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岛国的热血与星光

青年，是人生中最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时期，同时也是危机四伏的时期。他的青春岁月，是在一个多火山的岛国里度过的。故国的危难，异邦的刺激，婚姻的悲剧，事业的挫折，使他从激奋、骚乱和痛苦中迅速走向成熟。在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处于同一向度上，他终于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坐标。

16 燠热的东京气候

中国历史的造山运动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在20世纪的海平线上，具有全国规模的纯粹的农民暴动渐渐沉降，作为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开始迅速上升。

分裂是伟大的。从一个古老而庞大的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不到十年，就暴露了臀部的封建纹章，于是新的裂痕又产生了。革命派高喊着一个口号走向时代的前台：“排满！”这个口号不但使整个那拉氏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一群维新派分子也不禁为之惊惶不安。他们躲进残旧的古堡，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布置了一场对革命派的抵抗。然而，抵抗是没有力量的。科学的、民主的、进步的世界性潮流奔腾激荡。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由于以强旺的民族意识进行鼓动，很快便博取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同情。革命派的旗帜不可阻挡地成了社会的意向。

时间越来越明确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依靠落后的生产方式孕育起来的愚昧的阶级或者集团，根本无法开拓历史的新场面。近代科学知识，作为新型的生产力，大大推进了历史的进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复为陈腐的儒家经典所可以囊括；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西方科学的灌输而充实成为国内的第一批先进人物。正是在这批人物中间，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草莽英雄的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不是经历过欧风美雨洗礼的。

留学成了新的时尚。当时，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阶段，奇迹般在东亚崛起。尤其在甲午战争以后，它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掠夺了大片的中国领土。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和战争胜利的刺激，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出现了巨大而迅速的增长。一衣带水，相形之下，益加显示了中国的劣势。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不得不忍受战败的屈辱，把这弹丸岛国当成为取法欧美的样板，不断地派遣留学生负笈东来。就这样，东京，一时间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中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领袖云集的所在地，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飓风口。

周树人刚刚踏上日本国土，随即面迎了东京的一起爆炸性事件。

国学家章太炎选定明末崇祯皇帝自缢身死的日子——4月26日，即阴历三月十九日作为国耻日，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借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他亲自起草了一篇措词激烈的宣言，并拟定东京上野公园内的西式菜馆精养轩作为开会地点。留学生报名赴会者多达数百人，孙中山署名为赞成人，梁启超也悄悄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大会召开的消息，惊动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由于他的干预，日本政府明令警视总监取消这次会议，传讯章太炎等十个大会发起人。

杯水车薪。反抗的情绪一旦燃烧起来，便不会轻易被压服。在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努力之下，会议终于在横滨如期举行。香港的《中国日报》为此发布了消息，以反清为宗旨的大会精神，弥漫了整个的中国知识界。

东京气候变得相当燠热。这种气候，使一个青年爱国者的头脑更快地成熟起来。

周树人温着“戎马书生”的好梦。因为有消息说，他们有可能进入成城学校去学习。靠近“三桥旅馆”的窗口，望一片异国的轻云，他兴奋地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二弟。

可是，他不知道，原来的学籍虽然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学的却不是陆军而是采矿，根据清朝公使与日本政府所订的定例，那是没有资格进入这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的。这次偶然的否决在一生中带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再也无须留恋滴血的锋刃，而有了一个从容选择别种武器的机会了。半个月以后，他成了弘文学院的学生。

弘文学院，是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一所速成教育学校。1902年1月，校部迁至市内牛逾区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此后又另外开辟了两处校舍。后来因为有些留学生以为“弘”字与乾隆皇帝的名字弘历相忤触，为了避讳，于是改为宏文学院。

学院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下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专科班，供学生在短期内获得一些知识和一纸文凭。此外，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者开办旁听班。周树人和同来的同学都被编入普通江南班，期限二年，学习时间是相当紧迫的。

当时，留学生大多从旧式学塾和书院中来，他们可以作漂亮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至于什么声光化电，几何代数，ABCD之类，向来是陌生的，因此，对于学院规定必修的自然科学的课目，都感到极难应付。周树人由于在矿路学堂时期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加上基础扎实，自然绰有余裕，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致力于攻读日语。日本译书既快且多，掌握了这样一门语言工具，便可直接或间接地阅读更多的世界名著，而无须经过严复、林纾之流的中介，即使他们的译笔曾经那般地令他沉醉。

在学院里，学生每人收费二十八元日金，除了二十五元作学费外，另发三元零用，周树人的生活，不会比南京时候有更多的宽余。从国内带去的十双白袜，因为常穿皮鞋，结果既不能自用，也不能卖钱；至于一元的银元，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只好赔本换了半元的银元和纸币。他想起出国前措置这些东西的小心备至的情景，不免哑然失笑。没有任何积攒，三元零用钱，都叫香烟和零食给花光了。买不起高贵的“敷岛”牌香烟，就抽廉价的“樱花”牌。他喜欢樱花、爱吃的零食有蛋糕和落花生，买来就放在抽斗里，随时取出充饥。香烟是最可亲近的。它不但能为人驱赶倦意，夹一根在指间，看火星乍灭还明，烟云依依不散，在一个寂寥的世界里，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可以相对守坐的朋友了。

新异的国土，新异的语言和知识，多少覆盖一些黯淡的离思，在给家里寄去一卷自撰的《扶桑纪行》之后，6月，周树人又寄出一张照片。在背面，他用了不无快意的谐谑的调子写道：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

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

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

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

开始不久的留学日子，在他的眼中熠现着理想的光彩。恍如严冬过后，乍见初绽的花枝，虽是一枝独秀，却有着拥抱整个春天的温暖而清新的感觉。

神田区骏河台有一座别墅式的两层楼房——清国留学生会馆。

这个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从蔡钧率先发起成立的那天开始，就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可是，被招致的留学青年，却把它称作美国费城的独立厅。正是在这里，他们举起革命的巨锤，给清政府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会馆大楼底层设有多种房间，像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等，楼上是教室；楼房之外还有一间单独的小房，主管传达、收发，兼售会馆出版的书刊。这些书刊惹起周树人浓厚的兴趣，常常跑来翻阅，从中捕获国内的最新信息，追索革命的态势，倾听青年爱国者的心声。还有会议场上盛大的集会，演说场中激烈的演说，都是他所乐于接触的。他是火，是火就得找燥热的地方支持自己的燃烧。

记得首次参加集会是在锦辉馆。演说的是一位头扎白纱布的操着无锡腔的英俊青年，那话题，自然是最时髦的排满。他滔滔不绝的慷慨的言辞，使周树人和所有的听讲者充满了敬意。

“……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

周围顿然腾起一阵哄笑。

“老太婆”者，当是指西太后了。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无疑这是事实，但凭什么便断定西太后也在北京骂他呢？周树人不免感到扫兴，心想：演讲固然不妨夹着些笑骂，但类似这般无聊的打诨，却是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的。

正是这个吴稚晖，作为主角，演出有名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

6月间，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进入成城学校学陆军，遭到蔡钧的拒绝。清政府十分害怕革命者掌握军事知识，对从中毕业的学生将任军队要职的前景，尤其感到恐怖，因此严格规定：除了政府保送的官费生，所有自费生一律不准进入成城学校。当时，吴稚晖作为广东大学堂教师，刚好带领着广东籍留学生住在东京。他对钮瑗等人的境遇非常同情，为此，结同孙揆均等二十六人到使馆静坐请愿。蔡钧勾通日本警方，把他们拘留起来；接着，东京警视厅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宣布将二人驱逐出境。在押送途中，吴稚晖乘机跳落城河，旋即被救。有名的《新民丛报》披露了这个自杀未遂的消息。江苏籍学生秦毓鎏等几次前往公使馆诘问，蔡钧不但拒不接见，而且照样拘留了他们。这样一来，便引动了久积的公愤，全体学生马上集会抗议，从此，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再度进入高潮。

斗争结果，蔡钧被调走了，九名自费生于翌年获得正式保证，允许进入成城学校；第一个明确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留学生团体——青年会，在热潮中应运而生。

时势造英雄。群众性的斗争造就了不少名噪一时的领袖人物，但是，周树人对他们往往不抱好感。他重视人格，当他凭自己的敏感，辨识到了盛名之下的私心，那最不可容忍的浮躁，伪诈与专断时，就会立即远离他们。在留学生中间，能被他引为同类者并不多，过分的自爱使他显得有点儿孤僻。

他常常一个人走进大丛林里去。

在丛林里，他会很快地忘却自身的孤独，仿佛自身也化作其中的一片绿叶了。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然而又各各长得多么强劲，多么丰腴，多么美丽呵！他畅意地采撷着、呼吸着，每每惊异于充盈其间的空气，何以会变得那般地富于生机。它形而上，既来自林木又不黏着于林木，完完全全是一片浑然的绿意，不见形影，却无所不在。

那是书籍的丛林。为他所时时感触到的周围的绿意，便是流泛于由众多元素、细胞、动植、人物、机械、事件等构成的枝叶婆娑的世界中的一种精神。在他的抽屉里，有古希腊、罗马神话，拜伦的诗，还有尼采的传。试看异国神话，那神秘而大胆的想像，不正是人间的正义与邪恶之争的虚幻的折光吗？说到拜伦的诗，文字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比起他的独立不羁的人格。至于尼采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个人主义的至为雄桀的人物，其“超人”学说实在是人类的自觉精神和进取意志的鼓吹。从前读《天演论》，常为严又陵再三致意的“自强”精神所激动，想不到就在尼采的身上和书中找到了这种精神的具形。难怪日本思想界对他那么感兴趣，要腾出那么多的地方去介绍他，甚至为了他而无止无休地争辩！……

精神追求几乎成了周树人生命中的全部。怎样才能使一个人的灵魂健全起来？怎样使一个民族的实力壮大起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渐渐成了无数次思考的交叉点。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把那些具有启发性的书刊，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译书汇编》、《浙江潮》、《西力东侵史》、《朝鲜名家小说集》等，从书店陆续买下，寄给国内一样焦渴的二弟。

东京的风景是迷人的。富士山麓，春雪融融，江户川畔，樱花如织。无论是夕照的猩红，或是月夜的皎白，都令人感到这地方的天空是分外的澄明。凡爱美的人都不会不爱风景，只是对于周树人来说，少年时代的折磨已经多少擦掉了一些对那遗世而独立的山水的敏感。况且，他一直耽于人世问题的思索，背负着人类创造的责任，总是不肯放下。在他的视界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远比它所拥有的风景更美丽的。在阅读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以外，他还披览了不少日文的美学书，留意日本的画谱，从浮世绘木刻中间发现现代美术的风格。即使逍遥于美学境界，那些由美感传达的亲密的私语，最后还是告诉了他：日本民族怎样的执著不深，容易蜕变，适于生存，它怎样的不像幸存的古国，自恃陈旧的文明，一切僵化，往灭亡的路上走……灌注在大脑中的还是民族，还是变革，还是《天演论》那一套。真没有法子！从小开始，他就注定了不能超脱，注定了要隐忍着摸索着挣扎着奋斗着度过此后的艰难的一生。

不久，周树人认识了一位同乡青年，有幸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最可靠的友伴。

这位友人叫许寿裳，字季茀，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他是由官费派来的，同样进的弘文学院，只是被编入浙江班里。比起周树人，他要高出半个头；而满头短发，剽悍而洒脱，使一直拖着辫子的周树人非常爱慕。他常常把上衣敞开，有意无意间显示出一种阔大的气魄。虽然，他不喜欢夸夸其谈，但是一旦议论开来，也会异常激烈。只有微垂的眼睑透露了他的多思，宽大的鼻子和微厚的嘴唇，刻画着天生的仁爱。

具有共同素质而且作着共同追求的人，容易增进相互的了解。当初两个人的交往并不多，虽然每次见面，都感觉彼此间有着新的接近。

有一次，当聚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两个人一同沉默起来，谁也没有话说。语言这东西，有时候显得最没有力量，甚至完全是多余的。好像这段悲哀的沉默，就远胜于万千般言语，一时间把心灵之间仅存的一层障壁给打通了。从此，他们的来往突然变得频繁了起来。

17 弘文风潮与辫子问题

春天。

春天是一个启示，一次展示。为了创造一个蓬勃的起始，当1903年的春天尚未萌动之前，革命派就开始加紧活动了。

每年，留学生会馆都有例行的新年团拜会。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他把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召到横滨，布置任务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因为要欢迎振贝子，公使、监督都将出席团拜会。如果有人在会上倡言“排满”，发表演说，必将轰动全国。

两位青年接受了这项庄严的使命。

这一年的团拜会的确是空前的盛会。官袍、洋服、长辫、高髻，熙熙攘攘地混杂到一块。大会开始后，马君武、刘成禺先后登台演说，面对贵族公使，历数清廷的罪恶，并且提出：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挽救中国。两人言辞慷慨，声泪俱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有清宗室站起来辩论，被会场中的革命学生厉声制止了。革命，以有声有色的实体呈现在会场中间，构成为一种现行的威慑力量。

会后，贵族学生良弼、长福等人，一连绝食三天，迫使监督汪大燮，将刘成禺开除出成城学校。但不管结局如何，事实证明保皇思想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应战，哪怕小小的一次狙击，都必须借助皇权。团拜会大大鼓舞着东京的留学生群。因为革命已经不复是几个流亡者的幕后策动，也不是几个演说家的空头呐喊，它已经壮大到可以明火执仗地向满清官员示威了。

周树人深深感到：日本这地方，不但是西方科学文化的输送站，而且是革命的冶炼场，解救整个民族的人才和武器都必然在这里锻炼产生。科学的影响是长远的、沉潜的，惟有革命的手段高扬而且切近。对于一个专制腐败的异族政府，看来十分需要强有力的颠覆手段，整个的颠覆！

在清风亭召开的恳亲会上，他同陶成章、许寿裳等二十九名绍兴籍学生一起，联名发出致绍兴同乡的公开信。

信中这样写道：“遭世多变，刿心怵目于危亡之将及，而我槃槃五岳，灏灏江河，东南带海，西北控山之大陆一片土，将沦陷于异族。即我稽山镜水金宝玉堂，亦将销沉霸气，暗郁无色。呜呼，岂不痛哉！”他们向对岸发出热切的呼唤，希望乡亲勇敢打破政府的封锁政策，力争东渡留学，“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从而率先“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

周树人自己，的确以能置身于日本而感到庆幸，在“排满兴汉”的热潮里，他时刻盼望着作人快点毕业，找机会像自己一样前来。

整个日本留学界，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迅速。继《国民报》之后，一批留学生创办的报刊纷纷破土而出：《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四川》、《河南》、《直说》、《游学译编》、《女子魂》等等。同时宣扬民族主义，传播民权学说，煽动种族革命，鼓吹献身精神。《浙江潮》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每一个刊物都是一个地方团体。对于政府来说，团体的力量无疑是最可怕的。像这样雄厉的集体的呼号，当时就很有代表性。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除了办报，就是抄书。有些激进的学生锐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实录，钻进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然后设法印刷和输入国内。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以及其他单篇的汇编。他们希望国民将忘却的旧恨复活，促进革命的成功。

在东京，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争取独立自由的第一个波浪，他们是喧腾起来了。

初到弘文学院，周树人有过短暂的满足，但是，很快就发觉自己对于学院的期待未免过于乐观。经过3月的一次大风潮，他几乎彻底地陷于失望。

一天，学监大久保把学生召集起来，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

周树人听罢，着实大吃了一惊。他想，正因为不满于孔夫子的一套，才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吗？心里感到十分困惑。

其实，学院早就立下这样的规定：“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直到前不久，嘉纳还在学生面前强调说，中国要振兴教育，不但要“求之孔子之道”，而且要“深明中国旧学”，至于泰西伦理道德学说，又不过是掺合的佐料罢了。很明显，一个明确规定尊重清国国体的学校，其宗旨是绝对不会离开孔夫子的。

与政治上的保守倾向相适应，便是整个学校的管理腐败，课程不全。学生们虽然多次要求改革，并且争得嘉纳的承诺，从来未曾有过任何实施。在教育的领地，赚钱居然成了第一需要。今天办一个“速成师范”，明天办一个“速成本科”，名目倒是不少，大抵是商业性的招徕。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师资，具有真才实学者并不多，最可讨厌的是也学会了挂招牌，在教育上头，加上各种主义：军国主义、尊王攘夷主义、贤妻良母主义之类，颟顸之态可掬。

这样的教学制度，自然要引起革命思想日趋激烈的学生的不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独立的反抗。周树人班上，就有一个黄兴，十足地表现了楚人的蛮性。他从来未曾大叫革命，也始终没有断发，只是由于学监严诫学生不可赤膊，他便偏要光着上身，常常这样捧着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然后摇摇摆摆地走进自修室。散置的干柴终于有一天集中起来，升起熊熊烈焰，仅凭权力者的几星唾沫已经不再可能把它泼灭了。

26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会计关等，突然召集学生部长开会，出示新定规则十二条。学生们满以为是改良课程的方案，接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一些旨在增加校方收益的规定。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认为多属琐碎之事，不屑与之争议；但是其中有三条实在过于苛刻，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改。这三条规定是：

一、除告退外，无论临时告假归国及夏假中归国者，每月须纳金六元半。

二、洗濯一月三次，每次一套自备之物，宜由学生自理。

三、患病者两周之内医药全皆由学院支出，逾则学生自理。

规则经过修改，由学生部长找会计关交涉。关借口要过问院长，丝毫没有听取意见的表示。部长迫于规则将在三天之内实行，便提出说第二天要听答复。结果，到了次日晚上十时许，仍然没有回音。学生再度推举部长前往究问，并且声明：如果再不答理，将于明日全体罢课。

学校当局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三矢集合了十多名学生代表训话，宣布对规定不做任何修改。“你们不应当这么胡闹，”他傲然说道，“如果有谁执意要退学，我们决不强留！”代表们听了十分愤慨，于是议论说：“他胆敢借题威胁，那么就试试看吧！”

学生当即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群情激愤，一致决定退学。

住在东樱馆的周树人，是退学风潮中的激进派分子。28日，他同弘文学院的五十余名留学生一起，坚决告离了学校。

嘉纳慌了。他知道，倘听任事态的发展，于自己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一面写信给各监督，一面派人到总监督处，要求代为安抚，并且表示了厉行改革的诚意，以图挽回残局。

总监督传达了嘉纳的意思，为此，学生们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讨论。在会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开办走读等七项要求，作为复校的先决条件。嘉纳看到没有回旋的余地，经过几次谈判，只好撤去教务干事及会计人员，但仍然坚持要学生检查“措置冒昧之失”。学生一致认为没有错失可言，于是严词加以拒绝。最后，嘉纳不得不承认职员的“不善之过”。

二十余天的僵持局面终于结束，中国留学生胜利返回了学院。

周树人十分重视这次退学斗争，当序幕刚刚拉开，就把事情告诉了作人。首次加入一个战斗性集体，直接感受诸方面矛盾的冲击，使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次斗争，面对的已不复是满清的官员，而是日本的学府；而且，斗争也不只限于一次演说，一个宣言，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几经反复的紧张的角逐。他感到，仅仅排满是不够的，满清政府就总是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作为炎黄子孙，他时时感受到作为亡国奴的双重的屈辱。

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滋养一个民族的文明，也可以培植一个民族的兽性。祖国的疆土，就有发达的日本的爪痕。在东京，一些日本人骄蛮得很，动辄侮辱自己的同胞。触目的事实，使周树人的头脑日渐变得复杂起来；他虽然倾心于日本的科学文化，由于过分的自尊和敏感，却也不能不常常以多疑的目光打量周围的日本人。

如果有日本人看出他是中国人，便凑过来用中国话问话，他总是假装不懂。上街时，常常要遭到日本少年的嘲骂，同学们听了都感到气愤，他会说：“光是气愤没有用。这些辱骂的话，倒值得编入我们的国歌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最近，一个姓坪井的日本人，把中国人看做同朝鲜、日本北海道、台湾土人一样，都属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种；于是建议招聘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野蛮人”，作为标本运到大阪博览会上去陈列。对留学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最富有刺激性的一件事情。当时就有人呼号道：“吾言及此，吾抚此发辫，不禁泪涔涔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惨状，而吾辈子孙今日之苦，尚未有穷期也。”

除非不革命，要革命，就必须除掉辫子！

周树人记得，幼小时，曾听老人说过：“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自从清兵入关，不痛不痒的头发就同政治联系起来了。按照满人的风俗，男人是要蓄发留辫的，一旦成为统治者以后，自然强令汉人也得如此，以示统一，有谁敢于抗拒，就把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这辫子，是砍了无数人头，这才种定了的。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渐渐忘却了这段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这样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

在留学界，一些学生居然把辫子当宝贝一样盘护起来，用制帽盖住。特别是速成班的，像道士似的梳上一个髻，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同一座富士山。如果完全暴露出来，拖在脑后，被市中的行人看见了，就会直呼为“跄跄子”，意思是拖尾巴奴才。自己来到日本，日本人议论自己的头一句话，也就是“半边和尚”。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平的，但从帽沿拖下些发缕来，那样子就更难看了。辫子这东西实在可恨，然而无法可想，只得把“顶塔”留得很小，让不多的辫发盘在帽子里，不露一点痕迹。但是，每当脱帽，体操，穿起白衣服练习日本传统的柔道，都会感到极其不便。有时候，目睹辫子平空甩了下来，心里就更憋得厉害。

大风潮过后，他对自己过分的沉静突然不满起来。这辫子，为什么别人可以剪掉，自己却偏要留着作为奴隶身份的见证呢？人家革命、割头尚且不怕，还怕一根辫子吗？……除掉它！坚决除掉！

异国的天空变得有多高呵！大街也变得这么宽阔！周树人太兴奋了，从理发铺里走出，不自觉地竟小跑起来，一直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这才在门口站定了。

许寿裳见到他，立即推桌站了起身，大笑着叫道：“呵，壁垒一新！”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也不禁笑了。

此后，每当遇着惊喜或感动的时候，他都会本能地摸一下头顶，乃至“定格”成为一个固定的手势。

失去辫子是一件大事情。由于在江南班里是第一个，周树人的光头便特别的惹人注意，很快遭到几个盘辫子的同学的耻笑，甚至是敌视。最严重的问题是实际解决。监督姚文甫出面干预了。这个顽固的家伙，当众把周树人狠狠斥责了一通，扬言要停止他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开始，他感到有点可虑，因为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块地方。一切准备都是这么的不充分。他非常需要日本。但是，既然权力降罚于自己，又有什么可卑怯的？本来就是意在造反的嘛！他变得不在乎了。

过了几天，姚文甫的辫子也丢了！

原来，姚文甫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好些留学生都知道他的阴私。一天夜里，同文学院的邹容乘他私通的时机，伙同另外四位同学，一道闯进了他的寓所。他们将姚文甫痛殴了一顿，声称要砍头示众，吓得他连连磕头求饶。

邹容喝道：“即使饶了你的头，也不饶你的辫子！”说罢拿出剪刀，“咔嚓”一声，果然截了下来。

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于是有了一条高悬的辫子，旁边有大字注道：“禽兽姚文甫之辫。”

闻讯以后，同学们都纷纷跑过去看，以轰动的笑声，庆祝辫子革命的又一次凯旋。

18 哲学和文学成了异国游子的精神家园

两个人和两个影子。

谈话持续了好一会儿，周树人打开书册，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说是给许寿裳做个纪念。

一个青年从掌上凝视自己，那目光像在探问，明澈中显得有点儿沉郁。头发留的很短，几乎整个开阔的前额都暴露了出来。圆圆的脸廓，似乎着意保留童稚的纯真；正直的鼻梁底下，微张的鼻孔和紧闭的嘴唇，却又分明表现着成人的执拗。深色的学生制服，领子关得很严，两个耀眼的铜钮端端正正地钉在制服上，把整个人衬托得格外深沉和稳重。

翻过背面，是一首题照的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神矢的情爱，故园的黑暗，迷茫的星光，祭坛的热血，一个异乡游子所身受的八方刺激，都通过这几行小字显露出来了。

没有谁比许寿裳更能理解这位青年人。平时，他们像兄弟一样亲爱相处，一起读《天演论》，读张苍水，读各种各样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每到书店，两个人就划分范围，锐意穷搜，得到名著立刻欣然相告。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评述会上或书里的各种观点的优劣得失，自然也会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一位“畏友”。许寿裳知道，他富于热情，极易冲动，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无怪王立才送了他一个“富士山”的诨名；但他也极爱沉静，善于观察，见解深刻，一针见血，为此，邵明之还给了他一个绰号叫“毒奇”。动和静，在他的身上形成奇妙的两极，有如正负电荷，不时碰出炫目的火光。

最近，周树人明显地有了改变，昂奋的时候少了，沉淀多于沸腾。他感觉到了无边的寂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寂寞。而周树人的是大寂寞，因为他拥有一个更为辽阔的时空。时空的伸延使目标变得那么遥远，甚至看不到通往它的确切的道路；这样，就与他对社会责任的强烈意识和实行干预的紧迫感觉构成为巨大的根本性矛盾，使他怎样也无法逃避这种张力的撕扯。这时候，在生理上他才刚刚走向成熟，刚刚进入青春期。这是一生中的分裂时期，危机时期，冲突时期。为心理学家所称的“角色延缓”，多少带有类似的悲剧性质。他远离故国，不时想念家人，但显然不再全心全意地属于他的家庭了；他的周围有不少中国同学，虽然缺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朋友，然而，他又必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受着各种关系的制约，却又具备某种超越性。思索本身是一种超越，思索的对象——精神也是一种超越。在东京，他是一个“孤独的旅客”。

当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着黑格尔和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梁启超也开始在《新民丛报》谈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来了。周树人虽然并不欣赏这位“报纸派”领袖人物提倡的所谓“公德”，但如何认识和改造国民性，开发其中积极的方面，却不能不成为他思索的全部问题的核心。

留学一年来，他就认识到日本的崛起，跟整个大和民族的性格有关。它那积极进取的精神，又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乏的。按照“天演”公例，中国的希望理应属于青年，但是周围的青年是怎样的一群呢？只要想起经常出入于会馆，夸夸其谈，扭屁股跳舞，关起门来大炖其牛肉的新式人物，他就感到恶心。那些志为人臣者固不待言，连一些颇具民族意识的学生，也大抵以早经褪色的先民的历史自炫。例如说日本“无一非我皇汉二百六十年前国有之习尚风俗”，见到店铺的一些招牌，也常常指点赞叹说是大唐遗风，并以在中国失传为憾，还有的说汉人死后入殓，将辫子盘上头顶，仍然不忘恢复大明，是谓“生降死不降”；另有一部分人，则改名为“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就拿有名的吴稚晖来说，姑不论在成城事件中是否有过在清朝公使面前下跪的事实，后来的跳水便很可怀疑是不是一种姿态，因为那城河水浅他不会不知道的。这样一些国民，难道是可信赖的么？如果说革命志在光复，那么，光复以后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局面？他有点茫然。

只要有空，周树人就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里去，同他一起探讨这样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两人的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最后，还是没有满意的结果。

在周树人的抽屉里，珍藏着他心爱的书籍，除了惟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全都是洋书。这个发现，不能不使他的挚友感到诧异。前些天，许寿裳曾经问他：你最喜欢《离骚》的哪些句子？他不假思索，随口背了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这种登高怀远、不胜寂寞的心情，许寿裳是理解的。当照片递交到他手中，也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放好，默默地陪对友人。他没有话说。

5月，许寿裳开始接编《浙江潮》。

他平素就佩服周树人的见识与文才，及至亲自编辑一个刊物，自然找上门来商量。对于《浙江潮》，周树人是非常关切，每期必读的。当他听到要由好友主办的消息，兴致很高，当即答允帮忙看稿子，并且表示，设计封面或者撰文，也都可以的。

隔了一天，稿子便交来了：《斯巴达之魂》。

这是一篇从日文重译，然后再行改写的小说。公元前480年，古希腊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坚守要隘温泉门，抗击波斯数万侵略军，终因众寡悬殊，全部壮烈牺牲。只有一人因患目疾未曾参加战斗，得以幸免归来。回家后，妻子淚烈娜引为奇耻，乃至以死诤谏。将军柏撒纽闻悉死讯，大为感动，于是特建了纪念碑，作为斯巴达国魂的象征。

早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沙俄政府便借口“保护中东铁路”，调集了十六万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经过清政府出面交涉，仍一直拒不撤出。4月，进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将中国领土长期置于铁爪之下。上海爱国人士于是发起“拒俄运动”，坚不承认沙俄政府的条件。月底，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留学生立即召开全体大会表示声援。会上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抗击沙俄。这次运动声势浩大，致使几个月后，弘文学院还因为它的影响而几乎停课。

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周树人与矿路学堂毕业前来的几位同学都没有参加，也没有捐款。从个人意愿来说，他也未必会主动担任其中的一个角色。首先，义勇队不可能独立行动，不可能充分履行自己的爱国职责。大会曾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义勇队编归他的部属，这种把爱国者的命运交由一个本来早就应当被颠覆的腐败政府去掌握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时候，他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有准备的反抗和长时间的韧战。他不是缺少热血，但并不愿意作如此轻贱的倾洒。他愿意留下来，慢慢地磨自己的锋刃，从而等待一个必要的出击机会。

即使这样，他对许寿裳、苏曼殊等朋友加入义勇队的爱国热情，仍然十分感佩。这时，正好赶上许寿裳拉稿，便借了流行的斯巴达的故事，讴歌一种超乎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

周树人同东渡的同学，包括自费生陈师曾等一共八个人，住在楼上的一个狭陋的房间里。楼下是自修室，也不见得宽大，供他们集体使用。这群二十余岁的青年，终日挤在一起，有时商量大事，推敲文字，研讨新知；有时共抒雄图，计在光复；有时痛饮浊醪，狂论高歌，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斯巴达之魂》完稿以后，大家都围拢来看。有的手执日文书，一边说，一边补充；有的抢先高声朗诵。当读到“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飘飘大旗，荣光闪灼，于铄豪杰，鼓铸全身，诸君诸君，男儿死耳”等句，就有人用笔加上密圈，传诵一时。这篇译作充满着政治激情，在译笔方面，既有点梁启超的淋漓酣畅，也有点严复的古朴凝炼，还带点林纾的典雅清丽，因此留给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此后，只要在杂志中发现斗争性较强的短论，大家一定说：“恐怕又是豫才的手笔罢！”

在《浙江潮》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篇译作，那是从雨果《随见录》中节选的《哀尘》。

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周树人就读过雨果的小说；及至日本，这位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的名字，已经随着“政治小说”的流行而风靡岛国了。《新小说》登载过他的照片，名著《悲惨世界》及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先后有了日译和汉译。雨果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对封建王朝、教会和上流社会的揭露，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同情，自然赢得周树人对他的倾慕。

与《斯巴达之魂》一样，饶有意味的是，《哀尘》的主角也是一位女性。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深明大义的女丈夫，后者是无心薄命的贱女子。她们分别作为社会上的强者和弱者的代表人物，而呈现在读者之前。

《哀尘》叙述芳娣惨遭恶少诬辱陷害，辗转无依的经历；在她的身上，第一次体现了未来的天才作家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伟大的同情心，不仅来自先天的人性遗传，或后天的文化修养，重要的是植根于早期的“乞食”生活，与曾经身受的屈辱血脉相连。因此，周树人绝对没有出身优裕的人道主义者那般从容不迫，他对压迫者的憎恨已经深入骨髓，乃至在译述这个异国故事时，特意选择了“频那夜迦”作为恶少的名字，借诅咒印度神话中的恶神进行发泄。在这个短篇中，首次表现了译者对他所向往的西方文明的怀疑。然而，既找不到前途，又不甘退转，他便只好在时代给予的局限里继续忍受痛苦的熬煎。在《译后记》中，他慨然写道：“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雨果）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尘》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发表时虽然用了传说中降伏妖魔的神人“庚辰”作笔名，表示抗暴的决心，而笔端所及，毕竟流露了深沉的寂寞。

邹容在惩罚姚文甫以后不久，被迫离开了日本。4月，他回到上海，住进“爱国学社”，认识了有名的革命家和国学家章太炎，从此结为亲密的“双子星座”。

正当周树人编译《斯巴达之魂》时，邹容完成了一个宣传民主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这个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以浅近直截的语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天赋人权”，提出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它在上海秘密出版，接着公开印行，销售达数十万，堪称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当时，《苏报》的笔政大权已经转移到章太炎、蔡元培、章行严等革命派的手中。为了配合《革命军》的出版，报上连续发表《〈革命军〉自序》、《介绍〈革命军〉》、《序〈革命军〉》、《读〈革命军〉》等系列文章，“排满”、“仇满”、“革命”、“民主”一类字眼，一时挤满版面。6月底，摘要发表章太炎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就给已经燃起的烈火投进了又一束柴薪。

7月，清政府突然查封了《苏报》馆，章太炎和邹容一起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发生了。

在这期间，周树人和许寿裳相约拜访了蒋观云。这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人物。他不但诗文做得好，难得的是能够摆脱君主立宪派的宠幸，从一个《新民丛报》的主要撰稿者，变为《浙江潮》的主笔。由于手编的刊物，可以给青年以焦渴的真理、知识和热血，因此，他们都乐于登门请教。

头戴绅士帽的蒋观云，今天的言谈特别激烈。针对“《苏报》案”，他发表一通观感之后，接着出示了章太炎写在狱中的几首诗。诗人一生作诗，诗在华采；革命家余事作诗，诗在精神。章太炎的诗实在做的好极了。“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像这样的诗句，是何等识见，又何等气派！两位青年吟诵过后，都非常感动。不久，许寿裳把这些诗都拿到《浙江潮》上发表了。

章太炎成了新的崇拜对象。

首先，不是因为他的理论，而是作为革命家的风范吸引了年轻的思想者。在具体行动方面，周树人已经越过政治的峰峦，而沉潜到了更深邃的思想领域。不过，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西方社会的矛盾性，都同样偏重于思想方面的探索，都在同时摸索着中国走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独特的道路。然而，他们毕竟是两代人。周树人并没有章太炎同传统文化的那种强固的联系，他年轻得多也便激进得多，“西化”的倾向明显得多。“国民性”的改造，在他看来，除了革命，必须借助西方科学的力量。所谓科学，既是物质，也是精神。当他沉浸于精神的追索时，也并没有忽略世界的物质性。一个同世俗世界联系那么紧密的人，即使苦难熬炼出了一种哲学气质，也不可能把他变为纯粹思辨的哲人。他没有来得及，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可能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际斗争中，对民族出路问题作全方位的考察。当革命以具体的形式继续进行，他的激进的同志使用了暗杀、内战，和最猛烈的政治性文字进行搏斗的时候，他仍然执著地把科学知识压进炮膛，作远距离射击。

航标灯在哪里？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他最终会发现光在自己身上。

19 科学救国的前沿

自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领土之后，它所掠夺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广大的市场。19世纪末，一批外国人开始钻进中国内地进行各种“探险”和“考察”，为他们的主子进一步掠夺这里的矿产资源廓清道路。

1896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侵略机构成立，骋刘铁云为经理。经由他为中介，先后把山西、河南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出卖给了外国人。1898年开始，刘铁云又与浙江候补道高尔伊相勾结，向外国贷款五百万两，成立宝昌公司，企图把铺设铁路和矿权卖给意大利人。《浙江潮》第六期援引《海上日报》的消息，揭露了刘铁云盗卖矿权的阴谋活动，引起浙籍留学生的严重关注。

随着事态的发展，10月，浙江同乡会在上野三宜亭召开了特别会议，愤怒声讨高尔伊的罪行，并且通过决议，吁请浙江乡绅起来加以制止，从中收回利权。

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参加了这次同乡会。

大会的壮烈气氛，深深地感染了周树人。遥思故乡，使他忆起乡人当年反洋教斗争的情景；于是，未来的护矿斗争中可能出现的那样一幅枭颅成束、流血遍地的惨象，也便随着健旺的想像力，一同在脑际叠印出来……

前两天，他在《朝日新闻》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俄国人先则利诱清商，继则胁逼官方，强行索夺金州、复州、盖平、海龙诸矿地。南北同时发生的事件，使他深深感到，领土主权的丧失，必定要导致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因此，任何地方的护矿斗争，也都不应视作孤立的现象。但是大会决议寄希望于贪婪、畏葸的绅士，其实如同寄希望于昏聩无能的政府一样，完全是不现实的。希望在于民间。只是再也不能像反洋教一样满足于一时的哄闹；对于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必须做出科学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的积弱，不只是历代统治者施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地质学和其他科学的不发达，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斗争的召唤下，周树人动员了有关矿物学、生物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全部的知识积累，夜以继日，赶写完成了《中国地质略论》。

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而胡为图绘地形者，分图虽多，集之则界线不合；河流俯视，山岳则恒作旁形。乖谬昏蒙，茫不思起……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况当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

论文一开始，就充满了危机感。但是，对祖国的热爱与主权的维护，并没有导致盲目的排外倾向。面对狼顾鹰睨的侵略者和引盗入室的清政府，他以当然主人的态度，坚定地指出：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文章详密地列举了帝国列强深入我国内地进行勘探的情况，进而介绍康德的星云说和拉布拉的学说；从地球的形成，地质的分布和发育，一直到我国的矿产资源，作了概括性的叙说。周树人利用自然科学知识，在批判迷信思想的同时，痛切地批判了国民“慑伏谄媚”的奴性心理。他把地层的演变同进化论联系起来，对康梁等人的改良派理论提出质疑，表达了极其激烈的共和革命的主张：

盖以荒古气候水陆之不齐，而地层遂难一致。犹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地层变例，亦如是耳。

没有透彻的了解，就不可能爱得深沉。为了使读者同胞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为将来开发祖国的资源掌握充足的依据，周树人决定在《略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成为一部论述祖国矿产状貌的专著。年底，当护矿斗争开始进入高潮，他邀来同学顾琅，一起动手编写《中国矿产志》。

物质无限可分，人类不断进步，任何一种所谓“统一”、“彻底”的理论都是没有根据的。（后通译为镭）被发现一年以后，周树人以高度的科学敏感性，及时把握了它所蕴藏的意义，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

居里夫人对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打破了关于组成物质的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这一传统说法，在西方科学界和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大风暴。物质的意义不在物质本身。任何一种物质形态的发现，只要有助于改变陈旧的观念，无不引起周树人的关注。当康有为撰写《中庸注》和《论语注》，宣传天命的时候，当整个中国思想界在科学视界上仍处于一片混沌的时候，他写了《说》一文，向国人介绍的发现过程，称颂新的元素将“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在强调重视科学研究的同时，极力谋求科学精神的发扬。

《浙江潮》同期刊登的这两篇科学论文，一篇署名“自树”，一篇署名“索子”，表明他所崇尚的独立精神。在严复的《天演论》出版之后，批判懦怯的国民性格，倡言革命，倡言武力，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周树人的文章，多少要受到整个时代气氛和写作环境的支配，但是在共同的倾向中间，也确实有着个人的选择和发现。这位素来自爱的青年，对这点是非常了解的，他的特别的署名便充满着一种自信。

近代思想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自然科学的接近。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没有一个不是热心钻研过其中的某些学科的。惟有科学使人变得真正的勇敢。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在东方国家的传播，除了具体的科学成果，更重要的是产生这种成果的精神。于是，中国乃有“《天演论》热”，日本乃有科学幻想小说的流行。比较《天演论》之类的思想著作，科幻小说更加注重知识性和文学性，对于科学启蒙无疑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法国的凡尔纳，以及日本的德富芦花和押川春浪的作品，每种得以重版十余次，创造了读书出版界的奇迹。

科幻小说的热潮，对从小就受到古典小说的浸淫，而又对科学抱有不衰的兴趣的周树人来说，不能不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在撰写科学论文之余，他选译了凡尔纳的两部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小说依照梁启超的“角书”形式，把“科学小说”的字样冠在题目上面，取法章回体，文白夹杂，间或缀饰一些古代的格言诗句。就这样，他尝试着把西方的科学内容和东方的文学样式结合在一起。在《〈月界旅行〉弁言》中，他写道：“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像梁启超鼓吹政治小说一样，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旨在宣传科学的尝试性工作，也未免鼓吹得太过分了。

其实，按照他后来的“硬译”主张来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都算不得真正的翻译，顶多是改译罢了。从严复、林纾直到梁启超，都采取这种非常态的翻译办法。由于这种办法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观感，加上他当时重视的是思想意识，而不是文字实体，故也乐于沿袭这样的传统形式。

在翻译时，他删去原文中一些与自己的观点不大相干的纯文学部分，为了加强进化论理论和尚武精神的宣传色彩，平添了不少说话。在《地底旅行》中，便不惜借了外国人的口，痛斥国民的奴隶性格：“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请安装烟科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这种主观随意性，实在可以算作《故事新编》的滥觞。在《月界旅行》中，他议论说：“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又说：“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幻想的故事，直抒的语言，渗透了一个东方青年的浪漫主义热情和感伤的气息。

190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革命派的势力迅速发展，君主立宪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片阵地陆续丧失，《清议报》的火舌喑哑了。但是，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在广大学界仍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革命派忙于革命宣传，顾不上文学的侧翼地带；而且，其代表人物的文学观，相反显得比较保守，拿不出有分量的作品进行拮抗。周树人是突出的一位。他的热梦，过早地被时代卷进政治涡漩之中，因此，即使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也来不及进行美学方面的开拓。他接受了梁启超的“文学工具说”而摈弃其改良主义，以自己的充满文学色彩的论著，进行革命和科学思想的启蒙。在民族命运问题上，他不再满足于“排满”、“光复”之类的现成的回答；而在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方面，也不再满足于把个性消溶在集体里面。他开始寻求自己的独立的道路。

寻求是寂寞的。他越往前走，越是感觉孤独。第二年，竟连耽爱的文字也离开他了。

20 需要独立行动

独立行动需要勇气。所谓勇气，未必只是敢于作流血牺牲；忍受屈辱，也许要比流血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是1903年秋天。

日俄战争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如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内矛盾势必进一步尖锐化，从而形成推翻满清政府的有利时机。对于战争，革命派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看法。

东京的浙学会会员王嘉祎、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一共十几个青年人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认革命不应仅仅停留在宣传鼓动阶段，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回国组织武装起义工作。他们计划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全国扩展。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发动留在东京的浙江志士，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蒋观云、周树人等，加入革命组织。于是，决定在会后分头负责联系。

浙学会最初在杭州成立，鼓吹反清革命，骨干和大多数成员都出身于求是书院。成立后不久，引起清政府的警戒，于是改名“哲学会”作为掩护，继续进行工作。在东京，这些会员仍然密切来往，并且通过《浙江潮》，积极宣传他们的宗旨。王嘉祎曾经担任过《浙江潮》的主编，自许寿裳接手以后，他还是该刊的对外主要负责人，编辑部实际上等于设在他的寓所里。

由于许寿裳的介绍，周树人认识不少浙学会的成员；对于王嘉祎寓所，也不会感觉陌生，确切点说，还带有一种亲切的况味。当许寿裳和沈瓞民向他发出入会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会议如期召开。

不大的房间，烟雾迷离，异国的烟草散发着呛人的气息。

暗杀成了第一主题。会议对此表现出来的狂热，使周树人感到震惊。大半年来，虽然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国民性的探索方面，寄希望于民族的根本性改造，但是，武装推翻清政府，仍然是他渴待的目标。在他看来，武装暴动是群体性的行动，因此必须唤起民众。如果没有国民的普遍觉悟作为基础，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充作失败的试验。恰恰相反，龚宝铨等人提出要开展军事行动，必先狙击几个重要的满清大臣，以便造成一种有利于革命的声势。周树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依靠暗杀来声援。思想过于深远，往往显得抽象空洞，不易为群众所了解；而权宜的做法，由于同具体的事实相联系，反而变得易于把握。因此，龚宝铨的冒险计划，很快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响应。

周树人沉默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大会决定派遣陶成章和魏兰分别往浙江、安徽联络会党；龚宝铨往上海组织暗杀；沈瓞民往湖南，与华兴会的黄兴建立联系。眼看这些同志返回祖国，偕将更多一批年轻有为的志士闯入死地，周树人心里十分焦苦。这时，他的耳畔仿佛有炸弹的嘶鸣，眼前则是倒毙的尸体和纷飞的血肉……他没有说话。真理和辩论，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战胜的。在会议进行的不太长的时间内，靠近他的桌面，插满了一个又一个被强行按灭的烟头……

会后，他突然接到充当刺客的任务。

他不会想到，刚刚参加组织，就一头撞进一个巨大的冒险主义的计划之内。他知道，这个计划所以能够产生权威性的力量，显然受到社会上的某种思潮的支配。当一种思潮已经形成具体的物质环境，单靠个人的能量是万难改变的，当然这也并不妨碍自己作内在精神上的坚持与对抗。但是，现在是不可能了。为了使整个组织不致蒙受革命意识的损害，只有牺牲自己，从生命直到真理的秘密。彼岸是可系念的，而此刻行进在混茫之中，周围已是礁区。既然航船选定了这样的航路，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泊，作为一名水手，那么就坚守被指定的位置，慷慨奔赴死亡吧！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相信那些同样为彼岸所招引的人们，将会严峻对待沉沦的事实，从回避中找到一次正确的航行。

如果生命仅仅属于自己，即使作无谓的牺牲，他也会毫无顾惜，可是，一旦想及同自己的生命密切关联的几个人，尤其是母亲的那种失去亲人以后的惨苦无告的目光时，却不免踌躇起来。

“我可以立即动身的，”周树人对组织说，“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何替我照料呢？”

对于一个革命者，领导命令去做的事情是只能遵命的，想不到执行之际，他竟还会这样提问题。既然是铤而走险，还有这些后虑怎么行呢？于是，组织上回复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

事情这样过去了。

谁也未曾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可是，他的心中却从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擦痕，一种不被理解的屈辱在啃啮着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同志之间在观点上所存在的距离。如果因此而竟不能获得同志的信任，那么，获得真理的信任也当足以自慰吧？

他不能回答。

21 离离草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终于爆发了。

东京日比谷公园。周树人和陈师曾设了茗点，为即将动身归国的沈瓞民叙别。

树木不染一点初春的颜色，孤零零地，把园子烘托得相当阴冷。三人围坐在一个小角落，开始很少说话，仿佛大家都在借了最后一点聚首的时光，默默呷饮友情的温暖。

沈瓞民的话逐渐多了起来，从此行的使命，说到湖南，说到旅顺，说到报纸上的“天授日本”之类。周树人慢慢吃着点心，当他听说到关于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设想时，才含蓄地表示了一点自己的隐忧。他不愿过多地表白自己，更不愿意以自己的情绪传染友人。他知道，饱满的热情对革命者来说有多么宝贵。当谈说到一些留学生至今仍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的时候，沈瓞民和陈师曾才吃惊地发现，周树人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周树人特别指出，蔡元培和何阆仙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在日俄对立中偏袒日本，实在没有远见。他认为，必须充分估计日本军阀的野心。日本和俄国邻接，如果沙俄失败，日本必将独霸东亚，那时中国所遭受的荼毒就更深了。接着，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护日本；二、不要以“同文同种”等欺骗性论调向国人宣传；三、引导国人认真研究国际时事。

沈瓞民认为很有见地，当即劝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文字，由自己转交给上海。陈师曾也十分佩服他的卓见，返回住地后，按照他的观点，即刻写了六封信，由沈瓞民分投给家父和其他几位友人。

过了不久，周树人接到沈瓞民寄来的一首诗：

}Pc}柬豫才兼示师曾

东亚风云起，吾曹效力时。

救亡纾上策，游说竭微辞。

难醒人间醉，空劳别后思。

栽培芳草绿，原上看离离。

“难醒人间醉”。启发国民的革命意识，的确是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工作。可是，能够像这样思考问题的同志，屈指数来又有多少？革命，除了枪炮，就没有别样的手段了吗？如果只有枪炮，会不会继续为民贼所利用，作历代王朝更迭的又一次循环？新世纪的科学，对于新世纪的革命具有何种意义？难道就不能够把近代科学的启蒙宣传同民族革命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吗？“栽培芳草绿，原上看离离。”草字头，革命党，要经怎样的“栽培”，才能有一派蓬勃的生机啊！……

时间来到了结业的时刻。

自从沈瓞民走后，许寿裳、韩永康移居高师，厉家福独处神田，刘迺弼也即将离院就学速成政法科，往日的朋友都陆续星散了。周树人怀着无比寂寞的心情，开始重新选择道路。按照最初派遣留学的规划，周树人和另外的南京组同学，毕业后理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东京帝大是日本最著名的学校，一些日本学生惟恐中国留学生占去他们的名额，暗中极力加以阻挠。一天，由于颁发的毕业证书印有“清国人”三个字，周树人同一群留学生气愤地议论开来。事情让日语教师江口知道了，出来劝说道：“大家要有远见，不要为几个字发脾气，要懂得控制自己。”为了免使竞争失败，他劝周树人等人改入医校，并作了这样的介绍：当时，日本的医学已经赶上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水平；而且，医校发展状况良好，可以在各个方面给留学生做出较好的安排。

江口说：“贵国科技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你们学成归国，将大大的有销路。”

周树人笑道：“先生在教我们做生意呢！”

江口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日后会明白，我江口不会叫你们上当的。”

周树人果然报名学医了。

对于南京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因为清公使监督的意旨究竟可以违抗。于是，续习路矿的风气为之一变，大家纷纷按照自己的志愿改选他科。

但是，周树人的决定，并不像江口所说那样是为了避免竞争，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挤轧使他感到厌倦。至于学成以后，可以待价而沽，这种市侩式的态度同样为他所不齿。是从翻译的历史书上，知道了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现代医学的事实，才激起一个崇尚科学的青年的热忱。他认为，最崇高的职业，就是最有效地驱使自己进入民族的事业。他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因为他确信，通过医学的道路，可以打破国民的迷信思想，增进他们对于科学的信仰。每当想起父亲，他都会有一种负疚的心情。当初跑药店，寻药引，实际上是充当了庸医的助手，他希望能够有一天偿还这笔精神上的债务。而且中医，是怎样随意地拿生命开玩笑呵！仅仅为了自己的一副坏牙齿，试“验方”，看中医，始终无法收拾。记得去年拖一条假辫返国，在杭州特意看了一回，结果还得把病苦带到长崎。想不到的是，在长崎花了两元医费和一个小时，让牙医给刮去“齿垽”，便顿告痊愈了。还有像母亲一样的缠足妇女，恐怕除了西医的外科手术，再也无法免除那畸形的痛苦。当战争呼啸而来，或许自己还可以当军医，亲手把各种残损的肢体重新组合为活跃的生命，让他们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奔向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疆场。在一生中间，要是帮助过许许多多不幸的和勇敢的人们战胜困苦和死亡，这也就够了……

日本的等级制度很严。它规定，大学的医学部要官立高等学校毕业的人才许入学，中学毕业程度的，则只许进入专门学校。本来，离东京不远的千叶市，有一所规模不小的医专，设备相当完善，只是已经有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便决意回避了。不知为什么，每想到周围那些留学的同胞，就感到讨厌。那么，还是到偏僻的仙台去吧！

是出于命运的强制呢？还是出于性格的抗拒？如果没有记错，这该是第二次逃避同类了。

临行时，他把珍藏的《离骚》作为纪念礼物，赠与许寿裳。这赠品，颇使许寿裳感到困惑：什么意思呢？

《离骚》……

22 仙台·现代医学·从灵魂到躯壳

日本北方的森林城镇——仙台，以不寻常的热情，迎接了这位远客。

地方报纸从7月份开始，几个月内陆续报道有关周树人入学的消息。为了造成明朗的印象，有时候还添上一点虚拟性的描写，比如说“因找不到做中国菜的公寓而大感困惑”，或者说“是个操着流畅的日语而异常活泼的人物”，等等。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于5月下旬接到清国公使杨枢关于周树人希望入学的照会，几天以后，便做出准许免试入学的答复；9月1日，正式向个人发出有关批准入学和免除学费的“指令”。对于接受这样一名没有先例的志愿者，学校的应对是十分敏捷的。

可是，周树人的反应却是相当的淡漠。

占据他的深情的，仍然是迢遥的故国，和个人通往故国的未来的进程。他知道，自己不是旅行者，离开东京并非为了作一次轻松愉快的郊游；但也不是交际家，无须乎关心异乡人的脸色和内心气候。作为科学道路上的探索者，而今，他要像熟悉地质和矿产一样重新熟悉人：具体的人，物质的人，那各式各样的灵魂所赖以寄存的躯壳。探索是寂寞的。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在缴纳学费的当晚，他把免收的钱买了一只怀表。从此，除了香烟，又多了一个友伴。寂寞时就掏将出来，看看指针无休止的跋行，或者贴近耳边，听听那亲切如叮咛般的滴答声……

9月30日早晨，由庶务科文书田总助次郎陪同着走进教室，说一声：“这是从中国来的学生！”新的学习生活就算开始了。

四号教室。第六课时。随着上课的铃声，进来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厚嘴唇，戴着眼镜，挟一叠大大小小的书放在讲台上。开始，他便用了缓慢而抑扬的声调自我介绍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排座位有几个人嗤嗤笑起来了。他接着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关于这门学问的著作，在强调解剖学作为医科基础学的重要性时，他模拟汉语的文言句法，照样用那般独特的腔调说：“解剖分脏之事，为初学者进入医学之门户，乃须臾不可分离者也……”于是，嗤嗤的笑声又从后面响了起来。

发笑的原来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因此熟知校内的掌故；课后，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关于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马虎了，有时竟会忘记打领结，冬天则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地，致使有一回在火车上被疑心是扒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藤野的名字便已不被正式地称为“严九郎”；在学生中间，流传着音近“权九郎”的叫法，或者叫“权先生”。“权”者，假也。有时候就干脆叫他“老权”。他们取笑他，却又怕他。正如名字严九郎一样，无论教学和办事，他都是少有的严格。首先，他打分就很严，一年级留级的大半是因为解剖学不及格。对于留级生和不够认真的学生尤其严厉，他屡次恶作剧似的提出问题，搞得他们十分窘迫。上课的时候，他会马上把门关闭，使迟到的学生再也进不来。

刚刚升作教授的藤野，显得那么自负。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位中国学生，竟使他莫名其妙地敬重起来。或许，他小时候跟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非常崇敬，随后也就把这种敬意推而广之地移到每个中国人的身上。他的目光那么敏锐，从周树人苍白的脸色和沉稳的举止中，早已觉察出了那内心的寂寞。他发现周树人听课非常吃力，便想：课上的笔记该也不会做得好的……

一个星期过后。

周末。藤野的助手叫走了周树人。

在研究室里，藤野正低头查抄着什么。听到进来的声音，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抬头问道：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

“可以抄一点。”

“拿给我看！”

墙壁四周放置着各种人骨，还有独立的头骨；中央是达摩式火炉，无声的，于冷肃中生着温暖。

周树人不晓得先生的用意，心里想：该不会是找什么岔子吧？但也无法，只好迟疑着把所抄的讲义交了出去。

才过了两天，讲义便发还了。先生说，此后每个星期，都要送给他看一回。周树人接过手里，连忙打开来看：讲义从头到尾，都已经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加以订正——呵，原来如此！他伸出指头，摩挲着红笔画过的地方，心里同时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不久，藤野又把他叫到研究室里去，从他的笔记本上翻出一个图来，和蔼地指示说：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个位置了。自然，这么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了一点，但是你要明白：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怎样的形状就怎样画，我们根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改正过来了，以后，你要完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周树人口头答应着，心里却说：“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

但是，无论如何，藤野先生的特殊好感是无可怀疑的。他关心着中国学生的各个方面，从住宿、饮食、会话，直到笔记。笔记，尤其是重要的东西。此时的仙台医专，仍然没有教科书，参考书很难弄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是轻易可以借阅的。学生要完整地掌握老师讲授的内容，必须倚赖笔记。在同学中间，就常常有求让和出售笔记的事情。因此，藤野在这方面给予一个闯入者的关照，引起日本学生的普遍嫉妒也是必然的。

对周树人个人来说，这种难得的关怀，反倒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日本，不管是东京的樱花还是松岛的风景，都未曾构成春天的印象；惟有接触了藤野，才真正领受到异地的温暖。也许，在先生看来，自己该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学生，而是整个的中国，整个的科学事业而寄予期望的深情的。要是这样，自己承受得起吗？每当翻看到笔记本中那血一般殷红的笔迹时，他都会立刻感到这种精神的重压。对于伟大无私的奉献，感激之情是何等浅薄！他甚至觉得，在学习中，哪怕产生任何一种停顿的意识都是不可原宥的。

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由藤野和敷波两名教授担任的解剖学理论，每周八至九小时，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他副科：组织学理论、化学、物理、德语、伦理学及体操等，占全课时的三分之二。除了伦理学和体操，其他各科都需要机械的记忆；特别是敷波教授，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骨骼名称，背记起来就更感困难了。人不是机器，可是从早上7时开始，就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课程进行运转，直到午后2时。阅读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几乎没有思索的机会，连早经动手的《世界史》和《物理新铨》的翻译工作也不得不终止下来。

周树人开始感到，整个学校的体制都像是专意敌视自己似的。然而，当他意识到这种厌恶心理时，却不禁惶惑起来：为什么总是跟自己作对呢？这不正是对自己选定的理想道路的背叛吗？……

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同学们常常同军人混杂在一起，在东一番丁，尤其是艺妓街一带游逛。周树人没有这份心绪，只有借课间的闲暇，到医专的樱小路校门对面的一个叫“晚翠轩”的牛奶铺里去，一边喝牛奶，吃粗点心，一边看各种官报和报纸，算是最好的休息。如果说，这个憩园仍然通过报纸把他同现实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另一个憩园就使他离得稍远一点，可以沐浴古风，沉浸于“社戏”的记忆和乡思的柔波里了。

原来在东一番丁的北口附近，有一个“森德座”大剧场。周树人是常常买了便宜的站座票，在这儿观看新派剧和传统的歌舞伎表演的。但不管在“晚翠轩”还是“森德座”，他都是只有影子为伴的。同学们朝他打招呼，他就点头，偶尔才递一个微笑；有时候，同学仿佛发现了他的颇自珍惜的寂寞，也便不加打破，只互相低语道：

“哦，周来了呀。”

人，总不堪寂寞。

周树人开始想念东京，想念东京不多的几位朋友，想念《浙江潮》。一个未曾忘怀于政治的人，一旦离开了一种关系，一种氛围，那是多么悲惨！记得途经一个驿站，就怕见“日暮里”三字，当时想起《离骚》里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的句子，不知怎的，竟生起一种被放逐的感觉。而今，心中的抑闷是愈加浓郁了，即使遇到仁爱的先生，难道就是可以言说的吗？周围都是日本同学，虽然时有来访，无奈总是格格不入；探访的殷勤，有时甚至会被他目为无聊浅薄而感憎厌。同胞是有的，就是第二高等学校里的施霖。他学的工兵火药，好像从来没有过沉潜于读书和思索的欲望，总是幻想着立刻创造出一个以血火涤荡世界的场面来。可以想见，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语言，即使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到来，而且一直同住到现在。什么叫距离？当灵魂不相靠近，即使四周是密集的人群，也当如置身在一片荒寒的原野。

一天，周树人突然收到任克任从东京寄来的两本书：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和手抄本《释天》。任克任经常为《浙江潮》撰稿，发表过《苦英雄逸史——普鲁士亚皇后路易设》和《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同是终日忧思的人物。朋友的盛意使他感激。早在来仙台之前，他就一直搜求《吁天录》，一旦到手，便一口气读完了黑人老仆的悲惨一生。

掩卷时，楼下的人声已歇，不绝于耳的是飨蚊的飞鸣，和广濑川从窗外传来的哗哗的喧响……

这是一家离监狱不远的公寓——佐藤宅。从田中宅搬过来已经大半个月了，今夜，是特别的惹人愁思。莫非是一代奴隶的命运搅得他无法安静？把灯灭了，躺下来，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起来很晚，他感到有点晕眩，便干脆不到学校去，往额间扎上条毛巾，盘膝坐下，给蒋抑之写起信来。

蒋抑之是一位结识不久的朋友，虽然出身商家，却很有头脑，而且慷慨仗义，大有古代侠士的遗风。记得来前，自己填写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一时颇惶遽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这样几个字，被他看见了，立刻主动代章。其实，他又何尝没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呢？……

蘸了紫色墨水，树人援笔写道：

拜启者：前尝由江户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

二十天大雨，固然令人阴郁；而一朝放晴，又不免空虚而寂寥。

——好大的水呵！好深的天空！广濑川都快漫上崖岸了！他发呆似的望着格子窗：故乡不会有这样的雨，这样疯狂的雨，摧人心魄的雨。故乡的雨是霏霏的，温柔的，梦一般似的……

23 悲壮的间奏曲

东京是可怀念的。

留学生潮水般涌向东京，到了1905年，已经激增到八千多人。自费生特别多，他们比官费生少受羁勒，因此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叛意识。虽然对具体的武器和道路的选择，会有不少人陷于迷误，但是，即使是一时的鼓噪，对于革命形势的形成还是有利的。

这是一群可怕的人物。先后成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其领袖和中坚分子大都产生在留学生中间。8月，孙中山联合这三个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们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宣传推翻满清，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主张。像这样一个以西方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要颠覆的不只是一个皇朝，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古老制度。濒临覆灭的恐怖，使清朝统治者必须倾聚成倍的仇恨和力量，扼杀留学生运动。他们试图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掌抵挡这股新生的造反势力。

在晚翠轩，周树人每天密切注视着日俄战争和共和革命的动向；以少许的通信，在仙台和东京之间作感情的洄游，保持着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恒温。每到假期，就回到东京来，同朋友一起畅快地呼吸；然后，带着最新的信息，再独个儿回到北地森林里慢慢地琢磨。

应了陈子英的邀约，他丢下功课，一同前往横滨迎接徐锡麟、龚宝铨、范爱农等一行新来留学的同乡。来去匆匆。当他赶返仙台，一场更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已经在东京发生了。

11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一共十九条，从翌年开始实行。规程对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的限制非常严格，其中有一些伸缩性很强的文字，比如第九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什么叫“性行不良”？是泛指堕落的学生，还是特指革命的学生呢？分明是设置陷阱，意在抓捕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和危险分子。这是不能接受的。任何旨在阻遏中国革命的企图，都必须加以痛击，不管它是来自日本政府，本国政府，抑或来自它们共同缔结的神圣同盟。

自费生率先发起反对运动，他们串联了各校的留学生，分别召开大会，发表抗议演说。12月4日，弘文学院学生向各校发出关于集体罢课的公开信，八所学校立即起来响应。次日，三百名留学生聚集在富士见楼，开会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会议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文部省的命令，并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规则呼吁各学校一齐罢课，针锋相对提出，以铁腕对付敢于破坏罢课的学生。6日清早，各校门前随即出现了纠察员，他们身佩左轮手枪和短刀，执行集体的使命。为爱国心所感召，7日，京都的留学生开赴东京，汇合到斗争的大波中去。

周树人接到弘文学院的罢课通知，但是，他没有做出响应的表示。

对于日本方面的态度，他并不缺少愤慨。重要的是，在他那奔涌的热血中，渗透着一种具有强大聚合力的物质——思想。他觉得，作为抗议，集体罢课不失为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罢课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被逼迫而主动放弃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吸收科学文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并不是祖国的广大同胞可以轻易获得的。如果仅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将可能失去一切。他仿佛有点悲哀地意识到，在同学的积极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广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在此以前，虽然他不时地为功课的挤压而苦恼，今天，却毕竟坚持着赶完最后一门课程。

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不断高涨。一天早晨，在大森海湾的波涛里，突然浮起一具三十岁左右的男尸。

这是湖南学生陈天华。他曾经以雄文《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激动过千万国人的心；在斗争中，同秋瑾、宋教仁等激进派人物站到一起，力主留学生集体归国。但是，意见并没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也不肯出面负责组织。这个热血男儿，固然不能忍受日本报纸对于同胞的所谓“放纵卑劣”的污蔑，更不能容忍大家的软弱与涣散，便决心拿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撞响警世的洪钟。7日夜间，他写好长达三千余言的绝命书，于凌晨投入邮箱；然后，带着一纸挂号收条，几枚铜币，一个悲壮而茫漠的希望，就这样自杀了。

几乎所有的日本报纸，都刊载了这个消息。

——死亡！又一种方式的死亡！这种死亡并非来自躯体内部组织的衰败，而是来自外部的无形的暴杀。周树人，一个医专的二年级学生在苦苦思索：这个无形的东西到底属于什么？灵魂？个人的灵魂还是国民的灵魂？社会？来自哪一个国度？日本还是中国？这仅仅是现实中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实行自我完结？这是生命的一次勇敢的呈示，还是懦怯根性的暴露？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如果说这是无谓的牺牲，那么，留学生运动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民族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激烈得快也消沉得快，坚实的人往往属于沉默者。正当东京留学生发扬踔厉的时刻，周树人仍然辗转思索在痛苦之中。

12月下旬，他趁假期回到了东京。

生命与血，显然比文字更逼真，更生动，更富于鼓动力。陈天华之死把留学生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时候，归国人数激增，连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也不得不关闭麴町、真岛、猿乐町的分校了。

在第一艘归国船刚刚开行之后，许寿裳等群起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反对放弃学业。从此，留学生分成归国和复课两派，展开了日趋激烈的笔战。每天，留学生会馆都有纠集在一起的人群，张贴海报，甚至互相辩论。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斗争，开始转化为内部的大纷争。

在浙江同乡会的一次集会上，同样发生了两派的争执。

身穿男服的女校学生秋瑾率先发表演说，敦促同胞归国。胡道南等她说完，站起来表示异议。她便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咚”地一插，喝道：

“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周树人始终没有说话。

对于秋瑾，作为一个年轻母亲，能够冲破家庭的束缚而远游求学，无论如何是可佩服的；而且，在留学生运动中，她也的确体现了为传统的中国妇女所缺乏的勇气。但是，为什么一定得放弃官费条件而贸然归国？归国以后又将怎样行动？依靠谁来组织这样的行动？中国中国，中国一片荒寒，期待的只是饱满的种子。如果未及成熟便急于播种，谁能预料，到底会生长些什么？……

会后，他掏出一元钱，作为捐款交给了“维持会”。他知道，奉献非常菲薄，但也总算是反对冒进的一点象征性表示吧。

24 幻灯事件

在东京的同学胜利复课的时候，周树人已经回到了仙台。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主张复课的学生，竟常常无端地旷课，甚至连每天做笔记的那份热情也渐渐淡薄了。可以肯定，有一样什么东西在暗中骚扰着他。

开始的第二学年，课程作了调整。一些副科没有了，增加了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实习课，还有细菌学等与医学密切相关的新科目。担任细菌学的中川教授，是个喜爱时髦的有产者。他买了一部十分珍贵的德国生产的幻灯器，进行视觉教育。当时，市内各处，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纷纷上映，幻灯器和玻璃画已经广泛流行。学校放映时事幻灯是受到文部省奖励的，因此，在以幻灯授课，显示细菌形态的同时，也会放映一些风景或是战争的片子。

三号阶梯教室。遮光幕低垂着。

当有关细菌的显像告一段落，中川便放新到的战争片，而且亲自担任解说。燃烧的战地，城门，马匹，敢死队，纵横的尸体，一一从暗中摇过去。接着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中国人面对上着刺刀的枪口，据说他做了俄国的侦探，结果被日本军队捕获，要枪毙了。站在周围观赏的是一大群中国同胞，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

正在这时候，周树人的耳边轰然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

“万岁！”……

静静的青叶山。

没有人迹，没有鸟喧，只有寒风不安的迫促的呼吸。积叶塞满道路。众多的树木惟留灰褐的颜色，向天空，纵横写着一月，写着季节的交替，那可能的结局或起始。

周树人满山乱闯，放声悲歌……

他从来没有这样歌唱过。胸口实在太难受了。除了歌声，还有什么可以消释，可以让自己遁失于一片混茫之中呢？最后，他终于靠着一棵杉树半躺了下来。当他把菱形制帽摘下，无意间看见镶嵌着一个“医”字的帽徽时，才仿佛顿然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深山密林中的一头受伤的野兽。

——中国人呵！你作为人类的价值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充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吗？一个小小的仙台，备受战争、贫困、饥饿、失业、税收和各种不幸的折磨，已经是千疮百孔、奄奄待毙，可是，只要从中国战场上传来了捷报，就会由于胜利的刺激而立刻变得亢奋、强健、充满生气！这里的报纸，甚至广告，都在嘲笑中国人，称作“愚昧之民”，甚至“动物”，认为“只有日本才能教育这些愚蠢的人，使其成为优良的人类”。有一回上街，就有日本人拦住自己问：“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一年多以来，不可逃避地，遭遇过仙台市民多少回庆祝战争的活动，看过多少回彩旗和烟花，听过多少回鞭炮、钟鼓和狂热的喧嚣呵……

有一件特别令他愤懑的事情，创痛真太深了，至今想起来也要全身发抖。

那是去年秋天，第二学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年级里的学生会干事来到他的公寓，说是借他的笔记看看。哪里知道，将笔记找了出来，这位干事只是翻检了一下就还给他了，并没有带走。他感到非常纳闷。

不久，邮差送来一封厚厚的匿名信，拆开一看，第一句话就是：“你改悔吧！”

这是《圣经·新约》里的句子。前些时，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反对日俄战争，曾经在分别写给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的信中使用过的。匿名信的内容是说：上学年解剖学的试题，一定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让他预先知道了，所以能有那样的成绩。中国是弱国，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永远只能是低能儿，分数在中等以上，当然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了！……

读了这封信，他才想起发生在几天以前的另一件事情。因为要召开全年级学生会议，又是那个学生干事，在黑板上出示通知，最后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在“漏”字下面特地加了一个表示着重的圆圈。那时候看了只觉得好笑；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影射藤野先生给自己“漏”了试题的。

紧接着，流言也起来了。这流言自然要比衍太太当年散播的更难忍受。可是，而今还能逃走吗？到处是异国的土地。他隐忍着，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还是那副沉静的样子。虽然有几个熟悉他的同学很不平，曾经一同诘责过干事借故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将检查结果公布出来。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浑浊与澄清都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流言是慢慢地平复了，痂痕却不易脱落，每碰到轻微的摩擦都要暗暗地流血，更何况这般沉重的打击呢！……

正直的杉，虬屈的松，低低地悬浮着的天空……

——中国人！呵，怎样的中国人呢？为了对“国民性”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他曾经追索过人的灵魂的有无。在实验室，亲自解剖了好几具尸体：矽肺的矿工、花柳病患者、痨妇、婴孩……那女人和孩子曾经使自己何等地惶栗不安呵！结果，灵魂的存在与否还是一个疑案。读达尔文、海克尔，探究人类发生学；读爱智之士的著作，设法进入其杳杳冥冥的抽象空间，结果还是疑案。可笑。灵魂是什么呢？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吗？如果没有灵魂，只是一具活动的躯壳，还算什么人类的生命？去年翻译《造人术》，自己还颇为那寂寞的教授人工地制造出生命而感到鼓舞，其实那生命，不就是一具躯壳吗？当时，是那般地醉心于医学，仿佛携一把手术刀返国，就可以拯救同胞，拯救人类。多么可笑呵。国民是如此昏醉，不懂得反省，更不懂得反抗。一部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就酷肖地画出了中国人的灵魂。刺刀。枪口。侦探。看客看客看客。噢，让茁壮的躯壳配一具孱弱的灵魂，这就是医学的用途！……

他长呼了一口气，抓过帽，把它按到一旁，然后略微欹侧着身子，背风划亮洋火，点燃一根百合牌香烟。烟缕被风吹得纷乱，火星一闪一闪，就像一个隐约的启示。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情，他想，灵魂毕竟重于躯壳。这时候，父亲鼓胀的腹部，母亲的小脚，小妹，小弟，红蝙蝠与小姑母，蟋蟀，药店与当铺，担架，绷带与血……在眼前迅忽出现又迅忽消失；另外一队人群，开始进入他的视野：斯巴达人，芳娣，茶花女，撒克逊遗民，吁天黑奴……生活在文学世界中的人物的命运，那淌流的泪水和激溅的鲜血，再一次猛烈地袭击着他的心！

当文字以一种征服的力量重新召唤着他的时候，他突然在叠印的书报中间发现了自己的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他梦一般凝视着那上面熟悉的殷红的笔迹，痛苦地慢慢闭上了眼睛……

一周，一周，时间在骚乱中过去了。

是深沉的夜。

客舍的人们都已经睡去，只有周树人和月亮在悄悄徘徊。池水幽幽地，不显一点波纹，庭院中的杉木和青冈栎发出细碎的萧飒的声响。

一个思想成熟了。到了告别解剖刀的时刻。既然改造国民性是整个民族事业的根本，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种的解剖刀，痛切中国的社会和病态的灵魂呢？火与剑，能够荡涤所有的官邸、街道和乡村，但是能够延及看不见的荒野吗？而且，已经有那么多的志士仁人从事着流血的革命，就让自己进入国民精神深处，去进行一场不流血却也一样持久而艰难的抗争吧！……

当他停驻脚步，池塘中的月亮，也就沉静得如同一个等待了。

没有什么会比文学更富于魅力。但是，重要的还不只是找到了把握世界的新的方式。随着思考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的位移，他的文学观也便相应地从梁启超的影响中剥离开来，而同时表现出对某种独特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从头选择的个人道路的起点，已经决定了他未来的文学事业是这样一场定向爆破：他主要是一个进攻型的作家。爱隐于憎，热藏于冷，他的文学的良心，搏跳于凌厉的枪刺背后；他必须正对叫啸的子弹、暗堡和熊熊的火光……

多么好的月光呵。没有国界的月光。总是喜欢做梦，抱着梦幻而来，而今又要抱着梦幻归去了。

仙台，一个由官厅、学校和军队构成的城镇，的确给过他许多创痛，遽然离去，却未免有点怅然。依恋不仅仅是月光的。由于藤野先生几次三番地劝阻，从佐藤屋搬来不觉又一年了。这中间，难得领受过主人宫川夫妇的温情，还有这池子，这树，这小井，甚至是平时难以下咽的芋梗汤。结束了。走了。怎样对藤野先生说呢？要是让他知道，该会多么失望呵！藤野成了他告别仙台的惟一的一个感情的死结。但是，先生的寄托，不是都可以包容在未来的事业里吗？方位虽然不同，目标还是一个：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进步，自己并没有背叛先生呵。当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解脱的理由，全身不禁顿时轻松多了。

第二天，他便去找藤野。

来到研究室的门前，他踌躇了好一会，到底敲响了堇色的小门。

“有什么事情么？”让进屋内，藤野发现他的学生并没有携带笔记本。

“先生，我不再学医了，”周树人低低地说，“我想离开仙台。”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先生的脸色变得很有点悲哀，嘴唇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话，但什么也没有说。

周树人见了，心里非常难受。为了忠实于一种感情，必须学会说谎。他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恐怕对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藤野叹息道。

还能说什么呢？

难堪的沉默。周树人赶紧告辞了。

周树人要离开仙台的信息，不知怎的，被经常同他接触的几位同学知道了。于是，铃木、杉村、山崎，再叫了青木，一同找到了他。当消息获得证实以后，四个人便邀同他一起，到米团店里吃了甜食，然后到照相馆里去。拍照的时候，同学们都把周树人推到前排，他却执意要站到后排的边上。他不想做中心人物。大家以为，反正他没有确定行期，总还有开送别会的时候；而且都知道他素性执拗，也就依了他。

过了几天，藤野把他叫到家里去，交给他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并且说，希望也能得到他的一张照片。

周树人很歉疚。除了东京那一回，平时并不喜欢单独上相馆，因此也就无法奉赠了。

“那么，将来照了再寄吧，”藤野叮嘱道，“只是不要忘了写信，我很想知道你以后的情况呢。”

就这样分别了。永恒的分别。

此后，周树人并没有承诺给藤野寄照片，也没有去过一封信。他想，在先生的千百学生中间，自己不过是因国籍不同而显得特别一点罢了。其实，就医学的功课来说，自己的成绩并不算怎么优异的。他认为，先生应该完全地忘掉他。由于照片和信件的提示，而得时时干扰先生，伤及先生的情绪，又何必呢？要说报答，在自己，默默地奋斗去，倒是实在的。

周树人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历来重视文字，间又轻蔑若此。不过，感情这东西似乎也怪，形诸文字就是没有诉诸心灵那般长久而美丽。

3月底，同学们发觉周树人一连几天没有上课，这才明白，他已经走了。至于什么时候走了，谁也不知道。

25 婚姻：第二次妥协

从医学到文学，由于迅速填补了理想事业的真空，所以离开仙台未曾给周树人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创伤。

回到东京以后，他的情绪已经变得相当饱满。在汤岛的“伏见馆”公寓找了一个房间住下，便马上投入了庞大的文学计划的开发工作。房间只有四席半大小，点的油灯，气闷而阴暗。可新来的主人似乎并不介意，那具干燥的灵魂，也许早已习惯于贫乏的物质环境了。学校是不进的，没有哪一所学校可以安顿酷爱自由的文学；而且，他再也不愿意有任何的规则来束缚自己。为了继续取得官费，他把学籍挂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立的德语学校里，无论白天晚上，都一例独自沉湎于文学世界当中。那时候，他同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刚刚出版，虽然是科学著作，而文字的墨香毕竟新鲜得诱人。正是一个试翼奋飞的时刻，突然，他又一次陷落到人生的大网里了。

6月。他接连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催促他立即返国。什么病呢？一个字也没说。他把信揉了又扯开，扯开又揉了，生气，烦躁，夹杂着隐隐的不安。接着是失眠。不到一个月，家里又打来了电报。他不得不动身回国了。

——挂红结彩！

一进家门，他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发际，沉重得有如一击，不禁立刻感觉到一阵晕眩……果然……不可能……果然……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自己，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女人……

从仙台返回不久，有一次，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去逛公园，途中碰到一个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拖泥带水地走着。周树人马上跑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的小孩抱了过来。也许被哪一位同乡的留学生看见了，事情便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流言：周树人同日本女人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他常常携带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呢。

消息很快传到新台门，鲁瑞非常惊骇。她不能不考虑：儿子已经是订了婚的人，人家老大姑娘也等得苦了，况且这门婚事是本家亲戚介绍来的，怎么好负心呢？于是只得称病，一边准备笼头，一边等儿子归来。

新娘姓朱名安，母家长辈常常称她“安姑”或是“安姑娘”。她出生在绍兴城内丁家弄里，是周树人的叔祖母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孙女。朱宅当时有两幢三进屋宇，除了书房以外，还有池子和花园，有的房舍还是用三道石销墙筑成的，这在当时的绍兴城里也算得上是殷富之家了。

最先提起这门亲事的，是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她善于言辞，又能干，在新台门里颇有点《红楼梦》里的“凤辣子”之风；只是治家没有什么方法，得经常借债度日，因此对不幸的鲁瑞相当同情。周树人的四弟死后，为了慰藉鲁瑞，谦少奶奶不时地隔墙呼话，问长问短，或者帮忙做些杂事。时间稍长，远房妯娌之间也便变得亲密起来，以致终于有了议亲的机会。

朱安并不漂亮，额头分明地凸出，狭长的脸上，长着一个略显肥硕的鼻子。短小身材，配一套宽大的衣服，加上一双被缠裹得很尖的小脚，看上去的确缺乏一种匀称协调的感觉。但是，即使漂亮又如何呢？一个陌生的女人。周树人是研究过灵魂和躯壳的。

一切都按照古老的婚仪进行。

结婚的当天，周树人默默地不说一句话，顺从地按照司仪的说话做去，没有半点反抗的表示。这是所有的长辈始料不及的。

他装着假辫，头戴红缨大帽，身穿着纱套的长袍，脚登高底靴子；朱安穿的红纱单衫，下着黑色绸裙，都是一副古装打扮。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他们双双拜了堂，然后像木偶人一样被人扶着，簇拥着，踏着地上铺着象征传宗接代的袋皮上了楼。

一群看热闹的妇女悄悄议论开来：拜堂的时候，男的掉了靴子，女的掉了花鞋；这样的坏兆头，很难保他们将来能凑合着过日子……

楼上，陪人已经走了。树人仍旧一声不响，端坐在床沿，脸上异常阴郁。

灯灭了。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将要陪伴自己走尽一生的女人……幽暗中，他极力睁大眼睛；不知怎的，泪水竟沿着鬓角，不断地爬将下来……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谁叫你这般的优柔寡断？平时，总是诅咒中国人的忍耐与顺从，而你自己呢？分明知道婚姻问题远在你所要考虑的范围之外，上次探家时，当母亲提起这亲事，你为什么不加反对？母亲说：“那姑娘性情好，懂规矩，我见过的，相信我的眼力不会错。”这样，你便以为她真的喜欢吗？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作为父母必得完成的大事情呢？她会不会为此感到满足？是呵，母亲太不幸了。母亲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慈爱而忧郁。她可以为她的孩子们牺牲一切，而你，就不能为母亲做出必要的牺牲吗？为了掩盖内心的痛苦和不安的预感，你开始用新法子麻痹自己，把关于个人的考虑看得那么卑琐，而尽可能地回到那些似乎与己无关的漫无边际的理念世界里去。可是，人毕竟是具体的人。你不但属于民族和时代，而且属于自己，至少属于母亲，你能够逃避纯个人的现实问题的追逐吗？结果当假满来到东京，母亲的信也就同时追过来了，她要立刻把订婚的事情决定下来。那时候，你清楚地看到，事实已经逼近。作为最后的挣扎，你只好向女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必须进学堂；二、必须放脚。后来呢？什么也没有实行。你也便不再过问了，不敢过问了，不愿过问了。其实，你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自我麻痹，也未始没有一点效用，那时候你想：时间还远着呢，何必自寻烦扰？况且，处此动荡的时代，既然以身许国，就说不定哪一天把躯壳也扔掉，何须计较那些附加的偶然物呢？如果母亲真的愿意，你也就由她去吧……

时候到了。一点也没有准备。双人床成了现实。周树人不时地辗转反侧，仿佛要极力挣脱身边那线陌生而柔韧的呼吸的绞缠……

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也许早在订婚的那天开始，她就忠实地，把意识到的生命全部付与未来的男人了。可她根本不知道，她的男人自始至终都在抗拒她。呵，此刻她也该知道了吧？她一定也很痛苦的，不，无尽的守望将会比绝望更痛苦。你以为既是母亲的礼物，就可以照样把她还给母亲，可问题是，她也是人，她不仅仅属于母亲……难道你也要别人陪着你作一世的牺牲吗？那么，你又陪着哪个作牺牲呢？……他用手捂住脸，黑幽幽的，指缝和手掌一样的黑幽幽……

黑夜在窗外奔驰。心在窗内奔驰。百草园，三味书屋，南京，仙台，东京。无羁勒的生活是远了！……

……丘比特是何其荒唐呵！脱手一箭，就给人带来了一生长长的酷刑！可是，是谁布下了这场酷刑的？母亲？亲人？还是中国人说的命运？你至今也是一个参与者！不容得你否认！许久以来，你就一直站在此岸，浪潮滚滚，你不敢泅渡！在你的身上，淤积了太多的传统意识，既清醒又麻痹，既不满又顺从，既进取又停顿，你矛盾重重！你无法摆脱！要改造国民性，首先从你开始！……

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那是何等重要又何等艰难的工作呵！他突然想到要返回东京了。家，无数次归梦萦回的家，已经不复是自己的归宿地。没有了退路，就让你一直向前走吧！走得更决绝一些！更勇猛一些！丧失了家庭幸福，而今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但可不要把正待开拓的事业一同葬送掉！……

走吧！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二弟作人。对了，必须把他带走！现在需要的只能是事业上的伴侣。他决定了。不必留恋，也不必悔恨，既然我已不属于自己，不属于她，也一样不完全地属于母亲……

头额那么沉重。楼顶好像有点微微发白。天要亮了。他突然害怕起白昼来，那裸露的光，将会再次向他证实为他所不愿意接触的一切。

下得楼来，鲁瑞和工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眼泡浮肿，脸色靛青。从那被泪湿的枕巾染过的脸色推断，他该是哭了整整一个夜晚。

母亲的心，跟着沉重起来了。

远在孩子学开矿的时候，就曾经提过一次亲。那是自家小兄弟的长女阿琴，人很聪慧，认字不少，能看深奥的医书。只是听阿长她们说成亲要“犯冲”的，便不再提起了。阿琴出嫁后不久染病死去，临终时，对服侍她的母亲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临死前非说出来不可。从前周家提过亲，不知为什么后来忽然不提了？只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只觉得负罪一样难受。可是怎么会想到，这一回，竟也麻麻糊糊地给孩子添了这样的大烦恼呢？……

当天，周树人就把假辫给扯了，只留光头配一件大衫。按照老例，结婚的次日是要拜祠堂的，而他哪里也没去，只在已经修葺和未曾修葺过的屋子里来回走动，偶尔想一点祖父和父亲犹在时的往事。晚上独自睡进书房，任谁也无法劝转。

他是一匹野马，套上笼头，仍然向往于奔驰。待作人从南京回来，便相偕着一起往日本去了。

在家的时间只有四天。

返回东京，许寿裳非常惊讶，问：“豫才，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母亲娶媳妇。”

“哦，不是来信说病了吗？”

树人无语。

许寿裳听懂了那沉默中的一切。他望着面前的这位目光幽郁的神经质的朋友，不禁深深地怜悯起来。记得周树人平时赤足，老爱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语道：“我的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

26 后死者的先驱道路

世界未曾注意到他们，而他们却在注视着世界。

周树人除了一段短时间去学校学德语外，仍旧躲起来自修。作人也懒得上学，于是兄弟俩便有了足够的时间，在一间孤悬的小屋里，阅读和纵谈地带开阔的世界文学。

这时候，周树人特别喜欢买德文书。专卖德文书的书店只有南江堂一家；郁文堂和南阳堂都是卖英文的；至于要买日文书，则有相模书屋，不过他同该书屋的主人很熟，可以凭借在旧书摊里买的文学杂志的出版消息，一本一本的开了账，托他向丸善书店定购，然后从欧洲远远地寄来。当时，树人拟购的德文书目就有一百二十七种。开发计划确实庞大得惊人。

在广泛的浏览中间，他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积累，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吸收。为了买一套德文本的《世界文学史》，他花了十元的大价钱；此外，还函购了英文本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等。对于德国古典文学，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歌德的著作一本也不买，海涅倒是他所热爱的，集子便有四册。即使是作为“敲门砖”也罢，他也并不想通过德国的语言去叩缪斯的大门，而是要打开地狱，试图结识那许许多多匍匐和挣扎在黑暗之中的异族的同类。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这些置身于殖民主义的铁掌之下的各民族文学，都是他所关心的。还有俄国，虽然是独立强国，由于政治专制，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也便成了阅读的重点对象，并且准备下一步着力介绍。他珍爱这些书籍。有一次在书摊上用一角钱买到裴多菲的惟一的小说《绞吏之绳》，高兴得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尽管这个薄薄的小册子铁丝锈烂，书页已散。还有菲律宾革命家列扎尔的日译本小说《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总想找一个英译本对照译出。

战时流行起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树人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当他刚刚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这位以文学理想闻名于世的俄国作家，其对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的评价，便使他抱有一种知己之感。托尔斯泰伯爵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抨击专制的沙皇政权，揭露贵族社会的腐化堕落，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反对以人类为敌的一切战争。他认为，专制、奴役和歧视，乃是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罪恶，是对人类之爱的最大的亵渎。他怀着人道主义的伟大的同情心，成了农民的保护人。他不但表达了农民对于土地，对于人类的基本权利的要求，而且直接反映了农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和无畏的精神，而这卑贱的一群正是为高贵的沙龙作家不屑一顾的。周树人几乎读过托尔斯泰所有的日译本，他从那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中吸取有益的材料，构筑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和文学观。他只是不满于“勿抗恶”的道德说教，那种只知爱人而不知自爱的过分的宽容与卑顺；虽然，作为一个思想者，他也一样倾向于精神力量的崇拜，但始终不能接受伯爵对宗教的无条件的皈依。

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恰恰可以从尼采那儿得到弥补。直到这时候，周树人仍然喜欢尼采，喜欢他的传记，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达尔文强调的是客观环境对生物进化的影响，而尼采则把人的主观因素同客观世界对立起来，以为正是人类的生命意志的扩张，才获得了不同于自然界生物的发展。他的“超人”学说，尤其为周树人所倾倒。什么是“超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口中，就是道德的破坏者，偶像的破坏者，一切传统价值的破坏者。“超人”学说充满着一种反叛、独立、进取的精神，对于一个立志于思想批判的中国青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超人”，在他看来，人是尚未成熟的东西，是原料，是需要琢磨的难看的石头。“但是，”他说，“我热烈的创造意志永远驱使我重新做人；它这样的驱使锤子敲打石块”；“现在，我向着它的囚徒，无情地舞动我的锤子！”说得多么好呵！多么精警，多么有力量呵！中国国民不就像尼采笔下那沉睡的顽石吗？让你也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挥动铁锤，猛力砸碎它的牢笼吧！整个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样一首孤独的赞歌，它不但带着德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带着作家个人的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魅人的诗性色彩。周树人真的被它迷住了，甚至因为它而引起对德国文化的兴趣，以致一度产生过留学德国的念头。

不久，兄弟俩搬出了伏见馆。

这次迁居，是由“法豪事件”引起的。周围下宿的多半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树人鄙视他们志趣低下，但因为他们整天上学，归来也还用功，所以一时也还能够和平共处。自从第五、六号房间来了几个江西汉子，平静的局面便被打破了。他们大抵不去上课，留在家里却是经常地高谈阔论，放声狂笑。一位绰号“法豪”的尤其放肆，醒时固然大叫大嚷，睡时也是鼾声大作，如同猪叫。他的记性特别坏，房门分明写着号数，也经常走错；冲进别人的房里去，愕然退出，也从来不打一个招呼。这群汉子似乎对洗澡特别感兴趣，每逢澡堂烧了热水，“法豪”便不等下女的通知，径自先钻进去。树人平常并不怎么热心于理发和沐浴，平常住在没有洗澡设备的下宿处，往往三四个月也难得洗浴一次，但是这回却因为“法豪”的缘故，浴室竟成了足以影响他的注意力的地方。他本来就受不了别人的刺激，但是又无力改变环境，只好在踌躇一番之后悄悄撤退了。

新居是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中越馆坐北朝南，一共两层楼房。房东老太婆同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两边的两大间包给周氏兄弟，住在楼上的，是有名的《汉声》杂志的编辑但焘。

这地方左右没有邻居，倒是相当清静。不过，房饭钱却很贵，而吃食又极坏。有一种叫“素天鹅肉”的圆豆腐，要是中间加点素菜也还可口的，老太婆只用盐水煮熟，简直如嚼枯柴；而且三日两天地给吃，弄得这对穷兄弟实在没有法子，不得不花钱买一点罐头咸牛肉来补充。

老太婆贪钱，却又很守旧礼，每当走进房里拿水壶、洋灯之类，总是屈着身子，爬也似的走路。那小女儿富子，是一个很懂事很勤快的小学生，放学回来常常帮忙着干活。她晚上睡得早，到了10点钟左右，老太婆总是硬要把她叫醒，例行教训一通：“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本来，小姑娘是已经睡熟了的。这使兄弟俩都感到十分憎厌。

树人没有什么日本朋友，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结识了宫崎寅藏和堺利彦。

这次来日，途经南京的时候，作人的朋友孙竹丹，托他给留日的一位亲戚带去一件羊皮背心、一个紫砂茶壶，交宫崎收转。作人初到日本，地理不熟，语言不通，只得由树人代送。

宫崎原名虎藏，自号“白浪庵滔天”，是日本著名的“大陆浪人”。他一向同情中国的反清革命，曾经加入兴中会，1900年帮助孙中山革命失败回国。两年后出版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不久译成中文，在反清革命派中很有影响。周树人对这位革命志士是敬仰的，加上他为人坦率，豪放不羁，因此，两人初次见面便谈得相当投契。

过了两天，宫崎又约了周树人在麴町区的“平民新闻社”会面，并且把当时号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介绍给他相识。

那时候，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幸德秋水、大杉荣等人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行动”，而堺利彦则比较侧重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思想体系的宣传。周树人同他们便谈得很好，但由于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文学方面，因此谈话不可能深入下去。他买过一套他们出版的刊物《社会主义研究》，一共六册，其中有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不过，他也只不过把这类书刊当作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而加以浏览，并未曾给予特别的注意。此后，他同日本的这两位革命家再没有什么往来了。

比起伏见馆，这里的交通比较方便，于是，来访的同学朋友渐渐多了起来。

周树人是不去访友的，只等着他们来谈。这段时间，或许是他最自由散漫的日子了。早上起得很迟，大约在十点以后，醒来伏在枕上先吸上一两支“敷岛”牌香烟。盥洗完毕，不再吃点心，看一会儿新闻，便用午饭。不管饭菜怎么坏，至今全不计较，吃完拉倒。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谈。假如没有客人，等到差不多的时候，穿上和服，或随便蹑了双木屐，就到“书店街”里去看旧书，不管有钱没钱，总买上一二册德文的旧杂志挟着归来。

夜晚是完整的。矮桌上的洋油灯，同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的景泰蓝花瓶看得最清楚：这位穿和服、长须发的青年表现出了怎样的一副拼搏状态。四周都已沉沉睡去，惟有他和书醒着，只是疾驰的精神没有响声。他要到什么时候睡觉，谁也不大晓得。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才会发现盆内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过多的客人是一种负担。无论是散漫的闲聊，或是空洞的宏论，都是周树人所要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往日的政治热情，此刻都交付给了文学事业。搞文学，从来就不是群体性行动，而是中世纪作坊式的独立操作。因此，他愿意把自己关进夜晚，关进房间。寂寞总比热闹好。可是，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很难有人可以拒绝政治的单独访问，何况他本来就没有背对政治，只不过埋首于一个在他看来比政治更为切实的目标而已。

一天，政治敲门了。

早上起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发自中国的电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学生们震惊了好一阵，随即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该是怎样的三个字；接着纷纷预测他将怎样地被处以极刑，家族又将怎样地株连受罪……

树人心情十分沉重。他早已明白，这人就是徐锡麟。

一个精悍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完结了！头戴一个小顶子，留一条细辫子，完全是一副遗少打扮，谁想得到，他会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因为进不了日本的陆军学校，他听了陶成章的话，回国后，出钱找人替自己在安徽捐了个候补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便同陈浚一起合谋刺杀恩铭。他死时，是在安庆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的。

隔了几天，女侠秋瑾在绍兴遇害的消息也传过来了。她死的地方，是树人最熟悉的轩亭口。

皖案和渐案相继发生，再度点燃了日本留学生运动的引信。有几个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筹集川资，把日本浪人请来。那浪人撕乌贼下酒，喝个半醉之后，便领命前往中国接徐锡麟的家属。接着，绍兴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并且就善后事宜进行了讨论。

仇恨笼罩了整个会场。

当讨论到发电报的时候，会议分成两派。以蒋观云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同清朝政府接触。要求文明处理，保证以后不再随便用刑。主张“排满”的反对派认为，既然革命，必得双方开火，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争论到激烈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蹲在席子上，仰起脑壳，拖长了声调说：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周树人觉得有点面熟，一打听，原来是徐锡麟的学生，自己曾到横滨迎接过的同乡范爱农。本来，自己也都并不主张发电的，可是，对于范爱农的这种漠然超然的态度，不免有点反感，心里想：究竟是先生，怎么连这么一点感情也没有？……

蒋观云站起来说：“我看电报非发不可——猪被杀也要叫几声，何况人呢！？”

话说得慷慨而得体。其实，他这时已经掉头倒向立宪派一边，正在同康梁诸人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他才竭力主张发电报，以争取一个同政府对话的机会。

幕后的一切，都未必是周树人所知道的，但是他早已发觉这位长辈蜕变的端倪。

前不久，他同许寿裳再度拜访蒋观云。谈到服装问题时，蒋观云认为，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接着指着自己头上的西式礼帽说：“这倒是无甚威仪的。”辞出以后，周树人就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日后，他给蒋观云起了一个绰号——“无威仪”，便也不再登门造访了。

听了蒋观云的“猪叫论”，周树人随即反驳道：“猪才只好叫叫，人可不能这样就算了的！”

争论结果，主张发电的到底占了大多数。

中国的有为之士，往往越到后来，越是趋向保守和消极。像蒋观云，以前写的不少诗文都很富于革命热情的，那首送陶成章归国的著名的五律，周树人至今犹能成诵：“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今天的表演就未免太拙劣了，于是一种滑稽之感油然而生。周树人据此仿作了打油诗一首，把蒋作的颈联翻成这样两句：“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日本浪人找不到联系人，在一个鸦片馆里混了两晚就回到东京来了。吊烈士，骂满洲之类的会议的余烈，也都日复一日地平淡下去。

徐锡麟和秋瑾，都是周树人所熟悉的；当他们成为新闻的中心人物而重新引起他的注意时，早已电光石火般迅速消失了。从“安庆事件”开始，他就每天翻查报纸，追索着时态的发展，结果希望成为了泡影。他们的生命和事业，与其说结束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毋宁说是结束于国民的一片淡漠之中。归国后，他们致力于培训干部，组织军队，筹备起义，无疑要比陈天华的行动更为积极，可是，事情一定要这般进行吗？国民沉醉若此，作为少数的先觉者，为什么要这般浪掷生命呢？……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但是，寂寞者也未尝不可以战斗的，只是战斗被改换为别种方式而已。周树人就是这样的寂寞者，作为后死者，他愿意把自己消磨在思想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这时候，除了阅读，就是加紧进行着早已开始了的译述工作——有一个秘密计划在暗暗催促着他。

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仿佛尝试到了一种复仇的快意。

27 《新生》运动·杂志的流产与实力的转移

早在回国完婚之前，周树人就有了一个创办文学刊物的计划。要搞文学运动，必须拥有自己的杂志，这样才能获得一种号召力，把目标较为切近的人们纠集在一起，组成一支改造世界的联军。至于自己是否具备那种领袖资格，却从来未曾考虑过。他注重的只是实绩。原来拟定的首批撰稿人，除了自己，还有许寿裳、袁文薮、陈师曾、苏曼殊几位；现在，加进二弟作人，战斗力显然将更加强旺。令人头痛的是资本问题。恰好袁文薮答允垫付，这样，杂志的组织工作便相当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关于刊名，周树人原想从他所喜欢的《离骚》里摘取个别词句，叫做《赫戏》或者《上征》，因为不通俗，后来才改作但丁《神曲》中的篇名：《新生》；并且全盘西化，在封面上用了拉丁文拼写出来。“文艺复兴”的英译，也正好是“新生”的意思。对于发端于意大利的产生了系列巨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他的确是无限神往的，于是也就希冀着，能够通过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在东方掀起一个同样性质的文化运动，把人性解放的口号写进战斗的旗帜。

筹办《新生》的消息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大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有人嘲笑说：“莫不是县试录取的新生吧？！”亏得周树人生性孤傲，善于缄守。有一次胡仁源来访，谈起来也说：“你弄文学做什么呢，文学有什么用处？”他只冷冷回答了一句：“学文科的人懂得学理工科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

他知道，对于志趣不同的人，是完全用不着解释的。

正当他躲在房间里，暗暗地为刊物催生的时候，又有一群豪勇之士闯进他的世界。

徐锡麟和秋瑾先后蒙难以后，陶成章、龚宝铨、陈子英、陶望潮一行随即流亡日本。这时，光复会的总部也从国内迁到了东京，并改选了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一到日本，马上到中越馆里来看望周树人。

流亡者朋友的到来不是没有益处的，至少能使他更加逼近革命的氛围，而保持血流的灼热。他特别敬重陶成章。这位革命的实干家，脚穿草鞋，腰系草绳，深入渐东一带乡村，往往一天跑上八九十里的路程；吃食也不讲究，给他一碗咸菜，也会当作粉条般喝下去。龚宝铨那种义无反顾的气概，也是周树人所敬重的。他们来了总是坐在大间里，那儿放着炭盆，盆上搁一把茶壶，一边喝茶一边高声说话。说话最多要数陶成章。他开口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地不久就可以“动”起来了；否则便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情况，口说指画，历历如在目前。但是，周树人同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此，在谈心或是讨论时，常常争辩起来，有时候还十分激烈，要许寿裳站出来从中调解。

但是，这种激烈的论辩，丝毫没有损害他们之间的友情。每每风暴才过，周树人又给他们倒水沏茶了；天色晚了就留他们吃饭，只要抽斗里有钱，还得特意买上罐头牛肉之类来添菜。

树人笃实的性格和镇定的态度，博得了他们的信赖。陶成章为了躲避日本警察的注意，曾把光复会的会章、票布等机密文件，临时委托树人兄弟保存，直到险期过后一段时候才拿走。

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意见往往很难统一。既然各执己见，那么也就尽管让各人驱驰于自己所选定的道路罢。

早在作人留日之前，袁文薮就转往英国留学去了，原说去后仍然寄稿来的，结果杳如黄鹤，连个讯息也没有。苏曼殊颓废得可以，一旦有钱马上喝酒花光，没了就到寺庙里去老老实实地呆着，根本生不出心思弄文艺。接着，资本也逃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梦是好的，而幻灭之来，又是何其迅忽呵！

一切都准备好了。封面准备好了，插图准备好了，作人的文稿也先自送来并且由自己给誉清了。稿纸也定印好了的，而且足够使用相当长的日子。那从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中几番挑选出来做插图的《希望》，寓意是那么深刻：一个诗人，包了眼睛，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呵，希望是什么？难道希望的只是黑暗，只是黑暗中那不复呜厄的弦歌吗？还选了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画的骷髅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处决的画，准备留作后几期杂志的封面。但是，如今统统都成了废纸，一切都完了！

一个人的主张，得到赞和，是促其前进的；遭到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世人中间，而四围并无反响，那才真的是一种无从措手的悲哀……

《新生》计划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的悲剧。现在，已经不复是严复的时代了。对于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本来是需要一段相当时间的思想启蒙的，但是，大量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已经不容许太久的等待，革命未经充分酝酿就顷刻间燃烧了起来。人们迫切期待的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因此，一切停留在意识形态的东西，势必要被革命潮流的哗声所淹没。

作为少数的先觉者被误会被冷落的悲剧，其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并没有能够为周树人所体认。直到革命的高潮过去以后若干年，他才知道在革命高扬的时候是没有文学的。这时，他只能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失败的因由，确认自己决非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那类英雄。正因为世界未曾令他失望，于是，他也就一面积聚力量一面等待时机，决心以更加扎实的努力去进行补偿。失败是必然的，可是，失败未必是永远的。

事情有了意外的转机。

一天，周作人的安徽朋友孙竹丹来访。他是特意为《河南》杂志拉稿子的。那时候，《浙江潮》等一批鼓吹革命的杂志已经相继停刊，《河南》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它是最近由河南留学同乡会创办的，总编辑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

刘师培的名字是树人所熟知的。他那时在东京专替夫人何震出名，创办破天荒的女性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树人就曾嘱咐过二弟，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中有关虚无主义部分节译出来，登在杂志上。

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国家产生相当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结合着日俄战争，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国民心态，致使俄国的著作空前流行起来。此间，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不断乘虚而入。中国不少革命派领袖接受了这股思潮的影响，他们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致主张武装暴动，大力鼓吹个人暗杀的恐怖手段。

从来敌视权力者，主张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周树人，自然要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他崇拜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德国的施蒂纳，把这个宣称“我是国家的死敌”，高呼“夺取权力，自由就会到来”的人，看做同尼采一样的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他固然反对寡头政治，但也反对假借民族和人民名义实行专制独裁的“众治”形式，他不能容忍任何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权力意志。然而，他又反对暗杀行为。在他看来，不只因为个别消灭无补于大局，徒然导致革命干部的无谓牺牲和损失，而且，暗杀本身就是有悖于人道的，它将促使国民劣根性得以恶劣发展。他自己就不肯参加这类恐怖行动。只要听到炸弹的轰响，并连带想及那些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就焦躁不堪。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无政府主义同恐怖行为区别开来，才做了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建议。由于他认为思想的价值大于政治手段的作用，以及人道主义对他的整个灵魂的支配，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极端分子，但是，无政府主义显然蛊惑过他的情绪，而且，还渗透到他的文字之中。

接到约稿的消息，周树人彻夜难眠。关于《河南》、《豫报》的出版预告介绍说，它的主旨在于：“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情况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支新的火炬。他想像着丢失了的阵地再度从眼前展开，虽然没有整个地为自己所把握，但毕竟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作战的位置。于是，一种报复的情绪牢牢地抓住了他。他决意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扔出自己的思想，那全部的仇恨、愤怒与悲哀。

——时候到了！应该到了！让所有沉睡的人们都在先觉者的叫喊声中醒来，在梦魇中醒来！把全新的观念，科学的观念，自由民主的观念交给他们，让他们正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那些闻新声而疾走的顽固派，那些钩爪锯牙，竞言武事的兽性“爱国者”，那些倡言制造商估的实业救国分子，那些主张立宪国会的奔走干进之徒，把他们暴露出来！把历久的弊病和偏枯的危险都暴露出来！把所有这一切都交给20世纪的新精神去涤荡！今日中国，可怕的未必尽是来自正统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虽然我们还要为此承担足够的牺牲；更可怕是随着海禁的开放，诸种事物无不物质化的趋向。古老的东西，混杂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大潮中间，而可能淹没了新党！……

的确，科学是彻照世界的神圣之光。但是它决不囿于物质，机械，任何外部的技术手段；它是一种背景，一种氛围，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现象。在反对蒙昧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虚科学！科学是人的科学，决不能让人所创造的科学反过来支配人和奴役人。人是根本，人是中心，人是目的。是人的行为构成了社会现实，因此救国必先救人，立国必先立人。人的命运是不能随意摆布的。人的思想，人的言论行动，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自由。要使国人的内心都有着理想之光，要使整个社会提供充分的条件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如果遭到拒绝，就实行个人精神的反叛，不但反叛强权者，而且反叛多数和一致！其实，所有的旧俗弊习，民贼独夫，都往往把众数当做自身的屏障。中国，从来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不是奴隶，就是奴才。我们应当建设一个理想的“人国”！

可是，在古文明的重压之下，同胞精神沦丧，茫不思起，即使“维新”二十年，而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何在？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国外，向那儿寻求人类之骄子；援进他们的雄声，作为民族的先导……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以他们的“天赋人权”论，成为大革命风暴的旗帜。同中国最早一批激进的革命家一样，周树人，正是从它的辉耀之下取得较为完整的民主思想的。他把这一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奠定了世界观的基础。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一面扬弃，一面吸收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一代先驱者如谭嗣同、严复、邹容等宣传的仁爱、自由、平等的思想，还有当时《民报》，特别是章太炎的具有民粹色彩的理论，乃至政治上的反对派梁启超的文学观，从而熔铸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反对强权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战斗武器。

1907年，他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写下系列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

与1903年相比，这个时期的论文已经大大超出爱国反帝和进化论的范围，不但表现出“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的更为激进的色彩，而且显示了对政治、哲学、美学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上所作的理论探索的重大成就。其中，关于人的哲学阐述，关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判断，关于科学与美育并重的思想，以及关于文艺以“不用之用”干预政治的观点，应当视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

《摩罗诗力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专论，其着重论列的八位反抗和行动的“恶魔派”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乃是作者向“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国民提供的理想人类的实例。全文纵观古今，环视中外，充满着作为启蒙战士的明澈的理性与号召的激情，不但是一个文学运动的纲领，而且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重视人的自身建构问题，成了这个时期系列论文的基本主题。在《摩罗诗力说》中，周树人正是从文学可以“撄人心”、“移神质”这一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意义出发，重视和提倡文艺运动的。

稍后，他发表的又一篇论文《文化偏至论》，则从比文艺更为开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论述了一切为了人的解放这个根本原则。他回顾了西欧19世纪至20世纪的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评价路德宗教改革，以及首见于英，继起于美，复则大起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其中对于近代文明的积极性影响归结为“非物质”和“重个人”两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提出建立“人国”的主张：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术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对于“人国”的构想，是周树人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长期思考的结果。由于他把从根本上变革现实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因此，有关“人国”的阐述就不仅仅属于理念世界，而是包含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同样属于实践中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从几年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讴歌，而转为民族的严肃的自我批判。他不能不以批判的形式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凡启蒙主义者，都重视科学的宣传，都把人性解放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比起西欧的思想家，他的锋芒所向，主要不在神权而在政权，是愚民专制。他们都注重“人”本体，但西欧的思想家主要宣扬的是个人主义、爱情至上、享乐主义的“自爱”原则，而他则主要强调思想自由，一个个人与社会解放的相切点。在战斗中，西欧的思想家体现着“自我”扩张的精神与乐观向上的态度，而他则表现为个人的积极反抗，常常流露出他的孤傲气质，内心广漠的沉郁与悲哀。

《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段是：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文化偏至论》则是这样结束的：

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沈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在对于“人”的抽象的议论之后，一样回归到中国的现实；在对于“人”的热情的呼唤之后，一样回归到“吾人”的内省。这两段话在结构上的雷同是很有意味的，它以“复调”显示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定向。

在人类认识史上，人的解放问题，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课题。它最先以人本主义的方式，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提出来，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人”不过是“自然的人”而已。此后，经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德国的“哲学同时代人”的努力探求，“人”便明显地带上了理性的色彩，然而逻辑的论证本来就并不可靠，况且人在现实中还要受到异己力量的强大的阻挠。而周树人的“人论”，其指向明显带有主观批判性质；但当历史条件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候，最富于人性的理想也只能流于空想。周树人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性的，因此，他在批判中构筑自己的“太阳城”的同时，也就不能不以所感到者为寂寞。

在人们中间，只有周作人和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寂寞。

那时候，作人曾同他一起翻译过《裴彖飞诗论》，还用“独应”的笔名，在《河南》发表了两篇文章：《论文学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及《哀弦篇》。“独应”，就是单独响应，表示着对长兄的声援。接受周树人的命意与催促，许寿裳也写了长文《兴国精神之史曜》，以欧洲各国复兴的史实，说明国民精神改造的重要性。笔名“旒其”，取俄文“民众”的译音，是树人给起的。他们的论文与树人的论文构成的一个火力网，从不同的方面系统评介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共同发挥着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作用。

使树人感到自慰的也正是这一点：在精神界的荒漠上，毕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战斗者同盟。

28 “伍舍”时代

天色晦暗，大雪纷飞。

1908年4月8日，周树人兄弟按照事先约定的日期，同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五个人一起，搬进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新居。人数凑齐以后，便在靠近铁门的电灯上高悬了一块牌子，署名“伍舍”。

当时，许寿裳已经从东京高师毕业，计划一面跟从章太炎学习国文，一面进修德文，预备再往欧洲留学，结果选择这样一个雅静的环境。为了一统天下，临时去拉朋友。本来，树人在中越馆算是住得舒服的，只是被那老太婆作弄得苦，于是也就应允搬家了。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拐弯出去，便可以看见东京帝大的红色大门，有成群的方帽子进进出出。周围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几乎为这些方帽子而设。方帽子越是破旧，年级越高，越是能显示他们的资格。出身于名牌大学，动辄以资格示人，这等人物是周树人历来讨厌的。幸好有庭园，有花草，有使心灵摆脱俗物羁绊的地方。他发动其余的几位，一同开辟隙地，种植绿色的生命。在众多花草中，最可爱的要数名叫朝颜的牵牛花，变种很多，能够奇迹般呈现它的色彩和形状。每近黄昏，浇罢水，朦胧中便有乡思的丝缕缭绕着上升，使他回复到迷于花草的单纯的少年时代，在寂寞与惆怅中间品尝出一种淡淡的甜蜜来。

赏花的闲情不多，多的是紧张的工作。“伍舍”原是夏目漱石的旧居。对于当时为自然主义所充斥的日本文坛，周树人毫无兴趣，但却喜欢夏目漱石，读过他的名作《我是猫》。当《虞美人草》在报上连载后，也都认真地找来分章读完。夏目漱石，本名金之助，改名漱石，乃取中国小说《世说新语》中“枕流以洗耳，漱石以磨牙”的意思，表示自己的节操。他生在古名江户的东京，故被人称为“江户佬”，在日语中有性格顽强的意思。由于他从小接触不少汉文典籍，对中国人一直抱有好感，这在日本人中是并不多见的。留学英国期间，他对欧洲社会作过深刻的观察，因此并不满于当时举国上下崇拜西方的空气。为了批判日本的国民精神，批判文学界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尼采及其作品，试图以尼采式的进取精神，改造大和民族的灵魂。夏目的著作想像丰富，机智幽默，轻快洒脱，文笔精美。他以喜剧的手法描写社会和人生的悲剧，这特有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色彩，尤其博得周树人的好感。如今生活在这位被日本人尊为“伟大的人生教师”所生活过的地方，不免经常悬想着他那奋笔疾书的情景。这种历史性的巧合，加强了周树人的文学意识，而使理想中的事业更加逼近。

在南向的六席小间里，并排立着两张矮桌，有如两匹并辔的战马，载负着兄弟俩在纸面上日夜奔驰。树人除了译述，还为许寿裳主编的一套《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以此赚取部分费用。官费本来有限，“伍舍”时期自然更加拮据。这座日本绅士的私邸，租金实在太贵了。

陶成章和龚宝铨一样是“伍舍”的常客。一天，龚宝铨来访，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是德国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他的岳父章太炎手书的“邬波尼沙陀”五个字；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宝铨对树人说，太炎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他们兄弟俩是否乐意承担。树人表示没有兴趣。他认为，这些宗教典籍虽然有助于对人类思想历史的了解，但于国民性的改造却未必是有所裨益的。

相反，作人觉得很有意思，只是译事太难，便回答说待看了再定。事后，他跑到丸善书店，买了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子参照阅读，最后告诉章太炎说，可以翻译这部奥义书。

不知为什么，到了后来，作人变得相当懒散：既不译文学，也不译吠檀多。这使树人非常焦急，可是一再催促，仍然没有结果。

一天，树人突然暴怒起来，半句话也不说，挥起拳头就打。袭击太突然了，甚至连树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人头部一连“咚咚”地被猛击了几下，刚待举手回击，许寿裳赶来了。

作人把头垂下，几乎没有什么抗辩。树人转身退向窗沿，也没有更多的言词可以表示不满或懊悔；兀立的背影，只有肩膀作着不易觉察的微微的震颤……

雷阵雨顷刻成为过去。不久，兄弟俩同时成了章太炎的私淑弟子。

对于章太炎，周树人仰慕已久。特别是几年前，他主持《民报》期间所写的与康梁派论战的文字，就以其压倒的革命气概及博大精深的学识征服过自己。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声望并不下于章太炎，且因为善于宣传，当时就有“孙大炮”之称。但是，周树人对轰轰烈烈的实行家历来不甚佩服，倒是敬重那些既具有献身精神又深于学问和长于思考的人。而在革命派中，像章太炎这样的学问家是罕有其匹的。虽然他热心宗教，过于泥古，征引和考证的繁琐都多少显露了思想的混杂与迂执，然而，对于精神因素的高度重视，提倡依靠“自心”，增进道德，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都因为与自己的探索处于同一方向，故一直为周树人所推崇。

自从在神田的古成中学听过章太炎的课，周树人便冀望着能有继续听讲的机会。论动机，实在不止在于文字学本身。就像在中越馆时，响应了陶望潮的建议，和同许寿裳、陈子英等六人，一度向亡命日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玛利亚·孔特学习俄文一样，本意仍是出于对俄国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的向往。无论如何，精神自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由于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的上课时间与正常的学科时间相冲突，周树人和许寿裳便托请龚宝铨转达这样的意愿：希望太炎先生在《民报》社旧址另外开设一班，于每星期日的上午，专门为他们讲授《说文》和《尔雅》。

意想不到的是，太炎先生竟立即答允了。

讲授是在一所极其简陋的房间里进行的。师生环绕着一张矮小的桌子，席地而坐。据说先生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可是在学生面前，却是极其和善而随便。他留着一撮鲶鱼胡子，笑嘻嘻地说话，活像庙里的哈喇菩萨。要是鼻涕流了下来，他就用袖角擦抹，一点也不在意；讲课讲得热了，干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只留一件长背心。他讲的课，也像平日穿着举止一样洒脱而风趣。按照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他逐字往下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任何材料被他运用起来都不会显得枯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传闻轶事，几乎都涉猎到了。特别是一些借训诂引来的妙语，间发如珠，常常引起一阵又一阵哄笑……

讲课从清早8时开始，一直到正午，四个钟头内没有休息。可是，不管是主讲的，还是听讲的，一点倦意也没有。

同班一共八个人，“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是周氏兄弟，还有许寿裳和钱家治，其余四位：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是从大成转来听讲的。在他们中间，钱玄同说话最多，而且经常在席上爬来爬去。周树人即兴给他一个诨名，就叫“爬来爬去”。而他自己是极少发言的，为此，钱玄同便回赠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曰：“猫头鹰。”

在《说文》之后，又听讲《庄子》和《楚辞》。周树人听课极其认真，课后，总是从龚宝铨那里借来笔记，详细核对和补充自己记下的内容。正当他倾心于西方文学的时候，由于太炎先生的指导，才在偶然的回顾中，发现了祖国文化的某种魅力。魅力的诱惑，竟至于从此形成一种癖好：行文时，往往投进一些古僻的字眼；恍如流水，因顽石的阻碍，于平静中不时激起漂亮的漩涡。

开班不满一年，章太炎同周树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听讲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了。背景自然出于清政府的要求，而借口则是违反出版法，因为出版人由章太炎改换为陶成章，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不但勒令停刊，而且还要征收一百五十元的罚金。

《民报》虽然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回罚金却要章太炎个人垫付。他向孙中山索款，却没有一点回音。按照日本法律，被告如逾期不交罚金，便要按一元一天折算，改服劳役。自从刊登了《大乘佛教缘起论》，《民报》销量锐减，报社经济窘迫得不行，根本无法应付罚款。事情只好无望地拖延下去。

到了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周树人商量。想不到树人会那么果断，立刻想出了一个法子，让许寿裳挪用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经费，轻易地解脱了一场危难。

为了这件《民报》案，周树人对同盟会的头面人物增加了不少猜疑与不满。他的确是深爱着他的先生的，无论是在公开或是私下的场合，他都谦恭地表明自己是章氏门下的弟子。此后，当先生日渐颓唐，甚至拉车屁股向后时，他只有感到惋惜；而一旦遭到攻讦，必定挺身而出，为之辩诬，决不让先生蒙受半点污垢。

成熟的人是不需要偶像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周树人一旦发现了先生和真理之间的距离，就会固执地站到真理的一边，从心底里坚持自己。

有一次，太炎先生提问说：“文学的定义怎样？”树人回答道：“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重在启发理性，文学重在增进感情。”先生听了，随即纠正道：“这样的划分办法虽然比前人较胜一筹，可是仍然有失当的地方。比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又何尝能动人哀乐呢？”

周树人不以为然，但没有反驳，课后对许寿裳说：“我以为先生诠释文学，把范围弄得太宽泛了。其实，文字与文学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江赋》、《海赋》之类，文辞虽然奥博，而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龚宝铨有一天带来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用篆文向周氏兄弟发出热情的邀约：“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

作人是如约到智度寺里去了，树人却没有去。

对于佛学，包括其他宗教，树人从来没有涉足的欲望。虽然他在年内撰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曾给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以好评，但也只是把它们看做先民的自由精神而加以肯定。当他一旦认真研读佛经的时候，那已经是陷入另一张苦闷到近乎绝望的大网里了。

冬天，“伍舍”开始解体。

钱钧甫早已对群居感到厌倦，于是同亲戚朱谋宣先后搬走了。余下的三个人，由于无法应付昂贵的租金，只好一同搬出。

那时节，荷池枯干了，菊畦残败了，热闹的蝉声也早已消歇。离别总是教人惆怅的。许寿裳套用了东坡的句子成诗一首，表达一时的眷恋之情：“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裛露时。”

周树人倒没有什么伤感。因为人首先要能生活，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的压力，他不但要忍痛分割用于文学的精力，而且，连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29 盗火者兄弟

波字19号，成了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周树人在日本的最后一个据点。

这是顺天堂医院院长的房子。东边一间十席由许寿裳、周作人同住，树人就住进西边六席的小房间。周围很安静，客人也甚少来往，实在是最适宜做事的地方。

年来，树人的工作主要放在翻译方面。早在弘文时代，他就已经着手翻译了，至于文学的译介，严格地说还是始于伏见馆的。不过，开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盛期。这时候，作人已经成了身边的得力的伙伴。由共同的血缘与意向结合起来的人，在同一时空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们酝酿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就是着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支点在北欧和东欧。还有俄国，也在介绍之列，但首先选择的仍是那些与中国现实相切近的作家和作品。像屠格涅夫，虽然为他们所佩服，却没有翻译。至于译法，由于不满于林纾的误译，就都统一为直译。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忠实，决不能丧失原著的文情。翻译，是一场艰难而愉快的历险。他们兄弟俩选定了目标，便分头前进，互相照应，然后胜利地会合。像《红星佚史》，其中的诗，就由作人口译，再由树人笔述下来；树人撰写的《摩罗诗力说》，所引述的波兰诗人的资料，都是由作人据《波兰印象记》口译转述的。从伏见馆，到“伍舍”，到波字19号，作人起草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树人修改誊正。翻译期间，不时地说说笑笑，谈论着作品中的故事，春暖冬寒也就在一种恒温的感觉中过去了。

整个翻译计划与《新生》联系在一起，《新生》夭亡了，陆续翻译出来的东西也便很难找到出路。自然也有成功的，《红星佚史》的出版就很值得欣幸。但是，更多的仍是期待的焦灼和失败的烦恼。

树人是重视翻译的。当二弟翻译，自己作序并且誊抄的厚厚三百张日本皮纸的《劲草》译稿被书店退了回来，恰如一个新兵，初临战阵就被担架送回后方医院，静静卧待黑色的死亡，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遇事每每容易激动，容易焦躁，树人自知这是很不好的，可是没有办法。

凑巧得很，波字19号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他们是蒋抑卮夫妇。

蒋的上代是绍兴人，父亲是开绸缎庄的。本人是个秀才，读过不少古书和讲时务的新书，思想相当开放，为人也仗义慷慨，很有点古代的豪侠之风。1902年自费留学，从此结识周树人和许寿裳，彼此十分投契。可惜耳朵出了什么毛病，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后，除了继承父亲的产业，兼做银行生意，成为渐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股东。因为耳疾未除，这回是专程来日本治疗的。

故人重见，是分外的亲切。蒋抑卮夫妇一时找不到房子，树人立即将房间让了出来，请他们暂住；过了好些日子，再托商人在相去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住处，这才迁移过去。

蒋抑卮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白天由他的夫人同下女看家，自己便跑到周树人这边来谈天。他们一谈起话来就没完没了。作人在一边旁听，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说话间，蒋抑卮听到译印小说的设想，大为赞同，当即答应垫出资本，促成这件事。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到稍有障碍的事，总是说：“只要拨伊铜钱，就行了吧？”因此，树人曾给他起了“拨伊铜钱”的绰号。世界上的事情真不可预料。想不到一个富有头脑的人朝夕思虑而茫无头绪的事情，顷刻间，就叫一个商人给解决了。

几曾幻灭的《新生》的梦想，很快就可以全部地付诸实现。周氏兄弟以惊人的速度工作着。2月，《域外小说集》出版了。

四个月后，续集也已经印竣。在续集的末页，登出陆续出版的篇目预告。信息表明，这对从域外偷盗天火的兄弟，将决心把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下去。

《域外小说集》两册共收作品十六篇，计英、美、法作家各一人一篇，俄国作家四人七篇，波兰作家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芬兰作家一人一篇。其中大多数是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作品，与日本大量翻译欧美大作家的情况绝不相同。这种选择，体现了周氏兄弟在战略上的一致性的追求。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译笔，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

周树人的翻译有三篇：安特莱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

《谩》描写一个钟情男子，在发现自己蒙受爱人的欺骗以后，悲痛欲绝，终至疯狂。《默》同样是关于疯人的故事：牧师目睹爱女默然死去，妻子悲恸到哑默，世人冷漠到沉默，以致自己最后也为无声的世界所压倒。人类之爱是高尚的，但也是荏弱的。虚伪、麻木与残忍，千百倍强固于真诚，这的确是国民和人类的不幸。《四日》写的还是疯人，可见出于译者特意的选择，去作主题的反复的奏鸣。它叙述一个身负重伤的士兵，在战地四天的真实见闻和个人感受。因为战争恐怖的刺激，既忧且愤，神守昏乱。原来，树人还打算把安特莱夫的反战小说《红笑》翻译出来编入集内的，这样就可以与《四日》一同构成某种穿刺力，暴露“兽性的爱国心”。

在俄国作家中，周树人特别喜欢安特莱夫和迦尔洵。他喜欢他们作品中的深刻的社会性，对社会病态的揭露，是他们的一贯主题；喜欢他们浸润在文字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喜欢他们习惯使用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手法，他们擅长于心理描写。当人物的灵魂在痛苦地呼号时，他们的心一样在疯狂地战栗；他还喜欢他们作品中的沉郁的格调与幽冷的气氛。他们都是病态的天才，当时的作品，已经透露出了现代主义的气息。

周树人一度倾心于浪漫主义文学，其实，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技法，而是浪漫主义作家们那种旨在把人从政治专制和社会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这一精神首先要求创作主体最大限度地解放自己，从而使作品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独立的思想倾向和独特的感情色彩。因此，他不大喜欢经典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如果笔下没有那么多不幸的小人物，没有讽刺的热情，没有夸张，没有冷峻的笔触，他连果戈理和契诃夫也要丢开的。

比较起来，他更加靠近现代主义是可能的。现代主义正是从后浪漫主义发展而来，它从一个极端扩大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结合病态社会的客观性，从而产生了系列充满怀疑与否定的变形的世界肖像。基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要求，作为现代主义的直接的文化渊源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们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都先后为周树人所欣赏。这样，当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刚刚兴起，他就已经在精神上与之相衔接，并且成为它的传播者；像他喜爱而且多次提到的易卜生，勃兰兑斯就称之为80年代的现代派。从周树人的哲学美学倾向，以及个人气质来看，此后创作的第一个小说乃是象征主义小说就不是偶然的了。作为一个文体家，无论是现代题材还是古代题材，他都采用了不少诸如意识流、象征和荒诞手法进行处理；散文诗《野草》更大胆地窥探了潜意识世界，充满着一种阴郁感伤的情调。他博采众家，熔铸自己，凡切合中国国情而又具有批判性质的学说或著作，都能为他所利用。专以文学而言，始而浪漫主义，进而现代主义，而统一于现实主义精神。但也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在大体显示出主导倾向的情况下，呈现为一种统一的杂多状态。

周树人对劳动者的热爱和对权力者的仇恨，长期形成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不可能混同于一般的现代主义作家，不可能因为强调“内曜”而反对理性，不可能因为有感于人们的隔膜而仇视人类，不可能因为目睹社会的痼疾而陷于颓废，反对改造和进取。他是一个有为而执著的追求者，虽或时时分析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溶化自己的。

两册翻译小说集的装帧非常讲究。封面用的是蓝色的罗纱纸，上方印着长方形图案，绘的是一个弹奏竖琴的古希腊少女，也许是司文艺的女神缪斯吧？下面是请陈师曾书写的“域外小说集”五个篆字，在异国情调中，混合着民族的古朴。版权页不记公历，也不用宣统年号，而以别一种符号标明出版时间：己酉。树人喜欢毛边书，因此，三面保留原貌，不加切削；书页天地留得很宽，没有那种压迫感。书中除了对作者作小传介绍外，对各国人名通例，详加解释，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都一一做出说明。

周树人在序言中写道：

异域文求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以，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短短一小篇序言，气派多么阔大！对于能够以忠实而古雅的文笔，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弱小民族的现代文学，周树人是相当自负的。他们是第一个。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于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作了报道。“中国人兄弟俩”，作为青年翻译家的形象，迅速引起国外人士的注意。

书是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的。半年过后，先在东京寄售处结账，总计第一册卖去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册为什么多卖了一本呢？原来滞销的情况使他们颇感意外，许寿裳怕寄售处不按定价，额外需索，计议之下，便亲自去多买了一本。经过这一回试验，他们已经确知本书的命运了。果然，上海的广兴隆绸庄里，也只卖出二十册左右。更悲惨的是，后来寄售处着了火，存书和纸版也都一同化成灰烬了……

时代需要火光，需要声音，但因此也就需要眼睛，需要耳朵。如果失去了读者，文艺家算什么呢？文学固然可以创造它的读者，但是一代的读者群是可以凭借个人的力量所可创造的吗？女娲抟泥做人尚且容易一点，而读者的创造需要何等漫长的时间！开拓者的命运总是悲惨的，他们的事业开始得太早了！

——二十个！二十个！这个数字是多么的令人寒心呵！

当周树人感觉着寂寞来归的时候，明澈的理性又一次照耀着他：既然允许译者是少数，为什么不允许读者也是少数呢？在这世界上有一个知音就不错了，况且你本来就不是那种天下景从的英雄！……

——二十个！二十个！他不禁深深地感激起那在孤离的状态下默默支持自己的读者了。这时候，柯罗连科一篇记不清名目的小说，有一段话迷迷糊糊地漂上心头：“……生活依然在那阴沉的两岸之间奔流，可是火光还很遥远。于是还得再使劲划那双桨……可是究竟……究竟前面是——火光！……”

正当他准备奋力向前划行的时候，却不得不放下了双桨。他回国了。

那时候，他二十九岁。

日本是使自己迅速成长起来的地方。惟其已经成长起来，才觉得自己的积累太浅薄了。理想那么宏大，他不能不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于是也就一度产生过转往尼采和海涅的故乡——德国留学的计划。这时，作人同公寓里的姑娘羽太信子恋爱已久，为了帮助还在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结婚，并且也为了对母亲尽到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便打消了留学的念头。他必须做出进一步的牺牲。

七年，从彼岸到此岸，复从此岸到彼岸，往来之间做了些什么？以自己的力量还能继续做些什么呢？他坐在客轮上，看浪潮滚滚，遐思无已。在过去和未来的无数镜头的接续与重叠之间，蓦地生出一种身不由己的意念——他的心不禁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