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之城

记得很久以前，一个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我真受不了你们大连人，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会单刀直入地问，你到没到过大连？全世界好像就大连这一个地方该去，没到过大连就等于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

我能理解这个朋友的愤怒，在他看来，如果问你到没到过北京，可能是正常又正常的事情，如果问你到没到过大连，就属于无知甚或是无礼。可是大连人不管这些，大连人恰恰就是要这么问，不但要问北京人，还要问上海人，问广州人，问所有没到过大连的人。

其实，在这场普通的对话里，你到没到过大连，只是说出了前半句，后半句故意留给了被问的人，如果被问的人不主动说出来，他们马上就会把溜到嘴边的话说出来，我们大连很美！

我们大连很美——几乎是大连人的口头语。即使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使他们出去游走了很多地方，他们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大连很美。热爱自己城市的方式有N种，大连人表达热爱的方式就是这种。

因为在大连读书，我已在大连居住了三十多年，至少算半个大连人。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也算走过了不少个城市，不论走到哪一个城市，总要拿大连跟眼前这个陌生的城市相比较。我得承认，在当今这个城市与城市已经渐渐变得无法区分和识别的时代，我的确生活在了一个因为风情独具而始终不能被遮蔽了的城市，自然也就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普通大连人常有的优越心态。

青泥洼的故事

可以说，不管我以什么方式叙述这个城市，都得从青泥洼开始。

记得，住在这个城市之后，有很长一段时光，只要我从火车站走出来，或坐着公共汽车从青泥洼那一站下来，我就会东张西望。这里是城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目光所及，都是城市中心最常见的景象。灯红酒绿。人喧车攘。一切都固定不变，一切又都在快速流转。于是，猛然驻足的我，便像漩涡里的一块石头，既是阻碍，也被围困。

我的站住不动，既是在辨别脚下泥土的颜色，也是在确认那两个水洼的位置。我知道，它们是青泥洼的由来，或者说，它们是青泥洼的原稿。在城市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大连湾南岸这个地方就叫青泥洼。在城市已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之后，那片青色的泥土，虽早已被时间之轮碾轧在柏油马路的下面，那两个清清的水洼，虽早已变成两个公园里的湖和池塘，青泥洼这个名字却依然在叫。我突然明白，正是这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三个字，让这个城市永远地保持了一种水分，一种潮湿的诗意。

古书上对辽东半岛最早的记载，开始于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彼时，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属于潮湿的“胶辽古陆”。古陆上面有一个大湖，湖边曾栖息着冰后期的长毛动物，叫猛犸象和披毛犀。庄子在《逍遥游》里说：“北溟有鱼。”这个“北溟”，指的就是胶辽古陆上的大湖。后来由于地球气候变暖，冰融雪化，大湖慢慢变成了海洋，胶辽古陆最终也沉入了水下。于是，就有了渤海湾，就有了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隔海相望。这其实是地球变迁带来的演化。在公鸡形状的中国版图上，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正好处在雄鸡嘴巴的位置上。在它低头觅食的时候，那尖尖的嘴巴只差一点儿就要碰着山东半岛。

大连地区最早的生命消息，聚集在瓦房店的古龙山洞里。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在这里发掘出至少17000年前的兽骨，其中最多的一种动物，被考古专家命名为大连马。在兽骨堆里，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人工打磨过的石器，于是就有了古龙山洞里的牧马人之称。

在此后一万多年的时光里，因为天寒地偏，人烟稀少，再加上战争和掠夺，一场厮杀过后，只留下一片焦土。文明的种子总是刚刚播下去，就被那一支支强悍的马队给踩踏得一片狼藉。然而，在小珠山和郭家村遗址，在牧羊城和张店城废墟，在老金州和老复州旧地，那些留有祖先指痕的灶台和陶罐，那些可以想象出来的房屋和城堡，不论它们站立在那里，还是早已坍塌成碎片，或者被岁月封埋在地下，都在以耐人寻味的表情，以及在倒下或消失之前的种种姿态，被来到这里访问乡土的我辨认和抚摸过，我还给那一组文章取了个名字：从山洞开始。

有关青泥洼的记载，最早始于东汉。公元190年，曾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原的大事件：趁董卓之乱，辽东太守公孙度父子背弃东汉王朝，自封为辽东侯、平州牧。这一场对中原的叛离，居然长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曾有一个叫邴原的大才子，不知他在山东的北海郡惹了什么祸，坐一叶帆船，从山东半岛来到了辽东半岛。当年他停船上岸的地方就是青泥洼。然而，它当时的名字叫“三山”。

书上说，邴原那次并不是一个人来，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大才子，一个叫刘政，一个叫管宁，他们被并称为“辽东三贤”。整个事情不止于此，书上还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对于辽东，这可是少有的热闹了。这里原本属于边缘地带，原本就没有士大夫文化，公元之初，由于从中原来了一群狂放不羁的大才子，便给这块苦寒之地带来了一股陌生而清新的书香。

由东汉再往后翻，就到了隋唐之际。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中原先后是隋唐两大王朝统治的天下，偏远的辽东却属于高句丽割据的时代。这个糟糕的局面自然惹怒了中原皇帝，他们不断地往辽东派兵，以征讨高句丽这个顽固不化分子。据《新唐书·高丽传》载：“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湖岛……”在这段文字里，三山已不知不觉地改叫“三山浦”。上岸的也已不是文人才子，而是级别不小的将军。当将军们把运来的粮草和兵器卸在了三山浦，就说明它不是个简陋的小码头，而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它已与那场僵持了几百年的战争息息相关了。

“青泥”两个字，最早见于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登州东北海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堧过青泥浦……”彼时，贾耽是大唐中叶贞元年间的宰相，当他乘船由海西向海东而来，大连湾南岸这美丽的一隅便自然而然地映入了他的眼帘，并被这位大唐宰相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叫了几百年的三山浦，此时已改叫“青泥浦”。从此，大连湾南岸不但有了一种不同于别处的颜色，还有了一丝在别处闻不到的气味。

自明代开始，青泥洼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编制的地图上。大连湾南岸这美丽的一隅，被正式地标记为“青泥”“青泥岛”或“青泥海口”。总之，颜色没有变，气味也没有变。可以看见的变，就是在这里出海和上岸的船帆非比往常地多了起来，说明村庄也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

以文字的方式见称“青泥洼”，开始于盛京将军耆英呈给清政府的奏折。那是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的东海岸已先后发生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舰船已由南向北开到了渤海湾和大连湾，这里已被列强们争相看好。盛京将军大概在巡查海防的时候，望见了大连湾南岸的小渔村，并感到正有一片不祥的阴云在它的上空盘旋。于是，它被送到清朝皇帝的御案前。

几十年后，在辽东半岛南部，果然就接连发生了两场战争。当战争的硝烟在大连湾南岸散去，这个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就被一个名叫大连的城市覆盖了。如今的它，已经像一个寓言，注释着城市的前尘，像一棵老树的根系，盘缠在城市的底部。如果把城市编成一本书，它应该是这个城市的扉页。

西伯利亚大码头

一座城市的出现，可能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一场必然发生的事件。大连属于后者。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但震碎了坐落在岸上的村庄，也震碎了这里固有的宁静。有一天，当俄国人在旅顺口站住脚之后，便决定在大连湾选址建码头。于是，在原本只匍匐着几个小渔村的大连湾南岸，因为建了一个码头，而有了一座城市。

关于码头，在大连流行两种叫法。官方、媒体以及在码头上班的人，一般都叫它“海港”，也有人叫“大连港”。那些只是去码头坐船或接船的人以及普通的市民，则一直习惯地叫它“码头”。在我看来，叫海港比较书面和正式，也比较工业，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岸壁上的吊车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叫码头则朴实家常一些，隐约还有一股原始荒凉的气息，“码头”突出的不是机器和物资，而是在船与岸之间上上下下的人和包裹。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叫它“码头”。

在某一本书里，我曾看到这样一则记载，19世纪末，俄国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口不久，新沙皇尼古拉二世便在一份《政府公报》中宣称：俄国决定，从现在起，将修建一座西伯利亚最大的码头，通过这个码头的中介，大连港湾将把旧大陆的两个边陲联结起来。

西伯利亚。辽东半岛和大连湾，也被划在西伯利亚地盘之内。记得，我最早是在俄罗斯小说和诗歌里读到“西伯利亚”这个词语。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西伯利亚，就是遥远和荒凉，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就是皑皑厚厚的雪原，就是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地。去了西伯利亚，就等于去了绝处，去了死亡之所。

西伯利亚大概的位置在乌拉尔山以东、白令海峡和日本海以西、黑龙江以北。这片鄂伦春人的森林，自公元17世纪康熙时代开始流失，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在被吞卷。鄂伦春猎人最后被驱赶到了贝加尔湖以南，他们身后的大片森林被哥萨克们用俄语字母标上了地名，它们被细分为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

然而，建一座西伯利亚最大码头的计划，就在那个公告发布之后开始了。俄历1898年4月9日，一个名叫贝尔盖茨的土木工程师，奉命从俄占的海参崴来到了俄占的旅顺口，他此行的任务就是为这个大码头选址。在旅顺口，贝尔盖茨看好了旅顺口军港西部不远的地方，他认为在那里建一座大码头十分合适。所谓的大码头，就是商业码头。贝尔盖茨毕竟是个土木工程师，而不是军人或政治家。他为商业码头所选定的位置，立即就遭到了军政两方面的反对。

于是，贝尔盖茨来到了大连湾北岸。勘察的结果却令他失望，这里容易被长驱直入的南风侵袭，淤泥会一点点地堵塞港口，在这里建码头有太多的麻烦。有那么一会儿，贝尔盖茨将目光由大连湾北岸移到了南岸，并像疯了一样径直向南岸走去。直觉和经验都在告诉他，大连湾南岸是一座天赐的良港，再也没有比南岸更好的选择了！他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维特大臣，维特大臣的电报则立刻就飞向了遥远的圣彼得堡。就这样，1898年6月10日，尼古拉二世正式发布敕令：在大连湾南岸建码头和城市。尼古拉二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据记载，关于这座商业码头的名字，也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杜巴索夫将军说，码头的名字一定要张扬俄国的国威。维特大臣却说，俄国在远东的局势尚未稳定，不易叫过于刺激的名字。事实上，俄国自1860年占据海参崴之后，就把它原来的中国名字改为俄称，叫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的意思是“控制东方”。未免有点儿露骨了，已经让其他几个列强心生怀疑。所以，维特这一次就想做得含蓄些，他给这个码头取的名字是“达里尼”，俄语的意思是“远方”。谁都知道，自16世纪以后，俄国人一直在走向远方，而且已经习惯于走向远方。19世纪末，他们在远方又将有一个名叫达里尼的码头。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萨哈罗夫们的贪污和私吞，达里尼码头也许会建设得更快更好。据记载，1904年年初，整个码头虽只完成了一期工程——修起了三座码头，一条防波堤，还有一座灯塔，然而，它对外却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呼：达里尼自由港。在碧蓝的港湾里，已开始停靠五千吨级的货轮，并有数十个国家的旗帜在港湾的上空飘扬。

自由港。这其实是尼古拉二世对其他国家的一个承诺。1897年12月，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太平洋舰队突然占领了旅顺口，当时即遭到许多国家的质疑。尼古拉二世只好解释说，俄国只是租借旅大，时间只有二十五年，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将很快在这里建起一座自由港，各国的商船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

可是，尼古拉二世所描绘的好景并不长。1904年2月8日午夜，达里尼码头二期工程正要启动，日俄战争爆发了。由于俄国人把重兵都部署在旅顺口，金州和大连湾一带和炮台堡垒很快就被日本军队攻破。5月27日深夜，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接到旅顺口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的急电，让他一定要在天亮之前，组织达里尼的俄国居民全部撤往旅顺口，还叫他把达里尼码头炸掉。

那是一场十分匆忙的爆破，只损坏了一小部分岸壁。有人说，这是因为达里尼码头修筑得还算坚固；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萨哈罗夫不忍心炸毁自己亲手建起来的码头。事实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斯特塞尔让他炸掉的地方太多，而达里尼市内却没有足够的炸药。总之，这个码头不过伤了些皮毛，还可以继续使用。5月30日，当萨哈罗夫与最后一批俄国居民刚撤离了三天，日本第二军的军舰未打一枪一炮就在码头靠了岸，士兵们上岸后还列出了整整齐齐的入城队形。

整个日俄战争，前后曾持续了一年。1905年2月11日，日俄之间的战争结束不久，达里尼市就被日本人改叫“大连市”。达里尼码头则被改叫“大连埠头”。接着，日本人即对外宣称，大连埠头依然是一个自由港。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人一边修补被萨哈罗夫炸坏的岸壁，一边对原码头进行修改和扩建，相继建起了候船厅、埠头事务所和大栈桥。当这三座大型的岸上建筑矗立起来，大连港的格局和风貌就基本上定型了。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苏军进驻大连的第二天，他们就宣布大连埠头局解体，中文名改叫“大连中苏自由港”，俄文仍称“达里尼自由港”。“中苏”只是一个说法，港长及各部门的要职全都由苏方担任。直到1951年1月1日，大连港才正式收归中国政府。

就是说，在大连港的历史上，它曾三次被宣布为自由港。一次是1899年，由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另一次是1906年，由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再一次是1945年，由苏军宣布。本世纪初，大连市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港口从大连湾搬迁到大窑湾，把大窑湾建成东北亚航运中心。这是一个新口号，虽然叫东北亚航运中心，而不叫自由港，对于沧桑百年的大连港，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改变。

敖德萨式城市

萨哈罗夫既是达里尼市的市长，也是达里尼市的规划者。当年，他成立了一个建筑事务所，并由他担任所长兼总工程师。他还给自己配了两个助手，一个叫契姆，专门负责建码头；另一个叫特莱廖辛，专门负责建市。1899年秋天，当码头工程启动以后，码头背后的城市也开始切入了正题。

码头背后就是城市，这是一种在欧洲常见的空间模式。萨哈罗夫并没有遵照中国本土的传统建造城市，而是偷了一个大懒，把黑海岸边的敖德萨复制在了大连湾岸边，码头在前，城市在后，港城一体。

整个达里尼市，被他划分为三个市街：行政市街、欧罗巴市街、中国市街。所谓的行政市街，就是达里尼市政厅所在地，也就是这个城市的政治中心。所谓的欧罗巴市街，就是俄国人以及外国人生活区，另外还是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所谓的中国市街，就是中国人聚居地，当然是被隔离或排斥在中心之外的非中心。

在萨哈罗夫时代，对中国市街没有任何动作，不过是一个纸上的设计方案。萨哈罗夫最先建起来的是行政市街，欧罗巴市街只不过完成了土地整理。彼时，在这两个市街之间有一条天然的深沟，上面架了一座木桥，民间叫它“俄国街木桥”。它不但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还是两个市街的分界。向北看去，既是行政市街的延伸，也是它的装饰。向南望去，它就像一支音乐的前奏，将人引入欧罗巴市街中心的圆形广场。

我在当年的旧照片里看见，上个世纪初，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已经变成了废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海边忙着建码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临海的山坡上忙着建市。俄国街木桥以北，成了一片工地，每天都是尘土飞扬，夯声震天。在俄国街木桥南那块凸凹不平的空地上，则停满了等着做桥北生意的马车和人力车。

当行政市街的建设尘埃落定之后，背海向南的市政厅大楼，便在街的尽头矗立起来了。街的两侧，则是一座连一座的官邸和官吏住宅，以及铁路公司和轮船公司的大楼。与这些高大体面的建筑物相比，俄国街木桥显得仓促而简陋。从当时拍下的照片上看，它更像是临时搭起的木架子，根本就配不上欧味十足的俄国街。所以，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不假思索地就拆除了俄国街木桥，把它改建成一座文艺复兴式的石桥。

石桥的设计者叫前田松韵。1905年以后，日本有许多建筑师来到大连，他们是一群崇洋媚欧的人，把近代西方古典风格几乎是照搬到了大连街上。前田松韵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而且是最早来大连的一个。他模仿的手法非常娴熟，把原来的木结构桥梁和桥墩全部掀掉，把桥基、桥柱、桥栏、桥头一律都改用花岗岩砌筑，并在上面精心雕刻出文艺复兴式花纹。石头到底比木头耐用抗磨，直到现在，这些石质的花纹仍像当初一样清晰生动。俄国街木桥改成石桥以后，名字也改了，叫“日本桥”。日本桥改叫“胜利桥”，则是1945年以后的事。这名字一直被叫到今天，桥的面貌也没有什么改变，仍是一座文艺复兴式石桥，桥上面仍在走大小汽车货车和行人，桥下面仍在走一列列入库或出库的客货车车厢。

俄国人在大连待了七个年头。萨哈罗夫虽然在图纸上规划了三个市街，实际上只建成了行政市街。市街是个区域概念，所谓的行政市街，不单指市政厅门前这条街，整个胜利桥北这一片，当年都属于行政市街的范畴。市政厅门前这条街，只是行政市街里的一条主街。在主街之外，还有许多小街。现在的光辉巷，当年就曾是达里尼市政厅官吏住宅区。俄国人请的是德国建筑师搞设计，巷子里都是只有一两层或两三层高的独立式小楼或洋房，它们明显地带有德国民居的特色，每一幢楼房的式样都互不重复，却彼此和谐呼应。建筑的立面装饰十分精美，那些木制的门廊个个严谨而浪漫，屋顶细节处的小造型，既别致又巧妙。另外，每家都有一个院子，花墙内外种满了蔷薇、绿藤和乔木。整个住宅区内，被纵纵横横的小巷划分开来，巷距却只有几步宽，给人一种亲切而不是疏离的感觉。在十字形巷口，还有一间小广场，四周的小楼都把门窗朝向它，看起来就像是中国式的场院。当年那些官吏们去市政厅上班，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办公室。

1904年2月10日，即日俄开战的第三天，市长萨哈罗夫接到命令，让他迅速安排达里尼市俄国官吏的家属返回国内，几天之后，女人和孩子就走光了，每家只剩下了成年的男子。5月27日深夜，最后的撤退开始了。由于全部车辆被军队征用，撤退的男人们只有徒步走到旅顺口。这片曾经人声喧哗的住宅区，终于成了空巷。其实，它是大连建市的第一个住宅区。这些小巷和楼房能原汁原味地保留到现在，也许与它们后来做了铁路职工宿舍有关。这几十年，整个城市最看不出变化的地方，除了军队营房，就是铁路职工宿舍。当初接管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优先占了最好的地脚，住上了最好的房子。这么多年过去，别人的房子早已不能住了，他们的房子依然还很结实。只当所有的人都换上了新房子，才显出他们的房子破了。所以他们也出去买新房子，把旧房子租给那些收破烂的南方人。于是，这片曾经优雅斯文的高级住宅区，一点点地变成了脏乱差的死角。

虽然是在死角里走，仍能看出建筑原有的精致，仍能想象出以往生活的洁净。最近我听说，市里已经决定成片保护胜利桥北的建筑原貌，想把这片官吏住宅区做成上海新天地那样的商业模式，以此留住城市之初的记忆。我想，当这片小巷子真的灯红酒绿起来，胜利桥就会拥挤了，许多人会向桥北摩肩接踵地走去，他们也许还想知道桥北过去的故事。也是，没有过去的故事，也就没有现在的故事。

俄国街木桥。日本桥。胜利桥。过去的名字叫起来恍如隔世，现在的名字听起来仍觉得亲切。在这个城市，它的确是一座可以越过却不能忘记的桥。因为它通向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市政厅，第一条市街，第一个住宅区。我知道，这个城市有许多东西是从胜利桥北开始的。直到现在，在大连人的嘴边，还时不时夹杂着许多俄语和日语单词。大连人喜欢穿布拉吉和挽霞子（俄语与日语的音译），喜欢喝啤酒、吃寿司，喜欢在桌几上铺十字绣或钩针编织的白色台布，喜欢收拾家拖地板，喜欢在海滩上架遮阳伞吃野餐，也都与这条市街以及这座桥密不可分。

广场美如花朵

大连是一个盛产广场的城市。从建市开始，到1945年之前，大连的广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年代以前的广场，一部分是30年代以后的广场。30年代以前的广场，建在城市东部。30年代以后的广场，建在城市西部。宏观地看过去，由东向西，既是大连的广场史，也是城市的编年史。

我在前面说过，这个城市的东部最早被俄国人划定为行政市街和欧罗巴市街，日本人占领后，也并没有改变了这个旧有的格局。城市东部，当年有东大连之称，其实就是外国人居住区。当年的殖民者们故意地以这种方式，把城市和人群划分出内外和亲疏、尊卑和贫富。不论俄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把最好的东西都部署在东部，城市的东部就被他们搞得像巴黎一样热闹。东部当年最大的一个热闹，或者说热闹的中心，在俄据时代叫尼古拉广场，在日据时代叫大广场，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在这个大热闹之外，还有一些小热闹。它们像葵花一样，围绕在大热闹的四周。这些小热闹是：敷岛广场，即现在的民主广场；西广场，即现在的友好广场；朝日广场，即现在的三八广场；英吉利广场，又叫千代田广场，即现在的二七广场。此外，还有南广场和北广场，前些年还可以看见这两块闲置的空地，现在已经全部被新盖起来的建筑物给埋在了地下。

我一直认为，中山广场是这个城市的封面，不用翻开内页，就知道它姓甚名谁。建市之初，在城市与码头的关系上，萨哈罗夫照搬的是敖德萨，在城市本身或细部的处理上，萨哈罗夫模仿的是巴黎。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神，法国人因为崇拜自己的皇帝，而将巴黎设计成一颗匍匐在地上的太阳。萨哈罗夫几乎是照葫芦画瓢，在欧罗巴市街中心，设计出了一个直径有二百多米的圆形广场，并以沙皇的名字来命名，叫“尼古拉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一片开敞的空地，萨哈罗夫想在这里建起一座大教堂。环绕着教堂和广场，再建歌剧院、音乐厅、银行、交易所等公共建筑。而在这些建筑之间，则是呈放射状的街道。如果广场是太阳，这些街道就是光芒。

据记载，包括尼古拉广场在内，萨哈罗夫曾设计了五个类型的市街：主要大街、林荫街、海岸街、街和小路。在横贯尼古拉广场的莫斯科大街之外，主要大街还有基辅大街、弗拉基米尔大街、萨姆索诺夫大街、乌伊茨泰大街。其次，则是萨姆逊斯基林荫街、圣彼得堡海岸街等。街和小路，就属于主要大街、林荫街和海岸街的枝蔓了。

就是说，在萨哈罗夫的规划图上，这个城市将被彻底地欧化：建筑的基石，不是中国式的青砖，而是欧式的花岗岩和混凝土；建筑的式样，不是中国式的大屋檐，而是欧式的廊柱，不是方形的院子，而是圆形的广场。包括那些大街和小巷，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棋盘式格局，而是由圆形广场呈放射状的蛛网式道路。总而言之，萨哈罗夫的目的，就是要把达里尼建成一个让中国人感到陌生的城市，让那些坐船来观光或探亲的俄国妇女和孩子，那些俄国太平洋舰队上的士兵，从达里尼码头一上岸，就可以沿着莫斯科大街，直接走入圆形广场，走入这座熟悉的具有怀乡色彩的城市。

然而，圆形的尼古拉广场以及广场四周的建筑，在萨哈罗夫手中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一个纸上的蓝图。它们刚刚有了一个名字，就因为日俄战争的爆发而黯然休止。我是后来知道，在广场上陆续建起来的欧式老建筑，没有一座出自萨哈罗夫时代，大部分是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因为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就已不再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学生，而是“脱亚入欧”，转身去西洋求教。许多人学成归国后，适逢日本对俄战争获胜，并重新占领了大连。趁此机会，他们纷纷地聚拢到这块全新的土地上，当时被称为“渡海建筑师”。

于是，上个世纪初的大连，几乎变成了渡海建筑师们的试验场，或者是东洋学西洋的第一本作业。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制和模仿。一时间，在大连的广场和街道上，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鳞次栉比，争奇斗艳。由于欧洲近代古典主义的建筑在同一背景上不断叠加，这个城市完全被涂上了异质文化的色彩。

1914年7月，为庆贺日本第一任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的六十三岁生日，有人在尼古拉广场正中给他竖起了一座立姿铜像，并且栽了六十三棵松树。自那一天起，尼古拉广场就改了名字，叫“大广场”。据说，民间也有人叫它“大铜人广场”，还有人叫它“八国广场”。我想，叫八国广场，大概因为广场上的建筑样式繁多，或者附近驻有许多外国领事馆的缘故吧？

大广场改叫“中山广场”，当然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自叫了这个名字，就没有再改过，也许今后也不会再改了。其实，走进中山广场，最吸引我的不是它背后有什么故事，而是那些如今仍团团围坐在广场四周的建筑。它们每一座都很经典，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某种风格。所以有人说，在这个城市，中山广场像一枚圆形的图章，镌印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人说，中山广场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正因为它是一个优美的建筑群落，保存得又相对完整，所以，它至少在外形上给这个城市定了基调，定了风情。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正因为城市东部建了这么多广场，整个东部好比一只秋天的石榴，被广场给撑得笑逐颜开。东部叫广场搞得太热闹了，很快就变得拥挤和逼仄起来。再这么建下去，东部就快倾斜得站不住了。于是，大连城市的天平上，就有了一个西部。西部的热闹，也与世界的变局有关。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了许多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建筑革命。由于现代工业急剧发展，建筑艺术与功能、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技术与形式，便不再是手工业时代的笨重和多样了，而是一切都可以做成模具，一切都可以做成批量，所有的产品都越来越趋向统一。于是，就爆发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革命者居然是一向古板的德国人。他们对欧洲几千年不变的传统突然发生了质疑，主张放弃建筑外表的繁琐和虚饰，让简洁明快的线条在建筑的立面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