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还是新的，如昨天。

人民大会堂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最起码它的名称和起初的用途是。透过赫然的“人民”二字仿佛看到了意气风发的建设者、群情振奋的聆听者、慷慨激昂的号召者。父辈们说昔日的人民大会堂是小城的文化中心。会议、电影还有富有时代感的一幕幕历史场景都是在这儿上演的。难怪老街的傻子一辈子都在传达这样的指示：“今天下午，个人自带小板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人民大会堂

没见过小城人民大会堂的人也许会立刻将之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联系起来。小城的人民大会堂没有那么气派，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的一切都可能被虔诚的人民复制到小小的村庄，所以一个县城的同样功能的建筑冠以沉甸甸的“人民大会堂”五字就不足为奇了。但小城的人民大会堂在儿时的记忆中是宏伟的，令人向往的，因为它比真正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来得真实、来得具体。

人民大会堂是水泥的建筑，大厅门与马路有段距离，之间是层层的阶梯。高高的阶梯托起了一个平台，把会堂的大厅捧了起来。这样，大会堂的主体就显得格外的神圣和威严。主体的外观是一个宽五十米左右的两层楼高的建筑，最高处是浮雕刻出的一个五角星，顶上有根高高的杆子，常常在重要的日子，这里会升起一面鲜艳的红旗。主体的中间是进场大门，门口挂着一块小黑板，用白色的宣传颜料写着今日上演的电影名称、时间、场次和票价。左右两边都有宣传栏，贴着正在上映或是已上映完了的电影的宣传画，画是工作人员用手工绘制的，每期的人物总有几分相像，右边还设有售票窗口。

从大厅门进去就是播映厅了，播映厅的门是左右分设的，分别写着“单号”和“双号”。手中的电影票是长约三厘米宽约一厘米的薄薄的一张纸，或黄或蓝或红的颜色。电影票的座位号决定着你从哪个门进去。演播厅与现在的电影院也无大异，前面是舞台，放电影的时候放下白色的投影布，演出的时候就将它卷起来。座位分为了三个区，最佳的观赏区域是中间一区，座位的编号是按照单双号编的，单号连在一起，双号连在一起，这样方便了观众找到自己的座位。播映厅的两侧有安全出口，但我总觉得那时取了个恐怖的名字：太平门。

小时候看电影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在缺乏娱乐的年代，向父母提出看电影的要求大都会实现。买张电影票，记忆中是五毛到八毛不等的价格，沿着阶梯走下去，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可以了。来晚了的人总会因为光线太暗而在下阶梯找位置的过程中消耗很多的时间。那时候的电影与现在最大的区别在于开映前的加映部分。每逢寒暑假的时候或学生的包场就会放些动画片，《哪吒闹海》《葫芦兄弟》《美猴王》都是经久不衰的经典。一般的电影前都是科技教育片，记得有个关于防止触电的片子，看了以后我回家嚷嚷着要将所有的插头都换成有地线的。看来那时的文化机构还是有远见的，小小的电影也会在其中渗透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方式已经不被现在的人认可了，谁还愿意花钱买爹啊。当电影被商业的气氛彻底包围时，我有点怀念那时的电影，那时的加映。

再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小黑板有时会用红字醒目地打出“少儿不宜”的牌子。这可成了小伙伴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于是商量着怎么混进去。出口的大门有细细的铁栏杆，但两边的旋转处留出了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是大大的空当。于是我们就从这里钻了进去。为了避开检查人员，我们就在清场时躲到厕所里。什么《寡妇村》《红高粱》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看的。其实现在也不记得看的内容了，留下的只是逃开检查后进去的刺激与成功后在同学面前吹嘘看了所谓“少儿不宜”电影的快乐。

人民大会堂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会堂中，还有会堂前广场上的小商小贩。人民大会堂的门口有一块空地，这里是小城热闹的中心。卖小吃的就不提了，花生瓜子蔗糖醪糟一年四季都有，夏天时还会有一两个推着木头箱子，拍打着木头块的卖冷饮的小贩。另外的小贩就是从事娱乐项目的了，什么套圈的、打气球的，带有博彩性质的转罗盘，到春节时更是小贩云集、人头攒动。

小时候，对我最具吸引力的还是看小人书的小摊。摊子是用几块陈列书的木板和长长的木凳组成的。木板上用皮筋固定着小人书，一个木板上能放几十本，用那时我的身高做参照物，那块木板绝对是一面排满书的墙。小人书的内容很广泛，《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红楼梦》《悲惨世界》……看书的读者也不仅仅是小孩，也常见到戴着眼镜的大人在长板凳上一坐就是半天。价格是按照你看的书的档次决定的，少的一分，多的就是五分了。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总会有光临的顾客。现在想来，真让人感动。

现在人们提起小城的变化，总会说：“连人民大会堂都没有了。”人民大会堂在小城人的心中是绝对的地标性建筑。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连同那个时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起消失的还有在会堂的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戏剧，真实的，不真实的，愚昧的，智慧的。而这一切现在都只在你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