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南昌起义第九军党代表

正当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革命形势发生了严重的逆转。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先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国共合作，又和蒋介石签署“停止共党活动”的决议。

蒋介石惟恐国共合作危及他的专制独裁计划，便加快了反革命的步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解除工农武装，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办事处，捕杀政治工作人员，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

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惩治蒋介石，“蒋中正残害民众，背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下令通缉蒋介石。此时蒋介石羽翼已丰，根本不把汪精卫、陈独秀这些书生气的对手放在眼里，在南京另立中央，另组国民政府，制造宁汉分立。朱培德在湖口和李宗仁密谈，不赞成对共产党用激烈手段，主张北伐到北京后再清党，但明显右摆。在南昌四二运动中被总工会逮捕关押的右派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许鸿四人，经民众法庭审判，判决死刑。蒋介石“屡电朱培德立即释放”，朱培德在判决书上批“时局严重，暂缓执行”，并派王均安慰他们，不久均被释放。

蒋介石最怕共产党人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布告取缔总政治部，电令开除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及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吾及师团连各党代表及政治指导员之跨党分子。各军、师开始逮捕共产党人。朱克靖感到形势严峻，第三军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们面临危险，就设法通知同志们提高警惕。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李明扬（号师广）和周恩来、朱克靖的关系不错，李明扬的夫人葛佩秋是朱克靖的同学。李明扬接到总司令蒋介石直接发给他的密电，要他逮捕二十六团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王尔琢和营长宋知荃等十几个人，押解总司令部处置。李明扬立即请来王尔琢说明此事。王尔琢说：“怪不得朱党代表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师座，你打算怎么办？”李明扬说：“放心，我不会拿你们去向蒋总司令邀功，良心和人格也不许我这么干。革命尚未成功，竟背弃总理遗训，搞起革命军内部自相残杀，实为不智不义之举！”李明扬当场给王尔琢两百大洋，叮嘱他速回部队逐个通知宋知荃等中共党员，将他们送出防区，要他们设法去汉口；又派文书官徐彬如骑快马通知军党代表朱克靖和第七师党代表吴少默，要他们务必提高警惕。

在湖北的夏斗寅、湖南的许克祥叛变革命的影响下，国民党左派朱培德也向右摆了，声称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彼此不相容，军队中起了分化。朱培德碍于私交和情面，没有对朱克靖采取非常手段，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想让七师政治部主任吴少默出任军政治部主任，排挤走朱克靖这个“激烈分子”。朱培德装作可怜的样子对吴少默说：“军政治部有错误，工农运动过火了。为什么还要宣传三大政策？我并没有在九江兵舰上与任何人开会，为什么政治工作人员要造谣？现在我的部队兵心已经动摇了，朱克靖主任要负责任。最近全军的团长在九江开了会，全体向我提出辞职。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说，朱主任做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就无法带兵。他们要请你来做军政治部主任，这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如果朱主任不走，你也不干，我的军长也当不下去了。”

总政治部被迫同意朱克靖离职。朱培德又设宴邀请朱克靖。酒过三巡，朱培德说明形势的严重和自己的苦衷，以私交劝朱克靖说：“克靖老弟，蒋介石重兵在握，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已是大势所趋。你也脱离武汉政府，投靠蒋总司令吧，我们还可以一起干。”

朱克靖勃然立起，正色说道：“我不投降，你反水要考虑后果！”

朱培德无奈，只得拱手说：“这样我们后会有期吧。”

朱培德送朱克靖一千元路费，请朱克靖离开江西。这时，中共中央也通知各军党代表先行撤离。朱克靖秘密撤离南昌后，经铜鼓进入湖南。路上，朱克靖买了一担皮箩，装成做生意的，回到醴陵东乡温泉的姐姐家。途中，朱克靖遇到中共醴陵县委负责人李味农。两人简单交谈了几句。朱克靖说：“事已至此，只能有我无他。”语虽悲壮，但也看出对当时局势确实感到一筹莫展。朱克靖急于回武汉向中央汇报情况，又化装成炭客子，从东乡乘炭船出湘江走水路去武汉。经过长沙时，湘江两岸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检查。朱克靖乘坐的船没敢停靠，鼓起风帆，顺流而下，闯过了检查关，引起后面阵阵枪声。

朱克靖离开南昌后，朱培德命令王均在南昌施行紧急戒严，对各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严密防范，同时召集第三军全体政工人员开会。军部警卫团在团长指挥下包围会场。王均说：“总指挥事忙不能出席，我代表他向大家说一下情况。近来，三军的政治工作，由于少数人做得过火，在军队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总指挥的意思，希望这少数人离开军队。愿意离开的举手。”

政工人员几乎全都举手。第三军142名政治工作人员，在一个团的武装如临大敌的包围下，前往牛行车站。从军部大门起沿途都贴满了“欢送共产党离赣”的标语。政工人员也用自己的手册纸写了不少“拥护三大政策”、“拥护武汉政府”、“反对投降蒋介石”之类的小传单，边走边散发，士兵们没有一个人加以干涉。政工人员坐火车到九江，那里已准备好一艘专轮把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送到汉口。

朱培德还将方志敏等省市党部及农工团体的22个共产党人遣送出境，派兵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学生会和《贯彻日报》，收缴农民自卫军枪支八百余支。

朱培德“分共”，遣送政工人员和重要民众领袖离赣，真正意图是以此来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武汉政府部队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占开封，南北国民革命军有会合之势。朱培德“分共”态度上出现软化，撤去围驻省农民协会的军队，明令保护农工团体，逮捕了“江西清党运动委员会”的骨干分子，压制了反共气焰。工农运动已蒙江西特别委员会明令允予恢复，江西省总工会、南昌市总工会重新恢复办公。朱培德还派参谋长黄实与苏俄顾问李曼诺夫匆匆忙忙地赶到汉口，向被遣送的政工人员解释误会，并希望仍返赣工作。黄实会见了三个师的政治部主任，一见面装出一副沉痛的样子说道：“很对不住几位，总指挥特意派我来向几位道歉。总指挥亲自说啦，他这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他说他是吃了屎啦，他说他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好在大家为的都是革命，又是同乡人，几位总可以包涵的。你们走后，全军的人都想念你们。休息几天后，还是请回去帮忙。”

时局变化得很快，当蒋介石拉拢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冯玉祥也倾向蒋介石。宁汉之争中蒋介石占了上风，朱培德的态度变得也快，江西方面第三军对政工人员的邀请又销声匿迹了。

朱克靖到武汉后，经常离家外出，与周恩来、郭沫若等联系，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有时执行任务，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在江西，虽然有些县区土豪劣绅反动派纷起为“清党”之运动，捣毁党部，残杀工农之事时有所闻，但在南昌和多数县区，共产党的影响依旧存在，工农运动并未停息。朱克靖有时也奉中央派遣回南昌执行任务。那些在县里积极“清党”的反共分子，以为南昌时局变了，跑来联系，“至南昌后，始知省局情形仍是换汤不换药，所谓省党部、市党部，仍为共产党所盘踞”，“共产党重要分子如朱克靖等，均已先后返南昌”，江西仍是中共活动和基本力量保存较好的一个省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针对陈独秀等人妥协投降态度，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因此他向中共中央建议：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从1927年5月下旬起，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建议讨论军事问题，提出“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主张在湖南暴动。后来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这个计划没能实行。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实行分共，宁汉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再无妥协余地，已无路可退。

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人和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庐山仙岩宾馆秘密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作出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撤出武汉的决定，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周恩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委员，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紧急疏散撤离、隐蔽工作。中共中央、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和朱克靖都在南昌第三军，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把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于南昌、九江一带。以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为了准备南昌起义，中共中央派遣熟悉南昌情况的朱克靖和朱德先后秘密潜回南昌，策动第三军旧部配合起义。

周恩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到达南昌后，先住在朱德家里。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部，一道起义打回广州。孰料原本是左派的张发奎和朱培德、黄琪翔已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召集的军事“分共”会议，准备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悉这一阴谋，趁夜下山约叶挺、贺龙、廖乾吾（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到第四军驻地甘棠湖烟水亭会商，决定叶、贺部队开拔径直往南昌。南昌前敌委员会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1940年，新四军曾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同志（右一陈毅、右二周子昆、右四粟裕、右五李一氓、右六叶挺、右七袁国平、右九朱克靖）

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韦杵任军长（未到任），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两万余人。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指挥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1000名官兵，也在朱德和朱克靖的率领下投入了起义的洪流，里应外合，攻下了南昌市公安局。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胜利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定，8月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向潮州、梅州前进。由于第九军只有原第三军少量部队，朱克靖与周恩来、郭沫若等随起义军指挥部行动。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的陈毅，追上起义军，被分派到第七十三团任政治指导员。

起义军进占瑞金、会昌、长汀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经此两战，起义军虽击败敌人，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最大之困难；起义军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希望告知广东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起义军前委决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起义军进驻上杭、三河坝并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攻占潮州、汕头。1927年9月26日，起义军在汕头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演，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但这时敌军正分三路在潮汕周围集结。经过几天激战，起义军撤离潮州、汕头。在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和其他起义军领导人召开了决策性会议。周恩来这时重病缠身，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集中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起义军由流沙向海陆丰前进，进入乌石地区时遭敌军重兵截击，大部队被敌人冲散。朱克靖等人随叶挺的部队一直打到广西，也被打散了。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队伍上了井冈山。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隐蔽起来，一行人乘船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经香港潜回上海。叶挺、郭沫若流亡海外。朱克靖与部队失散后，只身潜入广州。

朱克靖潜入广州，希望找到党的组织。然而，广州经过李济深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往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气象已荡然无存。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广州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朱克靖大革命时在广州是风云人物，认识的人较多，他知道不能在广州久留，便混在人群中，买了一张火车票，沿粤汉线北上。朱克靖先到南昌秘密会见朱培德，他知道以朱培德的为人和他们两人的关系，朱培德不会加害于他。

朱培德劝朱克靖说：“现在老蒋得势，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也归顺老蒋吧，还在我这里任秘书长。”

朱克靖说：“我不投降，我会走。”

朱培德说：“我不会为难你，你要小心。”

朱克靖赶到武汉，武汉三镇同样笼罩着恐怖气氛，反动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朱克靖化装成卖菜的农夫，他脸色本来就黑，买一顶草帽扣在头上，遮掩面目，挑一担辣椒走街串巷叫卖。朱克靖觉得在这里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很不安全。于是，他找到家人后，便匆匆忙忙地携带家眷去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