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改革之战
搭建新班子
令西方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普京的外交政策,还有他在国内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刺激经济,进一步巩固自由市场,把过去的残渣余孽扫入垃圾堆。在国际社会上,普京因经济改革声名鹊起。早在普京还未当上代总统、仍是总理时,他就搭建了一个由倾向于西方模式的改革者组成的新班子,负责起草改革方案。有些人,如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时的老相识。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是一个神童,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刚刚回国。普京自己对经济尚是门外汉,但积极学习经济知识并听取他人意见,并且坚信必须改革。库德林在一次采访中称普京是“新一代的人物,懂得现代社会的运作原理”。
叶利钦执政时期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价格的放开。然而国家并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新涌现出的私有部门效益不佳。尤其是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几乎完全限于开采和出售原材料——石油、天然气、铝、木材,现代制造业几近于零。
1999年底,普京任命年仅35岁下海经商的律师格列夫执掌一个新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了经济改革的发动机机房。格列夫留着托洛茨基式胡子,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没人怀疑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财政部副部长库德林称他“有勇有谋……好比一辆坦克,一部发动机,坚定不移地搞改革”。
格列夫领导的这个中心有点儿像智库。日后他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你知道,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争取达成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制订方案时希望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学者、研究人员、管理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希望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这样大家就会尽力去实施该方案。为此,首要任务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方案的起草。”
潮水般涌来的各种建议并非都同格列夫的想法完全合拍,他面露微笑地提到其中一项:“我们收到了形形色色的建议,老实说,有些建议很奇特。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向我们提交了一些建议,倘若付诸实施的话,等于再次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我记得,他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支付所有人的工资,然后将一切工资标准化。”
此后几个月里,这批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吹风会和头脑风暴,一点点筛选各种建议,并草拟了一个方案。普京有时会参加会议,主要是听取发言并提出疑问。他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对社会福利会产生什么影响。普京身边还有一位“御用”的经济大师——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遇到问题会找他咨询,在有些问题上借助他制衡格列夫的一班人马。
格列夫曾邀请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伊拉里昂诺夫加盟他的中心,但据伊拉里昂诺夫称,他觉得该中心对他来说“凯恩斯色彩过于浓厚”,因而婉拒了。伊拉里昂诺夫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怪人,他桀骜不驯,喜欢挑战世俗观念。如今他是质疑“环境变化说”的知名人士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他严厉抨击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及1998年8月债务违约的各项政策。也许是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吸引了普京的注意(不过几年后他为此丢了乌纱帽)。2000年2月28日,代总统打电话邀请伊拉里昂诺夫去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诺沃奥加廖沃(Novo-Ogaryovo)别墅“聊聊”。
两人在一起聊了一晚上,讨论经济问题,其实更不如说是讨论经济学。伊拉里昂诺夫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不光想了解利率等内容,还想对经济改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应该做什么、怎么制订方案。显然他在一个他不熟悉的专业领域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两人的交谈曾被走进来的一位官员打断,他递给了普京一张纸。代理总统欣喜地读到,俄罗斯军队重新攻克了车臣叛乱分子盘踞的沙托伊市。但伊拉里昂诺夫马上给普京泼了一瓢冷水,他一向反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干预,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普京,车臣战争是“犯罪”。伊拉里昂诺夫说,他力主允许车臣独立。他认为靠军事手段永远不可能征服车臣,反而会导致恐怖主义有增无减,殃及俄罗斯人民。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普京坚持认为,必须彻底消灭叛乱分子。伊拉里昂诺夫说:“他的声调都变了。刚才讨论经济问题时声调还很正常,突然间声音里仿佛掺了铁或冰。就在你眼皮底下,他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我感觉我俩随时会吵崩,再无和好的可能。”
伊拉里昂诺夫回忆说,半个小时后,普京看到根本谈不拢,突然说:“够了,不要再讨论车臣问题了。”“他就这样打断了对车臣问题的讨论。此后6年我们在一起开会时,普京从未当着我的面提及车臣,抑或和我讨论车臣问题。不再争论车臣问题后,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了经济改革上。”
指针指向了10点半,伊拉里昂诺夫该告辞了。他以为在车臣问题上与普京争吵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然而普京约他第二天再来。伊拉里昂诺夫为普京补习经济学越来越频繁。4月12日,普京正式任命伊拉里昂诺夫为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日后又任命他作为总统代表参加八国集团会议。
5月底,中心起草的改革方案基本定稿。用格列夫的话说,这一方案“超级自由化”。库德林说:“一旦给私有部门松绑,经济就会增长。”即将完成的改革方案有厚厚的一大本,没法呈交给代总统。由于他们没有用幻灯做讲解的经验,于是雇用了一家一流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国际咨询公司。格列夫说:“我们在该公司的莫斯科办事处泡了一个星期,搞出了两个版本的方案,简版用于对公众发表,专业版提供给政府各部门,解释它们该如何执行该方案。”
5月5日,普京就职两天前,该小组成员来到普京在索契的家,向他“深入介绍了”这一方案。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心情激动。库德林说:“我当时兴高采烈,因为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从早到晚,一场会接着另一场会,只有吃饭或在和煦的阳光下散步时,会议才会暂停一会儿。这批经济学家同普京讨论了方案中的每项内容。普京不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但批准了方案的要点。这一方案日后被称为“格列夫方案”。然而执行该方案要比拟订它更难。
土地私有化
在此后的岁月里,格列夫方案改变了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个人所得税减少了,税率从最高30%减至仅仅13%的单一税率,公司税从35%减至24%。新土地法允许买卖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部新法典得以出台,其中含有打击洗钱的措施,同时试图拆散一些最大的国有垄断行业,例如把电力生产从供电网中分开。
改革个人所得税势在必行,因为工资已经少得可怜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干脆不再交税,原因是税率不堪重负。公司税也是一样,大约80%的公司想方设法避税。格列夫提出,对所有人一律适用单一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大幅降低公司税。这一建议极为大胆,旨在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增加税收。然而如果老百姓继续不交税的话,国家的预算就会出现更大的黑洞。普京看到了这一点。格列夫特别记得他和库德林与普京的一次谈话。
“总统问我们:‘你们有把握税率降低后,税收总额不会减少吗?’
“我们回答说,‘有把握。’
“他又问:‘假如你们搞错了呢?’
“我答道:‘那我就辞职。’
“普京说:‘对不起,可我不会根据你刚才的回答批准你的计划!你还没有考虑成熟。为什么你觉得辞职就可以弥补预算将会出现的亏空?从政治角度讲,你的辞职无法弥补预算的损失。’”
格列夫和库德林回去后重新做了统计,再次向普京提交了他们的方案。这一次普京放行了。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满意。格列夫说:“当时我们仍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莫斯科办事处密切合作。然而他们拒绝批准我们的方案,我们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会议上谈得很艰苦。我们于是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感谢他们的意见,但我们仍然要降低税率。”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开了俄罗斯。但格列夫认为,改革方案是“一项决定性的正确决策,此后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土地改革方案引起的争议更大,这一次是因为该方案触犯了数百万共产党人以及认为土地应该属于“人民”的人。叶利钦从来不敢触犯这些人。就在格列夫准备向国家杜马提交他的土地改革方案时,数千人打着红旗和反资本主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政府在最后一刻做了一点让步,加强了对出售农业用地的监管,然而毫无作用。国家杜马主席请格列夫上台介绍他的法案时,台下一片骚乱。共产党议员(占1/4席位)冲到格列夫身边,不让他离开政府官员席位区走上讲台,有些人还试图扯住他。杜马主席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打闹声中,于是他打电话给格列夫,让他在自己的席位上提出他的法案。“反正没人能听见你说什么,”他说,“但你必须做一介绍,否则我们无法表决。”
格列夫于是赶紧发言,提交了他的法案。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的议员用拳头捶击自己席位前的桌子,叫喊声淹没了格列夫的声音。随后对法案进行了表决,法案获得通过……刹那间杜马大厅沦为战场,两派敌对的议员拳脚并施,彼此扭打成一团。
日后格列夫微笑地回忆说:“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在俄罗斯拥有土地的权利。”
不许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一揽子改革计划初见成效。俄罗斯人开始交税。通货膨胀从2000年的20%降至2006年的9%。经济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6%至7%之间。加上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的大宗出口项目)价格持续上涨,政府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盈余,开始偿付巨额外债。1998年,俄罗斯的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0%;而截至2006年底,这一比重为18%。
随着石油收入滚滚流入政府的钱包,俄罗斯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一部分人,包括经济部长格列夫,想把这笔横财用在基础设施上,包括公路、铁路、教育事业和医疗保健体系。而财政部长库德林却担心,这样做会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他建议设立一个稳定基金用来吸收多余的流动资金,一旦将来石油价格下跌,可以使国家有一个缓冲,不致受到太大冲击。大多数部长都想马上为自己主管的行业拿到这笔钱。地方州长向普京抱怨说,库德林从经济中抽走了资金。格列夫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争执得很厉害。”最终两人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成立了一个投资基金,每年向基础设施投入30亿美元。格列夫说:“这是一个公私合伙企业。如果有私人投资,政府就会出钱资助,从而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修建大工厂、发电站及其他基础设施。”
不过最大的赢家还是库德林建立的“稳定基金”。截至2005年1月初,该基金的资金总额高达5220亿卢布(合185亿美元)。俄罗斯靠这笔钱完全付清了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33亿美元)。石油收入继续源源不断。截至2006年8月,俄罗斯已完全付清了苏联时期拖欠的由债权国政府组成的巴黎俱乐部的大约400亿美元,节省了77亿美元的利息。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飙升,支付了如此大笔的钱款后,稳定基金的资金继续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石油价格下跌时,俄罗斯得以从容应对。
普京第一任总统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总理是卡西亚诺夫,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奉者,风度翩翩,声音洪亮,英文流利。他负责格列夫方案的执行,日后他成为抨击普京最有力的人和反对派领袖之一。2008年,他曾竞选总统。然而,克里姆林宫声称发现为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征集的200万人签名是骗局。不过当年,他和总统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看法都完全一致。直到今天,卡西亚诺夫仍然承认,当时的普京完全支持自由化的改革。“当时我感觉自己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盟友,正携手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型的民主国家。在此期间兴许有一些失误。”
改革者只在一件大事上未能如愿以偿,日后证明此事意义非同小可。当有人问卡西亚诺夫,普京是否经常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时,他回答说:“90%的时间里都没有,剩余的10%涉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及几乎所有和它沾边的事。”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俄国最大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厂家。该公司的前身是苏联时期的天然气部,叶利钦时代转为私有企业,但国家仍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公司当时经营混乱,成了腐败、侵吞资产和避税的温床。普京上台后誓言要整顿该公司,并任命了他在圣彼得堡的密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阿列克谢·米勒分别担任新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据卡西亚诺夫说,米勒对天然气行业几乎一窍不通,第一年没干别的,都用于熟悉自己的工作。然而问题不止于此。对格列夫班子里的成员来说,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一个苏联时期的庞大怪物,它对勘探、开采和销售各个环节的垄断窒息了竞争。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石油行业,90年代它被拆成众多相互竞争的公司。
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当年是能源部的一位年轻副部长,负责天然气部门的改革。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打破垄断,把分销公司和生产公司分开,使其变成规模较小的企业,然后将其私有化,让它们彼此竞争”。普京曾不顾自己顾问伊拉里昂诺夫的反对,支持打破电力部门垄断的相似方案。然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其他公司不一样。
2002年秋,米洛夫草拟了一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改革方案,得到格列夫和卡西亚诺夫的批准。卡西亚诺夫说:“似乎不少人认为,将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部门分家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崩溃。而天然气行业当时是支撑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人现在还在吓唬人,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如果不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崩溃。这都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所有称职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都知道,改革天然气行业是毫无风险的,改革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
据米洛夫称,改革方案递交给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后,他旋即为此事找到普京。“米勒怒气冲冲地给普京写了一份备忘录,说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做法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普京在备忘录上批了一句话:‘我基本赞同米勒先生的意见。卡西亚诺夫先生,请您斟酌。’”
米洛夫说,他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普京很早就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特别感兴趣。显然,普京把这一公司视为权力的最大象征和源泉。”
卡西亚诺夫先后三次将这一方案提交给他的内阁,然而普京坚持说,需要进一步修改该方案,并建议他的总理继续与米勒商讨。他告诉卡西亚诺夫:“听听米勒的意见,你自己亲自去找他,不要只听撺掇你的那些人。”
2003年,普京干脆下令卡西亚诺夫不要再提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改革方案一事。“就在内阁会议开始前5分钟,普京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从议程中删除这一议项。”后面几章里将会提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日后将成为普京在应对媒体、经济以及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力的权力杠杆。
好日子
主要由于经济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外国投资人首次显出了信心增加的迹象。消费者方面,诸如法国连锁超市欧尚和瑞典家具店宜家这样的大跨国公司,率先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了庞大的零售店。宜家每新开一家店,耗资5000万美元,但宜家期待很快能收回投资,因为说来奇怪,莫斯科市民似乎有钱在他们的店里消费。然而所有企业家在俄罗斯依然遇到了烦琐的手续和腐败,没有几个外国人有足够的毅力或办法对付它,这成了阻碍外国人进一步投资的唯一障碍(第十二章讲述了腐败给俄罗斯带来的严重恶果)。尽管如此,宜家蓝黄两色的巨大家具店仍仿佛是现代生活的一面面旗帜,在莫斯科四周的郊区迎风招展。不用多久,其他城市也将飘起宜家旗帜。
就俄罗斯人的心理而言——在可能了解的限度内——20世纪90年代的震荡似乎正在过去。我感觉(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主观印象),俄罗斯人觉得自己不像在叶利钦时代那样依赖西方的施舍。外国顾问不见了,新的经济增长常常给人一种本土感。超市里本国产品琳琅满目,但不再是过去出售的盛在清一色褐色纸袋里的劣质产品,而是不逊色于西方产品的包装精美的本国产品。俄罗斯人开始改用以前自己喜爱的品牌,如买Vologda牌黄油而不是银宝(Lurpak),买本地产的软甜口味的香肠而不是进口的德国香肠。人们重新领到了工资,90年代初成千上万在街头摆摊出售自己私人物品的人不见了踪影。莫斯科虽然让人感到招摇肤浅,但人气很旺。到处是平地而起的大厦,每天都有新的商家开业。
俄罗斯人有理由感到乐观。人们去宜家购物是因为他们正在装修自己的公寓,将昔日的旧瓷砖和苏联时期的家什扫地出门。很多人(至少是在大城市)在过了10年前途未卜和贫穷的日子后,终于看到了生活正与过去真正分道扬镳。
2002年岁末,形势看上去相当不错。普京和布什成了好朋友,普京的班子将俄罗斯转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经济体。
然而阴暗势力并没有闲着,俄罗斯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仍笼罩在这些势力的阴影之下。
- Interview with Alexei Kudrin,14 December 2010.
-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 Interview with Andrei Illarionov,27 January 2011.
-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7 December 2010.
- Mikhail Kasyanov,Bez Putina(Moscow:Novaya gazeta,2009),p216.
-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16 February 2011.
- See Marshall Goldman,Petrostate(New York:OUP,2008),chapter5.
-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Milov,16 February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