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总 序

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 作者:宋清秀 著


总  序

成立于2006年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历经十年的建设,在组织、联合校内外专家对江南文化精神、江南文化人物、江南文化遗产、江南文化成果做了大量的理论探讨、文献整理、个案研究之后,意欲继续以“江南”为范域,以“文化史”研究为主题,分专题梳理江南重要文化现象、文化成果的发生背景、发展历程,阐发其曾有的历史影响、探究其可能的现实作用,以系列研究成果的形式总结文化江南的历史经验以供当下取鉴,故继《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江南城市与社会研究丛书》以及浙东学术文献整理书系之后,又推出另一重大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江南文化史研究丛书》。

虽然已有系列成果在先,但作为丛书的总序,似乎仍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 何处是江南?何物是江南?为何是江南?

所谓江南,就语词概念而言,既是地理方位,也是行政区划,更是意象空间,有三重互有交融的意涵;就空间范围而言,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三种广狭不同的指向;就其地位和影响而言,从魏晋之前江南之江南,到南宋之后中国之江南,再到近现代以来世界之江南,经历了三个阶段不断迈进、超越的过程。而此丛书的取域范围、研究对象,仍然延续我们在《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总序》中对江南的界定,重点研究以中江南——包括浙江省和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苏和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地区为限的、以环太湖流域的小江南为核心的、大体接近于传统的“江东”、“江左”那片区域的文明成果;研究她在中华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并上溯早期渊源、下探现代进程和未来走势;也就是说,研究以小江南为核心的中江南地区在世界文明观照下的中华文化史定位。

的确,江南是一方神奇的水土,生息着极富创造力的先民,拥有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极富魅力的标志。

由自然地理的江河间隔,区别人文地理的南北差异,这在我国,由来已久。《诗经·小雅·四月》就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的天然分割,近世龚自珍《己亥杂诗》更有“黄河女直徙南东,我道神功胜禹功。安用迂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的犁然界划,这些正说明大江大河在界别南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方面的天然功能。

而长江之南正是人才汇聚之地。以界跨南北的江苏省为例,从前江苏境内有八府三州,这八府三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分作三个流域: 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淮河流域。三个流域风土不同,人文殊异。长江流域有江宁、镇江、扬州、通州所领各县;太湖流域有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所领各县;淮河流域有淮安、徐州、海州所领各县。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通令各省分别评选本省历代“有益于国家民族与人伦政治经济”的乡贤,江苏省经章太炎等严格筛选拟定的40位“乡贤”中,长江流域8人,太湖流域26人,淮河流域6人。产自不同流域的精英们数量上的对比及特质上崇文尚武的区别,正表明地理环境对人心性气质的不容轻忽的影响。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正是文化精英之渊薮。

“南为天之阳,其人多文明。精神得日月,变怪成文章”,清初明遗民屈大均的诗句虽烙有时代的印痕,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但这类带着强烈感情偏向的诗句在传世文献中比比皆是。梁启超曾说:“数千年南北相竞之大势,即中国历史之荣光,亦中国地理之骨相也。”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南北文化的竞争史,而崇南喜阳的论议,往往有更多的拥趸,比如吕思勉的《南强篇》等。“关河萧索暮云酣,流落乡心太不堪。书剑尙存君且住,世间何物是江南。”吴伟业的《偶成》昭示着这样一种信念: 任世间风雨飘摇,江南都云淡风轻。江南是亘古以来书剑飘零之士歆慕、崇尚、向往之地,是他们的灵魂栖息之地,文人遍布载籍的江南情结是对江南区域文化由衷认同的表现。

在倡导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实无意于对南北文化作孰优孰劣的判断,也无意于表明或褒或贬的立场,但不得不承认,南人创造了迥异于北方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北儒南庄之别(王国维),南北学派的喜浪漫和重实用之分(刘师培),书之北碑南帖、画之南宗北派、禅之北渐南顿,以及人格精神上北人崇政治伦理而南人尚诗性审美、北人崇农耕守成而南人尚经商开拓、北人崇执著规范而南人尚自由通达、北人文心质朴而南人诗风飘逸等等对比,虽没有价值高下之分,却明显地呈现出两极对立,在在显示出南北文化各具特色。作为南方文化之核心区的江南,创造了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有着深厚的思想资源、文化积淀,自南宋以后占居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近现代以来更是南风北渐,并且跨国传播,有着广泛的影响。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版图的重要构成部分,江南文化史在中华文明史长河中作为主干之一,有众流归向的意义,值得我们重点加以审视。

目前江南文化研究园地乱花迷眼,生机无限。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是很能从受世人的关注程度上获得说明的。据浙江省高校图书馆联合目录检索显示,目前,浙江省高校图书馆藏书中主标题含“长江”的专书2574种,含“黄河”的2562种,含“江南”的1882种,含“中原”的1224种,含“岭南”的1219种,含“蜀”的1008种,含“赣”的755种,含“楚”的471种,含“闽”的290种,虽然这些专书并不一定完全以文化探讨为内容,但“文化”终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些统计数据能够部分说明出版界、学术界、读者群的着眼点和兴趣所在,也能够部分说明这些区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研究意义。在这里,人们对长江、黄河的关注度貌似比江南、中原为高,但其实众所周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江南、中原是有涵盖关系的,后者对前者就地域空间而言虽只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就文化版图而言,却是主体要素;“长江”类书系中不管哪一部,江南一般是不可或缺的主题。江南文化之为人所重,还体现在,这个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区域,她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极强的文化气场。若仍以上述办法进行统计,则浙江省高校图书馆藏书标题含“沪”的专书有2818种,含“浙”的1630种……江南文化笼盖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并且又以其轻柔曼妙、浓淡相宜的神韵而超乎三者之上,使吴越文化虽涵容于江南文化之中却不能取江南文化而代之。总而言之,江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极受研究者关注,出版了夥矣众哉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说明了江南文化的辐射力、生命力和在当代的传承力。但比较而言,对江南文化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史程梳理,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研究而言,却显得欠缺,因为若用同样的统计办法,标题含“中原文化”的专书118种,含“黄河文化(文明)”的67种,含“长江文化(文明)”的53种,而含“江南文化”的仅40种,与“中原文化”相比,有不小的悬殊。虽然这样的统计容有不周密之处,但至少从现象学上看,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可见颇显热闹的江南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散点描述上,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史程梳理来加以贯串。

新世纪以来,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热潮迭起。江南文化研究不管是从研究队伍看,还是从研究成果看,都无疑已经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显学,非唯聚焦于“江南”的研究专书数量众多,专题论文也涉及江南文化的方方面面,积累更是丰厚,已为专史的梳理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我们对江南文化作历史流程梳理、对江南文明作历史经验总结的时候了。

“江南文化史系列研究”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的设置正是“中心”基于对江南文化及江南文化史研究重要意义的上述认知,在对当前相关研究成果作初步评估的基础上,对“中心”研究方向的一个定位。该重大项目正式启动于2006年5月,采用开放管理的方式,试图通过课题的公开招标,整合校内外研究力量,集中推出一批高质量的重要成果,以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从而将目前的江南文化史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并以此推动其他区域文化史研究,最终为中华文化史的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

文化终究是人、地协和的结果。特定区域内别具一格的文化总是由在心性气质方面具有区域典型性的人努力创造的结果。招标课题标目的选拟正着眼于与江南人典型的心性气质相对应的一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现象和成果,以此作为追源溯流的史程考述描画的对象。

一提到江南,总有说不尽的春色春意春消息。这里物阜民熙、山柔水软,富饶而绮丽的水土赋予江南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气质:

(1) 尚文不武 江南秀丽的自然环境有自足的审美价值,多水的区域地理、温润的区域气候、柔美的自然景观细腻温雅了一代代的江南人,使江南人尚文不武的风习渊源有自,源远流长。《中庸》记孔圣语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和平主义的南方是以文明、文化制胜的。这不仅仅是南人北人人格的尚文重德和崇武尚力之异的经典论断,更使南方成了充满人间温情的宜居之地,成了一种意象符号、一种象征语码、一种想象幻境,以其光明、温暖、和煦、诗意的表征,怀柔天下。

(2) 晏安享乐 江南富饶的自然环境兼具很高的经济价值。“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思义,淫则溺于晏安,无复奋发有为、杖节死绥之志。”优越的自然条件繁荣了江南的经济和商业,为江南人优游闲雅、从容不迫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证。注重感观审美、世俗情趣、生活质量的享乐之风弥漫其间。从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到清初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谓金陵之盛:“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歙集,风流弘长”,皆为江南晏安享乐之风的形象写照。

(3) 读书仕进 尚文的心性酝酿出一种文化氛围,使注重文化考试的仕进成了可能;享乐的心理需凭借经济的保障,使仕进成了必要。追求仕进的过程是读书习文、开阔胸襟视野、培养创造能力的过程,注重仕进的结果是造就了众多科举中试者、达官显宦以及与仕宦密切相关的颇为密集的世家大族,与此同时,大批寒士得以游幕坐塾,为地方人文水平和乡民个体素质的提高、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4) 柔韧不折 “淮水以西,席用武之余烈,故多亢爽刚劲。大江以东,承浮靡之遗习,故多优柔文弱”。这样的论断早已深入人心。然“柔”而能“韧”, “弱”而有“文”,那便有了克刚的力量,更有着一种创造的潜能。这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政治压迫严酷的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江南是中国自由精神的传统所在,是对暴政和压迫最有反抗精神的地方,是中国最有骨气的地方之一”。宋室将屋、明清易代之际江南人不屈不挠的反抗都是证明。

(5) 隐遁自适 人大凡在失意的时候,都会有隐遁之想,以求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自由。江南的明山秀水,是自足的审美世界,是富饶的生存资源——是理想的隐逸环境。钱塘龚自珍的《能令公少年行》是集隐逸文化之大成的长诗,他将山水渔樵之隐、金石书画之隐、茶烟口腹之隐、佛家禅悦之隐、儿女风情之隐……举凡文化传统中出现过的隐逸形态重加整合,结构出一个奇异绚丽的精神世界。乌托邦式的心造幻影,是令人怅惘、失望的现实中士人抑郁灵魂的自救。而在文祸不断的文化生态中,尚文的江南人的隐逸又有了一种颇具时代特色的表现形式——征文考献,隐于故纸堆中。江南是清代国学——政治立场和感情色彩的表达都显得较为隐讳的经史之学的隆兴之地。

以上对江南人心性气质的概括都包含了看似矛盾其实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尚文、享乐、仕进、柔韧、隐遁,这些被温润的自然环境柔化了的区域文化心理不断积淀、代相承递,成了颇便习传、足具自律化功能的传统心理。这些心理氤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薰习其中的江南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追求灵魂的独立自由,注重世俗的生活情趣,崇尚修饰,讲究学养和艺术品味。这种文化氛围叠合出江南迥异于北方的文化特质,其中以世家文化、科举文化、传播文化(藏书、刻书、演艺、诗社文会活动等)、园林建筑(区域文化心理的物质凝固)、隐逸文化、商帮文化、消费文化等等为典型,而尤以经史之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最为引人瞩目。

江南人以其特定的心性气质缔造了别具一格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史系列研究既需要江南文化总体史程的宏观把握,也需要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的史程抽绎;它大体上包括江南精神文化之生成和物质文化之遗存两大方面,并且也可以按时段(如六朝、唐、宋、元、明、清、近代)或区域(如吴、越、沪、两浙、姑苏、婺、徽州、钱塘、会稽、常熟、嘉兴等等)两个向度再加分解,还可以根据文化人主体身份(如士宦、平民,寒士、闺阁,僧、道等)或大文化结构之分支要素(如文学之分支诗、词、文、小说等)的不同再加以细化。在拟选题时,要求既立足于江南文化的地域个性,又放眼于中华文化的整体宏观;在研究中,要求既注重时间上古今源流的纵向探究,又注重空间上区域内外的横向比较;既重视传统文化意蕴与精神的探析与研究,又重视当代文化价值与意义的阐释与重构。这便是“中心”对江南文化史丛书在研究取向上的基本定位。

基于上述思考,“中心”拟设了系列招标课题之标题。目前已经通过招标立项的课题有: 江南女性文学史、江南戏曲史、江南戏剧史、江南游记文学史、江南世情小说史、江南音乐史、江南青铜文化史、江南园林史、江南服饰史、江南刻书史、江南民俗史、江南体育史等。继续接受招标的课题指南如下: 江南文化通史、吴文化史、越文化史、婺文化史、江南石器文化史、江南稻作文明史、江南近代文明史、江南现代化进程史、江南文学史、江南美学史、江南美术史、江南书法史、江南经学史、江南史学史、江南教育史、江南诗史、江南诗学史、江南词史、江南词学史、江南民间文学史、江南科举文化史、江南书院史、江南藏书史、江南士商互动史、江南文人游幕史、江南文人雅集史、江南演艺文化史、江南社团发展史、江南文祸史、江南移民史、江南流民史、江南隐逸文化史、江南佛教史、江南道教史、江南基督教史、江南民间宗教史、江南宗族制度史、江南文化世家兴衰史、江南家族教育史、江南婚姻史、江南丧葬史、江南城市史、江南建筑史、江南陶瓷艺术史、江南经济史、江南商帮文化史、江南茶文化史、江南酒文化史、江南丝绸文化史、江南民间工艺史、江南交通史、江南海洋文化史、南风北渐史、绍兴酒文化史、苏州刻书史、南京文学史……

需要说明的是,“中心”既以课题招标的形式实行动态的开放式管理,则以上所拟的选题范围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在实施过程中可以不断调整和完善。各地同仁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在投标时若对标目有所调整或添加,只要论证合理,都是竭诚欢迎的。

值此《江南文化史研究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李保民先生的鼎力相助、各书责任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有作者的积极参与和热忱奉献。由于《丛书》诸作出于众人之手,成于忙碌之际,缺憾难免,有未臻预期者,尚祈见谅。我们愿与同仁一起加倍努力,使之更趋完善。

是为序。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梅新林 陈玉兰

2015年初夏

注:

参《江苏青年的典型》一文,见1935年《江苏研究》。

注:

屈大均《送梁药亭北上》,《翁山诗外》卷二,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国学扶轮社刊本。

注:

见《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二,上海会文堂书局1932年刊本。

注:

见《民国丛书》第五编第38册《吴越文化论丛》, 上海书店1996年版。

注:

吕思勉《南强篇》,见《民国丛书》第五编第38册《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书店1996年版。

注:

见缪荃孙《秦淮广记》卷一,民国十三年(1924)刊本。

注:

程廷祚《〈江南通志〉总图说》,见《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册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

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以及海外有关中国典籍中的“江南认同”》,见胡晓明主编《中国文史上的江南——“从中国看江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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