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还是新的，如昨天。

我住在法院一带，我认识他们，很多人也认识。大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却熟悉他们的身影，有的了解他们的乳名。

他叫“大头草”，会唱歌，有时会拿一分钱叫别人卖给他一个包子。

他叫“醒子”，很胖，一只手畸形地扭在身后，一边走一边叫：“今天下午各人自带小板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他叫“锡贵”，不是流浪者，住在我家宅后，身世曲折，每天不停地写“一”字，厚厚的纸张堆满了房间。

他，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是巷口烧饼店里收钱的女人的儿子，他走路很吃力，见到人还会破口大骂。

她叫“粉小”，每天坐在家门口，对着来往的行人笑。妈妈说，十几年了，不见她老。…………

命运没有给他们什么，如果说有，就是生命了，但谁能否认他们的世界里也有与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他们简单而短暂的人生也有欢乐。他们整日游荡在市井小巷，构成了记忆中的故乡不可缺少的图景。

小时候对这些人既害怕又好奇，家长的那句“再不听话就叫呆子把你带走”，更让小孩子心里徒增了恐惧。我家的后面就住着名叫“锡贵”的傻子。他的身世离奇曲折，这些听奶奶讲的旧事现在道来还像部小说。

“锡贵”的妈妈是个美丽、高贵的女人。她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后来男人逃去了台湾丢下了她。于是，她就改嫁了“锡贵”的爸爸。可年轻的丈夫因为疾病去世又丢下了母子俩。远在台湾的前夫重回大陆接走了她。这时的“锡贵”还是襁褓里的婴儿。“锡贵”的姑姑以现在的我仍不能理解的气节终身未嫁，用一生来照顾这个苦命的侄儿。照顾他每顿的一小杯酒，照顾他每天伏案写出无数的“一”字。

那时邻里之间仿佛是一家人，包括和“锡贵”一家。巷里的小孩们都叫“锡贵”叔叔，叫他姑姑“姑奶奶”。“锡贵”叫我奶奶“黄妈妈”，叫我爸爸“解放军哥哥”，叫我妈妈“解放军姐姐”。

“锡贵”不是完全没有思想的，他喜欢别人尊重他，倘若我叫他一声“叔叔”，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傻笑，脸上挤出一堆的皱纹，但这种情况大都出现在有大人在场的时候。每当我们几个顽皮的小伙伴聚集在一起，而“锡贵”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喊他“呆子”。“锡贵”就跑来抓我们，我们就如鸟兽般地飞奔，回头一看，“锡贵”还在原地使劲跺脚!原来他是用脚步声吓我们，至于抓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初衷，事实上，他也从没有抓过哪一个小孩。

我想他的日子是快乐的，可是快乐是有边界的。那天，“锡贵”使劲拖走了我奶奶。我也是跟着去的。那天姑奶奶的房间在我记忆中是阴森的，“锡贵”站在姑奶奶的旁边，姑奶奶指挥着叫他干事情。干的什么事我已经忘了，记忆只被将死的老人枯瘦的身躯充满着。奶奶叫我走开了。

晚上，听到“锡贵”划破夜空的惨叫。

姑奶奶死了。

若干年后，奶奶回想起那一天的情形，总会说：“‘锡贵’不傻，他知道喊我救他姑姑，那一夜他都一直照顾着姑姑。她闭眼的时候，‘锡贵’叫得撕心裂肺。”

姑奶奶死了，“锡贵”搬到了养老院。奶奶去过几次，回来时总说“蛮好的”。渐渐地大家也就淡忘了。爸爸曾在几年后去养老院，没有见到“锡贵”。他死了，病死的。一家人都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