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唐)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一

天气微寒，窗外枝条垂下，绿芽轻抽，已是春起时候。此时独坐，不觉静默。万千生机，都来身前。蚯蚓在地，蠢蠢欲出；黄鸟入鸣，斜斜似坠。有时春雨渐发，春雷乍闻，丝毫不觉烦闷，唯觉有无限欢喜。而最美好者，即少游所谓“楼外残阳红满，春入柳条将半”，其间意味，正自使人有烟波江上、迷离不清之感。恍恍惚惚，若有若无，半醒半醉，寒暖交复，非在春季，何能有之耶？

昌黎一生好作奇僻文字。其《与冯宿论文书》曰：

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

又《答李翊书》自述其为文之道曰：

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

而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亦曰：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

是非独时人，即其自身，亦以其文为怪。然今之怪，适为后世之常；而今之常，则往往灭于时间之流也。且怪则怪矣，若能有所树立，则尤胜于不怪而无以立者。故陶明濬《诗说杂记》曰：

旁门小法，虽非诗之正轨，然作者直抒胸臆，自立面目，亦正有所不得已。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

以是而观之，则宋明诸家，如黄山谷、陈后山、永嘉四灵与钟惺、谭元春之属，历来论诗者，虽多有诟病非议，然究其实，亦自有独立而不可磨灭之处，不当一概抹杀也。

昌黎为文如此，而作诗亦如此。其诗虽于思想、情感上几无创见，然结构、炼字上，则烁乎可追老杜。其次则是以文为诗，此点尤为宋人所取法。此类诗篇，如《山石》《石鼓》之什，皆为唐人中特立之作也。

然情之所发，有时常有不能自已，亦不待自已者。此时则一切手法，皆弃而不复想及，而只是纯然发出，任心写去。而此等著作，于文学史中，又多为万古传诵者，如昌黎之《寄十四郎文》、东坡之《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袁枚之《祭妹文》等。《早春呈张水部》一篇，亦是如此。

首句“天街小雨润如酥”，“天街”，御街也，宽而广也；“小雨”，非大雨也，若大雨，则不暇观察，亦殊无美感也；“润如酥”，极入微，极形象，正见其细滑而湿软也。当初春之时，小雨溶溶，此时打一把伞，漫步大街之上，则亦极美矣。秦少游《浣溪沙》词有曰“无边丝雨细如愁”，正自有此情态。

次句“草色遥看近却无”，接上句而写，言雨草交染之景也。雨中草色，只是浅浅淡淡一抹影子，远观则有，近看则无，此颇与王维诗“青霭近看无”相类。此句向来为千古佳句，即因其写出一种朦胧而不能细察之情味，而此种情味，又最是动人心怀，况周颐所谓“烟水迷离之致”也。

三四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以对比之法，升而总言之也。三句提振总言，直说一二句所述景，殆是一年中最好之时。末句则转而说三、四月间，烟柳满目，则无甚可观，反不如早春之时，若有若无，轻淡可爱矣。诚所谓扬彼之短，益见此之长也。

绝句如小令，律诗如长调，即在绝句、小令，大多直起直落，一下写毕，不需如律诗、长调般要铺陈、敷衍也，是以最见诗家才情。

二

然则昌黎何以能作此等文字？首要即在其有诗心。

吾人之心，往往具实，看花只是花，看雨只是雨，一切所得，唯其本身而已。此花此雨，于其而言，并无情绪及感应上之影响。心思较细腻者，虽亦能有感有发，而毕竟只着落在情志上。而有另一般人，则看花不仅是花，看雨不仅是雨，而似乎与此一世界其他事物，与其自性中某些种子，皆有着默契和共振，而可以通过直觉，通过发现美感，来时时唤起其最深处之颤动。当此一颤动，升起于心顶时，则“表里俱澄澈”，则“万象为宾客”，是以其人之生活，乃经其所美化后之生活，其人之心，亦是经其诗化后之心。此即是诗家之心，推而扩之，亦可说是艺术家之心。

诗家最要在诗心。一有诗心，则所见所闻，所感所知，无一不可造为诗境，无一不可咏诸篇章。如黄子久曰：

偶遇枯槎顽石，勺水疏林，都能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

又说：

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

《世说新语》言语篇曰：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乔治·吉辛《四季随笔》夏季卷说：

心灵是我们周边世界的创造者。即使我们站在一起，共同看草地上的一棵树，也不会是一样的。你眼中的事物，也不会在我的心中泛起涟漪。

此皆言文艺家流，必以诗心为其观物、创作之先务，而此物尤须蕴之在兹，不可一时稍离。且因各人诗心之不同，而造成其所看见和理解的世界，都全不一样。这些事物与获得，都只属于你自己，而非涉及他者。

无诗心即无创造。这诗心，虽与人在书本上之学习颇有关系，而本质却不一样，甚或还有一些矛盾。与自然之直接接触，才是陶养诗心最重要之法。乔治·吉辛《四季随笔》春日卷里说：

每当紫罗兰让位于玫瑰时，我总会产生一种恐惧，害怕自己在得到上天的恩赐时没有充分珍惜。我有好多个小时都埋头于书中，而本来是可以散步于牧场的。我的收获是相当的吗？我怀着疑虑、缺乏自信地倾听着，看心里能如何辩护。

又朱熹《出山道中口占》曰：

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

陆象山闻朱子此诗，喜曰：“元晦至此，有觉矣。可喜也。”虽有他意，而就求诗索理本义，自当以此为尚也。观朱子此诗，何尝有道学家气味，故尝自言曰：“予少好佳山水异甚。”而韩元吉《武夷精舍序》更曰：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

然则如何有诗心？

其一，在能对生活涵而超之。此之云“涵而超之”，乃是说人于其生命，非和光同尘，全然置身其间，亦非离群索居，逃于世事不及之处。唯能涵之，故活水得涌来，取之而不竭；唯能超之，故能不为所拘，而以诗化待之。

其二，在能转化苦乐。此接第一点而来，凡生活必有不如意者，然我乃能将此境遇，予以美化，则痛苦之感，渐自转而为愉悦，为堪忍受。此非特为诗家之法门，亦当是吾辈处事之方也。儒佛两家，于此道极为得力。余尝读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极爱其中一段：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夏日天气蒸热，人所不堪忍，而渊明乃能于其中寻求乐处，则其生活顿然诗意而具有美感。此即诗家之心也。

其三，在学习之时，须善能引发。人不可能不受人影响，若无影响，则绝无启发。无启发，则其内蕴之天机无以引发也。谢榛《四溟诗话》曰：

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属对精确，工非一朝，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

即言诗人对于创作，往往源乎师法自然，而令外物能触发我之天机，则有时不自觉而出好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