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永远的纪念

王士菁纪念集 作者:北京鲁迅博物馆 著


永远的纪念

为好友王士菁送行

马识途

“王士菁叔叔走了。” 2016年10月,我的女儿翠兰从北京打电话来,说是王士菁的女儿王宁告诉她的。后来,又用快递将王士菁的生平及追悼词发了来。翠兰告诉我这个噩耗时,小心翼翼地,生怕我这个一百零二岁的老人闻讯伤悼。其实,这几年,我这个近瞎渐聋、疾病在身的老人所历伤逝多矣。

对于士菁的辞世,也早有预感。几年前,我到北京,去他家看望他,这个我们过去相见一直高谈阔论文学的友人忽然变得沉默寡言,有些呆呆地又是微笑地看着我,好像想说什么又难以启齿。那时我就明白,这个老朋友大概要告别而去了。所以我现在听到他的噩耗,并不惊诧。士菁离我们而去了,他高龄近百,寿终正寝,无所愧怍。我安心地送他远行,只是我和士菁相交几十年,往事历历,不免涌上心头。

我是在上个世纪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和士菁初识的。那时,他叫葛秉曙,和我一样,曾读外文系后转中文系毕业,只是他高我两级。我还记得,当时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都逃到后山林中。我看见一个看来岁数比较大的同学,在日机轰炸声中,却还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看书。我当时也是二十七岁的大龄学生,也带有书在那里读。这样,我们两个便自然有种亲和力。我们坐在一起,互相自我介绍,但没有说太多的话,都专心读自己的书了。后来在校园里,我们见面,也只是点头之交。

有一次,我看到他正在读鲁迅的书,我自己也是很喜读鲁迅的杂文的,于是不免谈起鲁迅来。他说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少,可是至今未见到一本完整的鲁迅传,深为遗憾。他还告诉我说,他很想就那些研究鲁迅的各种著作和他研究的成果,为鲁迅立传。我当然表示赞同,鼓励他大胆地来写,不要怕自己是无名小卒,也可以胸怀大志。没料想我才这么说,他却从他的书包里掏出一摞稿纸,递给我看,说是他尝试写出的部分鲁迅传的初稿。我不免有点诧异,等我翻看一部分,却是大为惊奇。这个后生小子,竟还真有这样的胆量。全国那么多鲁迅的友人、崇拜者、文化人,都无人尝试为鲁迅写传,认为兹事体大,不敢开笔,可我眼前这个中文系的名叫葛秉曙的学生,竟写出这么一摞《鲁迅传》的稿子,还敢于拿出来给他人看,就这一点,叫我敬佩不已。

士菁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也在中文系的习作中写了几篇小说。我比照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依样画葫芦地把我亲见的事写成题为《视察委员来了》的小说,我没有胆量拿出来给同学们看,却给了士菁看。士菁看后,大为称赞,认为我才从鄂北抗战前线归来,有许多见闻,鼓励我把这些见闻也写成小说。于是我真的写了一部有二十万字名叫《第一年》的小说。是写抗战头一年,一个普通农民在抗战中由初始畏惧到英勇战斗的成长过程。我写后没有拿给别的同学看,因为士菁能把他的《鲁迅传》初稿拿给我看,我也就有勇气把我的《第一年》的初稿拿给他看。士菁拿着我的稿子,看得非常认真,在稿纸边上还注写了许多好的改进意见。只是可惜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后被党组织调离昆明时,出于党的地下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得不将原有的带有文字的全部物件都焚毁,那些我在西南联大的一切文字习作也全部焚尽,《第一年》这篇稿子自然也未能留下。不过,这个故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脑中。

士菁在西南联大高我两个年级,自然比我先两年毕业。他毕业后,我们再没有来往,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做什么去了,直到他在上海出版了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为之写“序”、鲁迅胞弟周建人为之写“后记”的《鲁迅传》,我才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鲁迅的研究。我读了士菁写的这本《鲁迅传》,大为兴奋。这期间他给我来过信没有,现在记不起来了,只是听说冯雪峰欣赏他,调他到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专门从事鲁迅研究。1952年编刊社随冯雪峰调到北京,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鲁迅研究和出版《鲁迅全集》这样的大工程。

记得他到北京后,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曾到他在东城的一个旧式小院里去看望过他。我们久别重逢,欢欣不已。我见他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又遇知遇之人,专心一致地做出了当时许多尊重鲁迅的学者名人都没能为鲁迅立传的大家所期盼的功德无量的事,为学界瞩目,很是为他高兴。回视自己,和他一样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却因毕业后东奔西走,后又从事行政工作,将学业完全荒疏了。在他的面前,我是既惭愧又妒嫉。

从此以后,我们隔行,只是有信件往来,他也来过成都和我相会,我每到北京都会去看望他。最叫我难以忘怀的是《鲁迅全集》一出版,他就给我寄来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我通读一遍,包括他和几位专家那呕心沥血费十年之功完成的注释。这其实是研究鲁迅的丰硕成果。这一套书伴我终身,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后来他担任许多学术研究职务,出版了许多部书,甚至还有一本故事新编式的小说作品。这些我不必细说。使我最吃惊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忽然在报上看到他名列黑名单,说他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追随者和实行者,为那条“四条汉子”的注释,几乎“罪大恶极”,于是受到长期的关押和批斗。我那时也因为涉足文坛,陷牢狱之灾,对他只有悬念,却毫不知情。他平反我也平反后,我一到北京便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相见少言,唏嘘不已。

其后士菁有专著立刻寄我,我有作品出版也会立刻寄给他。我每次到北京必定会去他家看望他。他还是温文尔雅的样子,和我相会时开怀笑说往事,总不离谈及有关鲁迅的事。他还曾带我去过他担任馆长的鲁迅博物馆参观。

士菁的一生是和鲁迅分不开的,我不只说他的研究成果,更要说他一生被鲁迅精神浸透,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研究鲁迅的泰斗人物中是少不了王士菁其人的。

士菁以九十八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明年,将是他诞辰一百周年,鲁迅博物馆和他家里的人准备编一本纪念文集,向我约稿,这自然是义不容辞的,所以就有了这篇悼文。

2017年9月20日

(作者系著名作家,原四川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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