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之城

记得很久以前，一个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我真受不了你们大连人，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会单刀直入地问，你到没到过大连？全世界好像就大连这一个地方该去，没到过大连就等于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

我能理解这个朋友的愤怒，在他看来，如果问你到没到过北京，可能是正常又正常的事情，如果问你到没到过大连，就属于无知甚或是无礼。可是大连人不管这些，大连人恰恰就是要这么问，不但要问北京人，还要问上海人，问广州人，问所有没到过大连的人。

其实，在这场普通的对话里，你到没到过大连，只是说出了前半句，后半句故意留给了被问的人，如果被问的人不主动说出来，他们马上就会把溜到嘴边的话说出来，我们大连很美！

我们大连很美——几乎是大连人的口头语。即使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使他们出去游走了很多地方，他们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大连很美。热爱自己城市的方式有N种，大连人表达热爱的方式就是这种。

因为在大连读书，我已在大连居住了三十多年，至少算半个大连人。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也算走过了不少个城市，不论走到哪一个城市，总要拿大连跟眼前这个陌生的城市相比较。我得承认，在当今这个城市与城市已经渐渐变得无法区分和识别的时代，我的确生活在了一个因为风情独具而始终不能被遮蔽了的城市，自然也就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普通大连人常有的优越心态。

青泥洼的故事

可以说，不管我以什么方式叙述这个城市，都得从青泥洼开始。

记得，住在这个城市之后，有很长一段时光，只要我从火车站走出来，或坐着公共汽车从青泥洼那一站下来，我就会东张西望。这里是城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目光所及，都是城市中心最常见的景象。灯红酒绿。人喧车攘。一切都固定不变，一切又都在快速流转。于是，猛然驻足的我，便像漩涡里的一块石头，既是阻碍，也被围困。

我的站住不动，既是在辨别脚下泥土的颜色，也是在确认那两个水洼的位置。我知道，它们是青泥洼的由来，或者说，它们是青泥洼的原稿。在城市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大连湾南岸这个地方就叫青泥洼。在城市已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之后，那片青色的泥土，虽早已被时间之轮碾轧在柏油马路的下面，那两个清清的水洼，虽早已变成两个公园里的湖和池塘，青泥洼这个名字却依然在叫。我突然明白，正是这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三个字，让这个城市永远地保持了一种水分，一种潮湿的诗意。

古书上对辽东半岛最早的记载，开始于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彼时，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属于潮湿的“胶辽古陆”。古陆上面有一个大湖，湖边曾栖息着冰后期的长毛动物，叫猛犸象和披毛犀。庄子在《逍遥游》里说：“北溟有鱼。”这个“北溟”，指的就是胶辽古陆上的大湖。后来由于地球气候变暖，冰融雪化，大湖慢慢变成了海洋，胶辽古陆最终也沉入了水下。于是，就有了渤海湾，就有了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隔海相望。这其实是地球变迁带来的演化。在公鸡形状的中国版图上，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正好处在雄鸡嘴巴的位置上。在它低头觅食的时候，那尖尖的嘴巴只差一点儿就要碰着山东半岛。

大连地区最早的生命消息，聚集在瓦房店的古龙山洞里。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在这里发掘出至少17000年前的兽骨，其中最多的一种动物，被考古专家命名为大连马。在兽骨堆里，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人工打磨过的石器，于是就有了古龙山洞里的牧马人之称。

在此后一万多年的时光里，因为天寒地偏，人烟稀少，再加上战争和掠夺，一场厮杀过后，只留下一片焦土。文明的种子总是刚刚播下去，就被那一支支强悍的马队给踩踏得一片狼藉。然而，在小珠山和郭家村遗址，在牧羊城和张店城废墟，在老金州和老复州旧地，那些留有祖先指痕的灶台和陶罐，那些可以想象出来的房屋和城堡，不论它们站立在那里，还是早已坍塌成碎片，或者被岁月封埋在地下，都在以耐人寻味的表情，以及在倒下或消失之前的种种姿态，被来到这里访问乡土的我辨认和抚摸过，我还给那一组文章取了个名字：从山洞开始。

有关青泥洼的记载，最早始于东汉。公元190年，曾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原的大事件：趁董卓之乱，辽东太守公孙度父子背弃东汉王朝，自封为辽东侯、平州牧。这一场对中原的叛离，居然长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曾有一个叫邴原的大才子，不知他在山东的北海郡惹了什么祸，坐一叶帆船，从山东半岛来到了辽东半岛。当年他停船上岸的地方就是青泥洼。然而，它当时的名字叫“三山”。

书上说，邴原那次并不是一个人来，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大才子，一个叫刘政，一个叫管宁，他们被并称为“辽东三贤”。整个事情不止于此，书上还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对于辽东，这可是少有的热闹了。这里原本属于边缘地带，原本就没有士大夫文化，公元之初，由于从中原来了一群狂放不羁的大才子，便给这块苦寒之地带来了一股陌生而清新的书香。

由东汉再往后翻，就到了隋唐之际。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中原先后是隋唐两大王朝统治的天下，偏远的辽东却属于高句丽割据的时代。这个糟糕的局面自然惹怒了中原皇帝，他们不断地往辽东派兵，以征讨高句丽这个顽固不化分子。据《新唐书·高丽传》载：“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湖岛……”在这段文字里，三山已不知不觉地改叫“三山浦”。上岸的也已不是文人才子，而是级别不小的将军。当将军们把运来的粮草和兵器卸在了三山浦，就说明它不是个简陋的小码头，而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它已与那场僵持了几百年的战争息息相关了。

“青泥”两个字，最早见于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登州东北海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堧过青泥浦……”彼时，贾耽是大唐中叶贞元年间的宰相，当他乘船由海西向海东而来，大连湾南岸这美丽的一隅便自然而然地映入了他的眼帘，并被这位大唐宰相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叫了几百年的三山浦，此时已改叫“青泥浦”。从此，大连湾南岸不但有了一种不同于别处的颜色，还有了一丝在别处闻不到的气味。

自明代开始，青泥洼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编制的地图上。大连湾南岸这美丽的一隅，被正式地标记为“青泥”“青泥岛”或“青泥海口”。总之，颜色没有变，气味也没有变。可以看见的变，就是在这里出海和上岸的船帆非比往常地多了起来，说明村庄也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

以文字的方式见称“青泥洼”，开始于盛京将军耆英呈给清政府的奏折。那是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的东海岸已先后发生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舰船已由南向北开到了渤海湾和大连湾，这里已被列强们争相看好。盛京将军大概在巡查海防的时候，望见了大连湾南岸的小渔村，并感到正有一片不祥的阴云在它的上空盘旋。于是，它被送到清朝皇帝的御案前。

几十年后，在辽东半岛南部，果然就接连发生了两场战争。当战争的硝烟在大连湾南岸散去，这个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就被一个名叫大连的城市覆盖了。如今的它，已经像一个寓言，注释着城市的前尘，像一棵老树的根系，盘缠在城市的底部。如果把城市编成一本书，它应该是这个城市的扉页。

西伯利亚大码头

一座城市的出现，可能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一场必然发生的事件。大连属于后者。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但震碎了坐落在岸上的村庄，也震碎了这里固有的宁静。有一天，当俄国人在旅顺口站住脚之后，便决定在大连湾选址建码头。于是，在原本只匍匐着几个小渔村的大连湾南岸，因为建了一个码头，而有了一座城市。

关于码头，在大连流行两种叫法。官方、媒体以及在码头上班的人，一般都叫它“海港”，也有人叫“大连港”。那些只是去码头坐船或接船的人以及普通的市民，则一直习惯地叫它“码头”。在我看来，叫海港比较书面和正式，也比较工业，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岸壁上的吊车和堆积如山的货物。叫码头则朴实家常一些，隐约还有一股原始荒凉的气息，“码头”突出的不是机器和物资，而是在船与岸之间上上下下的人和包裹。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叫它“码头”。

在某一本书里，我曾看到这样一则记载，19世纪末，俄国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口不久，新沙皇尼古拉二世便在一份《政府公报》中宣称：俄国决定，从现在起，将修建一座西伯利亚最大的码头，通过这个码头的中介，大连港湾将把旧大陆的两个边陲联结起来。

西伯利亚。辽东半岛和大连湾，也被划在西伯利亚地盘之内。记得，我最早是在俄罗斯小说和诗歌里读到“西伯利亚”这个词语。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西伯利亚，就是遥远和荒凉，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就是皑皑厚厚的雪原，就是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地。去了西伯利亚，就等于去了绝处，去了死亡之所。

西伯利亚大概的位置在乌拉尔山以东、白令海峡和日本海以西、黑龙江以北。这片鄂伦春人的森林，自公元17世纪康熙时代开始流失，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在被吞卷。鄂伦春猎人最后被驱赶到了贝加尔湖以南，他们身后的大片森林被哥萨克们用俄语字母标上了地名，它们被细分为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

然而，建一座西伯利亚最大码头的计划，就在那个公告发布之后开始了。俄历1898年4月9日，一个名叫贝尔盖茨的土木工程师，奉命从俄占的海参崴来到了俄占的旅顺口，他此行的任务就是为这个大码头选址。在旅顺口，贝尔盖茨看好了旅顺口军港西部不远的地方，他认为在那里建一座大码头十分合适。所谓的大码头，就是商业码头。贝尔盖茨毕竟是个土木工程师，而不是军人或政治家。他为商业码头所选定的位置，立即就遭到了军政两方面的反对。

于是，贝尔盖茨来到了大连湾北岸。勘察的结果却令他失望，这里容易被长驱直入的南风侵袭，淤泥会一点点地堵塞港口，在这里建码头有太多的麻烦。有那么一会儿，贝尔盖茨将目光由大连湾北岸移到了南岸，并像疯了一样径直向南岸走去。直觉和经验都在告诉他，大连湾南岸是一座天赐的良港，再也没有比南岸更好的选择了！他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维特大臣，维特大臣的电报则立刻就飞向了遥远的圣彼得堡。就这样，1898年6月10日，尼古拉二世正式发布敕令：在大连湾南岸建码头和城市。尼古拉二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据记载，关于这座商业码头的名字，也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杜巴索夫将军说，码头的名字一定要张扬俄国的国威。维特大臣却说，俄国在远东的局势尚未稳定，不易叫过于刺激的名字。事实上，俄国自1860年占据海参崴之后，就把它原来的中国名字改为俄称，叫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的意思是“控制东方”。未免有点儿露骨了，已经让其他几个列强心生怀疑。所以，维特这一次就想做得含蓄些，他给这个码头取的名字是“达里尼”，俄语的意思是“远方”。谁都知道，自16世纪以后，俄国人一直在走向远方，而且已经习惯于走向远方。19世纪末，他们在远方又将有一个名叫达里尼的码头。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萨哈罗夫们的贪污和私吞，达里尼码头也许会建设得更快更好。据记载，1904年年初，整个码头虽只完成了一期工程——修起了三座码头，一条防波堤，还有一座灯塔，然而，它对外却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呼：达里尼自由港。在碧蓝的港湾里，已开始停靠五千吨级的货轮，并有数十个国家的旗帜在港湾的上空飘扬。

自由港。这其实是尼古拉二世对其他国家的一个承诺。1897年12月，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太平洋舰队突然占领了旅顺口，当时即遭到许多国家的质疑。尼古拉二世只好解释说，俄国只是租借旅大，时间只有二十五年，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将很快在这里建起一座自由港，各国的商船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

可是，尼古拉二世所描绘的好景并不长。1904年2月8日午夜，达里尼码头二期工程正要启动，日俄战争爆发了。由于俄国人把重兵都部署在旅顺口，金州和大连湾一带和炮台堡垒很快就被日本军队攻破。5月27日深夜，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接到旅顺口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的急电，让他一定要在天亮之前，组织达里尼的俄国居民全部撤往旅顺口，还叫他把达里尼码头炸掉。

那是一场十分匆忙的爆破，只损坏了一小部分岸壁。有人说，这是因为达里尼码头修筑得还算坚固；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萨哈罗夫不忍心炸毁自己亲手建起来的码头。事实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斯特塞尔让他炸掉的地方太多，而达里尼市内却没有足够的炸药。总之，这个码头不过伤了些皮毛，还可以继续使用。5月30日，当萨哈罗夫与最后一批俄国居民刚撤离了三天，日本第二军的军舰未打一枪一炮就在码头靠了岸，士兵们上岸后还列出了整整齐齐的入城队形。

整个日俄战争，前后曾持续了一年。1905年2月11日，日俄之间的战争结束不久，达里尼市就被日本人改叫“大连市”。达里尼码头则被改叫“大连埠头”。接着，日本人即对外宣称，大连埠头依然是一个自由港。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人一边修补被萨哈罗夫炸坏的岸壁，一边对原码头进行修改和扩建，相继建起了候船厅、埠头事务所和大栈桥。当这三座大型的岸上建筑矗立起来，大连港的格局和风貌就基本上定型了。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苏军进驻大连的第二天，他们就宣布大连埠头局解体，中文名改叫“大连中苏自由港”，俄文仍称“达里尼自由港”。“中苏”只是一个说法，港长及各部门的要职全都由苏方担任。直到1951年1月1日，大连港才正式收归中国政府。

就是说，在大连港的历史上，它曾三次被宣布为自由港。一次是1899年，由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另一次是1906年，由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再一次是1945年，由苏军宣布。本世纪初，大连市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港口从大连湾搬迁到大窑湾，把大窑湾建成东北亚航运中心。这是一个新口号，虽然叫东北亚航运中心，而不叫自由港，对于沧桑百年的大连港，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改变。

敖德萨式城市

萨哈罗夫既是达里尼市的市长，也是达里尼市的规划者。当年，他成立了一个建筑事务所，并由他担任所长兼总工程师。他还给自己配了两个助手，一个叫契姆，专门负责建码头；另一个叫特莱廖辛，专门负责建市。1899年秋天，当码头工程启动以后，码头背后的城市也开始切入了正题。

码头背后就是城市，这是一种在欧洲常见的空间模式。萨哈罗夫并没有遵照中国本土的传统建造城市，而是偷了一个大懒，把黑海岸边的敖德萨复制在了大连湾岸边，码头在前，城市在后，港城一体。

整个达里尼市，被他划分为三个市街：行政市街、欧罗巴市街、中国市街。所谓的行政市街，就是达里尼市政厅所在地，也就是这个城市的政治中心。所谓的欧罗巴市街，就是俄国人以及外国人生活区，另外还是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所谓的中国市街，就是中国人聚居地，当然是被隔离或排斥在中心之外的非中心。

在萨哈罗夫时代，对中国市街没有任何动作，不过是一个纸上的设计方案。萨哈罗夫最先建起来的是行政市街，欧罗巴市街只不过完成了土地整理。彼时，在这两个市街之间有一条天然的深沟，上面架了一座木桥，民间叫它“俄国街木桥”。它不但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还是两个市街的分界。向北看去，既是行政市街的延伸，也是它的装饰。向南望去，它就像一支音乐的前奏，将人引入欧罗巴市街中心的圆形广场。

我在当年的旧照片里看见，上个世纪初，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已经变成了废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海边忙着建码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临海的山坡上忙着建市。俄国街木桥以北，成了一片工地，每天都是尘土飞扬，夯声震天。在俄国街木桥南那块凸凹不平的空地上，则停满了等着做桥北生意的马车和人力车。

当行政市街的建设尘埃落定之后，背海向南的市政厅大楼，便在街的尽头矗立起来了。街的两侧，则是一座连一座的官邸和官吏住宅，以及铁路公司和轮船公司的大楼。与这些高大体面的建筑物相比，俄国街木桥显得仓促而简陋。从当时拍下的照片上看，它更像是临时搭起的木架子，根本就配不上欧味十足的俄国街。所以，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不假思索地就拆除了俄国街木桥，把它改建成一座文艺复兴式的石桥。

石桥的设计者叫前田松韵。1905年以后，日本有许多建筑师来到大连，他们是一群崇洋媚欧的人，把近代西方古典风格几乎是照搬到了大连街上。前田松韵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而且是最早来大连的一个。他模仿的手法非常娴熟，把原来的木结构桥梁和桥墩全部掀掉，把桥基、桥柱、桥栏、桥头一律都改用花岗岩砌筑，并在上面精心雕刻出文艺复兴式花纹。石头到底比木头耐用抗磨，直到现在，这些石质的花纹仍像当初一样清晰生动。俄国街木桥改成石桥以后，名字也改了，叫“日本桥”。日本桥改叫“胜利桥”，则是1945年以后的事。这名字一直被叫到今天，桥的面貌也没有什么改变，仍是一座文艺复兴式石桥，桥上面仍在走大小汽车货车和行人，桥下面仍在走一列列入库或出库的客货车车厢。

俄国人在大连待了七个年头。萨哈罗夫虽然在图纸上规划了三个市街，实际上只建成了行政市街。市街是个区域概念，所谓的行政市街，不单指市政厅门前这条街，整个胜利桥北这一片，当年都属于行政市街的范畴。市政厅门前这条街，只是行政市街里的一条主街。在主街之外，还有许多小街。现在的光辉巷，当年就曾是达里尼市政厅官吏住宅区。俄国人请的是德国建筑师搞设计，巷子里都是只有一两层或两三层高的独立式小楼或洋房，它们明显地带有德国民居的特色，每一幢楼房的式样都互不重复，却彼此和谐呼应。建筑的立面装饰十分精美，那些木制的门廊个个严谨而浪漫，屋顶细节处的小造型，既别致又巧妙。另外，每家都有一个院子，花墙内外种满了蔷薇、绿藤和乔木。整个住宅区内，被纵纵横横的小巷划分开来，巷距却只有几步宽，给人一种亲切而不是疏离的感觉。在十字形巷口，还有一间小广场，四周的小楼都把门窗朝向它，看起来就像是中国式的场院。当年那些官吏们去市政厅上班，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办公室。

1904年2月10日，即日俄开战的第三天，市长萨哈罗夫接到命令，让他迅速安排达里尼市俄国官吏的家属返回国内，几天之后，女人和孩子就走光了，每家只剩下了成年的男子。5月27日深夜，最后的撤退开始了。由于全部车辆被军队征用，撤退的男人们只有徒步走到旅顺口。这片曾经人声喧哗的住宅区，终于成了空巷。其实，它是大连建市的第一个住宅区。这些小巷和楼房能原汁原味地保留到现在，也许与它们后来做了铁路职工宿舍有关。这几十年，整个城市最看不出变化的地方，除了军队营房，就是铁路职工宿舍。当初接管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优先占了最好的地脚，住上了最好的房子。这么多年过去，别人的房子早已不能住了，他们的房子依然还很结实。只当所有的人都换上了新房子，才显出他们的房子破了。所以他们也出去买新房子，把旧房子租给那些收破烂的南方人。于是，这片曾经优雅斯文的高级住宅区，一点点地变成了脏乱差的死角。

虽然是在死角里走，仍能看出建筑原有的精致，仍能想象出以往生活的洁净。最近我听说，市里已经决定成片保护胜利桥北的建筑原貌，想把这片官吏住宅区做成上海新天地那样的商业模式，以此留住城市之初的记忆。我想，当这片小巷子真的灯红酒绿起来，胜利桥就会拥挤了，许多人会向桥北摩肩接踵地走去，他们也许还想知道桥北过去的故事。也是，没有过去的故事，也就没有现在的故事。

俄国街木桥。日本桥。胜利桥。过去的名字叫起来恍如隔世，现在的名字听起来仍觉得亲切。在这个城市，它的确是一座可以越过却不能忘记的桥。因为它通向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市政厅，第一条市街，第一个住宅区。我知道，这个城市有许多东西是从胜利桥北开始的。直到现在，在大连人的嘴边，还时不时夹杂着许多俄语和日语单词。大连人喜欢穿布拉吉和挽霞子（俄语与日语的音译），喜欢喝啤酒、吃寿司，喜欢在桌几上铺十字绣或钩针编织的白色台布，喜欢收拾家拖地板，喜欢在海滩上架遮阳伞吃野餐，也都与这条市街以及这座桥密不可分。

广场美如花朵

大连是一个盛产广场的城市。从建市开始，到1945年之前，大连的广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年代以前的广场，一部分是30年代以后的广场。30年代以前的广场，建在城市东部。30年代以后的广场，建在城市西部。宏观地看过去，由东向西，既是大连的广场史，也是城市的编年史。

我在前面说过，这个城市的东部最早被俄国人划定为行政市街和欧罗巴市街，日本人占领后，也并没有改变了这个旧有的格局。城市东部，当年有东大连之称，其实就是外国人居住区。当年的殖民者们故意地以这种方式，把城市和人群划分出内外和亲疏、尊卑和贫富。不论俄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把最好的东西都部署在东部，城市的东部就被他们搞得像巴黎一样热闹。东部当年最大的一个热闹，或者说热闹的中心，在俄据时代叫尼古拉广场，在日据时代叫大广场，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在这个大热闹之外，还有一些小热闹。它们像葵花一样，围绕在大热闹的四周。这些小热闹是：敷岛广场，即现在的民主广场；西广场，即现在的友好广场；朝日广场，即现在的三八广场；英吉利广场，又叫千代田广场，即现在的二七广场。此外，还有南广场和北广场，前些年还可以看见这两块闲置的空地，现在已经全部被新盖起来的建筑物给埋在了地下。

我一直认为，中山广场是这个城市的封面，不用翻开内页，就知道它姓甚名谁。建市之初，在城市与码头的关系上，萨哈罗夫照搬的是敖德萨，在城市本身或细部的处理上，萨哈罗夫模仿的是巴黎。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神，法国人因为崇拜自己的皇帝，而将巴黎设计成一颗匍匐在地上的太阳。萨哈罗夫几乎是照葫芦画瓢，在欧罗巴市街中心，设计出了一个直径有二百多米的圆形广场，并以沙皇的名字来命名，叫“尼古拉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一片开敞的空地，萨哈罗夫想在这里建起一座大教堂。环绕着教堂和广场，再建歌剧院、音乐厅、银行、交易所等公共建筑。而在这些建筑之间，则是呈放射状的街道。如果广场是太阳，这些街道就是光芒。

据记载，包括尼古拉广场在内，萨哈罗夫曾设计了五个类型的市街：主要大街、林荫街、海岸街、街和小路。在横贯尼古拉广场的莫斯科大街之外，主要大街还有基辅大街、弗拉基米尔大街、萨姆索诺夫大街、乌伊茨泰大街。其次，则是萨姆逊斯基林荫街、圣彼得堡海岸街等。街和小路，就属于主要大街、林荫街和海岸街的枝蔓了。

就是说，在萨哈罗夫的规划图上，这个城市将被彻底地欧化：建筑的基石，不是中国式的青砖，而是欧式的花岗岩和混凝土；建筑的式样，不是中国式的大屋檐，而是欧式的廊柱，不是方形的院子，而是圆形的广场。包括那些大街和小巷，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棋盘式格局，而是由圆形广场呈放射状的蛛网式道路。总而言之，萨哈罗夫的目的，就是要把达里尼建成一个让中国人感到陌生的城市，让那些坐船来观光或探亲的俄国妇女和孩子，那些俄国太平洋舰队上的士兵，从达里尼码头一上岸，就可以沿着莫斯科大街，直接走入圆形广场，走入这座熟悉的具有怀乡色彩的城市。

然而，圆形的尼古拉广场以及广场四周的建筑，在萨哈罗夫手中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一个纸上的蓝图。它们刚刚有了一个名字，就因为日俄战争的爆发而黯然休止。我是后来知道，在广场上陆续建起来的欧式老建筑，没有一座出自萨哈罗夫时代，大部分是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因为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就已不再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学生，而是“脱亚入欧”，转身去西洋求教。许多人学成归国后，适逢日本对俄战争获胜，并重新占领了大连。趁此机会，他们纷纷地聚拢到这块全新的土地上，当时被称为“渡海建筑师”。

于是，上个世纪初的大连，几乎变成了渡海建筑师们的试验场，或者是东洋学西洋的第一本作业。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制和模仿。一时间，在大连的广场和街道上，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鳞次栉比，争奇斗艳。由于欧洲近代古典主义的建筑在同一背景上不断叠加，这个城市完全被涂上了异质文化的色彩。

1914年7月，为庆贺日本第一任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的六十三岁生日，有人在尼古拉广场正中给他竖起了一座立姿铜像，并且栽了六十三棵松树。自那一天起，尼古拉广场就改了名字，叫“大广场”。据说，民间也有人叫它“大铜人广场”，还有人叫它“八国广场”。我想，叫八国广场，大概因为广场上的建筑样式繁多，或者附近驻有许多外国领事馆的缘故吧？

大广场改叫“中山广场”，当然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自叫了这个名字，就没有再改过，也许今后也不会再改了。其实，走进中山广场，最吸引我的不是它背后有什么故事，而是那些如今仍团团围坐在广场四周的建筑。它们每一座都很经典，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某种风格。所以有人说，在这个城市，中山广场像一枚圆形的图章，镌印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人说，中山广场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正因为它是一个优美的建筑群落，保存得又相对完整，所以，它至少在外形上给这个城市定了基调，定了风情。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正因为城市东部建了这么多广场，整个东部好比一只秋天的石榴，被广场给撑得笑逐颜开。东部叫广场搞得太热闹了，很快就变得拥挤和逼仄起来。再这么建下去，东部就快倾斜得站不住了。于是，大连城市的天平上，就有了一个西部。西部的热闹，也与世界的变局有关。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了许多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建筑革命。由于现代工业急剧发展，建筑艺术与功能、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技术与形式，便不再是手工业时代的笨重和多样了，而是一切都可以做成模具，一切都可以做成批量，所有的产品都越来越趋向统一。于是，就爆发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革命者居然是一向古板的德国人。他们对欧洲几千年不变的传统突然发生了质疑，主张放弃建筑外表的繁琐和虚饰，让简洁明快的线条在建筑的立面大行其道。

事实上，这些德国建筑师早在20年代末就开始了探求。他们知道，这场革命在欧洲老家是行不通的，守旧的欧洲贵族们只知道哥特式、巴洛克式、维多利亚式，而不知道什么叫现代国际式。德国建筑师便从欧洲出走了，他们几乎是集体去了美国。虽然在当时的欧洲贵族们眼中，美国就是乡下，但他们偏要让现代国际式站立在乡下的风中。

德国建筑师首先选择了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几年之后，他们便让密歇根湖边如雨后春笋般疯长起一片摩天大楼。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一直到现在，那些摩天大楼仍倒映在美丽的湖水里，成为芝加哥城的标志性建筑。去芝加哥的人，一定都要坐在湖边那片草地上，凝神眺看对岸的高楼大厦。当把眼睛看酸了，再以那片经典的现代国际式楼群为背景拍照片，洗出来一看，个个都像是明信片里的人。后来，这种摩天大楼便弥漫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岛。于是，曾经被欧洲人贬损的乡下，变成了世界上最摩登的城市。

这个思潮很快就风传到了日本。彼时的日本，正因为战争而导致经济匮乏，他们对殖民地的建设已经捉襟见肘，建筑质量也越来越差。德国人创造的现代国际式简直有点儿雪中送炭的意思，或者说让他们暗自欣喜。他们借坡下驴，非常体面地就改了弦易了辙，马上向繁琐浪费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告别，向经济而又简约的现代国际式靠近。

正因为如此，在大连的街头，一场新的模仿开始了。模仿的地点在城市的西部。曾经由俄国人竖起的那道华洋分处的篱笆，一下子被日本人自己给打开了。他们决定，从小岗子破烂的中国市街南侧进入西部，在长者町一带建起一个全新的城市空间体系。长者町原是一块低洼地，东面地势低，西面地势高，此前一直被当作堆放木材和煤炭的货场。日本殖民当局却将这里确定为新开发的西部中心。

西部中心最具代表性作品，即长者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它是一个与东部的圆形广场相对应的方形广场。在城市由西向东走去之后，正是这个方形的长者广场成了城市版图上的新地标。几年之后，关东州厅新厅舍、关东州地方法院和关东州厅警察部，就先后矗立在这个方形广场上，让原来潮湿泥泞、蚊蝇乱飞的长者町，转眼间成了日本关东州政治中心所在地。长者町的三座官厅建筑，不啻是一块酵母，在城市西部乃至于东部，催生了无数具有现代国际风格的中小建筑。细看这些建筑，它们都属于简单的几何体，层数不高，体积不大，设计一般是平直的屋顶，光板的墙面，横向的连窗，外墙多作马赛克贴面，拐角多作圆角，正立面上部多加小旗杆之类的小品装饰。当这种简洁而经济的建筑一座一座出现在大连街头的时候，能看出初来乍到的小心和羞涩，却没有水土不服的感觉。

长者广场也像是城市的另一个胎盘。因为它的存在，大连有了一个全新的西部。如果说，30年代以前，东部是以大广场为首的几个圆形广场的组合，它所呈现的是多核放射状道路；那么，30年代以后，西部便是以长者广场为中心的几个方形或矩形广场的组合，它所呈示的就是中国人习惯的棋盘式市街。如果说，东部还多少留有俄国人设计的影子，西部则是日本人独立完成的工程。

在西部的小广场里，只有花园广场仍在叫当初的名字。实际上，已经看不出它是一个广场，更像是一个街心花园，虽有那么多车从这里穿过，依然十分幽静。从花园广场向西，就是高尔基路，如今那里悄然形成了一条酒吧街，街边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像天然的隔音板，为休闲的酒吧挡住了喧嚣的市声。作为那里的常客，我除了喜欢爱伍伍纯正的美式咖啡，还喜欢从花园广场一路流过来的静谧。我发现，任何的车，开过花园广场，走到梧桐树下，都像教徒受洗了似的高贵起来。

当年的大正广场，已改叫解放广场。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它外面被沙河口工厂区包围，里面被道路纵横穿插。现在，四周的大工厂陆续地搬迁撤离了，广场只剩下了交通枢纽的功用。另外，西部还有一个黄金广场，即今天的五四广场；一个三春广场，即现在鞍山路与东北路交会的地方；一个回春广场，即今天的五一广场。它们和长者广场基本属于同一个年代，同一种风格，在西部方形棋盘式布局里，个个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当年，正由于它们的存在，一方面证明了西部的广场并不比东部少，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西部并不比东部寒酸。虽然西部再怎么努力，事实上还是比不上东部繁华。

纵观大连近代城市建筑，竟然有三道不同的层次。第一道建筑层次，发生在1898年至1904年之间，俄国人在胜利桥北建造了一批近代古典建筑，这些建筑属于纯粹的欧式，因为它们毕竟出自俄国人之手；第二道建筑层次发生在1905年至1930年之间，日本人在城市东部中山广场附近建造了一批近代古典建筑，这些建筑也是欧式，因为设计者是日本人，所以它们属于复制的欧式，模仿的欧式；第三道建筑层次发生在1931年至1945年之间，日本人在城市西部人民广场一带，建造了一批现代国际风格的建筑，这是日本人对欧美的另一次模仿。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白天，我从上海乘飞机回大连。这是我第一次从空中俯瞰大连，也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角度看中山广场和人民广场。我发现，这一方一圆两个广场，像两个巨大的脚窝，深深地踩在大连的胸脯上，不但让我看见了空间的差异，也让我看见了时间的距离。

当然，由人民广场再向西看去，还有星海广场。我认为它是城市的第三个脚窝。时过半个多世纪后，城市又继续向西走去。因为有了这个新跨度，便有了这个新广场。因为有了这个新广场，这个城市在空间上更加均衡。总之，我从机舱里向下看，广场个个美如花园。

挽霞子和布拉吉

在央视新闻和国际频道，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里插播几段城市形象宣传片，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想通过电视画面在全国人民面前露露脸。大连的广告语只有八个字：浪漫之都，时尚大连。据说，不少城市都想把“浪漫之都”的美名冠到自家头上，结果还是叫大连抢先注册了。于是，“浪漫之都”几乎就成了大连的代名词。

在大连诸多的浪漫元素里，爱穿无可置疑地排得上第一。我一直认为，大连是一个爱穿的城市。尽管这句话可能有语病，爱穿的应该是人，而不应该是城市。可当爱穿成为一个城市的集体性追求，给它这样的命名也不能算错。

在大连，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他们血液里似乎就被上天给注入了爱穿的基因，吃什么可以将就凑付，穿什么却一点儿也不能马虎。走在大连街上，即使你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当有人迎面而来，或者擦肩而过，你立马就会根据穿着，分辨出哪个是大连人，哪个是外地人。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此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被这个城市毫无商量地改造成了一个爱穿的女人。

穿是文明的标志，爱穿则是人的本性。谚曰：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可是大连人的爱穿，有点儿超出了普通人对衣装的一般性需求。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大连人的这个喜好不能理解，觉得他们在衣着打扮上过于刻意，甚至带一点儿扭曲。穿好像不只是为了美，还为了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想了很久，仍然很迷惑。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城市晴朗的天空中忽地掠过一片喜悦的鸽群。在城市中心的劳动公园露天剧场，一个以服装命名的节日宣布诞生。作为一个报纸副刊编辑，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要做好必要的功课。于是，在节日的进行中，我便试着去寻找答案。当我把大连历史的袍角小心地掀开，这个城市爱穿的秘密便楚楚如摄了。

大连是一座半岛城市，也是一座近代城市，在它身上浓重地投有外来文化的影子。百年以前，它由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剧烈地演变为城市，城市的统治者却不是本土的中国人，而是俄国人和日本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外来者在占据这个半岛的同时，也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异域风格的洋房别墅，广场花园，工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等。

这个城市在居住上更是典型的殖民地色彩，华洋分处，贫富有别。

然而，地理上再设藩篱，阶级间再形同水火，毕竟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人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些目光寒冷的绅士，傲气十足的女人，无论如何得有人给他们拉洋车。而那些拉洋车的苦力，自然就记住了俄国女人领口很低的“布拉吉”，俄国男人束腰很高的毛呢大氅，更知道日本男人喜欢穿白色的“挽霞子”，日本女人如果出门，一定要板板正正地穿上和服，打着阳伞。洋人身上的穿戴当然不止这几个样式，还有别的一些说不明白的花里胡哨的东西。苦力们埋头拉着洋车的时候，谁也不敢有什么奢望，当他们有朝一日做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这些关于穿的记忆便与他们所受的屈辱混杂在一起，潮水般地涌将上来。在大连讨生活的苦力们，大多来自于山东河北，齐鲁燕赵人的品性就是要刚强，爱面子，不能受窝囊气，这一点天下人都知道。所以，翻身做主之后，他们最急于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穿。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生而为人，无论如何要穿一身体面的衣裳，也好在大街上挺胸抬头地走路。

真要感谢那个开始于夏天的节日，我终于知道，大连人对穿的期许和渴求，与他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由别人主宰的城市里有关，对他们而言，也只有用这种极端爱穿的姿态，才能把生命中的严重缺失加倍地补偿回来。就是说，因为大连人的内心受过伤，所以衣裳穿在他们身上，不只是为了美，更为了尊严。于是，他们以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应有的尊严，将爱穿氤氲成了一个城市的性格，以及一个城市的风俗。

在大连街头，曾流行过一句非常有趣的城市民谣：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这里面既有自我批评或自我解嘲的意思，也有自我勉励或自我号召的意思，更可以看成是大连的城市宣言：我们大连人就是爱面子，我们大连人永远认为穿比吃重要。据我所知，这个民谣最早流行于60年代初，那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可就在这么性命攸关的时刻，大连人饿死也不说熊话，也要穿料子裤子，这是何等的浪漫！

料子裤子是个泛指，它其实把一切的穿都包括在内了。我曾经想，大连人为什么不说阴丹士林蓝布裤子，偏偏要说料子裤子呢？琢磨来琢磨去，不外有两点，一是料子裤子质地高档，做工考究，价格昂贵，拥有一条料子裤子的人特别体面；二是大连人喜欢穿料子裤子，喜欢洋文化所散发的气质，他们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却一致不反对料子裤子。大连留给许多人的印象是洋气，其中就包括大连人的穿戴洋气。

料子裤子，也叫洋服裤子。80年代初，凡男女青年结婚，一定要花重金买一块深蓝色的哔叽料子，去裁缝店做一套洋服西装，分开了叫，就是洋服上衣，洋服裤子。婚礼结束后，便把它们小心地压在箱底，遇有重大场合才拿出来穿一下。大连人喜欢穿洋服，大连街上的私家裁缝店也多。8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连服装工业迅速崛起，就很少有人光顾半手工半机器的私家裁缝店，而是要穿大工厂大车间里制造出来的成衣。记得那时候，在大连街上漫步，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到一家国营服装厂的大门口，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海织布的厂子多，大连做服装的厂子多。

听大连人日常说话，汉语里经常会夹杂着些俄语和日语，而他们说得最溜道的外来语，肯定是身上的穿。男人们管衬衣叫“挽霞子”，女人们管连衣裙叫“布拉吉”。即使大连厂家产的连衣裙和衬衫有中文名字，大连人也改不了嘴，还是习惯地叫“挽霞子”“布拉吉”。唯一的例外，就是“碧海牌”大衣。日子过得好了，手头的钱宽绰了，挽霞子布拉吉料子裤子都有了，就想再置办一件料子大衣。大家的眼睛一齐盯向了碧海牌大衣。记得当年，有一个专门为碧海牌大衣做广告的男模特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他笔挺而有力地站在那里，碧海牌大衣广告发布的密度之大，简直可与30年代上海月历牌上的香烟广告相媲美。广告果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整个城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至少拥有一件碧海牌大衣。80至90年代，是大连服装工业的辉煌岁月。除了碧海牌大衣，还有亚瑟王衬衫、玉兔牌童装，简直让进京拿奖的大连人腿都跑酸了。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就这样吟咏着，可见布和丝与城市早有深缘，并一起从古老走到如今。这么说来，大连人的爱穿，也不能全算到外国人的账上。再说，时光过去了这么多年，外来文化旧有的影响已经很稀薄了，而大连人爱穿的热情之所以仍然未减，还应归功于每年一届的大连国际服装节。我始终认为，服装节是一种方式，一种技巧，它用布的质地，布的光芒，把一个爱穿的城市呈现在世界面前，把一个城市的爱穿喧张到了高潮。

我就想，这世界已有许多城市被时间的尘埃掩埋得无影无踪了，还有许多城市演变得只能隐约看见一角废墟或遗址。如果大连在什么时候也不幸成为陈迹或传说，一定会因为它曾经是一个爱穿的城市，一定会因为它有过一个服装的节日，而像意大利半岛上的庞贝城那样，吸引无数的人前来考古和观瞻。

卖海蛎子的女人

其实，这是一部小说的名字。作者是上个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大连作家达理夫妇。他们来自中国首都北京，大连街头鲜美的海蛎子味，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经验，于是就有了这么一篇地道的大连风情小说。所以，在这段文字里，我把他们笔下的海蛎子当作最能代表大连的文化符号。

大连是城市，也是码头。因为是码头，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登陆者。登陆者的身份，一方面是带着枪炮和钱袋汹汹而来的占领者，一方面是背着孩子卷着铺盖乞食而至的打工者。我曾经给大连的文化构成粗略地划分出三个层面。一层是土著文化，它们是自古以来就在北方进行游牧游猎活动的少数民族，如今在大连的周边地区，还有许多满族乡或满族镇。另一层是移民文化，移民者们大多由山东半岛渡海而来，所以大连最早的市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籍属山东，在外国人说了算的大连，他们统被称为华工或苦力。还有一层是外来文化，或称殖民地文化，外来者或殖民者，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前者在此盘踞了七年，后者在此经营了四十年。西洋风，东洋雨，浸淫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今天，它们的文化遗存既沉积在城市的底部，也悬浮在城市的上空，让大连在外观上给人一种血统复杂的混合感。

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混合感，不但规定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品质，也影响着这个城市的集体人格。尽管大连人虚荣心极强，我还是想以笔为刀，在这个城市脆弱的肌体上尖利地划它几下。即使大声地喊疼，我也不会停手。

我认为，大连是一个喜欢包装的城市。如我在前面所说，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男人女人像这个城市的男人女人这样讲究穿戴打扮。这个城市虽不盛产名牌服装，却盛产名模。这个城市的女人虽漂亮，脸上却总让人感觉少了些风雅，虽一个比一个爱打扮，却算不上美，只能说“浪”。在美与“浪”之间，的确有不小的距离。美是果实，“浪”是空壳；美来自内心，“浪”却有虚荣的成分。这个城市的女孩之所以走不远或根本就走不出去，是因为那张漂亮的脸蛋长不出大米。一个喜欢包装的城市没有大美可言，华衣盛服虽然体面，却无法遮掩内心的虚弱。大连人其实早就觉察出了，可大连是一个具有别样传统的城市，很难改掉这个毛病。

我认为，大连也是一个流行杂志式的城市。在浪漫之后，虽然还缀有“时尚”二字，可我认为叫“时髦”更恰切，时髦与时尚还有相当的距离。在我看来，时尚具有独创和领新意味，时髦却只是对时尚的呼应和追赶。因为大连人不制造流行，然而在别处流行过的东西很快就能在大连流行。大连人口袋里的钱包并不鼓胀，却是最大的买方市场，男人女人都喜欢逛街，一周不逛街，就觉得跟不上形势。男人带着老婆或女友上精品店购物的时候，出手阔绰又大方。大连人的眼睛和耳朵好像格外敏锐，总是逡巡别处。男孩女孩，一会儿哈日，一会儿哈韩。男人女人，一会儿哈北京、上海，一会儿哈广州、深圳。有钱人哈得就更远，哈美哈法哈意。凡是好的新的东西，大连人一律毋庸置疑、不假思索地接受，而且很快就能风靡全市。大连街上跑的尽是好车，大连人买汽车就买最好的，这一点没一个城市敢和大连相比。大连人既瞧不起北京人的穿戴，也瞧不起北京人开的车，挺体面的人，开个破车满城跑，掉价！

我认为，大连还是一个都市与乡土并存的城市。大连人当然有许多可贵之处。比如爽朗，爱干净，听话，知足，悠闲，有集体荣誉感，爱自己的城市，等等。然而，大连至今仍有一个奇怪的风俗，就是有许多市民每逢初一或十五的晚上，蹲在十字路口烧纸。烧纸的老人是因为少小离家，一直与爹娘隔海相望，只能以这种方式遥寄对祖宗家族的孝心和思念。烧纸的也有年轻人，那是因为老人去世了，老人在世时留下话语，让后辈人忘了什么都不要忘了烧纸。这是典型的移民者心态，虽然可以理解，可大连是一个讲究卫生的城市，新的城市法规不得不加上一条特殊政令，不许市民在十字路口烧纸，违者将处以多少多少罚款。然而当那个日子到来，第二天早上你看吧，十字路口照样有东一堆西一堆黑色的纸灰。大连人热衷于烧纸，却不热爱阅读。我一直把热不热爱阅读看成是市民与农民的本质区别。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有市民，那里的市民非常关心新闻，因而那里的报纸卖得很火。大连极少有人对报纸感兴趣，大连人不阅读并不是已经有了足够的阅读无需再读，而是压根就没有阅读的习惯。说得明白些，大连人没有内心生活，喜欢靠世俗的经验说话办事。我和我的同事有过几次站在街头卖报纸的经历，我看见许多大连人白给他一张报纸他都绕开你走，他们就是不想看字，不想知道什么。坐电车、晒太阳、在商场的座椅上等人或休息，他们就那么木呆呆地干坐着，脸上空洞无物。没有阅读，就没有寻找，没有惊奇，没有想象和创造，所以大连人心甘情愿熟能生巧地跟在别人后面模仿着行走。

有人或许会不理解，一面说大连多好多美，一面又说它这个不好那个不美，这是为什么。我只想说，我不是这个城市的背叛者，我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别人可能是大街上的观光者，我却是在后面捡喝空的汽水瓶扔掉的瓜子壳的那个人。三十多年的时光里，我常常被它感动，我又每每为它悲哀。我知道，我与它之间始终有什么隔着，然而，我却想用我的一生与它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