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鸡汤断了举人路

1899年，蔡东藩和弟子一起参加了三年一度的乡试。清时的乡试共考三场，一场三昼夜。第一场考四书文和五言八韵诗，第二场考五经文。两场考毕，将墨卷呈交受卷官后，蔡东藩自我感觉良好，颇有些踌躇满志。

农历八月十三，蔡东藩偕弟子又住进了考棚。陈独秀曾对安庆的考棚有过回忆：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似的排在那里。

好在蔡东藩过惯了苦日子，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三魂丢掉二魂半”。这一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中秋节前夜，蔡东藩已把文章誊写清楚，等待第二天交卷。

第二天，为了滋补师徒三人，东家差人送了三碗蒸鸡。蔡东藩有点不好意思接受，就在与送蒸鸡的推搡之际，鸡汤不慎溅出，正好溅到了已誊好的试卷。那时的试卷是印有红格子的毛边纸。鸡汤一溅，红色的格子，黑色的字体，互相渗透，致使原本端正清秀的字迹变得模糊难辨。

眼看着交卷的时辰快到了，蔡东藩急得直跺脚，匆忙摊开毛边纸想要重新誊写，可为时已晚了。蔡东藩只得将弄糊了试卷交了上去。

旧时的科举制度，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同时也讲究字迹端正清秀，两者缺一不可。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蔡东藩的考卷被考官搁在一旁，名落孙山了，而他的两个弟子却上了“桂榜”，这可使蔡东藩面子上太过不去了。

他如坐针毡，思量再三，便向东家请辞。东家替他唏嘘的同时，再三挽留。可蔡东藩去意已决。分袂时，东家犹泪水涔涔，包了一个红包，吩咐两个儿子把蔡东藩送上船。

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怀着落第者的失意与无奈，蔡东藩又回到临浦牛场头。临浦虽是繁荣之地，可他又不懂经商之道，只能一门心思地扎进书堆里。很快地，生活就捉襟见肘了。后来，这事被好友邵伯棠知道了。

邵伯棠（1870～1911年），字廉存、希雍，号伯棠，山阴天乐乡下邵村人，十六岁时应试为秀才。下邵村与牛场头仅距二里路，当时均属山阴县天乐乡，可谓是蔡东藩同乡。邵伯棠年长蔡东藩七岁，两人关系甚笃。书信往来时，邵伯棠称蔡为“吾同学友”，蔡东藩称邵是“莫逆交”。

邵伯棠知道蔡东藩的处境后，就推荐他到山阴天乐私立蕺山小学堂教书。蕺山小学堂就在镇上火神庙后面，蔡东藩便应允了。

蕺山小学堂是为了纪念明代鸿儒刘蕺山先生而建的。刘蕺山就是明末著名哲学家、“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刘宗周。

原来，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郡太守彭谊主持凿深临浦、义桥交界处的碛堰山，引浦阳江水经碛堰山口北入钱塘江，不再萦回西小江故道斗折东行。绍兴府为了把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数百里田地，从浦阳江故道“洪祸”中抢救出来，在进化溪上修筑了麻溪坝，并立下了“碛堰口永不可塞，麻溪坝永不可开”的禁令。

麻溪坝一筑，把天乐乡斩成了上、中天乐和下天乐两截，上中天乐被摈在坝外。每遇山洪暴发和汛期，诸暨、浦江等县下泄的洪水和进化溪的山洪被坝挡住，难向浦阳江故道宣泄，便在坝外肆虐造孽，坝外天乐变成一片泽国，每每颗粒无收。因此，坝内、坝外形成以麻溪坝为焦点的“保坝”和“拆坝”的水利纠纷。

崇祯元年（1628年），刘蕺山被贬还乡，游学到临浦，在茅山设点讲学。他见麻溪坝一案悬而未决，就募捐集资，将原茅山闸改建为两孔石闸，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匪浅。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茅山闸南侧修建了蕺山寺，春秋二祭。

对这样的先贤，蔡东藩很是崇敬。因此教学之余，他常常到蕺山寺里转悠。每每望着蕺山先生的塑像，他就会反复低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最能表现儒者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的“横渠四句”。

蔡东藩的教学也很讲究艺术。一日，他为了让学生明白学习的秘诀，便领着学生走出学堂，来到茅山上的竹园里。他指着一枝枝破土而出的竹笋说：“你们蹲在那笋前，聚精会神地瞧一瞧，它是不是在升高？”

学生们便蹲下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竹笋。可是直到盯得眼睛酸痛，那笋依然如故，不见其长。有的学生忍不住站起来对蔡东藩说：“先生，没见长啊。”学生们都附和说：“没见长啊！”

于是，蔡东藩耐心地开导说：“这笋每时每刻都在滋长，只是我们肉眼察觉不到。学习也属同理，知识的增长也是一点一滴积聚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持之以恒，勤学不已，就会由知之甚少变为知之甚多。所以有人说，‘勤学如出土之笋，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听了这一席话，学生们顿开茅塞，懂得了“勤学则进，辍学则退”的道理。

就这样，蔡东藩白天教书，晚上则挑灯夜读，努力芸窗。他在等待着“为生民立命”时刻的到来。

清官救国梦遇上科举改革

寒来暑往，又到了大比之年。照例七月流火，暑热减退，天气该凉起来了。可1902年的农历八月，太阳依然肆无忌惮，空气中仿佛流动着火焰一般。蔡东藩坐在船里，有些心绪不宁：我年已二十六岁了，这次再不中举人，镇上的人会怎样看我？哎，上次都怪那鸡汤！也许我命该如此吧。替人家考，都中了，自己却……

坐立不安中，船靠了岸。蔡东藩走出船舱，耀眼的日光忽地刺入瞳中，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人越发烦躁不安了。

忽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蔡东藩抬头望去，只见路旁的树上缀满了或淡黄或银白的小花，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互相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面对如此生机勃勃的景象，他心头一震，一扫阴霾，脱口吟道：“八月桂花遍地香，独占三秋压众芳。”

一连三场，蔡东藩的文思如泉水般涌出。他笔走群象，思通神明，锦绣诗文浑然天成。

回临浦的班船上，一同应试的同乡问起蔡东藩的诗文。蔡东藩凭记忆如实说了。同乡们一听，纷纷道贺说：“如此诗文，蔡兄必定能赴鹿鸣宴了！”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司文郎》的故事，说得是一瞽僧可通过焚稿嗅出文章的高下。一位同乡就学着“瞽僧”的样子，戏言道：“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

虽然蔡东藩谦逊一番，可内心却袅袅升起了喜悦。

岂料“文齐福不齐”，蔡东藩依然榜上无名。这正是：学政秉公，公子公孙皆入学；童生怨恨，恨爷恨祖不为官。

知道落榜的消息，蔡东藩整个人都木了。每当夜色深邃时，他总是独自一人，在浦阳江边躞蹀（xiè dié）。风从江上吹来，有些冷，也有些潮，可他浑然不觉，被漫上来的薄雾笼在里面。

他的亲戚好友知晓后，怕蔡东藩想不开，一个个上门来劝导。

这一日，好友邵伯棠特地从上海赶来。一进门，邵伯棠见蔡东藩萎靡不振的样子，就直言不讳地“骂”了起来：“你这个书呆子！你忘了庚子年连皇城都让外国人给攻破了，太后、皇帝都跑了。这样腐朽无能的朝廷，你还要去做官？你是不是昏了头了？”

蔡东藩辩解道：“正是因为朝廷腐朽，才更需要有作为之官，以振国威、解民苦啊！”

“哈哈，好个有志之士！”邵伯棠呷了口茶，言道，“可你报国有门吗？你有灵之文字，还不是遭主考官白眼吗？东藩，值此世道，还是好好地成个家，搞些营生吧！”

“是该成个家了。”邵伯棠的话音刚落，蔡东藩的堂叔从门外走了进来。蔡东藩连忙起身让座倒茶。

堂叔喝了一口茶，便说：“东藩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又是独苗，也该成家了吧？”

蔡东藩一听堂叔提到了婚事，脸红了一下，一时有些讷讷。

堂叔也顾不得蔡东藩害羞，继续道：“我给你相中了一个女子，姓王。她是乡下人，父母已去世了。虽然不通文墨，可人却贤惠。你看怎样？”

邵伯棠一听，打趣道：“咱蔡秀才哪有此等心情？他呀，非等到金榜题名时，才肯与宰相之女洞房花烛。这样的村姑怎入他的法眼？”

堂叔一听，急了：“他已二十八岁了，与他同龄的人早就有子女了。不早了！”

蔡东藩知道邵伯棠在故意“挖苦”，一见堂叔的模样，就说道：“叔叔，别听他疯言乱语的。我一介寒酸，谁家能看得上呢？”

“那好，过几天我带你去见见面。”堂叔见蔡东藩有应允之意，喜滋滋地走了。

过了几天，他的堂叔找了个借口，带着蔡东藩去女方家“相亲”，女方的堂叔把他们迎进了门。蔡东藩进了门，见王家虽然家境贫穷，却里里外外整理得井井有条，知是个善于持家的女子。过了一会儿，王姑娘端上茶水。蔡东藩偷眼一看，这姑娘长得还秀气，只是看上去显得有些瘦弱和单薄。

王姑娘献好茶，就进里间去了。堂叔把蔡东藩拉到一边，问他怎么样。蔡东藩红着脸点了点头。

见蔡东藩答应了，两位堂叔就交换了庚帖。

又过了几天，蔡东藩正就着腐乳吃着中饭，堂叔拿着龙凤帖进来了，说道：“东藩，我去找算命先生合了一下生辰八字，你俩的属相相配的。喏，这是算命先生择定的黄道吉日，你看一下。”

可蔡东藩看过龙凤帖后，却苦着脸，一声不吭。

“东藩，怎么了？”他的堂叔还以为是龙凤帖出了问题。

“堂叔，我囊中羞涩，怎么办婚事？”

原来是这样。堂叔舒了口气：“我已经跟女方家商量过了，都是贫穷人家，只要一顶花轿，简单地办两桌酒席就行了。”

1904年的秋天，蔡东藩雇了顶花轿，把王氏迎进了门。这拜堂仪式自是少不了。新郎、新娘四跪四拜后，又随着二位老人绕着祭桌，踏着麻袋，左三圈，右三圈，才被送入洞房。

婚事虽然办得简单，小夫妻的新婚却是美满而幸福的。蔡东藩知道王氏来自乡间，不熟悉镇上的买卖，就把上街买菜一事给包了。王氏见夫婿厚道可亲，也能体贴自己，对这桩婚事十分满意，因此对蔡东藩的照顾也很体贴。

成了家的蔡东藩并没有沉浸在温柔乡里，他的清官救国之梦还未圆呢。于是，蔡东藩更加埋头苦读了。青灯黄卷，孜孜不倦，以期能博一领青衿，拯救社会沉疴。

然而世事变化无常。正当蔡东藩埋头苦读时，清廷于1905年9月2日颁发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原来，早在1901年清廷实行所谓“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要求改革科举。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改八股为策论。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又递呈了《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清廷为保安政府，不得已诏准了，已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了。

这一消息传来，蔡东藩眼神尽是凄苦，顾不得快要临盆的王氏，冲出门外。外面大雨倾盆，早湿了青衫。

蔡东藩悲愤难抑，仰天大叫道：“我考功名，只求为国家效力，为生民立命。老天啊，你何以如此薄待于我？”

他喊了一阵，只觉喉头嘶哑，那老天却是沉默不语，除了赐下冰冷的雨水外，别无回答。

蔡东藩膝间一软，跪倒在地。这时，一把雨伞撑住了他。泪眼蒙眬间，他抬头望去，但见王氏腆着大肚子，正泪眼婆娑地注视着他。

她都快要临盆，可别再生出事来。蔡东藩心头一颤，急忙搀扶着王氏回了家。

过了几天，王氏生下了一个儿子。想起那大雨里的一幕，他为儿子取名为“震濆”。“濆”古同“喷”，意为“喷涌”“喷射”。

教会学校谋生计

儿子的出世，让蔡东藩体尝到了初为人父的激动。可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样子时，心中又担忧了起来：“家中添丁加口了，我一介书生，该如何养家糊口啊？”

蔡东藩想来想去，除了教书，已别无他途了。于是，他托人在绍兴一所教会学校谋得了教职。

这天一早，他告别了妻儿，为了省上几个船钱，独自一人翻越位于萧绍边界的藏山岭。

走到半途，蔡东藩感觉有些累了，便走进路旁的亭子稍事休息。一阵山风徐徐吹来，蔡东藩顿觉精神了许多。

这时，一位四十开外的男子挑着满满的一担柴来到亭外。他卸下柴担，走进亭来。蔡东藩与他攀谈了起来：“老哥，这柴是自家用的？”

“哎，哪是自家用的！挑到临浦，变几个钱，过日子吧。”

蔡东藩见他皮肤黝黑，腿肚上青筋扭结，如爬满蚯蚓一般，知是长期做劳力的缘故，不由又问道：“老哥就靠这谋生吧？”

“是啊。每天半夜到盐商那秤上盐，走两个多小时到夏履（今绍兴县夏履镇）赶市。卖了盐后再挑回一担柴到临浦街上卖掉。”

“这日子还好过吗？”

“说什么好不好，只要能骗口饭吃就行了。哎！”那男子长叹一声，挑起柴担“吭哧吭哧”地往山下走去。

蔡东藩望着那男子吃力的模样，想到自家的生计，也不由地叹息一声。

“国势日渐衰颓啊。庚子事变，连太后、皇帝都逃离了京城，小老百姓安能有好日子过？要改变国运，非得有清官把持朝政不可，非得多育人才不可啊！”想到这，蔡东藩站了起来，又向山上爬去。

却说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来传教士在华势力的增长和中国社会对西学态度的变化，教会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蔡东藩走进教会学校，仿佛是从一个古装书世界跌入一个洋装书世界，除了国文、算术，还有神学、英文、体育等。他对这些课程的设置倒也赞同，尤其认可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学生体魄的做法。所以，后来蔡东藩在《问新国民教育当以何者为先》一文写道：

犬羊与虎豹遇，则犬羊立靡。虎豹与狻猊遇，则虎豹亦蹶。何也？以犬羊之力不虎豹若，虎豹之力又不狻猊若也。兽类且然，况在国民。为今计，亟宜注重体育，铸造国魂，务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自强之健质，然后范之以德育，进之以智育，由强而明，与泰东西各国相颉颃，庶可和可守亦可战，而不致出列强下。

只是时间长了，蔡东藩就对学校生出不满来了。原来教会学校每逢星期四下午、星期日上午都要做礼拜。起初，蔡东藩也好奇，参加了几次。可后来，蔡东藩见那牧师站在礼拜堂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大说其教时，就觉得这基督神学只不过是一宗教而已，何必要强迫人人信仰呢？于是，就寻找着借口不参加礼拜了。

一日，蔡东藩见学校中的老师、学生见到洋人时，总是鞠躬敬礼，而洋人却总昂着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便问一旁的一位国文老师：“这洋人是人，我等也是人，何以洋人如此傲慢？”

“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啊。洋学堂出来的先生，月薪五六十块银元，你我却只有二十八块。”这国文教师答道。

“诚然这学校是洋人办的，但人与人之间总得讲究个礼数吧？”蔡东藩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学校的大权都掌握在洋人手中，你没瞧见学生上国文课那样子吗？”这国文老师“唉”的一声，转身离去了。

是呀，难怪学生上国文课总是无精打采。蔡东藩站在原地，怔怔地想着：不，这样不行。不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我一定得想法子让学生喜欢国文课，这文脉可不能断啊！

想到这，他走回宿舍，又钻研起四书五经来了。

第二天，蔡东藩走进教室，抓起一支粉笔，转过身去，瞬间在黑板上勾勒出一个人像，然后让学生猜测他画的是谁。

这下，教室里乱哄哄了：

“这是孔圣人，肯定是的！”

“不对，这是孟圣人。”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猜，这是上帝！”

蔡东藩轻咳一声，教室里静了下来：“大家都错了，这是越王勾践。”于是，他讲起“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完故事，蔡东藩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大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朗声道：

“如今，值此国弱民穷之际，我们更要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乘此卓荦英年，淬志攻学，再接再厉，储学识以待国之大用啊！”

说完，他就在黑板上写上这节国文课的题目：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有了前面的铺垫，学生们认真地写起作文来了。

过了几天，蔡东藩生病了。蔡先生会不会来上课？学生正议论着，蔡东藩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教室的门口，学生们见了个个肃然起敬。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蔡东藩用平和的声音精辟地解释道：“就是说，上天要把大责任、大事业加在这个人的身上，必定先使这个人的心志、筋骨、体肤，经受劳苦，历尽磨炼，以增进知识，坚定意志……”

当讲完这一段文字时，蔡东藩已是面如土色，汗流湿襟。学生们无不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渐渐地喜欢上国文课了。

1907年7月15日黎明，还在熟睡中的蔡东藩忽被街上一阵又一阵嘈杂声惊醒：

“轩亭口要杀人了，快去看！”

“杀谁呀？哪个人要倒霉了？”

……

只听到了脚步声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第二天各种小道消息开始漫天飞舞。原来，昨天在轩亭口受刑的是大通学堂督办秋瑾。

“是这个奇女子啊！”蔡东藩也听说过秋瑾的事，知道她是个女权主义者，曾留学日本，作诗曰：“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留学归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治校甚严，还真枪实弹对学员施以军事训练。蔡东藩素怀教育救国理想，慕其校名，曾到观音山观看过该校的军操课，见学员们列队而行，扛着旗，扛着枪，唱着歌，队列整齐，步伐矫健，引得聚于路边观看的市民啧啧惊叹。一旁的蔡东藩也是赞赏不已。

据传闻，秋瑾被抓过堂时，只提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就掷笔不语了。后来，官府就匆匆定案，杀了秋瑾。

蔡东藩听罢，已是同情起秋瑾来了：“即便秋瑾是革命党人，意欲谋事，可仅凭一句诗，便臆断为谋逆大罪，真不知所据何典？所引何律？又怎能让人信服？朝廷让这些庸官当政，执掌生杀大权，必将生出无数的事端来。”

秋瑾被杀后，兵役们到处搜查革命党人。遇着居民行客，任意敲诈，连和尚、妇人，统说是秋瑾党羽，得了贿赂，方才释手。似蔡东藩这般文弱书生哪敢外出，就一门心思地窝在学校里教着书。

如此纷乱了一两个月，兵役始称没有革命党人了。这时，家人也托人捎来了口信，说王氏生下次子震康后患了病。家中妻病子小，蔡东藩不得不离了绍兴回到了临浦。

一朝中第朝中面圣

蔡东藩回到家，见王氏面黄肌瘦，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蔡东藩在床边坐了下来，握着王氏的手问道：“请过郎中了吗？”

王氏吃力地笑了笑：“老毛病了，看什么郎中，躺上几天，就行了。”

蔡东藩生性内敛，一向不善于言辞，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手，就站起身来。

第二天早上，蔡东藩手提一只元宝篮，来到了菜市场。“该给妻子补一补了。”他信步来到肉摊前。肉案上的猪肉色泽鲜亮，自是诱人，可一问价钱，他只得干咳了几声，慢慢离开了。

蔡东藩拎着篮子，满是心事似的，从菜场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篮子里却是空空的。忽然，他被一阵剁猪肉的声音惊醒了。原来，他又不知不觉地站在离肉摊不远处了。

蔡东藩向肉摊张望了一阵，终于摇了摇头，又走开了。

“喂，秀才，买菜啊？”蔡东藩见是豆腐摊摊主在打招呼，忙着点了点头。

“秀才，现在在哪儿贵干啊？”这摊主识得蔡东藩，又问道。

“妻子病了，刚从绍兴回来。这不，在家里闲着呢。”

摊主一听，把蔡东藩拉在一旁，说道：“秀才，我家邻居正托人找先生呢。你不妨办个私塾，也可补贴家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