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荫

远古时代，中华大地曾有过一次洪水泛滥。古人形容其为“汤汤洪水方割(割乃为害之意)，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面对洪水，老百姓到处逃生，甚至爬到树上，苟延残喘，等待救援。当时的圣君尧，就命大家推荐的鲧治水。鲧奉命治水，兢兢业业，用堙的办法堵水，据说还从天上偷来能不断生长的息壤堙水，可水不但没被堙住，反倒越来越凶。老百姓的痛苦未见减轻，且日益加重。尧一怒之下，把鲧殛于羽山，命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禹临危受命，有人私下劝他，说你阿爸治水不成被处死了，你还是不要接受这个任务，免得走上你阿爸的不归之路。禹尽管心里因阿爸被处死十分伤痛，但面对着溺水灾民求救的悲啼，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治水之路。为了治水，大禹劳身焦思，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见过。禹一改鲧堙堵为疏导的办法，把九河之水导向大海，取得治水的胜利，成为后世称颂感念的圣人。

与禹同时，还有一个为后世称颂的人，那就是尧舜时代的农官、周代的祖先后稷。他懂得种稷种麦，教民稼穑。在禹治水时，曾协助禹调有余、补不足，帮助解决灾民的粮食问题。稷看到老百姓饥饿之苦，心里受不了，就急着帮助他们。后来的孟子总结了稷禹救民苦难的精神，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就是所谓己饥己溺的精神。

应该说，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古之圣君贤相、志士仁人，大都有点这种精神。所谓吊民伐罪、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之中，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和这种精神相近。但也有众多的封建统治者与这种精神绝缘。他们高居于老百姓之上，置民众的喜怒哀乐疾苦困厄于不顾，把自己的欢乐奢靡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之上，结果逼得老百姓不得不起来造反。

唐代的杜甫，面对唐由盛而衰时的“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曾发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自己“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契也是和禹一起治水的人)。杜甫对老百姓的疾苦十分关心，做到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写的三吏三别、《蚕谷行》等诗，饱含着对老百姓的感情。梁启超称他为“情圣”，是十分确当的。这个“情”字十分重要。当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其根源就在于对老百姓的有情与无情，就在于是否有己饥己溺之情。共产党有“情”，救民于水火；国民党无“情”，置民于水火。我们党倡导亲民为民，这个己饥己溺之情更显重要。情为民所系，才有亲民为民的动力。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里写道：“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爱也就是情，是可以动太阳而移群星的。六千多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如果都对老百姓有己饥己溺之情，那将为老百姓解除多少痛苦，带来何等的幸福？可令人担忧气愤的是，这些年，腐败分子是情为钱所系，为奢靡的腐朽生活所系，干了许多坏事；还有一些官员，则是为与个人升迁有关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所系，置老百姓的困难、忧患、痛苦于不顾。这样于人民无情薄情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亲民为民的。嘴上说说可以，实际上办不到。你对老百姓无情，老百姓就会对你无情。真到这份境地，情况就有些不妙，按毛泽东的话说，是会唱“霸王别姬”的。

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