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

等待戈多

日期：2004年1月27日

今天，我读完了剧本《等待戈多》。它的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

情节很简单，两个流浪汉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书中没说戈多是谁，以及流浪汉为什么要等他，只写流浪汉等来等去，戈多先生始终不来。流浪汉虽然心里明知，戈多可能永远不会来，但还是不死心，不愿意放弃，继续苦苦等待，靠着漫无边际的聊天消磨时间。

流浪汉甲：明天，我们还回这儿吗？

流浪汉乙：对。

流浪汉甲：要是戈多来了，会怎样？

流浪汉乙：我们就得救啦。

流浪汉乙：嗯，现在走不走？

流浪汉甲：好的，我们走吧。

（他们站着不动。）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为什么这样一部古怪的、似乎没有意义的作品，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我的理解是，戈多象征着命运，或者说，象征着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机会。流浪汉等待的其实不是戈多，而是等待命运被改变。很可惜，他们等不到。

这就像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个老兵退伍的时候，政府许诺向他发放退休金，让他回家等通知。结果，他等了15年，没收到任何通知。最后，他贫病交加，死前的最后一句话，还是问那笔钱来了没有。这不就是《等待戈多》的翻版吗？

每个人都在等待戈多，等待好运降临和人生转机。它会到来吗？人生的悲哀就在于，大多数时候，命运其实早已注定，戈多不会来。你不得不徒劳地等下去，自己欺骗自己说，也许明天就会有改变发生，这样才能免于绝望。

体制与个性

日期：2004年4月28日

毕业离开学校，就要进入体制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体制与个性是不相容的。

体制就是要抑制或消灭个性。个性强的人在体制内，往往很难有好的发展，甚至很难生存下来。

一个现代的人，一方面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强调个性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无比依赖日益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业社会，需要这个社会为他提供生活资料，同时接受社会为他安排的角色。其实，大多数人的个性，注定没有机会显露出来，因为社会不允许你有个性。在我们的生命里，服从社会的需要远远重要于服从自己的需要。从根本上看，我们大多数人都彼此相同，是工业社会这部巨大机器上的一个标准化零件罢了。

今天，我读到一篇文章《约翰·契弗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发现他专门写这种情况。约翰·契弗是美国当代小说家，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那些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的中产阶级。那些人“敬畏现存体制，唯恐被体制排挤出来，磨光了个性的棱角，适应了体制，同时抛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在公开场合是一副处处服从体制的面孔，私下场合则是另一副厌恶鄙视体制的面孔。

（那些中产阶级），外表上过得很自由，但是内心却是重重束缚。他们渴望有独立的个性，但又唯恐自己在本质上与别人有差别。

表面上，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实际上，只要与他人稍稍有所不同，我们就会怕得要死，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一定要装得与其他人一致。

奥威尔

日期：2004年12月11日

硬盘坏了，里面的数据终究没有找回来，很多文章都没了。下面这篇介绍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文章，写于2003年6月23日，因为在网上贴过，所以保存下来了。

百年诞辰的来临

刚刚过去的（2003年）6月25日是英国著名小说家、《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他生于1903年6月25日，死于1950年1月21日，享年47岁。

奥威尔去世的时候，《1984》才出版了半年，那时在很多英国人眼里，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专栏作家，甚至算不上小说家。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半个世纪过去了，奥威尔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他已经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之一，甚至有成为左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趋势。

他的《1984》在今年6月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书籍销售排行榜上排在第90位，这个名次对它来说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这本书是美国所有中学生的必读书目，1999年的时候曾被蓝登书屋评为“100本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的第13位。50年间，此书共在全世界以60种语言卖出了5000万册，书中的一些用语已经被收入词典，成为了英语的日常词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84》因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已经成为了20世纪的经典小说之一。

《1984》最早引入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曾以“内部参考”的形式少量发行过，影响不大。90年代的时候，经王小波大力推荐，此书才被大范围阅读。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收入此书，一上市就被抢购，直至今日，这本小说依然在大多数书店热卖。

正是因为奥威尔已经变得如此重要，所以他的百年诞辰也格外受到重视。6月25日前后，英美两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华盛顿邮报》甚至在读书版首页发了整版的长篇报道。学术界方面也是热闹非常，至少有三本他的传记在过去两年中出版，而且在之前的5月份在美国还曾召开过一个有300多位学者参加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奥威尔的影响进行回顾，讨论会的主题就叫作“对奥威尔作品和遗产的探索”。

完美偶像的背后

随着对奥威尔成就的评价越来越高，他个人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完美，各种立场的学者都对他表示敬佩，有人甚至用“圣徒”来形容他。他有坚强的道德勇气、优秀的智力和知识水平、敏锐的对未来的洞察力，并且坚持思考的独立性，忍受生活的困苦，历经挫折，仍然决不放弃。总之，作为一个个人来说，他无懈可击。

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他是否真的是这样完美？我们在赞叹他性格中那些非凡的优点时，是否忽视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真实的奥威尔是一个性格有点古怪、嗓音很尖、从小就患有肺结核、有着典型英国人性格——保守、严肃——的英国人。他非常难于相处，朋友寥寥无几，他不信任外国人，同时又非常自负。他不太注意服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抽的卷烟都是自己卷的。他一生中追求过多位女性，同时他的信仰也不稳定。他说自己信仰社会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一直在变化。

他的这些性格上的特点都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是非常拘谨的，看上去不太可信，他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都很单调，似乎有一种厌恶的倾向。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这样谈自己的创作：“在和平年代里，我可能只是写一些华丽的文章，或者写一些描述性的作品，也许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是被迫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的。”

他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原因，归结为有心理疾病存在。他在1947年写道：“所有的作家都是空虚、自私和懒惰的。他们写作的深层动机是不可告人的。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就像生了一场大病。如果不是被某些我们既无法理解、又无力抵抗的恶魔驱使，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的。”

不快乐的童年

奥威尔所说的“恶魔”也许和他不快乐的童年有关系。奥威尔的真名叫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他的父亲是管理当地鸦片贸易的英国官员。那时鸦片贸易早已过了它的鼎盛期，离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十年不到的时间了，所以奥威尔父亲的职务其实无足轻重。

奥威尔三岁的时候，跟随母亲回到英国。他后来以“上中层阶级中的底层”（lower-upper middle class）来形容他的家庭状况，意思就是他家是上中层阶级中没有钱的那类。

他以一笔奖学金进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他的周围都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子弟，他无法与他们相比，这种状况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影响。根据同学的回忆，奥威尔在学校期间成绩平平，各方面都没有表现出过人之处，给人的印象是有点孤僻和不合群。

从伊顿公学毕业以后，他的大多数同学都上了剑桥大学，奥威尔却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出人意料地选择去缅甸当一个警察。他在那里干了5年，然后以不满英国对缅甸殖民统治为由，辞去了这个职务，那一年是1927年，他24岁。从此以后，他回到英国，开始了自己作为职业作家的生涯。

有评论家回顾奥威尔的早年生活时，曾说他存在自卑情结，这种情结终生困扰着他，但是却对他成为优秀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奥威尔自己也说：“从一开始，我对文学的追求中就包含着一种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

寻找信仰的时期

回到英国的最初8年，奥威尔都不是很顺利，他写过几篇小说，但反响都不好。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才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他先是出版了生平第一本著作《缅甸岁月》（Burmese Days），然后在1936年又出版了两本报告文学式的作品，这才确立他作为作家的地位。

这一段日子，奥威尔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所以他和英国的下层的劳工接触得比较多，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那两本报告文学都是描写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的。在其中的一本叫作《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的书中，他宣称自己已经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自愿前往西班牙，他不是作为一个记者去报道这场战争，而是作为一个战士参加这场战争。后来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于1938年出版。这本书在当时几乎毫无影响，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描写西班牙内战的经典作品，语言简洁、准确，分析一针见血，是典型的奥威尔式写作风格。

更重要的是，正是西班牙内战使奥威尔的政治观点发生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当时，在志愿参加战斗的国际战士中，有很多人唯苏联之命是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盛行得很厉害，这引起了奥威尔的反感。从此以后，在他身上就出现了一种二元式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又强烈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尤其反对极权主义统治。这种思想贯穿在他以后的所有作品中，也成为了他为之创作的主题。

对世界的警告

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奥威尔成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下属一家杂志的专栏作家，每周撰写两篇文章。他的报酬是每周10英镑，比在普通日报里的初级记者拿的薪水还少，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那时他在英国国内还没有得到承认，过得很不得志。这些钱只够他维持日常生活，积蓄是不可能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因为从小就有的肺结核，被免于服兵役。

他的同事回忆说，奥威尔是个非常严厉、一丝不苟的人，几乎从来不笑。他不皱眉头，但是非常严肃，说话时带着上层社会的口音。他的穿着类似于劳工阶层，所有的衣服似乎只是一件很旧的羊毛衫和衬衫，还有一件很紧的夹克。他的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情，他也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但你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一直在运转。

这位同事还回忆了奥威尔的一件轶事。一次他去奥威尔位于伦敦工人区的破公寓作客。奥威尔亲自从四楼走到地下室取了一些煤用作燃料，然后再走上来。他问奥威尔为什么不让专门做这个事的工人去取，这几乎是不要钱的。奥威尔回答说，他认为这是剥削无产阶级，他不能这样做。

1944年，奥威尔出版了他著名的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小说讲的是，有个庄园主对他饲养的动物进行虐待，于是动物们以要求平等为理由发动革命，推翻了庄园主的统治。可是，革命的胜利成果后来被猪窃取，它在动物中推行极权统治，动物们的生活反而比以前更糟糕。猪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生而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一些。”显而易见，这篇小说是在讽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当时苏联还是英国共同抗击德军的盟国，所以小说出版也不顺利，好几家出版社以此为理由将它退稿。

但是，小说出版以后反响很好，奥威尔生平第一次在财务上获得了独立。他用稿费在苏格兰海岸外的一个偏僻小岛买了一幢房子，还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他年幼的儿子。他的妻子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外科手术中意外地去世。

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奥威尔完成了他最著名的小说《1984》。小说的主题是上一篇《动物庄园》的延伸，依然是反对极权主义，假想1984年的时候——小说完成时的1948年的倒写——伦敦已经被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统治，它要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控制。理解这篇小说，要结合当时冷战的背景，奥威尔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篇小说让人们警惕极权主义的危险。《动物庄园》和《1984》都是奥威尔对这个世界的提醒，或者说是警告。

在这期间，奥威尔也不断在寻找新的妻子。根据他的一本传记提供的资料，在他第一任妻子死后的第一年，他曾至少向四位女性提出过求婚。这四个妇女都比他年轻，有的他甚至还不怎么认识。最后，其中一个叫布朗奈尔（Sonia Brownell）的女士答应了，后来她成为他遗产的执行人。

奥威尔写作《1984》时非常辛苦，导致了他肺病复发。但是他不顾身体，还是常常通宵写作，加之他的房间非常寒冷，经常有猛烈的海风会从窗缝里漏进来，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先是住进了疗养院，8个月后不得不转去了医院，1950年1月死于肺部大出血。

奥威尔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如果将他自己描述得很好的话，他十有八九是在撒谎，因为任何生命从内部审视都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失败。”不过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奥威尔在他不长的一生中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不懈的创作，不像是失败，更像是一种对命运、对时代的胜利。

上海下雪了

日期：2004年12月30日

这场雪仿佛是突然到来的。阴沉的午后，密集地从天空中落下。在剧烈的北风中，满天是沿对角线方向飞行的雪花。才一个小时，地面已经被白色的积雪覆盖了。

我在傍晚时回家。天完全晚了，昏黄的路灯下是不停落下的雪，它们砸在伞上的声音那样柔和，世界顿时显得安静而狭小。踩着地上的薄冰，我不禁想起了乔伊斯《死者》那个著名的结尾。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

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这确实是上海最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了。

空地里已经有学生在堆雪人。我很惊讶，积雪不过才一二厘米，可他们做出的雪人却已经有半米高了。他们并不满足，还在滚着雪球。更小的孩子则在雪地里兴奋地玩耍、叫嚷。也许这个城市让人兴奋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总是有些时刻，你会感到生活还是充满热情的。

明天就是2004年的最后一天了。今晚还要干活，争取多完成一些。2005年的开始，我想好好睡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