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

父亲教会我许多实用的技能。他曾就职于不同的企业；以前他时常跟我讲他工作上的事情，教我做生意的原则和方法。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个小本子，我记得我叫它“记账本A”——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保留着——里面记录着我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定期捐出的小数目的款项。

一般来说，在中等收入的家庭里，家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家庭成员需要共同处理的家庭事务更多，不像富有的人家，什么事情都可以由用人代劳。我很幸运地出生在前一种家庭。七八岁时，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做起了人生的第一笔生意。我养了一群火鸡，妈妈给我一些牛奶的凝乳作为饲料。我自己照顾它们，养大之后将它们卖掉。我的记账本中只有收入，因为没有什么需要支出的，不过每一笔收入我都一丝不苟地记下，写得清清楚楚。

我很享受这种小经营。时至今日，闭上眼睛，我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群火鸡优雅地沿着小溪踱步，或是安静地穿过丛林，小心翼翼地挪向它们的窝。时至今日，我仍很喜欢火鸡，并且一有机会便花时间研究它们。

母亲对我们管教严厉，我们一有变坏的苗头她便用桦树条伺候。有一次，我由于在学校里捣蛋回家受到了惩罚。一顿鞭打之后，我突然想起其实我是无辜的。

“没关系，”妈妈说，“这次打都打了，可以用来抵消下一次，下次你犯了错就不用打了。”很多时候，妈妈还是比较公正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男孩子忍不住诱惑，跑出去溜冰，而之前大人已经明令禁止我们晚上溜冰。我们还没开始溜，就听到了求救的呼声，接着发现有一个邻居掉到冰下溺水了。我们把一根长杆伸到冰下，成功地搭救了他。他的家人对此感激不尽。虽然并不是每一次偷偷出去溜冰都会救人一命，但我和我的兄弟威廉一致认为，我们违抗指令是情有可原的，即使是误打误撞做的好事，我们也是功不可没。后来证明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开始工作

16岁时，我正在上高中，即将完成中学的课程。家里人原来计划送我去读大学，但后来还是决定先让我去克利夫兰的商业学校上几个月，那里教授簿记和一些商业贸易的基本原则。这些训练虽然只进行了几个月，但对我而言非常珍贵。但是怎么找到工作——这是个问题。我走遍大街小巷，问商人和店主需不需要雇人，但都遭到了拒绝。没有人愿意请一个小孩，有些人甚至没有什么耐心跟我说话。最后克利夫兰码头有一个人跟我说吃完午饭去他那里。我欣喜若狂，心想终于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很紧张，生怕失去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终于，时间差不多了，于是我来到我未来雇主的公司。

“我们将为你提供这个机会。”他说，但丝毫没有提到薪酬的问题。这一天是1855年9月26日。我兴致勃勃地上岗了。公司名叫赫维特—塔特尔。

在工作上我有一些优势。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父亲的训练非常实用，商业学校的课程也教会了我商业贸易的基本原理，为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我很幸运地跟随一位优秀的前辈学习，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并且对我十分热情。

转眼到了1856年。塔特尔先生给我50块钱作为三个月的工钱。当然这是我应得的，我感到很满意。

第二年，我的月薪是25块，还是做原来的职位，学习公司的业务细节和做一些文书工作。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代理、批发和运输农产品，我所在的部门是做账的。我的上司是公司的总簿记员，加上分红，他的年薪是2000块。第一年年底，他离开了公司，我接任了他的文书和簿记工作，我的年薪是500块。

回首这段学徒生涯，我感触良多，这段生活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的工作地点就在公司里。他们讨论问题、制订计划、做出决策的时候，我几乎都在现场。于是我比同龄的男孩子多了一些优势，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比我反应更快，计算和书写也强于我。公司业务众多，所以我所受的教育也很多样化。公司旗下有住宅、仓库、办公楼等供出租，而我则负责收租金。我们通过铁路和水路运输货物，经常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和交易，而这些都是我必须密切跟进的。

和今天很多职员的工作相比，我的工作要有趣得多。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享受。渐渐地，我掌管了所有账目的审计。所有账目都必须先由我过目，而我也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邻居的公司里，正好遇到当地的一位铅管工来收账。这位邻居事务非常繁忙，我总感觉他所拥有的公司不计其数。他瞥了一眼账单，就对簿记员说：

“请付钱给这位先生。”

我的铅管工也是同一位，我自己每次都是认真地检查他的账单，仔细核对每一项收费，即使是一分一厘也要替公司节省下来。我做事情从来都不会像我的邻居这么随便。我的想法跟今天许多年轻人一样，那就是，这些账单将使老板钱包里的钱流进别人的口袋，我必须认真核对，必须比花自己的钱更小心谨慎。而像我邻居那样做生意，我确定是不会成功的。

整理账单、收租金、计算索赔金额等工作让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我必须学会怎么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并协调好他们与公司的关系。谈判的技巧非常重要，我竭尽所能地争取圆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