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故事出发，追寻民族文化的根

杨蔚

1840年，两位挪威作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民间故事搜集之旅，他们就是彼得·克利斯登·亚柏容森（Peter Christen Asbjørnsen，1812—1885）和容根·因格布利森·莫伊（Jørgen Engebretsen Moe，1813—1882）。这些故事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崎岖而偏远的山区、高地和峡湾，无一不是当地独特风土民情的写照。

作为自少年时代起便相识的伙伴，亚柏容森和莫伊都对民间故事充满热忱。受格林兄弟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故事的启发，他们花费多年时间，通过徒步旅行搜集故事素材，足迹遍及古老的乡村、渔港和矿区，从当地农民、渔民、矿工口中得到了大量山怪、女巫和巨人故事的第一手材料。挪威的古代神话、维京人的萨迦、民间口耳相传的古老传说，无不散发着浓郁的魔幻色彩，令两人为之着迷。他们埋首于这座民间故事的宝库，尝试从中挖掘出前人遗落的珍宝。

然而，当书稿被送到出版商面前之后，事情却并不顺利。许多出版商都认为这些故事十分幼稚、毫无价值，读者们不可能有兴趣。所幸，在经历过无数次碰壁后，首本《挪威民间故事集》最终于1841年得以出版，并很快在挪威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德国的格林兄弟称赞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民间故事集”。事实上，这些故事也的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依然深受各国读者喜爱。

此后，两人继续携手整理新的故事。1852年，第二版故事集面世，共收录60个故事（含本书中的大部分故事）；多年后，收录上百个故事的故事全集出版。由于两位好朋友始终如一的密切合作，这一系列作品甚至常常被直接称为“亚柏容森和莫伊故事集”。

亚柏容森和莫伊的工作对挪威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挪威虽然拥有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却始终缺乏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学。丹麦人统治挪威长达四百年，在此期间，丹麦语是唯一获准通行的书面文字，文学领域自然也是丹麦文化一统天下。到了18世纪中后期，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风潮席卷整个欧洲，各国普遍开始重视对本国白话文学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而民间故事所展现的正是特定民族长期延续的口语和习俗，堪称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因而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通过这部故事集，亚柏容森和莫伊充分发掘了挪威口头文学和地方文学的宝贵遗产，进而为挪威人提供了一套综合的、体系化的统一民族语言，大大弱化了各地方言间的差异，使书面挪威语重获生机，为挪威语言文字的定型和发展提供了范本。以此为源头，许多书面文体得以发展，其中一些至今仍在使用。

自1814年挪威从丹麦治下赢得半独立地位，并颁布首部宪法以来，一个重要问题就始终是公众争论的焦点：摆脱了外来者统治的挪威人究竟是谁？当亚柏容森和莫伊的故事横空出世，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才是挪威本土文化发出的声音——它们讲述的是挪威人自己的历史，提供的是贯穿过去与当下语言、风俗、传统的共识，展现的是挪威独有的乡村文化。正是这一切，将挪威人与身为统治者的丹麦人区别开来。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挪威在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同时，有了借以立足的文化根基。

19世纪初的挪威可谓饱经坎坷。农民极度贫穷，婴儿存活率只有40%，人均寿命不到50岁，整个国家深陷与丹麦和瑞典的战争泥潭，看不到希望何在。偏远乡村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则更加恶劣，然而正是在乡村和农场中，挪威最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得以保留。与世隔绝的偏僻位置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漫长的冬日夜晚，使那里的人个个都成为讲故事的高手。秉持着19世纪民间文学家的理想，借助民间采风的传统方式，亚柏容森和莫伊摇身成为在旅途中搜罗民间文学素材的“故事猎人”。最终，他们重建本土文学传统的努力，推动了挪威人成功树立起在现实世界中的文化认同，乃至呼应了寻求民族独立的国家斗争。就此而言，两人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们的领路人格林兄弟。

早在1859年，该系列故事集已由英国翻译家乔治·韦伯·达森特（George Webbe Dasent）爵士译成英文。自1879年以来，更有若干个插图版本陆续问世。随着彩色印刷技术的进步，出版商看到了新的前景，试图做出一个更精美、更完善的版本。

1914年，位于伦敦的出版巨头Hodder & Stoughton公司决定出版这部故事集的全新插图版。出版商选定达森特的十三篇译文、布莱斯塔德（H. L. Brækstad）的一篇译文，外加一篇丹麦故事《麟龙王子》（不在亚柏容森和莫伊的故事集中），配以当时欧洲插画界新星凯·尼尔森专门绘制的彩色插图。全书以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为名，即《日之东·月之西》，将奇妙而迷人的北欧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