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作等身诲人不倦的淹博学者

——漫忆王士菁先生

张小鼎

数十年来，自己的工作岗位虽常有变动，包括“文革”后期和七十年代末，曾两次被借调国家文物局完成临时指定的任务在内；但基本上还是以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辑与研究工作为主，所以有幸先后结识许多文坛前辈、教授、专家与学者。王士菁先生，便是我所景仰、认识较早且多年不断给我工作、学习以亲切指导和热情鼓励的著名学者与鲁迅研究专家之一。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还在高校求学时，我就听说王士菁先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许广平和周建人曾欣然分别为之作《序》与《后记》，给予充分肯定和推荐。因之对先生的大名，印象较深，十分钦佩。但当时却无缘觅找拜读这部写作于战乱时期，直到1948年方才面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鲁迅传》。

1957年“反右”运动后，高校从拔“白旗”批知名老教授，到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直至“反右倾”批彭老总，一连串的运动，将高等学府师生正常的教学与学习秩序彻底打乱。当时渴求知识的我既不能退学改行，又不能像“反右”前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借阅古今中外名著浏览欣赏，心中非常烦躁苦恼。

1959年秋的一天，在新华书店偶然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诗歌》，意外发现署名却是王士菁，不免脑海闪过一念：难道这是《鲁迅传》作者的最新学术著作吗？当即毫不犹豫购回，悄悄地、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此书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从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写到盛唐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直至中唐白居易，晚唐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总之举凡风格独特的有名诗人和代表作品，书中均有言简意赅的介绍与评价，对当时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一本鉴赏唐诗的很好入门书。记得“反右”前上大一时，政治气氛宽松，学术氛围较浓，我除如饥似渴阅读法、俄、英、美的西方名著外，还曾坚持背诵过一些唐诗名篇，但除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少量长诗外，大都是五、七言绝句与律诗；而从王先生这部书中，却第一次惊喜地欣赏到以前一些唐诗选本中很少提到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刘希夷的《代白头吟》（含佳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名诗）。尤其是张若虚的极富哲理引人遐想的千古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读后心灵异常愉悦，仿佛刚品尝从未享用过的一次精神上的盛宴，十分欣喜，激动不已，与王先生虽尚未相识却油然产生一种亲近感。

多年以后与先生相熟闲谈时，说及此事，他听后淡然一笑，竟谦虚地说：“这本书是大跃进年代，由于王任叔社长的建议和一再催促鼓动下，用了三个月时间，勉力匆匆赶写的！”言下之意，这似乎是当时“赶政治任务”的产物，并非什么学术专著，不值一提。此后，先生陆续赠我《杜诗今注》（1999年巴蜀书社）、《唐诗类选》（2006年人文社）、《诗圣杜甫》（201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等多部专著。此时我方知悉先生不但对唐诗极其熟谙，功底深厚，且还著有《唐代文学史略》、以唐明皇与杨贵妃为历史题材的小说《雨霖铃》、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小天堂的毁灭》，以及《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还有我意想不到的专著《中国字体变迁史简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等。真是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令人赞叹！

这一部部闪耀着学术智慧与创作才情的图书，雄辩有力地证明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有深厚学养与精深研究，所以他不仅仅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博古通今的严谨学者与历史小说作家。

原来先生早年是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求学，后因仰慕著名诗人、学者、教授朱自清和闻一多的淹博学识，而转入中文系，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刻苦扎实地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这就不难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出任国家级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在主抓鲁迅著作编辑工作时，也曾付出相当精力与心血，负责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等很受欢迎、影响较大的许许多多精品图书。

（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开始循序渐进地阅读1958年十卷本《鲁迅全集》，以及许寿裳、许广平、冯雪峰等人回忆鲁迅的重要著作。而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王士菁的《鲁迅传》，虽是并不很厚的十几万字著作，却多次再版，后又译为英文、朝鲜文、孟加拉文，影响深远，自然是我们案头必备可供随时查阅的学术参考书。

初次见面，先生给人第一印象似乎是一位比较严肃、十分庄重的学者；多次接触后，方知先生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的专家和长者。当年博物馆曾和对外文委联合筹备一个赴日本鲁迅图片展，为此先生曾多次来馆指导工作。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赴日鲁迅图片展无疑具有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政治意义，所以，先生审看图纸小样时，对与鲁迅有过较多交往的日本各界友人图片资料，尤为关注，并多有建议和指教。

当时对此类文献资料尚十分生疏的我，听后很受启发，引起重视。后来意外见到《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吴元坎译，1952年1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收信88封），便如获至宝地阅读起来，并曾与先生谈起。不料先生竟严肃认真地告诫说：“读这些书信与鲁迅的中文书信不同，它是经过译者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不但文笔风格与鲁迅本人相去甚远，它是否完全忠实准确表达鲁迅日文原信内涵？有没有误译？这些都很难说。再有收信人背景各不相同，尤其是我们现在并不掌握日文原信手稿，日方收信人发表或出版时因种种原因，是否作过删节甚至个别修改，目前都不清楚……所以必须用分析眼光，参照《鲁迅全集》中有关文章来阅读、思考，万不可盲目全信。”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经有关方面批准，组织成立了专门机构，对1981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进行全面修订。王先生和黄源等老专家被聘为顾问，我作为众多的编委之一也有幸参与修订工作。其间，王先生又再次强调对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鲁迅书信，一定要谨慎对待。所以2005年版十八卷本《鲁迅全集》中致日本人书信，均先刊印日文原信，后刊译文，再作注释，以便广大读者和懂日文的研究者与专家可对照阅读。

在我学习十卷本全集时，先生又曾告知，鉴于五十年代时中苏的特殊关系，为尊重苏联老大哥，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涉及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字曾被删节。同样《鲁迅译文集》中（如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中曾描写墙上挂有托氏的照片）也有个别删节。经先生点拨提醒，我方知道，不但研究古典文学存在版本、校勘以及避讳等问题，必须具备一定基础知识，方能少走弯路；即便从事看似较为单纯的现代文学研究，由于诸多原因或时代局限，也依旧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1999年7月，人文社推出煌煌四卷精装本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作为对共和国五十华诞敬献的一份厚礼。王先生收赠样书后，仿佛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异常喜悦。他十分感慨地说：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继全集与译文集出版后，三卷本的古籍丛编也已编好并打成纸型，曾向上级打报告准备出版。不料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康生却说：“现在是大跃进时代，一切要为政治服务，应该厚今薄古。”所以丛编被迫搁置下来，没想到一放竟推迟了四十年。现在由林辰先生主持的一百六十万字古籍丛编终于面世，必将进一步推动“鲁迅学”的深入研究，值得庆贺。

（三）

1975年10月28日，鲁迅哲嗣周海婴就出版《鲁迅书信集》和增设鲁迅研究室等问题上书毛泽东。11月1日得到最高领导的“赞成”批示。翌年2月27日南开大学李何林教授奉调赴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暂借西黄城根北街二号为办公地点，研究人员将通过中组部由北京和全国各地调集。我因工作急需，每周六天，各占一半，分别在研究室与博物馆两边上班。当时传闻王士菁不久亦将调京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不少研究人员均为此感到高兴。

正是在西黄城根鲁研室，我有幸认识久闻大名、铁骨铮铮的“胡风集团”成员牛汉。身材魁伟的诗人时常前来为刚创办的《新文学史料》约稿。这时我的“工作调动选择”恰巧正处在十字路口。原来因两边上班，发现不但博物馆与鲁研室因工作性质与任务不同而存在一些矛盾，且“文革”遗留的“派性”余毒还严重影响工作与人际关系。一次回馆工作，意外听到有关鲁研室“南开帮”的难听“流言”，颇为吃惊。原来研究室此时从全国各地正式调进和借调的老、中、青教授、学者已经不少，真可谓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其中来自各地的南开校友就有四位。博物馆原副馆长曾允诺，忙完鲁迅百周年诞辰的陈列后，就彻底放我进鲁研室工作。我想到那时，南开人又添一位，流言蜚语肯定会更多，这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思之再三，深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很快，一研究单位、某高校、人文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均曾拟调我前去工作。半路改行，是件大事，我正考虑如何“扬长避短、慎重选择”时，牛汉得悉后，很热心诚恳地找我长谈。告知“文革”中曾被诬陷为“大叛徒”的瞿秋白烈士业已平反，党中央决定组织力量出版十几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其中“文学编”六卷本责成社科院文学所与人文社合作完成，而领导小组负责人正是王士菁和他，热情鼓励我参加编注工作。一想到能在王先生与他直接领导下，从事我非常崇敬的党的早期卓越领导人“文集”之编注工作，实在机会难得，极其荣幸，十分欣喜。这样通过组织关系，于1980年11月被借调到设在人文社的“瞿编组”工作。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小组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包括秋白女儿瞿独伊和侄子瞿兴华（瞿勃），以及杨之华的秘书，还有其他单位的几个同志。王士菁和牛汉曾召集会议，向大家正式传达中央精神，“文集”由“政治理论编”和“文学编”两部分组成，前者负责人为温济泽和丁守和。“文集”顾问是李维汉、陆定一、周扬；全部工作在胡乔木领导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下开展。作为“文学编”负责人，王士菁、牛汉分别侧重主抓编注与出版。

王先生非常重视实地考察与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不久，先生派我与文研所及中央党校有关同志共三人，一同出差南下“调研”，行前与我们共同拟定行程路线和采访对象：前往秋白诞生地常州和求学、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相关人士（含亲属友人、专家教授、政府官员，以及刚出狱不久尚待正式平反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各式各样人物），进行磁带录音与照相，以便多视角、全方位地了解秋白的治学为人与革命业绩。三人又分头跑档案馆与图书馆查阅报刊佚文材料，这样前后跨越南方数省，途经十多个城市与乡镇公社，历时两个月（1981年10月28日至12月29日）。这一段调查采访虽相当紧张劳累，但收获甚大，不但为文集编注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并为以后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及时抢救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史实鲜活资料（其中包括刚释放出狱不久，给我们留下深刻难忘印象的某些身份经历特殊的人士：如被周恩来称为“我党百科全书”的原中共特科成员、影视作品《风声》的原型黄慕兰女士，参与创建“少年共产党”、参加过“八七”会议、后成为知名托派人物的郑超麟先生等等）。同时，也使我们对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给现代中国带来的空前灾难和巨大创伤有了更切实的感受与深刻认识。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文社曾出版以冯雪峰为主、王士菁协助编注的四厚册《瞿秋白文集》。新版“文学编”明确要以四卷本为基础，认真鉴别新发现的著译佚文，吸收学界的研究新成果，重新增补注释后，扩编为六卷本“文集”出版。王先生主持指导我们三人编注时，一再强调，“文集”带有文献性，为了对读者和后代负责，一定要想方设法查找秋白解放前出版的各种著译初刊本；未公开发表的散篇著译要尽可能核对从档案馆复制的手稿，特别是最后的“改定稿”。

记得1955年高二暑假，我从北京返郑州探亲，在市图书馆初次看到开本大小装帧设计堪与《毛泽东选集》相媲美的《瞿秋白文集》时，真是眼前一亮，惊喜不已。特别是他功勋卓著的革命业绩与高尚人格和优雅气质，都深深感染着我，便一连数日坐在温馨的阅览室里持续看完《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这两部文笔优美的报告文学名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注释《赤都心史》，对照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初版本核校时，惊奇地发现原书为四十九节，而五十年代“文集”则变为四十六节，删去了第十四节《“死人之家”的归客》、第二十一节《新资产阶级》、第二十四节《民族性》。特别是“文集”中题名《列宁》的那篇文字曾入选有关课本教材，广为流传，不少知名学者还纷纷撰文，盛赞秋白文章构思布局如何巧妙，寥寥数笔，以生动传神的特写镜头，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伟人列宁的感人形象；而此书第十八节原文全标题则是《列宁杜洛次基》。其中有关杜氏演讲丰采以及会见秋白等外国记者时同样的精彩描写数百字则统统被“拦腰”砍去。这样，如对照山东某师院编辑出版的现代作家研究论文目录，上述不少秋白研究者精心撰写的类似论文，由于依据版本存在的严重瑕疵，其艺术分析无异于废纸一堆。

众所周知，秋白和雪峰于上海左联和江西瑞金苏区时曾结下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后，雪峰是怀着深深的战友之情，精心编注秋白烈士的遗著，缘何会出现这样令人困惑费解的问题呢？王先生的回忆讲述，为大家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解放初期，我国曾将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主动赠送苏联有关方面，以示友好与文化交流。不料其后竟然遭到极不友好的回复与严厉指责，甚至发生意想不到的麻烦。起因竟然是由于全集第十七卷中载有鲁迅据日文转译的当年托洛茨基等人对苏联文艺工作的意见，从而引发对方的不满与指摘。冯雪峰等人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无理责难，自然完全不能接受，在编注秋白文集时涉及托洛茨基等文字仍然原文照排。但后来上级有关方面指示，为了中苏两国“友谊”和“团结”，还是要给老大哥留点“面子”，所以有关“杜洛次基”以及较敏感、容易引起误解的文字段落就被删去。这可说是外因的干扰“肢解”了秋白烈士的佳作，给当年的《瞿秋白文集》留下了明显的“伤痕”。

实际1953年11月至1954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还有某些细小删节是来自那时“左倾”思想与不少条条框框的制约与束缚。如《荒漠里——1923年之中国文学》，秋白曾非常客观地并列提及鲁迅的《呐喊》与周作人之《自己的园地》，“文集”中后者人名与书名均被删去。又如1933年所作讽刺性很强的杂文《择吉》，提到五月五日是“四个吉祥”的日子，它分别是“‘犹太秽种’马克思的生日”，“一二·八”战后《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等等。编入“文集”出版时，打引号的“犹太秽种”一词即被删掉。类似例子相当不少。这可说是内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模式给《瞿秋白文集》留下的时代印痕与瑕疵。因之不难理解，当初王先生为何一再提醒我们，定要认真校勘，尊重历史，——恢复文本之原貌，他的谆谆教诲实在及时而重要。

为了彻底驳斥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在“文革”浩劫中对秋白的严重歪曲与肆意诬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先生开始撰写《瞿秋白传》。这部约十四万字的书稿于1982年5月赶写完毕，并在秋白烈士英勇就义五十周年前夕面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首印23700册，起到拨乱反正廓清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是一本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概括扼要介绍秋白一生丰功伟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带有普及性质的历史人物传记。

关于《瞿秋白文集》的入编标准，据中央指示精神，也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守照办，即：有关共产国际问题的不收；有损瞿秋白形象的不收。前者与“政治理论编”关系较大，后者对“文学编”来说，显然主要是指与“文革”中被歪曲批判之《多余的话》和狱中所写某几首旧体诗词相关。

果然在热烈讨论是否收入《多余的话》——秋白告别人世前夕于福建长汀狱中特殊情境下，以曲折隐晦笔法，坦诚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同时，揭示党内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实际应视为留给中共中央的最后“遗书” ——也形成两种对立意见。以牛汉先生为代表的几位，坚决主张以加“编者按”的特殊方式收入“文集”，供世人深入分析研究，方可得出理性的客观全面的公正结论。

因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香港就出版过记者司马璐东拼西凑歪曲失实的《瞿秋白传》。传闻后来最高领导看过此书所附《多余的话》后，就曾指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我依稀记得大约是1964年，鲁迅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中，有关瞿秋白的图片资料突然撤下不少，当时大惑不解，后来方听到上述传闻。因之，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秋白确曾写过此文，但至今未发现原稿手迹，现在流行文字不能排除国民党特务机构有所篡改；且因文章格调低沉，“文革”爆发后，就被看成“自首变节书”，成为定秋白为“大叛徒”的所谓最重要“罪证”，故仍以不收为宜。

据我记忆，当时主持会议的王先生并未急于发言表态，他始终沉稳冷静，充分发扬民主，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耐心听取双方观点后，方总结说：收不收现在不做定论，我将把大家争论的不同意见全面如实向上级领导、顾问请示汇报。过了一段时日，果然将上面决定仍不编入“文集”的有关批示传达给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在不断变化。为了力争入编“文集”，小组成员瞿兴华还以笔名林勃，精心撰写了《并非“多余的话”》论文，他面交人大代表李何林，恭请先生设法转呈中央有关领导审阅。何林先生果然于1984年10月9日专门致函胡乔木与邓力群，力主《多余的话》可加编者“按语”收入“文集”（见《李何林全集》第五卷第320—32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数年后，原顾问八十五岁高龄的陆定一在自己“文集”的《自序》中，高度评价秋白革命一生卓越功绩时，也正确阐释了《多余的话》深刻内涵，检讨了过去的错误认识，并为自己现在已无法“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而深感歉疚和遗憾（《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又数年，《多余的话》终于以“附录”名义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与研究者和世人公开见面了。缘何改变决定，第八卷的“编后记”作了重要的概括说明。当牛汉、王士菁和我们收到赠书时，大家都深感欣慰，非常喜悦！

（四）

作为著名的老一辈鲁研专家，王士菁不但与北京、上海、绍兴等各地鲁迅博物馆、纪念馆保持经常、广泛的联系，筹划陈列展览与指导工作，培养了一批从事博物馆事业的专门人才，而且还鼓励各地中青年鲁迅研究者钻研和写作，为他们的新著撰写序言，热情推荐和奖掖，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当今鲁研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作为耗时二十多年、几经周折方才定稿出版的《鲁迅大辞典》之副主编，王先生也付出许多精力和心血。他曾先后打报告给上级领导，汇报进展情况，申述所遇困难，通过林默涵批示拨下专款，作为继续开展工作的经费。对于借调来京参与工作的同志，也是十分关心倍加爱护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马蹄疾（陈宗棠）、颜雄、徐斯年三人来京住人文社，参加大辞典修订工作，生活相当清苦，办公室西晒，每天食堂午餐是食之无味的大锅饭菜，早、晚与周日吃饭问题还需自行解决。王先生知悉后主动设法联系邻近的国家语委招待所和食堂，希冀稍稍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但虽是最低收费标准却终因经费不足，未成，先生深感遗憾与不安，屡次对我提起。后来，他有时在家中备些好菜，以邀请三人前去交谈工作为名，留住就餐；马蹄疾每次回社对我说起，总是感念不已。

大约是1980年5月间，我受鲁研室顾问海婴先生电话再三邀约，实在无法推辞，只得暂别红楼国家文物局归来，与同事陈漱渝、孙瑛、叶淑穗密切合作，共同编撰《鲁迅画传》。感谢海婴的信任与支持，让我在其府上清静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半月有余，在匆匆起草了较细致的编辑提纲，与选用海婴珍藏多年的重要文物图片后，就赶往王士菁家中，请其审阅，严格把关。王先生仔细审读后，对提纲和选用图片均提出中肯的补充与调整意见。为了弥补画册的局限，王先生赞同我们邀请一些鲁迅亲友和研究者撰写精练专文，多方面介绍宣传鲁迅精神和业绩，附在画传后面，使之图文并茂，增强读者鉴赏学习兴味。为此，王先生不但很快交来《鲁迅和他的读者》一文，还叮嘱我务必邀请戈宝权、曹靖华、唐弢、李何林等撰文。之后，漱渝、孙瑛、淑穗，我们四人齐心协力分工合作，各自抽暇赶写图片的文字说明与有关文章等任务，按时交稿；又恭请茅盾题签，宋庆龄作序，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1年夏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分别出版，以纪念鲁迅先生的百年华诞。

年高德劭著作等身的王士菁虽是海内外闻名的学者和作家，但衣着朴素，心地宽厚，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教授和名人的“架子”。这里略记几件平凡小事，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欣喜找到一篇秋白的佚文，为赶时间和减轻编注者的工作负担，他竟将这一万数千字的长文，亲手抄毕校对后交给我们。1995年夏，马蹄疾来京改稿，与我相约拟同往看望先生。接电话后，先生高兴地对他说：你工作忙，不用来，晚饭后我散步去找你们谈天。那晚先生果然前来，三人挤在马蹄疾约七平米的工作兼休息的狭窄斗室里（原为电话间），随意漫谈起来。话题从《鲁迅大辞典》中的众多人和事逐渐展开，偶尔延伸涉及到词条撰稿者中的某些人与事，最终扩展至当下学界与文坛的诸多信息。不知不觉，以先生为中心的三人漫谈很快过去了两小时余，我们提醒说公交车渐少了，但谈兴正浓的先生，竟连水也未喝，与我们交流又近一小时，且似乎意犹未尽。待我们送其去车站时，先生说还是步行好，锻炼身体，于是在凉风习习、行人稀少的南小街上，我们又边走边谈 ，很快看到了先生的家 。

先生临近九十华诞时，鲁博等单位领导曾拟联合举办学术座谈会，向其祝寿表示敬意。为此一再征询其意见，不料竟被一生笔耕不辍却向来淡泊名利的先生断然谢绝，他曾极其郑重地表态说：即使你们开会，我也决不会前去出席。治学严谨，为人低调的先生，面对当下学术界的一些不正之风，包括媒体无原则吹捧某些作家、学者，乃至将“大师”一词随意廉价奉送，几近用滥，也很不以为然。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心态乐观，主张一切“顺其自然”。晚年因耳背基本谢绝社会活动，家中饮食起居十分规律，每日除适当锻炼外，十分珍惜时间，仍然是窗明几净的书桌上清茶一杯，自己伏案看书写作，真正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王士菁先生在饱经长达一个世纪的人间沧桑世态炎凉后，于睡梦中悄然仙逝，离我们而去，渐行渐远，走向了天国。然而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他的精神和著作将流传后世，长存人间。

2017年盛夏于北京天通苑

（作者原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