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测量都有意义，每一次切割都有意义。它是重复的，的确如此，但它并不无聊。

木匠格言

01．重复性的任务、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咀嚼了你的灵魂，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

02．我渴望离开屏幕，离开这间互联网的回音室。我想要和现实关联更多的东西。

03．“做办公桌”比“坐办公桌”更让我兴奋。

04．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

05．观察一个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人，感受操作工具时的技巧和漫不经心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事。

06．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看着一个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木板变成了书架或者桌子，这些变化真的很微妙，让我着迷。

升职后依然不开心

有七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要步行经过哈佛大桥。早晨经过时，太阳在我左肩的位置；傍晚时，能看到夕阳映红整片天空。

我太喜欢这座桥了，喜欢它向前延伸的样子，它是查尔斯河上跨度最长的一座桥。

1958年，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兄弟会的准会员奥利弗·斯穆特测量了这座桥。他是男生里身材最矮小的，其他会员们让他翻着跟头滚过整座大桥，用他头顶到脚尖的距离丈量了大桥的长度，结果是364.4“斯穆特”，即659.82米。之后，每隔一年兄弟会的会员们就会重新粉刷一遍人行道上的标记，每10“斯穆特”一个标记。20世纪80年代，这座桥进行了翻修，人行道的石板沿用了“斯穆特”这一长度单位。离开兄弟会后，奥利弗·斯穆特继续为测量事业做着贡献。为了纪念斯穆特作为计量单位诞生50周年，桥下竖了一块牌匾，上面注明：奥利弗此后执掌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从我在剑桥的公寓到波士顿的报社办公室总共3英里，这座桥是必经之路。在天气和时令合适的时候，尤其是交完稿的日子，在回家的路上能看到粉色的晚霞，一条一条铺满天空，其他那些城市里冷清昏暗的时间，灯光就变得尤其重要，街灯、车前灯、琥珀一样的车尾灯，闪闪烁烁，照亮前方的路。河水波光粼粼，流经上游的剑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下流淌。有时能看到月亮。有时有几颗星星。桥上的风吹得更为猛烈。游客会递给我相机，让我帮他们以河水和天际线为背景拍照。我要躲避人行道上慢跑的人和自行车道上骑行的人。

过桥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只身一人，有时候是醉了，有几次还哭着，有一次被一个不怎么喜欢的人亲了一下。过桥的这段路是大脑用来摆渡的时刻——早晨通往办公桌、噪音和钥匙碰撞的哗哗声，通往点击、采访、故事思路的忙碌，晚上则是远离办公桌，通往家和宁静，通往小酒吧，通往不必交谈、不必思考、不必精明、不必点击鼠标的休闲。

我踱过大桥，冬日里的寒风吹红我的脸颊，夏日里，汗水浸湿我的衣背。我走到报社的办公桌前，这里是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的地方。一开始我负责做目录，就是把全城每一场音乐会、行列舞、艺术展览、喜剧表演、诗歌朗诵比赛、电影放映的时间都录入庞大的数据库当中，每周如此。我报道过廉价的萨尔瓦多餐厅，采访过大卫·科波菲尔，为艺术色情集体写过侧写，为纪录片电影写过影评，报道过关于贞操的会议，也写过有关波士顿的书籍、作者和文学场景的文章。最后我终于升了职，成为网站的总编辑，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个故事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这意味着很多次的点击。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十分热爱这份工作。我喜欢它的节奏、它的忙碌和间歇，喜欢办公室的大部分人，喜欢大家在截稿日之前所有疯狂的码字、所有的观点和扯淡。听着有故事的作者打来的电话，我们收集稿件、交付印刷、出版发行——新闻编辑部是让人充满快感的地方。我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每天都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聪明的疯子围着你讲故事，所有人都创造着一种有历史的东西，都致力于大篇幅、探究性、有针对性的新闻，他们是波士顿最有能量的一群艺术评论家。

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群怪人，他们中有的机智犀利，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从不把衬衣塞到裤子里；有的宛如流浪汉，在成为记者之前居无定所；也有的在做那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曝光不公平现象的新闻；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像着了魔一样又专注、又暴躁地工作，直到被你拖进酒吧里，才会和你聊起他们是怎么追“感恩而死”这个乐队的。

执行编辑是一个脾气暴躁却慷慨善良的愤青，他帮助创立了这份报纸，坚定地相信着报纸的力量和必要性。

美术编辑的记性好得像百科全书，他会咒骂着挥舞着拳头，在工位隔间的地板上摔着书，他的标准总是高得别人难以企及。

专栏作家来自遭受过沉重打击的布洛克顿镇，她每周都在专栏里写一写这个城市最奇怪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酷的工作了。在我印象中她要比我高出一头，但是不久前见她的时候，我觉得我俩几乎差不多高了。我着实吃了一惊，有一瞬间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得了某种缩骨病。

这些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

我一直不能相信自己曾经是多么幸运。每次被问到“你是做什么的”的时候，我都会很骄傲地回答。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改变。

和读者交流变成了和网站用户在线对话，只是噼里啪啦地打字，网站运营的责任就是在运营中注入“年轻”和“相关性”，抓住广告商的钱袋子，维持报纸的发行。

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无聊之处，就像斯塔德·特科尔在《工作》中所写，工作就是“一种暴力——无论对灵魂还是对身体”，即便是我们热爱、为之感到骄傲的工作。重复性的任务、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侵蚀了你的灵魂，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

很多年来，我大部分清醒的时刻都是在电脑屏幕前点击着按钮度过的。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笨蛋，我存在的唯一物理事实就是我的肉体坐在办公桌前，而我的灵魂就像威化饼干一样在腐烂。情况在一天天变糟，好像曾经舒适的一件衬衣，穿起来既好看又熟悉，但它开始变紧了，扼住颈部，裹在肩膀上。

我脑袋里的沟槽好像变得平滑了，慢慢变得毫无生趣，逐渐变得懒散不堪。在努力的氛围里，越来越难以发现乐趣。我最喜欢的同事们开始去别的地方做其他的工作。

屏幕有一种压迫人的力量，而我和其他人一样，被文章和图片还有互联网的新闻和噪音吸引着。比起通过电话交谈，我更愿意发电子邮件。我有一些只在网上认识的朋友，除了互联网，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让人们消耗如此之多，但吸收如此之少。

我的脑袋变得不好使了。每周的五个工作日里，有三天我都被宿醉困扰。我无力、潮湿的手中握着鼠标，我的脑袋刺痛着，损耗着。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我要离开这里。但是我无法放下这套熟悉的例行公事，还有我的健康保险。除了这些，我对这家报社有一种忠诚感。所以，我留了下来，继续滚动页面，继续点击鼠标。

再说了，辞职之后我要做什么呢？我能够做什么呢？惰性、恐惧和懒散让我无法逃离。

裸辞

一个网上的榜单成了一切的转折点。

《马克西姆》杂志做了一个“百大性感女人”的榜单，作为一种讽刺回应，我们发布了“100个最不性感的男人”榜单。榜单评选的并不是外形不够性感的人，而是那些有着讨厌的性格、恶劣的行为和其他普遍不受欢迎之处的人。包括为人不齿的政治家、厌恶女性的运动员、种族歧视的权威人士，还有公众人物中的各种恶棍。

第一次发布的榜单受到大家的极度欢迎，网站都被挤爆了，因此这个榜单就成了必须复制的专题栏目。第一次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虽然有点蠢，但还算有意思。当这个年度榜单出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精神。不止如此，坐在办公桌前核对榜单上的数字和简介中的数字是否对应的时候，我感到了绝望。这不仅仅是愚蠢了，我的大脑对我吼着：这样下去你会死掉的，这完全就是虚度光阴。

在那些了无生趣的日子里，我瘫坐在电脑前，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就是离开。我渴望离开屏幕，离开这间互联网的回音室。我想要和现实关联更多的东西。

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网上的生活和现实生活一样具有必然性，就像做薄煎饼，开车去垃圾场，或是弄洒一杯红酒一样。但在我的办公桌前，我觉得自己离接地气的东西很远，离满意很远。

二十岁出头我就一直在报社工作，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互联网工作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失去魅力这么简单。在我脑海中翻腾着的是改变，是对以往生活的彻底颠覆。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处于这种模式之中，无比厌烦，深感无聊，我试图捕捉足够的勇气去飞身一跃。

九月的一个早晨，日光明亮，天气温和，我在上班的路上走过哈佛大桥。斯穆特标记虽已褪去颜色，在我的脚下变得模糊，但依旧丈量着距离。我望着河水，在心中排练着我那天要去和老板说的话。当我抵达河对面的波士顿时，已下定决心，但更多的是恐惧，还有一些绝望中的希望。

到达办公室后，我就辞职了。

结束的不仅仅是工作。我搬出了公寓，和男朋友分手，离开城市一段时间。大锤一挥，砰然作响，一切成灰，终于完结。

裸辞后的日子过得空白一片，每天都毫无内容，充满恐惧：害怕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害怕自己做了非常糟糕的决定、害怕让自己的生活脱轨同时再没有机会找到另一辆火车。这些恐惧慢慢变成了后悔，一想到时间只会沿着一个方向前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就感到十分难受。

在早春时节一个悲伤的早晨，我正在网上点击着每天都会看的克雷格列表就业板块，又一次翻看写作/编辑和艺术/媒体/设计版块那些毫无变化、寥寥无几的招聘介绍。鬼使神差地，我点开了“其他工作”这个分类。这里有招聘遛狗人的，有招聘代孕妈妈的（最高工资4万美元——很诱人），还有招聘导尿管使用者（酬劳是25美元——也就这么点），在这些广告中我看到了一行字：

木匠助理：强烈鼓励女性应聘。

木匠助理

这条简单的帖子好像发着光，让我坚信这正是我所渴望的工作。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飘舞着，准备写一条留言说服发帖人，我就是适合这份工作的女人。

我试着描述自己的工作经验。没有，完全没有。我试图想出什么能证明我符合条件，但我甚至不知道十字螺丝刀和一字螺丝刀的区别。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吗？不，不能承认。我解释说，比起用锤子、钉子和木头工作，我的专业背景更多的是关于如何组织句子，但是我富有好奇心，工作努力，而且我希望能用双手进行工作。“经验方面的不足，”我编辑着求职邮件，“我一定会通过好奇心和热情进行弥补。”

按下“发送”键，最初的兴奋感和突然爆发的乐观主义精神被一波挫败感和消极情绪扑灭。真是个笑话，我责备自己。多么荒唐的赌注。你并不会因为声称富有好奇心、吃苦耐劳而得到一份木匠的工作，我告诉自己。组织句子？听起来再傻不过了。我想象着那个读着我邮件的人正哈哈大笑，然后丢掉我的邮件，继续去寻找一个真正懂点什么的人。我后悔就这样处理了这个机会。

新老板玛丽

其实我对那份木匠助理的工作早已不抱希望，但四天之后，我收到一封邮件。写信的女士名叫玛丽，她说发帖后的十八小时内，接到了超过三百封回信，她正在联系其中的四十个人。看来有希望，我挤进了小名单了。

我消化了一会儿这个消息，然后意识到四十个人也不算少，而我仍旧只有热情和工作精神算得上准专业技能。

我继续读着信，她又简短介绍了一下自己以及想要找什么类型的人当助手。她的话很直白，就好像一块厚木板砸到头上一样。

我四十三岁，已婚，有一个十岁的女儿，自己干了几年，在此之前给另一个承包人打工。我喜欢把自己当作一个熟手级别的木匠和稍好一些的砖瓦匠。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喜欢“熟手”这个词的发音。这个词让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流浪的木匠，肩膀上挂着工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建造，修理，哼着歌，穿着破旧的工装裤，脸上挂着笑容。

我感觉好多了。她描述了想要的特质：

常识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是能搬东西，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工作中经常需要搬工具，物资，其他东西。

我绷紧左臂的二头肌，感受着肌肉的隆起。我想我能搬东西，绝对能搬东西。我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公寓里往外搬沙发、搬桌子，从很多级台阶上把一箱又一箱的书搬上来、搬下去。除此之外，我侧方位停车停得不错，能照着菜谱做饭，有时候提前一天就能知道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她解释说，每次工作用到的技术会有所不同，工作时长从一天到几个月不等，通常在两周左右。之后，她开始介绍这个岗位要承担的各项工作列表，全是行业术语。

修补墙面，刷涂料。

我能刷涂料，但谁知道修补墙面是什么意思？

铺整块木地板或铺瓷砖。镶边。

听起来可以做。

更大的工程：厨房和浴室翻新。

这个听起来正经又吓人。

拆除，框架，隔热，防火，钉木板，泥封，装窗户，完成镶边，装柜子，门廊重建。基本除了扩建和屋顶以外都做。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既神秘又吸引人。

邮件末尾她让我们再多介绍一下自己，解释一下为什么想要这份工作。在回复中，我尽可能像她一样直白又诚实。我这样写：

我三十岁了，过去很多年都在报社工作。关于木匠工作，坦白说：我没有什么经验。即便如此，我很强壮（搬个东西什么的完全不是问题）。这是我想要学习的东西，是我想要从事的工作。开始时你需要教我，但我学得很快，而且不介意做累活儿。我马上就能开始工作。

选拔赛

两天之后，我收到了另一条信息，这次是写给十二个人的，玛丽让我们挑个日子和她一起工作半天。

“就当是选拔赛吧，”她写道，“我会按照工作时间付工资，现金，还会请你喝杯咖啡。这就算是面试了，虽然有点长。”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带微笑，脸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烫，但很快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应该穿什么？

我应该带自己的锤子吗？

我应该带自己的卷尺吗？

我有锤子和卷尺吗？

面试的那天是四月的一个早晨，天气阴冷，还下着雨。我走到木匠所在的街区，想着要是提前准备一条工具腰带就更好了。

玛丽住在萨默维尔市温特山区一条不长的侧街上。砖石结构的大教堂占据了这条街的南边街角。身穿葬礼西装的人们，在伞下耸着肩膀，站在那里等着其他人到来。街对面角落的熟食店里，柜台旁的人倚靠着摆放鸡蛋三明治的柜台，读着《波士顿先驱报》。一个女人叫着柜台后面那位女士的名字，说了再见，然后端着一杯咖啡，走出门去。当她看到葬礼上的人们时低下了头。

在整个波士顿、剑桥、萨默维尔都能见到的乙烯基壁板三层带露台大型楼房，遍布整个街区。一幢腐朽的维多利亚建筑像老去的王后一样矗立在街道的另一端，所有的角楼、飘窗和螺旋形镶边都破败不堪。

玛丽家的房子又大又高，外墙是柠檬布丁的颜色，上面有巧克力色的百叶窗，看起来是住了好几家人。街对面的操场上，催促孩子们进屋的铃声还未响起，几百名小学生奔跑着、尖叫着投着篮，躲避着水坑。

玛丽站在操场对面私家车道的尽头，双手插在卡其色工装裤的口袋里。我以为她会是身材更高大的女人，有结实的肌肉和宽厚的身板。没想到，她比我还矮几英寸，窄肩膀，小骨架，身穿一件手肘处磨破了的毛衣，当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夸张地笑了起来，露出歪歪扭扭的牙齿。她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善意的光芒，肩膀前倾，有点驼背的样子，但是没有肩膀后耸、突出胸部这种习惯的女性的姿势。

灰蓝条的羊毛帽子盖在她粗糙的短发上，那头发就像盐和胡椒一般，给她增添了一种小精灵般的气质。

“那么，你就是那个记者。”她开口打招呼，声音比我通过观察她的面部而推测出的要高一些。

“我叫玛丽，”我们握手的时候她说，“真是个好天气。”

我们钻进她的白色小面包车，前往剑桥的某幢房子里铺厕所地面的瓷砖。面包车后排没有座椅，取而代之的装满了一天工作所需的工具：工具桶、锯子、一个电钻、一些海绵、水平仪和泥铲，这些东西乱糟糟地堆在后面。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一个装着灰色粉末的麻袋堆在那里，在麻袋被撕开的地方，有粉末漏出来，像沙漏里的沙子一般堆积着。一块块长短不一的白色木头像随处捡来的木棍一样散落着。前排座椅上放着一堆橘子皮，一个棕色的苹果核，一卷矮胖的卷尺，一罐盐浸坚果，几个水瓶，一个卫生棉，一个鬃毛厚实、坚硬的刷子，一把多功能刀，很多袋德鲁姆牌烟草，皱巴巴的烟草袋子大部分都是空的。杯托里，座位的缝隙中，仪表盘和挡风玻璃的夹缝里都能发现撕碎的烟草。

当我们抵达哈佛广场不远处那幢庄严的老房子时，很明显我们并不是唯一在这里施工的队伍。一辆十分粗犷的客货两用车停在最前面，仿佛油箱门处都泄漏着睾丸素。我们和另外两辆工作卡车一起停在了私人车道上。油漆工的卡车顶上绑着一个梯子，罩单和油漆罐就扔在后面。管道工的卡车上有一个油腻的工具箱，里面全都是扳手、白色的管道和金属管道的零件。

我开始紧张，变得口干舌燥。只有这个女人见证我的无能是一回事儿，大师、专家、专业技工组成的整个施工队都在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这无异于第一次开车的时候，后排就坐了一队高端赛车手。

房子里充满了工人们忙碌的脚步声。玛丽解释说，这地方刚刚被买下来，买主是一位名叫康妮的建筑师和她的丈夫。他们计划六天之后搬进来。

拿着工具的人们在屋里工作着，整栋房子仿佛充斥着枪口下被逼出来的能量。“不可能所有的工作都按时完工的。”玛丽小声在我耳边说。

锤子的重击声在空白的墙壁、硬木地板和高高的天花板上回荡着。楼上某处传来电锯尖利的声响。还有男人的讲话声，播放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节目的广播，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发出的撞击声都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模糊不清的污渍和重击声一直跟随着我们。这些是熟悉的噪音，我曾无数次听到别人的屋子传出这种声音，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不同的。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事，而我即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使得这些声音听起来如此响亮和真实。

在前厅，宽大的楼梯扶摇直上，陡然往左上方一转。厨房大到几乎能容纳下我的整个公寓，给人一种凉亭般明亮、热情的感觉。房子里塞满了固定装置和家用电器，有两面墙上装着很酷的深色木头橱柜，一个饲料槽大小的水池足够几个小孩儿同时在里面洗澡。我数了数烤箱，一共有三个。要三个烤箱做什么呢？

“那个不是烤箱，”玛丽说，“那是放葡萄酒的冰箱。”

正式的客厅里有高大宽敞的法式大门，推开大门就是花园的区域。树篱围绕着花园，这个神奇的院子像是一座堡垒。第一支变黄的水仙花花骨朵还包裹在黄绿色的外壳之中，角落里的连翘灌木丛好像随时都会迸发出黄色的花朵。外面繁忙的街道上无数的车辆排成长队，但这个花园好像和任何通勤街道都相隔几英里之远。

“嗯，好地方。”玛丽说。

我们返回到面包车后排去拿工具。

“拿上瓷砖切割机。”我盯着后面，目光扫视着一堆工具，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左手边，”玛丽说着，用她的下巴示意了一下，“那个看起来能把什么都砸烂、上面全是瓷砖灰尘的东西。”

我过去把它拿起来。显然这是个经常用到的工具，干瓷砖灰已经结成块，像陶艺家的转轮上粘着的干黏土。刀片下面的卡槽里有一个浅口托盘，托盘在我的手里有些松动。

“你能再多拿点吗？”

“当然。”我迫切想要证实自己很强壮这个说法。

玛丽又把一个电钻袋子放在切割机的托盘上面，这个橘黄色的帆布袋子里装着她的电钻和各种长度的螺丝钉，有些又黑又钝，有些闪着银光。钻头堆放在几个牛排刀大小的短电锯刀片旁边。袋子里飘散出的气味既有金属的味道，像血液混合着尘土，也有阁楼和暴露在空气中的木头散发出的柔和的气味。

胳膊上的肌肉在重量之下紧绷着，跟在玛丽后面往回走。她拎着一个装满工具的橘黄色水桶，还有一个装着黄色大海绵的小提桶，那个海绵和很多年前父亲洗车时用的一样，还有一个宽抹刀模样、用闪亮金属制成的东西，以及一个比大号牛奶箱还要大的纸板箱。

切割机

搬东西，你必须能够搬东西。

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沿着宽大的楼梯爬上二楼，之后是更窄、更陡的楼梯通往三楼。我喜欢搬这个动词。因为听起来就像是那么一回事儿。

三楼是敞开式的，有着浅灰紫色的地毯和倾斜的天花板。这里会是孩子们的游戏区，玛丽说。他们真是幸运呢！采光的窗户排列在房间朝前的屋顶上，从这里能看到马路对面。朝后的一面窗户能俯瞰花园和附近其他漂亮的院子。一个小厨房里放着小冰箱和炉子，楼梯顶部的角落里藏着一个水槽。这是一个怎样的避世之所、梦幻世界啊，和下面的成人世界相隔那么遥远。

L型卫生间的屋顶也是倾斜的，门对面是一扇巨大的窗户，卫生间里还有一个浴缸，一个坐便器和一个水池。玛丽称之为底层地板的东西上面有螺丝钉，是白色石头的颜色。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忘穿裤子的人。我们把塑料放在卫生间外面的地板上，把瓷砖切割机架在走廊里。几箱大块瓷砖在门右侧堆成膝盖高的宝塔。我们有自己的空间，下面传来的施工噪音听起来离得很远。

“你来切，我来铺。”玛丽说。得知我们不必和油漆匠同时在这一层工作，而且电工可以在别的地方弄他们的电线后，我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没松多久。“你来切”这三个字就给我带来了同样的紧张情绪，就像是在不熟悉的城市里，上车前一分钟才赶到自动售票机跟前一样。我给了她一个表情，希望她能够接收到“我从没切过瓷砖、我从没用过瓷砖切割机”这种电报信息。可玛丽并没有注意到，我耸了耸肩，用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说：“那好吧。”

我站在走廊里面对着卫生间，瓷砖切割机就放在我的前面。窗户上落满了雨水，玛丽在窗下的地板上拉开卷尺测量屋子的宽度。从坐便器后面的角落到水池所在的墙另一侧，她在中点用铅笔在地上做了标记。她转向我，在门槛前拉开卷尺。我向左面移动了一下，发现自己挡住了她的光线。我父亲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工程，永远都嫌我和两个弟弟碍事。低着头准备工作时，他会气鼓鼓、不耐烦地说，“你们挡住了光线。”

好像我们完全把太阳遮住了一样。我们会跳到不会给他投下阴影的地方，继续哄闹。我发现经此训练，我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是否遮挡住了别人工作的光线。我希望这能给玛丽一个暗示，让她觉得我既体贴又有常识，我知道光线的重要性，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挪地方。

她让我从工具桶里递撬棒，她的声音从她膝盖的位置传来。

“这个东西？”我说着，从桶里的一个口袋里拿出一个金属工具。我手里的东西冷冰冰的，约九英寸长，一端像鱼尾巴一样外翻着，另一端像一个慵懒的J字形一样弯曲着。对我来说它像是个撬棒，像那种塞到下面能撬起东西的工具。

“就是这个。”她迅速地搞定了门槛。她用撬棒在门槛的木头下面快速地猛戳了几下，又使劲往外拉了几下，门槛被撬了起来。看起来毫不费力。

“把粉笔线扔给我。”

我往水桶里仔细看了看，像是钻进了一口漆黑的井里，我不知道这些要求是否就是考试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挂了。

“灰色的塑料制品，像泪滴的形状，从里面能拉出来一个小标签。”

我赶快把它翻了出来，用一个轻柔的下手投球把它扔过卫生间。玛丽一只手接住它。她摇了摇那个东西，拉着小标签把一条蓝色、带着粉末的线从盒子里拉了出来。

“拿着这个，”她把灰色的塑料部分递给我，“往后拉。”

我接过来拉住这一头，玛丽把她那一头的金属标签拉到墙边，放在做过中心点标记的地面上。

“现在把线放在走廊里的标记上，然后把线拉直。”她说。我弯着腰，从瓷砖切割机下面爬过去，把线放到标记的位置。

“拉直，”她说道，“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可以了。”

她在我俩中间的一点把线拎起来，这条线在屋子的中间形成了一个小山丘，然后她松了手。线啪的一下弹到地面上。蓝色的粉笔灰尘四散开来，地板上留下一条细细的粉笔线。

一个朋友的哥哥曾经用橡皮筋和我们玩过一个游戏。我们伸出胳膊，他把橡皮筋弹到我们的皮肤上，每弹一次把橡皮筋拉得更远一些，我们的胳膊刺痛着，留下一条条红线，和这条蓝色的粉笔线一样。

“这就是这个屋子的中心线。”玛丽说这话的时候依然跪在地上。

“憋住气。”

玛丽撕开一袋沙粉，和她面包车后排撕开的那袋一样，然后往另一个橘红色的水桶里倒了一些沙粉，接下来，用另一个小水桶从浴缸里接了水倒进沙粉里，然后用连着长条金属装置的电钻进行搅拌，电钻的一头扭曲着，像是外面包裹着灰色坚硬物质的工业打蛋器。

“牙膏。”她说。

“什么？”

“你要把泥搅拌得像牙膏一样有韧性。”

“好的。”

搅拌完之后，玛丽舀出一些放到地上。这看起来可不像是牙膏，而是一坨像湿纸一样黏糊糊的暗灰色东西。她用带锯齿的抹刀把水泥推开，水泥上留下条纹痕迹。我喜欢金属抹刀的刀刃在底层地板上安静摩擦的声音，还有水泥上留下的平滑的漩涡痕迹。她拿了一块沙土色的瓷砖放在我们画的中心线正左边，又把第二块瓷砖放在中心线右边，紧挨着铺好。之后就开始切割瓷砖了。

玛丽把大块的海绵浸湿，把水挤出，滴落到切割机下面的托盘里。

“这些水有什么用？”

“瓷砖切割机是湿切割。”

我点点头，似懂非懂，也许刀片切割瓷砖时的摩擦会产生火花。

她用金属三角的一条边做直尺，用铅笔在瓷砖左下方画了一条深色的线。她把瓷砖递给我。

瓷砖在我手里冷冰冰的，而且比我想象的要重。

“好的。”我仍旧那种听天由命的语气回答着。我打开切割机的开关。伴随着潮湿的飕飕声，刀片开始转动，刀片带起来一股凉水，溅到我的脸上。刀片上方本应该垂下来一个塑料挡板，减少水和瓷器灰尘的外溅，就像自行车车轮上方的挡泥板一样，但是这个挡板严重弯曲，虽然用牛皮胶布固定住了，但效果甚微。

刀片把一摊水和瓷砖灰的混合物甩到我身上，将我胸部到肚脐的位置浸湿了一条线。

“慢点。”玛丽一边说，一边测量着第二块瓷砖。这就是她给我的唯一指导。

我把瓷砖放在潮湿的平台表面，用旋转的刀片对准铅笔线，这个刀片和我知道的电锯鲨鱼牙齿般的刀片不同，它呈平滑的圆形平面，像是将几张光盘压缩在一起。我不相信它能切割开坚硬的瓷砖。

但它确实可以。当刀片接触到瓷砖的时候，电锯的声音都变了。潮湿的飕飕声升高成砰砰的咆哮声。刀片切割着陶瓷，吞噬出一条黑色的线，灰尘和水珠四溅开来。我把控着瓷砖的方向，双手握住瓷砖靠近我身体的两个角，尽量让瓷砖保持正直，调整着，移动着，这里稳一点，稳一点。

我调整过了头，瓷砖被压碎了。切口处的尖角顶住了刀片，刀片颤抖着停止了转动，发出意味着错误的噪音。我望着地板上的玛丽，脸上写满惊慌失措的问号。她转向我，没说什么，只是把手比在胸前，模仿控制瓷砖的动作，然后她把手往自己身体的方向拉回来，再向前推出去。这个姿势的意思是，我做的方向反了。先向后，再向前。我稍稍后退了一些，刀片又甩着水旋转起来。我慢慢地把瓷砖往前推，掌握好方向继续切。

切割机咆哮着。但是我没注意到这些噪音。我没注意到四溅的水花，灰尘，或是被浸湿的衣襟。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铅笔线和我手指捏住的瓷砖角，然后让刀片始终切在线上。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忘记了呼吸。我慢慢推动着瓷砖，已经切了一半了。时间被延长，绵长无尽头。

瓷砖切开了，滴着水，瓷砖的一角有一个小缺口。我关掉切割机，把切下来的瓷砖递给玛丽，我的手现在又湿又凉。

“我把一个角弄了个缺口。”

“没关系，”玛丽说，“我会把这块砖藏在踢脚板底下。”

这种释然让我想到第一次在报社做问答采访——编辑告诉我，我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提问，不必完全按照设计来。我们在刚开始一份新工作的时候是多么缺乏想象力呀。当我们得知辛劳的工作中有松懈的机会、有犯错误和娱乐的空间时又是多么高兴。

玛丽把瓷砖放在地上，将切口的一边对准墙壁。她把瓷砖按进有纹路的水泥里。把另一块做好标记递给我。我又打开了切割机的开关，抹掉溅到眼睛上的第一串水珠。

我们继续工作。有一块我切太多了。玛丽把瓷砖放好，看了看缝隙，说了一句“太小了”就把瓷砖放到一边，在另一块上做了标记。我又留得太多了，她又把瓷砖递了回来。“就多了那么一点点。”她举起瓷砖，给我看了看那个有些随意、不太平整的切口。我切得歪歪扭扭，边缘一点都不直、不整齐。我觉得很难堪。

“对不起。我没控制好。”

在切割坐便器底座边缘曲线的时候，她演示了一种切割弧形边缘的钢琴键技巧，瓷砖切割机做不到这一点。她教我怎样每次沿着曲线切割半英寸左右的长度，这样所有的小切面连起来就像是咧嘴大笑时的一排牙齿。之后用锤子敲每个小切面，或瓷砖多余的部分，或用其他手头的工具弄掉不平整的部分，形成曲线。

锉刀可以挫平任何参差不齐的地方。我喜欢这个技巧。它干净、迅速、实用。瓷砖碎片掉落时发出的叮当声是那么悦耳。

然后她递给我一块没画任何标记的瓷砖，没有深色的铅笔线告诉我该切在哪里。

“四又十六分之十一。”她说。我从水桶里摸索到卷尺，还有一支我看玛丽用过的扁铅笔。我在脑海中重复这个数字，四又十六分之十一，这是我听到过最陌生的数字了。几何证明、代数等式中的变量这些高中数学课幽灵在我的脑海中飞奔。四又十六分之十一，我越重复这个数字就越觉得它听起来毫无意义，所有的音节都溶解在潮湿、含有沙粒、混合着水和瓷砖灰尘的泥浆之中。

我用卷尺的金属钩勾住沙粒色瓷砖的边缘，在瓷砖上拉开卷尺。玛丽依然蹲在地上，她背过身子把另一块瓷砖压在地面上的灰浆里。当她背对着我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拇指指甲数着卷尺上的细线。十六分之一，之二，之三。我数到了九。

“你在数线吗？”她问我这话的时候依旧背对着我。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感觉好像考试作弊被抓到了一样。我想，这就是我没法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这就是我木匠生涯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使用手持电据，用锤头敲钉子，在一小池子水里用旋转的刀片切割瓷砖，这些工作需要练习。这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天早晨我开车的时候，切割瓷砖的时候我就提醒过自己。我没法立马就让工具和材料完全听我的话，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卷尺竟然是给我带来最严峻挑战的一个工具。

卷尺

第一个能够弹回外壳里的弹簧卷尺专利诞生于1868年，所属人是纽黑文人阿尔文·J.费洛斯。他对这个工具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了能够在任意距离固定卷尺的机械装置。这是非常实用的进步，可以避免还没来得及测量卷尺就弹了回来的窘境。

但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卷尺才流行起来。在那之前，木匠们使用的是木头折叠尺。我们家以前车库工作台上也放着一把，它的折叶夹到过我的手指，我至今还记得那种疼痛。

无论是老式折叠木尺还是新式的卷尺，问题都是相同的：我所有搬东西的技能都不能抵消这种失败，不能抵消这项基本技能的缺失。我对木工一无所知，比想象中知道的还要少。

玛丽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从我手中拿过卷尺。

“看这里，”她边说边指着，“这是什么？”

“二又二分之一。”

“这个呢？”

“二又四分之三。”

“这个呢？”

“二又四分之一。”

她又挪动了大拇指。她关节上干掉的泥浆裂开了。她的手指修长，有着女性的柔美，但很有力量。

“二又八分之一？”

她摇了摇头。“再猜猜。”

我靠近一些好看得更清楚，近到能闻到她身上的烟草味。

“二又——”细线变得模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摸了摸前胸被浸湿的地方。玛丽多给了我一些时间。

“给我看下二又八分之四。”她说，这句话拯救了我。我用大拇指指甲指出了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什么？”她把大拇指移动到刚才的位置。

“八分之三，”我说，“二又八分之三。”

“这就对了！”她哈哈大笑。

她放开卷尺，让它弹回外壳里面。

“那十六分之十二呢？”她问我。

“四分之三！”我记起来如何约减分数了，这真是个惊喜。

我现在回答的是一个四年级学生都能答得上来的问题，这骄傲的感觉真是得之不快。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玛丽造成的——她耐心地提问题，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只是想要让我理解，而不是证明我不知道的有多少。这一点是好老师的标志。

“四分之三。正确。如果你记得十六分之十二是四分之三的话，那你就知道十六分之十三在哪里，知道十六分之十一、之九在哪里。”

然后她和我讲了她前老板巴兹的事情，巴兹是一等一的完美主义者、熟练的建筑工人，他要尺寸精确到一英寸的三十二分之一。

“那我也只好数线了，”她继续说，“练习，只有练习才能办到。”

我练习了。我们那天重复了这个过程，都是具体的动作：先是这个，之后是这个。测量，标记，切割。切割机的声音，四溅的水花，冰冷干燥的瓷砖，被切割的潮湿瓷砖，我在切割机前面的身体，紧盯着铅笔线的双眼，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时间和语言，全都消失了。

报社教给我什么是机械的过程。坐在新闻间的桌子前，指尖噼里啪啦打着字，咔嗒咔嗒点击着鼠标，银幕灰暗的光亮映出我脸颊上苍白的皮肤和呆滞无神的双眼，我感觉到一种让大脑变得迟钝的机械化运作，一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和目的的行动。

但是在这里，在铺瓷砖的时候，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一次测量都有意义，每一次切割都有意义。它是重复的，的确如此，但它并不无聊。一天试工之后，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即便你切过几千块瓷砖，即便你用了一年瓷砖切割机，你还是要小心翼翼。尽管你已经能做得更快，做得更好，切得更直，更少卡住刀片——但你还是要集中注意力。铺瓷砖的重复性引发了存在感，一种具体、有形的即时感。

“烟歇时间到了。”玛丽宣布完就一头钻进雨中抽烟去了。

我留在屋里，看着已经铺好的地板。雨水敲打在窗户、屋顶上滴答作响。

伴随着楼梯上的脚步声，一个老人出现在我眼前——他看起来有一百多岁了，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长长的白发绑成的一个马尾辫在肩胛骨之间摆动着，像是雪地里生活的某种动物的尾巴。他腰间挂着一个轻便的锤头，穿着被颜料染色的裤子，白色的T恤好像床单一样挂在肩膀上。他拿着一个油漆罐和一把刷子，胳膊下夹着一块暗色的帆布罩单。他走到房间那头，站在一扇采光窗户旁边。

“很高兴看到女人做这些工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要解释我不是真的在这工作，只是试工，只是做了几个小时，而且我不知道怎么看卷尺刻度的话，那就显得很笨拙了。如果我说，我也很高兴看到一个年逾百岁的魔法师做这些工作的话，那也会显得很笨拙。

“谢谢。做这些工作感觉还不错。”

玛丽抽完烟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干活，我俩没怎么说话，直到铺完了瓷砖。因为过一夜才能灌浆，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精神集中、新鲜感以及完全抓不到节奏，这些因素凑在一起让我觉得时间飞逝。

周二下午三四点钟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你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在消耗时间——简直就是折磨。因为在脑海深处，我们知道所有的时间都不会重来。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也有终点。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在一个聚会上，一个挨一个对所有的客人说，“这是你真实的生活，你知道的。这就是你真实的生活。”这用得着提醒别人吗？但这又是多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事情啊。我们收拾好工具，重新装满面包车，回去的路上我有点哆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切坏了太多瓷砖，如果我搬东西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就好了，如果她注意到我没有挡住她的光线就好了。

“你冷吗？”玛丽问我。

“有点冷。”

她猛地打开热风，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扫了过去。

当我们开到她家门口的私人车道时，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笑了。

“谢谢！”说完她递给我七十元现金。我的工钱是每小时十块钱，这对于我做的事情来说好像并不算少。

“去洗个热水澡。把头发上的瓷砖灰洗掉。”

我用手撩了下头发，头发湿漉漉的，夹杂着沙粒，粘着瓷砖灰的碎屑。我再次感谢了她。

“保重。”她对我说。

这是最后分别时说的话，是你对素不相识、不会再见的人说的话。我回到家，又冷又情绪低落，站了一天之后我的骨头里面都透出疲惫。临别时的那两个字让我意识到，她会选择其他人了。我早早上床，当风声渐起、大雨袭来的时候，所有糟糕的念头都卷土重来：后悔，工作，金钱，医保，孤独，错过的火车，还有空荡荡的日历。

第二天早晨，天空阴沉但并未下雨，玛丽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这份工作就是我的了。

“我愿意。”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