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下的健儿

如何让一群勇士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一所城池以发动突袭？叫他们围上女人的长裙，把武器藏在裙下，然后兜头罩一条长拖到裙边的面纱，将身影完全地遮藏在面纱之下。

这可不是当代影视作品中忽发奇想的虚构，据史书记载，李密在其最终败亡的过程中就真的使到了这一招：

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畜产，直趣南山，乘险而东……（《旧唐书·李密传》）

在中国历史的浩荡大河中，李密的小小计策只能归为了无意义的一星溅沫吧，因此，不太有人愿意去注意，何以一顶“羃”就能保证偷袭成功？

是啊，很难把面纱与中国古代贵妇联系在一起，更难想象它会与中国古代的武士发生关系。然而，北朝隋唐时期，却真的流行过类似今日阿富汗妇女所戴的那种遮蔽全身的长面纱：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旧唐书·舆服志》）

北朝、隋、唐的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习惯于骑马出行，那个时期的观念是，女性骑马外出不是问题，但是，却不应该暴露她的面容与形象在路人的眼光里，也于是，能够障蔽全身的羃便大行其道。至于具体的形制，“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在新疆阿斯塔纳出土屏画上可以看到，羃是将长幅布料对折，缝合两边，供人兜头罩下，在当眼处则开有方孔，便于罩在其中的人观看与呼吸。从《旧唐书·吐谷浑传》中“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的记载，服饰史研究者们判断，这种长面纱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最初的用途在于骑马时罩住全身以挡蔽风沙，因此男子也经常地穿用到它。不过，在传入北朝以后，其性质发生了改变，固定成为贵族女性骑马外出时专门用以遮蔽形象的服饰。

也于是，便有了藏身在羃之下的彪悍偷袭者。同样的招数，隋文帝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也使用过：

汉王谅之反也，以（丘）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羃，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旧唐书·丘和传》）

明人王圻《三才图会》中展示的“面衣”，于遮面方巾上相当于双目的位置裁出“窗口”，并罩以一片轻纱；巾角缝缀长带，以便在脑后交系在一起。形制接近《树下人物图》中的“羃”，不过两者都比较短小，长度仅及肩脑处，不足以遮蔽全身。

杨谅兴兵造反的时候，胁迫“少便弓马，重气任侠”的丘和去做蒲州刺史，并派手下士兵装成女人，羃蔽身，悄然进入蒲州城中。丘和自然也得一样打扮着参与偷袭，不过，也恰恰是借着一顶羃，他得以趁人不注意抽身逃离，没有卷入杨谅的兵乱。《资治通鉴》关于丘和在蒲州之变中所扮的角色有不同的叙述，不过，对杨谅的诡计却有更为生动的描述：“谅简精锐数百骑，戴羃，诈称谅宫人还长安，门司弗觉，径入蒲州。”他着意挑选几百名精锐骑兵，一起披挂上羃，假扮成汉王宫中的美人！

与今天的那些长面纱不同，隋唐贵妇的羃往往用红、紫等色彩艳丽的绢罗制成，而且其上缀饰珠翠，以华丽斗胜。杨谅之兄、秦王杨俊就曾经为王妃郑氏制作“七宝羃”，长面纱上有多种珠宝星星闪亮，让旁人看在眼里，反而要对那纱下的人更起遐想吧。数百位披着精美羃的宫女一起骑马在山林间穿行，仿佛夕阳中的一阵彩云匝地飘来，逶迤进入城门，那场面是否近似“灵之来兮如云”的缤纷？然而，羃下其实并不是美人、舞伎之辈，却是屏息沉默的、只待拔刃那一刹的精悍健儿，这就有一种沉重的惊心了。

一如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并不会死去，他只是渐渐消蚀身影。”《隋唐演义》讲述李密之败，居然一字未提他巧取桃林县城这个环节。原因想来在于，羃仅仅流行到宋代，并且由宋人起了个新名“盖头”——后世新娘出嫁时一定要戴的红盖头，正是羃的遗意。由于头罩面纱出行的风俗在明清社会不复存在，人们也就不再能够理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这一行为的确切涵义，因此只好绕开它编故事。

然而，那其实是一个苍凉得足以值得记住的场面，一位末路英雄，没有铠甲，没有旗帜，便装轻骑，身后跟随着一群长长面纱直拖到脚蹬的突袭勇士，最后一次策马驰行在注定属于李唐天下的严冬大地上，威武地，不屈地，径直奔向已经为他们轰然打开的、闪动着血海火光的地狱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