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记岁月的年轮里，在铜锣的回声中，在窗户的框架里，在每日都能见到的坚不可摧的东西里，我们找到了真实。

木匠格言

07．锤子如此简单，种类却又如此之多。不过是一块铁插在一根木头的一端，但变化无穷。

08．一般来说，每隔十六英寸就能找到一根立柱。虽然有几百万个理由可以不这么做，但这就是规矩。

09．在开始的阶段，木匠的工作就好像是让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10．你并不糟糕，你只是需要上百次的练习。

11．我们的骨头知道下一级台阶应该在哪里——重要的是台阶能够不负所望。

12．成为你做的工作。

撬棒

玛丽录用我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建筑师家的地下室开始工作。玛丽对我说：“欢迎来到奇妙小破屋。”

一扇小窗户下面是成堆的装有颜料和染色剂的罐子，还有许多生锈的焊接条。颜料罐提手上结满了蜘蛛网，窗户透进来的光照亮了蜘蛛网上的灰尘。电线在头顶的管道和房梁上绕成圆圈。一个兼作工作台的乒乓球桌：球桌表面坑坑洼洼，有颜料飞溅的痕迹，还有木胶粘在桌子上留下的小点。工作台上有一个马克杯，里面忘记倒掉的咖啡上已经生出白色的霉菌，还有几袋砂纸圈，几盒旧石膏板螺丝钉，电锯盒子里装着钢锯、长螺丝刀和一卷蓝色油漆工胶带。旁边的小钉板上挂着一些工具，把手和貌似是刀片的部位落满灰尘，可见这些工具很少被用到。小钉板的角落里摇摇晃晃地挂着几个奇怪的夹钳，夹钳上的金属杆将木制压片分开。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毫无装饰的灯泡，灯泡里面安装了运动监测系统，检测不到运动就自动关闭。我们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不时挥舞着手臂让灯重新亮起来。

“你以前灌过浆吗？”玛丽一边在箱子里翻找东西一边问我。

“没有。”

“准备好要灌浆了。”

建筑师的家中继续响起嗡嗡、砰砰的声音。玛丽从大牛奶箱盒子里把深棕色的泥浆粉倒进一个干净的水桶里。她这次没告诉我要屏住呼吸，但我还是屏住了呼吸。她又加了一些水混合在一起。

“泥浆要比泥更薄一些，”她说完就从黏糊糊的东西里舀起一些混合物，“看着它们滴落，就和你用打蛋器挑起来一些蛋白，看看它是否到了最佳状态是一样的道理。”她递给我一个工具，把手是塑料材质的，底座平整，像是用光滑的白色橡胶代替了猪鬃毛的硬板刷。

玛丽叫它镘刀（英文float，还有漂浮物的意思——译者注）。我觉得对于一个工具来说这个名字还挺可爱。这个名字让我想到波涛和小船，还有将自己交付给海水的画面。它勾起了我久远的记忆，让我回忆起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冲浪钓鱼的场景，父亲甩动鱼竿，吊钩在海浪上飞了出去，他飞快地旋转转盘，明亮的鱼漂像鱼儿一样在海浪中快速地跳跃，吸引着蓝鱼的注意。“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大海。”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在沙滩上收拾渔具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说完他把锋利的鱼钩放回干净的钓具盒里，盒子里面还有颜色明亮的诱饵。

“你知道基本的原理吧？”玛丽问我。

“知道一点。”

“把泥浆灌到瓷砖中间。”

我们把泥浆倒在地上，用镘刀把泥浆铺开后推到瓷砖缝隙里。玛丽做得很熟练。她用镘刀挤压着瓷砖间的沟缝，将镘刀倾斜着操作，先沿着一个方向，之后再沿着另一个方向。我有样学样，但总是笨手笨脚的。

“来来回回地镘会弄得更平整，”她开始传授我一些技巧，“不要留下气泡。还有，如果你留在瓷砖上的泥浆越多，后期我们需要打扫的就越多。”

填满所有的缝隙之后，瓷砖看起来是多么精致啊，线条甚至有点像城市交通网的地图。

“我以前做这个活儿的时候都不需要护膝的，”玛丽说，“你有这个困扰吗？”

并没有。

“我老了。”她说起“主妇的膝盖”——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词。人们也管这叫作女佣的膝盖、髌前滑囊炎，需要久跪的人经常被膝盖积液囊发炎折磨，比如灰姑娘们、擦地板的人，还有泥瓦匠。

我们灌完浆，用T恤做的抹布把地板擦干净，玛丽递给我一个撬棒：“把地下室的楼梯踏板都撬下来。”

我手里拿着撬棒，站在地下室台阶的最上面。下面飘上来洞穴中那种凉爽的空气，夹杂着地窖潮湿的味道。我希望自己做的就是玛丽脑子里想的事情，拿着比之前玛丽用来撬门槛的小撬棒更粗、更长的大撬棒，用力塞进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下。我压下撬棒，再往上一抬，立刻感觉到木板在我的力量下被剥落下来，甚至听到钉子失去对木板的控制时哭泣的声音。

不敢相信，撬棒是如此有力量！我撬掉了一级台阶上的木板，然后又撬另一级，破烂不堪的深色木质楼梯上，人们上下反复踩踏的地方已褪成了灰色，还有开裂的痕迹。我皱了皱眉，汗水流了下来。撬完全部地板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对自己的速度感到很骄傲。地下室里，最远处的墙边摆放着一个长条工作台，一头放着一个红色旧老虎钳。

我又回到正在拆除的楼梯上，抬头一看，这栋房子的主人，建筑师康妮正站在那里，她四十来岁，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头发剪得有棱有角，站在楼梯上面朝下看着我。她的手里拿着笔记本，耳朵后面别着铅笔。

“嗨！”她用一种“我应该认识你吗？”的语气打了个招呼。

我抬起头看着楼梯，从她站的地方到地下室的楼梯踏板已经被拆掉了，只剩下框架和漆黑的空心，人们很难从这里走下来。突然之间，恐怖的预感一闪而过。我怀疑自己干了蠢事，抬头给了她一个痛苦的微笑：“我就是——”

“没关系。”她看着右手边的厨房，那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等一下！”她对里面的人说道。

“等下，小心橱柜。”她离开了。

我喘了几口气，等了一会儿，但她并没有回来。于是，我就继续一级又一级地“破坏”她的楼梯。玛丽过来的时候我快要撬到最下面了，她把碎木板堆到地下室的门口，朝下面看了看，点了点头。

“这个撬棒太神奇了，”我喜滋滋地对她说道，“我觉得自己像个超级英雄。”

“干得不错，”玛丽说道，“下次从下面的台阶往上面撬。”

我往上一看，这才意识到问题：现在要想上楼，我必须得费点劲儿了。

前半生的秘密

第三天去工作的路上，玛丽和我说，建筑师康妮问起了我。玛丽和她说，我以前是个记者，刚入行做木匠。据说她说：“我觉得也是这样。”

很好奇她是怎么知道的。

当天下午，在主卫生间里，玛丽蹲下身子，弯着腰靠近淋浴间的底座，向我展示什么叫作墁底。她把水泥倒入淋浴间的底座，用泥刀把水泥推平。泥要厚，不要有任何凸起或气泡，同时要墁出正确的角度，可以让水从各个方向流向排水口。她先用泥刀把滑溜溜的湿水泥抹平整，形成稳固的表层，接下来一下一下地把水泥表面修饰光滑。

这真是迷人！观察一个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人，感受操作工具时的技巧和漫不经心，我深深沉迷于此，眼睛紧紧跟随着玛丽移动。

建筑师康妮出现在走廊里。

“我发现了你前半生的秘密。”

我寒毛直竖，脸刷地就红了，小声地说：“也不是什么秘密。”

“你之前有什么专攻的方向吗？”

“我主要写一些书评。”

她挑了下眉毛，露出一种惊讶和认可。我知道，自己的脚边放着装工具的水桶，身上穿着三天都没有换过的脏牛仔裤，正蹲着看玛丽在那里抹水泥。

“小说还是非虚构类的？”她问我，然后又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书。我列了几本，然后告诉她我喜欢它们的原因。“有个刚出版的故事集很有意思——作者将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无缝衔接，你正读着一对可怜的夫妻和我们一样生活着，然后大脚怪或尼斯湖水怪就突然成了故事中的一员，很有诗意，非常棒——”

“把海绵递给我一下。”玛丽对我说。

我停了下来，脸红心跳地从水桶里翻出来海绵。

我不知道玛丽是想提醒我集中注意力，还是她刚好需要海绵。反正她这话说得很好，我把海绵递给她，然后继续默不作声地看她干活。建筑师离开了，到屋子的别处去找另一群工人。

渴望大项目

从春天到夏天，我和玛丽从一个工作折腾到另一个工作。我们在位于多切斯特的一个厨房做了内置书架。我们拆了一面墙，修了橱柜，在牙买加平原区一个刚购置、需要修缮的房子里修补了天花板。我们为剑桥的一个南方淑女的家刷了涂料，刷了涂料，又刷了涂料。（“哦，亲爱的，我要的是中庭白，不是亚麻白。你们能把前厅、客房和客厅再刷一遍吗？”）还给一个寡居的老奶奶改造了卫生间。老奶奶住在萨默维尔市的小公寓里，屋里摆满了长颈鹿造型的装饰品。我也一点一点地掌握了这份工作所需要的技能。

我们要做的项目种类繁多，在各个小项目之间转换速度很快，这些都让我十分欣喜。在这里做一天，在那里做几天，十天半个月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对不同的人说：这是您的后院露台，您的新窗户，您的墙。但是玛丽很沮丧。她对现在的经济状况感觉很惋惜——人们没钱做大项目了，所以她只好拼拼凑凑地做些零散的工作和修修补补的活计，而不能做那些她喜欢而且有资质做的更大型、利润更丰厚的翻修木匠活儿。玛丽满怀期望地聊起能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干上六周、干上几个月的工作，比如全面翻修公寓或者重新装修厨房。

在沉闷地刷涂料的几天里，我和玛丽有时候一两个小时都不说一句话。这种安静让人觉得舒服，很适合我们两个人——没有为了填补空白而闲聊带来的压力。她会滚动着粉刷涂颜料，我会用刷子在踢脚板边缘、在天花板和墙壁衔接的角落处补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成为你做的工作”这个短语，这是禅宗的一种流行说法。我试图迷失在中庭白的延展和流动之中，从看起来像香草奶昔桶的颜料桶，到刷子的鬃毛，再到墙壁。我手中握着木质的刷子把手，刷开的颜料像奶油一样黏稠又光滑，闪着丝绸一样的光泽，一点一点变干后覆盖在墙体表面。

其他时候我们一刻不停地聊天。

“你知道我在克莱格列表上发的那个帖子吗？我收到了三百条回复，三百条啊，”这不是她第一次提起来这件事，“你能相信吗？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我甚至还收到了一个从业二十年的人发来的邮件。”她把涂料滚筒放到托盘里：“时代的发展啊。”

她还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玛雅。玛雅一改假小子的模样，在墙上挂了很多美男乐队的海报。

“有了孩子以后时间肯定过得更快了吧。”

“怎么会呢？”

“它会让你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你还剩多少时间。”

玛丽比我大十三岁，这是一个很好的年龄差距——不会差太多像是两代人，也不会差太少像同龄人。她以自然的方式传达出一种“你能从我这里学到些东西”的感觉。

但我们的谈话还是经常会回到她对大项目的渴望上来。

“我想要能够大干一场的项目，”她边说边用颜料滚筒刷着卧室的一面后墙，从这间卧室的飘窗能够俯瞰剑桥一条狭窄的侧街。

“全都是这些米老鼠一样的烂活儿。”——这是她形容业余事情的说法——“我要疯了！”

我可没疯，我的脑袋要爆炸。

为什么要挖四英尺？

我们接了一个新项目，在萨默维尔市一个死胡同里建一个后院木板露台。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

现有的台子破碎、腐烂不堪，拆除掉它之后，我们用匙形取土器挖了四个木桩坑。匙形取土器下方有两个相对的铲子，上方是两个长长的把手，两只手一起用力把它往地上一戳就可以插到土里。当取土器进到土里之后，把两个把手拉开，合起两片铲子，就抓起了泥土，把土从坑里提出来堆在附近。这个工作需要做好几个小时，累得我胳膊酸疼。

每个坑都要挖到四英尺深，这算很深，让我想到了棺材。在美国东北部，对于支持木板露台等结构的木桩，规定深度就是四英尺。玛丽解释说，这是能够到达冰冻线以下的深度。冬天，地表以下的土壤都会结冰。低温钻进土壤下面，就好像二月份的时候，寒意渗进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血液和骨头里。土壤中的水分结成冰之后，体积在地下膨胀，巨大的力量挤压着所有阻挡它的东西，每英寸几万镑的力量，足以移动栅栏木桩、梁柱和楼房。春天到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栅栏木桩从土地里面升了起来，和其他的木桩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这就是发生了隆起。冰冻让地下的东西发生位移、隆起，就像肺吸气时胸腔会鼓起来，因此栅栏木桩的洞要挖到冰冻线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从未考虑过泥土、水、低温以及它们与露台木桩之间的关系，从未考虑过所有这些地下的活动，从未考虑过我看不到的东西。做了木匠这一行，我开始注意所有路过的门前屋后的露台。我寻找着经加压处理的木材上呈现出的绿色痕迹。这些痕迹就是曾经被砷和其他化学物质浸泡的地方，以此来防水、防腐。自从玛丽告诉了我这种木料含砷这件事情，我再给露台砍木头的时候，就开始屏住呼吸。经加压处理的木材要比普通木材更重，而且摸起来有一种奇怪的冰冷、潮湿的感觉。当我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行走的时候，我看到到处都是露台，露台上放着盆栽的天竺葵和吊挂的蕨类植物。栏杆上缠绕着闪烁的圣诞节灯饰。立柱上锁着的自行车装有带防水垫的软座椅。到处都是木板露台，每一根木头都被人测量过、切割过。

这就好像站在一连串我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前面。比如说，楼梯。对于在不同楼层之间移动、走到家门口、走到地下搭乘火车前往城市的其他地方来说，它都是能发挥作用的。相关的规定决定着台阶高度和深度。我们都知道如果一级台阶比前一级高出一点是种什么感觉，我们的脚趾可能会踢到台阶的边缘；或者更刺激一点，下楼梯的时候，在脚掌落地之前你所有的骨头都以为是一个结实的东西在等待着你，来承受你的重量——但是它没在那里。或者它来得太早了，把你从脚踝到膝盖都震了一下，撞击带来的震动让人不舒服。我们在即将睡着之时都会有那种坠落的感觉，向前迈步但没碰到地面，双腿在床单上突然蹬了一下，那是一种突降的感觉。肌肉的记忆很快就形成了——我们的骨头知道下一级台阶应该在哪里——重要的是台阶能够不负所望。关于台阶的规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在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建筑学——同时也是天文学、解剖学、数学和色彩学——巨著《建筑十书》中，维特鲁威写道：“我认为台阶的高度，应该限定在不高于十英寸、不低于九英寸这个范围，这样上台阶就不会很困难。台阶的踏板宽度不应该短于一点五英尺，不应该长于两英尺。”

十八世纪，法国建筑师雅克·弗朗索瓦·巴帝伦在《建筑学课程》中建议，人的步长应该决定上升高度与前进长度的比率，也就是台阶高度和台阶深度的比率。近代美国建筑师赞成一种实用性强的近似值：上升和前进长度的总和应该约为十七点五英寸。现在，你一只脚所在的台阶踏板应该至少有九英寸长。而每级台阶不应该高于八又四分之一英寸。每两级台阶之间的空间不应有超过八分之三英寸的高差。

看着木板露台和楼梯的骨架，我很感激计算上升高度与前进长度比率的人是玛丽。光是这个词就让我想到了学校几何课上的幽灵，愁眉不展的我一直在脑海里念叨着“我再也用不到这些东西”，我给自己的不够努力和能力不足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玛丽算出每级台阶的高度和踏板的宽度，还有从和后门高度持平的露台到地面需要搭建多少级台阶。我切了一些厚木板，做踏板和梯级竖版，我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三天之前，如果房子的主人从后门走出来，他还会掉下来，脑袋可能会撞到木桩。现在，这有一个露台，向下走七级台阶就可以抵达地面。我们没有建造金字塔或是巴特农神庙，但这也很不简单了。当我们把最后一根木桩的柱帽固定在露台上之后，我爬上楼梯，咧开嘴笑了起来。

我从地面走上门前的梯台，走上这七级台阶。我踱着沉沉的步子在上面走着，测试楼梯的强度。

“我可以在上面跳吗？”我问玛丽。

“随便跳。”然后，我就在露台上使劲跳了起来。很坚实，纹丝不动，露台禁得住我的重量。玛丽站在地面向上伸出双手，她抓着露台的边缘向上一跳，做了一个引体向上。

“挺结实。”

我们搭建了一条从大门到地面的路，一条通道，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一个可以堆杂物、可以在进屋之前抖落掉鞋子上的雪的地方。真是个好东西呀！

在那以后，我们又从一份工作跳到另一份工作。这几个月里的每一份工作，都帮助我掀开了曾经阻挡着我、让我无法看到近在咫尺的物质世界的幕布。

现在，这个世界里有走廊，有架子，有墙壁，有木头，有玻璃，有灰浆，有颜料。这种意识、这种新的发现对我造成强烈的影响，我知道那些窗户和门廊是由多少块木头构成，它们是怎样安装在一起的。这些我以前从未想过，我也没有任何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而现在，随着每天的工作，随着每一项新工作的开展，随着操作逐渐熟练起来，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旅行会让我们离开熟知的世界，然后看到更多的东西。离开家之后，我们便很容易注意到影子，鸟，汽笛，天空变幻的颜色，某个房顶上的尖顶，通往河岸的下行台阶的模样；还有蹿到树上的松鼠的颜色，在马路上咕咕乱叫的鸡群的声音，焚烧垃圾、低潮、烤面包的味道。我们被熟悉的事物遮住了眼睛。汽笛声，各种味道，房顶和天空，这些东西也同样存在于你所熟知的地方。在家里，我们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意识到这些，才能好好观察这个世界。

在开始的阶段，木匠的工作就好像让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些新鲜感就是将最熟悉的事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我的厨房橱柜，通往卧室的走廊，还有浴室的瓷砖。

拆除队

在两份工作之间的几天间歇期里，我们会在玛丽的房子里工作。她房子的状态很稳定，永远都处于半完工的阶段，同时还有几英里长的待办事项要完成，总是有房间在翻新、改装。一天早晨，我们的工作是拆除她家的烟囱。

拆除队的人九点十五分出现在门口。

“这些人可不一般。”玛丽说。

拆除队把车开进了她家的车道，如同大风呼啸、大雨压境。几个人从巨大的自动倾卸卡车上砰砰地跳了下来。一共有三人，其中有两个年轻人，还有一个老板。他们仰着头看着屋顶，检查烟囱的状况。需要拆除的是从三层屋顶到地下室部分的烟囱。屋子里面有一面墙要彻底推掉，三面要拆到只剩下立柱，另外天花板也要拆掉。这些人就是来这做这些工作的。

“好了小伙子们，咱们上去。”领头的人说道。他是这个行业中的传奇人物，一个收集、处理垃圾的人，一个拆除专家。他留着卷发和八字胡，肚子看上去又大又硬，粗大的手指脏兮兮的，小腿和胫骨的皮肤上有粉色、红黑色的伤痕，像是颜色变深的干水果。他说话很快，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笑了起来，笑起来的时候会一边喘着气，一边飞快地看你一眼。

两个儿子和他一起工作。大儿子二十刚出头，和爸爸长得一点都不像。他瘦得皮包骨头，肩膀和后背都窄窄的，裤子拉得很低。玛丽说有一次他拆了一整天东西之后，在卡车边上做了一个单臂引体向上。他的大眼睛是蓝色的，金色的卷发垂在脸上和胡子上，看上去像是个民谣歌手。当他肩膀上扛着大锤头爬到房顶上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瘦版的雷神托尔。我完全没法从他身上移开视线。

另外一个小儿子，看起来更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像高中校园题材电影里的街头恶棍。他戴了一顶棒球帽，身穿紫色的宽松长运动裤，体型和父亲一样，不过肚子更软一些，脸上满是污泥，肉嘟嘟的脸颊让眼睛显得很小。玛丽转述了一个他的故事：有一次，他喝了一箱摩尔森啤酒，然后意外地用枪射到了自己的手。

他们工作的时候没有戴面具，也没戴手套。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全。切割的时候砸碎和扔掉的废物、升腾起的灰尘、砖头和砂浆的碎片、绝缘材料和旧石膏的颗粒、铁锈和霉菌，全都进入他们肺里，再进入到血液之中。我几乎能想象到他们家晚上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两个儿子在上面的木瓦上脚步轻盈，轮流用大锤子砸碎砖块。他们把碎片从屋顶上扔到卡车的车斗里面。砖头带着流星尾巴一样的碎石头飞下来。整个街区都回响着砖头撞击卡车底盘的声音，以及那种石头和金属碰撞时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儿子们干活的时候，父亲兼老板向我们介绍起他们的工作。冬天的时候，他就在皮卡前面装上雪铲，帮人清扫私家车道。他的花名册上有七十幢房子，都是扫了二十年雪的老主顾了，每扫一条车道一百美元。一场风暴下来就是七千美元，每个冬天平均有十场风暴。对于十个漫长的夜晚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他聊起上个月做的一个拆除工作，那是在剑桥的一个六户房子。他们三个人把房子内部全都拆掉了，每天拖出约七吨的东西，拖了整整十天，赚了一万五千美元。

“这些都没有钓鱼难，”他说，然后讲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他在锡楚埃特市外面一艘渔船上的见闻。

锡楚埃特是一座海边小镇，在波士顿南边二十五英里，工人们捕捉双髻鲨，卖到英国去做炸鱼薯条。他说他们用的网子有三十个足球场那么长，能拉到海面下三百二十五英尺深。“你永远猜不到这些网子能捞出来什么东西，”他说，“旧锚，一些船上的东西，有人类牙齿的鳗鱼，还有这么大的鱼，”那双像皮革一样的手比画着三英尺的长度——“网子里面每两英寸都有。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网子里每两英寸都有！”他一边重复着，一边发出刺耳的笑声，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又说到开货运卡车送百事可乐和香蕉的事情。他还谈到养猪，以及去年九月杀猪的情形。猪得了冻疮，有一个蹄子肿得像个篮球那么大，所以他们只留了一些好的，剩下的大部分都扔在篝火里烧掉了。他说他每年举办三次大型的庭院旧货市场。他把这些年拆除工作中发现的宝贝摆满一桌又一桌。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找到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和玛丽在墙壁后面、在地板底下挖出了一些弹珠、一个纽约的车牌照、二十世纪初的报纸、绿色的塑料战士、一个女孩儿的白色溜冰鞋和一个小蝴蝶结上的花边。很难想象，这些东西会出现在墙壁里面、地板下面。仿佛这里曾有个小女孩，一只脚穿着溜冰鞋在滑行，另一只只穿袜子的脚在冰池上走着；或者是一群儿童坐在楼梯上面，把弹珠扔进一部分新墙壁的后面。

拆除工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在难得的停顿中，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儿子。他说起最小的儿子，“他是个天才，还得过市长发的奖呢。”但这个小儿子高中时出了些事情，最后被关进了收容所。“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说着他又笑了，但又有些凄哀。

他的话让我想起母亲。母亲总想要和我分享她的智慧，所以从我十八岁开始，她就劝我在生孩子的问题上要谨慎。“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这么多年里她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着。拆除工人说这话的时候，指的是墙壁后面的垃圾和宝贝，是有人类牙齿的鳗鱼，是关在收容所里的儿子。

我母亲说的意思是：“你可能最后生了个怪物。”

锤子博物馆

两个小伙子很快搞定了烟囱的工作。烟囱在这里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但拆掉它却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现在房子的中心是中空的立方体，就好像有人把手伸到喉咙里面，把食管取了出来。

他们开始拆墙壁和一层餐厅的天花板。伴随着噼里啪啦和砰砰的声音，大锤头凿进墙壁里，撬棒插进石膏和立柱之间，房子的很多地方掉落到地面上。厚厚的灰尘飘出窗口，飘散在空中。

大儿子细瘦的胳膊不时伸到外面，把一部分屋里的东西扔到窗户下面的覆盖物上。他用窗沿支撑着臀部，探着身体放下一个非常沉的袋子。他看着我，或者至少是我这边的方向，眼神很茫然。我朝他挥了挥手，他没有一丝笑容，很快又把身体拉进窗户里面。后面出来的是分别装着石膏和板条的垃圾袋，板条捆扎得很整齐，沉重的石膏碎块把塑料袋挤出锯齿状的角，像是外星人试图从怪异的黑色子宫里出来。

窗户外面的木头和垃圾袋越堆越高。两人伸出胳膊往外面卸废物的时候，胳膊上沾满了灰尘，变成了棕色。当他们开始拆除天花板的时候，屋里轰隆隆的声音变得更响了。

窗户里面出来的不仅有噪音和灰尘，还有房里的东西，这种感觉让人心绪不宁。拆除发生得太快，拆掉一座房子不应该如此之快，不应该只需要两个兄弟、四样工具和一卷垃圾袋。但实际上，可能需要的还没有这么多。曾经存在的房间有着四面墙壁和一个天花板，现在都不存在了。曾经是墙壁的地方，现在是几根厚重的柱子，两个房间变成了一间，厨房和之前的餐厅融为一体。屋子里其他的地方全都是立柱和空洞，还有深色的木头，房间里没有一点整齐的地方，一小堆棉状灰色绝缘物堆放在地上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只剩下框架的空间，这一切发生得是如此迅速。真实的、存在许久的东西，不到中午就被拆除干净了。

这就是房间的易变性，这就是大锤子的力量。

“我在阿拉斯加弄到了锤子。”锤子博物馆的T恤上写着这样的一句话，锤子博物馆坐落在朱诺市（阿拉斯加首府）以北九十英里的地方，展出超过一千五百个锤子。这里有雪茄盒锤子、医用锤子、铺路用锤子、拐角锤子。还有像斧头一样的锤子。以及测试奶酪质量的锤子。

1973年，博物馆创始人戴夫·帕尔来到阿拉斯加，那时候他刚刚高中毕业，像拓荒者一样驾车而来。他小的时候在祖父的地下室商店里摆弄各种东西。“那个男人可以制作、修补任何东西。”帕尔告诉我。但除了在地下室里捣乱，帕尔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经验。

1980年，通过州里举办的抽签分配土地，帕尔和妻子在蚊子湖获得了一块五英亩的土地。他们一起盖了小木屋。他说：“直到我建了自己的水力发电站，这里才有了电。”没有插座的生活意味着没有任何电力工具，帕尔学会了打铁，他给自己锻造了一百多个不同的锤子。但这并没有激发起他对锤头的热情。

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到其他四十八个州旅行，这趟旅行让他了解了古董商店和跳蚤市场。

“我买了一个自己永远都不会用的锤头——一把医用锤头，就是医生用来敲你膝盖的那种——我的收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夏日的数月中，帕尔在码头做工。从家里开车三十英里到达码头，他把船绑好后就在镇子周围等待，邮轮驶入海恩斯，等到每晚游客回到船上，他就解开缆绳。几年前，海恩斯主街上有一处荒废的房子在出售。帕尔知道这是他展览收藏品、邮轮乘客靠岸观光的绝佳之处。再加上他的妻子卡罗尔刚在家里实施了不超过一百把锤子的限令。

“时间点很重要，”他说，“这不是我真正计划的事情。事情刚好发展到这一步。”

把房子收拾好花费了一番功夫。打地基的时候他们用到了手铲、独轮手推车和雪橇。在挖掘的过程中，帕尔挖出来一个特林吉特人（阿拉斯加南部和英属哥伦比亚北部沿海地区以航海为业的美洲印第安人——译者注）的勇士鹤嘴锄，也被称为“奴隶杀手”。他把鹤嘴锄放在博物馆里展览。鹤嘴锄的表面光滑，形状似生殖器，质地是白色的石头。展览鹤嘴锄的介绍卡片上说：“据说，鹤嘴锄有约800年的历史。最初鹤嘴锄上有一个雕刻精美的把手，每建好一幢新的长屋，人们会将一名或多名奴隶埋在角柱下献祭，祭祀仪式中会使用鹤嘴锄。”

“发现鹤嘴锄是一种预兆，”帕尔说，“这让我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锤子如此简单，种类却又如此之多。不过是一块铁插在一根木头的一端，但变化无穷。”比如，叫花鸡锤子来源于中国，以前的用途是打碎黏土的外壳，或者是做叫花鸡时包裹在鸡外面的生面团。再比如扁桃树锤子，橡胶做的一边看起来有点像没有凹进去的马桶皮吸碗，人们用它敲击扁桃树的树干，坚果就会随之掉落下来。

“人们需要知道这些故事，”帕尔说，“就算是做鞋子，也需要多种多样的锤子。现在人们都想不到这一点。”当我们说起现在人们缺少亲自动手的意识的时候，帕尔有些支支吾吾，“这种生活方式也有益处。”他说起自己养孩子的时候还没有电的事情。“世界在变化，”他继续说，“但我不会提倡别人也这么做。”

然后，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导游的模式：“如果你要聊到木工的话，那最重要的锤子就是羊角锤了。”

这一点我倒是很赞同。

砌墙

咖啡厅的老板请我和玛丽建一堵墙，把厨房从用餐区域分割出来。这家位于英曼广场的咖啡厅兼卖意大利烤面包、意大利面和披萨。服务员在几张小桌子间的狭小空间里迂回，一排忠实的回头客夹杂在其中排队等候着外带食物。需要砌墙的位置现在放了一个矮冰箱柜，上面放了几块胡萝卜蛋糕、几瓶佩洛尼啤酒和几罐橘色的圣培露矿泉水。

透过咖啡厅前面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广场。街对面有家名叫德鲁伊的昏暗小酒吧，是冬季周末下午小酌几杯的最佳之选。沿着马路一直走，有一家木地板咯吱作响的老书店，有全城最好的冰激凌店，海鲜烧烤店，早午餐很受欢迎的爵士酒吧，还有一个左撇子咖啡店。附近诊所里服用美沙酮的患者常常带着腕带、眼神空洞地在咖啡厅外徘徊。

这是个很好的街区，我曾在这里和一个老朋友合住了四年。以前我在这家咖啡厅买过三明治，现在我来这里工作，准备砌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堵墙。

人类的第一堵墙可能是肉做的，就像奥维德写的：“我们栖息在母亲的子宫里……直到大自然希望我们不要再挤在狭窄的墙壁中……她便把我们从第一个房子里面赶出来。”

在子宫和洞穴之后，人们晒干动物的毛皮，把它们吊起来做成帐篷。中世纪起，人们开始把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分隔开。为了安全、取暖，一家人会睡在一间屋子里。随着卧室数量增多，供全家人围炉取暖的较大居家空间不再只有一处，这些都与阅读崛起的时间相吻合。墙壁起到保护的作用。它们把一些东西隔绝在外（如虫子、小偷、邻居、烦人的兄弟、熊、风），同时把一些东西保存在里面（如温暖、秘密、全家人晚上的安全）。

在新英格兰，和第一批殖民者一样古老的石墙在田野和森林中蜿蜒，石墙一边是花栗鼠和花纹蛇的小窝，另一边分隔开草地和农田。1872年美国农业部的一篇报道中称，新英格兰有长约达二十四万英里的石墙，犹如一条弯曲的脊柱。现在没有任何官方的统计，但是据估计，目前仍然存在着一半长度的石墙。这些石墙赋予了整体风景朴实之感。它们标志着人类曾经一砖一石的努力。每一块石头都是人们用双手搬起来，用牛拉过来，一块一块摆放好的。人们把田野清理干净，圈占土地；人们把野兽关进围栏之中，为家族的墓地建起栅栏。

墙壁证明了人类情感上的需要，这和结构上的需要一样重要。墙壁让我们不必经受风雨，不必见到陌生人。墙壁保证我们的私人活动和生活不被人所知。墙壁让我们不必把缺点和恐惧暴露在外。墙壁传递出的信号是：我们是脆弱的。

咖啡厅在我和玛丽施工的时候暂停了营业，这让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些紧迫性。把冰箱推出去之后，我们在天花板上装了一块2×4的木板，然后在地面上平行的位置装了另一块。在两块木板的左右两边我们各放置了一块木板，这两块木板垂直于地面和天花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空间。我们测量并标记了立柱，立柱就是构成墙壁框架、支撑水泥的直立木板，由多层纸面石膏板或胶合板构成。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厨房里安装吊架，我看着玛丽用手指关节敲击着墙壁。

“我正在找立柱，”她对我说，“纸面石膏板是挂不住架子的。你要确保钉子钉在了木头上。”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在墙上打洞，直到你打到了什么东西，比如当你钻上墙壁后面的木板时，会感觉到对抗力。但这种方法会把墙壁钻成瑞士的蜂窝乳酪，因此不太常用。玛丽沿着墙壁敲击着——空洞的当当声响，而后是几下沉重的砰砰声。“听到没？”她又敲了敲，“听到没那么明显的回声了吗？这就是立柱。”她用铅笔在墙上做了标记，把架子的支架放在标记位置上，用螺丝把它固定在纸面石膏板后面的木头上。她拉出卷尺，在相距约十六英寸的位置又敲了敲，这里同样发出沉重的砰砰声。我觉得她的眼睛像X光一样可以透视墙壁。“中间的距离是十六英寸，”她说，“一般来说，每隔十六英寸就能找到一根立柱。虽然有几百万个理由可以不这么做，但这就是规矩。你可以去买那种会发出哔哔声、会亮灯的立柱探测器，也可以敲墙壁，听声音。”

此刻，我们标记好了咖啡厅里墙壁立柱的位置，每个立柱的中点和相邻立柱的中点相距十六英寸。我把木板竖直立好，玛丽先把木板钉在地面的木板上，之后钉在天花板的木板上，她需要把一颗三英寸长的钉子斜着钉进去——“斜钉”这个词指的就是将钉子倾斜，同时钉进垂直和水平的木板中。她在立柱底座的每个边上都钉了三颗钉子，上面的每个边也钉了三颗钉子，十二颗钉子可以让立柱稳固、可靠。

她钉钉子的时候既有力量又十分精准。三五下敲击之后，钉子就进去了。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工作。我胳膊有力气，以前也用过锤子，这能有多难？

玛丽把锤子递给我，蓝色的橡胶把手上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然后，她就和两个女店主聊天去了。

“如果什么时候你想要换个工作，改行做餐饮、办酒席了，就和我们说。”其中一个店主对玛丽说道。

“看在过去的分儿上。”玛丽笑了。

“你以前在这工作过？”我问她。

“以前的事情了。怎么也得十年之前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蛋白质在冰箱外面能放多久这个问题这么反感。”

玛丽工作时会自带午餐，她的午餐并不是匆忙打包的金枪鱼三明治和几袋薯条。她的密封塑料盒里飘出浓浓的香味，里面是火腿和白豆，配大蒜西红柿酱，还有前一天晚上烤好的肋排。她在食物方面很精心，很善待自己的胃。

她们聊天的时候，我拿起了锤子。我用左手捏着闪闪发亮的三英寸长的钉子，使劲盯着小小的螺丝头，把它放在2×4的木板上。我照着玛丽做的，把钉子瞄准在某个角度，这样钉子就能穿过竖直的立柱，钉进地面上水平的木板里。聊天的噪音淹没在我的聚精会神之中。我试图把钉子尖按进木板里，给自己开个好头，这样在我钉钉子的时候就能利用这个小洞的杠杆原理。但钉子移动了位置，我重新放好，用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钉子。

我举起锤子敲了下去。钉子飞了出去，在地板上叮叮当当地滑到了一边。

我又从盒子里拿出一颗试了试，有点杠杆作用，有点金属钉进木头的压力，成功来得太快。我又敲了一下，钉子向左边一歪。我从相反的方向用力敲击，想要把钉子正过来，连敲了三次，砰，砰，砰。在冲击之下钉子弯得更厉害了。这几颗钉子全都报废了。

“飞了一颗，废了一颗。”玛丽说道。

这真是个灾难，我只好用羊角锤把弄坏了的钉子从木头里拔了出来。

我又试了一次，这一次我砰砰砰地敲了八次，金属穿过木头，把两块木板钉在了一起。

我的心脏也因为用力而砰砰直跳。搞定一颗了，还有十一颗钉子。

没想到钉子是这样一个坏蛋。钉子有一种智慧，一种阴险的特质，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一个不合作的敌人。敲击的方式错了，金属好像就变了形状，从一个牢固、结实的东西变成了脆弱、被压坏、扭曲的东西。被弄弯的钉子是一个丑陋弱小的东西。但之后，沮丧的感觉就回到了它本应该在的地方：拥有智慧的并不是钉子。我的胳膊和我的目标成了我的敌人，技艺不精的自己就是我的敌人。

我继续干活，手肘上面的肌肉部位随着发力在燃烧，大拇指柔软的指腹上生出了一个硬币大小的水疱。

“我糟糕透了。”

“你并不糟糕，”玛丽说，“你只是需要上百次的练习。”

“如果一开始敲击得过于用力，钉子就会变弯，或是偏离正确的方向，这个时候要被钉入的木头几乎不能产生任何支持力。”在一本于1866年出版的《木工活手册》里，作者以这句话开始指导人们如何钉钉子。技术、耐心、力量、即便这些都具备了，还是不能保证成功，“有的时候，哪怕已经最小心了，也还是没办法保证把钉子钉正。”

我观察玛丽如何使用锤子。她握锤子的部位比我靠下，我也往下拿了一点。她挥动锤子时的发力部位是肩膀而不是手肘，而我正是用手肘发力连续猛击的，我也调整了挥动锤头的方式；她开始时比较柔和，之后加大力量，我也不再从一开始就使出全力，而是随着每次挥动逐渐增加力道。

我数了玛丽敲击的次数，数了我自己的次数。

砰，砰，砰，她的钉子进去了，开始钉下一颗。我的情况是，敲击的次数翻倍，不时发出砰——那种断断续续的声音，还有连哄带骗的话（来呀，别弯呀，从这滑进去呀，哥们儿），这就是区别。

玛丽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我比她高两英寸，比她重二十多磅，她的手腕纤细，肩膀窄小，裤子会从她的腰上滑下来。有一天，她不得不用电话的分机线当了腰带。要不是她的力量和风度如此反差，要不是她肩上扛着八十磅重的水泥袋子就像举着一袋子松针那样轻松，确实可以用“娇小”这个词来形容她。但是，她打喷嚏的声音却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女性化的——那一声尖尖的“啊啾”每次都会逗笑我。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完成了墙壁的框架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走过去的木笼子。当我们把立柱装好、锤好、钉好之后，又把一层层的纸面石膏板拧了上去。我们用带网眼的胶带盖住了螺丝孔，填满纸面石膏板之间的缝隙，玛丽在上面涂满了干墙腻子。干墙腻子又白又黏稠，看起来真的就像牙膏一样。完善和镶边工作包括：踢脚板和底帽，以及做顶冠饰条，把墙壁和天花板融合在一起。之后再刷几遍涂料。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坚固、持久的东西：一个新的房间。

真是难以置信。当我们第二天在咖啡厅吃午餐的时候，我迸发出这样的感慨。开始的时候这没有墙，现在有了。这看起来像是魔法一样，但又是如此简单。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可以盖一座房子。”我对玛丽说。

“我从没做过外墙的框架。”

“区别很大吗？”

“并不是。”

“你之前想过吗？”

玛丽转动叉子，卷起意大利面。“我想去阿拉斯加，”她说她要带着她的狗住到荒野之中，“没有任何人我也能做到。”

那天下午完工以后，我沿着熟悉的街道散步，急于体验那种走在曾经住过的地方但口袋里没有前门钥匙的感觉。这里没什么改变，美好的回忆像强大的水流一般汩汩流动。路过以前一个邻居家的时候，我想起曾经住在这的男人，那个头脑简单的金发男人穿着紧绷的卡其裤到处滑着单排旱冰。我和室友在附近碰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对我们说：“我总是看到你们这些人在酒吧进进出出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毫不掩饰他的轻视。路过他的公寓的时候，我骄傲地想他可不知道怎么建墙壁，尽管那天我把半打钉子锤得面目全非，但自鸣得意的号角仍旧嘟嘟作响。

我继续往前走，又路过了几幢房子，另一个老邻居从门口出来，那是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中年父亲。我记得几年前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看到他在人行道上流着眼泪，手里拿着一根狗链，那天他家里两岁的金毛狗死了。“她的心脏刚刚停止了跳动。”他抽泣着说。

我路过的时候他认出了我。“好久不见，”他说着朝我挥了挥手，“报社的工作怎么样啦？”

我的自鸣得意就像风中的锯木屑一样被吹散了。“哦，你还不知道呢，实际上我离开报社了。我现在还是自由职业者，不过在给一个木匠做助理，我们刚刚就在街角那边工作，在咖啡厅建了堵墙，这差不多就是我的新生活——”我像是手不着地来了个空翻一样，血液压迫着我脸颊上的皮肤，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在谈论的是自己。

“嗯，听起来不错，那你的工具腰带呢？”我能感觉到他的戏谑。

这时候他的妻子也走了出来，她有着北加利福尼亚式的美丽，不施粉黛，浓密的头发，光滑的皮肤，脚上穿着运动拖鞋。

“我们的老邻居现在以钉钉子为生。”他告诉她。

我紧张地笑了：“嗯，算是吧。”

我们在人行道上的银杏树下又聊了几分钟，然后我就找借口离开了。我继续沿着这条熟悉的路向前走，路过了那个看起来像帆船的公寓楼，路过了小游乐场，路过了门廊上拴了一堆自行车的房子，路过了我的老公寓，我们的女房东曾经在门前的露台旁边、土壤肥沃的地方种满鲜花。

离开咖啡厅的时候我心想，看看这墙，这是我们砌成的！但是，熟悉的街道再一次提醒我，曾经的我是怎样的。这就像是一场令人紧张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我和邻居之间的谈话，听起来我好像对一切都感到怀疑，甚至对我自己都感到怀疑。

所以，我走回去，偷偷向咖啡厅里张望，好提醒自己那面墙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砌了这面墙。它还立在那里。我想要进去拍拍它，轻轻踢它一下。砌墙是让人冷静、沉稳的过程。墙壁带来的持久、力量和控制感是在我意料之外的，但我却格外喜欢。

完工后不久我去看了咖啡厅的网站。他们把工作进程的照片放到了网站上。很多人在下面评论。

“以前没有墙的时候比较好。”

“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我希望他们没这么干。”

“饭还是一样的，谁会在乎墙？”

修理飘窗

几个星期之后，一份工作将我们带到了布鲁克林的一幢大房子里。布鲁克林位于波士顿西边的富人区，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对俄罗斯夫妇，他们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儿子。我没有遇到丈夫，但是妻子瘦得让人替她紧张，他们的儿子脸色灰白。虽然他们的房子很大，但是房间几乎都是空的：一个房间里放了一张长沙发和一个桌子，另一个可能是餐厅的房间里只放了一把单人椅。我们说话的声音和锤子敲打的声音回荡在地板上方。

我们来这里修理房后一个腐烂的飘窗。我站在后院的草坪上，看着玛丽爬上梯子，梯子距离地面大约十五英尺高，她用一根蓝色的大撬棒把墙面板和板条一块块地撬了下来。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我花了很多时间看着玛丽工作。我拿东西、砍东西、搬东西，然后就是观察。而且我们总是需要不停地打扫。虽然玛丽的地下室工作间杂乱无章，她的货车也处于混乱的状态，但她却会不停地打扫施工现场。每天收工之前，切最后一块东西、钉最后一颗钉子之后，我们会用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扫地、吸地、整理、收拾工具。如果第二天还要继续施工的话，我们会把木头提前整齐地堆好。总之，走的时候要把东西打扫得比来的时候还要整洁。

在俄罗斯人的家里，玛丽在窗边工作的时候，我就站在一旁，看着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窗边2×4的木板从底部一直延伸到顶梁，构成了窗户的框架，顶梁是延伸到窗户外框的重房梁。撬东西的时候，玛丽瘦弱的胳膊上下活动着。

她用撬棒敲了敲顶梁，扭过头看着我。

“顶梁可以让真正的窗户结构不去承受墙壁的重量。”

我收拾好玛丽扔到草地上的房屋碎片。窗户周围的凹洞看起来像是伤口一样。

弄到左下角的时候，她停住了，然后摇了摇头。

“不好。”

“怎么了？”我说。

“这可不好。”

玛丽的声音透露着不祥：“虫子。”

涂料和纸面石膏后面的木头正在腐烂，也许过程很缓慢，但虫子啃噬着支撑房子的梁柱，水分浸入，真菌大摆宴席，软化了木头的纤维素和木质素。

我叔叔曾被诊断为肺癌，医生们打开了他的胸腔，摘除了半个肺。当医生扒开他的肉往里看的时候，发现癌细胞已经在两个肺里和周围部位扩散了，不宜动手术。于是医生又把胸腔缝合好，什么都没做。伊壁鸠鲁写道：“人类在对抗疾病的时候可能会找到防护措施，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没有墙壁的城市里。”你可以造一个棺材，但你不能造一堵将死亡拒之在外的墙。

木蚁把部分窗框变成了美食。我看不出来情况有多糟糕，但我能看到这幢房子上的伤口，还能看到玛丽站在梯子上摇着头。

“是纸浆。”她说道，然后抓了一把纸浆，让它们像潮湿的雪花一样坠落到地面上。

我看着窗边的洞展开联想，我们做了些什么？修补，缝合，然后收工走人。我们怎么可能在天黑之前修理好？怎样才能补上漏洞，这样晚上浣熊、大灰狼或者蜘蛛就不会爬上来把那个面色灰白的小男孩儿抓走？要是下雨了怎么办？

玛丽冲我喊着测量好的数字，我按照这些数字把2×4的木板锯成木条。玛丽把木条插到窗框的槽里，支撑住原有的木头，替换掉腐烂的部分。我们把电锯架在后院和私人车道之间，我在两个地方之间走来走去。锯屑喷洒出来落到人行道上，落在水泥地的坑洼里，随之飘来的松树味道美好又干净，那是圣诞节的味道，是新生的味道。用斜切锯锯木头的时候发出了尖锐的声响，我希望周围没有小宝宝在睡觉。玛丽站在梯子上，身子探进砸开的洞里，往里面喷洒了大量消灭木头蛀虫的毒素。我屏住了呼吸，希望她也屏住了呼吸。

不谈准确数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流畅地表达出测量的长度。把这个切掉一个刀片，她会这么说，然后递给我一块2×4的木板。斜切锯的切口——锯木头的时候凹槽的宽度——就是八分之一英寸。半个刀片就是十六分之一英寸，但这是个考验眼力的活儿，卷尺还是别在裤子上吧。不到半个刀片的意思基本就是要照着切片的厚度来打磨了，也就是用小一点的锯齿去切木头。一点点是她最常用的长度。再来一点点，她会这样说。我通常把这理解为没到一个刀片的长度，但是比半个刀片要长。如果玛丽想要让我切掉一丁点东西的话，她会眯缝起眼睛，把大拇指和食指比在一起，几乎透不过来一点光线，然后说，“一毫秒，去掉一毫秒那么长吧。”我喜欢她用时间单位指代距离。一毫秒的意思就是几乎没有，因为你没法看到一秒，或者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俄罗斯太太带着儿子走到后门廊查看进度，玛丽提醒她小心头顶排水槽那里黄蜂的蜂巢。一连串的斯拉夫语单词冒了出来，女人赶快把孩子抱到厨房里。

“我们要怎么搞定这里呢？”吃午饭的时候我问玛丽。

“和平常一样，一点点来。”

我还是不相信，我都能想象出，晚上动物们会从墙上的洞里钻进来。

看着玛丽干活的时候，我试着把学到的东西在大脑的柜子里整理分类，由此获得了大量优越感。走在马萨诸塞大街上，穿过哈佛广场，站在杂货店放麦片的货架前，我打量着路过的人，会这样想：我打赌他不知道怎么拆窗户框；我打赌她不知道厨房和卫生间需要用绿色的纸面石膏板，这种石膏板比普通石膏板更重，防潮性能更好。

契诃夫在短篇故事《大学生》里曾写道，在阴冷的春天傍晚，一个年轻人穿过树林，他灰心丧气、消极悲观。他沉思着：“同样破了窟窿的草房顶，同样的愚昧和苦恼，同样的满目荒凉、黑暗和抑郁的心情——这一切可怕的东西从前有过，现在还有，以后也会有。因此即便再过一千年，生活也不会变好。想到这些，他都不想回家了。”

他在寡妇母女家门口停下来，在篝火旁取暖。那天是耶稣受难日，他给她们讲述《福音书》中的故事，就是彼得背叛耶稣的那一段。老寡妇流下了眼泪；年轻的寡妇看起来像是在“压制着极大的痛苦”。大学生和她们告别之后，突然想到，如果她们这样有感触，“刚才他所讲的一千九百年前发生过的事就跟现在，跟这两个女人，大概也跟这个荒凉的村子有关系，而且跟他自己，跟一切人都有关系。”他感觉到无比的快乐。“过去同现在，他暗想，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刚才似乎看见了这条链子的两头，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一种“充满奥妙和神秘的幸福”浮上心头。

恐惧并没有消失，一千年之后仍然会有无知、痛苦和破了窟窿的房顶，但是连接我们的绝望变成了喜悦。我想，那个大学生感觉到的是一种同步的存在感，一种完全的设身处地，可以将自己消融在比自己更为广大的事物之中。

在某些瞬间，比如用锤子把钉子敲进木头里的时候，当我的身体和我正在做的工作同步的时候，当我成为手掌，成为锤子手柄，成为肩膀做出的动作，成为手肘的时候，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动作，以及锤子头和钉子头之间的联系，还有金属滑进木头的感觉。我和故事里的大学生一样，完全处于当下，但也将自己消融在更为广大的事物之中，消融在锤钉子的历史之中。

当我专注在动作中的时候，墙壁消失了，所有的分隔和障碍都消失了。回声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前后回荡。每一秒钟，相较曾经的自己，我们都有所失去，这和十个世纪之后屋顶依旧漏雨一样。我们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不宜动手术。当墙壁筑起，我们在空间中简单地挥动工具，或分享一个故事，就可以和墙后的东西连在一起，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不必面对巨大的冷漠之墙。而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害怕、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反而可能是平静和喜悦。

并非每次举起锤子都能感受到这些。一般我能感受到的，只是弯了的钉子和淤青的手指。大部分时间这只是工作而已。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经历会和我的动作一样前前后后地敲击我，而连接我们之间的线也开始闪闪发光。另一扇门打开了，这扇门在光线幽微的瞬间让我们通向永恒。

当我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或站在售卖麦片的货架旁，想着因为我知道“两个立柱中点相距十六英寸”是什么意思，进而觉得自己非同凡响的时候，我应该想到更多东西。事实是，我并没有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只是知道了一些很多人曾经知道、现在知道、以后会知道的事情。

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我们在俄罗斯人的家里完成了窗户框架部分的工作。我们把墙面板重新装好，补上了漏洞，消灭了蛀虫。我们密封、修理好了窗户，拆掉了腐烂的部分，替换成结实的新木头。新的窗户框既结实又稳固，房间的里外又回到了正常的分隔状态。这几乎就是奇迹了，我们真的可以在一天之内完工。玛丽站在梯子上，我站在下面举起双手。

“我真的不敢相信！”

玛丽笑了。

安妮·迪拉德在一首诗中写道：

红木，应该是真实地，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而不是没有红木。

这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回响

就像铜锣的声音一样……

我知道那种铜锣的声响，那天下午我的脑海中也响起了铜锣声。这是可能的，这是世界上真实发生的，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它算不上什么奇迹，不是吗？撬开一幢房子，拆掉腐烂的部分，把松木砍成块，让墙壁最后重新变得坚固。这件事仅仅关乎知识和工具，这件事每天都会发生。但事实和真相是，有人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没做。那里不是一个洞，而是一面墙。迪拉德指出，人们能够辨识出寻常之物，能够给予我们周围那些牢固而普通的事物肯定的、接纳的拥抱。“现实的世界环绕着他的脑海，就像树木上的年轮一样。”她写道。在标记岁月的年轮里，在铜锣的回声中，在窗户的框架里，在每日都能见到的坚不可摧的东西里，我们找到了真实。在爱里，亦是如此。对于所有人类而言，你存在了，而非没有存在，同时我又找到了你。这就是奇迹，是不是？也许这更接近于一个恩典的时刻，这种觉醒带着仪式般的重量，把我们和世界连结在一起。

那天下午我们收拾好面包车，把电锯、梯子和木材装好后收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玛丽聊到了黄蜂，她说蜜蜂在冬天的时候会在蜂巢中挤成一团、扇动翅膀来取暖。她对我说：“是不是很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