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

第一节　赋

辞赋出现的时间很早，大约在战国中期之后即已发轫，后来产生了《楚辞》。此期被称作是辞赋时代，又称为古赋时代。汉代，辞赋继承《楚辞》的传统风格，发展成两汉四百年间最流行的文体。大部分的汉赋，完成于西汉武帝至东汉中叶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赋不止存在于两汉，汉代以后的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均有辞赋名家。

汉赋作品原本分散于各书，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的《全汉赋》，成为研究汉赋最重要的总集。该书收录汉赋293篇，作者83位，其中仅存目者24篇，内容在八句以下的残篇有43篇，余226篇完整或属于稍具内容的残篇。其中156篇的内容提到一种以上的植物，占全部的69％，可见植物在《汉赋》中也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全汉赋》现存的篇章中，可确定的植物种类有191种，未知所指何物的种类有32种，合计223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植物是竹，共21篇；其次是桑，共19篇；其他出现较多的植物，还有柳（14篇）、松（12篇）、桂（14篇）。全书出现10种植物以上的篇章有16篇，20种以上植物的有8篇。例如，枚乘的《七发》篇中就有25种植物、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及《上林赋》各有48种及56种植物、扬雄的《蜀都赋》有78种、刘歆的《甘泉宫赋》有20种、张衡的《两京赋》及《七辩》各有43种及20种。单篇中出现植物种类最多的是张衡的《南都赋》，至少有81种植物。

以下摘录《南都赋》部分内容，以显示植物名称如何影响汉赋的文体和内容。东汉时，河南的南阳称为南都，是汉光武帝祖陵所在地。张衡用此赋咏颂皇帝此一“龙飞之地”丰富多彩的植物相：

……其木则柽松楔，槾柏杻橿，枫柙栌枥，帝女之桑，楈枒荓榈，柍枳檍檀；……其草则藨苎薠莞，蒋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华；……其原野则有桑漆麻苎，菽麦稷黍……。若其园圃，则有蓼蕺蘘荷，薯蔗姜韭，菥蓂芋瓜，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留，穰橙邓橘……

上述植物有野生，也有栽培者。野生植物，如柽（柽柳）、松、楔（野樱桃）、枫、栌（黄栌）、枥（麻栎）等，目前均可在野地找到；栽培植物，如蓼（水蓼）、蘘荷、蔗（甘蔗）、芋、瓜、梨、栗等，大多数至今仍有栽培。古典辞赋中的记载，不但具有文学价值，也是很好的植物文献资料。

《南都赋》提到的“柽松楔㮨”，其中的柽就是柽柳。

樱桃。

蘘荷是园圃中的栽培植物。

《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的白榆。

第二节　诗

从中国文学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两汉民谣和乐府民歌，均可看出植物如何影响诗歌内容，例如《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牖。”柳树是诗词吟诵最多的植物，早在汉代之前，就代表着悲怆和忧愁，这首诗中的柳就带着浓浓的离愁。另《古乐府诗》之《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白榆是黄土高原少数生长的阔叶乔木，人们的用材多取之于此。

汉代以前的诗集，搜集最完备的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收录9,747首诗，由近人逯钦立纂辑。全书一共出现256种植物（表2—1），这个时期出现的植物多属日常生活中的食用、药用植物，以植物起兴或暗喻的诗篇较少，大都为咏植物诗，如梁·简文帝的《咏蔷薇诗》：“燕来枝益软，风飘花转光。氲氤不肯去，还来阶上香。”

表2—1 现存历代诗总集或别集诗之数量及植物种数概况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现最多的植物，依次为兰、荷、柳、松、竹（表2—2）。兰是古代的香草，用以佩带驱邪及沐浴，和古人生活息息相关。后代诗篇使用很多的梅树，全书只出现九十五首，在诗中首数尚非前十位，仅属第十四位。当时栽植梅树当果树用，而非如宋代以后专以赏花为主，如鲍照的《代挽歌》句：“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和《代东门行》句：“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两首诗所言之梅，均为梅实。梅实为当时极重要的食物调味品，功用有如今日之醋。

这期间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晋时的大司马齐王聘请张翰到洛阳做东曹掾（官名）。后来张翰“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鲙”，感叹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想念起莼菜等家乡味，因此作诗歌吟诵，立即辞官返乡。此歌即《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唐代以前，诗文中所言之梅，大都指梅实而不是花。

晋代张翰“见秋风起，思吴中菰饭、莼羹、鲈鱼鲙”，遂而辞官返乡。这是莼羹的原料莼菜。

唐代是诗的极盛时代。《全唐诗》原收录48,900多首诗，作者2,200多人。后来根据《全唐诗逸》、《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全唐诗补逸》等书，完成了目前53,000首的《全唐诗》。比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的植物多了142种，共398种。柳树是《全唐诗》引述最多的植物，一共出现3,463首（表2—2）。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即其一例，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竹、松代表气节，在唐诗中也占重要地位，《全唐诗》引竹和松的诗篇各有三千余首，分居二、三位。菊和苔开始进入最多的前十种植物，梅的地位也开始攀升（表2—2）。

表2—2 中国历代诗总集出现植物之统计（括号内为植物出现首数）

唐代版图扩大，文化灿烂，中西文化交流密切，也反映在诗句所引的植物种类之中。例如，桄榔、沉香、龙脑香、婆罗蜜，原产热带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而黄瓜、棉花、罂粟、胡麻、波斯枣等，则是产自印度、西亚或非洲的植物。中国境内的热带植物，如榕树、橄榄、刺桐等，也开始在诗句中涌现。

唐代诗文提到的桄榔，原产热带亚洲，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引进中国。

热带植物榕树已在唐代诗句中出现。

刺桐是分布在华南的热带植物，唐诗中引述甚多。

宋代以后，各朝代的诗均属于文学的主流地位，诗作很多。《全宋诗》收录有24万首诗，为《全唐诗》的四倍多。连北方的辽金等非汉人为主的地区和政权，也产生不少诗篇，《全辽金诗》就收有11,662首诗。唯北方的植物相较单纯，诗人所吟咏或引述的植物种类都较同期的宋诗、元诗为少。宋代，特别是南宋时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文人的见识和引用的植物种类不但较前期北宋多，也比同期的北方文人多，共有632种。《宋诗钞》选录11,289首诗，植物出现361种，以竹、柳最多，梅则跃升到第三位（表2—2）。

历代诗总集的植物中，竹是出现首数最多的植物之一。

梅大量出现在宋诗，与宋代莳花艺草的风气有关。茅（白茅）自宋代开始在诗文中就被大量引述，从此历久不衰，元、明、清诗都名列在出现最多植物的前十位。茶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出现四首，尚未当成饮料，如晋·孙楚的《出歌》诗句：“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全唐诗》有茶诗556首，虽然未在前十多之内，但已相差不远。由于《茶经》作者陆羽为唐时人，足见茶作为中国人的饮料在唐代已逐渐普及。茶在宋诗已进入植物总出现数的第七多（表2—2）。

元诗据估计有十三万余首，以目前搜罗到的元时诗人别集，合计诗作70,987首中，引用植物种类466种，较《全宋诗》有所增加。《元诗选》收录元诗10,071首，亦以柳、竹、松出现最多，荷、梅、桃次之，苔、茅、茶、菊又次之，但仍居前十名（表2—2）。

全明诗估计也有二十余万首。依明代诗人出生年，从公元1400年每隔五十年选取代表诗人别集，统计诗句内容引述的植物种数。1400年以前，选取王恭、杨士奇、薛瑄等30人；1401至1450年，有沈周、陈宪章、程敏政、李东阳等39人；1451至1500年，有杨一清、李梦阳、王廷相、何景明等55人；1501至1550年，有李开先、茅坤、李攀龙、于慎行等32人；1551至1600年，有胡应麟、徐熥、谢肇淛、袁宏道等35人；1601年以后，为陈子龙、余怀等13人，合计177,118首诗，共引用507种植物。《明诗综》选录明诗10,132首，全书植物334种，仍以柳、竹、松出现最多，荷、茅、桃次之，菊、梅、桑、苔又次之，仅顺序和《元诗选》稍有不同（表2—2）。

全清诗数量很多，有学者估计清代流传下来的诗作有一百万首至四百万首之多。经审慎挑选清代各时期的代表作别集，和明代一样，也依诗人出生年，从公元1600年每隔五十年选取代表诗人别集，统计诗句内容引述的植物种数。1600年以前，选取钱谦益、陈洪绶、丁耀亢等6人；1601至1650年，有傅山、吴伟业、施闰章、王士祯等72人；1651至1700年，有纳兰性德、汤右曾、厉鹗、汪由敦等30人；1701至1750年，有全祖望、袁枚、蒋士铨、洪亮吉等25人；1751至1800年，有张问陶、舒位、邓湘皋、何绍基等25人；1801至1850年，有李慈铭、王闿运、樊增祥、黄遵宪等31人；1851至1900年，有陈三立、范当世、易顺鼎、赵熙等52人，合计得275,368首诗作，统计植物543种。《清诗汇》选诗27,420首，共有植物427种，松、竹、柳出现首数占前三名，分别为2,275、2,146、2,025首，差异不大。荷、梅、苔、桃、桑、茅、茶分居第四至第十名（表2—1）。

诗文多以松树喻德明智，是历代诗文中引述最频繁的植物之一。

柳树是历代诗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植物。

由表2—1及上述资料得知，自先秦至清代，历代诗作所出现的植物种类，每个朝代大都较前朝为多，说明了各代利用及引用植物的种类均有逐年增加之势。历代诗总集的植物统计，以竹、松、柳出现诗首数最多。自《全唐诗》以来，宋、元、明、清各代的诗总集莫不如此，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以兰、荷出现最多。历代诗出现次数多的植物为荷、梅、桃，自唐代进入前十以来，梅在诗的地位从来没有消退过，《宋诗钞》更达到前三。苔自从在唐诗被大量引述后，也一直出现在诗篇中，仅在《宋诗钞》居第十一，其余各代总集均在前十之列。兰（泽兰）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位居首位，《全唐诗》退至第八，宋诗以后则光景不在，排名在十一至十七之间。茅自《宋诗钞》以来，历代均出现在前十。菊和桑也是历代诗总集、全集最常引述的植物，大部分文献都在前十之内。另外，茶在诗中出现的频率虽不如上述其他植物，但稳定成长，各诗集均在前二十之内，《宋诗钞》、《清诗汇》甚至进入前十。

第三节　词

词起源于唐代，盛于宋代。唐代写词的文人都是诗人，作词大都只是茶余饭后偶一为之，如张志和、韦应物、王建、戴叔伦、刘禹锡、白居易等有名诗人均有好词传世。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方式削弱武将权力，鼓励官员“广治庄园、田产、舞榭歌台，蓄歌伎、养乐工，纵情声色”。城市呈现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与宴饮歌舞相关的词曲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其后的元、明、清各代，词的成就虽有高低，但每个朝代均出现不少词作。清代以前的词总集有《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但是论创作成就，宋代被公认最高。

《全唐五代词》收录词作共2,637首，植物130种。柳树独领风骚，出现341首。其余各植物均出现在百首以下，荷有98首，居第二位；桃、竹、梅、杏分居第三至第六，唯篇首数相差不大。此外，兰（泽兰）、梧桐、木兰、松等植物，都是本期词篇常出现的植物（表2—3）。

表2—3 历代词总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种植物

《全宋词》共收录20,330首词，有植物321种。其中亦以柳树引述最多，出现3,760首词；梅次之，2,883首词中有提到；荷、竹、桃、菊又次之，出现词篇数1,539至1,024；其他出现百首以下的植物，则有桂、兰（泽兰）、松、杏（表2—3）。柳树用来叙说离情别绪，自来词章用得极多，如周邦彦的《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使用荷、松的名句、名词也不乏其数，如柳永描写杭州句：“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范仲淹过的是军旅生涯，所展现的词作内容，具有沉郁苍凉的风格，如《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秋季满山遍野的黄叶，说的是梧桐、银杏等植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叶色金黄的银杏是秋季黄叶的代表植物。

《全金元词》收词7,293首，其中金词的创作者大都是滞留北方的宋人，有大量的优秀作品，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元好问等人；又以王恽、刘敏中、许有任、张翥等人的著作较丰。本期的词植物总数253种，亦以柳出现最多，竹、松、梅、桃、荷次之，也多菊、桂、茅、灵芝等（表2—3）。

明代的词量传世亦多，《全明词》共收词22,412首，引述植物的种类数较宋、元时期大增，共有植物451种（表2—3）。出现数柳树一枝独秀，共有4,105首；竹、梅、荷、桃、松次之，出现1,884至1,208首；菊、茶、桂、梧桐更次之，有873至683首（表2—3）。

清代词创作数量庞大，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据估计清词总量多于20万首，可能十倍于宋词。词在全清一朝，又以顺治、康熙两朝最为鼎盛，重要作者有吴伟业、朱彝尊、纳兰性德等。清代中期词人的代表有厉鹗、蒋士铨、黄景仁等；后期亦人才辈出，邓廷桢、龚自珍、朱孝臧等都是佼佼者。

历代词总集中，柳树是出现最多的植物，而且出现频率远高于其他植物。梅、竹、荷、桃次之。松在历代诗是出现前三多的植物之一，在词则多退居第六到第十位。其余历代词总集中出现较多的植物，还有菊、桂、兰（泽兰）、梧桐、杏、茶等，其中杏在词使用的频率远高于诗。

第四节　曲

散曲源于词，所以散曲又称“词余”，元曲有许多曲牌出自于唐宋词牌，可以为证。散曲包括小令和散套：小令是独立的曲，原是流行于民间的词调和小曲，有时被称为“街市小令”，其句调长短不齐，而且几乎每句都要押韵。散套又称“套数”，起源于宫调，是由两首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小令）联成的组曲，要一韵到底。

元代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由于取消科举，使得众多文人参与散曲创作，散曲得以蓬勃发展。众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写出许多回肠荡气的不朽篇章，奠定了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至尊地位。元曲和唐诗、宋词、汉赋，并称为中国文学上最绚丽的四大文体。

植物常在曲中起兴、隐喻、暗示情节，历代曲作内容引述植物的情形甚多。《全元散曲》总曲数4,464，引述268种植物，柳树仍是元曲出现最多的植物（表2—4）。元代散曲的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张可久等人，作品豪放清丽，音律优美，意境高超，并充分利用植物写实或抒情。例如，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枯藤和老树构成一幅萧瑟的画面，也是作者凄凉心境的写照。白朴的《双调·沉醉东风》：“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黄芦即芦苇，白苹是南国田字草，绿杨为垂柳，和红蓼都是水边湖岸的植物。关汉卿的《双调·碧玉箫》则写红叶、黄菊的秋景：“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

表2—4 历代散曲总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种植物

南国田字草就是古诗文中经常提到的苹或白苹。

红蓼常生长在湖岸、渡口等水域，秋季开红花。

明代散曲作家大都兼擅诗文，诗人几乎都写曲。《全明散曲》共收录曲12,670首，植物种数321种（表2—4）。传世的散曲作家，有李东阳、祝允明、文徵明、王世贞、汤显祖、冯惟敏、梁辰鱼等，都是著名的诗人或画家，全都擅长在曲文中引述植物。例如，冯惟敏的《北双调折桂令·焚柏子》写“焚香”：“翠巍巍柏子浮烟，清似鸡舌，润比龙涎。芸草窗中，芝兰砌畔，椿桂堂前。”句中提到的柏子、鸡舌（鸡舌丁香）、芸草（芸香草）、芝（灵芝）、兰（泽兰）、桂均为香木香草，或古时常用的熏香材料，单看文字叙述就能感受到厅堂里满室的馨香。梁辰鱼的《南双调孝南歌·庚午初秋悼亡改定旧曲》，用植物写秋、写凄凉心境：“梧桐清影凉，人孤夜长。鞋拆金莲，镜破菱花样。香冷萸囊，被卷芙蓉帐。掩绮窗，倚绣床，思忆雪衣娘、在何方。”有象征秋天的梧桐、萸（食茱萸），也有闺房内代表悲愁的植物名称器物菱花镜、芙蓉帐等。

鸡舌丁香是古代常用的香料植物。

芸香草是古代用来驱虫的香草。

清代曲作多模仿元、明作家作品，《全清散曲》收有4,380清曲，内中植物253种（表2—4）。著名的曲作家有沈自晋、朱彝尊、沈谦、徐旭旦、厉鹗等人，都精于以植物写景、借喻，实例有朱彝尊的《北双调·沉醉东风》：“香茅屋青枫树底，小蓬门红板桥西。虽无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蔷薇结个笆篱。更添种山茶绿萼梅，这便是先生锦里。”厉鹗的《北双调清江引·曲院风荷》，写西湖景：“风漪四围深院宇，荷气销炎处。斜明柳外虹，乱点萍间鹭，来看翠盘高下舞。”

表2—4历代散曲总集的植物种数统计，显示历代散曲的植物仍以柳树出现频率最高，且总出现曲数远多于其他植物。荷、桃、梅、竹次之，茶、松、菊又次之。比较历代诗、词、曲的植物引用，种类大同小异，但出现的频率不同。历代诗中常引述的苔和茅，在曲中出现次数明显减少；竹和松是诗出现前三多的植物，在曲中则退居第五之后。历代词常见的杏，曲中也出现较少。

第五节　历代诗人对植物的认识

从前面所列举历代诗词的内容可知，植物的名称内涵与寓意组成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没有植物就没有诗词。历代诗人大都对处于周遭的植物具有感情，常常形之于诗、咏之以情。著名诗人对植物的认识，常较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深入，对植物隐喻的掌握度较成熟，所引述的植物种类也比较多。

表2—5为唐代诗人传世的别集中，所引述植物种类与数量的简单统计。根据这个统计，可以发现似乎有传世诗首数越多，所提到的植物种类也较多的趋势。例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共收录诗2,873首，为唐人中数目最多者，共引述植物208种，植物的种数也居冠。杜甫则在两方面都次之，其总集《杜少陵集》有诗1,448首，植物有166种，都仅次于白居易。除上述的白居易与杜甫外，全诗引述植物百种以上者，均为唐代诗文成就很高的名家，如王维、李白、柳宗元、韩愈、元稹、李贺、温庭筠、李商隐、刘禹锡、贯休、陆龟蒙等。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传诗不到500首，引用的植物种类却有129种，为唐人中第四高者；柳宗元的《柳河东全集》诗仅有158首，出现植物却也有105种，是唐诗中引述植物频率最高者。

表2—5 唐代诗人传世别集所引植物种数举例

许多诗人对植物的生态、生理性状了解深刻，适切地引述植物于诗句中，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部分的草类凋枯时成黄褐色，称为“枯黄”，只有白草枯萎时全株白色，所以名为白草。本诗用秋枯的白草和春天成片果园的梨花形容飞雪的颜色和情境，也只有熟悉这两种植物形态特征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另外也有对植物所代表的意涵、典故知之甚深，应用于诗句中，如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皆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柏“后凋于岁寒”，是《楚辞》重要的香木，自古即代表坚贞。刘备坟前由诸葛亮手植的柏木林，正足以象征诸葛亮的忠心。有些诗中叙述的植物象征意义，一直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譬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象征离别及相思自王维此诗始，是诗人的创意；此后《红楼梦》曹雪芹的《红豆词》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更以红豆刻画深沉的思念之情。又如杜牧的《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在江南结交红粉知己，以当地盛产的豆蔻花形容心目中的“天人”，临别的植物句意成为后世“豆蔻年华”成语的典故。

枯萎时全株呈白色的白草，花序亦呈雪白色。

“红豆生南国”所指的是这种红豆。

诗人杜牧用豆蔻花形容美人。

宋代文风更盛，诗人更多，诗人认识的植物种类也比唐代多。陆游的《剑南诗稿》收录诗9,213首，引述的植物种类有281种之多，不但传下来的诗最多，植物种类也是宋代诗人中最多者。苏轼流传下来的诗有2,823首，次于杨万里及赵蕃（表6），但植物种类却仅次于陆游，有256种，这与其仕途坎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有关。杨万里诗4,258首，引述植物亦多达253种，仅次于陆游和苏轼。宋代其他著名诗人，如梅尧臣、黄庭坚、王十朋、范成大等，诗作中描述植物的种类均超过两百种。比较之下，唐代仅白居易的诗超过两百种植物，显示宋代诗人所知道的植物种类普遍比唐代诗人多。其余著名的宋代文人，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辙、张耒、刘克庄等，别集中的诗作所出现的植物都超过150种（表2—6）。

表2—6 宋代诗人传世别集所引植物种数举例

植物的描述词句影响后代很深的作品，首先是北宋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终生未娶，执着于“梅妻鹤子”的生活，他留下的诗作不多，但都清新隽永，如本首诗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形容梅的姿态，成为梅的代名词，广为后世诗文及画作所引用。其他用植物写景、写意的著名诗篇，还有陆游的《春残》：“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以及《闲居初夏午睡起》：“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元代出色的诗人也不少，方回和王恽传世的诗分别有3,799首和3,369首，是元代最多产的诗人。方回的《桐江续集》引述的植物种类有231种；其他引述植物在两百种以上的诗人，尚有谢应芳、王逢等（表2—7）。元代文人多寄情于山水，写景的诗很多，如杨维桢的《漫兴》：“杨花白日绵初迸，梅子青青核未生。大妇当垆冠似瓠，小姑吃酒口如樱。”一首七言绝句，却引述了四种植物，每句一种，分别为杨花（柳）、梅、瓠、樱（樱桃），都是古人生活周遭常见的植物。另一首方回的《秀亭秋怀》：“老怀幸无事，何用知秋风。团团乌桕树，一叶垂殷红。”一般诗人描写的秋叶都是枫红，乌桕是少数热带低海拔地区可见的秋红植物之一。倪瓒的《田舍二首》：“映水五株杨柳，当窗一树樱桃。洒埽石间萝月，吟哦琴里松涛。”每句也都包含植物一种，其中五株杨柳是采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门前栽五柳以明志的典故；听松涛为隐逸者的象征。全诗表面看起来是写景，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有志难伸的无奈。

表2—7 元代诗人传世别集所引植物种数举例

明代诗作最多的是晚明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别集共录诗7,062首，所引述的植物种类也是元、明两代诗人中最多者，总计有286种（表2—8）。其他在诗作别集中提到植物种类超过两百种的诗人，还有刘嵩、何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刘基等；著名的明代诗人高启、李东阳、李梦阳、唐寅、谢榛等，诗中提到的植物种类都超过150种（表2—8）。明人受到前期古人的影响甚深，也多能充分掌握植物的特性以入诗，如汪道昆的《冬日杂诗为仲氏作》：“宁为兰与芷，溘死有余芳。毋为桃李华，灼灼徒春阳。”兰和芷都是《楚辞》的香草，夭桃秾李是《诗经》显示华贵艳丽的花木，但开花后花瓣迅速凋落，因此本诗可视为警世诗。刘基的《旅兴》：“凤凰翔不下，梧桐化为枳。伤怀不可道，忧念何时已。”前两句说的是《庄子》“凤凰非梧桐不栖”的传说，梧桐变成长满棘刺的恶木枳壳，凤凰自然不会有栖息意愿。大诗人王世贞不但懂植物，也爱植物，他在《弇州四部稿》四十三卷中有专诗吟诵梅花、桃花、玉兰、海棠等40种花木，四十四卷咏佛手柑等7种植物，四十九卷题咏凌霄花等6种花草。

表2—8 明代诗人传世别集所引植物种数举例

枳壳全株具刺，古人归类为恶木。

清代因为印刷技术及书籍保存方法比起前代更精进，诗文佚失较少，诗人及诗作都远比前数代为多。加上世界贸易逐渐发达，中国和外界接触机会增多，引进的植物种类也比前朝更庞杂，诗人所认识的植物也多有增加。樊增祥的《樊樊山诗集》共有5,496首诗，植物种类共有351种，大概是历代诗文中引述植物种类最多者（表2—9）。另外诗集出现三百种植物以上者为查慎行，250种以上者有王士祯、蒋士铨、赵翼、洪亮吉。引述植物种类超过二百种者，都是清代大文豪或以诗文著称于世者，除上述作者外，还有钱谦益、施闰章、袁枚、李调元、王文治等（表2—9）。其中蒋士铨的《忠雅堂集》有诗4,869首，植物种类有271种；赵翼的《瓯北集》有诗4,831首，引述的植物种类有285种，均仅次于樊增祥、查慎行。诗人的作品成就，几乎与引述植物种类多寡有极大的相关性，再次印证了上文“没有植物则无以成诗”的论述。植物在历代诗词的创作和诗意的铺陈上，是无可取代的元素，试举以下诸例：王士祯的《广州竹枝》：“梅花已近小春开，朱槿红桃次第催。杏李枇杷都上市，玉盘三月有杨梅。”和《戏示老圃》：“语君种梧桐，君嫌少颜色。莫种蔷薇花，岁寒足荆棘。”前诗以植物写景，每句至少有植物一种，有些句植物三种，共引述植物七种；后者是善于用植物典故入诗的诗例。查慎行对植物有特殊感情，其《留别润木即次弟送行原韵》诗句：“桐为先世成荫树，桂是吾家及第花。”怀念先君子手植梧桐，及钟爱科举及第之兆的桂溢于字句之中。赵翼是“有乞诗文者不许通报，惟酒食相招则赴之”的诗人，可见其不拘小节的一面，其《纪梦一笑》诗句：“卅年屏迹隐蒿莱，夜梦无端见斗台。”叙述其志趣。句中的蒿莱代表野草，指偏远无人迹处。樊增祥不但植物种类引述最多，也是当代最熟悉植物的诗人，从《题陈曼生画册十二首》诗描述红梅、绣球、紫藤等十二种花木的内容可看出他丰富的植物知识。他的《寄调爽翁》诗：“玉腕新承栉，黄绸夙放衙。窗临交让树，屏画合欢花。”是适切运用植物名称双关语的作品。

表2—9　清代诗人传世别集所引植物种数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