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食京华
（746-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从东都赴长安，参加李林甫主持的在全国公开招贤的考试，结果与同来赶考的元结以及所有的举人一起落第，无一得中。李林甫还以“野无遗贤”为由上表祝贺玄宗。如果说李林甫的忌贤使杜甫初次遭到的重大打击，还只是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衰败的命运相连结的开始；那么第二年李邕、裴敦复等名贤被李林甫陷害致死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已经是昭示天宝政治腐朽黑暗的一个重要标志。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正是对这时斗鸡者邀宠、黩武者受赏、贤俊埋没、奸臣当道、英才功臣被害、黑白是非颠倒的社会现象的一个总结。此后杨国忠擅权、安禄山得志、杨贵妃专宠，朝廷政治一败涂地，终于爆发安史之乱。杜甫在京华旅食的十年里，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日子，为生计而奔走权门，为前程而干谒显贵，然而一事无成，只有直接上书皇帝。天宝十载，玄宗将行三大礼祭，杜甫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杜甫传》）。制礼作乐曾经是开元政治清明的象征，然而在排斥礼乐文章的李林甫的主持下，杜甫再次被黜落。他的悲剧反映了接受开元礼乐文明教育的一代士人在天宝政治环境中必然走投无路的共同命运。

十年奔走于豪门的生涯，使杜甫熟知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沦落下层饱经忧患，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间疾苦体察尤深。天宝时期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最为有力的是李白和杜甫。只是李白更多地着眼于谗佞蒙蔽君王、内宠外戚乱政、宦竖小人得势等上层政治的问题，而杜甫则更多地着眼于普通百姓在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天宝时期最严重的穷兵黩武而言，盛唐文人也有对朝廷开边提出过批评的，但一般限于将士的赏罚不均和用兵的劳民伤财：“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王维《送陆员外》）而杜甫的《兵车行》则指出了穷兵黩武所引起的田园荒芜、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前出塞九首》以征夫的口吻批评君王的开边政策，揭露军中将士的苦乐不均，同情士卒的悲惨境遇，忧虑中原即将大乱，诗人对战争性质和民族关系的正确见解使这组诗的思想深度超过了盛唐所有的边塞诗。如果说李白多用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统治者的昏淫腐朽，那么杜甫的《丽人行》则是直截了当地讽刺杨氏兄妹骄纵荒淫的丑态。在慈恩寺塔上，当高适、岑参等诗人还在“盛时惭阮步”时，杜甫已经“登兹翻百忧”，产生了山河破碎的预感。

天宝十四载，杜甫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在赴奉先探家的路上，经过骊山，与华清宫里寻欢作乐的玄宗贵妃仅一墙之隔。十年来困守长安的忧愤被眼前情景触发，到家后便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热切地表白了救世济民的执着意愿，触目惊心地展现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预示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倾泻出诗人无比深广的忧愤。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自己沉郁顿挫的特色。首先是在天宝后期流行七言长句的风气影响下，他转为大量写作七言歌行，并用于新题乐府，夭矫跌宕，雄放沉厚。与李白一样，七言歌行成为最能显露其横逸浩瀚之才的体裁。其次是干谒使他在五言古诗和五言排律这两种体裁上多所磨砺。这类干谒诗只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陈怀抱，词气磊落，感愤悲壮，其余都不免应酬虚美，典雅凝重。但这类诗立意章法因人而异，辞藻丰富，顿挫转折，曲尽其意，奠定了杜诗以才力见长的功底。此外，他在交游干谒、登临游览的日常赠答诗里又表现出好用口语俗语、平易率意的特色以及讲究构思和炼意的用心，这些都是他日后在诗歌艺术方面多种创变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