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诸宫调的语言性质及《董西厢》的语言年代

第一节　诸宫调的语言性质

一、口语性和地域性

“判定一种语料的价值高低，不外乎这么几条标准：一是反映口语的程度；二是文本的可靠性，包括时代和作者是否明确，所依据的版本是否最接近原貌；三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四是文本是否具有一定的篇幅。一般来说，上述四方面的正面值越高，语料的价值也就越大。”⁽¹⁾金代的两种诸宫调除了不太具备第四个特点⁽²⁾外，前三个特点是基本具备⁽³⁾的，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口语性很强、地域色彩鲜明。

诸宫调是用曲调和散文组织成的叙事说唱体，由一人从头到尾说唱一个故事，以唱为主。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市民，所以它的语言必须接近人民的口语，保持一种质朴自然的风格，因此语言通俗，口语性很强。表现在词汇上即是出现了一大批当时的口语词，请看下面两段原文：

（一）

【商调】【抛球乐】老儿询问，潜龙不能推免。欲待说难言，转添悲怨，两脸泪流如线。谩哽咽，短叹长吁，叉定手前来分辨：“不肖欲话行踪，披着麻被，把宗祖怎施展。论门风家业也曾荣显。上稍几辈，为官在京辇。俺父阵前亡，值唐末，荒荒起塞烟。老母遂将定俺两个弟兄，离了仙原。波波漉漉驱驱，受此般饥寒怎过遣。阳盘村一个豪民见，求母亲同为姻眷。也生二子，长大来为人不善。唤作进儿、超儿，厅人唆调，与俺怒叫喧。便分星百两，道俺不姓慕容，汉家怎受小儿薄贱。瘿鳖上离了兹亲，悞然地两脚到您庄院。深丞丈丈，便恁好见。”

【尾】家住应州金城县，为罹乱伤残了土田。言着姓名，自觉愚浊心先倦，是逐粮趂熟底刘知远。

翁翁既闻此语，便一言再问：“如肯不相弃家门卑贱，老汉庄中田土甚广，客户少，肯庸力相守一年半岁？”知远便从，引至庄上，请王学究写文契了必。

【正宫】【锦缠道】又思忆，未发迹潜龙皇帝，不得已，迤逦寻村转疃求乞。悞至沙陀小李，逢老丈语话因依。便相随书文立契，“半年已外别商议，也子强如你但衣食。”也合是，来到翁翁家里，向堂前，两个婆娘便生不喜。是大嫂忙呼大哥，刘知远试与观窥。陌惊疑，元来却是，务中昨日要酒吃，我曾与了一顿死拳踢。

【尾】冤家济会非今世，恶业相逢怎由你，恰正是雠人李洪义。

李洪义亦认得是雠人，提荒桑棒向前来便打。潜龙性命怎生？云云。翁翁姓李，排房最大，为多知古事，善书算阴阳，时人美呼“三传”。二子不贤，大者李洪义，小者洪信。二妇女皆有外名，大者倒上树，小者棘针。见知远，皆有不喜之色。大哥欲打，被三传扯住，说与洪义：“此人立契庸身，见为客户，我儿何怒？”（《刘知远》卷一）

（二）

【中吕调】【木笪绥】李三娘黛眉敛，愁容掬。纤纤手，扯定刘知远破碎衣服：“若太原文了面，早早来取。我怀身三个月，你咱思虑。李洪义、李洪信，如狼虎。棘针、倒上树，曾想他劣缺名目，向这懑眉尖眼角上存住。神不和，天生是卯酉子午。我这口无虚语，道一句只一句。生时节是你妻，便死也是贤妇。任自在，交胡道，我谁秋故。全不改贞洁性，效学姜女。莫忧拒，待交我寻活路。嗔不肯，止不过，将我打着皮肉。祗吾怕底死，难熬他，挣揣不去。刀自抹，绳自系，觅个死处。”道罢后，垂珠泪，泪点将罗衣污。哭着告，告着哭，也不敢放声高哭。莫道是感血气，口湌五谷，石头镌，生铁铸，也伤情绪。

【尾】佀梨花一枝帒春雨，如何见得月下悲啼皇后，便似泣竹底湘妃别了舜主。

愁锁眉尖，吴邦西子不为娇。泪滴脸边，汉宫戚氏非为媚。“儿夫若是太原不来，妾当专倚柴门等候。刘郎略等，取些小盘费去。”去移时不至，知远自来观觑。

【黄钟宫】【快活年】俒家尚未来，去了迭时饷。交人候夜深，全然无影响。蹑足潜踪，来到闺房。关上重门，窗眼里探头试望，见三娘，手携斫桑斧，岂故他身丧。生时没两度，死来只一场。不故危亡，自古及今，罕有这婆娘，贞列赛过孟姜。

【尾】把头发披开砧子上，斧举处諕杀刘郎。救不迭扢插地一声响。

长城姜女非为列，垓下于姬未是贤。三娘性命如何？却元来是用斧截青丝一缕，并紫皂花绫团袄一领，开门付与刘郎：“愿儿夫无得忘妾。”相送到阶下。（《刘知远》卷二）

上面仅摘取了《刘知远》四个宫调的曲词，反映口语的词语就有很多。如老儿、推免、欲待、转、谩、短叹长吁、叉定手、分辨、不肖、话、行踪、麻被、把宗族怎施展、俺、将（“带领”义）、波波漉漉驱驱、过遣、求（“娶”义）、唆调、叫喧、分星百两、汉家、薄贱、瘿鳖、悞然、您、丈丈、恁、趂熟、翁翁、客户、、庸力、了必、迤逦、寻村转疃、悮、老丈、语话、因依、也子、合、向（介词，相当于“在”）、婆娘、管窥、陌、元来、却、吃（“饮、喝”义）、冤家、恶业、荒桑棒、排房、倒上树、棘针、敛、掬、扯、文、怀身、你咱、劣缺、这懑、神不和、交、秋故（廖本作“偢顾”）、挣揣、儿夫、盘费、移时、观觑、俒家（廖本作“浑家”）、迭时饷、影响、蹑足潜踪、岂故（廖本作“岂顾”）、两度、諕杀、扢插等等。这里只是举了《刘知远》中的几段，就足以看出“诸宫调”反映口语的程度非同一般。太田辰夫（1953）将《刘知远》作为宋代五种版本可靠、口语性又很强的文献之一，是很有见地的⁽⁴⁾。

同时，地域色彩鮮明。

廖珣英（1964）云：“诸宫调是宋、金两代以唱为主的说唱文学，北宋时已经在汴梁瓦肆流行。历经宋、金、元二百年来，盛行在北方民间。……把诸宫调和杂剧的用韵结合起来研究，更容易了解那个时期北方话语音系统的轮廓。”徐健（1997）也说：“本文考察了金代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的用韵情况，归纳出了它的韵系，发现《残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实际，为我们研究宋金时期的北方话语音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李春艳（2008）谈到：“诸宫调虽然产生于北方，但随着宋朝的南渡也传到了南方，《董解元西厢记》属于北诸宫调，它的用韵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12—13世纪北方话的实际语言现象。”他们都是从语音角度论证了“诸宫调”具有北方话语系特点。袁宾（2003）提到：“金代《刘知远诸宫调》是当时北方戏曲的剧本，其方言基础是其演出地区——燕京一带的口语。”可见“诸宫调”具有北方话的语言特点，表现在词汇上即是出现了一批具有北方方言色彩的俗语词，如：俺、俺咱、牙推、脾鳖、九百、二四、早起、年时、村、复数词尾“每”、恁（指“如此、那么”）、管、渌老、躯老、咱/咱家、腌臜、不剌、材料（指“有本事、有能力”）、槽头、出跳、强（“脾气强”义）、妗子、脸道、把如、不戏、村沙、慕古、虫蚁儿、擀面杖、夜来个、日头儿、好弱、约末、分星百两、拈钱、西厦、眼脑、采（后来写作“睬”字）、后嫁、村疃、酒务、聒聒地、乖（“坏”义）等。

二、“韵”“散”夹杂的说唱文体

郑振铎（1988：24）云：“诸宫调的祖祢是‘变文’，但其母系却是唐宋词与‘大曲’等。他是承袭了‘变文’的体制而引入了宋、金流行的‘歌曲’的唱调的。诸宫调是叙事体的‘说唱调’，以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应用了‘韵文’与‘散文’的二种体制组织而成的文体，来叙述一件故事的。”龙建国（2003：5）说：“从文体角度言，诸宫调即是以韵文（各种词）夹以散文的传奇。从音乐角度言，诸宫调的早期形式可谓没有体制，勉强云之，则可称之为‘散唱’——在‘说’之中夹入‘唱’的‘散唱’。”这种“说”“唱”结合的文体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曲文语言的一脉相承性⁽⁵⁾

一些词语始见于金代的两部诸宫调，后代也仅在元曲等戏文类文体中使用，如“挨靠、白甚、不剌、畅好、撑（‘美丽’义）、偢问（‘理睬’义）、村厮、打惨、二四、官防（‘官司’义）、劳合重、冷破、没店三/没掂三、闷答孩、迷留没乱/迷留闷乱、面磨罗/面没罗（面波罗、面魔罗）、闹镬铎、破设设、欠（‘呆’义）、抢（‘漂亮’义）、躯老、势煞/势沙/势霎、手策、窨腹/窨付、一刬、诈（‘漂亮、体面’义）、只管里/则管里（子管里、只古里）”等词即是。这从语言角度证明了郑振铎（1988：123）的论断：“就文体演进的自然的趋势来看，从宋的大曲或宋的‘杂剧词’而演进到元的‘杂剧’，这其间必得要经过宋、金诸宫调的一个阶段；要想蹿过诸宫调的一个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诸宫调的一个文体的产生，为元人一代光荣的‘杂剧’，究竟能否出现，却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呢。”语词的选择运用服务于文体的需要。

（二）“韵文”语言较“散文”语言更通俗生动

郑振铎（1988：28）云：“诸宫调虽是说唱的，却以唱为最重要。”龙建国（2003：62）也提及：“诸宫调是由诸多宫调组合成的一个艺术整体，其宫调之间一般是通过‘说’来过渡。也就是说，由于每个宫调的调高和音域不相同，不宜于连起来唱。……故表演者在唱完某一宫调的曲子之后，便说上一段内容，或者念几句诗，然后再唱另一个宫调的曲子。”“唱”多于“说”，用以表达主要故事情节，要求其语言明白晓畅；“唱”需押韵又要求其语言通俗易懂，听来悦耳，具有音乐美感；而“说”中含诗，诗歌语言多典雅，无形中消减了口语化程度。如在常用词“徐”和“慢”的使用上，“徐”旧“慢”新，《董西厢》“慢”4见，全用于唱词中；“徐”8例，全见于说白中。从“唱词”“说白”使用新旧不同的常用词即可证明“唱”之语言更白俗、更口语化。这与郭作飞（2008：214）所云“由于说白语言比较通俗，因而多用口语；而唱词语言比较典雅，故多书面语”不尽相同。

（三）曲文语言的韵律美

两部诸宫调多使用三音节词，如“没店三/没掂三、颤巍巍、低矮矮、翠弯弯、没乱煞、慢腾腾、闷答孩、面磨罗/面没罗（面波罗、面魔罗）、闹镬铎、破设设、气冲冲、瘦嵓嵓、剔团圆、淅零零、小颗颗、笑吟吟、一星星、只管里/则官里（子管里、只古里）”等，杨爱姣（2005：104）云：“三音词突破汉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形式上化严整为参差，变稳定为错落，更适合口语交际不拘一格、轻松活泼的言语风格，成为偶化音节造词潮流中的节奏。”三音节词同时具有韵律美，王力先生在《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中说，语言的形式之所以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美都是音乐所具备的，所以形式的美也可说是音乐的美。在零度语境中，单音词无所谓节奏，双音词开始有了简单的节奏，三音词因为有了更多的语素，更长的音流，从而形成更鲜明的层次、更流畅的节奏，是汉语里的韵律词⁽⁶⁾。诸宫调属说唱文学，这一文体要求它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韵律美，才能吸引更多的听客，也才能达到服务于大众的目的，而诸宫调中大量三音节词的运用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三、两种诸宫调的语言差异

郑振铎（1988：30）在列举了两种诸宫调使用的宫调后说：“这里（《刘知远》）没有用‘羽调’、‘商调’，却多出‘商角调’及‘歇指调’二种，这是与《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宫调不同之点。‘歇指调’也见于宋教坊十八调中。‘商角调’则见于宋教坊已废弃的不用的十调之中。这可见《刘知远诸宫调》的来历，恐怕是要比《西厢记诸宫调》更为‘近古’的。”龙建国（2003：15）也说：“《刘知远诸宫调》虽残缺了近三分之二，但仍可知它用了十四个宫调，其中十二个为宋代所常用。在这十四个宫调中，既有北宋教坊废置不用的‘商角调’，也有金元时期不用的‘歇指调’。这是由于《刘知远》属于民间作品，不为教坊的做法所左右。”从使用的宫调来看，《刘知远》较《董西厢》更为近古，也更具民间色彩，这些都决定了《刘知远》的语言会更俚俗、更贴近口语，事实确实如此。主要表现为：

（一）《董西厢》用正字；《刘知远》用俗字

如表“使令”义的“教/交”，在不晚于金代的口语文献里，应该已经取代“使”“令”而成为主导词。两部诸宫调都有使用，然《刘知远》用“交”，《董西厢》用“教”，几无例外。“教”为正体，“交”为俗体，《宋元以来俗字谱》、《汉语俗字研究》均有记载和论述。可见，《刘知远》用俗，《董西厢》用正，这和《刘知远》来自民间，《董西厢》为“诸宫调这一艺术充分发展之后，在金代的产物”⁽⁷⁾有关。俗体笔画简易，民间艺术家为图简便采用笔画少的“交”，而《董西厢》是诸宫调这一艺术形式发展成熟的产物，用正体“教”合乎常理。

（二）《董西厢》用旧词；《刘知远》用新词

《董西厢》用词追求典雅，喜用文言色彩较浓的词，如表示“应当”义的助动词“合”在金元时已取代“当、应”成为主导词，《刘知远》用“合”为主，这和当时其他口语文献中“合”的使用情况一致；而《董西厢》则以旧词“应”为主，这和它故求文雅庄重有关。

四、外来语成分考察

两部诸宫调都是金代的产物，而金代是一个被女真族统治的朝代，且与南宋处于对峙状态。长期的战争促使了语言的融合，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描述了韩元吉出使金国时在汴京（今开封）之所见，其中写道：“上源驿中搥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卢儿尽能女真语。”“连‘卢儿’（奴仆）都能说女真语，可见女真语在这个地区是一般汉人所熟知的。”⁽⁸⁾但是女真语在金代对汉语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这里以金代的两部诸宫调为研究对象，考察里面有多少受阿尔泰语⁽⁹⁾影响而产生的词汇、语法成分。

研究元杂剧中蒙古语借词的前修时贤、探讨元杂剧受阿尔泰语影响而产生的语法现象的学者，远比研究“诸宫调”中有多少外来语词及语法成分的多得多。前者的研究成果如张清常（1978）《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孙玉溱（1982）《元杂剧中的蒙古语曲白》、贾晞儒（1982）《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韩登庸（1983）《元杂剧中的少数民族语词》、方龄贵（2001）《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等等；而后者研究成果仅有袁宾（1987）、刘一之（1988）、梅祖麟（1988）、江蓝生（1992；1999c）等零星的阐述。研究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借词者反而不少，如孙伯君（2003）《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等。从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产生于金代的“诸宫调”远没有产生于元代的杂剧受外来语的影响大，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笔者调查了两部诸宫调中的词语，未曾发现外来语词⁽¹⁰⁾。这里仅就语法方面所受外来语的影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前修时贤已有论述且我们赞同的，就简要提及；反之则稍作阐述。

1．比拟式

从先秦到唐宋时期，比拟式基本是充当句子的谓语，偶有作状语的。但是到了金元时期，又出现了“似”“也似”“般”等新的比拟助词，同时比拟式功能也扩展了，除继续一贯的谓语、状语功能外，还可作定语。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类比拟助词的出现？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回答。

两部诸宫调使用最多的比拟助词为“似”和“也似”，笔者穷尽性地统计了二书里两个比拟助词的用例，“似”18例，“也似”2例⁽¹¹⁾，主要做定语和状语。如：

（1）熟睡鼻气似雷作。去了俺眼中钉，从今后好快活。（《刘知远》卷二【般涉调·麻婆子】）

（2）五人决战起悲风，便似雾罩天神擒鬼魅。（又卷十一【般涉调·沁园春·尾】）

（3）冬冬的鼓响，划角声缭绕，猎猎征旗似火飘。（《董西厢》卷二【般涉调·墙头花】）

（4）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脑后。（又卷三【黄钟宫·侍香金童·尾】）

（5）正熟睡，倾盆也似雨降。（《刘知远》卷二【正宫·锦缠道】）

（6）回头来觑着白马将军，喝一声爆雷也似喏。（《董西厢》卷三【般涉调·墙头花·尾】）

除第四例外，“X＋似”或者“X＋也似”都是修饰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做定语，按照江蓝生（1999c；2000：191）的看法，第四例可作两解：把“深恩”看作一个词，则“X＋似”是定语；把“深恩”看作短语，则“X＋似”是状语⁽¹²⁾。剩下的14个用例也是以作定语为主。可见，在金代，“X＋似”和“X＋也似”作状语的用例还比较少见。金以后，“也似”的用例逐渐增多，“似”的用例则渐趋减少。据李思明（1998）的统计：《元曲选》中，“相似”9例，全式做谓语，简式⁽¹³⁾做补语；“也似”60例，全式和简式均作状语；“也似的”6例，用全式，作谓语；“似”13例，用简式，作状语和定语。这种变化的原因，正如江蓝生（1992；2000：174）所说：“在助词‘似’前加上‘也’作‘也似’，就能在形式上把它跟动词‘似’区别开来，一目了然，这恐怕是单用‘似’远不如‘也似’通行的原因所在。”

江蓝生（1999c）在考察元代的比拟助词的发展情况时，选用《新校》和《元典章》作为代表语料，结论是：“金代及以后的比拟结构‘X+似’是个修饰成分，它的后面一定要有中心语，当中心语为NP时，‘X+似’充当定语，当中心语是VP时，‘X+似’充当状语，‘X+似’不能独立使用，因而它不能充当谓语。”而李思明（1998）的研究选用《元曲选》作为代表语料，所以存在有6例“也似的”作谓语的情况。臧懋循（晋叔）的《元曲选》共选了一百种作品（其中元人作品94种，明初人作品6种），不但宾白可能时代较晚，而且曲文也多有改动⁽¹⁴⁾。从所选语料的可靠程度来看，我们觉得江蓝生的研究结论更可信。这样，金元时期就出现了与前代差别很大的比拟式⁽¹⁵⁾。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思明的文章从“相似”和“似”的关系入手，认为“似”是由“相似”中的“相”意义虚化而成，避而不谈金元以来出现新比拟式的原因。而江蓝生（1992；1999c）谈到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源于阿尔泰语语法的影响，同时举蒙古语比拟表达方式的例子为证，比较有说服力。如：

李崇兴、丁勇（2008：9）持相同观点：“我们认为李文不足以颠覆江说。第一，江蓝生（1999）对汉语比拟结构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第二，‘似’、‘也似’与‘相似’的句法表现很不相同。第三，就我们调查的元代文献看，‘喻体＋似’、‘喻体＋也似’只在《元杂》、《元典章》、《老》三种文献中出现，别的文献都没有出现。根据以上三条，我们认为‘喻体＋似’、‘喻体＋也似’这样的比拟结构的形成极有可能是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

张美兰（2003：120—123）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金元时期新兴比拟式产生的原因：一、像义动词的词汇兴替与语言经济原则的相互作用；二、作状语比拟结构式的历时发展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三、句式结构变化的时间要求；四、阿尔泰语同类句式推波助澜的作用。她认为金元新的比拟结构的产生和使用是汉语比拟句自身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承认蒙古语比拟结构的表达方式对汉语的影响。

我们认为，新兴比拟助词“似”“也似”偏偏在金元时期出现，即使是汉语自身发展的产物，也多少受阿尔泰语的影响，因为二者的表达方式在语序上有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在名词或代词后面加上后置词，然后再接中心语。

2．两种特殊“被”字句⁽¹⁶⁾

“‘被’字式被动句的萌芽大约是在战国末期，《韩非子》《战国策》中出现了个别用例。到了汉代，‘被’字式的运用开始增多，但这一时期‘被’字式中的‘被’字尚不能引出动作的施事者。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字式得到迅速而又充分的发展，在承袭汉代用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许多前此未有的新形式。”⁽¹⁷⁾被字句在近代汉语阶段，较之中古汉语阶段，又有了新的发展。王力（l958：433）首先指出近代汉语阶段特殊“被”字句的存在，同时揭示了它的结构形式和表达的意义，“这种表示不幸的脱离正常轨道的句子可以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施事者在动词前，受事者在动词后，和一般‘主动宾’的结构相似，但是，‘被’字放在主语的前面。除非词序变换，否则不能成为被动式。……第二种情况，在结构上和第一种相同，只是没有被动的意味，‘被’字仅仅用来表示一种不幸的遭遇，而且词序不能变换成为被动式。”第一种情况我们称为“零被句”，第二种情况我们称为原因“被”字句，正是我们打算讨论的两种特殊“被”字句。

1．“零被”句。一般被字句的受动者在“被”字之前充当句子的主语，即使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主语被省略了，但在意念上仍然存在，如有必要，可以补出主语来，然而“零被”句却是无法补出主语的。如：

（1）恰才撞到牛栏圈，待朵闪应难朵闪。被一人抱住刘知远。（《刘知远》卷二【仙吕调·胜葫芦·尾】）

（2）叫喊语言乔身分，但举动万般村桑，被匹夫时下，惊散鸳鸯。（《刘知远》卷十一【仙吕调·恋香衾】）

（3）见人不住偷睛抹，被你风魔了人也嗏！（《董西厢》卷一【中吕调·香风合缠令】）

（4）你道是可憎么？被你直羞落庭前无数花。（《董西厢》卷一【中吕调·香风合缠令·尾】）

2．原因“被”字句，“由于句子语义组合关系的制约，‘被’字具有表示原因的色彩。”⁽¹⁸⁾如：

（5）抬脚不知深共浅，只被夫妻恩重，跳离陌案，脚一似线儿牵。（《刘知远》卷二【仙吕调·胜葫芦】）

（6）被你一生在村泊，不知国法事如何。有多少跷蹊处，不忍对你学。（《刘知远》卷二【般涉调·麻婆子】）

（7）是岁浑太师薨，被丁文雅不善御军，其将孙飞虎半万兵叛，劫掠蒲中。（《董西厢》卷二【仙吕调·剔银灯·尾】）

这两种“被”字句与常规的“N（受）被N（施）V”的被动句有所不同，始见于近代。“零被句”晚唐已见，后代继之，如：

（8）彼被趁急，遂失脚走，被舍利弗化火遮之，不能去。（《敦煌变文校注·祗园因由记》）⁽¹⁹⁾

（9）日所以蚀于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会，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蚀。（《语类》卷二“天地下”）

（10）被小夫人引了我魂灵。（元刊杂剧《诈妮子调风月》第三折【越调·天净沙】）

（11）被你这厮蒿恼了我们半日。（《三遂平妖传》十回）⁽²⁰⁾

原因“被”字句北宋已有，后代继之，如：

（12）坐井观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河南程氏遗书》卷七）

（13）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

（14）宋江道：“观察久等，却被村里有个亲戚在下处说些家务，因此担阁了些。”（《水浒传》第18回）

（15）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嘱托，不肯从轻。（《水浒传》第30回）⁽²¹⁾

单就“诸宫调”的用例来看，“零被”句可能和曲文押韵的需要有关，如“被一人抱住刘知远”中的“远”和“圈”押韵，同为“廉纤”韵。所以将“被”字前的受事者放到了宾语的位置上。但是同时期非韵文体的文献也有用例，是押韵的需要还是其他原因？原因“被”字句又该作何解释？这两种非常规的“被”字句始于近代，是汉语固有的，还是受外来语的影响产生的？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是以俞光中、植田均（1999）为代表，认为是民族语言自身的产物；二是以袁宾（1987）为代表，认为是受外来语的影响，金元时期在元大都一带形成的。袁先生主要考察了特殊被字句在元代汉语的地域分布情况，由考察的结果“元代使用特殊被字句的区域，是以大都为中心，连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形成一块辐射区”⁽²²⁾来看，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元代南方口语里不使用特殊被字句。再联系金元时代的特殊社会背景，便得出金元时的特殊被字句是受外族语的影响而产生的结论。但是，我们觉得袁先生的结论有两点不能令人信服：一、两种特殊的“被”字句，均产生于金元之前，并不仅限于北方的文献。这一点俞光中、植田均（1989、1999）已经阐述，并统计了六朝至明十二部口语性比较强的文献里特殊被字句的使用比例，宋代已经占到全部被字句的29％。我们这里再附以崔宰荣（2001）的统计，带有南方方言色彩的《语类》里特殊被字句的比例为11.2％，从这一点来看，袁先生的结论值得再商榷。二、袁先生文中认为女真语和蒙古语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这里以蒙古语中的被动态为例，看看是不是与文中讨论的特殊被字句相似？蒙古语表达被动语态是在及物动词词干后面接被动态附加成分，表示这个动作为主语所承受。被动态附加成分是-gd。如：

（山顶被风刮成悬崖了。）⁽²³⁾

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蒙古语中的被动态也是受事者在前。从形式上来看，与汉语中的零被句不同；从表达语义上来看，也与汉语中的原因被字句相差很大。蒙古语表达被动态的基本形式本身就与汉语很不相同，汉语中“被”字和动词之间可以加入其他成分，如“每被老元偷格律”（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而且“被”字比较灵活，可以位于句中，也可以位于句首。而蒙古语的被动态标志以语尾的形式附着于及物动词后，女真语也是如此。“在女真语里动词与助动词是分不开的，因为除了命令词只用词干之外，其他举凡：自动、它动、被动、同动、可能、否定助动词以及时间的现在、过去等形式全以助动词表达出来。动词必须借助动词以补充意思之不足；助动词则根本不能独立使用，必须附着于动词之后以见意，助动词实际上就是动词的语尾变化。”⁽²⁴⁾可见蒙古语和女真语中被动态的表达与汉语差别很大，所以近代汉语中的两种特殊被字句，认为是受外来语影响而产生的结论不足以服人。不过袁宾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语言接触问题》一文中已经修订了先前的看法：“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汉语里的零主句⁽²⁵⁾是由外族语直接移植来的外来句型。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某些词语的互相渗透或借用现象屡见不鲜，然而不同语种之间，句型的移植并存活却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仔细地考察A型零主句的产生过程，旨在说明汉语中即使像零主句这样变化较大的新生句型，其实也是汉语句型系统本身逐步演变的结果。”⁽²⁶⁾

我们认为近代汉语中的特殊被字句是汉语自身的产物。俞光中（1989、1999），蔡镜浩（1995），刁晏斌（1995），黄晓雪、李崇兴（2007）对于其演变来源都已有论述。这里择举其要点如下：一般“被”字句带上宾语，就形成了[S＋被＋N（施）＋V＋O]形式，这种形式六朝就有，如《百喻经·以梨打破头喻》：“如彼愚人，被他打头，不知避去，乃至伤破，反谓他痴。”这种带宾语的句式为后代“零”被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了近代，由于语言羡余的原因，“被”字句发生了两种变化：一、在主语不出现或承上省略的情况下，被动者却作为宾语而出现在句中，这是“零被句”的来源。如《敦煌变文校注·祗园因由记》：“彼被趁急，遂失脚走，被舍利弗化火遮之，不能去。”这里最后一个分句的主语“彼”，承上省略了，“化火遮之”的“之”是宾语，指代的是被省略的主语“彼”，其实是个羡余的成分。又如《刘知远》卷二【仙吕调·胜葫芦·尾】：“恰才撞到牛栏圈，待朵闪应难朵闪，被一人抱住刘知远。”整个复句的主语都应是“刘知远”，但在句中隐而未现，因而在“被”字句中“刘知远”做了宾语。这样的“被”字句就开始越出了“被动者＋被＋主动者＋动词”的常规句型的范围。这种“被”字句相当于在主动句之前加上了一个“被”字，为“原因”被字句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二、“零被句”进一步发展的话，“被”介绍的不单单是主动者，还包括主动者所发出的动作，是一个子句，而整个句子的谓语则指这一动作所产生的效果，被动者仍作为宾语或兼语而出现在句中。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五：“猴行者当下怒发，却将主人家新妇，年方二八，美貌过人，行动轻盈，西施难比，被猴行者作法，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这种被字句如果再进一步，被动者不作为宾语或兼语出现，而作为后一分句的主语出现，即“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变换成“此新妇化作一束青草”，那么“被”所介绍的子句就成了一个分句，介绍的就是被动者获得某种结果的原因。如《刘知远》卷二【仙吕调·胜葫芦】：“只被夫妻恩重，跳离陌案，脚一佀线儿牵。”这样，“原因”被字句就产生了。

附带提一下兼表被动的“教”、“交”字使役句。《刘知远》卷二【道宫·解红·尾】：“大男小女满庄里，与我一个外名难揩洗，都交人唤我做‘刘穷鬼’。”又《董西厢》卷四【般涉调·哨遍缠令·尾】：“莫怪我抢，休怪我责，我为个妹妹你作此态，便不枉了教人唤做秀才。”对于这一类使役句，罗杰瑞（1982）、桥本万太郎（1987）认为是受阿尔泰语的影响而产生的，而江蓝生（1999a）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从汉语的本质特征找到了解释的理据，应属汉语本土固有的产物。我们认为凡是能从语言内部找到合理解释的，就没有必要去外部——语言接触、语言渗透等因素中寻找答案。

3．SOV句型

汉语的基本语序是SVO，但两部诸宫调里出现了一些非常规的特殊语序，即SOV，这种语序是押韵的需要还是受阿尔泰语的影响所致？宋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八《契丹诵诗》云：“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余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诗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人也。”其中“和尚门子打”即是SOV句型的反映。⁽²⁷⁾江蓝生（1999b；2000：399）说：“‘树上老鸦坐’是说老鸦蹲宿于树上，《刘知远诸宫调》‘清凉伞儿打’‘布衣下官家濳隐’结构与此相仿。联系宋金时代的历史背景，《刘知远诸宫调》中的一些特殊语序很可能是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的反映。”我们考察了两部诸宫调的特殊语序SOV，大部分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个别是出于曲文押韵的需要，如果有外族语的影响，也是不明显的。下面略举一二：

（1）自从离乱士马举，都不似梁晋交兵多战赌。（《刘知远》卷一【正宫·应天长缠令】）

“士马举”正常的语序是“举士马”。蓝注：“士马举，发动战事。士马，兵马，代指战争。”

本套曲押鱼模韵（举、赌、富、辅、路、母……）。“举”字入韵。

（2）唐末龙蛇未辨，布衣下官家潜隐。（又【中吕调·柳青娘】）

正常语序为“官家潜隐布衣下”。本套曲真文（人、婚、稳、尽、寸、昏、神、闻、身、尽、欣、官、隐、人、亲、贫）和庚青（并、称、惊、定、明）二韵通押。“隐”入韵。

（3）莫想清凉伞儿打，休指望坐骑着鞍马。（又【黄钟宫·出队子·尾】）

正常的语序为“莫想打清凉伞儿”。本套曲押家麻韵（罚、华、娃、答、骂、呷、发、他、打、马、杀）。“打”字入韵。

（4）诸武艺稍曾攻，演习到数年中。（又【中吕调·拂霓裳】）

正常语序为“稍曾攻诸武艺”。本套曲押东锺韵（容、松、松、雄、攻、中、用、勇、钟、钟、东、风、同、恐、公、龙、弓）。“攻”字入韵。

（5）金印祝付牢收赏，又辞别小李三娘。（又【仙吕调·恋香衾】）

正常语序为“祝付牢收赏金印”。本套曲押江阳韵（赏、娘、徨、肠、郎、响、忙、黄、桑、鸯、棒、障、上）。“赏”字入韵。

（6）莫区区，好天良夜且追逰，清风明月休辜负！（《董西厢》卷一【般涉调·太平赚】）

正常语序为“休辜负清风明月”。本套曲押鱼模韵（谷、缕、渚、妇、雏、主、土、住、…度、古、露、负、古、遇……）。“负”字入韵。

（7）脸儿稔色百媚生，出得门儿来慢慢地行。（又【中吕调·鹘打兔·尾】）

正常的语序为“生百媚”。本套曲押庚青韵（镜、庭、静、冷、情、哽、听、莺、生、行、撑）。“生”字入韵。

（8）君瑞心头怒发，忿得来七上八下。烦恼身心怎按纳？（卷三【仙吕调·乐神令】）

正常语序为“怎按纳烦恼身心”。本套曲押家麻韵（发、下、纳、骂、话、咱），“纳”字入韵。

（9）侧着耳朵儿窗外听，千古清风指下生。（又【中吕调·粉蝶儿·尾】）

正常语序为“指下生千古清风”。本套曲押庚青韵（醒、静、影、听、径、庭、定、听、生）。“生”字入韵。

（10）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饭莫吃。（又【越调·错煞】）

正常语序为“莫吃冷茶饭”。本套曲押齐微韵（淅、离、西、岐、细、垂、里、理、戏、第、息、帔、闭、洗、必、寄……衣、归、意、起、吃、息、你）。“吃”字入韵。

汉语的正常语序多为SVO语序，而阿尔泰语序则以SOV为主。以女真语为例，“在女真语里，主语与谓语的排列次序与汉语没有不同，也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只是谓语之中的述语、宾语、补语的次序与汉语却不相同。女真语是宾语在前，述语在后”⁽²⁸⁾。如：

汉语译为：相府　交于　礼官。

诸宫调的SOV语序与阿尔泰语相同。但是诸宫调的SOV语序大多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如《刘知远》卷二【仙吕调·胜葫芦】：“只为牛驴寻不见，担惊忍怕，捻足潜踪，迤逦过桃园。”“牛驴寻不见（OV）”和“寻不见牛驴（VO）”两种表达方式汉语都有。又《董西厢》卷八【大石调·还京乐·尾】：“虎符金牌腰间挂。”“挂腰间”也可说成“腰间挂”。其他能从押韵的角度来解释，所以我们宁可相信是汉语固有的，而非受外来语的影响而生。

4．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

据刘一之（1988：140）的研究，《刘知远》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用“咱”，11例，排除式用“俺”，18例；《董西厢》包括式用“咱”，13例，排除式用“俺”，3例。如：

包括式：

（1）咱家不恶，到底是亲故。（《刘知远》卷十一【仙吕调·相思会】）

（2）吾令精严休不彩，咱都是丈夫慷慨，只管擒贼不管败。（又卷十二【大石调·玉翼蝉·尾】）

（3）贼军厮见，道：“咱性命合休也！”（《董西厢》卷三【般涉调·墙头花】）

（4）如今待欲去又关了门户，不如咱两个权做妻夫。（又卷四【仙吕调·绣带儿·尾】）

排除式：

（5）妻父妻母在生时，凡百事做人且较容易，自从他化去，欺负杀俺夫妻。（《刘知远》卷二【道宫·解红】）

（6）前生注在今生受，俺子母朵闪无由。（又卷十一【黄钟宫·愿成双】）

（7）你把笔尚犹力弱，伊言欲退干戈，有的计对俺先道破。（《董西厢》卷二【黄钟宫·快活尔缠令·尾】）

（8）不图酒食不图茶，夫人请我别无话，孩儿，管教俺两口儿就亲唦！（又卷三【仙吕调·赏花时·尾】）

两种诸宫调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非常明显。刘一之（1988）考察了从唐至明16种文献材料，对北方方言中排除式和包括式对立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证，得出“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产生于十二世纪”的结论。基于这个结论，梅祖麟（1988）讨论了造成这种对立的来源，认为是受了女真语或契丹语的影响。因为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大多出现在代表北方方言的文献里，如金代的两种诸宫调、《蒙古秘史》、元杂剧等，现代汉语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也只存在于北方系官话中。吕叔湘（1940）说：“包容排除二式之分，疑非汉语所固有。”“颇疑缘于北方外族语言之影响。”张清常（1982）对“咱们”的起源也进行了推测：“宋元明清以来，蒙语、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如此之久，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都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因此汉语从蒙语、满语吸收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的说法是可能的，这种说法在汉语中长期使用下来也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借鉴他族用法的观点却无法解释现代闽语和部分吴语方言中的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对立，梅祖麟（1988）认为这是某个东南亚民族语言的遗迹，但仍存在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²⁹⁾，没有成为定论，仍需进一步研究。蒋绍愚、曹广顺（2005b：36）说：“虽然排除式和包括式这对语法范畴来源于外族语，但表达这对语法范畴的语词‘俺、咱’本身却完全是汉语自身的，这一影响是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的。”又（2005b：488）说：“根据我们的观察，汉语语法演变中真正属于句法借用的情形极少，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例是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的区分，这个二分范畴明显是借自阿尔泰语言，而以往报道的汉语语法受阿尔泰语言渗透和影响的实例绝大部分是句法影响而非句法借用。”

5．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代的诸宫调受外来语的影响不是太明显。在语法方面，只有比拟助词“似”“也似”、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其他几点都可以从汉语本身找到答案，不能看作是受了外来语的影响。词汇方面的影响更小，不曾发现外来语词。李崇兴（2005）云：“语言接触最常见的情况是语言间相互借词，所以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跟词汇不同，语法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接受外来影响不像词汇那么便捷。”这就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金代诸宫调的词汇受外来语的影响相对不如语法明显？我们试着从金朝所使用的语言来寻找答案。

金朝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还是以女真语为主？徐亢宗出使金国的《行程录》里记载了当时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的民族用语情况，可以基本回答这一问题：

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董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土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³⁰⁾

契丹人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故汉儿言语得以成为各民族的通用语。直到金代，情况还是那样。宋德金（1982）说：“金朝除了使用契丹字、女真字之外，还用汉字。金初，俘获大批汉人，传进了汉字。后来汉字的命运与契丹字不同，它没有因为女真字的创制而废止流行。在女真人中，使用女真语言者日趋减少，通晓女真字者，也很少见。到世宗大定年间，甚至在女真族的故乡都很难听到有能唱女真歌曲的了。”何九盈（2007：169—170）云：“契丹、女真乃至第一次南北朝时期的鲜卑等族，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北中国的版图，还改变了他们的语言，两个南北朝的历史都证明，战争也是汉语普通话传播的重要方式。北中国汉语内部的高度一致，主要是战争造成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战争中夺取了汉族统治者把持的政权，掠夺抢劫了汉人的财富，改变了北方城市的政治文化地位，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而且毫无例外地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语言的丧失也带来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丧失。因此，毫无例外地以‘汉化’而告终。”可见，金代仍是以说汉语为主，而且金代的艺术文化几乎都是靠“进口”和“攫取”而得来的。“金源立国至‘靖康之变’十余年间，无论是官职礼仪、典章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文化艺术，都是向北宋学习。女真族虽有自己的音乐歌舞，但与北宋相比，显得十分寒碜。”⁽³¹⁾诸宫调作为北宋的文化艺术，也被金朝借用过去，这样，《刘知远》和《董西厢》虽产于金朝，但其“根”缘于北宋，加之金朝仍以说汉语为主，况且两部诸宫调的作者要么是熟悉河东（今山西）文化的人，要么是河东人。“《刘知远》作者的姓名已无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应是一位熟悉河东（今山西省）地理与人文环境的人，或者就是河东人——一位才识渊博的河东民间艺术家。否则，无法创作出结构宏丽的《刘知远》来。”⁽³²⁾据李正民（1991）考证，董解元也为河东绛州人。作者本身不是女真等其他少数民族人，加之诸宫调属于说唱文学，服务于下层百姓，用大家都明白易晓的汉语创作便毋庸置疑了。

蒋绍愚（2005a：303）云：“近代汉语时期，是汉族和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密切交往的时期。从近代开始，我国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化，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外来词又大量进入。”但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金代时期，女真语对汉语的影响不是太大，反而最后被汉化而宣告结束。

第二节　从词汇史看《董西厢》的语言年代

关于《董西厢》的语言年代，历来争论很多，目前仍无定论。太田辰夫（2003：374—375）把文献分为两种：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资料，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按照太田辰夫的定义，《董西厢》是金人作品的明刻本，属于“后时资料”。但“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因此还是得想方设法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料，达到为揭示语言事实服务的目的。蒋绍愚（2005a：305）认为，研究近代汉语，首先要确定作品的年代。其时代的考定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文献学的、文学的方法，一是语言学的方法。而其中语言学的方法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根据作品中某些词语（特别是反映社会情况、典章制度的词语）来考定其时代，一种是根据作品中语音、语法、词汇的特点来考定其时代。”

本书试图从语言学角度来考证《董西厢》能不能作为金代的资料来使用。论证方法是与《刘知远》中的词汇进行比较。分两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穷尽性地统计出宋代或金代始见⁽³³⁾（尤其是两部诸宫调都使用）的词语，因为“词汇同样具有时代性，一个词或一个义项始见于何时，虽然难以说得绝对准确，但大体上是可以考定的。”⁽³⁴⁾利用二者使用词语时代性的相同来说明二书语言年代的相近；第二部分，穷尽性地统计出始见年代晚于金的词语在《董西厢》中所占的比例，来蠡测后人改动成分的大小，以判断《董西厢》能否作为金代的语料来用。

一

1．俺咱

俺。

《刘知远》卷十一【般涉调·沁园春】：好饭好食，充你驴肚，试想俺咱无弱意。

《董西厢》卷五【仙吕调·瑞莲儿】：谁知后来遇群贼，子母无计皆受死，难闪避。恁时节，是俺咱可怜见你那里。

“俺”是北方方言的口语词，表示第一人称，我或我们（不包括听话的人）。《字汇·人部》：“俺，我也。”《正字通·人部》：“凡称我，通曰俺。俗音也。”始见于宋代，如辛弃疾《夜游宫·苦俗客》：“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张相（1953：759）云：“咱，于自称或称人时用为语尾，与普通之独立为自称义者异。……你咱，即你也。……他咱，即他也。……我咱，即我也。……俺咱，即俺也。……余咱，即余也。”俺咱，《大词典》所引的始见书证是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物外平章》引无名氏《散经名物外平章》：“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宋以前的文献未见用例，全宋词中检得一例，赵长卿《浪淘沙》：“惟有俺咱真分浅，往事成空。”《宋语言词典》收有“俺咱”，仅举二诸宫调的用例，是宋金产生的一个新词。

2．壁

边。

《刘知远》卷一《商调·玉抱兔·尾》：您咱两口儿夫妻似水如鱼，这壁四口心生狠劣。

《董西厢》卷一【双调·文如锦】：向松亭那畔，花溪这壁，粉墙掩映，几间寮舍，半亚朱扉。

“壁”有“边”义始于宋金，如宋陈著《沁园春·丁未春补游西湖》：“那壁喧嚣，这边清丽，咫尺中间夐不同。”《语类》卷四十二“子路无宿诺章”：“子路许了人，便与人去做这事。不似今人许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细思堪羡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大字典》首引宋陈著《沁园春》例；《大词典》首引上《董西厢》例。

3．畅

副词，表示程度，相当于“甚、极”。

《刘知远》卷二【黄钟宫·双声迭韵】：自入舍做女婿，觑俺咱似儿戏。使着后道东说西，畅气。交他去桃园内，吃得醺醺醉。

又同卷【般涉调·麻婆子】：侧耳听沉久，心中畅欢乐。

《董西厢》卷七【越调·揭钵子】：青衫忒离俗，裁得畅可体，褑儿是吴绫，件件都受取。

畅，《玉篇·申部》：“畅，达也，通也。”引申为思路通畅、心情舒畅，即尽情表达内心的想法。如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尽情表达”则会达到极致，进一步引申为“甚、极”。二典所引的始见书证均为《董西厢》的例子，这是正确的，不过可补《刘知远》例。在金代以前，“畅”没有程度副词的用法，南宋文献里也不见用例，后代文献继承了这一用法。如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双调·碧玉箫】：“畅懊恼！响铛铛云板敲。行者又嚎，沙弥又哨，您须不夺人之好。”王季思校注：“畅，极甚之意。”明孟称舜《桃花人面》第一出【沉醉东风】：“一路行来，正是：不暖不寒天气，半村半郭人家。畅好风景也呵。”

4．村桑/村沙

粗鄙、伧俗。

《刘知远》卷三【高平调·贺新郎】：言语纣，举动村桑。

又卷十一：【仙吕调·恋香衾】：叫喊语言乔身分，但举动万般村桑，被匹夫时下，惊散鸳鸯。

《董西厢》卷七【中吕调·牧羊关】：不稔色，村沙段：鹘鸰乾澹，向日头貛儿般眼，吃虱子猴狲儿般脸。

“村”：粗俗、浅陋。李文泽（2001a：86）云：“这一词语源于唐、宋时代城乡间的差别。宋代城市发展已有相当规模，相应地城乡差别扩大，当时城市中人自称为都人，对乡间人或乡下生活习俗均持鄙视态度，故称之为‘村’。”宋程大昌《演繁露续》卷四说：“古无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国中邑中则名之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丽也。……及在郊外，则名之为野、为鄙，言其朴拙无文也。……故古语谓美好为都，粗鄙为村，本此为义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为村，故世之鄙陋者，人因以村名之。”由古之鄙野所处的环境来比喻人的粗鄙、伧俗，宋代始见，如唐庚《圆蛤》诗：“我居固已陋，尔鸣良亦村。”杨万里《山居午睡起弄荷花》诗：“浸得荷花水一盆，将来洗面漱牙根。凉生须鬓香生颊，沈麝龙涎却是村。”⁽³⁵⁾同时，“村沙/村桑”表“粗鄙，伧俗”义也始于宋金，如前举诸宫调用例。“沙”本身也有“粗野，粗俗”义，如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于心。”“村”“沙”同义连文，《蹴鞠谱·圆社》：“凡教徒弟有三不可教：一者性于村沙，不通情性。”如王大学士《点绛唇》【上马娇】：“一个村，一个又沙，一个丑觜脸特胡沙。”⁽³⁶⁾又可倒作“沙村”，如元刊杂剧《张千替杀妻》第二折【正宫·滚绣球】：“知他是你风魔，我沙村。”“村桑”的“桑”与“沙”有语音上的联系。《广韵》：“沙，所加切。”山母麻韵；《广韵》：“桑，息郎切。”心母唐韵。韵母虽然不同，声母接近，都属于齿音。“‘桑’、‘沙’二字，阳鱼阳阴对转⁽³⁷⁾。又古双声。”⁽³⁸⁾“村桑”之“粗鄙”义是“村沙”音转的结果。

5．答话/打话

说话，对话。

《刘知远》卷十二【大石调·玉翼蝉·尾】：洪肇见，不答话，把贼人直取。

《董西厢》卷二【正宫·文序子】：才歇罢，重披挂，何曾打话。不问个是和非，觑僧人便扎。

上举《刘知远》例，蓝本注曰：“答话，‘答’，应是‘打’字。打话即说话，对话。多用于战阵场合。”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隐语》：“俗间助语，多与本辞相反：虽言去亦曰来，如归去来之类是也……虽甚爱惜，亦以为杀，如曰惜杀爱杀是也，亦曰惜死爱死。其于打字，用之尤多，如打迭、打听、打话、打请、打量、打睡，无非打者。”王寅（2006：198）说：“正是由于原型句法构造的隐喻性扩展用法，使得动词‘打’、‘吃’等后面的所接成分越来越复杂，从而也就使得动词‘打’、‘吃’等的意义不断延伸，形成了一个多义范畴。”“打话”正是“打”词义延伸后所成的词，宋金始见，《大词典》首引例证是宋陈规《守城录》卷三：“二十日方遣人至齐安门下，高声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御，教来打话。”甚是。又如《会编》卷二八“靖康城下奉使录”：“遣语音高大者过濠，望金人军前声言：‘朝廷遣工部郑侍郎往军前奉使，可遣人来打话。’”

6．担负

忍受。

《刘知远》卷十二【般涉调·墙头花】：兄嫂自思虑，十二三年发狠毒，休言道是俺夫妻，佛也应难担负。

《董西厢》卷四【仙吕调·绣带儿】：这些儿羞懒，怎能担负！

王学奇、王静竹（2002：253）云：“肩载曰担，背载曰负。担负，谓负荷也。如《汉书·儿宽传》：‘大家牛车，小家担负。’引申为忍受之意。”始见于宋金，如赵长卿《御街行·夜雨》词：“从来烦恼，吓得胆碎，此度难担负。”程垓《桃源忆故人》词：“平生可惯闲憔悴，担负新愁不起。”《大词典》收有“承受”义，“忍受”乃“勉强承受”，若归为一义，《大词典》仅举《诗·商颂·玄鸟》“百禄是何”汉郑玄笺“谓当担负天之多福”一例，未及探流。若独立一义，《大词典》漏收。

7．敌头

相配的对象，引申为相配、相当。

《刘知远》卷三【仙吕调·六么令·尾】：求亲不肯拣高楼，怕倒了高楼一世休，司公，故交他女嫁敌头。

《董西厢》卷六【仙吕调·六么令】：一对儿佳人才子，年纪又敌头。

“敌头”宋金始见，《大词典》首引例证为上举《董西厢》例。《刘知远》中“敌头”为名词义“相配的对象”，进而引申为“相配，相当”，《董西厢》例即用此义。后代“敌头”仍有使用，但多用为“对头，对手；雠人”，字亦作“头敌、对头、头抵”。如尚仲贤《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三折【正宫·剔银灯】：“元来他骂的也则是乡间汉，田下叟，须不共英雄辈做敌头。”元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第二折【中吕·尧民歌】：“是好哥哥和我做头敌，咱两个官司有商议。”元纪君祥《赵氏孤儿》第四折【中吕·斗鹌鹑】白：“当初那穿红的和这穿紫的，元是一殿之臣，争奈两个文武不和，因此上做下对头，已非一日。”字作“头抵”表“对手”义者，在宋金已有使用，如宋杨万里《听蝉》：“更从谁子做头抵，只放斜阳不落休。”《语类》卷一百一十九“训门人七”：“后来所以抵死要与他做头抵，这亦是拗。”《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五：“自然理会不得，须着立决定志与之作头抵，决不两立。”（47/919b）《董西厢》卷二【大石调·伊州衮·尾】：“把破设设地偏衫揭将起，手提着戒刀三尺，道：‘我待与群贼做头抵。’”

要之，宋金“相配的对象；相配、相当”和“对手”义均有使用，但金以后多用“对手”义；字形上，宋金只用“敌头”和“头抵”；金以后“头敌、敌头、头抵、对头”均用。字作“敌头”，义为“相配的对象；相配、相当”，只使用于宋金，时代性强。

8．定物

确定婚约的信物。

《刘知远》卷二【歇指调·永遇乐】：知远沉吟，不得已，把定物收了。

又【般涉调·沁园春】：知远不免，来接定物，忧愁满面，促损双眉。

《董西厢》卷六【大石调·蓦山溪】：这事体，你寻思，定物终须要。

“定”在唐代有动词“聘订”义，如元稹《赠吕三校书》：“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唐彦谦《汉代》：“王氏怜诸谢，周郎定小乔。”引申为“订婚的礼物”，宋金始见，如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缎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刘知远》卷三【仙吕调·六么令】：“新人知远，已把定来收。”也作“定物”，亦始见于宋金，《大词典》仅举《董西厢》例，可补《刘知远》例。

9．堵当/当堵、赌当、当赌、睹当

打迭；抵挡，对付。

《刘知远》卷十二【仙吕调·绣带儿】：壮丁首领，欲待拿捉难当堵。

《董西厢》卷二【般涉调·墙头花】：一时间怎堵当？从来固济得牢。

《说文·土部》：“堵，垣也。五版为一堵。”王筠句读：“垣曰堵，犹竹曰个、木曰枚。”由“古代墙壁的面积单位”代指“墙壁”，如清王筠《说文句读》卷二十六：“堵，《礼记·儒行》曰：‘环堵之室’，注云：‘面一堵也。’则是一室四堵也。然堵亦遂为垣之别名。”墙壁起遮挡作用，进而引申为“堵塞；阻挡；抵挡”，如《刘知远》卷二【般涉调·麻婆子·尾】：“团苞用、草苫着，欲要烧毁全小可，堵定个门儿放着火。”《董西厢》卷八【南吕宫·瑶台月】：“牙关紧，气堵了咽喉；脑袋裂，血污了阶址。”“当”本身也有“抵敌；抵抗”义，《玉篇·田部》：“当，敌也。”《刘知远》用“当堵”，《董西厢》倒序为“堵当”，“堵”“当”同义连文。“睹”“赌”为“堵”的同音假借字。“堵当、当堵”条下《大词典》均首引《董西厢》用例，可补《刘知远》例。“赌当”条下首引例证为《董西厢》卷二：“三合以二，贼徒气力难迭，怎赌当，办得个架格遮截。”“堵当”一词始见于宋金，同期其他用例，如《语类》卷七四“上系上”：“简则有个睹当底意思。看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所以谓之顺。”赵长卿《探春令·立春》：“到那时睹当，须教滴惜，称得梅妆面。”

10．笃么/笃磨

旋转，转来转去，引申为徘徊。⁽³⁹⁾

《刘知远》卷十二【仙吕调·绣裙儿】：庄门外又两个，一个唤彦威，一个史洪肇，着两条檐打得来笃磨。

《董西厢》卷三【双调·惜奴骄】：去了红娘，会圣肯书帏里坐？坐不定一地里笃么。

又卷六【大石调·红罗袄】：问侍婢以来，竞竞战战，一地里笃么。

“笃么/笃磨”宋金始见，《刘知远》的例子形容二人武艺纯熟，把扁担舞得滴溜溜地乱转。进而引申为人来回走动，即徘徊不定，《董西厢》例用此义。《大词典》收“徘徊”义，首引例证为《大宋宣和遗事》亨集：“又没支分，犹然递滞，打笃磨槎来根底。”《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笔记小说辑录，结合了多个类型的笔记小说并以说书的方式连贯而成，前文已述，其成书年代可能晚于宋代，但上引例句见于宋曹组所作《脱银袍》词，即“又没支分，犹然递滞。打笃磨槎来根底”。因此可看作宋代的用例。

11．裹肚

腰巾。

《刘知远》卷二【歇指调·耍三台】：裹肚是三尺绯花，布衫是粗麻织就。

《董西厢》卷七【越调·雪里梅】：一领汗衫与裹肚，非足取，取是俺咱自做。

“裹肚”的“腰巾”义始见于宋金，“宋元时人普遍着之，多系在衣服外面，睡觉时系在腰腹间，均称为裹肚。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衣一箧，绔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祖妣云：“当时士大夫皆然也。”’”⁽⁴⁰⁾《大词典》首引《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宋金其他用例，如张昱《辇下曲》：“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延寿丹”：“凶年饥岁，至父子夫妇相啖，捣为泥丸作弹子大，黄丹为衣，纸带子盛此药一丸，缝合着脐中，上用裹肚系定。”此例中的“裹肚”，《大词典》认为是“兜肚”，我们认为“裹肚”能用来“系”，应该还是“腰巾”，与李正民注吻合：“裹肚，北方农民习用的包裹肚脐及腰部的布带。”

12．脸道/敛道

颜面，脸面。

《刘知远》卷二【歇指调·耍三台】：打扮身分别样，生得敛道邹搜。

《董西厢》卷八【大石调·伊州兖】：我还归去，若见乡里亲知，甚脸道？待别娶个人家，觑了我行为肯嫁的少。

“‘道’是在称呼人体某一部分时所用的语尾助词，犹如称‘脚’为‘撇道’或‘拆道’，称‘腰’为‘腰道’，称‘眼’为‘旋道’，称‘眼泪’为‘泪道’。”⁽⁴¹⁾“敛道/脸道”本指“脸”，这里引申为“脸面，颜面”，是宋金产生的新词，宋之前未见用例。《大词典》仅引《董西厢》例，其实《刘知远》中的“敛道”即是“脸道”。《张协状元》也有用例，如第十六出：“（丑）好似甚么？好似个新郎。（末）甚般敛道！你好似一只棹子。”又作“庞道”“厖道”，皆见于金以后文献，如元刊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第四折【双调·太平令】：“生得庞道整、身子儿诈，戴着朵像生花，恰似普贤菩萨。”张可久小令《柳营曲·明月楼》：“我志诚，你胡伶，一双儿可人厖道撑。”

13．宁奈/宁耐

忍耐。

《刘知远》卷十一【仙吕调·恋香衾】：霞帔金冠看看带，十三载宁奈心肠，管不枉交你守待刘郎。

《董西厢》卷五【中吕调·木兰花】：红娘劝道：“且宁耐，有何喜事恁大惊小怪。”

又【仙吕调·河传令缠】：红娘姐姐且宁耐，是俺当初坚意，这好事终在。

“奈”本身就有“耐”义，张相（1953：287）云：“奈、耐二字通用，故‘耐’即‘奈’也，‘奈’亦即‘耐’也。杜甫《月》诗：‘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奈’一作‘耐’，言耐寒、耐秋也。”但“宁奈/宁耐”宋金始见，《大词典》首引例证为《语类》卷七十：“以刚遇险，时节如此，只当宁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宁耐致覆溺之祸。”甚是。同期文献用例，如宋刘克庄《雀桥仙·庚申生日》：“回头调戏窃桃儿，且宁耐、等他桃熟。”赵师侠《采桑子·三月晦必东馆大雨》：“春光解有重来日，宁耐休争。待得秋深，听你无聊点滴声。”《语类》卷七十“需”：“遇此时节，当随远随近，宁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当矣；然能敬慎，亦不至败。”

14．上梢/上稍、上一梢

比喻事情的开端或前半段。

《刘知远》卷一【商调·抛球乐】：上稍几辈，为官在京辇。俺父阵前亡，值唐末，荒荒起塞烟。

《董西厢》卷七【南吕宫·转青山】：上梢里只唤做百年偕老，谁指望是他没下梢。

“上梢”是宋金产生的新词，如杨泽民《满路花》：“愁得鬓丝斑，没得心肠破。上梢恩共爱，忒过火。一床锦被，将为都包裹。”《语类》卷一二六“释氏”：“如知觉运动，是其上一梢也；因果报应，是其下一梢也。”《大词典》首引《董西厢》的例子，是恰当的。

15．身分

体态，相貌。

《刘知远》卷二【仙吕调·醉落托】：低头扶起观身分，笼月之下把敛儿认。元来不是那穷神。子细端详，却是李洪信。

又【歇指调·耍三台】：打扮身分别样，生得敛道邹搜。

《董西厢》卷七【双调·文如锦】：外貌即不中，骨气较别；身分即村，衣服儿忒捻；头风即是有，头巾儿蔚帖。

又【中吕调·牧羊关·尾】：莫难道诗骨瘦嵓岩，掂详了这厮趋跄，身分便活脱下钟馗一二三。

“身分”的“体态，相貌”义是宋金产生的，在此之前多用为“出身和社会地位”、“身体”义。前者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五“省事”：“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后者如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下：“不得触着女人身分，若触著者，得越法罪。”（23/55a）宋金以用作“体态，相貌”为常，“这与所谓的社会地位、法律资格的意义不同。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八‘写山水诀’条：‘树要有身分，画家谓之纽子，要折搭得中，树身各要有发生。’此言画树也要讲究树的体态和样子。”⁽⁴²⁾如杨无咎《探春令》：“搦儿身分，测儿鞋子，捻儿年纪。”王喆《渔父咏·咏假俏汉》：“眼去眉来常骋俊，前攀后拽夸身分。”韩淲《浣溪沙·为仲如赋茉莉》：“欲绾鬓丝妆未了，半回身分曲初招，霓裳依约梦魂飘。”《大词典》首引《董西厢》卷七：“行一似摤老，坐一似猢狲。甚娘身分！”

16．时霎

片刻，很短的时间。

《刘知远》卷十二【大石调·红罗袄】：传令但怱忙，不得住时霎。

《董西厢》卷二【大石调·玉翼缠】：更不寻思，手下众僧行，身边又无衣甲，怎禁他诸贼党，着弓箭射，争敢停时霎？

又卷七【正宫·脱布衫】：不敢住时霎，即便待离京华；官人如今是我，县君儿索与他。

“时霎，‘霎时’的倒文，一瞬间之谓，犹云‘片刻’。”⁽⁴³⁾始见于宋金，如北宋晏几道《六么令》：“都待笙歌散了，记取留时霎。”欧阳修《渔家傲》：“六月炎天时霎雨，行云涌出奇峰露。”又《迎春乐》：“执手临归，犹且更待留时霎。”秦观《蝶恋花》：“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大词典》首引例证为宋黄庭坚《惜余欢·茶》：“未须归去，重寻艳歌，更留时霎。”甚是。

17．听沉

听。

《刘知远》卷二【南吕宫·应天长·尾】：到夜深，潜龙困睡。李洪义门外听沉，发起毒心，安排下手。

《董西厢》卷四【仙吕调·赏花时】：听沉了一饷，流泪湿却胭脂。

“听沉”是宋金时产生的新词，且用例还不多见，《大词典》首引例证为宋黄庭坚《定风波》：“上客休辞酒浅深，素儿歌里细听沉。”甚是。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中举述“听沉”诸例之后说：“玩上各剧文，沉字之下可接罢、了等字，则沉字之非助辞可知；而听沉二字，或与观瞻作对，或与疑虑及观觑作对，则沉字直接与听字同义，盖宋元时之语言然也。”后代用例逐渐增多。如元李文尉《同乐院燕青博鱼》第四折【双调·沉醉东风】：“我这里听沉了多时静悄悄，我则见火把和那灯笼可都去了。”元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二折【越调·小桃红】：“我这里顺西风悄悄听沉罢，趁着这厌厌露华，对着这澄澄月下，惊的那呀呀呀寒雁起平沙。”

18．窝穰

男女之间的拥抱欢好。

《刘知远》卷十一【仙吕调·醉落托·尾】：抱三娘欲意窝穰，六地权牙床，这麻科假做青罗帐。

《董西厢》卷四【中吕调·鹘打兔】：畅忒昏沉，忒慕古，忒猖狂。不问是谁，便众窝穰。

“窝穰”是宋金出现的新词，且只见于两部诸宫调中，后代文献也不见用例。《大词典》仅引《董西厢》一例，可补《刘知远》例。

19．小可

普通，轻微，低微，轻易。

《刘知远》卷十一【黄钟宫·出队子】：你咱实话没些个，且得相逢知细锁，发迹高官非小可。

《董西厢》卷五【双调·御街行】：手中把定套头儿，满满地两眼儿泪。思量人命也非小可，果是关天地。

“可”单用即有“寻常，形容轻微”义，如宋陈允平《江城子》：“瘦却舞腰浑可事，银蹀躞，半阑珊。”“小”“可”同义连文，始见于宋金，《大词典》首引宋范仲淹《让观察使第一表》：“今贼界沿边小可首领，并伪署观察使之名。”甚是。同期用例，如楼枎《沁园春·登候涛山》：“小可诗情，寻常酒量，到此应须分外豪。”《五灯会元》卷十五“育王怀琏禅师”：“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张协状元》第二十一出：“我家里公侯累代，小可底苍生，怎为姻契！”

20．羞懒

羞惭。

《刘知远》卷一【正宫·文序子】：羞懒不台头，双眼怎开。

又卷十二【黄钟宫·出队子·尾】：俺是个没鉴愚迷汉，枉为人怎不羞懒。李洪义这里自扎一对眼。

《董西厢》卷四【仙吕调·绣带儿】：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错口儿又不曾还一句，这些儿羞懒，怎能担负？

又卷五【正宫·梁州缠令】：对郎羞懒无那，靠人先要偎摩。

“羞懒”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仅宋金使用，《大词典》漏收。同期用例，如彭元逊《隔浦莲近》：“见柳知新翠，撼树试花意。两蜂狂救堕蕊，见着羞懒避。”无名氏《摸鱼儿》：“又到得今来，却成病了，羞懒对鸾镜。”赵佶《声声慢·梅》：“天然莹肌秀骨，笑等闲，桃李芳菲。劳梦想，似玉人羞懒，弄粉妆迟。”

21．眼辨/眼便⁽⁴⁴⁾

眼快。

《刘知远》卷十二【越调·踏阵马·尾】：强人眼辨世中希，彦威手亲天下少。

《董西厢》卷二【大石调·红罗袄】：不惟眼辨与身轻，那更马疾手妙。

“眼辨/眼便”始见于宋金，且后代文献也很少使用。《大词典》引《刘知远》和《董西厢》的例子，甚是。另外，“眼辨/眼便”常与“手亲”组合连用，谓“眼快手准/手准眼快”，如《碧岩录》卷四：“若不是眼辨手亲，争能构得？”（48/175a）《董西厢》卷二【中吕调·乔捉蛇】：“禁持得飞虎心胆破，手亲眼便难擒捉。”《大词典》收有“手亲眼便”一词，举的即是上引《董西厢》例。

22．一布

一并，一齐。

《刘知远》卷二【黄钟宫·双声迭韵】：李洪信、李洪义，绑定潜龙帝。一布地高叫起，只是无休底。

《董西厢》卷三【般涉调·墙头花】：一布地平原尽摆列，觑一觑飞虎魂消，喝一声群贼脑裂。

“一布”是宋金时期产生的新词。《大词典》首引宋岳飞《奏临颖捷状》：“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敌战斗，敌众败走，追赶十五余里。”甚是。宋代以前，“一布”为词组，如吕岩《鄂渚悟道歌》：“阴云一布徧长空，膏泽连绵滋万物。”其中的“一布”为“整个密布”。

23．一谜

一味，一概。

《刘知远》卷十一【高平调·贺新郎】：一谜地杀呼高叫，把贵人齐围绕。

又卷十二【仙吕调·绣带儿】：烜天地烧着草垛，一谜地大刀举。

《董西厢》卷一【商调·玉抱兔】：重檐相对，一谜地是宝妆就。

又卷二【大石调·还京乐】：阶前僧行，一谜地向前哀告。

“一谜”是宋金产生的新词，同期文献用例不多，仅此四例，《大词典》仅引《董西厢》例，可补《刘知远》例。后代用例增多，如高茂卿《翠红乡儿女两团圆》第三折【商调·梧叶儿】：“（带云）哎，哥也，则你休听他这酒魔的汉呵，（唱）一谜里便胡诌乱说。”明冯梦龙《挂枝儿·咏部》：“汤婆子本是个耐岁寒的情性，一谜里热心肠和你温存，绣帏中锦被里多曾帮衬。”王学奇、王静竹（2002：1288）云：“此语又作‘一谜地’、‘一谜里’、‘一谜哩’、‘一谜价’、‘一谜家’、‘一谜介’、‘一迷里’、‘一瞇里’、‘一密里’、‘一觅的’、‘一觅里’、‘一味’、‘一昧里’，义并同，地、的、价、家、介、里、哩皆为语助词，无义。”

24．伊家

你。

《刘知远》卷十一【仙吕调·绣带儿】：陌见伊家，成佑甚惊悸。

《董西厢》卷五【南吕调·一枝花·尾】：待阎王道俺无凭准，抵死谩生断不定，也不共他争，我专指着伊家做照证。

李文泽（2001a：129）谈到“家”为名词词尾，“主要用于人称代词之后，其指称仍然与原来的人称代词相同，如‘伊家’为‘伊’、‘谁家’为‘谁’、‘自家’为‘自（己）’，‘家’在词中只起凑足音节的作用。”“伊”当“你”用的始见年代虽有争议⁽⁴⁵⁾，但“伊家”用作第二人称则始见于宋金，《大词典》首引宋黄庭坚《点绛唇》词：“闻道伊家，终日眉儿皱。”甚是。同期用例，如柳永《少年游》：“试问伊家，阿谁心绪，禁得恁无憀。”《张协状元》第四十一出：“我与伊家欢笑，骂得我恶气生。”吕叔湘（1985：89）云：“作领格用，家字有实义可循；作非领格用，家字有点象是赘疣。但是它可以增加一个音缀，上面的例句多数见于韵文，不为无因。”两部诸宫调同用始见于宋金的“伊家”，既和它们属韵文体有关，同时也说明了二种诸宫调语言年代的相近。

25．折到/折倒

折磨，摧残。

《刘知远》卷十二【般涉调·耍孩儿】：因吾打得浑身破，折到得朋头露脚。

《董西厢》卷一【双调·搅筝琶】：一个少年身己，多因为那薄幸种，折倒得不戏。

又卷三【黄钟宫·出对子·尾】：怪得新来可唧，折到得个脸儿清瘦。

“折到/折倒”的“折磨，摧残”义是宋金时期新生的，之前的文献未见使用。《大词典》首引元石德玉《曲江池》第一折：“折倒的额颅破，便似间道皮腰线；折倒的胸脯瘦，便似减骨芭蕉扇。”嫌晚。同期文献用例不多，元明逐渐增多，如元无名氏《鲠直张千替杀妻》第三折【中吕·上小楼】：“是俺哥哥，坐死牢，折到了他当时容貌，我是铁石人暗伤怀抱。”元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中吕·斗鹌鹑】：“（正旦唱）眼见的千死千休，折倒的半人半鬼。”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不知把人家折到那里田地！及至拌得到底，问出根由，少不得要断这一股与他。何苦作成别人肥了家去？”“折倒”一词仍保留在关中中部地区。⁽⁴⁶⁾

26．直恁

竟然如此。

《刘知远》卷一【仙吕调·六么令】：愚浊匹夫，直恁折敢无礼道。

又卷十二【高平调·贺新郎】：虽然你咱蒙严令，直恁存亡不顾。

《董西厢》卷四【仙吕调·绣带儿】：你寻思，甚做处，不知就里，直恁冲冲怒？

“直恁”是宋金产生的新词。《大词典》首引例证为《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官人直恁负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同期用例，如李曾伯《醉蓬莱·和韵》：“大不逾粟许，飘散人间，直恁清烈。”《语类》卷一百一“胡康侯”：“今人于义利处皆无辨，直恁鹘突去。是须还他是，不是还他不是。”李流谦《虞美人·在芜湖待仲甄巨卿未至作》：“吴波亭畔千行柳，直恁留人久。”辛弃疾《清平乐·谢叔良惠木犀》：“大都一点宫黄，人间直恁芬芳。怕是九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

27．做处

行为，举动。

《刘知远》卷一【仙吕调·胜葫芦】：若言这人所为，做处只要便宜。

又【南吕宫·瑶台月】：村汉厅我语，虽然你不读书，也合思虑，尊卑大小，学人做处。

《董西厢》卷四【仙吕调·绣带儿】：你寻思，甚做处，不知就里，直恁冲冲怒？把人请到，是他做死地相抢，大小大没礼度。

“做处”是宋金产生的新词。《大词典》首引例证为宋曾觌《醉落魄》：“百般做处百厮惬，管是前生，曾负你冤业！”甚是。同期用例如王仲甫《满朝欢》：“小样罗衫，淡红拂过，风流万般做处。”晁端礼《上林春》：“相识来来，真个为伊，尽把精神役破。谛殢性□，娇痴做处，双眉镇长愁锁。”

……

穷尽性地统计《董西厢》词语，始见于宋金时期的新词和新义共273个，其中53个见于两部诸宫调中。上面举出其中的一部分，剩下的26个为“鬅头、才时、当阳/当阳佛、根底、间别、开解（开导解释）、埋冤/埋怨、恁般、恁地、恰才、天色、须管、也则、一星星、针关、挣揣”等。另220个词或义⁽⁴⁷⁾虽仅见于诸宫调《董西厢》，但都能在宋代其他文献中找到用例。

当然，《董西厢》中也有一些元以后的语言现象，下面我们稍作说明。

二

1. 地、底/的

太田辰夫（1991）在《宋代语法试探》中把“复数词尾”和“作为‘的’前身的‘底’‘地’”作为判定文献时代的标准，他首先选取五种版本可靠的宋代文献⁽⁴⁸⁾，然后用这五种文献中的“复数词尾”和“底、地”的使用情况来判断哪些文献是宋代的，哪些不是。通过考察，他认为元代以前没有复数词尾“每”和“们”，“的”均写作“底、地”。文中虽没有用这个标准来判定《董西厢》的时代，但是他的“不能把《董西厢》看作金代的文献”的观点与他的判定标准不无关系。

《董西厢》中“的”243例，其中“甚的”5例、“兀的”9例、“这的”1例、“恁的”3例；“地”111例，其中“特地”1例、“恁地”17例、“立地”2例、“忽地”3例、“刬地”3例、“怎地”6例、“蓦地”1例、“一谜地”2例、“一地”6例、“一布地”1例；“底”6例，其中“甚底”2例、“兀底”2例。“的”比“地”和“底”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根据太田辰夫（1991）的观点，单从这一点来看，《董西厢》经过后人的改动确定无疑。不过宋金“的”已有使用，只是不多见而已，比如太田辰夫认为基本可靠的宋代文献《张协状元》中“的”出现3次、《语类》中出现7次，比起两部文献中“地、底”的大量用例，所占比例很小，独《董西厢》中的“的”占全部的67.5％，难免让人生疑。但从已经定型化的词语来看，除“兀的”、“甚的”比“兀底”、“甚底”多外，还是以“地”组成的词语为常见，“恁地”比“恁的”多出14例，有“特地、忽地、刬地、怎地、蓦地、一谜地、一布地”，未见“特的、忽的、刬的、怎的、蓦的、一谜的、一布的”⁽⁴⁹⁾，所以只依据用“地、底”还是用“的”来判定一部文献的时代性显得例证单薄。

2. 面磨罗/面没罗、面波罗、面魔罗

发呆、发痴，面部没有表情。

《董西厢》卷三【商调·玉抱肚】：酒来后满盏家没命饮，面磨罗地甚情绪！

凌本注：“形容脸上无精打采的样子。”“面磨罗”一词仅在《董西厢》中有使用，宋金的其他文献中未见用例，要到元明时期用例才逐渐增多。如元刊杂剧《小张屠焚儿救母》第二折【越调·寨儿令】：“我心恍惚，面没罗，是谁人撒然惊觉我？”又《诈妮子调风月》第二折【中吕·朱履曲】：“又不风又不呆痴，面没罗、呆答孩、死堆灰。”明无名氏《雷泽遇仙记》第四折【南吕·一枝花·尾】：“撇的我嘴孤独，面魔罗，呆答孩，死没腾，危楼独倚频频望。”《大词典》首引上举《董西厢》例，然后是元明用例。不过“面磨罗”一词只出现在戏文类体裁的作品中，其他体裁的文献未见，清代已不见用例，有可能只活跃在曲词中。

3．酸丁

穷酸的读书人。

《董西厢》卷一【般涉调·哨遍缠令】：秀才家那个不风魔；大抵这个酸丁忒劣角，风魔中占得个招讨。

“酸丁”一词仅见于《董西厢》中，宋金其他文献未见。《大词典》首引《董西厢》的例子。接着是元明用例，如石子章《秦翛然竹坞听琴》第三折【正宫·滚绣球】：“那秀才每谎后生，好色精，一个个害的是传槽病症，嘱咐你女娘们休惹这样酸丁。”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中吕·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明冯惟敏《不伏老》第三折【商调·后庭花】：“穷酸丁，鬼见愁。”明徐复祚《红梨记》第十九出【沉醉海棠】：“还自省，怪不得人称傻子酸丁。”清《花月痕》第十七回：“荷生道：‘好却是好的，也浑成，也流美，只像酸丁的口气，不像你的说法。’”《聊·禳妒咒》第三回：“樊婆徐氏上云：‘嫁得穷酸丁，飘零五十春；搬来又搬去，南北似流民。’”王学奇、王静竹（2002：1041）提到：“古时壮年男子称‘丁’。‘酸丁’，是旧时对贫苦、迂腐、忸怩作态的读书人的憎称。明无名氏《墨娥小录》卷十四‘行院声嗽·人物’：‘秀才：酸丁’。又作‘酸子’，亦作‘酸俫’‘酸睐’，意同‘酸丁’，惟小说中不多见。”

4．只管里/则管里、子管里、只古里

只顾；一味。

《董西厢》卷五【黄钟宫·双声迭韵】：眼又瞑，头又低，子管里长出气。

又卷七【双调·文如锦】：他别求了妇，你只管里守志唦，当甚贞烈？

“只管里”只在《董西厢》中有使用，宋金其他文献未见。《大词典》收“子管里”一词，释为“只管的”，引上举《董西厢》前例和元白朴《梧桐雨》第四折：“子管里珠连玉散飘千颗，平白地瀽瓮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元明用例，如元刊杂剧《东窗事犯》第二折【中吕·十二月】：“笑你个朝中宰职，只管里懊恼阇梨。”郑庭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第四折【中吕·满庭芳】：“（搽旦云）俺夫妻最说的着。（正末唱）你休则管里胡支对，我当厅问你，（带云）我不问你别的，（唱）则问你谁是杀人贼。”元刊杂剧《小张屠焚儿救母》第二折【越调·圣药王】：“他那里泪似梭，则管里扯住我。”明无名氏《苏九淫奔》第四折【梅花酒】白：“呀！只管里饮酒，不知天待明也。”⁽⁵⁰⁾目力所及，“只管里”一词也多用于戏文类作品中，清代已不见使用。

上面只是举一些代表性例证。始见于《董西厢》且金以后文献才用的词或义共95个⁽⁵¹⁾，其中“腌（形容词“丑、劣”义）、挨靠、白甚、不剌、畅好、撑（“美丽”义）、偢问（“理睬”义）、村厮、打惨、低矮矮、二四、官防（“官司”义）、劳合重、冷破、没店三/没掂三、闷答孩、迷留没乱/迷留闷乱、面磨罗/面没罗（面波罗、面魔罗）、闹镬铎、破设设、妻夫、其高、缱绻（“夫妻关系”义）、欠（“呆”义）、抢（“漂亮”义）、伽伽、青虚、躯老、势煞/势沙/势霎、手策、调贴（“随和、随顺”义）、淅零零、小颗颗、窨腹/窨付、窨气、一刬、诈（“漂亮、体面”义）、只管里/则管里（子管里、只古里）、逐定”39个只见于曲词中；“恶缘恶业、活撮、膋血、实志、一脚地”5个用例很少，除《董西厢》外，在金以后的其他文献中也只均见1—2例，这样的词语时代性不强，不能拿来作为例证；“出地、兜地、森地”在宋金以后的文献中多作“出的、兜的、森的”；“每”是个具有地域色彩的北方方言词；“比及”，常萍（2008）不同意凌本和各辞书通常所释的“未等到”义，认为仍是“等到”义，这个义项先秦已有；只有“颤巍巍、出跳、簇捧、翠弯弯、大分、的、抵足、都知（对店小二客气的称呼）、非灾、风魔、忽哨（蹙唇作口响）、交加（厉害）、可体、库司（寺院中司会计之事的僧人）、立挣/立睁、渌老、每日价、摩弄、陪告、擗掠、气扑扑、稔色、日头（天、日子）、软瘫、森森、是必、酸丁、台孩、挑斗（①挑战；②挑逗）、偷情、呜嘬/呜咂、魆魆、一回家/一会家、伊行（你这里）、赢勾/营勾、元因⁽⁵²⁾、照觑、追求”38个能作为除《董西厢》用例外见于金以后文献的判断标准词。如表2-1：

表2-1　×××·《董西厢》中宋金新词和金以后词的比例

要之，见于金以后文献的词语仅占始见于宋金文献词语的13.9％，比例很小，可见，后人的改动相对不大。而且《刘知远》是个残卷，如果完整，一些词语同见于二部诸宫调也未可知。据此，把《董西厢》当作金代的语料来使用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江蓝生（1987；2000：321—322）云：“与词汇相比，语法方面的现象更具规律性、普遍性，因而也更可靠些；词汇方面，由于我们毕竟不能遍览群书，见闻难免阙漏。所以词汇方面的现象难以与语法方面的同等看待，把它们作为参考鉴定词比较合适。”然汪维辉（2000c：209；2007c：172）云：“词汇同样具有时代性，一个词或一个义项始见于何时，虽然难以说得绝对准确，但大体上是可以考定的。”的确如此，关于《董西厢》的语言年代，一直存在争议，但《刘知远》成书于12世纪左右是毫无争议的，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方便，如果能证明《董西厢》用词与《刘知远》用词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便能证明二者几乎出于同时。我们首先对《董西厢》所用词语作了个大致切分，在离析出的词语中区分哪些早于宋金，哪些宋金始见，哪些元代始见，早于宋金的旧词不具有判别作用，在始于宋金的词语中哪些同样见于《刘知远》，这些词语可以帮助判断二者用词的相似程度，最重要的是有多少宋金未见而元以后才用的词语，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过多，证明后人改动的成分很大，不能作为金代的语料，如果比例很小，自然可看作金代语料。研究证明，见于金代以后的词语仅占13.9％，而且《刘知远》残缺不全，如果是完整的，说不定这很少的一部分词在《刘知远》中已经使用也未可知。因此我们认为《董西厢》可以看作金代的文献。但“要确定词汇的时代性往往比语法要难。某种语法现象出现和消失的时间比较容易观察得到，而要确定某个词汇出现和消失的时间却不那么容易，有时真是要博览群书，才能下一个准确的判断”⁽⁵³⁾。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因为现在的研究多依赖电子语料库，而电子语料库的文献毕竟是有限的，这中间就难免存在一个词在A时代以前已有使用，只因检索文献有限未见到用例，便误认为始见于A代，自然带来研究的偏差。另外，在切分词语上也难免见仁见智，如ABC结构，可析为AB词，也可析为BC词；像《刘知远》卷十二【越调·踏阵马】：“两个怒恶，发不善，各施威勇，斗骋英彦，交马决战。”兹从江蓝生（1999b：275；2000：397）断句，“怒恶”连言作动词时与“恶发”同义，均为“发怒”。然蓝立蓂校注本于“怒”后断开析“恶发”为一词。“怒恶”为宋金新词，而“恶发”唐代已有⁽⁵⁴⁾，由于不同的学者析出的词语在始见年代上就存在差异，拿这样的词去分析作品的语言年代恐怕也有失稳妥。可见，从词汇角度来判定作品的语言年代既有它的可行性，也有很大的难度。

(1) 汪维辉《〈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2—153页。收入《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2) 《刘知远》残缺了大半，只剩首尾1—3卷和11、12卷，约1.9万字；《董西厢》是唯一的一部首尾完整的诸宫调，约5.5万字。虽然两者加起来篇幅也不算太大，但是能反映金代的口语，而且前人时贤从语言角度来研究的不多，故拿来作为研究对象。

(3) 前人时贤对《董西厢》的语言年代有争议，因为最早的刻本为明嘉靖年间所刻，疑有后人增改。但是基本能反映金代的语言概貌，这一点下文有论证。

(4) 详参太田辰夫《宋代语法试探》，《神户外大论丛》4—2.3合并号，1953年。收入《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其他四种文献为《张子语录》、《龟山语录》、《挥麈余话》、《诚斋集》。

(5) “论证词的时代性”章节会提到这一点。

(6) 转引自杨爱姣《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7) 门岿、张燕瑾《中国俗文学史》，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

(8) 袁宾《近代汉语特殊被字句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第90页。

(9) 女真语属于满洲·通古斯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联系金朝的时代环境，诸宫调受蒙古语或突厥语的影响都有可能，所以这里总起来研究诸宫调所受阿尔泰语的影响。

(10) 或许是笔者学力有限，没能区辨出来。

(11) 两部诸宫调“也似”总共有2例，江蓝生（1992；1999c）均已举到。

(12) “X＋似”修饰谓词性成分“深”作状语，然后“X＋似＋深”共同修饰“恩”。

(13) 全式指带像义动词的，如“像花儿似的”；简式是指省略像义动词的，如“花儿似的”。

(14) 参看梅祖麟《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84，第138—139页。

(15) 金元以前的比拟式发展可参看李思明（1998）、江蓝生（1999c）的研究，二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的比拟式多用全式，而且多作谓语。

(16) 原因“被”字句和“零被”句均有具体的分类，可参看冯春田（2000）和俞光中、[日本]植田均（1999），这里为简便计，不再细分。

(17) 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18)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6页。

(19) 该例转引自蔡镜浩（1995）。

(20) 9—11例转引自俞光中、植田均（1999）。

(21) 12—15例转引自冯春田（2000）。

(22) 袁宾《近代汉语特殊被字句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第90页。

(23) 例子来源于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24) 金光中、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5页。

(25) “零主语被动句”的简称。

(26) 袁宾、何小宛《汉语史研究中的语言接触问题》，收入蔡才德主编《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198—200页。

(27) 转引自江蓝生《重读〈刘知远诸宫调〉》，《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1999年，第275页。收入《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9页。

(28) 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5页。

(29) 梅祖麟（1988：144）说：“目前我们不知道闽语、吴语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借自底层中的哪个或哪几个语言，这问题也许永远不能解答。”

(30) 见于《大金国志》卷40；《会编》卷20；《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书证稿》，第248—249页。

(31) 龙建国《诸宫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32) 龙建国《诸宫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33) 依据的标准既参考《大词典》和《大字典》在某一词下所列的始见书证，同时也考察实际文献中的用例。第一部分的论证只举始见于两部诸宫调的代表性例子。另外，宋分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金（1115—1234）的统治年限包含在宋中，所以在考察《董西厢》语言年代时，我们倾向于宋金相提并论。

(34) 汪维辉《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上），《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第209页。收入《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35) 此两例转引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第722页。

(36) 见于陈加校辑《〈全元散曲〉补遗——明抄〈阳春白雪〉残存六卷本新见散曲辑录》，《文献》1980年2期。

(37) 参看王力（1980：75）先秦古韵和《广韵》对照列表，鱼部第十一对应《广韵》鱼模、又虞麻之半；阳部第十三对应《广韵》阳唐庚。鱼部和阳部同属“ɑ，ɑk，ɑ”类。

(38) 郑权中著，崔志远、王兆祥、途宗涛整理《通借字萃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8—689页。

(39) 我们采纳的是廖珣英、蓝立蓂（1980）的解释；刘凯鸣（1982）另出新解，释为“踌躇”，我们不从。结合诸宫调的语境，释为“来回走动；徘徊”更贴切，如《董西厢》卷三，“笃么”前有“坐不定”修饰，是其明证。后代文献用例确有“踌躇”义，是词义引申的结果。

(40) 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

(41) 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801页。

(42) 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976页。

(43) 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998页。

(44) 参看乐东甫《辨“眼辨”》，《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收入王锳、曾明德编《诗词曲语辞集释》，语文出版社1991年，第441—442页。

(45) 如尹君（1984：570）认为用作第二人称的“伊”最早见于五代；于其（1995）认为始自唐朝；董志翘（1997）认为始自六朝。

(46) 参看孙立新《西安方言研究》，西安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47) 如“浪儿/浪子、着家、着甚、着数、齐整、惺惺、三停、折半、乳口、兀底、一片地、把似、二停、慕想、慕古、照顾、劳攘、见许、答和、引调、俺、共（连词‘和、与’）、况味、瞒、掉（美好）……”，为省篇幅，不一一列举。对于新词新义的界定，主要参照各辞书和文献用例。

(48) 前文对五种版本可靠的文献名称已有注释，即宋张载的《张子语录》、宋杨时的《龟山语录》、宋王明清的《挥麈余话》、宋杨万里的《诚斋集》、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

(49) 定型化的熟语仍是以太田辰夫（1991）文中所列词语为主，多出的只有“一布地、一地”，“一布地”两种诸宫调均有，“一地”也是宋金就有的词语，如宋无名氏《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十出：“婆婆八年忺要头髻，才瞥见一地欢喜。”

(50) 转引自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1357页。

(51) 仅《董西厢》用，其他任何文献均无用例的词不计在内，像“不戏”等。

(52) “原来、原先、原本、原因、原由、原配、原样、原始的‘原’，在元代以前都写作‘元’，日语今天仍这么写，保存了古体。”参看汪维辉《域外借词与汉语词汇史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但是“今人也续有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原’取代‘元’是明代以后的事，跟明代人避讳有关系”。参看汪维辉《〈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汉语史学报》2009年第9辑。所以，“元因”也有可能是元代时语。

(53)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

(54) 参看《大词典》首引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