还为国人展示了编写此类非原创性教材的规范。正如该书作者就其成书宗旨指出的：“舍一切外缘而不问，而深求文学自身之要素，此本书之范围也……评论之性质，近于科学，远于美术。以其所求者为普遍原理而非个别实施之规律也。”这种方法为后来的文学概论著作确立了基本框架，“即便明确反对科学模式的人都要顺着它的问题构架提出反驳”。这本书的英文原著甚至成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主要参考书，而此后中国文艺理论通过对本间久雄的译介，进一步扩大了温彻斯特的影响与接收范围。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翻译和校订此书者景昌极、缪凤林、梅光迪等都是“学衡派”成员，他们在翻译此书的同时对书中的内容作了些许修改，比如，将其中的西方文学例证都换成中国文学作品，并以“不合国情”为由，将原书论诗歌的一章删去，换上了吴宓的一篇《诗学总论》。相比较而言，吴宓此文除了论证音律为诗歌本质并以此为据攻击白话诗之外，比温氏更突出了文学的自足性：“美术中幻境之价值，不在其与实境相去之远近，而在其本身是否完密。”“学衡派”的这种翻译方式无疑是其杂志宗旨的实践；《学衡》杂志主张“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限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学衡·杂志简章》）。因此，在西方著作及内容的选译标准上，“学衡派”认为对西学的引入应与中国文化的保存相结合，这种翻译方式在后来为一部分译者所仿效。

还有一些理论著作如邓演存译的W.H．Hudson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曾连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第1—6期，共分两章，论述了文学的性质与元素，个人的文学兴趣及个人文学人格在文学中的表现等方面，强调对作家进行编年的和比较的研究，合理利用作家传记，进而讨论文学的社会与历史研究方法；英国的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也由傅东华翻译，并在《小说月报》第17卷上连载，作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对文体进行考察，认为“文体是解释文学的锁钥”。除此之外，勃利司·潘莱的《诗之研究》（傅东华译）、佩里的《小说的研究》（汤澄波译）以及哈米顿的《小说法程》（华林一译）等也都是这一时期被引介进入国内学人视野的理论著作。此三者之共同之处在于其皆是从某一具体的文体出发，对该文体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与其他文学门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阐发，相较于其他文论著作则更为详细具体，对中国诗歌与小说的发展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小说的研究》与《小说法程》还曾辟专章论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三）现代文论的译介

1.人本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在人本主义思想的译介方面，首先引进的就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从近代的梁启超开始，国内学者对尼采的译介就一直不曾间断过。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尼采的名字介绍进中国，随后王国维在1904年写了《叔本华与尼采》一文，给予尼采极高的评价。鲁迅在1902—1903年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尼采的学说，并且在1907—1908年写的文言论文中多次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尼采。“五四”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尼采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推崇。1917—1927年这十年间，尼采主要著作的中译本都已出现，为尼采思想的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

中国学界对尼采的批评与研究在2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热潮。在这些研究批评著作中，首推茅盾1920年1月至4月在《学生杂志》第7卷第1号至第4号连续四期发表的长篇论文《尼采的学说》。《尼采的学说》分“引”、“尼采的传略及其著作”、“尼采的道德论”（上、下）、“进化论者尼采”、“社会学者的尼采”以及“结论”七个部分，共29000字，对尼采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茅盾号召读者用“批评的眼光”去读尼采的著作，对尼采的学说要详加分析与评判，要“分别情况”予以批判地吸收。此外，《民铎》杂志的“尼采专号”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尼采的研究与批评文章，如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朱侣云《超人和伟人》、白山《尼采传》、范寿康《最近哲学之趋势》等，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文章。

这一时期中国译介尼采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传统道德和文化，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并为中国的改革与改造寻求学理上的根据，因此对尼采的介绍偏重学理，而将其作品中包含的直觉主义文艺观基本上忽视了，但尼采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创作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蔡元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影响。在“重估一切价值”主张支配下，尼采的个人主义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个性解放的需要，他所倡导的破坏旧偶像、批判旧传统，提倡自主精神、反对奴隶道德等思想也对“五四”时候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稍晚于尼采哲学传入的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法国思想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年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机械论的宇宙观无法提供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来源，科学人生观在解放个人的同时，又留下了价值真空，这是生命哲学介入人生观讨论的思想背景。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介绍了德国哲学家倭铿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揭开了生命哲学东渐的序幕。1918年1月起，张东荪翻译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中译本取名为《创化论》），在《时事新报》上连载3个月之久，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柏格森的代表作翻译到中国。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应邀在北大作了题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座，其中对柏格森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进一步扩大了柏格森在中国的影响。1921年12月，《民铎》杂志出版了《柏格森专号》，共收入了17篇介绍和研究柏格森哲学思想的文章，对柏格森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1917—1927年这十年间，柏格森《创化论》、《形而上学导言》、《物质与记忆》、《时间与自由意志》等主要著作均出现了中译本。

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柏格森学说作为玄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论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在新儒家代表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那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他们构建自己新儒学体系提供了借鉴。由于柏格森学说中诸如“进化”、“自由意志”等关键词颇为契合当时思想界对进化论的理解以及对变革的渴望，也与当时注重文化及文学的功利目的的社会语境合拍，因此和尼采相比，当时的学术界更推崇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但其思想中所包含的直觉主义艺术观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忽略了。

在人本主义的译介方面主要是“学衡派”诸人对美国新人文主义的相关译介。作为“学衡派”代表人物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以及后来的梁实秋等都曾师从美国人文主义首倡者白璧德。这些人回国之后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极力介绍、宣扬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衡》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白璧德及其研究论著，如《中西人文教育谈》、《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释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等。其中《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是转译自法国人马西尔的一篇概述文章，对白璧德的几部主要著作简要地进行了介绍。

除此之外，《学衡》围绕白璧德的思想，对新人文主义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也陆续进行了翻译与介绍，如《薛尔曼现代文学论序》、《薛尔曼评传》、《薛尔曼论现今美国之文学》、《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等。应该说，《学衡》对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译介还是很全面的，同时还很注重理论的更新和与时俱进，及时关注新人文主义的最新动态与理论专著，这与其领袖学者们所受的深厚西学素养是分不开的。同时，纵观其译介可以发现，《学衡》对其翻译作品的选择标准不仅与新人文主义的要求一致，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刻意筛选了一批在思想主张方面与白璧德比较一致的学者的论著，这也反映出“学衡派”推崇白璧德、努力提升其权威性的用心。

2.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译介与研究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首先是其先驱——实证主义，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巨斯大佛·郎宋（今译朗松）的《文学史方法》一文由黄仲苏翻译并发表于1924年2月的《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该文论述了文学、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反对“一本于憎恶爱好”的武断主义和“无所限止”的印象主义，一方面推崇客观的理智，一方面又重视主观的印象。作者指出，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学史，“应该用批评的客观的方法”，“切勿以‘我’为中心，切勿加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批评的精神乃是精确的科学精神”。

在科学主义文论方面，这十年间传入的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文化互补论。“五四”时期来华的外国学者中，给中国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并产生久远影响的，莫过于杜威和罗素。此二人曾先后受邀到中国授课讲学，这对他们的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足迹遍布11个省市，发表演说200余场。这种直接传播、媒体介绍和学院传承，构建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可以说，这一时期杜威及其学说的风靡全国以及它在五四思想文化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当时报刊对杜威演讲稿的广泛刊载之外，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大系列讲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向全国发行，销量惊人。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杜威演讲稿，杜威学说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

伴随着杜威的讲演，中国知识界的学人纷纷著文，对其实用主义加以介绍和研究，以致当时在各种刊物上介绍、讨论、评价实用主义学说的文章俯拾即是，首当其冲的便是胡适。胡适在宣传杜威哲学观的活动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不但为杜威担任口译，还撰写文章传播其哲学思想。早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前的1919年3月和5月，胡适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以演讲的形式对杜威实用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同年4月，《新青年》还刊发了他以《实验主义》为题的文章，这都为杜威的来华讲演作好了铺垫。胡适从实用主义“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将其应用到文学和史学研究中去，开创了现代史学和文学批评的新局面。另外，《新教育》杂志第1卷第3期开辟“杜威专号”，刊登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除去胡适《杜威哲学根本观念》、《杜威论思想》、《杜威的教育哲学》、《实验主义》之外，尚刊行了刘伯明《杜威之伦理学》，蒋梦麟《杜威之伦理学》、《平民主义与教育》，潘公展《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等评述文章，展现出国内学者对杜威学说的浓厚兴趣。

相比较而言，罗素在中国的演讲则偏重于技术性较强的纯哲学。罗素于1920年10月抵达中国，在各地巡回演讲，他的讲演稿及其主要著作都在这一时期被先后译介进来。罗素访华期间的演讲被辑成《罗素五大讲演》出版，内容皆以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数理逻辑为分析方法，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作抽象的逻辑游戏，如他演讲的题目有《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等。伴随着他的讲学，国内一些翻译家也开始着手翻译罗素的相关著作。解放前国内出现的罗素著作中译本主要有《物的分析》、《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婚姻革命》、《怀疑论集》、《自由与组织》、《婚姻与道德》、《哲学问题》、《结婚与道德》、《幸福之路：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等。罗素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而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系列建议，也启发了中国学人的思考，对于当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3.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与研究

到了1920年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引进由心理学延伸到了文艺界，迈入了一个十分活跃、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当时一些重要的刊物如《民铎》、《新潮》、《少年中国》等都出现了很多译介性的文章，对精神分析学说做了广泛的传播，弗洛伊德学说尤其受到关注。弗氏学说的传入有两种渠道。一条是从欧洲直接传入，传播者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又或译为“佛洛特”）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他们的译介表现出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基本上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其学说加以介绍；另一条渠道是经日本传入中国，传播者主要是文艺界学者，在译介过程中偏重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和对文学艺术的指导价值，这条渠道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精神分析学说的译介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译介、评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主，兼及后弗洛伊德派如荣格、阿德勒等人的理论，其二是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角度，译介、评论、借镜精神分析学说。具体来说，1914年5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上刊载了题为《梦之研究》一文，是中国最早正面直接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1916年12月，又有一篇名为《析梦篇》的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专门介绍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北大心理学、哲学教授陈大齐出版了专著《心理学大纲》，系统介绍了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并且肯定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研究。在1920年《新潮》第2卷第4期和第5期上汪敬熙撰文介绍了有关1919年7月在伦敦大学进行的关于本能与无意识的大辩论以及肯定精神分析作用的《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一文。后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期上还有署名为“Y”的作者撰写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的文章，高度评价精神分析学的作用。其后，《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刊发了《析心学论略》一文，强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助于人类文化的历史及宗教哲学的发达，尤其有助于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此卷第11号上发表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一文也肯定了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质。而在专门的心理学期刊《心理》上对精神分析学的介绍更是不在少数。除了《东方杂志》和《心理》这两本杂志之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介绍还大量出现在《民铎》杂志中。1920年12月《民铎》第二卷第5号发表了张东荪撰写的《论精神分析》一文，概括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有关人的心灵结构的理论，并且对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另外一位与精神分析学有着深厚渊源的人是章士钊，他全文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自传》，还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通信，“1929年6月，章士钊译完《葬罗乙德叙传》，于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这些介绍及简析文章之外，1925年《教育杂志》第17卷第10号、11号连载了高觉敷翻译的《心之的起源与发展》，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弗洛伊德原著。可以这样说“20年代的中国，对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译介和研究出现一股热潮，这已是不争之事实。”1929年，张东荪出版了《精神分析学ABC》一书，对精神分析学作了深入浅出的系统介绍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进入1930年代，朱光潜于1930年推出《变态心理学派别》一书，全书以流派为中心，将精神分析学派列为变态心理学的两大派别之一，并对其源流嬗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紧随其后的1933年，朱光潜又推出《变态心理学》一书，对精神分析学各派的理论主张与主要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朱光潜的两部论著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文化史上评介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作，这两部书的出版将精神分析学说译介引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1930年代上海辛垦书店还出版了《精神分析学批判》等西方译著。1930年代中期，叶青发表了《弗洛伊德梦论批判》、《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批判》、《弗洛伊德心理学之哲学的理论》等系列论文，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与批判。

纵观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不难发现此十年间对欧美文论的翻译和介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翻译者自身的文学主张和理论倾向的影响和制约，文论翻译和介绍流派众多，内容丰富，成色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相较于苏俄或日本等国文论译介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基于改造中国、启蒙民众的愿望与时代政治背景，当时的知识分子及一般报刊与出版社往往顺应弃旧逐新的社会心理，大量介绍西方翻译作品，如《小说月报》就曾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每期都刊登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生平与创作，共计200余条。因此，在“五四”后的短短几年里，欧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思潮以及相关的哲学思潮——如创作理论方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美学理论方面的联觉说、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模仿说，以及文化理论方面的罗素的文化互补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都先后涌入中国，甚至连几种前卫理论，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等，也在1920年代进入国人视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欧美文论译介使我国“五四”时期的西方文论移植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发展势头。

其二，就数量来说，这一时期译自欧美的文论著作仅次于译自日文著作数量，位居第二。未单独发行但见于各种报章杂志上的涉及欧美文论的文章虽然具体数目待考，但应该不在少数。不过，这一时期译介的欧美文论作品庞杂而不系统，加之当时国人所译的文论著作有一部分转译自日本理论家的相关著作，经过双重的选择、删除和凸显等有意识的加工和修改，许多观点和概念早已不复西方概念本来面目，如自然主义在传入之初就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来接受的，那种左拉式的、对社会决定论的强调是中国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必然会被加以修改。由此，在中国的理论家和作家那里，自然主义便“被赋予一层新的含义：以人们的内心观照和人性的主观表现为原则，远离客观现实”。

其三，这十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对当时或者后来的中国文学及文论影响最大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从30年代开始，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嘲笑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因为出于他们反叛传统的那种热情”，中国现代的新知识分子往往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正如李欧梵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对文学进化论所持的一个主要观念。……中国作家受到一些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教科书的影响，显然相信欧洲文学是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诸阶段有机地发展起来。……对于文学所持的这种向前发展的信念，不仅使中国许多追随者普遍缺乏对西方古典文学、中世纪和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兴趣，而且使他们过分地把中国现代嵌入这些有着决定论色彩的类别里。由于他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学停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阶段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经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因此，受过西方文艺思潮熏陶的“典型的五四文学家”一般都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特点：“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这其实是“五四”作家那种以启蒙为目标的文学观和当时他们所处的中国的历史环境共同决定的。

总的来说，“五四”时期对欧美文艺思潮的译介虽然十分庞杂，但作为我国现代文论翻译史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即使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翻译者出于启蒙民众和批判社会以推进社会革命的目的，“几乎没有人对作为理论本身的那种文学理论感兴趣”，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拓展了新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的视野，在艺术创造中也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三、1927—1937年的译介与研究

经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国内西方文论的翻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进入20年代末期之后，国内文坛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势的、与民族国家救亡等宏大叙事话语相联系的社会氛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在这十年里一枝独秀，但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中国欧美文论翻译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27—1937年间的欧美文论译介就内容而言，主要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实证主义以及新批评等流派。

（一）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正如韦勒克所说，“不仅仅是法国，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诗歌概念都是由法国象征主义所产生的理论支配的”。这一时期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进一步拓展，进入了一个译介相对系统且研究逐步深入的时段。

中国现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象征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价值，20世纪初象征主义即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了一批象征派诗人，如李金发、穆木天等人。李金发是将波德莱尔象征主义介绍到中国诗歌中的“第一人”，随着1925年其诗集《微雨》的发表，象征主义真正在中国文坛上亮出其艺术“独立”的身影。穆木天在探索新诗发展道路时结识了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魏尔伦、莫利亚斯、梅特林克、波德莱尔等人，从而“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大学时期便“完全入象征主义世界了”，将“贵族的浪漫诗人，世纪末的象征诗人”当作是他的“先生”，紧接着他便提出了自己的纯诗理论。进入1920年代末期，象征主义的传播更加深入。1929年4月，《乐群月刊》第一卷第4号发表了勺水翻译的春山行夫的《近代象征诗的源流》。该文概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生和发展，强调了该流派先驱波德莱尔诗作的巨大开辟作用，也指出了象征主义诗歌存在的弊端，并对日本的象征主义及其倾向进行了评述。同时，这十年间出现的一系列杂志，如1930年创办的《文艺月刊》、1931年创办的《青年界》、1932年创办的《现代》及1936年创办的《文学》、《文艺季刊》、《文学杂志》等，都为象征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阵地。1932年，《现代》创刊于上海，是中国象征诗派的主要阵地，大量介绍了从波德莱尔、叶芝到奥尼尔以及从象征主义思潮中衍化出来的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作家作品。施蛰存在《关于本刊的诗》一文中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现代》中的诗大多数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他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他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施蛰存在《〈现代〉杂忆》中又说：“……运用形象思维，往往采取一种若断若续的方法，或说跳跃的手法，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不用逻辑思维的顺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是隐喻。”这些见解都可以从法国象征诗派作品中得到印证。

1930年代，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创作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尤其是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前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对象征主义的认同，是戴望舒较为恒定的诗学选择及审美情趣。戴望舒之所以对象征派诗歌由最初的好奇进而产生持久不衰的爱好，其中不能不提及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特殊魅力，可以说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戴望舒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他对以上两位诗人诗歌艺术的吸取和借鉴上。1925年前后，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研习法文期间，就对法国象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枕头下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并且在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共同创办的杂志《璎珞》旬刊的第1期、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自己翻译的魏尔伦作品《瓦上长天》与《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也是戴望舒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译诗。不得不说，魏尔伦的诗的确给戴望舒的创作带来了莫大的启发与灵感，受魏尔伦注重“诗的音乐性”的暗示，戴望舒创作了《雨巷》，这首诗让他名噪诗坛。此外，卞之琳在这个时期的诗歌译介成果对于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代表性译作如波德莱尔的《音乐》、《波西米亚人》、《喷泉》以及马拉美的《太息》、《海风》、梅特林克的《歇》等。同时，卞之琳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一些重要诗人如魏尔伦、瓦雷里等都多有借鉴，并结合其他理论成果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曹葆华，从1933年到1935年，他翻译了大量关于象征主义诗学理论方面的著述和文章，其中包括阿瑟·西蒙斯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这本书全面介绍了以马拉美、魏尔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诗学主张与创作成就，对法国象征主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与研究。这本书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作家和学者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的权威参考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此之外，曹葆华还翻译了关于“纯诗”的数篇文章以及叶芝的《诗中的象征主义》。这些文章最初刊发与《北平晨报》，到1937年以《现代诗论》为名结集出版。《现代诗论》可以称得上是1930年代介绍西方诗学理论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涉猎的均是现代西方最重要、最热门的几位理论家和批判家的代表作品，推进了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文坛的发展。

与象征主义相比较，表现主义文学具有更鲜明的先锋派艺术的特色，但就其译介来说，表现主义是“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清的情势下被翻译介绍进中国的”。较之于1920年代初期对于表现主义的一般译介，这一时期不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准确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考察表现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是由日文转译而侧重介绍以德国为发祥地的现代表现主义文艺思潮。早在1921年6—8月三个月间，在《小说月报》连续刊载了几篇日本学者介绍德国表现主义的文章，都给予了表现主义文学以高度的评价与认可。鲁迅在20年代中后期也通过翻译日本学者相关作品正面介绍了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思潮和理论，如片山孤村的《表现主义》和山岸光宣的《表现主义的诸相》。这两部作品较为准确深刻地论述了西方表现主义的特点及其产生渊源。其二是通过克罗齐论著的译介侧重介绍表现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1927年8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5号朱光潜发表《欧洲近代三大批判学者（三）——克罗齐》一文，介绍了克罗齐及其学说。1935年6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2期发表了孟实（朱光潜）翻译的《艺术是什么》，是克罗齐具有理论核心性的一篇文章，也是朱光潜的第一部译作。其中围绕着克罗齐美学理论核心观点——艺术是抒情的直觉和表现的理论而展开，具体论述了“艺术即直觉”这一定义所包含的五个否定：第一，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第二，艺术不是功利的活动；第三，艺术不是道德的活动；第四，艺术不含概念的知识；第五，艺术不可分类。在译介过程中，朱光潜对克罗齐“艺术即直觉说”产生了怀疑，因此设法弥补他的漏洞，1936年春发表的《文艺心理学》修正稿中的《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就是其尝试之作。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朱光潜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文艺美学的论著，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等，对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构建及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相关研究成果来看，1926年胡梦华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章《表现的鉴赏论——克罗伊兼的学说》可以说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鉴赏的角度研究克罗齐表现论文学观的作品。文章主要以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文艺观为核心展开论述，认为克罗齐表现的鉴赏论在关于文学规律、分类、悲喜剧的划分、风格、体裁、文学道德等问题上都突破了前人的主张，并结合相关作品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1928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了刘大杰《表现主义的文学》，是20世纪前半叶唯一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较为完整的表现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表现主义的文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小序”、“表现主义文学的主潮”、“表现主义的国家社会思想”、“表现主义戏剧的来源和特质”、“表现主义的分类”、“表现派的剧作家”及“表现派的小说和诗歌”。刘大杰对于表现主义的一些分析与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界对于表现主义的理解所达到的程度。

（二）“新批评”流派及其思想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的“新批评”译介与研究始于1930年代，而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关注在1940年代后期才抵达一个高峰，这与“新批评”在美国的盛极一时有密切联系，也与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师的瑞恰慈（又或译为“瑞恰兹”“吕恰慈”“理查兹”）、燕卜荪有密切的关系。1930—1940年代，围绕在瑞恰慈和燕卜荪身边的同事、学生，成了早期“新批评”研究的主力军，如李安宅、吴世昌、叶公超、朱光潜、袁可嘉、朱自清、钱钟书等。

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翻译翟孟生《纯粹的诗》一文时就提到了艾略特，这是“新批评”理论家首次进入中国学人视野。1929年华严书店出版了伊人所翻译的瑞恰慈《科学与诗》一文，正式揭开了国内对“新批评”派的译介序幕。接着，1929—1931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等课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及文学批评”等课程，又于1930年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等相关课程，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注意，也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研究“新批评”流派思想。同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作为他的学生，秉承了其学说观点，后来成为研究“新批评”的一股重要力量。此后，介绍英美现代派新诗的文章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新批评”派另一位代表作家艾略特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内容也屡屡为人引用。

对于“新批评”流派特别是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而言，1934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此前鲜为人知的“新批评”理论著作及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刊登了吴世昌《诗与语音》一文，作者以古诗词为例，对中国诗歌的音与字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并且认为，读者阅读诗歌时的心理历程的确符合瑞恰慈所分析的六步：视官的感觉、由视觉连带引起的相关幻象、比较自由的幻想、所想到的各种事物、情感以及意志的态度。1934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安宅所著《意义学》一书，是国内学者研究瑞恰慈学说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了“皮附什研究儿童思想的方法与结果”，论述了思想的形成过程；下篇介绍了瑞恰慈和欧格顿研究意义的技术和案例，并做了“意义”、“美”、“信仰”三个词的例案。瑞恰慈亲自为此书作了序言，冯友兰也声称“对于这种语言思想的毛病，吕嘉慈先生所倡导的‘意义学’是很有用的药”，并且“李安宅先生介绍这一派学问到中国，我想是很有益的”。1934年4月，《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刊发了叶公超《艾略特的诗》一文，通篇采用精细的语义分析，受瑞恰慈理论影响的痕迹很明显。这些都标志着“新批评”文论在中国之“旅行”的正式开始。

1936年6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刊载了吴世昌《吕恰慈的批评学说述评》一文，他认为瑞恰慈是一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并结合中国古典诗词从诗歌价值、艺术的传达以及读诗的心理等方面阐述了瑞恰慈的学说。同年10月，赵增厚翻译了艾略特的《诗的功用与批评》，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诗与宣传》，“新批评”学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193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共分“一般的情势”、“诗的经验”、“价值论”、“生命的统制”、“自然之中和”、“诗歌与信仰”和“几位现代诗人”等七部分，大部分材料是从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与《意义的意义》两本书中择取出来。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许多细微问题，而不在于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我相信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曹葆华《现代诗论》一书，其中收录了瑞恰慈《诗的经验》、《诗中的四种意义》、《实用批评》的文章，以及艾略特的《批评的功能》、《批评的实验》等文章。在曹葆华看来，近十余年，西洋诗在诗的理论方面，有了前人所不及的成就，他写此书“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因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现代诗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论译作，对“新批评”文论在国内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于新批评，相比上述几位从推崇到译介乃至切身实践的学者之外，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还有一部分学者对瑞恰慈及其“新批评”学说持保留甚至批评意见。1931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刊载了当时执教于武汉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张沅长一篇批评瑞恰慈及其Practical Criticism的文章。在此文中，张沅长认为瑞恰慈的学说偏执于研究读诗者的心理反应，使得文艺批评变成了心理学的附属品，并且对瑞恰慈所宣称的运用心理学来从事文学批评的方法不以为然，因为“心理学对于自己许多难题都没有办法，哪里会有多少力量来帮文学批评的忙”。1933年6月17日，梁实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针对郁达夫的《〈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之商榷》一文，认为郁达夫将瑞恰慈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作为“适用于大学做课本者”进行推荐的做法实在不妥。在梁实秋看来，瑞恰慈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是以心理学的立场来从事批评的”，“心理学派的批评颇新颖，但是否可靠，尚有问题”，而且“即使能成为一种学派，亦万不能适宜于‘大学做课本’”。

综观“新批评”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和研究视角，可概括出四个层次：一是对“新批评”基本理论的阐述，即以“新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对该派理论的基本观点、理论特征、方法论意义等作全面概述和评价。二是对“新批评”代表人物的专论，即以“新批评”代表人物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对此人物理论思想进行深挖。三是“新批评”理论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注“新批评”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异同分析。四是运用“新批评”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用“新批评”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新批评的引进，无疑是当时中国文艺界和西方文艺流派最为接近的一次。虽然此时中国学者并未意识到这是“新批评”，但却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然而，这种重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很快就淹没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洪流当中。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学界来讲，“新批评”的语言意识则是唤醒中国现代批评“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它以理性的态度研究语言、思想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