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①，

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②，

道逢麴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③。

左相日兴费万钱^④，

饮如长鲸吸百川，

衔杯乐圣称避贤^⑤⑥。

宗之潇洒美少年，

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⑦，

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⑧，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⑨，

高谈雄辩惊四筵。

① 知章：贺知章，浙江永兴人，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醉后落笔，文不加点。天宝三载上疏请度为道士还乡。

② 汝阳：汝阳王李琎，是玄宗大哥李宪的长子，封汝阳郡王，与贺知章等是诗酒之交。

③ 酒泉：即今甘肃酒泉市。因传说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地名酒泉。

④ 左相：李适之。天宝元年（742）任左丞相，天宝五载罢相。七月贬宜春太守，被逼服毒自尽。

⑤ “衔杯”句：李适之罢相后赋诗一首：“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⑥ 宗之：崔宗之，袭封齐国公，官侍御史。后贬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

⑦ 苏晋：历任中书舍人、吏部、户部侍郎。

⑧ 张旭：吴郡人，盛唐著名书法家，擅长狂草，被时人称为“草圣”。

⑨ 焦遂：事迹不详，据袁郊《甘泽谣》，为一介布衣。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难推测。从诗里引用李适之罢相后所赋诗句来看，应作于天宝五载四月适之罢相后，七月贬宜春前。虽然诗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同游之人，苏晋就早在开元二十二年去世，此诗所写是回忆。但李适之被迫害致死，十分悲惨，如写于他死后，诗里决不会有如此豪兴。

“饮中八仙”之称，当时就流传于世，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可见以李白为中心的这些人物曾一度成为风行的赋咏题材。杜甫此诗的八仙中仅四人与范氏序文所说相合。是否如王琦《李太白年谱》所猜想的：因为“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至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呢？也很难说，因为其间仅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李白四人确乎交往密切。其余四人在长安活动的时间或相距甚远，或不可考，没有结成文酒之会的根据。较大的可能是杜甫以当时流传的八仙中最重要的四人为主，又择开元以来著名的几位风格相近的酒徒集而成诗。八仙的身份地位差异很大，有王公宗室，有宰相侍郎，也有布衣山人。共同的特点是都醉得有仙气，都表现了酒醉之后不受任何世俗观念和清规戒律束缚的精神状态。

八仙虽然都是醉酒，但醉态各不相同，杜甫善于抓住他们各自最突出的特点，三言两语就将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贺知章是吴越人，习惯乘船，所以把他醉后骑马摇摇晃晃的样子比作乘船，眼花落井都能在水底照睡不误，可见醉中自得，可以达到水陆不分、醒醉两忘的程度。

汝阳王喝了三斗酒才去上朝，路上见了酿酒的车还馋得流口水，恨不能将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这几句只是极言其上朝之前贪酒的馋相，但也足见汝阳王为酒竟然可以不顾朝廷礼仪和规矩。汝阳之父因是玄宗长兄，终身谨小慎微，死后谥“让皇帝”。玄宗对于他这个本来应该当皇帝的大哥顾忌很深。究竟是其子真的敢于如此狂诞呢？还是杜甫的夸张呢？

【明】尤求绘饮中八仙图

而左相的特点则是他爱好招待宾朋，所以不惜日费万钱。“衔杯”句化用李适之罢相后作的小诗。“避贤”即让位下台。古人称清酒为中圣人，所以把喝酒说成“乐圣”。李适之的诗本意是刺世态炎凉。杜甫把他的豪饮与这首小诗联系起来，其用意显然是称赞他在醉中可以无视宦海浮沉、人情冷暖。

崔宗之以潇洒年少为特征，这里着重刻画的是他把酒望天的傲岸神情，以及如玉树临风的摇曳姿态。史载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可见杜甫取此特点，不仅为了描写宗之的形神，更藉其风姿表现了醉仙的高洁脱俗。

苏晋本是吃长斋的虔诚的佛教徒，可是醉中往往逃禅，可见酒能使他摆脱佛门清规戒律的约束。

李白斗酒诗百篇，传为人间佳话，而杜甫偏偏写他喝醉以后熟眠酒家，不应天子之诏。《新唐书》载，玄宗坐沉香亭，欲得李白乐章，时李白正与酒徒醉于市。召入，左右以水喷面，酒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次宴见。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作序，时李白醉酒翰林院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杜甫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天子呼来不上船，本来是天子召之因醉而上不了船，但字面意思却是天子呼之而不肯上船，这就把李白写成了不受君命的酒中仙。

《旧唐书·张旭传》说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甫对他的描写似乎只是写实，但从“脱帽露顶王公前”一句就可看出，杜甫着意要强调的是他在王公贵族面前不拘礼仪的放达。

焦遂是一介布衣，却能在醉后高谈雄辩，语惊四座。关于他的记载，仅见于袁郊《甘泽谣》，说他与陶岘等共游山水，那么此人一定也是一个放浪形骸之辈。

总而观之，杜甫写饮中八仙，强调的是他们将醉醒行迹、王公至尊、仕途富贵、世俗人情、乃至佛门戒律等统统置之度外的高迈绝尘之气。这种狂放、旷达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开元时代的精神。但联系他写作的背景来看，这种精神状态到天宝中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时代条件。杜甫对此即使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也不会毫无感受，那么他写这首诗就不仅仅是一时兴起，或许还蕴含着他对行将消逝的开元精神的深深怀恋。

歌行写人物，盛唐时较少见，仅李颀擅长，但也没有这种集合八个人物，一人一节的写法，所以王嗣奭《杜臆》说：“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从章法来看，八个人中除李白用四句歌咏以外，汝阳王、左相、宗之、张旭四人分别用三句，贺知章、苏晋、焦遂三人分别用两句，而各置于篇头、篇中、篇尾。所以八人并非八章的拼合，而是错落有致，条理井然。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深蕴在这些人物狂态中的共同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