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诸宫调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

一、研究意义

金代因享祚较短，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易被忽视的历史时期。其文学创作也难以构成一代之文学，历代学者习惯将金代文学作为宋代文学的附庸。然而诸宫调为“金文学最大的光荣”⁽¹⁾，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遗憾的是，元贞（1295—1296）以后，元杂剧进入兴盛时期，诸宫调开始衰亡，明清两代，人们已不知诸宫调为何物，直到20世纪初，丢失的诸宫调实体才被找回，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王国维是研究诸宫调的第一人。1932年，郑振铎写成了《宋金元诸宫调考》，奠定了我国诸宫调研究的基础，此后，诸宫调这一艺术样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金代现存的两种诸宫调都有了校注本或辑本，同时出现了很多专题论文，但集中于研究诸宫调的发展历程、艺术渊源、音乐体制和作品的作者、创作年代及文学、艺术成就等。相比之下，从语言词汇角度来研究者相对较少，且多为单篇论文，研究成果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基于此，本专著以《金代诸宫调词汇研究》为题，旨在通过对金代最具口语性的文学形式——诸宫调的研究，达到了解金代语言面貌的目的。而且对金代语言作断代研究，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金代语言的发展在唐宋语言和元代语言中起着中介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可以了解金代的语言面貌及特点。郭作飞（2003：180）谈到：“在1993年‘全国语言学学科规划会议’上，不少专家在讨论汉语史的研究现状时指出：‘汉语史的研究，在过去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基础研究做得还不够。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对历史上许多重要著作从语言学角度做比较详尽的研究，写出专书词典或专书语法。’”“因而，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反映汉语发展特点的专书专题语言研究就成了汉语断代史乃至整个汉语发展史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而金朝的诸宫调属于韵文体的戏文类作品，“与诗词相比，戏曲更接近口语”⁽²⁾。通过《刘知远》和《董西厢》的词汇研究，对金代语言状况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董西厢》里复数词尾用“每”，这一方面验证了吕叔湘（1955）的“金元时期复数词尾多用‘每’”的结论，同时也为“宋元时代北方系方言用‘每’，南方系方言用‘们’”的观点提供了地域上的例证。

第二，通过对两种诸宫调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阅读和认识诸宫调，从而对金代的文化、民俗风情等有进一步的了解。如“射粮、十将都头、雁翎刀、赚”等都是金代所使用的专称或专名。

第三，可以起到增补和修订大型辞书的作用。通过对两种诸宫调中新词新义的挖掘，可以为大型辞书的某些词条提前书证年代、增补词条义项或提供例证。如“女孩”：父母所生的女性孩子。《汉语大词典》首引例证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一：“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嫌晚。《董西厢》已有，如卷一【正宫调·尾】：“倾心地正说到投机处，听哑的门开瞬目觑，见个女孩儿深深地道万福。”“过礼”：举行婚礼。《刘知远》卷一【仙吕调·尾】：“选定吉日良时，请诸亲相见。磨麦造酒，排喜庆筵席。至天晚，二人过礼。”《汉语大词典》漏收此义，可补。“祸愆”：祸罪。《大词典》仅引唐李华《咏史》：“乱代乃潜伏，纵人为祸愆。”《刘知远》有用例，如卷一【黄钟宫·女冠子】：“翁翁知道，定见小人必有祸愆。”可为《大词典》补充金代的用例。

第四，作金代语言的断代研究，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梅祖麟（1984）从语言史的角度考证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时讨论了“这的、那的和这、那”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法，认为到元朝为止，北方话“这”“那”一直不能单用，总是以“这×”的形式出现，如“者个”、“者番”、“这胡”、“这贱奴”、“这般”、“这边”、“这里”等。同时还说：“目前考察的文献只是宋初以前以及《朱子语类》以后，当中宋金一段还没有考察。至于北方话是否是一直不单用‘这’‘那’，只有研究以后才能分晓。”我们调查了金代口语性比较强的两种诸宫调，发现“这”均不能单用，而以“这×”的形式出现，如“这人、这汉、这烦恼、这畜牲”等等，补充了梅先生的研究结论。

第五，诸宫调专书研究是近代汉语研究工作的基础。蒋绍愚（1998）指出，目前近代汉语的研究“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仍应放在重要地位，不论是语音、词汇、语法，都要继续扎扎实实地做好专书和专题的研究工作”。何乐士（2001）也指出：“在语言研究过程中，选例式的研究固然占有它一定的位置，但要深入全面了解不同时代汉语的特点，总结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增强结论的科学性，关键是专书语言的穷尽性研究。”可见，对两种诸宫调作专书研究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要务。

本书研究对象是金代的诸宫调，同时对一些语言现象也作纵向的历时考察，所以主要语料为《刘知远》和《董西厢》，同时参考相邻时期的其他语料⁽³⁾。具体有：

（一）基本语料

初唐、中唐（约7—8世纪）：《王梵志诗》、《游仙窟》、《六祖坛经》；

晚唐五代（约9—10世纪中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祖堂集》；

北宋（约10世纪中叶—12世纪初）：《三朝北盟会编》（《燕云奉使录》、《茅斋自叙》、《靖康城下奉使录》、《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录》、《绍兴甲寅通和录》、《采石战胜录》共6篇）；

南宋（约12世纪—13世纪后期）：《张协状元》⁽⁴⁾、《五灯会元》、《朱子语类》；

金代（约11世纪—12世纪中叶）：《刘知远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

元代（约13世纪后期—14世纪中叶）：《元典章·刑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原本老乞大》；

明代（约14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金瓶梅》（崇祯本）、《型世言》、《山歌》、《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训世评话》；

清代（约17世纪中叶—20世纪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红楼梦》、《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

（二）辅助语料

唐宋：《全唐诗》、《敦煌变文校注》、《全宋词》。

元明清：《全元散曲》、《元朝秘史》、《三遂平妖传》（二十回本）、《三国演义》、《水浒传》（百二十回本）、《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歧路灯》、《老残游记》。

二、研究现状⁽⁵⁾

以“诸宫调”为题的研究论著不多见，主要表现在单篇论文和硕士论文上，下面分用韵、语法、词汇三方面来谈。

（一）用韵研究

诸宫调是为市民阶层服务的，除了说唱的情节要有戏剧性、曲辞要有感染力之外，声韵上也要求和谐优美，用韵得跟实际语音保持一致。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诸宫调的韵脚和词汇，都是上好的历史语言资料。因此，从用韵角度来研究的也不在少数。如下：

廖珣英（1964）采用与《中原音韵》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三种诸宫调⁽⁶⁾用韵进行了考察，得出诸宫调和北曲语言是同一个语音系统的结论。同时说明了《天宝遗事》的用韵跟杂剧相同，《刘知远》、《董西厢》的三韵通用说明了诸宫调押韵比北曲更自由，更近乎民歌俗曲。

徐健（1997）主要考察了《刘知远》的用韵情况，将《刘知远》的八十六首曲子归纳为十二个韵部：阴声八部，阳声四部。通过对其音系的归纳，发现残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实际，为我们研究宋金时期的北方语音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

黎新第（1993）借助于判定金诸宫调曲句特定位置的平仄，考察其中两种入声字的实际分派，采用统计法描写出“从金诸宫调到早中期元杂剧，全浊入声至少尚有19％不作平声，清入声至少已有19％用作平声”的语言事实，这种考察和描写有助于解释《辍耕录》“入声似平声，又作去声”与《中原音韵》的差异。

黎新第（2003）对金诸宫调中入声是不是像《中原音韵》那样派入其他三声做了考证，结论是《董西厢》曲名中的古清入字和次入字都派入仄声；句末仄仄连出已经开始回避上上和去去。这说明无论是在曲句中还是在非曲句中，《董西厢》的清入字和次入字都分别与处于同样位置上的上声字和去声字表现一致。

李春艳（2008）考察了《董西厢》的用韵规律，共归纳出15个韵部，阳声韵6个，阴声韵9个，将这些用韵规律和《中原音韵》相比，发现《董西厢》的一些语音现象正处于向《中原音韵》过渡的状态，很多语言事实与《广韵》相比，更接近《中原音韵》。这一发现可以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北方话语音提供颇有价值的语言材料。

（二）语法研究

专门研究诸宫调语法的成果并不多见，这或许和诸宫调的韵文文体有关。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杨平（1990）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诸宫调语法问题，但在文章中提到了《董西厢》里出现了最早的状态补语结构与“把”字结构或“被”字结构结合的例子。如：把张君瑞送得来腌受苦。（卷一，18页）；被你个措大倒得囊空。（卷六，175页）这多少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对判定《董西厢》的语言年代有一定的帮助。

周义芳（1992）主要从运用迭词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方面分析了《董西厢》当中的迭词使用情况。文章分为四个大的部分，即重迭方式多样化、重迭词语的口语化、迭词增添语言的声律美、迭词表情达意丰富多彩。周文虽然是从修辞的角度展开的，但对语法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赪（1993）也不是专以诸宫调为研究对象，而是专就金元时期的“名量词＋儿”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这种现象始见于《刘知远》中，同时修正了太田辰夫（1987）的看法：“量词带接尾辞很罕见，但偶尔有带‘儿’的，这时大概有量词名词化的倾向，它的后面通常不带名词。带‘儿’的例子大约始见于元代。”和杨文一样，张赪的研究给我们以启发，为什么这些新兴的语法现象出现在金代？如果忽略了对金代语言的研究，一些语言现象的解释就有可能得出不确切的结论。

江蓝生（1992）论述了现代汉语中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姑且不论现代汉语中“似的”的来源。其中涉及金元时期新产生的“也似/似”不是汉语固有的，而是搬用蒙古语比拟表达时序时新产生的语法成分。李思明（1998）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似”系比拟助词来源于汉语本身，不是套用外族语言。江蓝生（1999c）首先描写了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过程，接着分析了金元时期出现了与先秦唐宋完全不同的新的句式和语法功能，坚持认为这种变化不是汉语原有句式的继承与发展，而是受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语法影响而产生的，金代举的即是《刘知远》和《董西厢》两部代表性文献。这就给我们以启发：比拟助词“也似”及新的比拟句式均始见于两种诸宫调中，诸宫调的词汇和语法受外来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值得研究。

陈美容（2006）考察了《全诸宫调》中引介补语的助词“得”“来”“得来”，穷尽性地统计了这三个助词在诸宫调中引介补语的使用频率，结论是：用“得”的情况远远多于用“来”（2例）、“得来”（11例）；由“得”及其引介的补语构成的句法结构类型也远比其他两个助词及其补语所构成的结构类型多，由“得”引介的补语更为灵活多样，更能充分说明和表现谓语动词的情态（18例）、说明行为动作所达到的程度（39例）或引起了何种结果（37例）。从而说明带“得”字的述补结构在金代已基本发展成熟。

蔺佳影（2006）主要谈论了“向”字在金代诸宫调中的几种用法，主要是用作介词，共出现61次、用为双音词词素8次、单音节动词2次、借字2次。文中认为“翁翁感叹少年郎，这人时下别无向当，久后是一个潜龙帝王”中的“向当”即“响当”，是形容人有本领，有名气。此解虽然于文意上似乎可通，可是“向”“响”借用的现象在其他文献中有没有用例？如果仅此一例，能不能说明问题，恐怕有待进一步查证和研究。

王西维（2007）从词类、形式、语法功能三方面考察了《全诸宫调》中的重言词，与上古、中古的重言词相比，不论是词类、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上都有了很大发展，有的重言词一直保留到现代汉语中。

袁卫华（2011）考察了《董解元西厢记》中的九个动态助词“却、了、着、过、将、取、得、破、当”，其中“了”“着”使用频率最高。《董西厢》中动态助词之间的混用情况虽较为普遍，但其出现格式主要为“动+助”和“动+助+宾”。动态助词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助词小类，其产生，取代了古汉语中某些语法结构和某些词汇的功能，使表达更清楚明白，手段更精密准确，体现了汉语语法的进步，亦可以作为汉语史分期的标准。

（三）词汇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分考释疑难词语、结合方言解释词语、结合文化解释词语、专书词汇研究四方面。

1．考释疑难词语⁽⁷⁾

潘庚（1960）是就《金元戏曲方言考》中的一些解释提出的质疑。其中“二四”条见于诸宫调，文中不同意徐嘉瑞将其解释为“失信”，举江苏邳县的活方言例子，释为“嫚骂”为好。按：张相（1953）将“二四”解释为“任意”之意。王学奇、王静竹（2002）也释为“放肆、无赖、恣意妄为”之意。“二四”一词始见于《董西厢》，后代除了元曲里有所使用外，并不多见，推测应该是一个方言词。其实邳县方言里指人顺嘴胡说，如：“你说话别二二四四的，说话要负责任啊！”还是含有任意之意的。诸宫调中“二四”共4见，其中3例都是用在“放”后面。河南方言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当不耐烦地听一个人说话时就说“你少放”，多少带有点“骂人”的性质。但“二四”为什么具有“任意”义，又为什么经常与“放”连用？刘敬林（2007）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放二四’是‘放三’的‘藏腹’式藏词修辞，‘放’为其常义‘不自约束’，即放诞不羁，放肆。‘二’与‘四’间所藏之‘三’是‘散’的记音字，亦即以‘三’潜‘散’义。‘散’亦为其常义‘不自约束’，放肆。‘二四’是‘放二四’之省，但同样是通过所‘藏’之‘三’——散：不自约束，来表达‘放二四’形式之义。二词形表义相同，但构词不同。‘二四’以所‘藏’之‘散’表义，‘放二四’：放散，则为同义连用。”同时文中还举出“放散”、“散放”的用例，证明“放”与“散”为同义连文，最后作者还解释了为什么“诸宫调”中没有使用“放散”，而用了藏词的“放二四”，原因是与诸宫调的文体本身所要达到的效果有关。文章说理充分，可备一说。

廖珣英、蓝立蓂（1980）选释了《刘知远》的部分词语，像“冲席（席）、弟一、笃磨、老母、论、姊妹、酒务/务”，基本上都得到了确诂。二人对《刘知远》都有校注本，其中大部分词语的校释是没有问题的。

袁宾（1984）选释了近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像“日许多时、不当不正，不端不正、模铺、伛兜、汉话”。见于诸宫调的只有“日许多时”，解成“偌许多时”。“日”系指示代词，是“偌”的一声之转。例证丰富，很有说服力。

乐耕（1982）将《董西厢》中的“颠不剌”解释为“风流”，根据是《董西厢》卷一【般涉调·哨遍·尾】有“穷缀作，腌对付，怕曲儿捻到风流处，教普天下颠不剌的浪儿每许”。意思是：既然上句有“怕曲儿捻到风流处”，则下句的“教普天下颠不剌的浪儿每许”中的“颠不剌”，就是上句“风流”的意思了。然而刘溶（1983）对此解释稍有疑问，认为前面既说曲儿风流，接着又说浪儿每风流，一个“风流”同时形容两种事物，有点不太妥帖。所以他解释《董西厢》里的“颠不剌”为“最有名的”。“颠不剌”中“不剌”为语助，词义重点在“颠”上，“颠不剌”解释得正确与否除随文释义外，亦要考虑词本身的意义。

乐东甫（1984）对前人的一些解释提出商榷，共商释了四个词语，其中“搊搜”一词为诸宫调所见，文中不同意张相（1953）释为“固执、刚愎、凶狠”⁽⁸⁾，根据文义“搊搜”应该解为“古怪、特别”。按：张星逸（1964）认为这个词应为“邹搜”，孟子邹人见梁惠王时，王称叟而不名，孟子对王曾作了胜利的雄辩，因此金元俗语便假借为“了不起，伟大的”。更转注为“厉害，凶狠”等的代词。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搊搜”本义是什么，得义之由是什么？只有一个义项还是有多个义项？若为多个义项，其引申关系怎样？这些都是需要再研究的。

江蓝生（1990）探明了“兀自”一词的得义之由，“兀自”有“仍、尚”义毫无争议，然而何以有“尚”义却鲜有人及，江蓝生用大量的例证证实“兀自”“骨自”“古自”等的本字是“故自”，“故自”的结构应分析为副词“故”加上词尾“自”，其词义来源于“故”。文章论证精审，可备一解。

李开（1991）对凌景埏、谢伯阳校注的《诸宫调两种》里的一些词语进行了考释。见于《刘知远》的有“果、趁/趁熟、、瘿/瘿瘪、须索、胮、弩踢、邹搜、駞逗、耗/音耗、赚/闪赚、打桄、瓦忏”。与前举诸文有所不同的是，李文尽量探究词的得义之由，而不仅仅靠排比例证归纳义项。但也有一些没有定论，如“打桄”，李文认为即“打横，蛮横无理”义，如此于文意不甚通畅，因为“打桄”在这里作宾语，而“蛮横无理”多作修饰语，不作宾语。

张炳森（1999）对《董西厢》的难词进行了解释。共释14个词：惺惺、二四、团拨、伽伽、顽羊角靶、聘无量、、到老、邓虏沦敦、针喇、羡觑、口啜、泼忏、骨胀。其中对“口啜”“泼忏”的解释还有可商的余地。文中将“口啜似猫坑、咽喉似泼忏”中的“口啜”释为“口臭”，“泼忏”释为“借碎瓦片相擦的声音喻郑恒的声音拉碴而不爽利、磁拉而不畅亮，让人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就有了矛盾，作者首先否定了凌景埏释“口啜”为“嘴”的说法，认为“嘴”怎么可能像“猫坑（茅坑）”呢？如果按照他的解释，那“咽喉”又怎么像“声音”呢？而且“口臭”和“咽喉”、“猫坑”和“××声音”也不符合对文的文例要求，这样倒不如凌景埏注为“嘴似猫坑，咽喉似破罐”来得简明。

阎玉文（2002）从来源、同义词间的语源系联等几个方面将《刘知远》中“掇坐”一词的释义及来源探讨得很清楚。

2．结合方言解释词语

李行健（1979）讨论了河北方言中的古词语，并说明了方言词在训诂方面的作用。文章虽然没有专门以诸宫调里的词语为例，但是提出参照活的方言材料来考释词语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举文中一个例子即可窥知一二，如《董西厢·红罗袄曲》写张生：“畅好台孩，举止没俗态。”对于其中的“台孩”，有不同的解释。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解作“骄傲”，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解作“气概轩昂”，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解作“板起面孔”，并引申为“气概轩昂”。李文中说，“台孩”在河北方言中是“大方，安逸”义，如果参照这些意义，显然会解释得贴切一些。可见参证方言来解释词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潘耀武（1992）选释了34个清徐方言中所见的早期白话词语，其中见于两种诸宫调的有“不迭、只古里/只管里、家缘、觉、可喜/可戏、吃喜、害、夜来”，所释和其诸宫调中的用法、意义大致相同，亦不乏稍有出入者，如“害饥”，清徐方言用为“嫌饿、怕饿”，而诸宫调多采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即“感到饥饿”。其实，“嫌饿”即是一种感受，与“感到饥饿”同工异曲，可见，参证活方言可帮助解释历史文献词。

王焕玲、刘伟萍（2003）研究了南阳方言里保留的元曲语词，也给我们研究诸宫调里的方言词以启发，像“年时”即“去年”，或者说“年时个、年个儿”，《董西厢》中有用例。

3．结合文化解释词语

捷克的米列娜·维林格罗娃（1959）结合宋李诫《营造法式》里的建筑文化考释了《董西厢》里的“乳口”和“钩窗”，使人们了解了这两个词的来历，即是由专门的建筑用词转变而来，也就消除了看似名词词性的“乳口”何以用作修饰语的疑惑。这种解释词语的方法无疑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此外，常萍（2007、2008）、陈练军（2008）等对“诸宫调”的词语也都有研究，这里不再具体评述。

4．专书词汇语法研究

目前对两种诸宫调作专书研究者多见于硕士论文，如刘晓凡《〈刘知远诸宫调〉词汇研究》、廖丹《〈董西厢〉词汇研究》、周波《〈董解元西厢记〉与〈张协状元〉人称代词比较研究》、田莲青《〈董解元西厢记〉复音词构词初探》，前二者主要从辞书编撰的角度讨论了两种诸宫调中的新词新义，为大型辞书的增补和修订提供了资料和参考，不过也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关注一点不及其余，对两种诸宫调的词汇缺少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后二者从语法角度着重研究了《董西厢》中的人称代词和复音词，周波对《董西厢》和《张协状元》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及代词复数词尾逐一进行了比较，揭示出宋元时期人称代词的基本特点、发展规律及地区差异，在比较中全面考察了《董西厢》中的人称代词；田莲青重点讨论了《董西厢》中的语音构词和语法造词情况，从整个汉语复音化的背景揭示作品各种构词法之间的不平衡性，并以此了解《董西厢》的词汇特点。

对诸宫调做专书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杨永龙、江蓝生合著的《〈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该著作通过穷尽性的定量统计，系统分析了《刘知远诸宫调》中的语法现象，包括代词、数量词、助动词、副词等，描写全面、精审、细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和借鉴，遗憾的是，该书只做静态的描写和解释，对一些语法现象未及探源讨流。

第二节　版本流变和整理校注

一、版本流变

诸宫调又叫“诸般品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说唱艺术。它萌芽于北宋中叶，盛行于南宋和金代，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才逐渐衰落消亡，历时约三百年。诸宫调的作品不仅篇幅浩瀚⁽⁹⁾，而且结构精密、严谨，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它反映口语，也为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一）《刘知远》的版本

金刻本《刘知远》残本一册是俄国柯兹洛夫（n.K.KO3JIOB）探险队于1907—1908年间（清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发掘我国西北张掖黑水故城旧址时出土的，后藏于俄国。1958年4月，当时的苏联政府将它归还给我国，当年即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在影印本问世之前，1935年郑振铎先生对传抄本进行过整理，收入《世界文库》第二册，题名为《刘知远传（诸宫调）》。1937年北京来熏阁据复制照片出版了石印本，题名《金本诸宫调刘知远》。《世界文库》本所据为传抄本，文字讹误及断句失当之处多见；来熏阁本有些地方描摹失真，都不如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刘知远诸宫调》一存其真。20世纪60年代有张星逸、刘坚、蒋礼鸿等先生就语言文字方面校释的论文，日本内田道夫所著《校注刘知远诸宫调》发表最早，篇幅也较大。进入80年代以后，出现了四个校注本，分别为：凌景埏、谢伯阳（1988）的《诸宫调两种》；朱平楚（1987）的《全诸宫调》；蓝立蓂（1989）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廖珣英（1993）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凌、谢的校注本注释简略粗疏，很少举证，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后两种则正如江蓝生所说，“蓝、廖二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大量的校勘考释工作，对整部残卷进行了全面、细密的校注，例证丰富，有不少突破。”⁽¹⁰⁾本书的研究以影印金刻本为底本⁽¹¹⁾，参考蓝、廖二人的校注本。

（二）《董西厢》的版本

现存最早的《董西厢》刻本是明嘉靖本，共分八卷，前有张羽序，后有杨循吉跋，为嘉靖年间张羽据元刻本和杨氏抄校本加以校定并付梓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燕山松溪风逸散人刻本影印（1963年），题为《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赵万里等人于1957年在安徽绩溪县寻访到另一个刻本，分八卷，名之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据张羽校本重梓本，为明嘉靖、隆庆之间或万历初年刻本，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1957年）。《董西厢》的重要刻本还有黄嘉惠本、屠隆校本（二卷）、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刊本（四卷）、闵寓五六幻本（二卷）、暖红室本（四卷）等。黄嘉惠本分上下二卷，并配有插图，卷上题有“新都杨慎点定，海阳黄嘉惠校阅”，此书开首有黄嘉惠作的《引》，书中有清代学者王筠的题跋和批校，是一个难得而珍贵的版本。此书原藏山东省图书馆，1984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是目前通行的版本。它以闵寓五六幻本为底本，依张羽本分为八卷，并用古本、旧钞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残本、暖红室翻刻闵齐伋本、暖红室后刻不分卷本对勘，择善而从。我们以影印明嘉靖本（又称《古本董西厢》）为底本，参考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和朱平楚的《西厢记诸宫调注释》。

二、整理校注⁽¹²⁾

（一）对《刘知远》的校注

1．蓝、廖之前的校注

张星逸（1964）针对郑振铎作的校注本和日本东北大学《集刊东洋学》所载的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商榷性校注，共分五个部分：（1）误字与俗写，（2）误解与误逗，（3）语词汇释，（4）校注补遗，（5）阙文商补。张文在前人校注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其中不乏精彩的论断，如在“误解与误逗”部分肯定了郑本点逗的“高声一派，口中只道：得得！两度三回，不放了你才”。并举现代北京方言为证，认为“得得！”是“得了！得了！”的略词，是下意识表示不屈服的遣词，把李洪义被打后那种不甘屈服的“好！好！”的流氓口吻表达了出来。但是张文中另有一些解释似乎还不能成为定论，如“语词汇释”部分第26条“吃椹子麻糖口”，释“椹子”即桑葚，色乌；“麻糖”，农村中常用黑麻制成块糖给孩子们吃，此句借以形容口唇乌黑的村俗相。第44条“村桑”，释“村”即俗义，接“桑”字则为俗而陋的形容名词。这也许是基于桑树的枝干形态丑恶，而借作比喻吧。按：河南周口方言现在仍有“麻糖”⁽¹³⁾一词，但这种块糖不是黑色的，所以是不是取其色乌还有待查证；“村桑”是不是基于桑树的枝干形态丑恶而作的比喻也不太好说。还有一些问题蒋礼鸿（1965）已有厘正。

刘坚（1964）从协韵、语义的角度对《刘知远》所作的校释，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是大嫂忙呼大哥，刘知远试与观窥，陌惊疑。元来却是务中昨日要酒吃，我曾与了一顿死拳踢。（8a）”刘释：郑本“窥”下未加逗号。“窥”字与下“疑、吃、踢”协韵（齐微）。从语气上看，这里也应该逗开。“陌”即“蓦”字，“蓦然”的意思，甚是。诸宫调是韵文体的曲子，依据韵脚字的协韵来校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不是都能用韵脚押韵的规律来断句呢？如：“生时节是你妻，便死也是贤妇。任自在交胡道我谁秋故。全不改贞洁性，效学姜女。”刘释：郑本于“道”字下逗。此曲协鱼模韵，如依韵脚，似应在“胡”下逗开。可是在“胡”下断开，“任自在交胡”不好理解。⁽¹⁴⁾

张星逸（1965）在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惠赠的《校注刘知远诸宫调》和刘坚《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基础上又做了校勘、注释、点逗等工作，结论更加精审。如校勘的第8条：第十一52仙吕调醉落托：“我因伊（你）吃尽兄打。东校本把模糊的‘打’改为‘打挄’，注为：‘打棍’。”张文引梅膺祚《字汇》：“挄、扩音义并同。”东校本解作棍，显然是杜撰。并引本书例证认为当作“打拷”。蓝立蓂（1989）也认为“桄”疑应是“拷”字，举本书卷十二【伊州令·尾】“记得恁打考（拷）千千遍”为证。按：“挄”确实无“棍”义，此解作“打拷”于曲文语意上也通，有一点说不通的是原字字形和“拷”不太接近，所以孰是孰非，还有待研究。

蒋礼鸿（1965）在张星逸（1964）、刘坚（1964）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可谓后出转精。如释：“再见贪金底歧路，重逢卖假药底牙推。（十一8a）”首先对张星逸的解释提出异议，此句不应该释为“好似贪财的游倡遇到了卖假药的医生般的热恋在一起”。认为“歧路”为游倡，未知所据，而疑“歧路”就是“路歧”，是江湖卖艺的伶人，“歧路、牙推”都是辱骂刘知远的话。蒋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按：张相（1953）认为“路歧”是由“歧路”演变而来，二者意义相同，指江湖卖艺之人。“牙推”为宋元俗语，指江湖先生。这些人串街走巷卖艺为生，社会地位很低，不受人尊重，加之前面“贪金”和“卖假药”的修饰，更能表达对刘知远的侮辱之意。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李洪义见到刘知远，就像再次见到“贪金底歧路”、重新碰到“卖假药底牙推”那样痛恨。

2．蓝、廖的校注

蓝立蓂（1989）和廖珣英（1993）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是对整个《刘知远》残卷所做的校注，较前人校释更系统、具体和深刻。各有优劣，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校注本：

（1）阙疑的地方仍不少。如卷一【仙吕调·胜葫芦】：“须冒扫似颏下坎熊皮。”蓝本注：“意未详。”廖本注：“谓浓黑覆蔓着的胡子好像下巴上盖着熊皮。冒扫，覆蔓。坎，的同音借用字，盖义。”按：“冒扫”在其他文献中未见使用，是不是“覆蔓”义值得研究。该句的上文阙失，曲调不明，当作何解还有待研究。

（2）在具体词条的处理上二者各有优劣⁽¹⁵⁾。

① 卷二【般涉调·麻婆子·尾】：“论匹夫心肠狠，庞涓不是毒。”金刻本“狠”作“狼”，廖本保持金刻本原样，蓝本改“狼”为“狠”，用本卷的“狠如庞相”为证。按：“狼”有“狠”义，早有文献记载，《广雅·释诂三》：“狼、戾，很也。”王念孙疏证：“狼与戾一声之转。”同时也有实际用例和活方言为证，廖本对此有详细校注，可参。因此应该尊重原刻本，无烦改字。其实，张星逸（1964）已有所发：“‘狼’，非‘狠’讹，乃‘狼毒’的比喻词。”另外，蓝本将原刻本中的“您”都改为“你”，也似欠妥。“您”固然有与“你”相当者，然二字音不同，且所指也有不相当者。对此，江蓝生（1999b：267；2000：385-386）已有详细论证。

② 卷一【正宫·文序子】：“羞懒不抬头，双眼怎开，两只脚走出庄门，高声一派。口中只道得得两度三回，不放了你〔乔〕才。”⁽¹⁶⁾廖本注：“（口中二句）此是李洪义被刘知远打得狼狈不堪，一边走，一边再三高叫，表示要报雠雪恨。道，犹‘是’，详《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四（道二）。得得，犹特特，特地之意。详《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四（得得）。‘乔’字原无，臆补。乔才，詈辞。犹骂人坏蛋、无赖。金元时惯用语，详《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乔）。”（p.27）蓝本标点作：口中只道“得，得”两度三回，“不放了你才！”注云：“得，得：犹言‘好，好。’《曲洧旧闻》卷一：‘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近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才：詈辞。犹骂人‘坯’。闵遇五《五剧笺疑》：‘吃敲才，犹谚云打杀坯也。’《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张国宾《汗衫记》三折‘小梁州’：‘想着我那当年认了个不良才，送得俺一家横祸非灾。’不良才，又云坏坯。金元以来俗文学中，用‘才’组成的骂人语不鲜见，例不备举。”今按，亦当以蓝说为是。然“才”字是否可单用当“坯”讲，则还有待证明。廖氏臆补“乔”字，恐不可取。因为依照曲律，此句应为五字句，如本书卷十二也有一支【正宫·文序子】曲，末句作“那些个惨羞”（p.146），可证。

（3）二者解释不一致者，孰是孰非，有待考证。如卷二【般涉调·沁园春·尾】：“行雨底龙，必将鬼使差，布一天黑暗云霭霭，分明是拚着四坐海。”金刻本“拚”为“”。廖本注：“，舍弃，豁出去。《广韵》平声桓韵：‘拌，弃也，俗作，普官切。’详《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判）。”蓝本注：“拚着四坐海，犹今言‘翻江倒海’。‘拚’即‘翻’。《集韵》平声元韵：‘翻飜拚，孚袁切。《博雅》：“翻，翻飞也。”或从飞，亦作拚。’”按：《董西厢》里“”三见，凌景埏校注：“，同‘拚’、‘拼’，舍弃的意思。”“”为“拚”的俗字，“拚”确有通“翻”的情况，《诗·周颂·小毖》：“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朱熹集传：“拚，飞貌。”而且在此解释为“翻江倒海”也似乎很形象确切。但是同期的诸宫调文献中“”都作“舍弃”解，这一例是不是作“翻”解还需进一步研究。

（4）二者校释失当者。如卷二【歇指调·耍三台】：“胯大豚高快片牛，唇口粗能饮村酒。”蓝本在“唇”字处断，并认为“快”当为“决”，释为“撅”（翘起）。廖本标点如上，释“快片牛”为：“快片，谓耍嘴皮子。牛，北方土语，自高自大，盛气凌人。”按：江蓝生（1999b：272；2000：393-394）对二者解释已有所厘正。她认为蓝本以“豚”为“臀”甚是、廖本标点是正确的，但解释都有问题。“快片牛”应当解为“善能骑马。‘片’为‘骗’的同音借字。‘快’作‘善’、‘能’解。”我们比较赞成这种看法。这样解释，“快”正与下文的“能”呼应。“胯大豚高”是“快片牛”的条件，“唇口”偏指“口”，有同期文献用例可证。《宏智禅师广录》卷七“乌墩密印大师仁公真赞”：“唇口能缄，眉目如笑。应外而冲，虚中而照。”（48—82a）“唇口”与“眉目”相对，一个偏指“口”，一个偏指“目”。“唇口粗”是“能饮村酒”的条件。但是“粗”在这作何解释？是不是像蓝本中所注“口粗，指不择饮食，什么都能吃”义？《董西厢》卷二【仙吕调·咍咍令】：“生得邓虏沦敦着大肚，眼三角鼻大唇粗。”中的“粗”，《汉语大词典》注释为“大。粗大；粗厚”。从“胯大肫高”中的“大、高”性质形容词修饰语来看，下文的“粗”解释为“大”义也未为不可。

江蓝生（1999b：263-276；2000：378-400）针对蓝立蓂、廖珣英校注本中的一些校释，提出了“凭不得、散、遣、前/前面、野鼓……难断、未成忧、来、怒恶/恶发、衙内却道是伊儿”等21条商补意见，举例精详，论证严密。

（二）对《董西厢》的校注

《董西厢》是目前存世的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因其完整，为之作校注的前修时贤远不如校注《刘知远》者多，因此这里仅就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和朱平楚的《西厢记诸宫调注释》简要评述之。

1．在文字的校释上，凌本稍优于朱本

凌本以明闵遇五刻《六幻》本为底本，依1957年在绩溪发现的古本（简称“八卷本”）分为八卷；朱本以八卷本为底本，用六幻西厢本做校本。“版本一般是越古越好”⁽¹⁷⁾，相比较，八卷本略早于六幻本，有胜出之处，但是也瑕瑜互见，且朱本时从朱墨、暖红室本，反而致误。如：

（1）饭罢须臾却卓几，急令行者添茶。（卷一【仙吕调·恋香衾】）

凌本作“卓几”；朱本作“卓儿”。按：朱本作“卓儿”是，“儿（儿）”“几”形近易讹。

“卓（桌）”有“几案”义，《正字通·木部》：“桌，呼几案曰桌。”“卓（桌）”“几”同义连文固也说得通，但同期及后代均无连用例，且凌释为“餐桌和坐凳”，恐不确。联系前文“各序尊卑对榻坐”，“对榻”为“相互面对着坐在榻上”，显然已有坐具，其上不可能再放置坐凳。“榻‘有坐榻，有卧榻’……‘榻’主要是坐具，孟贯《宿故人江居》；‘静榻悬灯坐。’……‘同榻’是优待礼遇，表示尊敬和亲热。”⁽¹⁸⁾此指坐榻。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榻）”条云：“一种狭长低矮的坐具，由长方形榻面及六条（或四条）腿构成。质地有木、陶、石等，多涂以漆。榻面铺有席垫，亦可置几，以便凭靠。”吕叔湘（1993：60）说：“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榻”的作用类似“炕”。且同期已有“卓儿”用例，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就中间沈香卓儿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支。”既已有“卓儿”，“榻”上摆的跟“几”相似的东西便改名为“卓儿”了。因此饭后撤掉的当为榻上放置的“卓儿”。据李文泽（2001a：125）研究，“儿”作词尾产生于唐代，宋代沿用了下来。

（2）气扑扑走得掇肩的喘，胜到莺莺前面，把一天来好事都惊散。（又【仙吕调·绣带儿·尾】）

凌本作“胜到”；朱本从暖红室、朱墨本作“腾到”，同时认为作“胜”亦可通，“腾”“胜”形状相似。按：既然“胜”亦可通，便无烦从暖红室、朱墨本改为“腾到”。作“胜到”者，《刘知远》亦用，如卷十一【高平调·贺新郎】：“争晓高坡上两人英豪，遥观安抚有灾恼，提楄檐浑如胜到，那勇健古今希少。”蓝、廖二本均认为“胜”之本字当为“圣”，有神通之意。姑且不论蓝、廖二人解释是否正确，“胜”为“圣”之异写则毫无争议，蒋礼鸿（1981：20）列举完《董西厢》例后云：“凡此胜字，皆谓捷速，其与圣为一词异写无疑。”并引郭在贻说：“圣字即逞字之借。《说文》：‘逞，通也。从辵，呈声。楚谓疾行为逞。’段注引《方言》曰：‘逞，疾也。’圣、逞并谐呈声，例得通借。逞有疾义，故圣亦得有迅疾之义。”蒋赞成郭释“圣（胜）”为“迅疾”之义。今吴语新昌话等有此词，义为“刚刚；方才”，乃其引申义。用“圣”字者，唐已有，如韩愈《盆池》：“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又《刘知远》卷十一【般涉调·苏幕遮·尾】：“洪义怒，呼哨一声，洪信和两个妇人以圣至。”“胜”在《广韵》中有平、去两读，读去声时，为书纽证韵字；“圣”在《广韵》中为去声书纽劲韵字，二者仅韵母小异。且在《中原音韵》中同属庚青韵，音近通用。而作“腾”，音、形均失之远矣。

（3）不须骑战马，不须持寸铁，不须对阵争优劣。觑一觑教半万贼兵化做膋血。（卷二【般涉调·麻婆子·尾】）

凌本作“膋血”；朱本作“硬血”。按：凌本作“膋血”是，由本书卷八可证，如【黄钟宫·柳叶儿第五】：“若是些小迟然，都教化膋血。”此处二本均作“膋血”，毫无疑义。后期用例，如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双调·水仙子】：“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一觑着你为了醯酱，指一指教你化做膋血。”《广韵·萧韵》：“膋，肠间脂也。”“膋血”指“浓血”。

据《说文》，“膋”是从肉、劳省声。因声符“劳”的上部与ying一类的音（如营、莹、萦、荧、荥等）上部相同，民间俗读可能依此而误读“膋”为ying，故记作了同音（或近音）字“硬”⁽¹⁹⁾。故作“硬血”者也许是民间误读而成，实乃“膋血”。

（4）张生早是心羞惨，那堪见女壻来参！不稔色，村沙段。（卷七【中吕调·牧羊关】）

凌本作“村沙段”；朱本作“村沙假”。无论从语义还是从押韵的角度来看，“假”显然是“段”之形误。《正字通·殳部》：“段，体段。”“村沙段”指“身材相貌极为丑陋”。同时本套曲寒山（眼）、桓欢（段）、监咸（惨、参、担、忏、衫、嵓、三）、廉纤（脸、谄）通押，“段”字入韵。

2．在个别词的解释上，二者所释相同，但均不甚周全

凌本在解释字词时只作简要注解，正如龙建国（2003：12）所说：“该书是在凌景埏去世后出版的，未竟的工作由出版者来完成。由于出版者将该书定位为普及性读物，故未出校记，对一些词语与典故只作了通俗简要的注释。”朱本类此，虽逐句进行了翻译，在字词上仍只作简释。不过，大部分解释都较公允确切，只有个别词语尚可商榷。如卷一【仙吕调·整花冠】：“被你风韵韵煞人也猜！穿对儿曲弯弯的半折来大弓鞋。”凌本注：“‘折’，拇指和食指伸张开时的距离，约五寸左右。‘半折’，折的一半，形容瘦小之极。‘折’，古本作‘拆’；明王骥德校注《西厢记》引《董西厢》，也作‘拆’，并云：‘“半拆”，犹言半开；作“半折”者非。’作‘半折’，是对鞋的形容词；‘半拆’，却是用对弓的形容词来形容鞋。”朱本注：“半折（zhā），大拇指与食指伸张开之长度叫一折，约五寸左右。半折，不足三寸。”凌、朱二本释“折”为“拇指和食指伸张开时的距离”虽正确无误，但均未指明其本字，且朱本注“折”音“zhā”更不知所据。我们觉得“折、拆”的本字当为“拃”，又作“搩”。《集韵·陌韵》：“搩，手夺物也。”本义为“张开大拇指和中指量长度”。引申为“大拇指和中指两端间的距离”。⁽²⁰⁾因此，古本作“拆”、六幻本作“折”均是，唯本字当为“拃”也。

3．在追溯词的来源上，凌本未溯，朱本虽溯却误

如卷一【仙吕调·赏花时】：“德行文章没包弹，绰有赋名诗价。”凌本只对“包弹”作了解释，朱本除释义外，并引汤显祖语“宋包拯善弹人过，誉人者因有没包弹之谚”说明“包弹”一词源于此，并云：“然使用既久，包字之义渐失，遂转成批评指责义。”刘坚（1978）已指出“包弹”就是“驳弹”，驳就是批驳、批评指摘之意，破除了宋代王楙以来把“包弹”跟包拯扯在一起的俗说。郭在贻（1985：192）又补充了“包弹/驳弹”在唐代的例子，如《义山杂纂》卷上“不达时宜”条下有云：“筵上包弹品味。”又“强会”条下云：“见他文字驳弹。”并于例后说：“既然唐代即已有了‘包弹’一词，则把‘包弹’跟宋人包拯牵扯在一起的说法便可不攻自破。”可见，朱本仍将“包弹”与包拯牵扯在一起显系未征引时贤之说而误承俗词源。

(1)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2页。

(2) 郭作飞（2003：180；2008：11）。

(3) 基本语料为时代明确、能反映口语的材料。按时代排列语料的格式参考了汪维辉《近代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1999年，第11页。

(4) 据太田辰夫（1953）考证，《张协状元》可以作为版本基本可靠的宋代语料。钱南扬（1979：1；1981：73—84）、冯其庸（1984）、俞为民（2004：120）考证《张协状元》成书于南宋早期。

(5) 这里主要谈国内的研究现状，国外的研究略；另外，文章虽然只就诸宫调的词汇作研究，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前人的研究概况，音韵和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一并列出。

(6) 《天宝遗事诸宫调》虽不在研究之列，但在研究成果的论述中也偶尔会有提及。

(7) 这部分中也有结合方言来解释词语的，但只是限于个别词的解释，而且最终的目的是想把疑难词语解释清楚，所以仍归为一类。

(8) 例句为《董西厢》卷三【中吕调·掉孤舟缠令】：“老夫人做事搊搜相，做个老人家说谎。”又卷四【中吕调·古轮台】：“奈何慈母性搊搜，应难欢偶。”

(9) 篇幅浩瀚是针对整个诸宫调体裁的作品而言的，据郑振铎先生（1998）从故籍中搜到的诸宫调作品的名目，共有十九种，流传下来的只有三种。

(10) 江蓝生《重读〈刘知远诸宫调〉》，《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1999年，第263页；收入《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9页。本书对《刘知远诸宫调》版本的介绍，也参考了此篇文章。

(11) 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 主要是对《刘知远》的校注，因为《刘知远》发现较晚，而且是一个残卷，想要利用这份宝贵的资料，第一步就是版本校勘，整理出一个可资利用的本子。

(13)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麻糖”条下四十二个方言点的情况如下：① 油炸食品。方言点：牟平、洛阳、西安。② 一种由芝麻、糖稀、大米和豆屑等做成的食品。方言点：武汉、贵阳、黎川、于都。③ 糖，但又不尽相同。贵阳（脂麻糖）、太原（麦芽糖）、成都（麦芽糖搓白后制成的糖食）、绩溪（一、指炒米糖；二、特指用芝麻做的块糖）、东莞（糖块）。但就“麻糖”的③“糖”这一义项来看，不能绝对地说这些糖都是黑色的，而成都方言中的麻糖则反而是白色。黄尚军（2002：93）直接在“麻糖”前加上“（白）”修饰语，足以证明四川方言中的“麻糖”为白色，“一般做法是将糯米蒸熟，加入麦芽发酵，待其糖化后取出糖浆，将糖浆熬制浓缩成饼状，趁热搓揉拉扯，使其变为乳白色，再搓成直径约二厘米的长圆条后分割成小块”。

(14) 我私下里请教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俞为民教授，他也认为这是一五字对句，句式结构为上二下三，又皆叶韵，应在“胡”下断句。

(15) 二校注本优处各举一例。

(16) 此例来自汪维辉《近代汉语研究》课，谨致谢忱。

(17)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

(18) 汪少华《从生活习俗和语言的社会性再论唐诗的‘床’》，《中国语言学》第二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19) 承汪维辉见告，谨致谢忱。

(20) 参看曹先擢、苏培成主编《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2页；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年，第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