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别的进步和裂隙
——发展地理学视域下的D.H．劳伦斯与《虹》

曾利红⁽¹⁾

内容提要：《虹》的叙述中出现的多个空间场所形成了一个逐渐扩大的地理范围圈，转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商业资本主义扩张和世界主义的形成。《虹》书写了工业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乡村和都市空间的整合，从多个维度表明了发展的运行轨迹怎样从无所不在的自然过程逐渐转变为一系列的意图刻意干预的进步的。《虹》同时表明了社会关系的重新区隔。工业文明中的人们质疑传统与变革之间所存在的裂隙，产生了不确定的和疏离的身份感。

关键词：D.H．劳伦斯；《虹》；发展；地理学

Title：The Progress and Rift beyond Sexuality：Analysis of D.H．Lawrence and Rainb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Geography

Abstract：Locations narrated in Rainbow form an enlarged circle．The circle is the metonymy of the emerging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expanding commercial capit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Victorian Era．Rainbow describ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s．It further indicates the trajec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ubiquitous natural growth to the progress intervened by series of purposeful plans．Besides，Rainbow reflects redivision of social relations Rifts 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ause uncertainty and alienation in the self-perceived identity of characters．

Key Words：D.H．Lawrence；Rainbow； development；geography

Author：Zeng Liho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Arts（Chongqing 402160，China），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Email：Zlhong@163.com．

引言

1912年，当劳伦斯开始创作小说《虹》时，他的创作意图是要写一本描述“男人和女人关系的书”（刘宪之，1991：273）。《虹》在出版后，评论界通常认为它是劳伦斯最好的作品之一。《虹》以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恋爱婚姻来反映受工业化进程影响的全新的感觉结构。劳伦斯巧妙地在《虹》中加入了许多时间标记和历史事件，^[1]小说的叙述可以被限定于大约1840年至1903年的时间框架中，而这一时间段也恰是历史所称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如果说劳伦斯小说有“背景随时取代前景凸显意义”（毕冰宾，2014：36）的特点，那么，散布于《虹》中的，作为背景框架的空间书写节点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的、巨大的意义网络，表征了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进程的全景。一方面，劳伦斯努力书写布朗温家族史中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展示了基于空间多样性的个体生活，主体的经验和真实世界之间所存在的裂隙。如果将《虹》视作一个不同时空之间各种差异现象的独特集合，那么《虹》暗中指涉的，融合和分割维多利亚时代的危机和契机组成了怎样的发展图景？这是一个先前研究很少思考的问题。

一、小说和地理学中的“发展”概念

发展概念在小说中的最明显表现莫过于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因为成长小说通常聚焦于书写主人公从少年到成年的心理和道德品质成长发展。自1819年“成长小说”这一术语被提出后，这种特定的小说类型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与各种地域文化、不同的文体相结合，衍生出了多种变体。恩格尔提出“发展小说（Entwicklungsroman）”的概念来重新概括成长小说及其变体（Engel，2008：263）。发展小说通常以刻画角色或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包括冲突）经历，来描述心理、道德和个性的发展形成经历。在这一情节体系中，社会环境成为书写个人发展的背景框架，是该小说文类的重要构成要素。而这种对于社会环境的书写使得作者将自身对于空间的产生、历史的创造、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实践意识的看法投射进小说的叙事中，因此，细读成长小说中的空间景象书写有助于回溯建构作家本人的历史实践观念。

经济学将发展视为“增长”之意，具体可以表现为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2013：1）。地理学将景观与发展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生成了新的研究流派——发展地理学。发展地理学将地理视作增长和福利的决定因素，是“从文化（符号的、表征的、话语的）和空间（地区的、国土的、全球的）方面理解现实发展实践（制度、知识、职业、财富积累、国家干预形式等）的地理学”（安德森，2009：668—669）。该学派基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具有理论统一性的假设，通过选取时间线上的不同点，对比同一地点的地理和人口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居住情境）的差异和变化，分析阐释空间中容纳和生产着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多重对立，以及空间中的每一方怎样不断地协同构建着另一方，最终整合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和交互作用，精确表征特定区域在时空中的发展路径和模型。

与经典成长小说不同的是，《虹》叙述了布朗温一家三代从少年到成年的发展历程，是混杂了代际史叙事特征的成长小说的变体，属于发展小说范畴。与之相应的，劳伦斯在《虹》的书写中创作了虚构的，与现实相似的社会空间背景以容纳并精确地表现他内心中感知到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人性及其变化。代际史的叙述文体使《虹》比通常的发展小说蕴含着更长的时间线。在《虹》的叙事时间的线性进程中，家族中的三代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于同一地点或者具有同一属性的空间，就仿似在各种横切面上构成了既有差异性，又有连续性的景观。个人的发展与更加广大的外部空间世界的变迁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三个不同时代的景观图景：以汤姆·布朗温为叙述中心的景观指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初期（1840—1860），以安娜·布朗温为叙述中心的景观表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1860—1880），以厄秀拉为中心的景观则关联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1880—1900）。发展地理学以跨越时间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虹》的文本中恰好隐匿着分别以汤姆、安娜和厄秀拉为中心的三个时代的景观群，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发展地理学有可能成为对《虹》进行重新解析的基础理论路径。在发展地理学理论的视角下，三个不同时代的景观使《虹》可以被解读为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同尺度和不同空间（家、乡村、城市和想象空间）的社会发展的具有理论意义和自足性的文本。《虹》的历史-地理叙事因此成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旧的社会空间解体和新的社会空间产生，以及伴随其间的业已建构和正在建构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解释性文本。

二、日常生活中的生产革命：从玛斯农场到贝尔寇特庄园

“生产关系烙印于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苏贾，2007：244）日常生活物品的位置和流动通常以用作解释有关文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力机制的判别性指标。《虹》的开篇以玛斯农场的景观为代表，书写了前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的英国乡村风貌。农民们因为从事农业生产而与自然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他们“与土地、天空、牲畜和青青的树木之间有那么深的交情”（劳伦斯，2014：2）。紧接着，“大约一八四〇年”（5），因为一条运河大堤占了耕地，“布朗温家因此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款”（6）。这一叙述与历史稍有出入。1820年时，英国“全国耕地的3%多一点尚处在敞田制状态之下”（汪建丰，1995：39）。1840年，能用于出售的耕地已经非常稀少了，《虹》却在这一时间点书写了布朗温家所经历的土地的流转，这说明了在作者的概念框架中，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构成了整个时代和个人生活的重大变化的起点和基础。

随后，受自耕地丧失、技术和商业进程的影响，布朗温家族成员逐渐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生活。评论界因此达成共识，《虹》试图反映“工业机器的受害者们的可怕生活”（Niazi，2013：160）。先前的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劳伦斯对于乡村空间的洞察和书写并没有因为布朗温一家人融入城市生活模式而终止。在第十四章中，厄秀拉从城市返回乡村，去探望在贝尔寇特庄园朋友。当时正是布尔战争期间，以此时间标记进一步推论，这次探访应该发生在19与20世纪相交之时，劳伦斯通过贝尔寇特庄园向读者例证了半个世纪后英国农业生产模式的进步。

玛琪的家人是“看管人，猎场看守人加农场主”（410）。他们与玛斯牧场的布朗温家族类似，以栽种植物和蓄养畜禽为主要生产任务，体现了乡村区域农业生产文化的同一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一些不同。布朗温家的农舍旁开满了洋水仙花，“门前屋后一丛一丛的丁香，绣球花和女贞，农舍完全掩映在花木丛中”（6）。水仙、丁香、绣球花和女贞都是观赏植物，而且全部是原产自欧洲的植株。在贝尔寇特庄园，种植的花卉是“樱草花”和“瓜叶菊”（410），樱草花在现代园艺中是典型的杂交植株，而瓜叶菊则是原产自非洲南部的植株，二者皆为引进和改良农作物品种的范例。此外，庄园里还种植了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大黄。比较这两处关于乡村生活环境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光中，英国乡村中种植的花卉植物种类由常见的乡土品种转变为观赏性更强的或者具有特殊经济价值的植株品种。本土原生的植株品种从关于乡村的新书写中被去除，就仿佛暗示着传统农业生产的消失。乡村叙事中新出现的植株品种则表征了在城市-乡村，农业-工业这种复杂的空间关系中，乡村/农业空间将城市/工业空间中的更具有消费性用途的植物置于优先位置。这一转变也可视作一种指标，表明了对于经济价值的更充分理解促使原先的理性程度较低的农民经济文化意向崩溃，与此同时，对于价格/价值的更为专注的经济文化观念正逐渐在农村兴起。小说还提到大黄种植于“温暖的地窖”中（411），这一细节意味着乡村植物种植的空间由房前屋后的自然蔓生转而进入“温房”和“地窖”等经过刻意设计和修建的新的空间。传统培育方式的消失和新方式的兴起，意味着前工业化阶段的农村生态的广泛衰落，植物的自然生长进程向受控制的生物科学技术实践进程的演化。

先前的研究认为《虹》致力于揭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破坏效果。这些研究其实忽略了《虹》同时也暗示了工业化进程是引发了乡村农业生产革命的契机，在乡村建构了新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活力，使原有的乡村生活方式在改良基础上得以存在。贝尔寇特庄园的成功转型意味着农业生产需要不断适应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困境，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业化的农业转型，才能巩固农业生产空间的地位。贝尔寇特庄园的成功转型还意味着它自然化了工业生产模式对于农业空间的压迫，劳伦斯以与惯常一样的隽永笔触书写庄园中的农村风景，似乎作家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庄园中的自然风光已经受到现代工商业文化的侵袭。

三、从边缘到中心：威金斯顿和伦敦

翻开地理发展史，从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运河，19世纪下半叶实施的许多伟大工程开创性地把世界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在叙述布朗温家族从农村迈进城市的进程中，连接乡村与城市的这两种异质空间的第一条纽带就是运河：“大约在一八四〇年，玛斯牧场上修起了一条运河”（5），“随即中部铁路伸向谷地的伊开斯顿山脚下。”（6）运河和铁路修改和重塑了乡村空间，它们流动的运动轨迹携来了“远方的世界”（6），也预示着新变化的产生。正在成形的小城镇，逐渐拓展的大都会，《虹》的书写中散布着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不断前进的城镇建设的叙述，向读者提供了一幅城市社会空间重组进程的斑驳画卷。

自幼在矿区长大的劳伦斯在《虹》中塑造了以煤矿业为支柱产业的小镇威金斯顿。威金斯顿只有七年历史，恰好展示了农业用地向工业化城镇转变的原初情形。“原来这里只是一个有十一幢房子的小村庄”，发现煤矿之后一年以内，就出现了大批房子，“杂乱无章”（340），“像是一块皮肤病”（341）。镇上“没有集会场所，没有镇中心，没有主干道，没有整体的排列”（341）。这些话反映了早期英国工业城市发展所具有的盲目、自发的特色：城市建设无规划、无秩序；住房拥挤；卫生状况差，而且环境恶劣。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处于高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与之相应地，《虹》书写了布朗温一家的多个成员在英国数个城镇的生活。不管居住于何处，有一个城市却在每一代人的生活中都出现过，这就是伦敦。通过书写三代人在伦敦的生活和旅行经历，《虹》间接表明了伦敦是如何发展成为具有多重内涵意义的、历史空间的中心的。伦敦首先是政治的中心，拥有强大的政治庇护和包容力的场所。来自波兰的战争难民丽蒂雅逃到英国的第一站就是伦敦，“教会照顾她，免得她缺吃少穿”（43）。第二代家族成员中，威廉·布朗温在厄秀拉出生后不久“去了一趟伦敦”，见到了“庞大的牛津大街和皮卡迪利广场”（186）。牛津大街和皮卡迪利广场所处的地块都曾经是贵族地产，19世纪初，投机商人租用这些地块，建造了住宅，宽广的、规则性布局的街道和广场，并配备清洁和看守人员对这一区域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法雷尔，2016：176）。这种秩序井然的区域意味着伦敦的空间建设正逐渐变得理性化和组织化。《虹》同时提示了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伦敦逐步吸收和积累，最终发展成为知识和信息的中心。比如，小说的后半部分描述小汤姆·布朗温在伦敦学习和工作，“跟伦敦最富有活力的科学界和数学界人士有了交往”（232）。这段书写刻意提及伦敦城的科学界和数学界人士，因为这些智力发达的人是城市崛起进程中的杰出代表和化身，他们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历史性突变。

与早期的工业城市相比较，伦敦城的环境得到不断地改善，19世纪末期，现代都市整洁、卫生舒适的物质环境初露端倪。第三代的厄秀拉也在伦敦旅行。“伦敦那些清静的住宅区给她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厄秀拉选择居住在“不列颠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安静的小膳宿公寓”（463），不列颠博物馆是当时英国城市中逐渐普及开来的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厄秀拉与斯克里宾斯基在夜晚约会时，想要去离城市远一点的地方，因为城里有“灯光和声音”（441）。这里的“灯光”指涉了伦敦城的路灯照明系统。伦敦是世界上第一个安装路灯的城市。将街道照明作为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必要部分在1875年的《公共卫生条例》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陆伟芳，余大庆，2001：52—53）。夜间的照明系统表明了意欲将伦敦建设成为拥有更先进的服务设备的城市系统的改良意图，也表明了社会制度和公共立法对于城市改造的推动作用，这同时暗示着以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代表的国家理性高度地集合和联合了决策、财富和权力的多重需求，有力地推进了以伦敦为代表的工业城市的一层叠一层的改造。与威金斯顿镇的自我设计和成长的城市风格相比较，19世纪晚期的伦敦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是一个有统一的规划和指导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暴露了工业城市的问题，人们有意识地寻求补救的办法。这种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意味着维多利亚时代生成了新的发展路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陆伟芳，50），发展从一个无所不在的固有概念变成了受一系列意图刻意干预的进步。

四、中心的消解：扩大的圈子与疏离的身份感

《虹》的第十章和第十四章都被命名为“扩大的圈子”，它们分别描述了厄秀拉青春期开始和结束时的生活。彼时恰好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由相互竞争的帝国组成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之年”（Booth，2009：41）。随着世界性空间的出现，作为中心的伦敦，在《虹》的空间书写中被矛盾地置放于两个坡面进行操作，一面是空间书写数次返回伦敦，另一方面，书写又离开伦敦，指向更加遥远的地方，中心因此发生了分化。

小说第一章被命名为“汤姆·布朗温娶了一个波兰女人”（Booth，2009：1），波兰一词是镶嵌于《虹》中的逐渐扩散的地理位置叙述的起点，在这之后，《虹》的叙事中逐渐出现了德国、意大利、法国、俄国、美国、苏丹、南非和印度等国家。《虹》中逐渐扩散的空间叙事网络模拟和预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英国正在发生的认知和感觉方式的变化，人们可感知和可经历的生活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小说伊始，就提到布朗温家族的女性祖先们“最大的欲望就寄托在”“遥远、未知的世界边缘”的“斗争”上（3）。之后，遥远世界逐渐进入小说角色们的现实生活。安娜在少女时期能够收到一些“古旧沉重的俄国珠宝”（190）。威尔在结婚后曾经入迷的阅读一本“有意大利的、英国的、法国的和德国的教堂”的绘画书（152）。对于更广大空间中的感知经历赋予了人们全新的视角，将他们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以宗教信仰为例，布朗温家族一直信仰基督教，安娜“按习俗常做早祷”（148），威尔终身“热爱教堂”（199）。第三代的厄秀拉却选择相信宗教具有多样性，而多样性是由地域差异造成的。厄秀拉意识到宗教信仰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宗教却“因地而异”（337）。厄秀拉的宗教观中包含着“全世界”和“区域”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考量，她对多样性的信仰预示着一个崇尚混杂和模糊意义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框架正在形成。

《虹》在结尾部分特别安插了两个有着英国之外的海外生活经历的角色。小汤姆·布朗温既是工程师，又是职业经理人。他在世界各地出差，去了“意大利，然后又去了美国”，“又去了德国”，带回来了“考塞西从未见过的”糖果、镜子、小项链等物品（234）。小汤姆·布朗温所代表的跨国商务人员的活动和实践对于地方、区域和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印证着19世纪晚期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国际生产体系。“汤姆总是或多或少地按别人的意愿来造就自己”，“没人知道真正的汤姆（舅舅）是什么样的”（283）。这意味着小汤姆在跨境拓展的社会场域中不断移动，见证了复合的、多维度的文化冲突之后，他最终转变形成了柔性的、居间的文化表达方式。小说中另一个在民族关系和空间的跨越中拓展了新的社会网络的角色就是宾斯基。宾斯基参加过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之后去了印度。他希望自己在印度有“大量的工作”，比如修建“道路、桥梁”（440）。宾斯基的“印度梦”清楚表明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移民运动实际是宗主国在殖民地进行现代化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改造进程。这一进程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商品经济联系，其实质是对于像伦敦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建设路径的复制。像伦敦那样的已经建成的中心隔离了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新建的、分散于全球各地的、复制的城市接纳和汇聚了这些人，从而逐渐转变成新的构成性中心，削弱了已经饱和的原先的宗主国大城市的中心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宾斯基的“印度梦”也预示了中心的消解。小说描述厄秀拉想象自己在海外的移民生活时，产生了“英国消失了”的（469）感觉，这种感觉恰好例证了中心的分散。

伴随着都市空间中心的消解，布朗温家族成员原本稳定的身份意识和家庭关系也不断发生裂变。家庭成员在阶级和民族认同上缺乏归属感，汤姆·布朗温“交了一批有钱人。但他哪个阶级的人也不算”（234）。小汤姆·布朗温“流畅地讲外国话”，但“他没有根，哪个社会也没他的位置”（235）。最终，布朗温家族的成员们“人人有个性”，“家庭关系很松散”（234）。家庭关系的变化其实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家庭空间的角度来看，《虹》的主要角色经历了从“植根于有机的自我满足的家庭生活到从其中完全根除”的向心的和离心的过程（D'Agnillo，2010：10）。《虹》的主要角色们都表现出不断吸收外部空间对自身意识的影响，同时又试图稳固并拓展自身原有意识的的趋势。这种充满矛盾地对他者空间的追寻导致三代人不断陷入一种纷乱的过程。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不断分化，他们对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感知都存在巨大差异。最终，近距离生活的人们却彼此之间越来越相距遥远，似乎都受到一个疏离系统的绝对支配。通过对这种矛盾的家庭关系和自我意识的书写，小说最终实现了对于工业化，商业扩张以及帝国主义体系的非人道特性的批判：有活力的市场和不容置疑的技术进步推动的外部空间的变化，与传统或稳定的自我身份不断地冲突。人们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发现了先前生活方式的相对局限性，并不断质疑自我身份，因此产生了对于疏离和不确定性的感知。

结语

《虹》以布朗温家族三代人在工业化和殖民主义阶段的恋爱婚姻经历为中心，并刻意安插了诸如国际主义、移民、疏离、帝国等多个主题，构建了多重对立的情境，书写了布朗温一家三代人分布于不同的空间的婚恋生活。散布于《虹》中的时空书写指涉了欧洲工业化，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一系列基于经济基础上的广泛变化，并隐约指涉了19世纪晚期的空间发展观念：发展意味着对于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是某种可以安排从而“改善进步之无序结果”的进程（Cowen，1996：7）。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个体不断吸收源自不同时空的各种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产生了具有杂糅性的，不断分化演进的身份感。《虹》同时将对于发展的反感和拒绝也混入到对现代性的叙事中。小说角色们在逐渐扩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移动，体验了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发现了原先生活方式中的相对局限性，自身的意识和真实知识间的距离，因此产生了认知和情绪的危机：对于疏离和不确定性的身份感知。

《虹》是劳伦斯在对英国感到幻灭之前的作品。它虽然悲观地批判了工业化的消极影响，但小说结尾时的景象是壮丽的，预示着主体可能将朝着另一个未来方向改造当前状态。“这世界将在生命的真实中拔地而起，直耸苍穹。”（493）“生命的真实”是劳伦斯所倡导的对未来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进行重新组织时的最优化原则。这恰似被提前绘制的未来地图，在读者头脑里创造出一种希望改变未来的渴望感。

注解【Notes】

[1] 时间标记是指《虹》在第一章提到“一八四〇年”，小说中后部提及厄秀拉中学毕业时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357），历史事件是指小说终结于布尔战争（1899—1902）结束之后不久，因此，小说的叙述可以限定于大约1840至1903年的时间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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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曾利红，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科研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裂痕和穿越：民族地理视角下的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作品研究”（2014QNWX2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