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徽州梦

代序

我一直想描绘一下真正的徽州，那个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过辉煌历史，今天却些许沉寂的徽州。历史上的徽州，它曾经孤独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又孤独地弃我们而去。它就像我们眼前的河流，当我们看到时，它早已不是原先的流水了。世界在任何时候留给我们的，都只是它的背影。没有现实，现实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拦腰截断的一瞬间。当然，这样的感觉是哲学意义上的，也是最本质的。徽州的历史，从普通意义上说是公共的历史，是那种写在纸上、口口相传的历史；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个人的历史，一种具有私密性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会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关于徽州，我的记忆是大片大片的，就像黄昏时分天西边卷卷的鱼斑云一样。这样大片大片的记忆在经过岁月的搅拌之后又变得残缺不全，像一张破旧的古画一样斑驳破损。我的母亲是歙县人，而我自小在旌德长大，那个时候，旌德还算是徽州地区，所以我熟悉徽州的建筑、民风、方言、人物以及很多蛛丝马迹。我呼吸着徽州的气息长大，徽州的光与影便悄无声息地潜入我的身体，洇开，变成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关系总是让人难以释怀”，这样的说法是指一个地方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美好、亲切，还会有巨大的悲伤、忧郁、伤感、宿命、抱怨、疏离等等。当一个地方给人以复杂而不可言说的情感时，他才算是真正地与这个地方拥抱并且合而为一。这样的东西，绝不是那种单纯在知识范畴内进进出出所能替代的。

徽州位于安徽省的南部，从历史行政区划上来看，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相对稳定，它一直领着歙、休宁、黟、祁门、绩溪以及婺源六县。虽然徽州算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更应该是一种文化概念，这样的文化划分，使得徽州不仅仅包括现在黄山市的一些地方，而且包括皖南，也就是旌德、太平、泾县、青阳、石台等地。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同族与同根，看到徽州文化的延伸，看到一片云彩之下一模一样的文化和人。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并不算是一种很独立的文化，它应该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只不过是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现在的它保存得比较完整，遗留得整齐一些。徽州文化与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以前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太多，而徽州又相对偏僻，所以在更多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当年徽州文化很长时间的停滞曾经让徽州“自卑”，而现在相对的完整性又让徽州引以为傲。不过从更广的视角看，还是应该更客观地认识徽州历史和今天的价值，自始至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姿态。

从本质上来说，徽州一直建立在一种罕见的自然美与社会美的交汇之上。它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对文明持有一种敏感和积极的态度，如果把徽州已有的历史分为幼年、壮年和老年的话，那么，在徽州的幼年，它一直处于一种纯朴的农耕时期，充分沐浴着自然美的阴晴圆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尽享生命的真谛。而它的壮年时期，外界开始无形地渗透，一方面，人们的头顶升腾起文化的光芒，另一方面，财富开始进入，人们涌动着对于财富的欲望，也处处留下了财富的痕迹。而它的晚年，当现代化在山外的世界激荡喧嚣的时候，徽州开始破落，破落得像悬挂于天宇上的一弯残月，冷清、孤独，它已发不出光来，只能寂寥地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反刍着昔日的时间和荣光。

我一直以为，在研究任何一种地方文化之前，应该具有的是一种客观的参照物，是弄清观察对象在整个世界坐标系上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懂得中国文化，就谈不上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不懂得西方文化，就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理解；不懂得人类，就谈不上对民族的理解；不懂得宇宙，就谈不上对地球的理解。对一个细小东西的判断，必须先确定它的坐标系，确定它的时间位置和空间位置，明白它的前后左右……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互为犄角，彼此相倚。这样的说法，通俗的解释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人类文化是一棵参天大树，东西方文化分别只是其中的主要枝干，而地方文化只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枝梢。只有对最本质的东西有着清晰的感觉，才能将这种感觉传递到细小的末梢上。

对于徽州文化来说，只有对中国文化整体上有着一种准确的把握，才不容易跌入偏颇、狭隘以及自以为是。徽州的特点是朴素、简单，这样的特点，又是由自得、自享和自闭所造成的。这种朴素、简单、自得、自享和自闭从整体的意义上说，不应该单单指生产力的状态，与之同步的还有人们的认识程度。当徽州在明清时代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回流富甲天下时，他们在行为和思想上都坠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在行为上，他们脱不了“小国寡民”的桎梏，将所有财富都用来精心构筑自己的“桃花源”。在思想上，他们自以为参透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圆觉了所有的人情世故，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完成与山水的共融，从而完成人生的意义。这样的想法，从更高的精神程度上看，未免有点幼稚和天真，有点自欺欺人。撇开生产以及社会进步的狭隘之处不提，单就精神上来说，徽州人与很多地方的中国人一样，由于缺乏宗教精神，所以并没有在精神上完成一次真正的远行，而是在向前走过一段路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个小圆，自以为圆融了——这样的状态，很像是化蝶为蛹的感觉。蝴蝶虽然飞得不高，却以为遍知世界，然后自我成蛹，继而自我幻变。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任何地域文化都是有缺陷的，中国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就徽州文化而言，它自然是离不开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块大土壤的，而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局限和弱点就是缺乏真正的本土宗教精神。这样的宗教精神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开掘和维持人类的高贵品质，协调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并可以推动人类灿烂的艺术文化。虽然中国文化在宽泛程度上避免了因宗教愚昧所带来的很多磨难，比如说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甚至抛弃此岸世界被淹没的危险，但在思维的周密性、思想的广阔以及心胸和境界上却缺乏拓展。它表现在缺少抽象思辨的深刻力量以及深邃精致，缺少人类创新所应具有的不惑精神和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继而缺乏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悲悯情怀。中国文化中闲散的生产态度和生活方式极容易走向疲惫、慵懒和木然，也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很难形成一种坚定的张力……这样的整体缺陷当然是客观的，也决定了徽州文化的局限性，决定了徽州本身的局限——当年在外的徽商纷纷迁移回乡，购田置业，没有扩大再生产，除了当时社会限制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缺乏对财富的足够支撑。如果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法支撑财富的重量，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是一句空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自得圆满是可以的，但“天人合一”绝不可能。中国文化的很大一个误区就是将这两种在精神上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东西混为一谈，人怎么可以跟“天”相提并论呢！这样的自以为是极容易把人的行为导入一种歧途，那就是精神上的不再拓展。

这样的想法一直是我思索的，也是我想探讨的。现在很多对于徽州的理解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象得过于美好，在肯定它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高估了它的人文价值。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把徽州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的大平台上看，就能看出它的很多软肋和弱点：比如它精神高度上的相对低微；它过于强调稳定、和谐以及人际关系而导致的呆滞和刻板；它模糊而直观的把握所缺乏的领悟力；它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所导致的自以为是以及徽州人封闭和内敛所形成的小气和促狭……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住徽州的那种古民居，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歙县斗山街，几乎每年我都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老房子让我感到压抑，那种刻意的做作和修饰，那种暗藏着的狭隘心理，那种居住在里面的局促和压抑，还有那种在局促和压抑表面之上的华彩和自得……徽州的老房子有太多违背人本的东西，它一点也不阳光、不健康，像一个古怪的老人。当然，用现代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去否定历史上文化当中的劣根性是不太成熟的表现，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彼此之间甚至是不能完全替代的。但我觉得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及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以一种放松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宽容、诚恳、好学，然后自我完善。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觉得对于徽州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都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认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进步和升华的阶梯。

徽州越来越热了。沉寂静谧的徽州已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每天，有无数游客以及文人骚客拥向徽州，几乎每一个到过徽州的人都会着迷于当地的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叹服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向往当地人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们搜寻着古代徽州的古迹，一知半解地诠释着徽州，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他们哪里懂得徽州呢？他们多浮躁啊！他们的浮躁，还会给徽州带来浮躁。这样的浮躁使得现在的徽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生涩，甚至越来越虚荣。徽州变得越来越脸谱化，越来越戏剧化，甚至越来越时尚化。在急功近利的解说词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臆想和水分，见到了太多的杜撰和粉饰。真正的徽州正变得模糊，接踵而至的，只是图片徽州、文字徽州以及电视徽州。在浮躁和虚荣中，是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的，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正在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远去。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2002年底一个最严寒的日子，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我从合肥赶到歙县，去给我的外公奔丧。外公去世的时候已89岁了，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很小的时候，就跟很多徽州男性一样，下新安江到了浙江，先是在兰溪给人打工，后来又到了金华，帮当地人经营布店。那时正是我们家族从峰顶跌到谷底之时。我曾经在我的大舅那里看到过一个厚厚的黄皮账册，上面记载着外公的祖上到浙江湖州开钱庄时的收支，从账本上看，当时汪家在湖州相当兴旺。但汪家后来缘何从峰顶跌入谷底？这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一直到后来，我算是部分了解了这个谜。外公一直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世，他似乎知之并不多，也没有多大兴致去谈论这件事。徽州人对于自己的家世，都有点讳莫如深的感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子女众多、生活艰难，又要求割裂历史，所以对这样的话题就更没兴趣了。就这样，时光荏苒，我们的家族史，便与绝大多数的徽州家族史一样，成为永远的断章。

外公死的那一天天气极冷。在皖南，这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可以说是百年罕遇。母亲说外公是想故意折腾一下我们。这个一辈子谦恭少语、在徽城镇很有名的县政协委员“汪老好”也许对一生的落寞心有不甘，越是心有不甘，就越要折腾一下他最亲密的人，以便让他们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记忆里，外公从不对任何事情表示出过多的兴趣，甚至自己的家务事以及儿女的成长，他也从不过问。他总是埋头喝他的酒，一天两顿。即使是1960年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那一天，40岁出头的外公骑车数十公里赶到现场，他也没有一句勉励的话，只是进了屋，然后像一尊石像一样，坐在那兀自喝他的酒。这样的行为，是由于生理依赖还是精神依赖，我们一直不得而知，也可能二者皆有吧。反正，外公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总是习惯于在一种恍惚中将时光忘却。外公去世那几天，汪姓大族济济一堂。因为是善终，倒没有什么特别哀伤的成分，大家只是在静穆中把一切程序走完。丧事请了县里几位“乡绅”般的人物来主持，他们对徽州民俗非常熟稔。外公在敦实的棺材里躺着，在他的身旁，拥拥挤挤地塞了各种各样的白酒。我们依次排列，每人手里托着一小杯白酒，然后把手指伸进杯中，蘸点酒，洒在外公的嘴唇上。由于紧张，轮到我时，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外公的嘴唇。外公的嘴唇是那样的冰冷，我心里一惊，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连体温都不一样了。这样的老徽州真的走了。

外公的墓地在歙县慈姑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在慈姑一带，似乎这座小山坡最高了，山坡上长满了松树以及杂木。在半山腰，并排躺着的，还有外公几个兄弟的坟墓。离外公墓不远，有块荆棘丛生的隆地，矗了一个石碑，上面镌刻着“汪氏祖墓”几个字。很奇怪的是，在坟墓上还长着一棵粗壮的叫作“百鸟朝凤”的树。我不知道这棵树的真正学名是什么。后来深入地了解了家族史，我才知道自己家族这一脉是作为徽州“土地神”汪华的守墓人而繁衍的，并且一直以慈姑为轴心运转。一千多年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个穷僻的地方。想想真是有意思，一个家族，在担当了守墓人之后，就迁徙于此，繁衍于此，终老于此，这需要多大的韧性和忍耐力呀，或者说需要巨大的麻木。这完全是一个徽州版的“千年孤独”！想起来似乎还真是这样，在慈姑这块地方的很多人，在骨子里都带有这样的成分：自尊、无聊、倔强、目光短浅、甘于平庸。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太狭窄，也太隐蔽。这样的情况，似乎是带有某种残留的。现在我明白了，这的确是一种守墓人的习性啊，是一种远古的记忆。这种守墓的意识，一开始是某种外部信号，是义务、是责任，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变成了一种传统，变成了性格的组成部分，而最终幻变成了潜在的深层意识，变成了一种原始的回忆，变成了血液里的血清或者微量元素。

罗西尼12岁时所创作的《弦乐奏鸣曲集》可以算作是他艺术上的一个高峰，这样的高峰早早地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到来了。那种与生俱来的优美来自他对世界的一种准确的通感，源自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充满活力的感受和情谊。因为罗西尼拥有的是一颗俊美而优雅的心灵，那种与自然相通的气韵铸就了一个人的精神实质。最初的纯朴和混沌养足了，慢慢地变得博大了，便有东西涓涓地流淌出来，便有一种智慧的光晕和精神上的高度，也有着一种澄明的亲切。然后这种东西便变得圣明而不可颠覆，就如同清晨最初的阳光一样，新鲜而不炽热，有着一种无上的温暖和亲切。

同样，在徽州与我的关系上，似乎也是如此。我是从2000年之后开始关注徽州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身边的土地，而将视野投入到远方。直到21世纪来临，我35岁，开始步入中年。我开始了对徽州的回望。在这样的年纪里与徽州相约，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只有中年情结，才算是真正的人生滋味。而且那是一种深度的味道，不仅仅是酸甜苦辣麻，而且还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算是真正地体味到了这一点。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也许我现在对徽州的探究和写作，也是一种血液里的宿命，是一种前世的回光返照。我想我与徽州的关系，不仅仅是从文字上去描绘，从颓瓦残石的纹理中去揣摩，从我的眼睛中去观察，我更愿意在冥冥中去倾听，在记忆中去发掘，在内心当中去搜索。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也是隐藏着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的，隐藏着这样的“千年琥珀”……写作徽州，写作徽州的历史和现在，包括描绘和记载这个地方的一切，甚至包括我透过徽州这个窗口去观察更广阔的世界，都可以说是我的愿望、我的情结、我今生的宿命。徽州的历史是一条河，我一直试图用我的文章在内部去整理考据学者们从外部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河里去游泳，不断地置身于同一条河流，虽然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这条河流已不是同一条河了。而这样写作徽州的过程，就是发掘和整理记忆的过程。这样的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一种整体的记忆。徽州的史志是记忆，居民是记忆，“三雕”是记忆，文书是记忆……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记忆。徽州在某种程度上的博大和光荣，它的耻辱和衰落，都是一种记忆，一种刻骨铭心或者说不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文章只是徽州的影子，而我一直努力制造这个影子，是因为这个影子相对能代表我灵魂的黑夜，它可以去相对弥合存在于我和徽州之间的距离。我知道，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受，绝不只是单单所呈现出的字面意思，更多的是游走于文字边缘的喟叹，是魂魄在字里行间的舞蹈，是文字中氤氲而起的雾霭。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地域灵魂就会与人的灵魂合而为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万物归一的时候，它们才会悄悄地浮上来，彼此之间对视凝望。

我想以一种较为干净的方式来写徽州，这样的方式不是泛泛的介绍，也不是自以为是的臆断，更不是功利的结论，而是源于一种发现、一种贴近的理解。那种与徽州之间的心有灵犀，以及这种明白中的诚实、客观和宽容，都是我想努力做到的。在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蹒跚在徽州的山水和历史之中，我的眼神闪烁着单纯，也闪烁着智慧，其实单纯和智慧是连在一起的。我看到了青山绿水，看到了坍墙碎瓦，也看到了荒草冷月，更看到了无形的足迹以及徽州的心路历程。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着充足理由的，把它放在因果的光辉之下，或者把它放在真理的普照之下，那种反射出来的光亮，必将绚烂如花。

安静地栖居、聆听并写作，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知道，能与徽州相对，彼此凝视，我是有福的。

壹如梦：春花秋月

山印象

在更大的程度上，徽州就如一个婉约的梦。

梦是奇特的。如果站在高空看徽州，就会明白这个地方梦一般的意境。这里峰峦叠翠，绿水如带。北面是“天下第一奇山”黄山，云蒸霞蔚，如梦如幻；东面是天目山，古木参天，连绵千里；境内还有称为“五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奇谲秀丽，峰峦叠嶂。除此之外，所在之地几乎全都是大大小小、知名不知名的山。群山相拱之中，新安江顺流而下，山水环峙，轻帆斜影。青山绿水之中，古村落星罗棋布，粉墙、黛瓦、马头墙，恬然自得，清淡文雅。

雄伟的黄山当然是群山之首。黄山最大的特点是鬼斧神工、匪夷所思，在黄山面前，人类只有惊叹。黄山无处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云来时，波涛滚滚，群峰忽隐忽现；云去时，稍纵即逝，瞬息万变。黄山是名副其实的仙境。仙境是什么呢？人消受不起的东西，就只有神仙来消受了。说黄山是仙境就是这个意思。曾有人这样形容黄山，说很多山都是在山外看起来美，而进山之后发现不过如此，而黄山却不是这样，黄山是在山外看着美，进山之后，人在山中，会发现黄山更美。的确是这样，黄山的美，不仅仅是静止的，而且是运动的、奇妙的，它可以瞬息万变，随着春夏秋冬的交替、晴雨天气的变化、阳光月色的晕染，变幻无穷，翻陈出新。纵使你一千次来黄山，你也会有一千次新的感受和发现——初春，云里花开，香漫幽谷；盛夏，层峦叠翠，飞瀑鸣泉；金秋，枫叶似火，层林尽染；严冬，银装素裹，玉砌冰峰。

对于黄山，所有的文字都是一种累赘。黄山就是一个坐标，它是上天用来检测人的创造力，也是用来警示人的创造力的。有谁敢在黄山面前自满又自得呢？只有徒叹自己渺小的分量，也徒叹自己创造力的薄弱。黄山当然是属于徽州的，它代表着徽州的钟灵毓秀，同时又将徽州的美推向了一个极致，它是无法被超越的。在黄山面前，所有的山都自甘寂寞，但却不甘渺小——在徽州，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奇特，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风景，比如说齐云山的奇谲，清凉峰的神秘，牯牛降的繁杂。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山也都有着它的诱人之处，也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和魅力。

从总体上来说，徽州的山是妩媚的，也是灵秀的。它们不是咄咄逼人的美丽，美丽是外相的，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它没有用处，它不会看人，而只能被别人看。徽州的山是会看人的，它们看尽了沧桑，所以归于平淡。它们不属于雄奇的、艰险的和叛逆的，它们是属于小家碧玉型的，懂情、懂理而又无欲则刚，是那种看似寻常巷陌而又深藏着智慧的风格。当然，黄山和齐云山是徽州山峦的两极，它们可以说是徽州山峦的一种参照、一种反观，似乎是所有山的平凡才能孕育着它们的离奇和神异。不是说它们是高人一筹的，是出类拔萃的，它们同样是山。黄山是属于文学和诗的，是美和秀的，但黄山是太美了，是美丽到极限的那种，它容易让人们惊叹于它的美丽而忘却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容易因为美丽而丢失内容，比如文化、宗教等。我们可以把黄山和九华山相比。黄山天生的钟灵毓秀和精美绝伦似乎天生就是让人来观看的、来惊叹的，这样的美丽和脱俗使得它天生地与人世有一种距离感，它散着美的光辉，高高地耸立云端，如一轮理念的太阳。黄山的美丽绝伦，使得它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势，它是俯瞰众生一览众山小的；与此同时，因为美丽至极，它也是简单的，它只是美的，它的美让所有赋予的意义都显得牵强附会。九华山则不同，九华山的大气、智慧、无欲则刚的整体感觉，更接近于佛的宗旨，所以凡是懂佛的人，只要看一眼九华山，必然认定这是佛的最好栖身地了。因为两者的精神是契合的，是合而为一的、是密不可分的，也因此，九华山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宗教意义。在这一点上，齐云山也不同，与众多徽州的山相比，齐云山的特点在于其奇谲和幽微。这是一种更接近于道教真谛的东西。不仅是齐云山，其他的道教名山，诸如四川的青城山、江西的龙虎山、湖北的武当山等，其实都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暗合道教精神剑走偏锋的感觉。所以从这一点上说，齐云山是“道”的，而且应该是“道”的。

让我们撇开美到极致的黄山以及奇谲的齐云山，来感觉一下单纯而普通的徽州之山。白天的山是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特色的，它们不高也不险，不奇也不谲。它们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是彼此之间没有特色也很难辨认的。我们很容易把一座山误认为是另一座山，把一个山坳误认为是另一个山坳，甚至把一个地方误认为是另一个地方。它们叠叠层层，错落散布，就如同迷宫一样。迷宫之所以“迷”，那是因为彼此没有可以区别的地方，相似和重复，这就是迷宫的真谛。但这最朴素自然的山是最有生命的，它就像一个最平凡的妇人一样，从不引人注目、从不招摇过市，但它极具生命力地孕育着自然的生机、人类的生长和文化的延续。

山是缄默的，也是永恒的。缄默是指它从不对世人表示什么，永恒则在于它比人类的历史更加漫长。当徽州还不叫徽州，或者也不叫其他什么称谓的时候，甚至这一片地方还是蛮荒之地时，它们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才不理会人类呢，在它们看来，人类的历史都是过眼烟云，它们早就预知了这块土地的结局，周而复始，一切都归于零。它们的沉静，是因为它们目睹了过多的重复。对于时间，它们是不敏感的，因为时间对于它们没有意义，能让它们燥热难耐的是四季。在四季的更替中，它们往往倾注着热情和愿望——春天，整个山峦是一片水洗过的新绿，纯净而透明，所有的植物都将喜悦挂在脸上。布谷鸟在灌木丛里抑制不住激动，它们上蹿下跳很是欢欣，云雀总是不甘寂寞，在蓝天里划出一道道弧线。夏天，则是一种浓绿，仿佛从天上倒下来无数绿色的颜料，淹没了山野里其他的颜色，即使有一点杂色，也像是水中的一片浪花。秋天呢，那是色彩的盛宴，仿佛所有的颜色都盛装打扮，来参加一个节日的舞会。然后，便是色彩的狂喜，在狂喜中，主色调变成了金黄，变成了一点零星的红。红是山野的枫叶以及乌桕树叶，那样的红灿若云霞，似乎每株树与每株树都不一样，每株树都有着不同的风姿，甚至每片叶子与叶子之间，那样的红色都不一样，都在尽自己的个性进行招摇。秋天是色彩最后的节日了，也许它们是想在最后的生命中，尽情地展示华丽的篇章。很快，冬天来了，寒冷淹没了所有的颜色，这时的主色调变成了最本色的白色。冬天如果下起雪来，便是原驰蜡象般的一片白。这时候的徽州仿佛是一个放大了的盆景，它静止而沉寂，又仿佛动物一样，在寒冷中冬眠了，静心了，但实际上在它的骨子里，却欢喜而热闹，在它的心里头，正孕育着下一季轮回的温暖。

颜色就是四季的表情，也是从内心当中溢出的情感，它富有主观的意义。但山是有本质的，也有本质的颜色。这一点，山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本质的颜色，应是黑色的或者白色的。掀去地表的层土，它的里面是黑色的石头，或者是白色的石头。这样的颜色，不仅仅是山的本质颜色，同时也是世界最本质的颜色。梦境似乎可以拿来说明一点问题——在人们的梦境中，是从没有斑斓色彩的，也不会出现其他颜色，只有白色或者黑色。这就是本质。由梦境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其他的颜色，都是颜色的延伸，那是一种附会或者迷幻。山如果会做梦，它的梦必定也是黑色或白色，黑色是过去，白色是将来，与黑色、与白色相连的地方，就是现在。所以，现在是虚假的、是不确切的。山的梦一做就是很多年，很难说它一直是梦着或者说是醒着，但它总是在假寐中等待，这样的等待无所谓欢欣，也无所谓悲痛——人们总在它们身上攫取粮食、树木、水果、布谷鸟、叫天子、黄莺，甚至蚂蚱、蛇蝎等，也在它的身上欢唱或者哀啼，但它总是隐忍着，什么也不表现，就像情感无法穿透它似的。人总是受时间捆绑的，时间从不放过人，它们把人当作自己的奴隶。但对动物，时间却异常宽容，因为它们既不想创造什么，也不想留住什么，它们从不自以为是，它们只是观望，无动于衷地观望，什么都不会往它们心里去。对于动物，包括植物，时间给它们的优待就是，尽量宽容地对待它们，让它们像四季一样反复轮回。动物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它只有空间，所以它可以轮回。植物也是。但人类不行。在动物的眼睛里，是可以找到轮回迹象的，你只要正视动物的眼睛，就可以从它的瞳孔里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影子，那是一片纯净，是过去或者未来的通明。

夜色来临之后，徽州的山总是显得很苍老，冷月无声，清风呜咽，所有的一切空旷和寂寥，黑黢黢的，有点接近虚化，只有轮廓，没有立体感和细节。这时候山与山之间是彼此相连的，不仅仅在空间上相连，连内心都合而为一。它们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交换着感觉，也交换着对于时空的印象。夜晚的山峦似乎更神秘，更具有一种神性，就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具有那种缥缈的感觉，也更接近于这个世界的本质。而山风总是不知所来，又不知所踪，这山风很容易让人想起时间、历史、幻想，也容易让人谈起传说或者故事等具体一点的东西。从人们嘴里说得生龙活虎、惟妙惟肖的东西往往是虚假的，而说不清、道不明无从说起或者压根儿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山就是这样，你无法说清道明它，但你可以感觉得到，它的灵魂是确切存在的。彼此面对，如果静静地放下心来，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地，你便会感到一种轻若游丝的音乐缥缈，感觉到山、头顶上的星空、夜风飘忽中的萤火虫与自己的心灵，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水印象

“天地恒昌”是徽州人从山地中领略到的，而水，则让他们感悟到人生的无常。山的哲学是不知日月，水的哲学则是不舍昼夜。徽州人离不开山水，他们的民居都是依山面水而建，在这样的接触中，人们寻找着与山水的亲近，也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徽州的水是这块土地上最具灵性的内容。它们是由土地的灵气幻变而生的，也暗藏着这片土地的情感和欲望。曾经有一阶段，它们是天上的云，在天空中飘浮游荡，因为距离，它们有着清醒，可以冷静地感受和观望土地的美丽和沧桑，揣摩着巨大内容背后的细节。但这样的清醒状态让它们惶恐而慌乱，它们急切地想重新回归。在天宇之上，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孕育着，然后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它们倾泻而下，哗，哗，哗……重新皈依土地的温暖和踏实。当它们的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便立即变得心安理得、欢呼雀跃。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条条溪水或河流了。

徽州的水总是绿的。是一种沁人的绿，也是一种有着内容的绿。水是宁静的，但这是表面的，宁静只是它的表面特征，它的内在仍是不安分的，是躁动的。它需要交流，需要运动，仅仅有爱是不满足的。它渴望升天，也渴望走出山外。水的躁动与山的敦实构成了截然不一样的性格。但这种截然不同不是矛盾的，而是和谐的。山总是容忍，总是包容，所以它负载历史，凝固时间。而水的躁动总是对现实加以冲击，它不满足现状，渴望改变历史，改变观念。水的流淌就是活力在流淌，整个徽州就是因为水的流淌而变得丰盈起来。

徽州的水负载了很多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但它又毫不把这种负载放在心上，它依然自在，依然轻松。水是清的，也是深的。每一条河流都有无数条由涓涓小溪组成的分支。真是多亏了这些水系，它串起了整个徽州。它给徽州带来了生命、希望和不断更新的内容。在水边，总是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宅基地浸在吃水线以下的老房子探出个身子；弥漫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永远有一种惆怅的意味。当然，下雨天的时候，总有人撑着油纸伞在等待着什么；也有人挎着精致的竹篮，在桥边沟边摘着马兰头、荠菜以及地衣什么的。徽州人的出行也是从小码头顺流而下的，那往往是黎明或者傍晚，小舟缓缓地撑离了码头，天际上有一弯不甚明澈的月亮。几乎没有声音，偶然只是水面小鸟的叫声，再就是桨橹击水的声音了。在船尾摇橹的艄公蓑衣竹笠，有一搭无一搭地跟船舱里的那个人说话。潺潺的水声有时会夹着雨点的杂乱，而那个船舱里的人有一声无一声地回答着，此时此刻，即将离家远行的他已变得失魂落魄了。这时候整个河流乍一听是静寂的，但只要用心去听，你会听到一首绵延的、有着巨大感染力的交响曲。河流是赋予人和土地灵魂的。这时候船里的人会感到茫茫的水面是一种巨大的生命存在，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音符。

在这片土地之上，最著名的、给徽州影响最大的，就要数新安江了。新安江是从徽州西北方向流过来的，它清澈见底，富有生机，像少女一样天真烂漫。水面上有鱼鹰昂首游弋着，有时候会突然扎入水中，叨出一条鳜鱼来；江中还有水獭，在拐弯处的沼泽地里偷偷溜出，从岸边噙走一只青蛙；那种精灵似的水鸟飞来飞去，像线一样滑过水面……而在更多的时候，它又显得娴静、温顺、包容、智慧，像一个恬静的少妇；开阔处，它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宛若梦中情人；两山相夹中，它更如仙女下凡，一条长长窄窄的飘带，很随和地飘散在起伏绵延的山峦之中。

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也是徽州文明的“月亮河”。说“月亮河”的意思在于，这一条河流能够给徽州一种潜质，并且能给徽州很多观照。它所具有的，是那种月光所具有的潜在的神性。新安江水不仅对徽州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同时在灵魂上也赋予徽州以灵秀的意义。它蜿蜒静谧，就像这片土地内在的魂魄一样，悄无声息地游走。近山滴翠，远山如黛。而更远一点，则是一派清新美丽的自然风光，随意地散淡在那儿。在山坳密密的树林边，掩映着白墙黛瓦，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声。

新安江看起来还是忧郁的。这反映在它的颜色上，那是深深浅浅的绿中带一点蓝的颜色，那样的蓝是一般人很难察觉出来的。这样的蓝色，就是新安江的忧郁，也是它内在的情绪。实际上不只是新安江，任何一条河流，从本质上都是忧郁的。那是因为它承载的东西太多，心思也太绵密。一个东西，如果责任太多、心思太多，那它就不可能不忧郁了。这一点就像时间，实际上时间也是无形的河流，我们全是在这样的河流中沉沉浮浮。时间也是忧郁的，虽然它看起来那样理智，充满着冷酷和无情。但时间在骨子里还是忧郁的，它充满了慈悲心，它总是悲悯地看待河流中的任何一个人。看他们无助，也看他们自以为是、得意忘形。这时候，时间总想善意地提醒人们，不过很少有人觉察到，一直到时间放下面孔，冷若冰霜地对待他们时，人们才恍过神来——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啊！

在大多数时候，新安江总携有一团浓浓淡淡的雾气，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看起来也是如此。这使得河流上的木排、船以及船的帆影，常常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仿佛它们不是漂浮在水面上，而是飘浮在云彩之上，并且将要去的是一个神秘的天堂之国。船也是不甘心一直寂静的，有时候岸边会传来隐约的箫声。徽州的高人隐士总是很多，他们喜欢独自一人的时候吹起竹箫。那箫声凄清幽静，这样的声音，似乎骨子里就有悲天悯人的成分，它就是用来警醒忙碌而贪婪的世人的。有时候江边还会传来笛声，那笛声在宁静的背景中，更显孤单而悠长，具有撕心裂肺的味道。在江边，一直有很多古树葳蕤，从很多年前开始，它们就一直伫立在这里，观看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老树都是成了精的，它们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了，知道世情冷暖、人力无奈。但它们一直保持着缄默、保持着木讷。它们从不对人情冷暖说些什么，最多是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发出几声重重的喟叹。

很少有人问，要是徽州的水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样？徽州呈现的面目会改变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很难想象徽州没有水会怎么样，徽州没有新安江又会怎么样。没有流动的水，敦厚而木讷的山会占据主导地位，那将是一个全封闭的、没有生机的世界。时间可能会是缓慢的，一切观照没有了流动感。没有河流，徽州所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将是心理上的。人们将失去温柔，失去细腻，失去敏感、体贴、才思以及诗情。

徽州的山水就是这样富有魅力和诗性。也因为这样的山水，潜移默化着徽州人的审美和人生走向。曾有人说，如果你要真正地认识一个地方人们的性格，你必须到那个地方走一走，看看那里的山水，你就会知道那里的人文走向，也就会真正地了解那个地方人们的喜怒哀乐。的确是这样，山水的灵性总是在不经意中潜入人的血液。受这样一等美丽的山水影响，必然会产生一流的人物，因为在这样山水之中所成长的人，他的灵魂中必然有着山川之灵气、山川之心胸。当然，这样的灵秀山水也是可以消磨人们志向的，在徽州的过去和今天，已有相当一部分历史与人整日沉湎于山水之中，消解了，也湮没了。当然，这一切太正常不过，历史与世界观一样，都是很难辨别对错，也很难辨别黑白的。所有行为都源于理解，源于认识。而人的思想，往往就是因为一张纸的隔膜，相差十万八千里。

新安江，就是在这样的不怨与不嗔中，缓慢而优雅地流动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徽州的历史也是这样，它一直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飞溅起万朵浪花。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徽州的河流永远有着起点的意义，它既是空间上的起点、时间上的起点，同时也是思想的起点以及才情的起点。

民居印象

除了绿色之外，黑色应该是徽州的主色调了。这黑色就是徽州民居老房子。徽州的老房子有点像一个精美的黑瓷瓶从空中跌落，破碎了，黑瓷碎片随意地散布在这片土地上。

老房子给人的感觉不是亲切，它似乎总有一种拒人千里的姿态，它几乎没有表情，庄重中带有几分警觉，又带点呆板和悭吝，甚至带有很多颓废的成分。往往是老房子和老房子相连，它们紧紧相倚，彼此之间似乎是利益相依而又相敬如宾。站在村落外面向里看，老房子给人的感觉像是待在一起的有文化的老头。它们是守着很多秘密的，但这秘密经历的时间久了，内部也就镂空了，就像是一本古旧的线装书，由于久不见太阳，再拿出来就烂页了。老房子的格局是少有人情味的，它们几乎全封闭，彼此之间是各自为政，也是相互提防的。

它们属于各自的空间，把各自的生活都消化在自己的空间里。老房子的故事也是这样，很少有血有肉，最多是条条纲纲、缺张少页的。整个基调是暗的，老房子里面更暗。暗是一种立体的黑，是没有颜色坠落成的黑色。门关起来之后，老房子唯一透亮的是天井，天井上的天是长方形的，有棱有角的，是无意和沉寂托着的。天的广阔是老房子里的人感受不到的。即使是老房子里的钟，都比别的地方走得慢。在这样的地方睡觉，觉也会很沉很沉，像铅一样沉，也像古铜一样沉。好在梦没遮拦，老房子里的一切都不能够阻隔它。但梦也是飞不远的，它总是很难飞出天井，只是游魂一样沿着屋檐行走，一不留神，就幻变成悬着的风铃或者木雕。

晚上与白天的界线其实是不太明显的。白天静，但晚上更静，这静是更接近死寂意味的，只有蟋蟀和纺织娘在潮湿的草丛里发出嚓嚓的声音。那不是声音，而是寂寥。灯火是破除不了这种寂寥的，相反，它会使寂寥更加浓烈。闪闪忽忽的灯光中，人的身影像谜一样，一会儿在灯光中露出来，而一个转身，便又消失在黑暗之中。灯光中常常能见到一张张老人的脸，那脸越来越模糊，那是历尽人生之后的麻木，也是阅尽千帆之后的智慧，这两者往往有时交织在一起，很难分离，也很难分割。在老房子里，灯光是很难明亮的，仿佛它们使尽所有的气力，也不能使屋子透亮一点。这样的情形总是让灯光觉得困惑，它们不明白，有很多东西，是照不亮的，一使劲，反而会增加年龄和内容，凭空添上无限幽秘。老房子还有一种神秘，那就是一到晚上，即使是再活跃的孩子，也会摇身一变，他们会突然变成老人，会变得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空坐于黑暗之中。那种沉静和孤寂，哪里像一个孩子啊，分明就是一个精灵。

每当黄昏降临，在老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变得恍恍惚惚，他们一个个端坐堂前，敞开大门，看远山的夕阳如血，一动不动地冥想。而后不久，太阳西沉，他们便会早早地打着哈欠，变得神情迷糊了。老人会有什么心思呢？有时候是什么也没想，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绵长而幽远。

天井两边陡陡的木梯似乎是接近温馨的地方，从狭窄的楼梯笃笃地走上去，往往是年轻人的卧室。它似乎是更远离尘世的地方，又似乎是更接近心灵幽秘的处所。走在楼上，楼板总是要响的，声音很大，它响的时候，整个大屋子里的人都听得到，这响声很像是一种戒律，它警戒一些不应该在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你才会发现老屋子的一切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在建筑上，更是在伦理上、哲学上。

当然，在黑黝黝的阁楼里，也有非常好的亮色。那往往在阁楼的侧面，一排不大的窗棂，一些木制的栏椅。这是老房子最自由的地方了，坐在这样的地方，触手可及的，是其他屋舍的马头墙，横七竖八，线条极具美感。再远处，可能会有一片竹林或者树林，这样清新的地方总给人遐想。而更远处，则是烟雨朦胧的远山了，那样的地方会更让人痴迷。坐在这样的地方久了，会感到肋下翼翼生风，仿佛会钻出一对小翅膀来，带着身体沿着屋顶滑翔而去。

能飞进老房子的只有春天里的燕子，夏日黄昏的蜻蜓以及夜晚的萤火虫。燕子是唯一能给老房子带来生气的东西。它们大都在堂前的大梁上做巢，从野地里噙来泥巴，然后从天井上空飞下。它们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的秘密是异常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温情冷暖、喜怒哀乐，知道那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它们甚至比这个家庭本身看得还多、看得还透，但它们一直守口如瓶，从不泄漏。老房子是很喜欢燕子来栖息的，每次燕子呢喃而来，老房子便会怦然心动：噢，春天又来了。燕子的来临是一个讯号，老房子便开始脱去它沉重的破棉袄了，生活中也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凝视，以黝黑的板壁注视着燕子巢慢慢做好，一对燕子住进了新居，然后小燕子出生，公燕子出门觅食，母燕子在巢里带着唧唧喳喳的孩子。老房子的记忆力并不差，它们往往能记住新出生的小燕子的模样，清楚地记得一代代燕子在老房子里繁衍着。老房子和燕子就这样相互守着秘密，默契地相对，从对方的变化中，感悟到生命的变迁。

红蜻蜓往往是夏日黄昏时飞进老房子的。它真美丽，就像是一个精灵。它们就像是当年建筑老房子的那些工匠，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这些工匠将屋舍设计得非常精致，又将木雕、石雕和砖雕刻得非常精美。他们有着鬼斧神工之力，仿佛他们不是来自村落，而是来自自然；仿佛不是有形，而是无形的。然后，房梁在某一天上顶了，工匠们一起爬在半空中，在那里放起了鞭炮。老房子这时候算是有生命了，也从此有了记忆，有了想象，有了苦恼。房子落成之时，工匠们默默地走了，头也不回似的，他们给这房子以生命，自己却如雁过长空。一切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老房子知道，这些工匠是忘不了它的，毕竟，它是他们创造的。他们还会来看它的。

他们的确是要来的。这些红蜻蜓就是。它们的到来是有些预兆的，每次它们飞进老房子不久，就会下一场雨。老房子非常喜欢，清凉的雨落在身上，会濯洗它全身的酸痛。最喜欢的是瓢泼大雨，就跟按摩似的，舒筋活脉，神情为之一爽。这些感觉都是红蜻蜓带来的，老房子感谢红蜻蜓。不过红蜻蜓是调皮的，有时候红蜻蜓一动不动地蹲伏在老房子的某一处，那细细的纤手挠得老房子直痒痒。但老房子仍努力克制着不动声色，当然，老房子也不敢打喷嚏，要是一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整个破败的四壁便会轰然倒下来。

老房子最捉摸不透的，其实是萤火虫。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精灵，它总是来去无影、倏然无踪，它们像微小的雪花一样，映亮了村前屋后。那种近乎绝望的美就那样恍惚在老房子的视野里忽隐忽现，不禁让老房子感叹自己的年轮已去，也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和诡秘。老房子总是心有余悸地认为萤火虫是来去两个世界之间的游魂，一个是阴间，一个是阳间。它们悄然地潜入，有时候甚至能听到它们发出嘤嘤的哭泣声。它们就像老房子里当年的那些女人们。她们在自己的一生一世中沉默着，她们多孤独啊！不仅仅是孤独，还有自虐般的坚贞，把人生过得悲凉无比。在生前，她们像猫一样小心翼翼地在村落里穿行，然后悄然逝去，凄婉悲切。那些萤火虫还真像是她们，因为留恋，才会归来看一看。其实，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而且，再来这样的地方，还要冒很大风险，它们要使劲才能飞过马头墙，才能飞进院落里，一下子身子没力气了，便会落在天井石缝中的杂草或者青石板的缝隙中，然后，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一种彻底的消失，有谁看到过一只萤火虫的尸体吗？不仅尸体寻觅不见，连灵魂都不知道荡到什么地方去了。

稍微生动一点的，是老房子与老房子之间的穿堂风。它是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它之于老房子，就像水之于鱼，空气之于人类。没有风的老房子是静止的、是呆板的、是死的；而有了风，一切都活了起来，就有了灵魂。仔细地倾听，穿堂风是有发源地的，那根是系着黑黢黢的群山的，仿佛是空蒙渺茫的历史在游荡。穿堂风往往是从村口吹拂过来的，在村口，有成群的古树，或者是香樟，或者是椿树，或者是银杏，还有就是枫、柳、槐、榆之类的。这些古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一般是从建村时就开始有了，在建村伊始，村里人就种下了它们，并且一直把它们当作村里的一员。村里人从树旁边进进出出，什么事也瞒不过树的眼睛。树知晓这个地方的秘密，也严守着这个地方的秘密。当然，从面相上来看，香樟与银杏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温和的，即使是历经数百年风雨、阅尽沧海，看起来也健康明朗、豁达幽默。

香樟和银杏的所在地，总成为这个村庄最祥和的地方。而柳树或者榆、槐所在的地方，则成为村庄里最诡秘的场所。

与这些老树紧密相依的，还有村口溪水边的风车。那些风车总有一种破落贵族的气质，一副孤芳自赏的神情，看起来无动于衷，自负、冷漠、桀骜不驯。风车的感觉总像是村庄的叛逆者，也像是村庄边游荡的野鬼孤魂。当年破落贵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引得全世界都开心一笑。其实，堂吉诃德跟风车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在他和它们之间，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风车的倨傲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给村庄带来了太多，也目睹了很多，而自己从不索取什么。风车屹立在村边，在它们的身上，隐藏着这个地方的一些元素，也暗藏着一种隐秘，这些元素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会出现，并凝聚、降解、分化，成为某种力量。当然，在更多的时候，风车不是风车本身，它还是乡村孩子们的游玩工具。那些村里的顽劣孩童在黄昏来临时会集中来此，骚扰一番，嬉戏一阵，然后，大笑着离开。每当寂静重新来临，风车便会郁郁寡欢，会在蔓延的夜色中躲藏起来，像遗失的旧梦一般。

与孤傲的风车相比，村边的耕牛以及独轮车似乎更符合村庄的口味。田里耕作的是水牛，山地里犁田的是黄牛。耕牛的历史有上万年了吧，上万年来，它们一直是人类的好朋友，忠心耿耿，绝不背弃。牛眼看天下，是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也无所谓好与坏、是与非。所有的时间，在它们看来，都是同一个东西，所有的行为也是这样。世界在它们的眼中，也是那样的简单和单纯，没有分别。至于独轮车，它们一直以一种缓慢的节奏连接起各个山村，在这个山村与那个山村之间的石板路上，它们执着的轮子轧出了深深的痕印。这样的车辙让村庄变得踏实，也感到心安。在独轮车面前，村庄会觉得自己还年轻，因为车的岁月更长、年轮更密集，并且它们永不厌倦。那些如活化石般的东西虽然不富有激情，但它坚韧而含蓄，充满了人间烟火，也充满了人间真谛。这样的状态，也如同人生——其实人生也一样，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厌倦，要能相守，能保持常态。一厌倦，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老山村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一直努力着，不让自己厌倦，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节奏，缓慢而悠长，如歌的行板，这节奏千年万年地延续着，一成不变，伴随着植物的气息，还有牛粪的味道，飘荡在乡野里，也飘荡在时光里。

贰如幻：阴睛圆缺

历史就是记忆

生命就是记忆。只有记忆，方能将现实与过去联结起来，才能使世界充满光华。当人的记忆呈现，世界才算是混沌顿开，真正有了存在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它们一直在漫漫长夜中昏睡，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对于世界和人生，我一直以为人与万事万物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是对应互生的关系，心物一元。没有意识，就没有世界；没有意识，也就没有时间。同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没有记忆，就谈不上历史。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如蜉蝣一样短暂，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如果没有记忆，生命更显得没有意义。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记忆又像疲劳的旅客，每走一程，就会抛弃一些无用的行李。这样，历史往往又会在某一个清晨或夜晚，像迷途的孩子一样，把自己的来龙去脉忘得一干二净。

徽州一直就是孤独的。

孤独的意义在于，徽州一直处于偏僻之地，似乎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忽视这个地方，而徽州也承认这样的忽略，安静地待在偏僻一隅。就徽州来说，徽州的各个家族史，包括家族的个人史，组成了徽州的历史。有人曾经把徽州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山越时代、新安时代、徽州时代。这样的分类是有道理的。在山越时代，相比较于中原的繁华和热闹，这片土地显得微不足道，一切都是刀耕火种，时间缓慢无比。而当大批中原人举家迁徙于此时，徽州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热闹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人，另外则是因为文化。文化使得这个地方呈现出繁荣，也呈现出市井的暖意。可以想象的是，当年中原大批望族和平民拖儿带女举家南迁时，内心怀揣千种凄楚。他们来到这里，往往借助一轮弯月的亮光，月黑风高，这些中原的名门望族坐在辚辚的车上，广袤无垠、热气腾腾的中原大地已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然后他们来到这青山绿水之中，这一切是那样的寂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南方与北方所有的一切都那样的不同，不仅仅是树、气候、花草，还有人情、世态和风俗，甚至人们脸上所呈现出的表情。这种不同，还有那种细微的差别，只有落到生命底线的人们才能感受得到，并且他们还不得不接受一些悄然变化。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可以说不仅仅是改变了地点，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改变的，还有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从此之后，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里的冷山清水，还有就是生命的落寞和凄清了——对于这些来自中原的名门望族来说，也许一到徽州，也就意味着孤独、意味着颠覆、意味着遗忘。

徽州“明经胡”的来历似乎就有着这样的代表性。

这是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

据胡氏宗谱记载，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仓皇离开长安。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李晔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设法藏匿民间。当时，歙州婺源人胡清正在陕州做官，为了替朝廷分忧，胡清便丢弃官职，接纳下太子，悄悄潜回家乡婺源。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全部被杀，唯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而在婺源，胡清将太子改姓胡，取名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飞离虎口。

故事的背景年代是五代十国时期，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最纷乱的时期。古语说“乱世出英雄”，似乎的确如此。比如说战国时的英才辈出；秦朝末年，项刘之争，出了多少大英雄啊；即使是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也是一等一的枭雄和豪杰。但五代却是一个例外——英雄不出，小人得志，群魔乱舞。朱温本身就是一个人渣，无才无德无义气，连他的兄弟都指着他骂：“朱阿三，你也能当天子吗？”但朱温还是一意孤行想当天子，在谋朝篡位后不久，朱温同样也死于别人的刀剑之下。

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幸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价值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名誉和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胡昌翼就赶上了这样的时代。十多年之后，胡昌翼长大成人，胡清告知了他的身世，并把当年何皇后留下的御衣、宝玩交给他。按照中国传奇的习惯延续，似乎接下来就是李氏孤儿设法报仇雪恨什么的。但什么也没发生，故事便戛然而止。一切回归平淡和自然。可以猜测一下当胡昌翼长大后知晓这一切时的心理状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悲愤，激越，气馁，或者干脆就是麻木和无动于衷。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后者，徽州毕竟是远离这一切纷争的，也远离仇恨，它只有清静，也只有孤独。清静和孤独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什么。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但能力远远不及；二是因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在平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

公元925年，胡昌翼因精通经义考取了当时的明经进士。但这位“明经进士”在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后，放弃官场，选择了耕种田野、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这从他对待自己姓氏的态度就可反映出来，胡昌翼并没有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李姓，而是仍旧沿用了胡姓。也许在他看来，自己承接的平民姓氏更有安全感。胡昌翼自此隐居于婺源考水，“倡明经学，为世儒宗”，一直到宋咸平二年（999年）才谢世，足足活了96岁！

自此之后，徽州的姓氏当中出现了很重要的一支，那就是“明经胡”，也即“假胡”。这一脉“假胡”一直在徽州繁衍生活，几乎人人都知道自己有着皇家血脉，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帝王子孙，与徽州其他的姓氏和平相处、共同繁衍。而这一脉“假胡”中，后来还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清末“红顶巨贾”胡雪岩，他出生在绩溪的湖里村；另外一个就是出生于上庄的近代新文化领袖、学者胡适。如果对这两个人溯本追源的话，其实应该是姓李才对。而到了宋元丰年间，胡昌翼五世孙的时候，有一支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的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

对于徽州来说，几乎每一个姓氏在走进徽州时，身后都拖着辛酸和血泪的阴影。徽州一直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这些名门望族早期都来自中原，他们几乎都是从黄河边南下来的，然后陆续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地方扎下根来，聚族而居、繁衍成长。据徽州各谱系自身所证，在汉代，有方、汪、程等姓氏迁入；在西晋，有邵、余、鲍、金四姓迁入；在东晋，有黄、叶、戴等姓氏迁入。唐末以及五代十国，由于中原内乱，迫使更多的士族南迁徽州。特别是金兵铁骑南侵，赵宋王朝移都临安之后，形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文化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南方，徽州也成了逃亡者的乐土。这在很多姓氏的家谱中，都有明晰的记载。他们一直忘不了自己的根，也忘不了自己曾经的显赫家族史。徽州大家族中的很多人，都能对自己的来历如数家珍。

虚幻的影像

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平静的徽州似乎不甘心长时间的平淡，这时一个人的出现，在这个地方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人身穿衮龙袍，头戴平天冠，骑一匹银鬃白马，腰佩三尺宝剑。他应该是英俊高大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慑人的光晕。他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如痴如癫、云集响应，他挥挥手，这支头缠方巾的神秘之师便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松攻占徽、睦、杭数十城。

这个人就是方腊。关于方腊，《宋史》上说他是睦州青溪人，也就是现在浙江省的淳安县。但徽州人说方腊原籍歙县罗田马岭，是方腊祖父一辈从徽州迁徙过去的。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的某一天，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时，徽州像炸了锅一样惊慌失措。在此之后，方腊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政权。随后，方腊的军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县，一下子拥兵数十万。

后来的事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了。宣和三年（1121年）初，朝廷任命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率领15万大军南下镇压。方腊控制的州县相继失陷。四月，方腊率部退守帮源洞，与官军决战，所率7万人皆战死，方腊被俘，押送汴京处决。余部继续在浙东转战近一年，后被消灭。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一百回甚至说宋江被招安后也参加了这场围剿，并担任了先锋。《宋史》对此未提及，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官方史书的“春秋笔法”冷静得出奇：“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寥寥三十来字的背后，该是怎样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俱往矣，当年的金戈铁马、喋血江南！从现在看，方腊对徽州的影响，已然雁过无痕。不仅如此，徽州现在连宋代的遗迹也很难看到了，宋代的遗址大约只有现在横亘在新安江上的水利工程——渔梁坝。在休宁县的齐云山上，还有一个“方腊寨”，传说那是当年方腊安营扎寨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是居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附近的帮源洞，那是方腊最后战败被俘的洞穴，现在已改名为“方腊洞”了。洞前石碑上的字是当年郭沫若所题。现今它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人来人往，异常热闹。据说县政府还打算招商引资进一步开发。《水浒全传》第一百回描述说，鲁智深是在洞口附近活捉到方腊的，那时候方腊弃了帮源洞，急急似漏网之鱼，脱了衮龙袍，丢去金花幞头，又累又饿地翻了几座山之后，看见一个草庵，正打算进去讨点吃的，没想到正好被鲁智深撞见，一禅杖打翻，便用绳索捆了。宋江是否征讨过方腊，历史上一直有争论。有一种说法是童贯率15万大军进攻方腊，被方腊击败。朝廷又只好急令张叔夜率领在山东水泊梁山刚刚招降的军队30万赶来增援。如果是那样的话，梁山的军队就极可能与方腊的义军交过手，那么《水浒全传》所写的就并非是小说家的一腔呓语。

方腊为什么要造反？《宋史》的解释有点含混不清，它只是提到：“唐永徽中，睦中女子陈硕真造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藉以自信。”似乎方腊是想学当年同乡陈硕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水浒全传》第一百回则说方腊原本是歙州的山中樵夫，因为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于是便告诉别人他是真命天子，于是便造反了。其实真实的原因无外乎官逼民反。徽睦一带比较富庶，官府的赋税一直很重。当然，方腊本身应该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一直有着鸿鹄之志，只要时机适当，便会伺机而起。我猜测的一点是，给方腊以重大影响的，应该是那位曾经起兵反隋并在后来被徽州人尊为“太阳菩萨”的汪华。汪华正是因为揭竿而起建立功名的，并在徽州有很大影响。大丈夫总想轰轰烈烈一番，方腊期盼着在徽州这个相对僻远的地方打下一片江山来，与那个赵姓皇帝对抗。

这支带有诡异色彩的农民军如夏天的暴风雨一样席卷了江南，他们所到之处，头顶上的红巾如天边的彩霞一样绚烂，他们的行为又如雷雨前的乌云一样神出鬼没。《宋史》记载说方腊的农民军“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借助于神灵来虚张声势，一直是中国草根革命的传统，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及后来的红巾军、白莲教等，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方腊所遵从的教义是摩尼教（明教），它在3世纪为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在唐代前后传入中国，核心教义为“二宗、三际”。“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教义中，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一直存在着争斗，最后，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王国必将战胜黑暗王国。所有的宗教在精神实质上都具有同样意义，摩尼教也如此。

可以想象的是，樵夫方腊一开始接触到摩尼教时，这种新教义像一束光一样直射进方腊的内心世界，长时间被压抑和幽闭的心灵之门如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一下子被打开了。那种发自彼岸的观照以及此岸的平等意识让方腊热血沸腾，激情难耐。这样的情景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循规蹈矩讲究秩序的，而那种秩序一直是低水平的维系，是以牺牲自我和个人的欲望为代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芸芸众生很难领略到个体的生命之光。那种外来宗教所带来的平等意识以及彼岸意识，就像黑夜中突然燃烧的火把一样，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和震撼力。

方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虔诚的摩尼教徒。这种从西域传来的宗教仿佛是一把“刺杀自己的匕首”，一下子把方腊的内心打开，从此获得强大的内心力量。当然，对方腊而言，他一开始入教时，可能并不打算利用宗教来谋取私利。或许他想的，只是给自己卑微的灵魂寻找一片安静的栖息地，也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点安慰。而当他周边的生存状态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挤压，同时他又觉得宗教有利于自己凝聚人心时，他便开始利用宗教的力量了，信仰和精神上的支撑使得他揭竿而起。

但宗教是有着绝对清净意义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内心干净、欲望清静的人才能面对并把握它。当方腊的内心充满私欲，把宗教作为一种武器之时，所有的一切都已然变形扭曲了。以方腊的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是很难领会宗教精髓的，他只能是一知半解地生吞活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篡改，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悲剧不可避免地来临，正义变成了邪恶，崇高走向了毁灭。当方腊披上龙袍戴上头冠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魔鬼”了——摩尼教《忏悔文》第九条的“十戒”，其首戒就是“不拜偶像”。方腊在做这一切之时，大约早就把这样的教义丢到了九霄云外。

这样的误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得太多了。错误是重复的，灾难也是重复的。利益和欲望的驱动往往使宗教失去了精神之度，更多的时候，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私欲的人，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走向极端。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战争和悲剧，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糊涂。教义往往就是一张纸，纸的正面，是云淡风轻、鲜花盛开；而它的背面，则是乌云密布、阴风瘆人。

宗教就这样巍然耸立，像一朵漂亮无比的花，开于悬崖之上。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往往在狭窄的意气中滑入深渊。在这样的峭壁上行走，是一件极其崇高，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一切都取决于内心的把握。

以中国文化的思维角度和特点，在介入宗教时，极容易堕入一个误区，在思维模式以及思维习惯上犯错误：一方面，由于缺乏缜密的理性思维习惯，又不擅长思辨能力，极容易将宗教简单化，不容易看到宗教的立体效应；另外一方面，又极容易将宗教绝对化、世俗化、形式化，陷入虚玄和迷信，将宗教与神学混淆起来。这样的理解，极容易使我们在面临宗教时陷入一个大面积的、长久的沼泽。这样的沼泽，使得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机会和能力产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宗教，即使是面对外来宗教，我们也往往陷入长久的错误当中，陷入形式当中，从而偏离它本来的意旨。

我一直在想，方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具有怎样的内心、怎样的性格呢？也可能，方腊是一个殉难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悲剧结局，但他所想的，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实施最后的祭奠。毕竟，以宗教的观点看待人生，人生只是一个简短而没有意义的过程。只可惜，我一直无法知晓方腊真正的心声，有关方腊，除了那个名曰正史的《宋史》上有些记载之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没有关于方腊的文字，只是后来乱七八糟的话本中，有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方腊故事。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既无史实，也无人心。中国的方块字一直是相当势利的，很长岁月里，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一些事情忽略，或者武断而粗暴地对待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错误，根源在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幼稚，或者是本权者的别有用心。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揭竿而起的大头领方腊，极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孤独的意义在于，他是能领会真正教义的，也能领略存在于他身上，也存在于人类自身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方腊极可能是有着精神追求的，有着灵魂的痛苦和寻求解脱的强烈欲望，而他排遣痛苦的方式就是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毁灭自己的人生。不过方腊的选择方式却进入了一个误区，当他一旦不得已卷入这样的旋涡时，他很快就变得身不由己了。于是他便开始变得孤独、变得暴戾、变得乖张，甚至变得可怕。宗教本身的压力加上权力的压力以及欲望的压力，是极容易摧毁一个人的。

与历史上的同类者相比，方腊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他的身上，有着诸多的神秘性和臆想成分，那就是或多或少，或真或假地将宗教的意义纳入了他的反叛。与之前的王小波、李顺等纯粹的农民起义相比较，似乎方腊的口号和行为更具有虚玄性，方腊所提出来的口号或者主张在更多层次上维持着某种神秘性。尽管这样的神秘性不排除欺骗的成分，但最起码，这样的造反要较那种单纯地为生存或权力的目的要曲折得多，也复杂得多。

但我们一直忽略了这样的动机，也忽略了思想在人生中的举足轻重。

当然，从方腊的行为来看，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不善言辞的家伙其实只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大骗子。他所鼓吹的东西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不真诚，只是想利用这种虚玄的宗教幌子作为一种纲领来凝聚人心，谋取权力和金钱，欺骗那些没有文化、根本没有理解力的最基层的民众。

现在，在徽州，已经很难看到方腊的影子了，很多书籍在谈及徽州时，已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人物。也许，人们很难理解他，或者是不屑理解他。人们总是浓墨重彩于徽州文化与徽商，对这个曾经在历史上激起惊雷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物，就那样一笔带过，似乎谁也懒得去发掘这一段烟云。

方腊就这样带着历史和哲学的疑问逝去了。在《宋史》的描述中，方腊的形象是模糊的，我们看不清这个人的真实模样，也摸不清他的思想，更感受不到他的音容笑貌。同样，在那本子虚乌有的《水浒全传》中，我们同样也看不清方腊的真面目，只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阴阳怪气的家伙。方腊就像一片纸剪的假人一样，挂在徽州的竹竿树梢上飘摇，云腾雾绕中，连一个虚幻的影像也没能留下。

家族的背影

让我们换个角度，从江氏的族谱来理清一个徽州的脉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把徽州当作一个文化概念来看待。这样，不仅仅古徽州一府六县属于徽州，同样，与它相邻的，在一段时间划入徽州地区的旌德、太平、石台等县也同属徽州，甚至泾县、青阳等县的一些地方也应该属于徽州，因为无论从传统、文化风俗等方面来说，它们之间都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它们本身就是一体。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旌德县县志办看过旌德江村的《济阳江氏金鏊派宗谱》，这本厚达数十卷泛黄的谱牒应该说是徽州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套族谱。这件江氏宗谱由清末翰林江志伊先生于1917年开始，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组织修订，直至1926年才得以完成，历时近10年。《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分类非常合理，第一册为谱序、蒙规、祖像、先人训言、祭仪、乐章、祖墓图、联名百世图、江村图；第二册为江姓缘起、远祖世系、江国世系、济阳世系、临淄世系、宣城世系、金鳌世系、从厚公世系；第三册至第十八册为世系繁衍详录；第十九册为序记、志传、家传、行状述、墓志表；第二十一册为传像……

这套缜密的《江氏宗谱》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度评价。20世纪20年代巴拿马万国谱牒大会上，《江氏宗谱》曾经作为一种中国历史文化现象的代表，和爱新觉罗家谱、曲阜孔姓家谱一道，向会议代表展示。《江氏宗谱》跃上了如此重要位置，一个重要因素系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江亢虎博士就是江村人。因为对于家族谱系的熟悉，江亢虎博士可以随时回答各国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当江亢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向与会的各国专家学者介绍着谱牒的作用时，一贯不重视血缘延脉的西方人简直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东方文化如此重视血脉，这样严谨的家族脉络，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从这种严密无比的家族制度中，西方人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江氏宗谱》也道出了江姓的由来和变迁：“吾江氏系出颛帝玄孙伯益子玄仲，受封于江，今信阳东南有安阳故城，即其地也……”在此之后，江氏家族进行了数次迁居，家谱当中都有清晰的记载：江氏始居，起于济阳，又自济阳而临淄，自临淄而河南考城，自考城而汝宁江家宅，自江家宅而处州，而山阴，而宣城，而金鳌里，而歙州，而婺源，而浮梁，而贵溪等处，其居族迁移之不一也。

从《江氏宗谱》的引言可以看出，江氏家族与汪氏以及徽州诸多宗族迁居徽州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早都来自中原，是黄河流域的名门望族，后来由于战乱或者其他一些原因，迫不得已举家南迁。翻阅《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江姓家族的枝枝丫丫可谓一目了然。家族的繁衍就像一棵树一样，树干生枝丫，枝丫又生枝丫，不断地生长壮大，直至长成一株千年古树。

《江氏宗谱》并不是特例，在徽州乃至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姓氏都有这样的家谱，只不过有些家谱相对完整、不露破绽，而有的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相比较而言，徽州重要姓氏的族谱、家谱都比较完整。一个家族的谱牒就像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一些重要的情节和细节，都在厚厚的发黄的册页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这样的谱牒是明细表，也是功德碑。在谱牒中，记载的不仅仅是脉络，也不仅仅是事件，贯穿于始终的还有臧否。这些臧否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它对于整个家族，对于这株大树上的树干、枝叶，也有训警的意义。这种文化和道行的力量一直悄然潜行，既有助于家族的壮大和繁衍，也有效地避免了家族的分裂和瓦解。可以料想的是，假如没有那种来自宗族本身的约束力以及保障力，在它复杂的延续过程中，这个家族必然变得散乱而分裂，像生了锈的铁链一样四分五裂。

太平、泾县、青阳交界的查姓在当年就是一个极具秩序的大家族。

查姓的集聚地叫“查济”。这是一个诞生于隋朝末年的古村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查济与徽州众多村落一样，坎坷而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着。到了明朝末年，查济达到了鼎盛时期，整个村落已有数万人，相当于现今一个小型城镇的规模。在人口急剧增长、家族谱系变得复杂错乱的情况下，查济的长老们又一次站出来，他们聚集在总祠当中，开会布置重修家谱，并借此整顿家族的脉系。于是，在溯本求源的基础上，把村里的查姓分为八支，即一甲、二甲、三甲……直至八甲。每甲设置一个祠堂，即一甲祠、二甲祠、三甲祠……每个祠堂设立一个族长，由各甲人员推选而成。族长对全甲人员的教育、伦理、生产、生活之事负责。在此之上又设立一个总族长，对八甲之间的事情进行管理协调。每甲之间也有较分明的位置安排，以村里的三条河流浒水、石水、岭水为界线，分别向纵深处扩散，不可以侵占别人的领地。

这一次家族的盘整，动静很大。也由此为契机，查济进一步明确了村落和家族中的很多乡规民约：村里横直交错的道路有官道和民道，官道由青石板直着一条连着一条，民道则由青石板横排相连而成。平日里若官不在，民可以走官道，若穿着红、蓝、紫袍的官员迎面而来，普通百姓即要回避。村里的布局也得到重申，各个家庭的基础设施，如下水道、救火用的土龙等必须严格配备。每个姓查的官宦告老还乡之前，必须为乡里乡亲做一点善事，诸如办学堂、修庙宇、修道路等。查济还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有栅栏圈就的囚室、水牢等，严酷的族长可以下令处死某个触犯戒律的人……

徽州的村落和家族，总是在一段时间的松动之后，停下来，盘整一下，喘息，然后继续向前。

居于绩溪县龙川的胡氏宗祠是徽州最有名的宗祠之一。这座雄伟的宗祠始建于宋代，明嘉靖年间大修，当时主持修缮的，就是出生龙川的兵部尚书胡宗宪。当胡氏宗祠修建完毕的时候，整个龙川胡姓人氏都感到由衷的自豪。这是一座各方面都趋于完美的祠堂，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坐落于离绩溪县城20来里的一片开阔地上，四周山峦起伏，一条清澈的河流从村庄边流过。从结构上说，宗祠分为前后三进，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九大部分组成，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结构壮观，气势宏大。内部处理上，也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它的木雕尤为突出，分布在门楼、正厅落地窗门、梁勾梁托和后进窗门上，以龙凤呈祥、历史戏文、山水花鸟、优美境地等为立意构图。花雕采用浮雕、镂空雕和线刻相结合的技艺手法，图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不仅仅是胡氏宗祠，在徽州，几乎每一个宗族的祠堂都修建得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婺源汪口的俞氏宗祠，歙县大阜的潘氏宗祠，岩寺呈坎的罗氏宗祠，屯溪篁墩的程氏祠堂，绩溪华阳的周氏宗祠，黟县南屏的叶氏宗祠……这些祠堂都可以说是农耕社会家族宗法制度的杰作。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尊祖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祠堂的兴建正是为了尊祖，申述报本反始之心，激发子孙后辈的孝心。祠堂就像农耕社会的血脉图腾，在时间的上空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看得见的圣殿，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客观地说，在国家管理体系相对松散单薄的背景下，这样的家族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体系造成的缺陷。可以这样说，封建的国家管理制度与家族管理制度具有异曲同工的意义，它们互为犄角，也互为补充，支撑着那个时代缓慢地、平稳地向前发展。

徽州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浓烈的家族伦理和制度所控制的历史。虽然它在表面上呈现一片金色的祥和，但在骨子里，它一直是紧张的，在它的内部一直有一种阴郁的控制力，无所不在，又无处不在。尽管徽州家族的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缺乏人道、狭隘的一面，但它对于家族的稳定以及强化凝聚力，的确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曾有人认为，汉民族在经历很多次外族的入侵之后，不仅没有分裂崩溃，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上化解了这种入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拥有严谨而周密的宗法制度。“血总是浓于水的”，上千年所形成的宗法制度，就如同这句古训一样，生生不息，滚滚东流。

宗法制度的精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又相当于西方的宗教。任何一片从这棵树上生长出的叶子，都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的根系来源，并由此生发出骨子里的感恩。当一个人走进徽州祠堂，立即会感受到那种四面八方传递来的无形气场，那样的气场给人以震撼，让人感到谦逊而卑微，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也意识到自己的血脉责任。

徽州的地域灵魂，就在这样强大的磁场中软弱而坚强地前行着。

叁如泡：阴历阳历

桃花源梦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时生活的旌德新桥算是最美的一个地方了。新桥并不有名，但它却在胡适的父亲胡传的日记中出现过。胡传当年离开家乡绩溪上庄去外地时，曾在新桥住了一晚，然后匆匆地在日记当中写了一句“宿旌之新桥”，便笔尖一转，移到他处了。想必胡传当年是从上庄走到新桥的，在驿站新桥住了一晚之后，便又步行到泾县，从泾县乘船去芜湖，再转到上海。不知当年的新桥给胡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后来的胡适，极有可能，是沿着当年父亲走的路，先到上海，再远渡重洋去美国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小山村，依山面水，坐落在徽水河畔，背靠高高的大柳山，山顶之上，有一面倒塌庙宇的断墙，远远看去，像一尊高高的宝塔。徽水河清澈地从新桥边上流过，在河上，横跨着一座漂亮而精致的石拱桥，那就是新桥。新桥建于清朝顺治年间，桥身上长满了爬山虎，夏天的时候整座桥身都掩蔽在绿色之中。桥的两边，是两条窄窄的小街，小街的两边是简朴的徽州民宅，青石板铺就的路总是干干净净的，小街上还有一些杂货店和面点店。而离桥不远处，有一个油坊，黑咕隆咚，里面一直有水碓在转动，声音绵长而幽远……

每个生长在徽州的人，在记忆里都会有一个最初的新桥；而这样的新桥遍布徽州各地。每一个山村都有着一个山村的历史，每一个山村都有着一个山村的故事，每一个山村都有着一个山村的魅力。

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徽州，映入眼帘的都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长卷：青山逶迤，绿水蜿蜒，树影婆娑的水口，棹楔峥嵘的牌坊，粉墙黛瓦的民居，钩心斗角的祠宇，以及桥吐新月、塔摩苍穹……徽州，展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宁静自得的《清明上河图》。在绿色的背景下，黑色和白色是那样的纯粹，那样的平易和自然，它们似乎就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就像是树木结成的果实，譬如栗树上结着一粒粒褐色的栗子，或者就如河边滋生的一片片灰色的蘑菇群。

歙县唐模是一座沿溪水而建的非常美丽的村落。它的整体布局可谓是匠心独运——在村口，有几株冲天大树，有一座八角古亭，作为唐模村的水口。八角亭之后，是一座三间三层、四柱冲天的石牌坊，这是当年旌表该村进士许承宣、许承家的“同胞翰林”坊。康熙年间，许氏兄弟二人双双中进士，一授编修，一授庶吉士，故有“同胞翰林”之称。沿着道路往村里走，两旁绿树成荫，绿草如茵，走上半里路左右，就可以看见一个漂亮幽静的湖泊，这就是在徽州相当有名的檀干园。

檀干园的由来同样也是因为徽商。据说清代初期，唐模有一家姓许的典当商，在江浙各地经营有几十家当铺，但他的老母一直在家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孝顺的儿子便想着要将天下绝美的西湖搬到唐模，供老母游玩，于是他斥巨资挖塘成湖、垒坝成堤、叠石栽花，模仿着西湖的样子，也在湖中修建了白堤、玉带桥、湖心亭和三潭印月等风景。最后，“小西湖”终于建成了，站在堤畔塘隈，抬眼望去，湖中荷叶亭亭玉立，小桥曲径通幽，亭榭池沼，石栏花径，真是别有一番西湖的情景。

虽然唐模一片胜景，但它只能算是徽州最好的村庄之一。在徽州，随处都可以见到如此和谐宁静的村落。

徽州是人们的田园梦想。物由心生，徽州之所以呈现出宁静安谧的景象，那是因为徽州人有蕴藏于胸的情感和美学追求。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人，在中国农业社会里，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心理上，人们都表现出了对土地的根本性依恋。徽州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儒的，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执着而实在，低调而倔强。那种对仕途的追求、对成功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世的道德感和人情世故的平衡感，都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再加上商业文化对徽州影响很大，使得徽州人更理性务实，为人精明，工于算计，人生的负重较多。不过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单一的，徽州人在表面精进的同时，深埋在进取之心之下的，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思想，那就是山水共融的愿望。

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热爱和寄情山水了。山水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它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依靠，更有着哲学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水成了中国人的安乐窝，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救心丸。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味自我麻醉的药剂。在中国文化看来，人与山水是可以共融的，山水可以消解所有的人世烦恼，也有助于一个人精神和本质的提高。比之于山川湖泊、青山绿水，热闹的地方是脆弱的，人在自然中诞生，应该，也必须回到自然中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伴随着中国人的身前左右，使得他们在遇到挫折和烦恼时，陡增生活的信心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找到了精神安慰。在这一点上，徽州人显然不仅仅是这种传统思想的信奉者，而且还是这种理想的身体力行者。

在檀干园，有很多楹联层出叠见，有一副长联充分表达出了当地人的居住理想：

春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

看紫霞西耸，飞瀑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

好一个“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可以想象，对于在外奋斗的徽州人来说，一旦回到山清水秀的家乡，环绕身边的是鲜花、小鸟、野草、池塘，这样的情景将引起怎样一种心花怒放、轻松愉快！在这里，疲惫和紧张消失了，健康和宁静重现了，道德和精神也随之回归。对于衣食无虞的徽商来说，生活在这样的桃花源中，闲暇时观赏着夕阳的余晖，触摸着清晨的甘露，呼吸着大地的芬芳，实在是人生的最大惬意。

徽州各村落的建设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文理想的集中体现。从建筑上说，徽州民居的外墙都是用砖砌成，表面涂抹白石灰，室内的间壁大都以木板构成，整个房屋呈框架结构，很坚硬，也很牢靠。它从不给人以华丽之感，一概用小青瓦而从不用琉璃，所有勾栏也都保持青石、麻石等纯石质材料的质感而不施丹青，门楼和屋内的石、砖、木“三雕”精细、婉丽，不用五色勾画，隔扇、梁栋等也不施髹漆。这样的建筑从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明快、淡雅、幽静，风格内敛而沉稳，精致中又不失大气。

从风格上说，徽州民居殷实而精巧，有点儒雅，更有点莫测高深、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除了粉墙黛瓦外，高低错落的五叠墙或马头墙，似乎也以其抑扬顿挫的起伏变化，体现了徽州民居的独特韵律。这样的感觉就像是古筝奏出的一首曲子，那是如“高山流水”一类的。老房子屋角上的饰物也很多，还有一些带点抽象意义的画，寓意着吉祥，体现了农业社会人们的共同愿望。当然，这样的建筑也是有提防心理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房屋与房屋的间隔之地，由于怕邻近的房子着火殃及自己，每一幢老房子都有着高低错落的防火墙。这在当地，被称为“五岳朝天”。

从徽州民居的建筑思想来说，我们还可以看出暗藏在徽州人身上浓烈的聚财心理——徽州民宅大门的朝向都是向北，因为从五行上看，北为水，水象征着聚，表示聚财；而南方为火，火则不代表财运。在民居的内部，与“五岳朝天”并称的是“四水归堂”。这也是徽州民居的主要特征，尽显农业社会的“自私”与自保。民居进门之后便是天井，由天井居中，组成了整个房屋的结构。天井不仅仅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上古之风，可能来源于中原一带原始人类的穴居方式。人类从潜意识里，是盼望安全感的，怕面对神秘的自然、怕面对无法左右的社会、怕面对自己内心的嬗变。以现代建筑理念来要求，徽州的民居从整体上来说，既缺乏人情味，也缺乏实用性。也许，在徽州人的观念中，“理”是第一性的，至于性和情，自然要服从至高无上的“理”了。归根结底，徽州民居的特点是徽州人意识和思想的体现。当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来说，可以把徽州的古民居分为：1.庭院，2大门，3门厅，4天井，5厅堂、厢房，6格门、格窗，7屋顶，8火巷。这样形式上的分类能让人一目了然。

婺源的汪口像水面上的一扇荷叶；泾县黄田的洋船屋则是一艘高歌猛进的船；绩溪湖里村像新安江边的一尾鲤鱼；黟县的宏村则是模仿着农业社会的吉祥物牛的形状来设计的，有“牛肠”“牛肚”和“牛胃”；至于徽州区的呈坎村，整个村落的布局就像是一幅八卦图，村落里曲曲折折的道路迂回缠绕，进了里面，仿佛进入一个迷宫——徽州村落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就是风水。可能由于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家乡吧，这里更注重从文化上，甚至是“天理上”去寻找和赋予自己民居和村落以深刻意义，不断地通过“格物”来“致知”。在这里，中国文化的虚玄走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缺乏足够支撑，进入不了以实证为基础的科学道路之后，中国文化往往在单骑突进一段路程后，转而进入“虚玄”的领域，将实用转化为审美，将实证转化为文化。徽州文化当中的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徽州人对于风水堪舆的迷恋和笃信程度与“新安医学”等行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虚玄，将很多本不相干的东西胡乱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源自“巫”的文化传统和方式就像徽州上空的云一样盘旋萦绕，在很多时候，人们是缺不了天空的云彩的，因为它带来雨露、带来清凉，有时候还会带来五颜六色的晚霞。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这样的方式当作一种习惯、当作理所应当、当作一艘通向未知的渡船。于是，罗盘出现了，这种起始于地球引力的器具最初一直被认为是神灵附体，具有相当的魔力作用，所以在风水气氛浓郁的徽州，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是在现在的休宁县万安镇，还有着著名的“罗盘一条街”。那时候，人们崇拜罗盘、崇拜罗盘的神秘性，在他们眼中，这个小小的、上面镌刻着天干地支诸多内容的神秘器物显然是人们与未知世界通话的媒介。每当村落选址、新房建设，总要先找风水先生用罗盘量一量、丈一丈，然后神秘地总结出一大堆说法。与其他地方相比，徽州人细致的性格使得他们格外注重地势、天时，注重山川河流、阴晴圆缺与人世之间的联系，注重一种神秘的象征性和体验。有人由此总结，整个徽州便是因山环势、水口严密、风水绝佳的地方，故而走出了在明清两代殷富无比的徽商。确切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徽州可以说是在无意之中暗合了风水的至理。徽州非常重视选址、山势、水口等，甚至连房屋的朝向、附近的树木等，都异常谨慎。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结构。这也是徽州村落看起来精致和神秘的重要原因。

除了实用和虚玄，徽州的风水意识还给徽州人带来了某种审美观念。徽州的古村落，往往都选取山坳之中的一片开阔地，村落都有水系包围，水系或清清浅浅，或湍急迂回。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骨架，村庄掩映于山麓水畔，点缀于古树幽深之间。这样的地方，若种植一片桃花，就不免让人疑心是不是到了“桃花源”。整个徽州湖光山色，流水潺潺，树影婆娑，青瓦粉墙，也难怪古今的很多人把这里当作陶渊明的“桃花源”。

世间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桃花源？桃花源究竟在哪里？这也就成了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推断，陶渊明在彭泽时生活的牛头山与黟县直线距离不过70多公里，山重水复之间，陶渊明极可能到过黟县，便依着黟县的风情风貌写作了《桃花源记》。这种说法很是大胆。人们甚至说，黟县赤岭村和黄潭村的陶氏，就是陶渊明的后人。当年陶渊明的后人在经过赤岭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便留了下来。赤岭村中至今还有着“五柳社”，显然那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陶潜的。而黄潭呢，则是另一支，村里同样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村东的“五柳堂”。

风水宝地

15世纪左右，当宏村的汪氏家族在外赚得盆满钵溢回到老家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如何找一个最好的风水师，来构筑他们的家园。

汪氏人当然是重视风水的。其实也不仅仅是汪氏家族，每个徽州家族都有着浓郁的风水观念，这样的传统源远流长。元代之后，全国风水文化的中心已从江西的赣州转移到徽州。明清时代在江南，甚至全国拿着个罗盘神秘兮兮看风水的，绝大多数是徽州人，尤其是徽州婺源人。在这些风水先生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落第的文人，仕途不中，便潜下心来研究《周易》，研究堪舆地理之学，从这样的方式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也找到谋生的手段。况且由于徽商发达、有钱，又笃信于此，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徽州有一大批风水师整天帮人寻觅着“龙脉真穴”，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宏村人找到的是休宁县城海阳的风水师何可达，其实说风水师已是不准确，应该说是风水大师了。何可达在当时的徽州非常有名，许多村落都由他来设计定夺，包括歙县的唐模村，此外还有许多宅基地、墓地等等。徽州大户们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请何可达出面测量一番。何可达往往在东张西望间，就能逢凶化吉、点石成金。

何可达来到了宏村。当时宏村还是一个小村庄，百来户人家，布局凌乱。何可达先是跟宏村的老百姓们大谈了一番风水理论，比如“商家门不朝南，征家门不朝北”之类，因为商属金，南属火，火能克金，故不吉利；征属水，水克火，也不吉利。“商”“征”实际上都是徽州商人或移民的代称。然后，何可达引经据典说了一通墓地选择的要素：程颐就曾说过“五患”，程老先生的“五患”是什么呢？就是在选择葬地的注意事项，该地他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地，不为贵势所压，不为耕地所及。朱熹朱夫子也说：坟地要“安固久远”，“使其形体全面神灵得安”，如果“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子孙亦有死亡灭绝之忧”。风水大师何可达还真是满肚子学问，把宏村人听得如坠烟云。

何可达开始工作了，他手执一个万安罗盘，在宏村和附近的山野里东量一下、西量一下，丈量了很长时间，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家去了。回家后很长时间何可达闭门不出。一段时间后，何可达又来到宏村，给宏村的村民们提出一个很大的方案，说这个建于南宋的村落为什么很长时间内一直不发达呢，是因为村址没选好，地势气理不顺，必须重新改造。

村里人听信了何可达的话，说，先生你尽管设计吧，钱不是问题，只要宏村有朝一日发扬光大，从头再来又何妨！宏村人的确有这个底气，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外出徽商纷纷返乡，带回了大笔资金，钱自然不是个问题了。

有了这句话，何可达便开始设计了。在详细审察山川走势后，何可达确定了宏村在整体上按照“牛”的形状进行建设的方案。牛是农业社会的图腾，把村庄建设成牛形，日子一定会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的。另外，那个时代的人，谁不喜欢牛呢？住在牛形村庄里，他们会觉得踏实、亲近。于是，宏村便按牛形来设计了，不仅有“牛肠”“牛胃”，还有“牛肚”等其他“器官”。根据何可达的安排，村民先把村中那口仅有的小泉窟，按照民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传统说法，开掘成半月形的水塘，取名为“月沼”。然后水接上游，引出西流的活水，南转东出，在各家各户门前流淌，经过月沼，最后流回溪水下游。这样一来，山涧之水便顺坡而下，清澈的山水从每户人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

在建设村庄的过程中，宏村各界旅外人士按照惯例纷纷捐款，时任山西粮运主簿的宏村人汪辛，就为家乡的水系建设捐献了一万两白银。

何可达让宏村初具雏形。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宏村人一直按照何可达设计的规划进行填充。牛肠水圳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引西汐河水凿圳绕村屋，然后引西来之水南进东出，流入村中天然窟中。水圳建成后，水绕屋，院掘池，流经千家，全村滋润。到了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于宏村人口的增加，村中月沼蓄存的“内阳水”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地人的使用需求，这时候宏村人又集资，将村南百亩良田凿深数丈，四周砌石立岸，建成南湖。其间，宏村人不断进行道路、水系、建筑、绿化的综合规划建设，傍塘沿圳垒建民居。此后，宏村人又在村西虞山溪上，架起了四座木桥，作为“牛脚”。在村口，种植了两株树，一株为红杨，枝丫似伞，盘曲交错；另一株为银杏，树状如剑，直刺天穹——至此，一个牛形村落完全形成了，“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从高处俯瞰，整个宏村就如一头悠闲地斜卧在山前溪边的青牛。

就这样，一个美丽宁静的乡村在百年多的时间内，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代又一代的画笔，让它慢慢变得成形，变得完美。到了清朝中期，整个村落群山环绕，山水翕聚，既有山林野趣，又有水乡风貌，村中鳞次栉比的层楼叠院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宏村呈现出一派优美的风光。

南湖书院也是后来补上去的一个章节。关于书院，倒是有一则绵长的故事：南湖书院又叫“以文家塾”，以文，就是汪以文。汪以文是宏村人，屡次考第不中之后，只好去杭州做生意。到了杭州后，汪以文先是跟着同族商工汪授甲当学徒。跟了一段时间后，汪授甲看汪以文不是做生意的料，便将汪以文推荐给杭州知府当管账。没多久，知府因为贪污受贿被查办。汪以文想到汪授甲刚刚送给知府的两坛寿酒，便潜入库房，打开酒坛，发现里面藏有很多银元宝。汪以文赶紧将元宝从酒坛里倒了出来，换成清水，还在里面放了一面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木牌。

不久，杭州城里的不少商贩，因为知府的案子受到牵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关进大狱，汪授甲却因为汪以文的暗中帮助得以幸免。汪授甲得晓其中的原因时，汪以文已经回到了宏村。为了报答汪以文，汪授甲连忙赶到宏村，要送汪以文很多银两，又邀请汪以文再赴杭州。汪以文死活不从，汪授甲无法，灵机一动说：“我在南湖边建一个书院吧，让你在里面教书，教宏村的孩子读书。”汪以文这回没有拒绝，他答应了。于是南湖边很快就有了这个书塾，并且以“以文”命名。汪以文接受的原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村里的孩子。对于这个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穷书生而言，让自己家乡的后生们金榜题名，是他最大的理想。

宏村就这样建了南湖，又建了书院。可以想象的是，当白天琅琅的读书声退去之后，一袭布衣的汪以文闲散地在南湖边散步的情景。这大约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了。夜晚的南湖看起来比白天更美，湖中的荷叶在夜色之中婆娑着、暧昧着，像一幅水墨画一样，这时候南湖边上的书院沉静而优雅，它坐落在那里，似乎本身就是一本线装书，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

与南湖书院相对应的，是建于清朝末年的承志堂。承志堂是宏村乃至徽州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这个堪称木雕博物馆的民居完全就是由财富堆积起来的：屋舍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整个屋子的工艺考究异常，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屋内的门楣窗棂，随处都是精美无比的木雕，镀金饰银。木雕有戏文图、有吉祥图、有百子图，还有“官运亨通”图、“财源茂盛”图。设施也很完整，整个屋子，不仅有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的花园、鱼塘厅，而且有打麻将的“排山阁”、抽鸦片的“吞云厅”，一切可谓应有尽有。据说，当年屋子的主人汪定贵在造该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便费去黄金百余两。

关于汪定贵的具体身世以及个性特征，有关史书上记载得并不翔实，只是说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在积累了巨大财富之后，人生目标遭遇到厚厚的城墙，无奈只好归乡退隐。当汪定贵带着大量辎重财物来到宏村时，这个退隐还乡的徽商仍心有不甘。汪定贵先是花了很多钱捐了一个五品官，得到这个空名之后，仍然觉得心里不踏实。很多时候，汪定贵还是觉得村民们表面的恭敬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屑。汪定贵不能忍受这样的目光，他觉得窝囊极了。后来，他决定拿出一大笔钱来打造自己的金窝银窝，不能雕龙凿凤，还不能金碧辉煌吗？他派人在徽州各地雇请了最好的工匠，让他们来到宏村，给他的住宅雕刻最精美的图案。汪定贵放出话来：我就要做最好的木雕，我就要住最好的木雕楼！

这时候的汪定贵竟有点像赌气了。没法跟这个社会赌气，还不能跟自己赌气吗？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钱能买到东西，却不能买到地位以及身份，也买不到人们的尊敬和认同。既然自己辛辛苦苦挣到的钱买不到这些东西，那还要它们干吗？在这个山沟沟里，自己丰厚无比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既然钱的出路已经堵住了，没有出口，与其让它们在这个山旮旯里腐烂，还不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在这种动机下，财富变成了精致无比的木雕，锁在深宅大院里。汪定贵还恶作剧地想了一个主意，他让工匠把自己的大门做成一个“商”字形，让所有来自己家的客人都得低头从“商”字形的大门下走入。凭什么是“士农工商”？凭什么商人得位居“三教九流”中的末流？汪定贵就不服这个气！当一个个客人发出一声声惊叹，离开自己家，从那个“商”字大门走出去的时候，汪定贵总是得意扬扬地看着他们的背影。然后，便会让人闩上大门，自己面对天井，点上水烟袋，躺在客厅的太师椅上，抬起头，看木雕上的戏文故事，有一句无一句地哼上几句——时间，就是这样舒舒服服地过去了，那种对功名的欲望，对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因为隐匿而变得淡泊，欲望只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从思想渗入到骨髓，从白天的幻想变成了晚上的游梦。

徽州一直是有很多汪定贵的，中国也有无数汪定贵。这种表现为敦厚贤良、纯朴自足甚至奢靡安乐的生活方式，就这样一直暗藏在人们的生活理想中。“山地文化”的方式就是一直在寻找着人在山与水之间的平衡，当水给人以安慰、山给人以定力时，也就意味着人生的富足和成功。从一开始，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指示我们的人生观的，就是这样调节人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生命观。这当然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问题是，当另一种富有侵略性的“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形成气候，并且以它的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形成一种机敏、锐进、应时、开通、理性的品质，进而对“山地文化”的温良敦厚产生威胁时，这种纯朴的方式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没有一种文化是独立而生的，它总是伴生，互为犄角，是一种平衡或补充。当一种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它就应该调整自己的坐标，重新进行确立，争取新的平衡。而这就需要保持精进的态度，对自身进行修正。

对于汪定贵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在金钱面前的态度，或许我们应该抖擞起精神，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如果把徽州放在一个较大的坐标系当中来判断，当这种自视圆满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进入歧途的时候，也意味着倾斜的到来。风水先生何可达测量风水、准备大规模建设宏村的时候，正是明代永乐年间。与此同时，在西方，达伽马航海、哥伦布航海、麦哲伦航海，西方正把他们的触角开始慢慢伸向地球这边的东方，并且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进行价值和历史的判断。与西方的欣欣向荣相比，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落后得太多，掣肘也太多。

在那个时代，西方各国甚至已经开始募集社会资金，以一种公司的方式将资金集中起来投入社会建设，16世纪，在荷兰诞生了第一个股票证券交易所……而我们呢，从宏村的建设开始到19世纪末年，在宏村这个弹丸之地上，投入了多少财富，囤积了多少财富，又腐烂了多少财富呢？无数财富都用于细得不能再细、考究得不能再考究的木雕、砖雕、石雕上，用于别出心裁的暗藏和自恋上，用于诗词的排遣以及麻将、大烟上。

当欧洲列强用威猛的战船去追逐财富遍地的“印度”时，我们却把财富囤积在群山深处，竭力构筑自己的“桃花源”。在重重叠叠的群山之中是看不到海的，也不知山外世界的日新月异。我们就这样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

当然，如果脱离当时所处的环境，脱离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以此来表达对于原始财富观的轻蔑，显然是苛刻的。理念的开拓与时代本身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徽商是个时代的产物，它只是浓郁的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带有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因为那个社会还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缺乏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环境，与世俗的伦理也不相融，还没有诞生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商业理论，商人的地位并不高。指望一种经济现象超越它的社会背景显然是不适合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徽商在赚得一笔钱之后，也就选择了隐逸、与自然对话的归途，而他们的家乡徽州，无疑是山水共融的最佳场所。

宏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自然的怀抱里，一代一代地做着田园梦。但梦并不是永远的，当历史走向工业革命的轨道时，轰鸣的春雷声中，宏村的梦一下就碎了，而醒来则是一片失落。

金鳌山下

旌德的江村坐落在金鳌山下。从形状上看，江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鳌。

传说中的康乾盛世同样适用于江村，太平天国爆发之前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江村的极致。那时江村人口有好几万，村落庞大，道路宽阔，一切都井然有序。在村口，簇拥着好几株大树，有银杏，也有香樟，树粗壮得十来人手牵手都合围不过来。

树是老村的一道风景，也是老村的魂魄，高高的树梢上有很多鸟窠。平日里，村口一带总是白鹭蹁跹、遮云蔽日。村里人们恬淡处世，如同仙境。

但咸丰过后，“康乾盛世”的余晖一下子变得暗淡，尤其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村似乎一下子衰老了，如同一个早年过度操劳的村妇一样，呈现出疲惫的容颜。她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原先健壮的身躯如今已不堪风雨。经过长时间的动乱，村口那些老树也倏然不见了踪影，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似的，连村里人都不知那些老树去了哪里。到了后来，村口只剩下两株数百年的红豆杉，看起来落落寡合，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现在，据说红豆杉的树皮当中能提炼出抗癌物质，这种树由此变得价值连城。这两株红豆杉究竟种植于什么时代，又由何人种植，已没有记载了。村口的宗祠早已不见了踪影，但聚秀湖还在。江村的聚秀湖一直是神奇的，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把周围的远近山峦都尽收湖中。

与徽州的很多古村落一样，江村的历史也有上千年了。江村始建于公元600～630年，江淹的五世孙江韶从宣城迁徙至旌德，见“金鳌山峰峦回合，山水清明，环绕双溪，别成一境，有蓬勃不可遏之气，遂卜居焉。名其地为江村”。

江韶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个典型的书生，饱读诗书，但对于功名却不热衷。不仅如此，江韶还有着强烈的隐居愿望，也许是身逢乱世，稍微优秀一点的人都会想着避世吧。江韶原先住在皖南小郡宣城，按理说，在这样的小城生活，应该是安全惬意的。但即使在这里，江韶也觉得不太习惯，或许是因为对人情世故的通晓和洞察，或许还有对世态炎凉的深切体味，江韶总觉得宣城市声鼎沸、人声喧哗，不太适合久留，他一直考虑把家安在一个更宁静的地方。为了选取一个更幽静，也更安全的地方，江韶曾经到宣城以南的山区考察了很多地方。当他有一日来到万山环绕、一水穿行的金鳌山下时，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江韶带着人马和辎重，将全部家当搬到了江村——江韶也就成为济阳江氏金鳌派的始祖。

值得一提的是，江韶曾居住的宣城就有一座山叫鳌峰。也可能江韶对于宣城仍有一丝眷念吧，江韶把江村附近的这座山叫作“金鳌山”。鳌是一个好东西，它就是大龟或者大鳖，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化当中，龟是一个吉祥的符号，是长生不老的象征，也是延年益寿的象征。有了金鳌山这样的神龟相伴，迁居到江村的江氏族人也就相信，他们的村落会像一只大鳌一样长生不老、生生流长。这也难怪，中国文化一直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在中国文化很长时间的理想中，人们的最佳归宿就是变成一只鳌，屏息凝神，终老南山，和谐于山水天地之间。

与海洋文化一样，山地文化同样有它故步自封的概念。在这样的观念中，时间不是连绵不绝的，而是循环往复的。就如我们的计时方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本身就是一种循环，它像圆一样既无始无终，又像圆一样周而复始。这样循环往复的时间方式是有安全感的，它不会让人们产生恐慌，人们也不会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面前陷入迷乱。

江村的发展史可以说具有山地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一个村落在拓展时总是与清风明月相伴，并且与飞鸟禽兽为邻。一开始，这个地方闭塞、荒芜、局促、坎坷，所有的农田都需要重新开垦，所有的屋舍都要建造。江村的发展就是这样，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显得困乏而单调，日子沉闷而绵长。而在此之后的数百上千年里，江村可以说是一点一滴地逐渐形成，从纯朴到恬静，由原始到淡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水滴石穿的积累和积淀，才使得江村逐渐蜕去了山野莽荒之气，依靠着文明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慢慢形成了人与天相和谐、人与地相和谐、人与人相和谐的局面。一直到唐末年间，数百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一座美丽的村庄现出雏形，水光山色烟树葱茏中，掩映着鳞次栉比的黛瓦粉墙。这是一派清新野逸的田园风光。

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急剧膨胀的人口，很快超过了当地生态和土地的承载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家族不得不召集全族人开会，商议如何进行新一轮迁徙。通常情况下，家族一般都会动员某一个支派进行整体迁居。江村也是如此。江韶当年从宣城迁至金鳌山后，共有三子，长子知敬、次子知德、三子知节。过了四代之后，先是知节的四世孙悬卿迁往歙县海宁；然后，知敬的四世孙江烈迁往泾县丰乐。到了江韶八世孙的时候，知德这一脉有了兄弟三人：老大从义、老二从厚、老三从政，老大和老三同样也从江村迁徙了出去……几乎每过一段时间，村落便开始一次大规模的迁居行动。而这样的变动，在家谱上有清晰的记载。

在徽州，每一个聚集而居的家族都有一部甚至数部家谱。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大宗派生出小宗，小宗又派生出更小宗，就像大树屡开新枝一样。而家谱也因此变得厚重起来，枝丫分为通谱、世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和小宗谱等等，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株树，树生枝，枝生枝，树生树。族人们对此乐此不疲，精心打造。这样的良苦用心，当然源于他们对于宗族的重视，对血脉的一往情深。这种凝聚和发散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家族繁衍的方式和特点。一边是聚合，人的聚合，财富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的聚合；而另一边则是发散，人的发散，财富的发散，文化的发散，审美的发散。这两种力量像太极图所标明的那样，首尾相衔，循环往复，互相转化，既向心又离心。这种与自然相统一的天道方式，使得徽州的村落像春天雨后的山花一样开满山野。

在这样的情形中，江村就像江氏人来人往当中的一个驿站，先是憩息、长大，然后是盘整、远离；又像河流上的一个码头，航行，落脚，接着又是扬帆远行。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迁徙过程，与人生的意义又何其相像。人类的繁衍和生长，本来就是分分合合的流水宴席，通篇都是迎来送往的熙攘人群。生命如水，那是指生命在有限与无限当中的凝固、流淌、蒸发，然后又凝固的过程。

江村算是一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了。据说，最繁荣时期的江村竟然有好几万人，这是—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因为现在的江村是那样的小巧和不引人注目，它只有2000人左右。我们在不大的村落里闲逛，一会就从村的这头走到那头。昔日的几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是一个小城镇的规模。这个小城镇在度过了自己的繁华和喧哗之后，慢慢地显赫模糊了，衰败应运而生，那种繁荣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委顿的状态。到了后来，那种阶段性的热闹竟像从没有出现过似的，如雪地里的飞鸿爪印，在一层层雪花的飘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一些“人杰地灵”的影子还是顽强地遗留下来。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兵燹以及“文革”的磨难之后，村中仅存的两座牌坊格外引人注目。“父子进士牌坊”建于明代，是为了旌表江氏四十八代江汉和江氏四十九代江文敏父子而兴建的。虽然这对牌坊在历经许多年的磨难之后，有些残缺不全，但仍是巍峨挺拔，横梁一面书“青云直上”，另一面书“金榜传芳”。《江谱·仕宦表》曾经记载了这个村落的荣光——明代以来江氏族人跻身仕宦的文职官员达80人、武职31人。而《科名表》则记载了明清两朝江村的进士共18人、举人56人、武举6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史上，江村更是红极一时、人才辈出。除了民国代总理江朝宗（江世尧）、民国安徽省长江绍杰、民国海军将领江泽澍出生于这个弹丸小村外，在文化界还诞生了几位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是：人文学博士江绍铨（亢虎）；民俗学家江绍原，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中参与了“火烧赵家楼”，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在任教的同时创办《语丝》杂志，与鲁迅关系密切，著有《中国古代之旅行》《发·须·爪》《血与天癸》及《宗教的出生与成长》（译）等；医学家江希舜，他曾发明“人痘接种法”，据说比欧洲要早100多年；清翰林编修江志伊，他是《江氏宗谱》的修订者，著有《沈氏玄空学》4卷以及《农书述要》16卷；北大教授、著名数学家江泽涵，他是中国代数拓扑学的主要创建人。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也是江村人。胡适所在的上庄与江村只有一山之隔，在它们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山间石板路相连，小路全长15里。当年，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就是翻山越岭走了约15里山路来江村迎娶江冬秀的。江冬秀的家学也颇有渊源，她的曾外祖父吕朝端以及外祖父吕佩芬是旌德县庙首的父子翰林。

一个山旮旯里的小山村，在漫长的岁月里凭着大量人才的输出确立了它的荣光和地位。在这方面，江村对于整个徽州同样具有某种代表性。

历史的天空总是布满着斑驳光影，而这样的光影在更多的时候总显得寂寥而冷峻。到了近代，当一种外来文明以自己的强大力量对另一种文明所自恃的自得圆满形成巨大冲击时，世界一下子变得倾斜起来。时间，在经过了很长一段循环往复的螺旋式转动之后，进入了清晰而快速的直线状态。速度变得重要起来。文明的中心在工业革命之后也不可扭转地从乡村转向城市，一种强大的颠覆力量像瓢泼大雨一样扫荡着广大的中国农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中国所有的山村一样，江村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破落和衰败，农业社会所遗留的所有东西，与百年老屋的天井、马头墙一样变得斑痕点点。

现在的江村，正是这样情形下的残留物。当年大片大片精致的徽州民居，现在只剩下黯然别墅、茂盛堂、江泽涵故居等十几幢了，千年古村变得面目全非。在对待传统建筑方面，中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习惯于拆房子、拆路、拆桥，清代拆明代的，民国拆清代的，现代拆民国的……江村目前老屋子中，值得一提的是茂盛堂，它是民国代总理、北平特别市长江朝宗的祖屋，属于明代建筑，占地十余亩，依山傍水而建，气势很是庄严不凡。另外一个则是黯然别墅了，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是民国安徽省长江绍杰1927年所建，整个建筑与邻近的徽派建筑不同，它的门楼竟然是圆的，不设天井，也不设“三雕”。江绍杰为什么“黯然”呢?是因为生逢乱世、辞旧迎新，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只好躲在这个小山村中独自怜惜吧！这样“黯然”的情绪，就像身体的影子一样挥之不去，即使告老还乡之后，那样的沮丧仍如云缠雾绕。其实江绍杰还真的应该感到庆幸，那个千疮百孔的时代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还不如“好了，好了”，让一切都好好地“终了”一番。

当然，“黯然”的另外一层意思也可能在于，江绍杰只想表示一下个人的“低调”吧，或者就是发泄自己的不满。一个从专制政治舞台上隐退下去的人物，除了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剩下的就是不可抑制的凄清了。

同样感到“黯然”的还有江村。当海洋文化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方式卷起世界的风暴时，最感到“黯然”的，就是代表农业文明主流的山地文化了。但问题是，当一种直线的时间观念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冲击着那个周而复始的圆圈时，所有的一切都天崩地陷了。这时候的江村就像是一场大爆炸后的灰尘，它飘摇着，在风雨之中、在时间之中，如同一片飘荡在空中的树叶；或者是，缩回自己的老巢，像一头老龟一样，苟延残喘，做着益寿延年的千年之梦。

江村一直是有着示范意义的。它的示范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所行走的千年轨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不仅仅在于它是山地文化村落的一个代表，还在于：如果这样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方式自始至终处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中，也可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极具人生的真谛。但问题是，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发生撞击时，那种以和谐和稳定为理念的方式就显得弱不禁风了。与山地文化相比，海洋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那种抑制不住的活力，能够极端性地调动人的内在潜能，从而激发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活力。如果说人一生是在画一个圆的话，那么海洋文化的出发点就是力所能及地将这个圆画得更大。也就是说，如果山地文化的图腾是一只千年老龟的话，那么海洋文明的图腾更像是鹰，那种一直努力飞得更高的天空之鹰。悲剧往往是事件发生之后才造成的。在冲撞中，那种强悍文化毁灭了弱者文化所有既定的伦理和秩序，毁灭了很长时间培育出来的敦厚自足、坚毅忠诚的性格，也毁灭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万古不变的定力，而千百年来徽州追求的，就是这种亘古不变的常态。当一个时代渐渐远去的时候，作为后人的我们能听到的，只是三三两两的呼哨声在空中或有或无地划过。

肆如影：八千里路

渔梁送别

一边是横江，另一边是率水。横江和率水从徽州的腹地汤汤而下，它们在屯溪汇合形成新安江后，变宽又变深，然后向遥远的东南方流去。

渔梁，就是新安江上一座平常的小镇。

现在，走在这个小镇上，看到的，似乎都是老人。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小镇。破败、腐朽、寂静，虽然它离歙县县城只有3里路，但看起来却相当地生僻。

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里。那时渔梁边的河水要比现在清澈得多，氛围也宁静得多。渔梁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童话剧里的场景：神秘而宁静，亲切而温馨。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是那条古街，窄窄的，两边都是一些铺面，有卖杂货的，也有打铁的、箍木桶的等等。街面全是由青石板铺成的，行走在上面时，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足音，那声音就像啄木鸟在用尖喙撞击树干。而在清晨甚至上午，渔梁一直都是浓雾弥漫的，像栖于水边的一个千年之梦。

在新安江的中央，就是那座著名的坝了。渔梁也是因为这座古老的坝而著名。这坝是青石板筑成的，但现在已呈黑色了，那是一种岁月的底色。渔梁坝建于宋朝，它构建之精巧，让人匪夷所思。坝的存在给渔梁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观，斜阳西照、渔舟唱晚时，这坝看起来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古朴、有力、富有质感。实际上不仅仅是古坝，渔梁的一切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尤其是这里的老人，他们态度安详、举止沉静，那是岁月磨砺的结果。当然，岁月也磨砺出了他们的麻木、他们的知天认命、他们的屈辱和隐忍。这些都是人生无是无非的赠馈。

当年，渔梁曾是新安江水路的一个重要码头，无数渔船栖集在此。据说，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2里，远远大于现在的小街，而且街道也十分热闹，街道两旁都是酒店、客栈、商店，徽商、水手和往来的客人，妓女在街边招徕，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就被列为一景。但它指的不是当地的兴旺情景，而是指在渔梁送别自己亲人的悲壮场面。时人有诗描绘道：“欲落不落晚日黄，归雁写遍遥天长。数声渔笛起何处，孤舟下濑如龙骧。漠漠烟横溪万顷，鸦背斜阳驻余景。扣舷歌断频花风，残酒半销幽梦醒。”

这样的诗是有着意象的。晚日、归雁、渔笛、孤舟、云烟、鸦背、斜阳、残酒、幽梦等，无一不是在诉说着离别的伤感。正如栩栩如生的画面，有着断肠人在天涯的感觉。毕竟，在当时，从商不是阳关道，只是背井离乡的“奈何桥”。

历史就像幽灵，只有相信它们，它们才存在。对于今天的渔梁来说，现在的情景就像是水面上的波光，而当年的热闹和繁荣早就存在水里了，它们就像水底的淤泥一样，跟水草纠缠在一起，只有游来游去的鱼偶尔才能撞击一下，惊醒一下它们的旧梦。

有一首《水程捷要歌》描述了沿着渔梁下新安的路程情况：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

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

檀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

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当小船驶离渔梁后，新安江变得开阔了。两岸不断变换着巨幅的风景画，炊烟袅娜，莺歌燕舞。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有岁月的参天古树，如榆树、枫树、乌桕和香樟等。这样的古树是有灵性的，它们站在新安江边，关照着这些游子，也使新安江一直风调雨顺。过了北岸之后，人烟就越来越稀少了，河水也变得越来越深，来这里的人，除了下新安的徽州人之外，就是诗人和画家了。这里的景致是越来越漂亮，但氛围也越来越冷清。在江边，依次是瀹潭、漳潭和绵潭，如果是五月里穿行，两岸几十里地，树上挂着的，都是黄澄澄的枇杷，它们像银河系的星星一样，闪亮在江的两岸。船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容易引起一种幻觉，就像航行在太空中一样。有时候，船也会停下来，下新安的那些徽商，会下船买上一点枇杷带着。他们把家乡的水果揣到包裹里，一直把枇杷带到目的地，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们真舍不得吃。三潭的枇杷味道真好啊，哪怕只吃一个，也会满嘴生津。更何况，枇杷里还有家乡的味道，当嘴唇沾上这样的水果时，家乡的人与景就会扑面而来，甚至时空也会因此而转换——在这样的感觉中，能看到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和石拱桥，能看到划入梦境的乌篷船，能听到油伞上极富音乐美的雨声……这样的幻觉，会让人欣慰无比。

再往下走，就是百里外的街口，街口过去，就是浙江的地域了；再往前走，就是淳安县，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了，就是桐庐，就是幢梓关和富阳了……然后，就是杭州，就是苏州、扬州和上海……水就是绳索，而村落就是绳索上的结。生生死死，命运未卜……这辛酸的六百里地啊，让徽州人走了千百年。

徽商的故事

凄凉的月亮，独倚高楼的少妇，望断秋水的凝眸，思极而恨的哀怨。这是一幅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闺中图，就像徽州民居里雕刻的戏文图，藏在家家户户的阁楼里。既然一轮圆月被掰成两半，那么彼此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情节——徽商在外奔忙，觅取功名和富贵；商妇在家枯守，咀嚼离散的千般忧愁。

商妇的故事一直是徽州志传当中隐秘的一半。这样的隐秘，就像徽州山涧中的溪水，只有在月明星稀的时候，才能听到它的涓涓之声。时光荏苒，她们在无数贞节牌坊之中变成石头，在厚厚的谱牒中变成文字，也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中幻为清风。民国《歙县志》里载有一则故事，道尽了徽州商妇的辛苦：徽州某村有一个人，娶妻三个月后就外出经商，妻在家靠刺绣维持生计，每过一年，就用多余的钱买一粒珠子，把这珠叫作“泪珠”。这样一直过了很多年。当有朝一日丈夫终于回到家乡的时候，村里人告诉他他妻子已死了近三年了。丈夫打开妻子住过的房间，睹物思人，黯然神伤，不小心碰翻了一个箧子，有珠滚落一地。丈夫边拾边数，共有珠二十余粒。

有好事的文人以这件事为题材，赋了一首词：

……几乎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

莫爱珠多眼易枯……珠累累，天涯归未归?

女人的痛感总是比男人强烈得多，在逼仄的朱楼，在关上门窗的闺房，痛感往往随着一缕阳光的渗入，像尘埃一样激越；或者像窗牖外的月光，凄清而刻骨铭心。“松籁萧条烛影幽，雨声和漏到西楼。金炉香断三更梦，玉簟凉生五月秋。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阴暗凝愁。疏帘到晓檐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这便是徽州女人的叹息。写徽州女人的不仅仅是笔墨，还有石头。那些矗立在村头巷尾用石头垒就的贞节牌坊，同样也是一首首闺中诗。只不过这样的诗句是冰冷的，它们是凄泣的冤魂，是岁月的叹息，也是人性的撕心裂肺。

与女人相比，徽州男人则要功利得多。一般来说，远方的游子并不像闺中人那样儿女情长，他们一走出山外，就要面对创业的压力和家乡父老的希冀。至于其他的，男人自有他们解脱的方式，矢志不忘是必要的，镂金错彩和倚红偎翠，也是间或有之。比较起山坳的寂静和单调，平原更显钟灵毓秀和细雨清风，在那儿可以挣置田产，买几房姨太太什么的；那里既没有太多乡规民约的束缚，也没有家、亲人的拖累；可以在会馆里肆意喝酒，于平山堂赏月，游秦淮河风景。

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男人们难免乐不思蜀。在山外的世界，一部分徽州人定居下来，懒得再回那个僻静孤远的山村了，徽商以奋斗得来的金钱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也找到了成功的感觉。

明代的很多话本小说和笔记都记载了徽州人创业的故事。比如蔡羽的《辽阳海神传》，就详细讲述了徽商程宰居积致富的传奇：正德年间，程宰与其兄远赴辽阳经商，不幸亏本折利，耗尽了本钱。兄弟二人羞于返乡被人耻笑，遂受雇于其他商人料理生意，穷困潦倒，一筹莫展。后来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囤积居奇。正德十四年（1519年）夏，有人贩药至辽阳后，在其他药材脱手后，仅剩黄柏、大黄各千余斤无人收购，欲弃之而去。程宰使用自己受雇所得的酬金十余两，将二药全部买下。数日后，辽阳疫病流行，急需黄柏、大黄治病，二药供不应求，价格猛涨。程宰急将二药抛售出去，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又有荆州商人贩运彩缎入辽，不幸彩缎在途中受湿，发霉生斑，难以销售。程宰遂以纹银500两购得彩缎400捆。一个月后，有人在江西起兵造反，朝廷急调辽兵平叛。出征的队伍急需赶制军服，以便及时开拔，一时间帛价大涨。程宰所囤积的彩缎一下子涨了3倍。第二年秋天，有苏州商人贩布入辽，其余大部分皆已脱手，仅余粗布6000捆无人问津，便以低价卖给程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驾崩”，天下官民皆需丧服，粗布遂成紧俏商品。程宰用银千两买得的粗布，一下子就卖得纹银4000余两。他就如此这般地翻来翻去，竟在短短的四五年里，由一个本钱不过10两的小商人一下子跃为腰缠万贯的大富商。

这样的故事一直像是徽州人的缩影。在进入山外的世界之后，徽州人就像一粒粒米一样，跳进了大粮仓；或者像水滴，融入了海洋。在全国范围内，这群来自南方山区、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能把算盘打得像杂耍一样的商帮在当时各种生活中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他们被人称为“徽骆驼”，就是“徽老大”的意思。因为“骆驼”一音其实来自徽州方言中的“老大”。在徽州方言，尤其歙县话当中，“骆驼”与“老大”的发音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实力和资金上的雄厚，徽州人每到一个地方，便会很快地控制当地的经济命脉，“无徽不成镇”与“徽老大”就是同样意思。后来，因为“骆驼”本身是一个并不招人反感的词，也可以比喻徽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州人就慢慢地接受了这一说法，以至于后来“以讹传讹”地延续了下来。直至胡适后来在为《绩溪县志》题词时，也写了“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徽骆驼”从此一举成名。其实徽州哪里有“骆驼”的概念呢?在那个偏僻之地，几乎很少有人见过骆驼，当然谈不上用它们作比喻了。

除了程宰的故事之外，当时一些著名的话本小说都有徽商或者徽州人的身影晃动。比如说凌濛初所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等等，还有安徽全椒人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中都有提及。

在吴敬梓的笔下，徽商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徽州人的特点，书卷气比较浓，“贾而好儒，亦商亦儒”。《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写有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所见到的情景：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吴敬梓可以说是对徽商的情况非常熟悉的，而他所描绘的，正是徽州人家的普遍陈设。由此可见，徽州人即使在外经商的时候，也保持着自己家乡的习惯和爱好。徽州商人处人待事文质彬彬，鼓瑟弹琴间，往往能把商贾之事轻易搞定。徽州商人给人整体上的感觉更像是淡定雅致的读书之人。当然，这也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特殊情况，这些徽商很难说是真正的商人，他们只是披着商人锦衣的文人，“亦儒亦贾”是他们普遍的情况。

“有钱人总是遭穷人忌恨，而外来的有钱人更是遭人忌恨。”查姆·伯特曼曾经在《犹太人》一书中这样表达。当时徽商所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在不发达的农耕社会，因为物质的匮乏、思想和见识的狭隘，往往更难见宽容。社会心理状态在商人们面前表现得尤为嫉妒，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值得一提的是文人们，当文人处于社会中心的地位因为这股新兴的势力的上升而遭受到某种冷遇时，他们的心态往往会失衡，这也直接导致他们在言行中对于财富的充分嫉妒和不屑，表现出对这种新兴势力的冷嘲热讽。而文人们的言行，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思维和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徽商们普遍被演绎成“反面角色”写入话本，那是最自然不过了。清朝的话本作家凌濛初对徽商的评价还算是客气的：“徽州人因是专重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就如读书求名中的中与不中光景一般。是谓实情。”这样的评价，虽说客气，但不经意中透露出一股鄙夷味。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个时代的风气是重文轻利、重仕轻民、重农轻商的。

比较有名的是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明代万历年间，一艘从京师南下的官船在扬州镇江瓜洲泊岸，窗帘掀起，露出一对男女的身影，男的叫李甲，是浙江布政使的大公子；女的是京师名妓杜十娘，不过已经从良，这一趟是随官人回浙江老家去的。可偏偏对面船上有一个徽州盐商出现了，并且惹起事，造就了杜十娘的悲剧命运。冯梦龙是这样写的：“却说他舟有一少年，姓孙名富字善赉，徽州新安人氏。家资巨万，积祖扬州种盐。”这个徽州盐商孙富在看到杜十娘后，立即“魂摇心荡，迎眸送目”。也正是孙富的出现，使得李甲和杜十娘的故事成为南柯一梦。孙富自恃有财，想强行霸占杜十娘，于是便跟李甲谈判，想用金钱来交换杜十娘。贪财的李甲竟然同意了，把杜十娘交换给了徽商孙富，但性格刚烈的杜十娘誓死不从，在瓜洲渡投水而死。

其实现在看来，可以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重新解读的地方有很多，除了杜十娘看不起生意人的铜臭之外，书中还隐藏的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金钱财富对权贵的无声挑战——叫板的双方，一方的李甲是“高干”子弟，其父为浙江布政司，应该算个省部级干部了；而另一方，则是腰缠万贯的盐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这场代表各自阶层的潜在对抗中，大款终究战胜了“高干”子弟，杜十娘被李甲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孙富——这样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具有历史性的，它标志着一帮致富阶层已经以咄咄逼人之势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屠龙剑”就是他们手中的金钱，金钱在手之日，正是野心膨胀之时。杜十娘沉江而死，实际上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李甲，正是这位公子哥，在金钱的诱惑与淫威之下患上了一回彻底的软骨病。

冯梦龙是江苏吴县人，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县同样也是徽商熙攘之地。从这一点上来说，冯梦龙对徽商并不陌生。也可能自小接触太多，冯梦龙对徽商一直有自己的看法。这个出身于破产官僚家庭的落魄书生在科举上一直不太顺利。这也很正常，像冯梦龙这样的落魄才子根本不适合循规蹈矩的科举，在更多的时候，冯梦龙只是在私下里奋笔疾书他的传奇话本，满足于市井对他的喝彩。一直到51岁时，冯梦龙才考取了一个贡生。这样的成长经历，当然使得这个穷魄书生有着很浓重的“酸葡萄”心理。

更何况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文人从本质上总是不太喜欢商人的，从一诞生起，他们就似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就像猫与狗一样，有着前世的恩仇。

当徽商孙富被描绘成一个连妓女也不屑的商人时，徽商在世俗眼中，便怎么也高大不起来了。

在一个专制的农耕社会里，因为缺少对商业足够的理念支撑，也缺少商业秩序、商业文化以及相应的审美趋向和传统，要指望公众对商业和商人真正尊重，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欧洲也是如此。在晦暗的中世纪，商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或者是三教九流。在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以及后来的狄更斯笔下，不同样有心狠手辣嗜血如命的威尼斯商人、悭吝无比的巴黎小商贩，以及工业革命时伦敦的暴发新贵吗?商业的创造力和价值一直到近代才被社会真正认可。这样的认可过程，同样也存在着一个人们慢慢地适应商业规则的修订、商业社会理想的确立以及商人本身自我完善的过程。

商业的洪水猛兽就这样在人们的睥睨中行进了数百年。而关于徽商的产生时间，多年来一直有争论，有的说形成于宋，有的则说是东晋，但如果把徽商当作一个整体商帮来看待的话，它的出现应该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只能算是徽州人从商的个体行为。徽商整体上呈现辉煌的前提，应该是随着农业社会的进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的供求关系随之发展和变化。这就表现为一定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按照时代背景来说，徽商的兴起主要有两点：

一是明中期之后，中国赋税制度作了改革，实行了“一条鞭法”，把所有的税种折合成银两，按照银两来交税。这样的政策，充分体现了货币的重要性，也促使了商业的发展。

二是由于中国东南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较大变动，其标志应该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面向社会上层集团为主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商乘势而上，登上了商业的大舞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商业奇迹。

至于徽商的具体成因，似乎也有一些争论，但有些东西已形成共识：

首先，徽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徽商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濒临江浙地区，致富的机会多；并且，徽州地处山区，在资源上有木材、茶叶、土特产、文房四宝等，这些物产都是富庶的江南所需要的。

其次，徽州人多田少，发展经济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徽州人不得不走向山外靠商业谋生。

再次，传统和榜样的力量。在徽州，很多人赚钱之后衣锦还乡，引得同乡人争相仿效。于是，亲带亲，亲帮亲，从商的队伍也越来越大。

此外，对于古徽州来说，它相对薄弱的封建思想基础也应该是他们从商的前提。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曾经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阐明过这样的理论：在某种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活力。比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歧视的集团就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刘易斯的上述见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徽商的成因。古代徽商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是源于这层关系，源于政治中心对徽州的忽略，源于一种距离，包括客观距离和主观距离。

同样，经济学家桑巴特也有这样的观点。桑巴特在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群体时，曾经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而徽州，很明显就是移民和受排斥人的家园。

正因为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徽州有福了。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造就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使得他们拥有相对务实的生活态度以及相对解放的思想意识。在我看来，这是徽商之所以叱咤风云300多年的根本原因。

同样，在思想上另一个起到至关作用的因素就是，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对财富也有一定的支撑意义。虽然这种支撑的空间没有基督新教那样宽泛，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但从总体上而言，儒学的“内圣外王”思想对财富是持肯定态度的。尤其是儒学所推崇的“外王”思想，决定了人们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入世。在这样的初衷下，追求功名和仕途是为了发挥个人价值，而在功名和仕途无法得到的情形下，对财富的追求同样也可以那样，因为财富本身也可帮助一个人实现济世思想。一个人拥有财富，便可以多做利乡、利民甚至利国的事情，这当然是徽州人所追求的。虽然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老家，在徽学道路上偏重于程朱的“内圣”路线，但在“外王”上他们同样有深厚的济世情怀。这也是徽商兴起的思想前提和心理前提。

当然，在所有的原因之上，是主宰事物发展的宿命。

所有的事物在短时间看都是因果相对，都是必然的。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它的源头却无比偶然，并且自始至终，偶然性一直波涛汹涌。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件，尤其是大事件，都有不可完全解释的宿命意义。徽商同样也不例外。从绝对意义上说，曾经浩荡的徽商现象就像是空蒙之中盛开的花朵，那种因绚丽而发出的光芒，闪烁于时间之上，无法诠释，也无法深究。

山外的世界

当年徽商最重要的路线是向东，也即到江浙地区从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省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然后再转到苏州、上海；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今临安市），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

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徽州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什么样的藤会结出什么样的瓜，商业与制度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徽商在与统治者相处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比其他商帮更多的过人之处。明清时代，由官府直接经营盐的生产和运销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国家为了维护榷盐制度，保证盐利的收入，就必须取得商人的帮助，由此国家也不得不给商人以某些特权和利益。由于徽商的慷慨，他们自然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这就是借助封建特权经营垄断盐业。在这样的位置上，徽商通过他们的垄断特权，贱价收盐，高价卖盐，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明朝万历时，有人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

清朝时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应庚、江春、鲍志道等，都成为“富至千万”的大盐商。

徽商借盐业而兴，当然不能怪罪于徽商的投机，因为商业规则就是讲究利润的。徽商投身于盐业，是他们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这说明徽商对商业利润有着非常好的敏感度和嗅觉，这同样也是徽商“技高一筹”的表现。

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中，捐赠、依附、逢迎与仰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各商帮中，徽商与当局的关系可谓最好，这是因为：一来徽商富有，常常慷慨解囊；二是因为徽商“贾而好儒”，与缙绅士大夫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康熙、乾隆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实心报效，捐出巨资来接待，这当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徽商江春造白塔之事。

扬州瘦西湖畔有座喇嘛塔，通体雪白，人称“白塔”。塔为砖石结构，分三层：顶层叫“刹”，上置青铜鎏金葫芦状塔顶；中层为龛室，呈圆棒棰形；下层台基作正方形。这种喇嘛塔北方多见，但黄河以南唯扬州独有，奇怪的是造型与京城北海的喇嘛塔相仿。这个塔的建造，就与乾隆的南巡有关。

民间对于乾隆下江南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一种说法认为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陈阁老为了免祸隐姓埋名，落发于扬州天宁寺。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于是乾隆一直想去江南暗中寻查，终于有一次乾隆知道陈阁老的下落了，便急忙赶到天宁寺，但已是人去楼空，唯见床上倒放之鞋、壁上无须之剑。这个意思是说“孩儿到，无须见”。乾隆一看亲生父亲是这个意思，也就默不作声了。

乾隆皇帝知道父亲在扬州，便意欲把扬州装点得更加风华一些，也想让它带有一点京城的味道。所以在游瘦西湖时，指着一处秀丽的景区感叹说：多像北海的琼岛春阴呀，可惜差一座白塔。结果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发动人马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如今的北京北海公园一模一样的白塔。第二天，江春恭请乾隆帝登四望亭远眺。乾隆帝登上顶层，凭窗西望，阳光下白塔晶莹通亮。乾隆不由得感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统一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也的确是这样，在商业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在架构上，徽商普遍带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尤其注意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利厚，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个性永远是建立在共性之上的。就商业规律和商业精神而言，商品交换所具有的特点应该是共通的。它在某些商帮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只不过是这些商帮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以及因为自身情况所形成的特点。比如说徽商的诚信等品质，实际上也是商业过程中所需要的契约意识、平等意识的体现，它并不是徽商独有的商业概念，而是商品交换之所以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后来之所以“诚信”被认为是徽商的特点之一，是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道德方面执行得更严格一些，道德自律也更强一些，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因此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徽商便有意识地注重和光大这种以儒术建立起来的商业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对徽商的影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一种“内心的观照”。由于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崇尚理性思维、实践伦理，有着积极的入世态度，这样的方式，与商业活动中所强调和需要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徽商真正的特点，或者说对他们的成功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于他们有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由于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比较有文化，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取舍进退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高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水平同一个人的气质、才干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商人的商业活动，诸如采购、运销、积贮、贩卖，都是需要这种“抽象力”的。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除此之外，徽商较早探索和实行的一些经济制度和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经纪人经商的方式，还有股份制的形式，还有以资金委托代理人经营的形式，等等。正因为徽商有较为开放的意识，也有良好的商业习惯，并且在商业活动中形式上的创新与领先，这使得他们总是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再加上勤劳、务实等特点，使得他们能够较快地富起来。

徽商的富裕程度，就是像滚雪球一样，在外面滚起了一个世界。那富庶，可不是一般的富，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殷实海内外。以乾隆时期为例，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以至于乾隆皇帝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当时社会的情景，就商业繁荣来说，徽商可谓是“独占鳌头”。

在明代，最富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这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了当时商业的巅峰。

在灯红酒绿的扬州、在月白风清的苏州，侨居异乡的徽商们对权贵们暗送秋波；在莺声浪语的秦淮河，在轻歌曼舞的上海滩，徽商们在青楼里一掷千金；对从京城幸临江南、拈花惹草的权贵高官，徽商们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在名花美酒、曼声长歌之际，徽商们与盐务官诗酒文宴；在滨海泻卤的两淮盐场，在不绝如缕的大运河边，徽商们督课煎丁、催征船户；在巍峨的秦岭古道，在偏僻西南边陲，徽商们到处奔波、风餐露宿；在大江南北，他们囤积居奇、锱铢必较……

徽商，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演绎着无所不在、丰富多彩的情景剧。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徽商，很难想象出徽州文化的繁荣——是徽商，把纯粹是乡土菜肴的徽州菜光大到大江南北，并让徽菜有了“八大菜系”之一的美誉；是徽商，把江南水乡的秀丽与山区人文情怀相结合，创造了韵味独特的徽派建筑，也正因为徽商的考究以及审美情趣，形成了蜚声海外的“三雕”艺术；是徽商，把山村小戏与昆腔结合起来，创立了魅力无穷的徽剧，又包装戏班进京，促进了京剧的诞生；同样，是徽商，促进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以及新安画派的繁荣……

金钱就是泥土里的肥料，徽州所有的一切，因为肥料供给得充沛，如同春天里的韭菜一样疯长。

千年一觉扬州梦

沿着西子湖向北走，过太湖，入运河，跨长江，那里有一座中世纪最热闹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名字叫“扬州”。

扬州好啊！位于大运河上的扬州似乎从一诞生起，就显得与众不同。这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城市概念的地方，活力四溅、热闹非凡，它是商业和财富的堆积，也是一座弥漫着世俗气息的温柔乡。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显得真实而有趣。文人的放浪形骸，商人的挥霍无度，女人的风情万种，生活的随心所欲，都在这里荟萃放歌。“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是徐凝的诗句，这首诗将扬州的烟花明月夸耀到了极致。

因为自由，也因为财富，所以扬州的上空刮起了一股奢靡之风。“大风起兮云飞扬”，这股风起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盛于清代的康乾。那些富甲天下的盐商们仿佛一下子看透了世事似的，他们把大笔的银子花在了园林的建设上，花在了衣饰、饮食、婚嫁以及娱目欢心的嬉游上，也花在了附庸风雅的爱好上。满城市的人都及时行乐，花钱如流水。这样的行乐之风是源于一种世界观呢，还是源于对本性的放纵？在金钱的支撑下，高雅的“扬州八怪”出现了，昆曲也出现了，收集古著以及翻刻古书蔚然成风，私家园林层出不穷。在市井意义上，扬州更成了名副其实的销金窟——早茶馆与汤浴大面积涌现，运河水巷点着红灯笼的船只无所不在……白天的扬州，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夜晚的扬州，则是灯红酒绿，满水胭脂姹紫嫣红。

千年一觉扬州梦，而徽商就是扬州上空高悬的一轮明月。

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说：“徽州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升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扬州莫不有之。”

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是一本有关扬州风土人情的“大百科全书”，记述了康雍乾时期扬州的繁华与热闹。78岁的袁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感叹道：记得40多年前，我到平山去玩，从天宁门外出发，乘船而过，看到那时的河也就二丈多宽，两岸也没有什么像样子的楼台和房子。后来两淮盐商兴起，开发扬州，现在，河也宽了，山也秀美了，雕栏玉砌的亭台楼阁也造了不少，梅花开了桃花开。这样的景色，真是天上人间。

从文中可以品味得出，这个昔日的江南才子在为李斗写序的时候，仍然对如此惬意的人生意犹未尽、恋恋不舍。也的确是这样，越是奢华多彩的世界，越是让人难分难舍。袁枚一直算是一个风流倜傥之人，当他78岁时为这样的一本妙书写序，想着扬州的繁华，想着去日不多，当然会百感交集！

那时扬州甚至可以说是个国际大都市，不仅仅是徽商以及全国的商人，甚至还有阿拉伯、波斯、吕宋的商人聚集于此。他们的日子说好听的是会生活、会陶冶性情，说不好听的是奢侈淫逸、附庸风雅。生活的背后总是与世界观相关联的，这样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一些人的世界观和金钱态度。对于那些富甲天下的盐商来说，社会的现状严重限制了金钱的出口通道，于是索性彻底地潇洒一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徽商是这群人当中很独特的群体。在他们身上，一直携带着斯文之气，他们不似晋商那样“土老帽”，也不似湖广商人那样执拗小气。他们似乎是最会精细生活，也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如诗如画。徽商的身影总是与文化相连的。当然，扬州的风流不仅仅是徽商文气冲天的原因，还有大运河的传统。大约从隋朝开始，大运河上就活跃着丰神俊朗的才子们，他们吟诗作画、弹琴演戏，他们在运河边伫立的身影以及迷离的眼神，流入了诗歌、音乐、戏剧和话本小说，成为最具煽情效应的一道风景。这样的故事，只要翻翻盛唐之后的文学史，便随处可见扬州的春梦和诗行。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徽州人到了扬州便有如鱼得水、乐不思蜀的感觉了。徽州的春情萌动到这里找到了最佳发挥的自由领地，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情感压抑的徽州人舒畅无比——还是扬州好啊！

扬州让有钱的徽州盐商如鱼得水。钱还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就像雨露一样，能够对文化幼苗进行灌溉。钱可以让文化长高，可以让文化长大，也可以让文化变成庭内的盆景。歙县籍的盐业总商江春算是扬州盐商中的“大佬”了，他一直是两淮八大总商之一，曾经以布衣身份上结天子，并且始终参与乾隆下江南的接待，那个矗立在瘦西湖边的扬州白塔就是他的“杰作”。这样的“大佬”心中也有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因为自己早年落榜的经历，江春一直在内心做着文化之梦。他喜欢戏曲，也喜欢赋诗，有时候，他甚至请人悄悄地为自己作诗，然后刻成书籍，散发给大家看。这样的行为，简直有点附庸过头了，但江春就是喜欢。江春在家还养有戏班，有事无事时总是在自己的园林里搭个台子，然后泡上一壶好茶，上几个点心，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听戏。有时候江春感到戏瘾难耐了，还在众人的叫好声中走上台去，来上一两段昆曲。江春着实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能挣到钱，也想得开，人生一世，何必抱残守缺呢?该用的时候就用。所以江春喜欢跟文人交往，因为文人清雅，哪里像有些商人呢，抠门得仿佛一个人能过几辈子似的？想想他们的德行，江春就觉得憋屈。

扬州的个园是天下闻名的园林了，它也是由徽州盐商兴建的。个园的主要特色是竹，在园中有着大片大片的竹林。个园，也由竹得名，有“个”才有竹啊。除了竹之外，个园里最有特色的就是用石头垒成的假山了，假山按春夏秋冬分列，分别有春山、夏山、秋山和冬山。

春山由太湖石垒的，翠竹修篁摇曳生姿；夏山则是云峰临水，清流环绕，山顶秀木浓阴，山下涧水潆洄；秋山由黄石叠成，气势雄伟，峻峭挺拔；最漂亮的莫过冬山了，构筑冬山的是宣城石，洁白如羽，整座山置于南面向北背阴的墙下，像未融的雪山一样肃洁。

徽商的财力使得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凝固春夏秋冬，同样，他们也可以在自家的阁楼里收藏历史与文化。在个园的东南角，有一个人迹稀少的小院，里面残有一栋貌不惊人的小楼，古朴而冷清。这就是当年“小玲珑山馆”的“藏书楼”。小玲珑山馆当年的主人是清代的祁门盐商马氏兄弟，即马曰琯、马曰璐，时称“扬州二马”。二马在当时的扬州非常著名，他们一直有着文人之心，对功名和仕途不感兴趣，因为官场不自由啊，而且要干很多违心事，比不上当盐商，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舒畅。所以当有人推荐他们去亦官亦商参加那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时，二马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平日里，二马最喜欢的是文人的飘逸生活，小玲珑山馆建起来之后，二马开始广交天下名流，一些江南的才子如厉鹗、郑板桥等，都是二马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们经常在这里吟诗作画、互相品藻。二马就像春秋时的孟尝君一样，结交着各路精英。

马氏兄弟经营盐业的情况，后人一直了解甚少。二马的闻名更多的是由于其文化上的造诣，当年马氏藏书楼曾以藏书十万卷闻名。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兄弟所有，几过之。”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马氏的藏书楼是非常推崇的。

《四库全书》编纂时，朝廷征求海内秘本，马曰璐之子马振伯进献藏书776种。在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马氏为最多。为了褒奖马振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下旨赏赐马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书共5600卷，分类32典，经马振伯装成520匣，藏贮10柜，供奉正厅。

小玲珑山馆除了藏书，又以刻书出名，世称“马版”。一般的著作和画，在三日之内可以刻版付印，并发行于扬州全城，这样的速度，真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不仅仅是“二马”，在扬州的许多徽州籍盐商都有这样的藏书癖。扬州近代藏书家吴氏昆仲——兄引孙、弟筠孙，也是祖居徽州的扬州人。宣统二年（1910年），吴引孙自编书目12卷并付梓刊行，所藏书称为“测海楼藏书”，一时名冠天下。诸如二吴这样的徽籍藏书家，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文气之外，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在徽商的身上，还有很重的仁德之气。汪应庚，这位歙县籍的盐商跟江春一样，也曾经是扬州的盐业总商。富甲江南之后，这位敦厚的徽州人总想着如何造福一方百姓、如何发扬儒学的济世意义。汪应庚曾经在江南大饥荒时救活了近十万民众，也曾在扬州重修平山堂，栽松十万余株，兴修了蜀冈，并和他人一起建造漆园供扬州的百姓游玩。值得一提的是，平山堂不同于私家花园，它是对公众开放的。当年写《浮生六记》的江南才子沈三白在游览平山堂时，称赞平山堂的品位之高，“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如此”。汪应庚也因此在江南的百姓中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汪应庚去世之后出殡的日子，几乎全扬州城的百姓都赶来为他送行。在此之后的很多年，每逢汪应庚的祭日，扬州乃至江南的老百姓都会自发地在平山堂等地为他烧香。另一个与江春齐名的歙县籍徽商鲍漱芳，在他富甲天下之后，这位徽州人也一直思考如何为社会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1805年，黄河、淮河先后发生水灾，淮河流域的洪泽湖也破堤，鲍漱芳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救济了数十万灾民。扬州兴修水利、疏浚芒稻河，他捐资6万两；改六塘河从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

虽然有些徽商的捐资深究起来也有点不情愿的成分，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善举多由官府号召，但总体上来看，深受儒学影响、怀有济世情怀的徽商在这方面还是做得较好的。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捐助中，他们找到了个人的价值所在，也得到了不少安慰。

到了康乾盛世，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达到盛世的顶峰。

之所以说“无可奈何”，那是因为这个“顶峰”有很大程度的虚假性。客观地说，扬州盐商的兴旺主要靠垄断政策、靠专制制度的支持。并且，这个“顶峰”还有着分水岭的意思，寓意着盛极而衰。扬州数百年的盛世就像是历史上的一次豪华盛宴，浓丽繁奢，莺歌燕舞。

似乎在突然之间，那些曾经富甲天下的徽商就不知所终。这一切就像是一艘庞大雄伟的巨轮，起先是呼啸着，乘风破浪。然后，巨轮倾斜沉没，变得无影无踪。关于徽商衰落的原因，跟它的兴起一样，曾有多种说法，但我想，任何事情的成因都与它的自身以及所处的时代有关。每一个自身以及时代都暗藏着生长以及摧毁的无形力量。徽商自然也不例外。

梅花落了，桃花开；杨花落了，李花开……扬州的四季跟所有地方一样，都是轮回，都周而复始。烟雨迷蒙中，时光已逝；云卷云舒间，满城飞絮。对于现在的扬州来说，景已不是那个景了，人也不是那个人了。昔日的徽商再也没有了踪迹。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如梦一样消失，如烟一样遁去。

伍如露：遍地风流

高人即仙

李白走到哪里，哪里便有诗。

他来到徽州，是为了寻找一个叫作许宣平的隐士。那一年李白在洛阳同华传舍的墙上看到过许宣平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夫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这样的诗作洋溢着一股飘逸之气。李白读了之后连连叫好，他想去找这个人，也想去这个人居住的地方看看。毕竟，能忘了“甲子年”的人，肯定是一个高人；而能让人忘了“甲子年”的地方，肯定是个好地方。

于是李白来到了徽州。当李白一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便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这里会让人“不知老”了。这哪里是人间呢？分明就是一个仙境啊！生活在这样的仙境中，当然会诗兴大发。李白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许宣平能这样的才子会出在徽州，也明白了为什么许宣平写出那样的绝世佳作。

在徽州，李白沉醉于如诗如画的山水之中。他像天女散花一样，将诗撒得满地生金。黄山当然是要去的，去了之后，李白就是李白，对着黄山口吐莲花：“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歙县肯定也是要去的，到了县城边的练江一带，李白踱步进了半山腰的酒肆，看着眼前练江的镜花水月，诗兴大发：“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李白对于新安江的美，恍兮惚兮，踩不到步点上。李白在歙县太平桥附近喝酒赏月的高处，后来便改为“太白楼”。而因为李白诗中的佳句“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门口练江中的那片沙滩便变成“碎月滩”了。这倒是一句好诗，每当皓月当空，从太白楼上看下去，碧波之中，一片碎月，河泛银光，塔影桥身，宛如仙境。

李白也可以说是追随着东晋诗人谢灵运的脚步来的，大谢与小谢，是李白一辈子的偶像。谢灵运也到过徽州，他可能是最早被新安江激发起诗情的人，他写道：“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意。”诗写得一般，所以李白看了后，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印象。李白之后，范成大来过，苏辙、杨万里、汤显祖也来过，范成大的诗写得稍好一点：“宿云埋树黑，奔溪转山怒。东风劲光影，晃晃金钲吐。”这样的写景抒怀，虽然与景致相比显得平平，但因为他们本身的名气，仍像空谷幽兰，散发着淡淡的余芳。比较出名的是曾经走遍全国的徐霞客，他不仅亲自攀登黄山白岳，还留有两篇脍炙人口的日记《游黄山后日记》以及《游白岳山日记》。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那句深深的慨叹：“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而后天下无山。观止矣！”还有那句“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哪里是诗啊，分明就是名山广告。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明代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全诗为：“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这首诗对徽州到底是褒是贬，意见不一，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引起过争论，后来却不了了之。汤显祖当年跟徽州是曾有过节的，但写这首诗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从这首诗的字面意思来说，用来表彰一下徽州，似乎也觉得妥帖。大约古往今来人们都有从众和媚俗心理吧，慢慢地也就懒得争论了。于是，这首诗自然而然就被当作褒扬徽州的千古绝句了。

根据这样的诗句理解，到徽州是不需要做梦的，因为徽州本身就是梦想，这样的梦是与秀美和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地方既遍地流金，又山川秀美，并且能够实现天、地、山、水、树、人之间的和谐时，又何必再去梦想什么呢？

至于近代，来徽州最有名的，算是郁达夫、丰子恺和林语堂了。郁达夫是从浙江过来的，他从昱岭关一进入徽州境内，就变得文思泉涌，接二连三地写下《出昱岭关记》《屯溪夜泊记》《游白岳齐云之记》。丰子恺呢，则写了《黄山松》一文。这些都是文章中的经典，都是可以作为语文课文流传下去的。至于林语堂，这位儒雅智慧的大作家一直不太擅长写景抒情，虽然没有写文章，不过见多识广的他却掷下一句：“瑞士的山村，简直和这里一样，不过人家稍为整洁一点，山上的杂草树木要多一点而已。”林语堂真是一言九鼎，这也是称徽州为“东方瑞士”的由来。虽然林语堂没有写过徽州，但想必徽州的宁静和富足，丰富的徽州文化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作《生活的艺术》《吾土吾民》等，在文中似乎总有徽州的影子。

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当他们掠过徽州时，脚步会不由自主变得轻盈，而徽州，也因为他们的诗词佳句更加轻盈。

徽州的本土文人也不甘拜下风，凭什么对徽州的品头论足要依赖那些外乡人呢？自己写起来，有时候会更贴切，也更亲近。唐朝祁门人张志和的诗写得很好，他的那一首《渔歌子》让李白也望尘莫及：“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一共只有27个字，然而这27个字却挂满意象：青山、绿水、渔舟、桃花、白鹭、肥鱼、斜风、细雨。诗充满了静味，也闪烁着动感，一位有着闲情雅趣的渔夫跃然纸上，他一蓑风雨、从容自适、淳古淡泊、悠然脱俗，一种高远的情思和清空的意境也弥漫于空中。至于张志和所写的西塞山到底是什么地方，尚有争论，但我宁愿相信张志和写的是徽州的某一处。

这个出生于祁门张村庇的徽州隐士一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与李白相比，张志和似乎更具真正意义上的洒脱。依据张氏族谱，张志和是汉留侯张良的后代，自祖父那一代从金华迁至徽州。张志和自小聪慧过人，16岁那一年，就在唐肃宗举行的一次面试上脱颖而出，得到肃宗的宠爱，待诏翰林，以文字侍候于君王左右。少年得志，前程似锦。但张志和20岁时母亲猝亡，张志和回到祁门老家守孝3年之后，突然一朝顿悟，从此归隐山林，绝意仕途。

自此之后，张志和一直逍遥于山水之中。他曾经在黄山一带隐居，读书作画写字，平日里最大的喜好，就是钓鱼了。他的钓鱼，是在青山绿水中的修身养性，而不是如姜太公一样，是想以直钩来钓得功名。张志和对功名是没有兴趣的，他钓的就是鱼本身，这样的感觉，算是“见山还是山”的第三层境界了。张志和真不愧为“烟波钓徒”，那首《渔歌子》，分明就是一个钓徒所写——“西塞山前白鹭飞”，点明了钓场是一个鱼多的地方，因为此处有着白鹭飞翔。白鹭又名鹭鸶，是一种羽毛纯白、颈和腿部都很长的水鸟，专门栖息在鱼很多的水边，捕食鱼类。“桃花流水鳜鱼肥”，点明了垂钓季节正是桃花盛开的春天，湿润温暖，正是江南垂钓的黄金季节；点明了垂钓的鱼类是鳜鱼，鳜鱼是鱼中佳品，味美而肉嫩，性情凶悍，对钓鱼迷来说更有吸引力；点明了水域是流水，正符合鳜鱼的生活习性，鳜鱼喜欢在水流干净且有石头的地方栖息，“西塞山前”水底多石，正是鳜鱼栖息的好地方，也是垂钓鳜鱼的良好渔场。

闭上眼睛，一幅高士垂钓图浮现在眼前：烟波浩渺的江面上，一个清癯的隐士，留着三五寸长的黑须，披一块粗布，头戴箬笠，身穿蓑衣，手执渔竿，静静地坐在一叶扁舟之上，凝神屏息……钓鱼也是分境界的，分为暗钓、明钓、正钓、邪钓、魔钓、神钓、仙钓……很明显，张志和已达到了神钓或仙钓的最高境界。他的垂钓，分明是在追求人生的解脱和大自在。人生，就是在这样的艺术范畴上闪烁着诗意的光华。

这样的人真是半仙半人，连张志和的逝去都有着神仙般的寓意，甚至比李白的醉后捞月坠江而死来得更加飘逸。那时的张志和已隐居在湖州了，有一天颜真卿去看张志和，他们同游平望驿。喝酒喝到酣畅淋漓之时，张志和为大家表演水上游戏：他把座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酒、谈笑和吟唱。座席如云彩一样，在水上漂来漂去，时快时慢，发出哗哗的水流之声。不久，越来越多的仙鹤从空中飞来，在张志和身前左右翩跹起舞。众人一时看得呆了。恍惚之中，张志和在水上已渐行渐远，向众人挥挥手，冉冉上升随鹤飞去。

张志和最后成仙了吧，肯定是的。这样诗意的存在，会让徽州这块土地变得更加轻灵，也更加让人痴迷。

朱熹，也是徽州本土的大文学家，他的胸襟博大，写出的文章自然有一番天地境界。朱熹曾经两次到婺源，一次是1150年，当时朱熹刚刚21岁，才考中进士，荣归故里。看见家乡如此美丽，朱熹不由得大发诗兴：“郁郁层峦夹岸青，春溪流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处，鹈鸠两山相对鸣。”除此之外，朱熹写婺源的还有一首诗比较有名，那是朱熹有一次回婺源省亲经过县城北门朱绯堂的时候，看到幽静而美丽的景色，禁不住吟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176年，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省亲。这时候的朱熹已经参透天地之“理”，由一个白面书生成为真正的“大儒”了。其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可以看出，朱熹此时已表现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疑问。朱熹关切的，不仅仅是现实的家，还有精神上的家园。

艺术永远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徽州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近古文明的一个代表地区，那是因为徽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闪烁着人文和艺术的光辉，能够让后人从浩如烟海的艺术形式中，管窥到那个地方高悬的一牙弯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块莺飞草长的地方，那种自人类心灵生发的东西也生长得同样茂盛，蓬蓬勃勃，像这块地方随处可见的青草，也像这个地方随处可以见到的花朵。

一个地方，如果真正有灵性的话，那么出现的，就不完全是那种道统似的人物，而是能散发着灵魂光华的人。这样的人仿佛是光，能照亮一片土地，或者一堆人。徽州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科举制度，层出不穷的都是道统之学，他们皓首于经史，僵死的教条严重滞塞了这一地区的性灵，使得文化的走势呈现极端保守的倾向。在徽州层出不穷的“人才”当中，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一种很浓烈的匠气。那种有真性情、真才学，同时有丰富而优美的心灵的人凤毛麟角。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样的延续中寻找和发现，仿佛在天宇中寻找那些最闪亮的星星。

真正的大家，从来都是玩出来的。培养只能收获技法和规则，那是一种匠气，而神韵，往往离功利很远。客居在扬州的歙县人张潮正是这样的大家。当我最初读到张潮的《幽梦影》时，真是惊为天人。那样的文字就像是雨后夜空高悬的月亮，洁净，空灵，遍散光辉，洞察一切。后来我看他的生平，竟发现这样的智者竟是歙县人，顿生欢喜。徽州应该出现这样一位清风朗月似的人物。一个人，能写出这样高妙飘逸的文字，实在是命运的造化。但奇怪的是历史对于张潮竟然那样淡然，我们只能从史书的一些边边拐拐中去寻觅一点雪泥鸿爪。

张潮是歙县柔岭下村人，出身于缙绅之家，年十五补诸生，后来，他一直生活在扬州。这样的人是适合生活在扬州的，与徽州相比，扬州更自由，也更洒脱。山朗水润之中，有稻香鱼肥，有高车驷马，有繁华市井，也有衣冠人物，那是十足的温柔乡啊，张潮在这里当然生活得有滋有味。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读死书又读书死的人，他一直观察着生活，也享受着生活。张潮写过一部《虞初新志》。在这本书中，不仅收录了传教士南怀仁介绍巴比伦城等世界奇迹的《七奇图说》，而且还载录了黄履庄这样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发明家。黄履庄是张潮的姑表兄弟，也算是迁居扬州的徽州人，七八岁就“喜出新意，作诸技巧”。后来学习了西方的几何与机械之学，“而其巧因以益进”。所做的“奇器”有机械自行车、望远镜、温度计、湿度计、显微镜、管窥镜面等等，还有“造器之器”如方圆规矩、造发条器之类。

也许张潮天生就是喜欢清风朗月，就是喜欢奇技淫巧。这个民间高人喜欢的，就是思想随意飞翔的感觉，也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智力游戏。这样的思想和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本身对心智的拓展，这样的拓展，如果在一个清风朗月的天空下，一定会飞得很高。但由于我们的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排斥这样的飞翔和游戏，思想和欲望在被重重束缚的情况下，只能亦步亦趋地贴着地面行走，甚至匍匐着爬行。也许，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要求吧，为了维持低水平的秩序，必须约束那种飞翔的欲望。其实这块土地并不缺乏高妙之人，也不缺乏周密的理性和智慧，但社会拒绝了这种方向，并且错误地将很多东西引入了死胡同。

反观西方，由于古代一直是贵族世袭制，并没有以科举取士的一整套选拔制度，普通人干脆就死了出将入相的心。初看起来，西方的人才选拔制度似乎没有中国先进，但它更灵活，同时也避免了那种由死板教条而造成的广泛的误区。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由于文艺复兴以及商业的巨大发展，不入仕却从事科技创造发明的人，一样可以“富贵利达”，或许还会赢得像伽利略、牛顿那样巨大的社会声誉。自从18世纪英国人最先在全欧洲建立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有效制度，严厉制止非法仿造和假冒，确保革新活动的个人利益，进而更广泛地保护知识产权，大大刺激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每当我以西方的事例作为佐证时，我就在想，其实西方在很多情形下所走的，就是我们树立标牌警示“此路不通”的，但他们就是那样走下去了。事实证明他们所走的一些路，实际上是通衢大道，而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道路，却是死胡同。在文化上，我们的限制太多，这使得我们的面前不仅没有坦途，同时伤害了我们自己的脚，以至于我们很难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也很难攀上一座高峰。这样的限制，使得我们屡屡错失时机，至今仍跟在别人后面拾遗补阙。文化也是有着负面效应的，它让我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让我们一直离一条坦荡的大路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张潮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更多的，还是无奈，或者只是以自己心灵的博大和圆润来获取思想和性情的自由。对于中国的民间思想者来说，不能“达济天下”，就只好“独善其身”。自由的另外一层意思还在于，在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还可以借助于诗文来实现。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潮选择去了扬州，而没有待在亦步亦趋的徽州。毕竟，扬州不仅仅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温柔乡，有着富足和多彩的生活，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自由和宽广。

对于张潮来说，他才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做一只豢养的鸡呢，他的理想是像蝴蝶一样翩飞于花丛之中，像海鸥一样翱翔于蔚蓝的大海上，无忧无虑——“羽虫中紫燕，可云物类神仙，正如东方朔避世金马门，人不得而害之。”这句话说的是紫燕自由自在、神仙一样，活人里面只有汉朝的东方朔可以与紫燕媲美，大隐隐于朝，谁也伤害不了他，他还能日日逍遥。“猿狐鹤鹿之属，近于仙者也”。张潮更进一步说：“鹤，鸟中之伯夷也。”伯夷和叔齐都是商朝末期孤竹国的王子，开始孤竹国王以叔齐为王位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不受。周武王灭了商后，他们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亡。张潮喜欢鹤，是因为他喜欢鹤的优雅和自由，还有一种从容的姿态。

鸟不仅仅是自由，也是美的象征。“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世间有这样的美人吗？没有。这样的美人是见不到的。张潮还专门比较过鸟声：“鸟声之最佳者，画眉第一，黄鹂、百舌次之。”黄鹂、百舌的叫声虽然没有画眉那么好听，但“黄鹂百舌世未有笼而畜之者，其殆高士之俦，可闻而不可屈者耶”。“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人这一辈子，有花有鸟，啥也不求了。“春听鸟声，夏听蝉声，方不虚此生耳”。

张潮就这样一直对鸟情有独钟。这样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他内心潜在的喜好，也可以判断出他暗藏的飞翔愿望。“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在动物莫如鸟，在植物莫如柳”。相比于人，鸟的空间似乎更大，受到的拘束也最少，以物移情，想必张潮羡慕的，是鸟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方式和空间吧。

或许，张潮就是一只飞翔的鸟吧！鸟永远比鸡飞得高，鸟也永远比鸡快乐。

文房四宝的宿命

文房四宝在徽州的汇集，似乎有着一种宿命的意义。

在它们身上，似乎都有脱胎换骨、蜕变成精的意义。它们的历史与徽州的历史似乎一直是绑在一块的，它们与徽州同步发展，也影响着徽州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徽州合而为一，彼此之间不分彼此，在血液里合而为一。

墨就像“乌金”一样，它的诞生让人匪夷所思。这一点就如同酒，它自粮食中来，却不具有粮食的意义，它像是水，但却具有火的特性；也像丝绸，是用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意味本身就有点出人意料，像一个童话，或者是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疑惑成分的幻变。而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种仿佛是泥土暗藏生命的再生。几乎是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世界上最高洁的品质。就像位乡下农夫生出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

墨的诞生也具有那样的意义，它同样有裂变的神秘性。墨由松烟凝固而成，从特性上说，它跟松木已没有关系了。人们将大量的松烟放在一起，加入胶质，加入冰片，然后用铁锤不断锻打。那种在黑漆漆的工房当中传出的“杭育杭育”的声音，带着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关于墨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汉代，最初这种以松烟制成的固体融化成水，用毛笔蘸着写在竹间或者纸上的时候，任何一个文人看到，必会欣喜万分地发出赞叹。工艺与文化的关系往往是石破天惊的，它们就像魔术一样出人意料。墨的发明就是如此。它对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就如同纸与竹简的关系一样。《徽州府志》中曾这样记载——徽墨创始于唐末，易州（今河北）著名墨工奚超因战乱携子廷圭南逃至歙州，到了歙州之后，奚超再也走不动了，便在徽州安下家来。奚墨工看到徽州满山遍野有那么多马尾松，于是便想，还是做墨吧，只要有人写字，墨工总饿不死。于是奚墨工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徽州马尾松所散发出的烟质真是太好了，奚家很快就制出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当有朝一日墨流传到南唐后主李煜手中时，这个嗜书画如命的皇帝几乎是欣喜若狂。他立即派人到处打探，然后召见了奚廷圭，封他为“墨务官”，赐姓李，专门为他制作这样的乌金。

一个社会的风气总是跟权势的喜好有关，宋朝年间即是这样。这是一个文人的政权，儒风兴盛，与读书有关的东西变得极其盛行。李墨自然也是如此。当李墨在大江南北极其流行的时候，徽州的天空上，松烟滚滚，无数家庭纷纷加入了制墨行业，他们搭起一个个炉子，将那些质地优良的松树砍来烧火。松烟熏黑了制墨车间，也熏黑了制墨工的眼睛，他们蓬头垢面，身上总有长年不褪的烟火味。然后，徽州的墨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徽墨一直在全国制墨业保持着领先地位。到了清代，徽墨制作出现了四大名家，即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和胡开文。胡开文墨店作为后起之秀，善于把握时机，在商业竞争中逐渐领先，名列清代四大墨家之首。

胡开文原名胡天柱，是绩溪县上庄人。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开文从家乡来到休宁县城汪启茂墨店当学徒。由于干活勤快、不怕吃苦，不久被汪启茂招为上门女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胡天柱承继汪启茂墨店，回想到孔庙内“天开文运”匾额的象征意味，于是撷取中间两字，将“汪启茂墨店”改名为“胡开文墨庄”，开始了创业之路。

关于改换店名一事，民间一直流传着李廷圭梦点胡天柱的传说，说是胡天柱继承岳父汪启茂墨店时，墨店已濒临倒闭。胡开文日夜思索如何振兴店业，有一次他从老家绩溪上庄村省亲回来，路过一座山。当胡开文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天色已暝，胡开文只得摸到附近一座山神庙里夜宿。睡至半夜，忽然见到一位白发老翁站在自己身边，手托一墨。老翁笑道：“我是南唐李廷圭，知你接替汪氏墨店，店业待兴，特来转达神明旨意。你可将店号改为‘开文’，取‘天开文运’之意。”说罢，将一块神墨交与胡天柱，飘然而去。这样的传说有些神神道道的意味，甚至有胡开文假借神明做广告的嫌疑，但胡开文自此之后摸索出的一套墨模却成功了，用它制出的墨，震动了制墨界和文坛。

现在休宁县海阳镇齐宁街育才巷内，当年制墨高手胡开文的故居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由大厅、客厅、花厅、八合院、四个四合院、五个大三间以及账房、厨房等组成的建筑群，内有128个门洞相互连接。也就是在这里，胡开文让自己的产品蜚声中外。为了确保原材料质量，胡开文令其子在黟县渔亭办了一爿正太烟房，利用渔亭一带丰富的优质松木，精炼松烟，确保了产品的优质原料。此外，他改良配方，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标准，终于生产出一批墨质极佳的著名珍品，如“苍佩室墨”“千秋光”“乌金”等。

与其他徽商一样，胡开文内心中，也涌动着仕途功名的愿望。在以墨业致富之后，胡开文从九品头衔开始，一直孜孜不倦地捐官，直至被赐予奉天大夫，成为正宗的贵族。有了官衔的胡开文颇为得意，他经常穿着一袭官服，在店里晃晃悠悠巡查，这样的情景，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当时的人们会用无比羡慕的眼神看着他。头戴花翎的成功，或许才是真正的成功。也许是头顶花翎制墨的感觉更好吧，胡开文此后生产的墨越来越好，直至1915年他的后人所制的“地球墨”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徽墨终于令世人刮目相看。

和徽墨一样赫赫有名，且历史同样悠久的是歙砚。唐朝时山西人移民至徽州后，发现徽州婺源龙尾山的石头质地坚硬漂亮，便尝试采集这种石头雕刻砚台。山西曾以易水砚闻名，民间一直有制砚传统。当第一方龙尾砚雕刻完毕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歙砚的美观度大大超过了易水砚。于是徽州开始层出不穷地生产砚台了。据说曾经有一方金星砚台传到了南唐皇帝李璟的手中，李璟一时惊叹，赞不绝口，连称“歙砚甲天下”，歙砚也因此名声大噪。从此，徽州岁岁都要向朝廷进贡“新安四宝”，即澄心堂纸、李廷圭墨、汪伯立笔和龙尾石砚（歙砚）。

徽州墨砚在宋朝时已经相当有名了。当时的很多知名文化人，对徽州墨砚如痴如醉，也写了不少叹咏徽墨歙砚的诗：

皎皎穿云月，青青出水荷。

文章工点黝，忠义老研墨。

——苏轼

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

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

——蔡襄

至于神神癫癫、爱书如命的“米颠”，对歙砚就更加钟情了，曾有传说米芾以一方歙砚换得了苏仲恭的一套豪宅。不仅如此，米芾还写有一首诗，对于歙砚有着近乎广告词般的赞颂：

金星宋砚，其质坚丽。呵气生云，贮水不涸。

墨水于纸，鲜艳夺目。数十年后，光泽如初。

米芾的诗句并没有言过其实，歙砚的质地如玉，再加上鬼斧神工的雕刻技艺，当然算得上价值连城。从原料上看，歙砚的石料来自婺源县龙尾山，龙尾山位于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而砚台所需之石，往往埋在地下数百米深处，采石工人要冒着生命危险，悬挂于山峦之中，靠一锤一锤地凿、一镐一镐地挖，起早摸黑，一天才能采到十几斤至几十斤的石料。这种龙尾山石料质地发墨而不耗墨、贮水而不吸水、润笔而不损毛，经久而又耐用，除此之外，它还有坚细致密、纹饰精美的特点。

歙砚的雕刻技艺也是一流的。徽州人做事的精细程度历来为其他地方人叹为观止，歙砚雕刻的风格浑厚朴实，图案均匀饱满，刀法刚健。这也是徽州版画的风格。一个砚雕高手先是屏息凝气，在布局上力求掩疵显美，不留刀痕。然后，刀随意走，手劲得当，持刀稳，下刀准，推刀狠。歙砚的雕刻工序是：上图、凿坯，凿成墨堂、墨池，雕刻，磨洗，上油。歙砚雕刻师一般既是雕刻家又是画家，因为雕刻的眼上功夫最重，谋篇布局就如同在画一幅精美的画一样，但这个画又是不允许改动的，要一次成型，所以砚雕对于技法的要求更高。

至于纸，在徽州附近，有赫赫有名的宣纸。宣纸产在徽州附近的泾县，泾县实际上也是徽州文化圈的延伸，甚至可以说，泾县也是徽州文化圈的一部分，因为两地相距很近，泾县在民风民俗民情上也与徽州基本一致。所以说宣纸基本上与徽州也是合为一体的。五代十国末年，徽州除了墨砚非常有名之外，还有一种澄心堂纸也获得了皇家宠爱。《徽州府志》这样记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后者有长达50尺为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南唐李后主也极力推崇这种纸，建堂藏之，故取名为澄心堂纸。

关于澄心堂纸，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传世之作《五马图》以及欧阳修起草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拓印的《淳化阁帖》等，都是用澄心堂纸。宋代诗人梅尧臣还曾为澄心堂纸作诗一首：“澄心纸出新安郡，触月敲冰滑有余；潘侯不独能致纸，罗纹细砚镌龙尾。”

在徽州的边缘，还有大名鼎鼎的湖笔。湖笔虽说产于浙江湖州，但它的延续和崛起可以说是在徽州附近宣笔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宣笔的历史有两千年，韩愈所著《毛颖传》记载，秦时大将蒙恬和王翦在中山地区以竹为管、兔毛为柱制作第一批改良的毛笔。中山地区，正是指的皖南一带的泾县。宣笔可以说是湖笔的老祖宗，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后来由于战乱，宣笔的制作工艺流传到不远处的湖州。湖州，同样也是徽商聚集的地方。徽商的发达同样带来了湖州文风的兴盛，因为有着广泛的买方市场，才使得湖笔振兴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徽州包括徽州附近“文房四宝”的崛起，与徽商的兴起以及地方兴盛的财力和文风有相当的关系。“文房四宝”之所以兴盛，是有广阔的买方市场，同时由于徽商的遍走全国，他们一直将笔墨纸砚作为随身物件携带或者作为馈赠礼品，这样的风气促进了“文房四宝”的兴旺。因此从主、客观上来说，徽州可以说是“文房四宝”的温床，它促进了这些文化用具的发展。

当然，“文房四宝”的产生还有另外一层深厚的原因，宁静是一种积贮和酝酿，是默默的冶铸，也是与浮躁截然不一样的大家风范。任何文化的精髓，都需要在宁静当中产生、在宁静当中发扬光大。徽州的“文房四宝”，正是宁静精神的积聚和转化。从这一点上说，徽州是深得中国文化三昧的。想想这个概念吧，在徽州以及徽州附近，这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竟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载体——文房四宝的高峰，这样的天造地设简直让人瞠目结舌！那是因为徽州的宁静。徽州山水从总体上呈现的宁静氛围，在冥冥之中刚好蕴含着一种气韵，暗合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徽州这一块不大的地方，以这样整齐的方式，表达着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尊敬了。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有流水的地方，就有村庄；有村庄的地方，就会搭台唱大戏。

每年春天，年过了，油菜花开之前，在徽州，村落里都会搭起戏台来。这时候来自各地的戏班子就进村了。

《徽州府志》记载：每到2月28日，歙县和休宁的百姓，就会抬着他们先人汪国公的画像，走向街头，开始了盛大的纪念和庙会活动。“设俳优、狄革是、假面之戏，飞纤垂臂，偏诸革踏，仪卫前导，旗旄成行，震于乡村，以为奇隽。”

演的戏也种类繁多。起先是傀儡戏、傩戏、目连戏，后来便是徽剧。还有另外一种被称为“台戏”的，这种戏不需要搭台，只是在平地里戴个面具，捉枪使棒，咿咿呀呀叫着转上几圈。这是迎神赛会中的一种民间游艺活动。

乡野戏剧让徽州有了自己的民间灵魂。

明代的汪道昆就是看了这样的戏之后，立志自己人生走向的。汪道昆生于歙县，中了进士外出当官，仍然忘不了童年时所看到的社戏。勤政的同时，汪道昆一直试图写一点热热闹闹的社戏，让自己的一生富有情趣。这个愿望在他36岁左右时终于得到了满足，那时他在襄阳知府的任上，亲历了官场的不自由和精神压抑的痛苦，索性豁出去，以创作戏剧的方式来排遣内心的郁闷。汪道昆分别以唐明皇、楚襄王、越大夫范蠡、汉京兆尹张敞、三国魏陈思王曹植为主角，创作了《唐明皇七夕长生殿》以及《大雅堂杂剧》四种——《高唐记》《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

想想这样的人真是有意思，身居官位，心在江湖。他的身上该有一点神仙的气质吧，那种飘逸和洒脱应该是正统徽州所缺少的。但他就是拥有着这样性格的人。人生该是快乐幸运的吧；或者，有着另外一层痛苦，那就是因为自由快乐的性格被压抑和限制所产生的敏感。

或许对于汪道昆来说，只有在这样如痴如醉的唱腔里，才能感觉到生活的真实以及人生的况味，而这样的时光正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个出身于徽州盐商家庭的歙州弟子，似乎自小起，就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戏班进村，村里如过节一般热闹时，年幼的汪道昆总是跟前跟后开心得不行。一出戏，他可以从头到尾唱下来。汪道昆甚至在12岁左右的时候，瞒着他的家人，写了一出长长的剧本。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汪道昆少不更事的时候做的。后来，汪道昆不得不顺从家庭的愿望，暂时放弃了这一爱好，专心致志于乏味的八股文。而当他中了进士，当了官之后，那种久居于内心深处的东西爆发了，自我重新回到身体内。汪道昆几乎全身心地投入戏剧创作当中。

汪道昆的文采也好。《五湖游》一开头，那种烟雨蒙蒙的韵味在对白和唱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落落淮阴百战功，萧萧云梦起悲风，齐城七十汉提封。

弃国直须轻敝屣，藏身何用叹息弓，百年心事酒杯中。

我爱鸱夷子，迷花不事君。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烟云。

可以想象的是，汪道昆在创作时，一边提笔写下，一边大声吟诵，那样的感觉，仿佛身体腾空，灵魂也随之飘舞。与这样的事物相伴，无论是看、是听，或者是写，都是可以让人飘飘欲仙的。

到了清朝，似乎连徽州人自己也没想到，在这个清静乡野中上演的社戏，一不留神，就进了京城，风靡京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娱乐方式。

缘起还是由于徽州人。生于歙县雄村的户部尚书曹文埴在向乾隆告老还乡之后，去了一趟扬州。在扬州，他看望了做盐业生意的兄长，同时招了一个戏班回自己徽州老家。退下来之后总得找点事情打发时间，“资深”戏迷曹文埴一方面想让自己的老母在歌舞升平中颐养天年，同时也想正儿八经地给喜欢戏剧的乡亲开开眼界。

就这样，曹文埴把一个戏班带到了徽州，他给这个家班命名为“华廉家班”。到了雄村后，演出都是在自己的“非园”进行的，乡里乡亲的，都可以进来随便看。但由于昆曲是吴侬软语，老母听了半天也听不懂，乡亲们也是这样。曹文埴心里不乐意了，自己原先一直想让老母亲开心，现在老母亲听不懂，那么能不能把这样的戏曲改一改呢？曹文埴真是一个有心人，他一方面从太平、旌德、石埭等地请来了一些老艺人手把手地教这些小艺人，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另一方面曹文埴还请了些文化人，让他们为自己的戏班写了很多戏。在新安江边，改良过的昆曲内容上一下子变得跌宕起伏、有头有尾了；唱腔也变得刚柔相济、有板有眼。曹文埴的老母和乡亲们也都听得懂了。一段时间之后，曹文埴索性让他的“华廉家班”走出雄村巡回演出。当这些改造过的戏剧在徽州上演时，人们总是奔走相告，古老的徽州似乎一下子变得年轻了。

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皇帝的80岁生日。在此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戏班纷纷进京，争先恐后地给皇帝唱大戏，京城开始举办大规模的“艺术节”活动。退休的户部尚书曹文埴也带着他的戏班来了，只不过他把“华廉家班”改为“庆升班”，意为“庆贺升平”，讨一个吉祥的口彩。“庆升班”在京城共演出了《水淹七军》《凤凰山》《徐策跑马》等八出戏，这八出戏中的唱、念、做、打都显得高出当时流行的昆曲一筹。乾隆老爷子看得心花怒放，连连“打彩”，皇帝的打彩可值钱呢，一个彩就是80两银子。演出完毕后，乾隆破例接见了“庆升班”的全体人员。皇帝老爷子问：你们这戏叫什么来着？大家一个个在心里嘀咕：这是什么戏呢？昆腔、高腔、西皮、二黄、拨子、吹腔，什么都有，该叫什么好呢？正在无言以对时，机敏的曹文埴跪在地上，说：回皇上，这是徽戏。

从此，徽戏一下子大大出名了。乾隆和一帮皇亲国戚，点着卯要看安徽来的戏班。与“庆升班”一同来京城唱大戏的，还有另一个安徽戏班，那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庆班”。“三庆班”更是不同凡响，出资带他们进京的，是扬州的徽商。“三庆班”的风格以安庆二黄调为主，融合京腔、秦梆子腔、高拨子等，唱起来绕梁三匝、余音不绝。尤其是班主高朗亭，专工丑角，惟妙惟肖，整个京城都看得神采飞扬、神魂颠倒。

“三庆班”就这样留在了京城。不久，京城又来了另外几个徽班，他们是“春台班”“和春班”“四喜班”。“春台班”即是由赫赫有名的扬州徽商江春在扬州创办的。这个曾经在乾隆下江南时用盐堆起瘦西湖边白塔的两淮盐商总领，也是一个十足的戏迷。因为热爱戏剧，他把自己的钱大笔大笔地花在戏班建设上。在扬州时，“春台班”有一个来自安徽的妖冶男旦郝天秀，他在舞台上表演的功夫比真正的女人还风骚，并且含有猥亵和色情的成分。《扬州画舫录》卷五谈到，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动人、令人销魂，故人称“坑死人”。清代赵翼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颂郝天秀的表演，诗中写道：“铜山倾颓玉山倒，春魂销尽酒行三。”

后来，“三庆班”的程长庚闭门三载专攻二黄，他发挥自己原本昆曲唱得好的特长，把昆曲的演唱方法运用到了二黄中去，一时“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又别具沉雄之致”。“春台班”的余三胜，“融合徽汉，加以昆渝之调，抑扬婉转，推陈出新。而二黄反调，亦由其创制为多”。到了嘉庆年间，“四大徽班”不仅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取苏班（昆曲）、京班（京腔）和西班（秦腔）而代之。在此之后，“国粹”京剧横空出世，划出了中国艺术一道华丽的闪电。

徽州人啊，了不得——可以这样说，是徽州人，促使了京戏的诞生和繁荣。

再说曹文埴的“庆升班”。“庆升班”回到歙县雄村后，由于曾经得到皇帝的称赞和奖赏，身价陡增，也接到大批量邀请演出的订单。自此之后，“庆升班”就由曹文埴的族侄曹云舟率领，一直在外演出，只有当家乡召唤之时才回到雄村。咸丰时，该班李世忠、长寿再次进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于演出人员过多，班子一分为二，分别为“老庆升”和“新庆升”，两班仍打着“曹相府”称号。一直到民国初年，两班才告终结。“庆升班”历时130多年，在这么多年中，光演出过的剧目，就有一百多种。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徽州，就是在这样带有因果报应的热热闹闹中自我欢娱、自我教化。在这样的戏剧中，他们耐心地等待某个坏人被识破后被严惩；或为某个忠臣的冤屈感叹流泪；或者为了一个亡灵唏嘘哀叹。当台上轻薄的丫鬟把小姐的情人带进闺房之时，他们在台下大喊大叫；或者黑脸包公一声令下抬出虎头铡时，他们便会变得精神抖擞、群情激奋……这就是徽州人对戏的如痴如醉，也是中国人对戏的如梦如幻。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彼此相娱，彼此相融。

在徽州，至今还有那么多的戏台，在古老的乡村，在静谧的旷野。每次，我来到这样的戏台前，耳边总是会产生一些幻觉，我总是能听到锣鼓声声，像远古传来的雷声一样，轰隆隆地滚过来。

孤傲的渐江

有一个人似乎一直是徽州的另类。

这个人一直枯寡于世，特立独行，像新安江边水沼中的一只野鹤，也似黄山桃花坞的一头古猿。尽管徽州的山水美丽无比，他看起来似乎也喜欢这样的山水，但却一辈子游离于山水之外。他一直忍受着思想的痛苦，也享受着思想的痛苦。在他的身体内部，不是心灵，而是千万年的琥珀。

渐江的墓在歙县县城边的西干山披云峰上，山不高，但塔影荒寺、古木斜阳，别有一番风味。从这里，可以俯瞰山下的练江。从唐代开始，这里就是一个不俗之地，曾建有十座古寺，但后来这些古寺都毁于兵燹。渐江的墓不大，墓碑上镌刻着“渐江上人之墓”。虽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大画家的作品一直为人赏识，但他的坟头却非常荒凉，长满了野草，碑文也漫漶难辨。整个山峰一片寂寥，只有三两只画眉在树枝头悠扬啼鸣。据说当年渐江下葬之时，友人曾在他的坟头种下上百株梅花。每到冬天，坟头的梅花全都绽放起来，云蒸霞蔚。但现在，这些梅花早已没了踪影。

我第一次去渐江墓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一次我曾在渐江墓前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那里转悠，想在记忆中多留下点什么。后来我索性站在墓边的山头上呆呆地看着歙县古城，那时候的古城真乱，乱得像一锅开了的稠粥。那时候市场经济正拉开栅栏，每个人都在欲望面前乱了方寸。这时候还会有谁来关注一个古代的出家人呢？甚至连瞅一眼艺术的心境都没有。

前几年，我又去过渐江墓，令我感慨的是，渐江墓还是那样。这样的情景不免让人心酸，这样的凄清又似乎最正常不过。对于一个一生都难以为人所理解、只能在自己的字画中寻觅安慰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似乎最为合理。尘世里的荣华和纷争本来就不是他所看重的。他在生前就一直把自己的身躯当作臭皮囊，死后还在乎自己尸骨的随意抛散吗？这样的人，灵魂一定会高高飞翔的。

渐江，俗姓江，名韬，字六奇。出家为僧后法名弘仕，号渐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生，清康熙二年（1664年）卒，终年54岁。

关于渐江，徽州关于他前尘往事的记载一直有限，尽管渐江笔下的徽州和黄山是那样清晰。或许人们是在他画出石破天惊的画后，才认同他的。而渐江在出家之后，也一直对他的凡世生活讳莫如深，不屑谈也懒得谈。从目前资料看，渐江是在他祖父那一代由徽州去杭州的，本人也出生在杭州，自小爱好绘画。幼年时，因为父亲身亡，家业破败，渐江无可奈何回到了徽州，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以打柴为谋生手段，维持自己的生活，供养年迈的母亲。母亲去世之后，清兵破徽州，血气方刚的渐江跟随徽州人金声和江天一参加了抗清活动。金声、江天一兵败被杀后，渐江逃到福建的崇山峻岭里以吃野果度日。清顺治四年（1647年），渐江出家为僧，清顺治七年（1650年），渐江在他40岁时重回徽州。

关于渐江出家的原因，绝大多数资料，无不与“国破山河在”联系在一起，似乎渐江的出家与明清的改朝换代有关。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推断虽然无可厚非，但最根本的，还在于渐江的思想。当一个人对人生的本质产生困惑时，就会自然而然想起对寻常生活的逃避，也想起对生命真正意义的追寻。而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寻找的路径。从这个角度出发，渐江遁入空门是再正常不过了。“愧不方袍竟学禅，苦于烟水有因缘。”这诗是渐江写的，在诗中，渐江暴露了他学佛的初衷，其实学禅也是无奈啊！一辈子都在苦苦探寻，一辈子都没有圆满，痛苦始终无法挣脱，也无法超越——而这时候，画画就成了他内心的出口，有这样的情境和思想，也难怪在他的画中会有满世界的冷山冷水、枯寒料峭。

重新回到徽州，是渐江生命的一次契机。渐江就在歙县县城边西干山的一所寺院住下了。当了和尚的渐江，最喜欢吃的，就是问政山的竹笋了。“问政山笋甲天下”，的确是如此，这里的笋既嫩又鲜，散发着一股清香，啖食着这样的鲜美之物，即使身处红尘之外，也不深觉孤独和辛苦。除此之外，渐江晨钟暮鼓之余，就是寄情于山水、潜心于丹青了。

渐江曾写过一首诗，有这样两句：“闭门千丈雪，寄命一枝灯。”这样的诗，料峭得几乎不带一丝烟火味，这哪里像诗啊，分明是萧瑟寒夜里一缕奄奄一息的青烟。由于对生命根本的困惑，也由于对俗世人生的厌倦，渐江出家后的生活便是狷狂、便是参禅、便是出没于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西干山出家之后，渐江经常去黄山的寺院挂单，黄山的云谷寺、文殊院和慈光阁是渐江最爱住的地方。白天，渐江总在厢房里吟诗作画。每到夜晚，渐江则孤身来到寺外，在风声和松涛声中独坐于松树之下，参禅入定。有时候，渐江还会在月明星稀、风寒露冷的夜晚，一个人手捧长笛、双目微合，在陡壁悬崖上独自吹奏。黄山的夜晚寂静幽深，在渐江的笛声中，整个世界也变得单薄死寂，似乎只有笛声、风声以及松涛之声。笛声浓时，周围的群峰上竟然有万千老猿长啸啼鸣。这样的情景，想必就是天人合一吧！

渐江的生平就像是一幅萧瑟古画。也似乎是，渐江一直想把自己的人生也作为一种场景，他想彻底地走进画中，消失于画，也融化于画。与其无法解脱，不如找一个手段，作为永恒的寄托。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想脱胎换骨，那就困难了，毕竟胎是自己的胎，骨是自己的骨。但渐江做到了。看渐江的画，你会感到，他的画不带一点烟火气，这样的特立独行、绝不苟活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呢？而这样的决绝，源于对生活的决绝，也源于对人生的决绝。

实际上从渐江的画中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画细线淡墨、简静清幽，这是其柔的一面；但静而劲挺、简而宏大、淡而真力弥漫、幽而有凛冽之气，又不是用简单的刚柔之分就可以判断的。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渐江的笔下，竟有着如此的徽州和黄山。在他的笔下，黄山石与黄山松瘦骨嶙峋、墨汁枯干，这哪是现实世界中那个秀美奇丽的黄山呢？没有云腾雾绕、云蒸霞蔚，在他的笔下，黄山分明是一座寒冷而孤峭的枯山。而这样的冷，不仅仅是寒，甚至可以说是冰。这样的笔法后面，是一个孤寡的灵魂——似乎，渐江是在恨这个世界。心中有着大恨，也有着大冷，所以山水在他的笔下变得如此枯寒。在渐江的眼中，看不到青山绿水，他所见的只是冰天雪地，是一种刺人骨髓的寒冷。

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位孤傲之士、猖狂之人。他已饱识人世万象，却仍然惊异于这宇宙之大存在，醉心于天地之大美。他无心作秀，不求哗众，只有沉思，还有笔尖的不甘心不认命。孤傲不是自大，不是寂寞，更不是故作清高的矫情。孤傲是闪电的光亮，散发着耀眼的光泽；孤傲是一种坚毅的个人品格，也是一种浩然的生命底气；孤傲是一意孤行的精神，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也是义无反顾的内心力量。它一直具有一种高贵的排他性，它是无法模仿的大家风范，有着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从容，也有着对浮华生活的透彻了解和对世俗的鄙视。

渐江为什么会孤独？又为什么在孤独中表现为孤傲？这样的问题，似乎不是个人的命题，而是生命本身的命题了。当一个人极度地陷入生命的思考并且义无反顾步入形而上道路的时候，他的身前左右肯定是万丈沟壑，什么都不足以缓解他内心的困惑，也无法阻止他内心当中的凶险。徽州自渐江之后，包括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以及后来的虚谷、汪采白等，似乎集体陷入了一种形而上的怪圈。在他们的笔下，空灵和枯寒突变成了心中的圣灵。这样的原因，是对那种呆板木讷理学集体的背叛，还是对那种宁静安谧生活的不满？

泰极否来，否极泰来。当徽州集体陷入一种呆板的秩序当中时，必定会有另一种力量拔地而起。徽州一直流淌着这样的寒冷潜流。在绝大部分人热衷于功名利禄的阳关道时，也有极少一部分人悄悄躲避于山林之中，思索着生命的真谛。他们脱离了主流，只是悄然把自己当作一盏油灯，以自己的精气为芯，坚决地点燃。这样微弱的光当然不可能照亮别人，却能使自己通体透亮，尽享生命的光华。

对于这群决绝的斗士而言，世界只不过是纸钱飘荡、蝶舞鸦聒的乱坟岗。而他们就像不肯认命的天狗一样，仰首上空的月亮，发出不屈的吠声。

在关于渐江的文字资料中，其友人汤燕生说得最为深刻：“夫工于画，非隐君子不至也，隐则逸，逸则静，静则专，专则孤、为洁、为简、为密，无妙弗臻焉……外迫于身世之相遭，而内息心于时之无可为役，俯仰流辈之难与作缘，而时时惊愕于所见所闻之多异。平生所志，百不一宣，故踯躅于山椒水崖寂历无人之地，而故托之翰墨游戏以送日而娱老，高洁峭刻，一意孤行。阅其画，如对其人。其遇，足悲矣……”

如此情境，应该是一种大悲吧！这样的心境哪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呢？他们只能从他的画中看到触目惊心，看到冰天雪地，看到狂狷，看到洁净。他们哪里知道，这样的触目惊心背后，是那种绝世的孤独和清醒。依我看来，出家后的渐江所关注的已不是他个人的命运，他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是世界的本质，是人生无常的内核。当个体的疑问遭遇到硕大无朋的黑洞时，那种油然而生的悲凉，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凉，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凉。

也可以这样说，渐江不是生命的消极者，他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理解人生，并且以自己的理解探索着另外一种文化之路。狷者、洁者，比起那些游戏于污浊世上的“积极入世”者其实更健康向上。即使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残留的也是理想纯洁的灰烬。渐江的山水画，既是一个孤傲生命刻骨铭心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视野的拓展和宏大的反省。渐江正是以其滴水成冰的寒意，反观着我们自得其乐的日常生活；以其高洁，俯悯我们琐屑卑污的精神世界。

当然，从严格的佛学观点来说，渐江并不算是一个得道高僧。得道之人的内心应该是温润的，也是温暖的，甚至可以说是能与俗世相拥抱的，是一种真正的“菩提萨垂”（觉悟有情）。而渐江在画中所表达的境界，却是孤寒而枯寡。渐江以他特立独行的方式，令世间多了一种审美的范例，也多了一份精神的审视。躲入深山，却遗下了一片胜境；躲入艺术，便绽放了一朵奇绝的花朵。

真正的艺术，必定是孤独的；而所有成大器者，也必定是孤独的。一个人，必定是在孤独中方能探得人生三昧。我甚至觉得从某种方面来说，渐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味开给徽州的清醒剂。在这个优美、中庸、平和、富庶的地方，也正是渐江赋予了徽州另外一层意义，也使得徽州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关于新安画派，说法并不一致。最早，徽州的画家有明代休宁人丁瓒、丁云鹏父子及歙人李流芳等，到了明末，休宁画家程嘉遂、李永昌等崇尚倪瓒，枯笔皴擦，简而深厚，开始形成“新安画派”之风格。但真正形成“新安画派”并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则是以明末清初“海阳四家”渐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出生于黄山脚下、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遗民画家，深怀苍凉孤傲之情。忧伤，像烟一样，笼罩着他们，也从他们的身体冉冉散发。在这样的愁云下，一种枯淡幽冷的出尘之烟悄然逸出，这也使得他们笔下的世界变得超尘拔俗、凛若冰霜。

渐江的两句诗“卜兹山水窟，著就冰雪卷”——卜居在这山水灵奇之地，画出冰雪般晶莹严冷的画卷。从这样孤寒的感觉中，我们可以明白渐江与这个世界的距离。这样的人必定是孤独的，是一种孤独至极，造就了他的艺术生命。冷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虚空，是无。而无，在渐江看来，才是世界的真谛。

天生一个黄宾虹

和渐江一样，后来的徽州人黄宾虹在艺术这条小径上走着时，同样感到孤独。

孤独有很多种方式，有一种孤独是枯寡，是一种颓然的姿势，是剑走偏锋；而另一种孤独则与智慧相关联，是那种醒悟后的超然。如果硬要把渐江与黄宾虹相比，那么渐江似乎就是冰山之上的枯寡，而黄宾虹则是呼风唤雨的圆润。

清光绪二年（1876年），12岁的黄宾虹随同父亲一起从浙江金华回到歙县老家参加童子试。当这个少年来到久别的家乡时，眼前一片山清水秀，老家的一切漂亮而富有魅力。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立足站立，前后左右都是无可挑剔的画面。这样的感觉使得少年黄宾虹涌起了当画家的愿望。受酷爱绘画的父亲影响，黄宾虹很快就喜欢上画画了，他先是从徽州开始游历，出门写生。周游一段时间之后，便又回到自己居住的村落，背靠着单调的墙色，调和出色彩缤纷的惊世佳作。这样的行动，一直延续到他离开徽州。

现在，位于郑村潭渡的黄宾虹故居是一座极其普通的徽州民居，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特点。进入大门之后，是一个小院，院北是正屋，悬挂着宾虹自题的“宾虹草堂”和“虹庐”。庭院西边有“玉森斋”，台阶前有一块玲珑的湖石，被称为“石芝”，光亮如新。或许在黄宾虹的潜意识里，石头就是绘画的精神；正是在潭渡，黄宾虹明白了自己一生的道路该如何行走。这样的人生顿悟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那样的艰难，有时候甚至需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但对于黄宾虹来说，这样的顿悟与规划，却是那样简单，轻轻松松、易如反掌。黄宾虹的整个人生，就像是绘就的山海云月图：雨后的山峰青翠，丛林中流淌出淙淙的山泉，画面既清新明朗，又清澈见底。而他所拥有的精神世界，似乎一直就那样风轻云淡、充满生机，既婉约秀润，又雄浑苍劲；既近在咫尺，又浩渺无边。

对于黄宾虹来说，他这一生可以说是走得相当明白，仿佛从一出生起，他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该做什么，生命的每一阶段又该做什么，自己将达到怎样的高度。黄宾虹从没有关于生命的困惑，也没有关于人生的困惑。有一种人似乎是生而知之的，这生而知之是指在自己的生命中从不犯错误，永远保持一种清醒的对于自己的指引力。黄宾虹似乎就是这样，他一直依靠自己的直觉行进，从不走弯路；他似乎在冥冥之中就能认清自己面前的道路，明白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人生的结果。他的一生走得非常从容，一路欣赏着风景，谈笑之中，尽得人生三昧。

这种看似有些玄乎的说法，实际上从黄宾虹一生的足迹之中可以得到印证。与很多画家相比，一开始，黄宾虹就把自己的艺术之路走得异常扎实。这个人是极具天赋的，对于中国绘画艺术来说，他甚至可以说是“根正苗红”——现在看黄宾虹早期的作品，能从那种极其随意的挥洒中，看出一种成竹在胸的气定神闲，也可看出黄宾虹扎实的基础。这在弱冠少年中是极其难得的一种气质。黄宾虹自己说，他学习传统遵循的步骤是：“先摹元画，以其用笔用墨佳；次摹明画，以其结构平稳，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画，使学能追古；最后临摹宋画，以其法备变化多。”因为自小童子功练就的混元之气，所以黄宾虹一直到70岁的时候，还敢于变法，因为他变得起，也变得通。而他的变法，也并不是那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吃力转弯，而只是轻车熟路间，已飞越万重山了。

1883年，19岁的黄宾虹第一次登临黄山，那一年只能算是到黄山看看，走马观花也没有留下多少感受，毕竟少年不识“美”滋味。但1901年的黄山游给黄宾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一年他37岁，在登上玉屏峰之后，黄山的美让他感到震撼。他在游记中写道：“是日向晚风渐紧，闲步文殊台，左望天都，右盼莲花，而天都峰麓，积雪如盐。”当晚，黄宾虹躺在文殊院的僧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卧宿云房，衾寒若铁，风号振屋，覆瓦大可数尺，飘动欲飞。披衣启户，月色朦胧，朔气凛冽，恍疑大千世界都在惊涛骇浪中。天都、莲花宛然若失，不知其在云际也。”

具有宿命意味的是，黄宾虹此次游黄山竟和300年前的渐江一样，看到了在黄山峰顶中神秘出没的白猿。黄宾虹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有二猿从峰顶超越，已而交臂徐行，上绝顶去，宇宙之大，神奇傥恍，无所不有，造化无穷，悉未足以状云容之妙也。”不知黄宾虹这次所看到的白猿，是否就是那月夜渐江吹笛时长啸以和的莲花峰顶的老猿。

黄宾虹这一次黄山行一共画了三十几幅画稿。黄山让他悟到了很多东西。自此之后，黄宾虹六上黄山。每一次去黄山，黄宾虹都有一些新感受。自然永远是艺术的老师，确实是这样，它们所具有的道和技，哪里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呢?人只能摹仿自然，压根也谈不上创造。每一次，黄宾虹都是痴痴荡荡地沐浴在山水之中，让身体感受山水的呼吸，让心倾听山水的吟唱。然后，便是真切地感受灵魂与山水的共舞。

后来，画家潘天寿在评价黄宾虹时说：“宾虹老人师法造化，正是十里拜见一师，行万里路，拜千个老师，所以凭他的一支秃笔，画来形、理、意，妙合自然。”的确是这样，正因为黄宾虹得到了冥冥呼唤，对于山水，黄宾虹竟有点变得痴狂了，仿佛一时眼不见山水、笔下没有山水、胸中没有山水，便变得无法存活似的。在这样的痴迷中，黄宾虹遍走名山大川，先后“登临山东历山，漫游了江苏的虞山、太湖，浙江的天目、天台和雁荡；又去江西，游匡庐、石钟山；入福建，游武夷；赴广东，登罗浮，游越秀；远至广西，畅游桂林、阳朔、昭平、平乐。又自湘水入湖南，登衡山，游岳麓，放舟洞庭”。置身于天地山水之中，黄宾虹吞云纳雾，吮吸着山川之灵气。这样的游历是惊人的，甚至几近疯狂。一直过了80岁，黄宾虹才算是收住自己的脚步，他要真正地开始创作了，而此时，他的心中浮现出千山万山，大千世界的浑然气象在他心中消成气韵，在宣纸上挥洒成千沟万壑。

这样的化实为虚、化山为气、化气为相，无论对于山、对于水、对于人，都是一种造化，一种无上的机缘。

其实看黄宾虹的画就可以了解这个徽州人的内心世界。在黄宾虹的画中，我们看不到那种激荡，也看不到那种清冷之风。山是浓淡相宜的，没有斧劈刀砍，而是以短短的披麻皴勾勒成一座座安静的山。在画面中，唯有山中的植物以重墨、湿墨、浓墨、淡墨依次点染。清丽的山水、清丽的人物、不紧不慢的环境，这就是黄宾虹心中的徽州。景致在黄宾虹的画中是雄浑的，也是安然的；山也好，水也好，都有一派虚静。黄宾虹的笔力一直有一种厚重之气，这种厚重又似乎是以柔克刚的那种，像高手打的太极，绵里藏针，不动声色。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黄宾虹的画，说黄宾虹的画虽然用墨浓重，却能在画中见到无形的亮光。由于有着这样的画眼，黄宾虹的巨幅作品看起来总像是通体透亮的。这样的亮，很明显是黄宾虹心性修炼的结果。那种亮，是黄宾虹心中的佛光，照亮了他眼前的一切，痴痴游荡于山水中，心灵豁达而智慧。只有安静的心才是湿润的，才会是透亮的。而只有拥有一颗湿润心灵的人，才能听得见山水的吟唱，才能与天地合而为一。

一直有人拿黄宾虹与渐江相比。其实，黄宾虹与渐江有什么可比性呢?黄宾虹根本不属于那个枯冷、干涩的新安画派。他只是徽州人罢了，他与新安画派的所有人在气质、思想以及艺术观上都相差甚远。黄宾虹的山水画，不清淡、不高逸，而是朴实浑厚，有更多的自然之气和人情味。黄宾虹和渐江是不同的，渐江的山水画，笔多简略，长于干笔，失于无润之气；而黄宾虹则以湿笔为主，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元气淋漓。渐江的山水画是“逸品”，黄宾虹的画则是“神品”。渐江的山水以奇见长，奇中藏冷，其心境是无山又无水；而黄宾虹的山水则以厚见长，厚中含雄，其心境是纵恣奔放。渐江用笔偏于“减法”，疏白处见功力；而黄宾虹则是“加法”，密墨处显气韵。很难说两者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观以及人生的走势，决定了在他们的笔下，各有着不同的大千世界。

看黄宾虹笔下的山，仿佛如人，或蹲，或伏，或坐，或闹，或喜，或悲……在这里，执笔者那种不惊、不喜、不悲、不嗔，也从长卷中扶摇升腾，填满了身前左右，最后弥漫于观者之心。那样的感觉，其实就是黄宾虹的气息，也是一种博大的天地情怀。

因为是天成，所以这位经历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老人一直心怀感恩。他所要感激的，就是天、地、山、水，还有他的故乡徽州。在黄宾虹晚年所写的一首小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心境：

归隐贵溪山，结茅三两间。

行年九十岁，犹见是童年。

这种对于生命和世界洞察后的返璞归真，源自一颗温婉圆润的心灵。

大爱陶行知

对于生长于徽州的陶行知来说，他的一生就是被爱和施舍爱的过程。

这样的诠释是有道理的。对于陶行知本人来说，所有经历都可以说是苦难与幸运的交织，个人的天资和机缘，使得陶行知在最短的时间内大悟人生的真谛。可以这样说，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来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陶行知是幸运的，他一直享受着别人对他的阳光雨露；在此之后，陶行知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感恩”责任，他的生活转向对社会的回报，就像一片绿叶一样，孜孜不倦地报答树根的情意。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生于歙县黄潭源一个贫寒家庭里。从懂事那天起，陶行知就像一个幸运儿一样，感受到这个世界给予他的阳光雨露。与黄潭源毗连的杨村，是幼时陶行知与他的小伙伴们经常去游玩的地方。每次去杨村，陶行知总喜欢驻足蒙童馆的门外，听老秀才方庶咸为弟子授课。一段时间之后，老秀才觉察到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孩特别聪慧，便去黄源村找到陶行知的父亲，表示愿意收陶行知为弟子。此时的陶家已经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了，连拜师酒都请不起，哪里还有送子念书的想法呢?方老先生求徒心切，一看这种情形，决定免费让陶行知听讲。就这样，6岁的陶行知在开智之时就遇上了第一个好人，在最初的人生中踏上了幸运之路。

1900年，陶行知在3年蒙学之后，跟随父亲来到休宁万安镇，在一座私塾里继续学业。但好景不长，不到两年，父亲失去了公职，只好离开万安回歙县，陶行知不得不含泪告别师友，重新回到黄潭源。那时陶行知只有11岁，回到老家后，陶行知辍学在家，种菜、卖菜，与父亲一道砍柴、卖柴。13岁那年，经亲友介绍，陶行知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的新老师是徽城镇上路街的程郎斋。每天清晨起床后，陶行知都要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去卖，卖完柴后，再赶到程先生那里去上学。这样的日子真是艰辛啊！每天，陶行知都要步行20里地以上，但陶行知从不抱怨，相反，因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陶行知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好人。当时，陶行知的母亲在歙县天主教堂附设中学——崇一学堂打短工。陶行知在上完课之后经常赶来给母亲干杂活。有时干完活后，陶行知就站在学堂的窗外静静地旁听。这个一身破衣烂裳却勤奋好学的佣工之子，引起了英国牧师兼堂长唐进贤的注意。唐进贤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决定免费收留这个孩子进学堂念书，不久又免了他的伙食费。正是在崇一学堂里，陶行知接受了西方的新科学和新思想，从小小的山乡看到了崭新的世界。两年后，陶行知以学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赴杭州广济学堂学习，然后又转至金陵大学读书。

23年后，陶行知在一首现代白话诗中，怀念起当年父亲送他去读书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下新安”：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儿子的面上，望着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在金陵大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陶行知赴美留学伊利诺依大学，1915年陶行知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著名的哲学教授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和胡适相识了，两个徽州人在异国他乡相遇，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很快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此时，这个徽州乡下青年算是真正脱胎换骨了。这样的成长背景，可以说是陶行知形成“大爱”思想的关键。很明显，在陶行知身上，具有一种最质朴的宗教意识。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以及后来留学的经历，使得陶行知身上有着很浓郁的情怀，也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温暖心灵。那是一种油然对于人类本身最殷切的关怀，是对人本身苦难的关注。从陶行知本身的行为来看，很明显，他是以最基本的立场、最基本的行为来实现着他的人生价值的。也的确是这样，爱与真理一样，从来就是简单的，它一点也不复杂，但它却能包容所有复杂的东西，让所有复杂相形见绌。

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这个徽州青年回国了。回国后，他的全部想法便是感恩，便是回报。陶行知选择的职业是教育，而且是中国的乡村教育，他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要让中国许多跟他一样的穷孩子能得到最基本的教育，让教育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此，这个已经习惯于西装革履的青年总是把他的视线凝聚到中国的农村，集中到中国的最底层。他将他的悲悯和爱，全部倾注于此——创办学堂，让穷苦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推动中国的教育进步；到处募捐，让民众接受他的思想……每到一个地方，陶行知总是积极地阐述着看似最简单的思想。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比地投入，又无比地热忱。他就像一个乡村传道士一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不畏艰苦。他只是感到自己的行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陶行知甚至以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创作了很多浅显无比的童谣，来宣传他的教育思想，比如说：“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小孩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还有：“第一阶段，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6岁以前）；第二阶段，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10岁左右）；第三阶段，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17岁左右）；第四阶段，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以陶行知的博学和深刻，竟然埋头专注于整理这样的顺口溜，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叹。

现在，在涉及陶行知以及他所做的事时，我一直感到有点为难，因为理解这样的人似乎太简单了，因为过于简单，又感到这个人是那样的难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陶行知竟像是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太太一样，他所要求的、他想改变的，就是那种简单至极的东西。“和马牛鸡犬做朋友，对稻粱菽稷下功夫。”这是陶行知贴在亲自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礼堂里的对联，也是他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这一教育理念的具体说明。

陶行知是简单的吗?不，他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这个人21岁前就潜心研读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著作，特别推崇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哲学主张的人，哪里会是浅薄和简单的呢?只不过，他是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施了，而实施，又必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入手。这样的情形，就像一个数学教授，当他面对一群未开智的孩子时，要教授他们，就必须从一二三开始，从最基本的数字相加开始。陶行知很明显地下定决心做这样的启蒙教授了。为了宣扬“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陶行知先是把自己的名字“文浚”改成了“陶知行”，因为他想追求“知行合一”，但后来，他又觉得，“行”又比“知”更重要，于是他又再次改名，将“知行”改为“行知”。陶行知所有的工作，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理论问题实际化，用自己的亲力亲为，来为这个世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却一腔热情。

思想是复杂深邃的，心灵却是简单透明的。也许，这样的看法，就是对陶行知人格的最好诠释。

我曾经好几次参观过陶行知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当年就是陶行知就读的崇一学堂，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进行了改建。在馆内，悬挂着很多陶行知的生平照片。看得出来，陶行知一生为之孜孜不倦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当时，也许有无数人看到了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病，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医生，尤其是成为一个亲力亲为的乡村郎中。但陶行知却这样做了，他放弃了作为一个个体在生命中的很多重大事情，甚至放弃了自己。这也许就是陶行知的性格，往更远处看，这更是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性格。

实际上在陶行知身上，还可以看出很多徽州人的特点，那就是痴迷和坚持，有时候甚至有执拗的成分。但陶行知他做事的态度是有理想的，也是有情怀的，我甚至觉得有些浪漫主义成分，有着完全乌托邦的成分。乌托邦是可贵的，一个没有乌托邦想法的国度、一群没有乌托邦精神的国民，那倒是可悲的。

可以这样说，出生于歙县的陶行知是一个极具完美人格的人。说他完美，是因为在陶行知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那种陈腐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也看不到那种自以为是、物老成精的狡黠和智慧。我们在陶行知身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善心和爱，像丝绸般透明、像流水般清澈，那是一种真正的单纯，是一种远古的“赤子之心”。

现在，位于歙县古城内的陶行知纪念馆幽静而典雅，但我好几次路过这里的时候，都看到门可罗雀。在徽州一切都大热的情况下，似乎只有这个徽州人慢慢被人们淡忘，或许还被人们所曲解。

也许，最大的爱往往就是简单的。爱的传递，哪里需要复杂呢?有些东西似乎是生而知之的，比如说陶行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生而知之，什么叫无私，什么叫真正的智慧。

一个有大爱的人，内心一定是幸福安宁的。

陆如电：镜花水月

徽州旧事

宝爷

宝爷是个退了休的老干部，那时他住在斗山街114号。

宝爷喜欢养鸟。那时在斗山街，我们经常去宝爷家看鸟。宝爷用很漂亮的竹笼把鸟们挂在天井边的过道旁。第一次上他那儿时，我们认不出，宝爷就给我们介绍哪一种叫画眉，哪一种叫八哥，哪一种叫黄莺，哪一种叫鹦鹉，它们都有哪些特点。第二次上他那儿时，宝爷就跟我们说“晴雯”这几天精神有点萎靡，“袭人”饭量特别大，“宝钗”的声音婉转得像郭兰英。起先我们都不知所云，后来弄懂了，他是在说他的鸟。

宝爷给每只鸟都按《红楼梦》里的人物取了个名。这时宝爷就俨然如《红楼梦》里的宝二爷，陶然于一群尤物中间。当然，宝爷最喜爱的画眉，声音非常动听的那只就叫“林黛玉”。

一次，宝爷带“林黛玉”去城边上的紫阳山遛鸟，“黛玉”遇上对手了。在“黛玉”得意忘形放声歌唱的时候，一只乡野里不起眼的灰画眉飞到她面前，也放开嗓子唱起来。那声音如银铃似的动听，一下盖过了“林黛玉”。“林黛玉”在笼子里面上下直蹿，嗓子变得激越，拼命地想超越灰画眉。灰画眉似乎有意跟“黛玉”作对，婉转清脆发挥得淋漓尽致。“林黛玉”唱到后来，嗓子也哑了，一头从横栏上撞下来，口中流血，竟活活气死了。

灰画眉这才得意地啼鸣了一声长音，张开翅膀飞走了。

那一天，宝爷情绪迷顿，回到家，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他找了个木匣子，把“林黛玉”放进去。我们便跟宝爷来到徽州师范，认真地选择了一片长着凤仙的花圃，挖了个坑，把林黛玉埋了。那凤仙如晚霞一样迷人。

从第二天起，宝爷每天清早就去紫阳山，提着个空鸟笼，里面放点小米，把鸟笼挂在树枝上，门开着，用一根很细的黑线拴着，自己躲进树丛中——线一拽，门就自动关上了。

宝爷还真有本事，没过一礼拜，他还真的把那只灰画眉给逮着了。

那只灰画眉果然声音非常好听，比“林黛玉”棒多了。那天宝爷呷着酒，我们在旁边吃着花生米。宝爷酒酣之时给灰画眉取了一个名字，叫“王婴宁”。这名字果然好听。宝爷得意地说，婴宁是《聊斋》里会笑的女鬼，这只画眉肯定就是那女鬼变的。

从那天起，宝爷继续领着“王婴宁”“宝钗”“袭人”“晴雯”等在大宅里快快活活地玩耍，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轻松。

但不少人对宝爷是有看法的。有人告诉我，宝爷是南下干部，也是知识分子，真名叫王宝山。王宝山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他一次也没逃脱。宝爷有个特别好的爱好，跟伟大领袖一样，极爱看《红楼梦》。

跟鸟玩还真不错。前些天我回歙县，顺便问外婆宝爷的事，知晓宝爷仍在养鸟，现已92岁了，精神矍铄，他自己说，要活过一百岁呢！

“要是跟人玩的话，可能活不了这么久的。”外婆说。

鲍师傅

小时候寒暑假我总待在歙县外婆家，我外婆住在城里斗山街，那里有许多有天井的老房子，我接触过许许多多有趣的人，鲍师傅就是其中一位。

鲍师傅的样子很怪。他天生从头顶上分开岔子，这使他软软的头发总是南辕北辙，有一种很强烈的滑稽感，并且他还有一双很直愣的眼睛，跟你说话时眼睛很直地看着你，就像不会转动一样。后来我读乱七八糟的《麻衣相术》之类，总是说眼睛直愣的人很笨，也很善。但鲍师傅我以为是极聪明的。至于善良，倒像是那么回事。

鲍师傅跟外婆住同一个大屋，正对着厢房。他是棠樾人，那是有着许多忠孝贞节牌坊的地方。鲍师傅是裱画的，他父亲曾是旧时南京博物馆的馆员。鲍师傅说他年轻时是在南京长大的，在一所大学里学英文，并且还曾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演过话剧中的男主角。但我们那时总是半信半疑。

鲍师傅替人裱画。常见有干部模样的人郑重地送一些字画过来请鲍师傅裱。鲍师傅总是诚惶诚恐地接过来，然后迎着天井落下的光线，鸦雀无声地铺开摊子做起来，一边做，一边唉声叹气。每次做完，晚上鲍师傅总是去屋外的小店里打一点老酒，一边喝着，一边自言自语地骂些什么。胆小怕事的外公这时候总是把我们招进厢房。我听外公对外婆讲，鲍师傅又在埋怨那些领导了，说害得他受折磨。

外婆家附近就是徽州师范。徽州师范里有个公厕，是倚着旧城墙砌的，粪坑尤其高，有近十丈。鲍师傅最喜欢上那个公厕了。他每次出恭，总是要拉上个小孩做伴。我不愿意，他就嬉皮笑脸，苦苦哀求。因为是寒暑假，偌大的厕所里空旷无人，间或有麻雀在头顶、脚上飞。鲍师傅大约便秘，时间总蹲得老长，因为怕我烦躁，所以每次都要跟我说一些民间故事或谈论他对书画的看法。

鲍师傅说他在南京跟父亲学手艺时，曾亲手修裱过唐寅、八大山人、石涛的画。他赞叹好画水中可见暗石，鸡爪千姿万态无一相同，麻雀从空中落下收敛翅膀之形神跃然纸上，等等。鲍师傅在空旷的厕所里恣意地评价、褒贬。

我猛然觉得，此时此刻蹲在高高厕所上夸夸其谈的鲍师傅真有点不凡。

徽州出了个“老愤青”

徽州历史上是出过一些人的，有一些人很为徽州长脸，像胡宗宪、王茂荫、胡雪岩等；有一些人则让徽州的脸丢大了，丢脸的人当中，杨光先似乎是个典型代表。

《清史稿》说杨光先是江南歙县人，具体是歙县哪里，没有具指。杨光先早年一直生活在徽州，顶着个千户之名，衣食无虞。后来，大约觉得生活太平淡了吧，整天看山、看水、看风景太无聊，于是便把千户之位让给弟弟，来到京城做了一个职业“斗士”，专门跟“奸雄”做斗争。杨光先第一状告的是崇祯时的兵科给事中陈启新——杨光先听说陈启新非议宋太宗的《劝学歌》，立即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地给皇帝上书指责陈启新废前圣之学，“如此作孽，真不容于天地之间矣”。不过这一次上书由于杨光先没有直接证据，一次“群众来信”也不可能把事闹大。崇祯十年（1637年），40岁的杨光先听说大学士温体仁乱政贪污，便做出惊人之举，以布衣身份，抬一口棺材向皇帝上疏，以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杨光先的“炒作”原本是想引起崇祯注意，没想到这一夸张的举动让喜怒无常的崇祯很反感，杨光先“投鸡不成反蚀把米”，被抓起来打了一顿板子后流放辽西。好在杨光先的运气不错，他的“敌人”温体仁不久病故，杨光先被赦免回乡，“英名”也流传开来。

不过杨光先并没有因此在明朝捞到官职——明朝很快灭亡，满人取而代之。可能是满人听说了杨光先的“义举”吧，于是给杨光先在钦天监里安排了一个小差事，杨光先一下子成为“贰臣”。不过杨光先才不甘心蛰伏在大机关呢，他仍想通过“惊人之举”引来人们的注目。清朝初定，顺治皇帝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很感兴趣，对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很信任，将汤若望运用西方天文学成果所制定的新历法取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取代年久失修、错误百出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随后，主政的多尔衮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管理有关历法事宜。堂堂的华夏，怎么能用“洋鬼子”来掌握“天历”呢！“老愤青”杨光先愤怒了，他奋笔疾书了《辟邪论》等文章，上书要求将汤若望等“妖孽”连同“妖书”一起烧掉。杨光先的言行，透露着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连天历都被“鬼子”掌握了，大清肯定离亡国灭种不远了！杨光先肯定是读过《西游记》的，上书的论据竟是：一看汤若望长得金发碧眼，就知道不是好人，是妖怪！那个妖怪说“地球是圆的”，那么，球上球下之人脚心相对，球下的人岂不是倒悬？自古以来只听过顶天立地的人，从未听过有倒立的人，妖怪你试着倒立在天花板上走给我看看？

杨光先在顺治年的那些上书，一篇篇都被弃了，因为无凭无证，朝廷也懒得理会这样一位“疯子”。不过看得出来，那时候清廷的言论还是相对自由的，“文字狱”尚没有出现。很快，杨光先等来了机会，小皇帝康熙继位，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杨光先顺应形势上了《请诛邪教状》疏，折子列举汤若望西洋新历的多条罪状：一是所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二是新的历书只推算了200年，是诅咒大清短命；三是汤若望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以致连累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还说汤若望在澳门屯兵……这个哪是折子啊，分明是一把沾着“鹤顶红”的刀。

因为有杨光先这一把“凶器”，朝廷的排外势力联合起来动手了——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均因“妖言妖行”被判凌迟处死。没想到的是，判决那一天，天空突现彗星，京城又发地震，孝庄太后等人唯恐“天谴”，急忙干预，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羁于狱中（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只处死了李祖白父子等五人。李祖白跟徐光启一样，是当时难得的本土科学家，曾协助汤若望写出《远镜说》一书，将伽利略发明的现代望远镜制作方法介绍到中国。这一段由杨光先引起的“主义和科学”之争所导致的杀戮，史称“康熙历狱”。

杨光先赢了，“老愤青”风光无限，飘飘然一下子成了《封神演义》中“捉妖”的姜子牙。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因为对汤若望等人的攻击，朝廷竟以为他很懂历法，一道圣旨下来，任他为钦天监监副：你不是说别人不行吗？你来干干如何！杨光先根本没想到这样的结果，自己哪懂什么历法啊？这样的事，就等于让一个文盲去当中科院院长。杨光先窝在家里写了长长的《不得已》一文，上疏请辞。朝廷一看杨光先的上书，更是认定这个人立场坚定、谦虚谨慎了，当即传下话来：国家重任，岂能推辞。升他任了“一把手”！在这种情况下，杨光先只好凭着一颗“爱国心”硬着头皮上任了。

结果可想而知，“丑”很快丢大了——接掌钦天监之后，杨光先所造历法谬误百出：不仅一年出现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还把闰月算错；并且，对天文事件的推测，也全部失败。在如此情况下，朝廷只好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来治理历法。杨光先一看“鬼子”复辟，“爱国之火”又熊熊燃烧，当即提出要跟南怀仁比试历法的准确度。结果可想而知，在一场现场举行的推算中，“爱国的历法”无情地败给了“不爱国的历法”。“老愤青”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份上，杨光先依旧“赤胆忠心”：说中国的历法是从尧舜留下来的，“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杨光先一口咬定，“臣只知历理，不知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是什么鬼话！简直是“文革”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蓝本。这时候鳌拜已被杀，杨光先的后台也没了。“洋鬼子”南怀仁也学会政治斗争了，便“落井下石”地参了杨光先一本，列举证据，称杨光先为鳌拜的党羽。“划线”就是置人于死地啊——结果杨光先被判死刑，后赦免回乡。在回老家徽州的路上，杨光先悲愤交集，最后一命呜呼。徽州“老愤青”终于未能再次“咸鱼翻身”。想想“老愤青”杨光先的一生，真是可悲得很——问题就是问题，主义就是主义，那些你不懂的“劳什子”，干卿何事呢！

风情茶馆

古城阶级头的开口处摆着一方茶馆，四张桌子，四八三十二张椅子——很老很老的八仙桌、八仙椅。八仙桌、八仙椅其实是很讲究的，有的还很精细地刻着故事，穆桂英挂帅、崔莺莺张生什么的，大都是用红木，抬起来死沉死沉的。后来红木越来越少，便用樱桃木做面子，檀树做腿，仍然是死沉死沉的。内行人看得出那是赝品，阶级头茶馆的老板说自己的四张桌子不是赝品，是货真价实的红木。

那一年茶馆的老板年逾古稀，一个瘦小的老头，山羊胡子，嘴很瘪，抿嘴吸茶壶的时候，两腮便陷了下去。看起来模样很滑稽。老板总是用乌鸡爪似的手托着茶壶，朽木一样的腰虾勾着，贼小的眼睛放出绿光，嗓子沙哑。

经常来的老茶客们像嚼老咸菜一样知道了其中的故事。半真半假的说法是红木家具是大清皇帝赐予老板祖上的，日后岁月变更，天轮地转，家境慢慢衰落了，只留下了这屋子和桌椅。这故事总像兑了一遍又一遍开水的茶一样淡而无味。茶客们于是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舌苔上，咂咂嘴巴，空空地想着，想从甜甜浓浓的茶水中分辨出历史的更替来。

老板照例是从茶壶里吮吸一口，喉头上下蠕动一番，然后轻轻地颤动着，有一副黯然和木然的表情。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于是人们就注意到那乌鸡爪手捧着的茶壶。

那是一把很古老的壶，不是紫砂，像是黑色石头凿成的，一块整石头，细如玉，黑如墨，没有一点瑕疵，死沉死沉的。乌鸡爪手捧着的时候总有点颤颤巍巍。老板吮茶的时候，牙如褐色树枝，岔开得很恰当卡在壶口，那是最鲜明生动的。

茶馆开了好多年了，经历的变革自然不少。清末年间大学士返乡、国民党县长上任、杀“共匪”、游击队进城、秧歌舞、土改、大炼钢铁、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打倒“四人帮”……茶客们就是在这里呷着茶，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上演的皮影戏似的。老板就伏在高高的柜台上安安静静地沏茶。读书人喝淡的，搞政治的人喝浓的，女人喝热的，使力气的喝凉的，日日如此。“文革”时封了戏台，封了当铺，唯独茶馆未封。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冲水的大壶变成了小壶，有点龙钟的老板提着小壶，低着头在几张八仙桌之间走马灯似的跑。

“冲茶——”拖腔滑调仍然有精神。

茶道，那是老板的绝技。山阴茶，山阳茶，一看便知。阴茶，叶片厚；阳茶，叶片薄。品的工夫，就知道茶叶生的具体的地点。红土、砂土、黄土，花岗岩上生的茶叶最纯。黄山的茶、武夷山的茶，那都是石头上生的。泡茶，用蟹眼水，急火烧就，徐徐倾入，水一半时方入茶，不损颜色。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盖一揭，瓷杯中竟有一缕虬龙形状的雾，盘旋升腾，让人如醉如痴。

这是绝技。别人看得去，但总也学不去。

那时候茶馆里经常来的一个人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曾经是个右派，还曾经是北京的一个什么教授，一副很邋遢的样子。“好茶！”第一回喝上老板的茶之后，双目一亮，又猝然紧闭，醉然瞑目吸气：

“嘘——”

语文教师家里是不穷的，常收到儿子、女儿的汇款，钱便如数拿来喝茶、吃茶点。逢年过节或喜事，还请茶馆里的茶客喝。老板便抖抖索索地从铁箱中摸出裹得严严实实的草纸包，一小份一小份的云间茶，然后泡上，便见一杯一杯的中间氤氲起许多雾气来，沁人心脾。满屋子人都心津迷荡，都有一种飘然成仙的感觉。

这是茶客们最幸福的时候。

在此之后，语文老师和老板成了至交。语文老师整天泡在茶馆里。语文老师说得多，老板说得少。1976年春天语文老师离开古城的前一天，他终于听到了老板讲的故事。故事平淡无奇。一个大族旺姓祖上沾了茶癖，便千方百计搜罗各式各样的名茶：龙井、乌龙、毛峰、涌溪火青、女儿绿……以茶会友，吟诗作画。于是整个家底全被倒进嗓眼里，又升腾为一团雾气。老板在讲这番话时，异常平静，仿佛此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是在说另一个人的故事似的。

老板没有详细说那黑沉沉的石壶，只是说这壶是祖上传来的。也不知有多少代了，有无数上品鲜茶浓浓地浸在里面。品、尝、喝、啜、抿、饮……

那一日暖暖洋洋，天气极好。老板脸上潮红潮红的，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气色，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语文老师忽发奇想，说：“可以从你的茶壶里倒出一杯水让我喝吗？”

老板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点点头。他掀开茶壶盖子，里面黑乎乎的一片。老板没有放茶叶，直接倒入开水，然后把盖盖上，凝神注目。五分钟之后，老板拿过一只瓷杯，一泻倾下。语文老师立刻惊呆了：瓷杯里竟有一汪碧绿的茶水，清香味满屋弥漫。

语文老师怔住了，也很诧异。他战兢兢地捧起茶杯，舌尖刚刚贴上水沿，立刻，一股从未感觉过的清香像小股电流一样地从他舌尖渗入，快速穿行于腹腔。语文老师不禁战栗了一下，一种美妙的感觉弥漫全身，使他陡然间变得超脱一切，恍恍惚惚。在老长一段时间里，美妙凝固了他所有的思绪。

好半天以后，语文老师喃喃地说：“这是绝妙的茶壶，绝妙的，绝妙的茶壶。”

老板仍然一副木然的神情，他打了个饱嗝，有一股很清香的气味飘出来。然后蹒跚个步子，径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对着语文老师吟了一首诗，诗曰：

茶叶尖尖

茶叶青青

人心圆圆

人心浑浑

外婆的天井

那一年，外婆16岁，曾外祖父不经意瞥一眼正在堂前拾掇的外婆，突然发现这个小丫头变得窈窕漂亮了，于是似有触动。晚上悄声对曾外祖母说：她也不小了，该寻个人家了。

三个月之后，外婆便嫁给了外公。热热闹闹、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中，外婆咸涩的眼泪流了一脸。

外公的家庭并不富裕，是属于那种做小本生意的徽商。外公是一个懦弱而腼腆的青年，他的皮肤白皙，脸上永远带着慈眉善目的平静。不谙世事的外婆起先是整日整夜地啼哭，然后便是木然呆坐，但不久外婆就被清秀而缄默的外公融化了。她开始在心里暗自侥幸并且自我安慰：“老天算是有眼了，这个做我丈夫的人还算不错。”

第四天的时候外婆终于走出厢房，眼睑红肿如快要成熟的桃子。外公正在灶下生火烧饭，烟呛得他不断地咳嗽。外婆轻夺过外公手上的蒲扇，沙哑着嗓子说：“去，还是我来吧。”

也正是从那天起，外婆才真正留心打量起她的家来。这是一幢老式的徽派建筑，一跨进厚实的门槛，便是一个天井，沿着天井的两旁，是两座很陡窄的楼梯，上去便是漆黑的厢房。天井的正对面是堂前，堂前的两边也各是一个厢房，其中的一个便是外公与外婆的新房。

但外婆的视线一直久久地停留在堂前的天井上。

天井的中间是几块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旁边则是用卵石镶嵌起来的，看起来有些岁月了，从卵石的缝中已长出丰腴的青苔或者茁壮的小草来。抬眼上看，透过悬着风铃的屋檐，便可以看见蓝蓝的天，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鸟儿在上面栖息或者倏然飞过。

外婆便有点怔住了。

外公照例是要下新安做生意的，一个月后，外公又携着他的雨伞和算盘到绍兴去了，在一个阴暗窄小的铺面里继续他的掌柜兼伙计。外婆的大门照例是敦实而缄默地关闭着，她游离的目光穿透不了包着铁皮的大门，于是她便端坐堂前抬眼看天井上的天空。有时候她会看见阳光灿烂，有时候她又看见春雨淅沥。更多的时候她眼前是一片茫然，而她的思绪变得绵长而幽远。

外婆是读过几年私塾的。外公走了之后，她也会找出几本发黄的线装书，低低地吟诵古书上的诗词，比如《诗经》上的《兼葭》，“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比如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等等。低低的叹息声在老屋子里迂回。

之后外婆生下我母亲。外婆很用心地带着她。这时候外婆似乎并不感到孤独。她把一切爱都倾注到母亲身上。除此之外，她仍习惯于怔怔地注视天井上的天空。夜晚的时候，母亲在襁褓里熟睡，外婆则眺望黑夜天空上闪光的星星，听天井石缝里蛐蛐的低吟。

那一年外婆刚刚19岁。

在此之后，外公的小店也倒闭了，外公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潜回家乡再也没出去。外婆又接二连三地生下大舅、二舅、三舅……古旧的屋子一天天变得热闹和亢奋起来，外婆则一天天在啼哭与喧哗中变得慵懒和烦躁。那些线装书也被舅舅们撕扯得无一幸存。外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声嘶力竭地呵斥他们，教他们走路，教他们说话，让他们上学，然后把他们培养成为干部或者工人。

终于有一天，当外婆和外公守在空旷的堂前面面相觑，一缕阳光从天井上空斜照在他们的头上、脸上时，他们才在心中“咯噔”了一下，彼此发现，对方已经老了。

前几年，外婆与外公终于从那幢带有天井的屋子搬出，住进三室一厅的套房。去年冬天，我去看他们。外婆与外公都已经70多岁了，身体仍是很硬朗。只不过外公好静，而外婆好动一些。外婆总是叙叙叨叨地抱怨新居室在楼上，又太小，不方便。她说她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足不出户，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清楚。外婆的表情有很浓郁的惋惜成分。我注意到头发花白的外婆在叙述她的想法时，总是一动不动地注视天花板，脸上漾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

我感到震惊。我想象老屋里的天井，年轻美丽的外婆在那儿坐着，有月光水银般泻下来，把外婆塑成一尊白玉雕像。

外婆的心里有一座天井，天井外面的世界好大。

尾声

徽州如蝉。

在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现在的徽州当作蝉蜕的壳。

说蝉的意思在于，徽州一直是多变的，也是轮回的。虽然从一段时间，或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如同旧照片那样黑白分明，但总体上而言，在它的历史生命中，在诸多显露于表层的东西之下，潜伏着无数游离于这个世界的神秘因子。徽州就像蝉一样，一季一个轮回，一季一个性命；它一会冬眠于地表之下，一会儿又升腾于空中；它一会儿吮吸着树枝的甘露，一会儿又啮嚼着泥土的芬芳；它一会儿倏然离去，一会儿又转身折回。光影迷离中，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它的今生，哪个又是它的前世。

徽州又像时间河流上的一艘沉船。它一直满载着巨大的财富，满载着字画、“三雕”以及各种手工艺品，满载着思想、文化、家族等，航行在历史河流中。这艘巨轮在航行了很长一段岁月之后，湮没于年轮的黑暗之中。现在彰显于世的，只是一小块被波涛击碎了的木板。徽州走了，但却有那么多的有关徽州的谜留了下来，它们一直漂浮于时间的汪洋大海之上，被巨浪打得粉碎；也散落在徽州的乡野和巷陌中，成为墙角默不作声的野花碎草。在白天，它们幻变成荒野葳蕤的植物，迎风摇曳；而夜晚，它们则是躲在树林里的猫头鹰，潜伏着，警觉着，发出鬼魅一般的声音。我们一直难以见到它们的面孔；它们也似乎因为对我们缺乏信任，而不让我们看到它们的真面目。

2001年，在现今黄山市市政府所在地的屯溪区，发现了一大片隐藏在地底深处的石窟群，这些石窟空间很大、结构怪异，明显为人工开采，但其中却无壁画、无佛像、无文字，史料也未记载过。从现象上看，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采石场。如果它是一个巨大的采石场，那么它开采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年代，所采的石头又用于何处?如果它不是采石场，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洞穴究竟有何用处?它为什么一直尘封到现在才露出水面?这些疑问，现在都没有答案。更有人大胆地提出天外文明说——毕竟这个被称为“花山谜窟”的地方正好位于北纬30度的“神秘线”左右，与世界诸多大奇观诸如埃及金字塔、百慕大群岛、黄山等处于同一个纬度。

离花山石窟只有数里地、现属于屯溪的篁墩也是一个谜。在中国思想界流行达千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以及朱熹都跟篁墩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祖居地都是篁墩。据说，唐末农民起义时篁墩曾为黄巢部所占领，也正是因为那一次兵乱，程姓散落于全国各地，程颢、程颐的祖辈迁居河南，朱熹祖上迁至婺源。朱熹自序家世时，就曾毕恭毕敬地书上一笔——“世居歙县黄墩（篁墩）”。而后来的戴震，族谱显示，祖籍同样是在篁墩。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竟然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思想家有紧密的联系，这不是谜又是什么?

绩溪龙川的胡氏宗祠同样存在诸多之谜。那个偌大的祠堂，这么多年下来，竟没有一丝蛛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当然，胡氏宗祠最大的谜团似乎是村里的胡氏与丁氏的关系了。龙川整个村落是按船形布局的，这当然是风水理念在徽州村落建设中的具体实施。从高空俯瞰下来，即使是现在，也可以看出龙川就像一艘大船一样，拴在河边。但船是会漂泊的，这样的漂泊，似乎又是不好的征兆，而“胡”与“浮”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音——船当然不能“浮”走。于是，当年从桐城来的风水先生陆海鹤在村里转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发灵感，他告诉胡氏人家：无水不能撑船，但水“涨”船荡，这条船就要浮（胡）走，为了不让船浮走，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铁“钉”（丁）将其铆住，才能稳住，但“钉”又不能太多，“钉”一多，船不堪重负，就要沉船。由此，胡氏便从外地请来了一户丁姓人家，划其一块田地，并为其在胡氏宗祠旁建了一座丁家宗祠。丁家祠当然比不上胡氏宗祠气派堂皇，它就紧挨在胡氏宗祠边上，局促逼仄。令人奇怪的是，自此之后，在龙川，胡氏一直兴旺发达，而丁氏几百年来，几乎是代代单传。从现今健在的祖孙三代算起，丁氏已是十六代单传了！

徽州还有《金瓶梅》之谜——《金瓶梅》的署名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有一种看法是，《金瓶梅》一书诞生在徽州，是徽州人、明代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将《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抽出，演义成百回巨著的。理由在于，《金瓶梅》一书中，涉及诸多徽派建筑、徽州物产、徽州用具、徽州方言、徽派园林、徽派盆景、徽派戏曲、徽州风俗、徽州商帮、徽州饮食、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等。只要认真研读一下《金瓶梅》，就能发现该书的很多描写确与徽州有密切关联。尤其是语言，没在徽州生活过的人，就不可能有那样的语言方式。而且，《金瓶梅》成书的几年，正是汪道昆官场失意隐居的那几年，汪道昆完全有动机、有时间、有才气来写作这样一部“讽世之作”。

徽州同样是一个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徽州可以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保存相对完好的近古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看起来残垣破壁、野草杂生、蛛网遍布，但它一直闪烁着文明的光晕，体现着历史的痕迹，蕴含着曾经的田园理想。这座博物馆对于现今来说，远不止它的文物意义和历史意义，同时还有广泛的思想意义和人文意义。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和理想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共通的东西，那是人们永恒的价值观，它像天宇上的太阳一样，遍洒光辉。

在过去徽州府的所在地歙县，曾经有一首很著名的谜语，是这样说的：

二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

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

这几个字谜的谜底分别是“徽州朝奉”四个字，指的其实就是徽州。传说当年朱元璋到徽州，曾问徽州人有什么要求，徽州人便打了这个谜语。意思是说，徽州人从祖辈开始做生意，一直是皇恩浩荡得到皇帝许可的。朱元璋听后淡淡一笑，也懒得去深究了。谜语的深层含义还有什么呢?不得而知。徽州就像是一个由人类文化构造成的巨大迷宫，它在表面上所呈现的，只是最简单的和最基本的光华，它的真正内核，它所体现的精神和历史的内涵，却是隐藏在一片虚空和美丽之中。在更多时候，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然后细细去破解。

徽州还有很多谜。谜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对昔日以及将来缺乏整体了解的时候，它的支离破碎肯定是一个谜；而当我们自身，包括我们的知识体系还缺乏整体性的架构时，我们的支离破碎同样延续了这样的谜语。

世界就是这样具有辩证的意义。

又一个黄昏来临了，徽州浸淫在一片金色之中，树木金黄，虫鸟啾唧。晚霞中，人们依旧是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开始松懈下来。村庄和山野，步入了另外一种节奏，也步入了另外一种生活。白天与夜晚的区别并不只是像黑白分明那么简单，有很多东西，并不似我们所想的那样在黑夜来临时归于宁静。在黑夜中，它们会积蓄力量，或者汲取营养；或者是，夜晚才是它们真正的活动之时，它们会活跃于黑夜里，夜幕降临，它们的舞蹈便开始上演了。

白天与黑夜是轮回的，四季也是。蝉也是。当一个蝉脱去了上一轮生命的旧裳，咿呀一声飞上树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时间又重新开始。世界就这样在它的意识里轮回着，只不过，在轮回后的生命中，会不会残存着前世的记忆呢?

真实只有一次。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跋语

当我写完这部关于徽州的传记的时候，2006年已经落幕。2007年的第一场雪在我的窗前飘飘洒洒。

写作似乎也是有着惯性的。它就像拉车。我的作息时间变得机械而呆板。写作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我用我的回忆和想象拉起徽州在电脑里蹒跚而行。我的一只脚踏进旁征博引的泥淖，另一只脚则踏进想象和思考的巫术。说巫术的意义在于，只有这种幻变的方式才能将自己的整个思绪潜入古徽州内心的波澜——而这样负重和窒息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长吁一口气，身体回到了现实，但思想却一直刹不住车，我的灵魂还游走在烟雨空蒙的徽州。

也许对于我来说，能写作这样一部书实在是我的幸运。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一直想深入这片土地，同时也想挣脱这片土地；挣脱的愿望使我更加深入，深入又使我意识到更应该挣脱——这样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看起来像一种悖论，但我的内心却再清晰不过。世界的至理就是悖论，就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不仅仅体现在我与徽州的关系上，还体现在一切法则上。

而我的写作，实际上就是我挣脱和深入的具体表现。

80多年前，梁启超在阐述中国历史时，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朝到乾隆末年即18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19世纪至20世纪，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很正确的。确切的情况在于，在前两个阶段，中国文化并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短处来，并且还有一定的优势，而在后一个阶段，那种在发展以及文化中的软肋完全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情景，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浮意乱、无所适从。

在写作本书的那段时间里，很幸运的是我去了一趟大洋彼岸。这使得我暂时挣脱了徽州，进入了另外一种感觉。这样的感受作为一种新鲜的参照，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里是与徽州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它轻松、随意、健康、自由，它是另一种地方概念，也是另一种人文概念。我知道在我所见到的表面差异背后，存在着文化的内在控制力。一种文化取代不了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石头取代不了另外一种石头。并且我深有感触的一点是，从空间上来说，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从时间上来说，那种触手可及的东西看起来又是那样遥远。时间真是相对的，相对的意义在于，哪怕一点微小的改变和进步，都要耗去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就人类文明的方式而言，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一开始是在爬行，那时候的状态是蒙昧的；而后，在清楚地知道地球的形状、在明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后，文明才算是直立行走；再以后，世界进入了现代化，人们依仗着科技创新的能力，开始了文明的跑步阶段……至于往后，人类最终要依托怎样的方式，才能挣脱人类自身携带的阻力，实现自由的飞翔呢?

我有时想，就现时地球上的文化延脉来说，任何文明都是有缺陷的，也有自身的优点。徽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所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就如同河流一样；虽然支流不一，流淌向不同的方向，但它们的实质都应是一样的，都源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源于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只不过这样的河流有清有浊、有浅有深、有湍急有舒缓，但淌着淌着，河流自然会交融相汇、彼此不分，成为一条宽广的大河。既然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上流的诸多分支中的一种，即它就必定带有那个阶段文明的一些局限性，也带有人类自身的一些局限，它同样需要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融和撞击中不断升华。

在我看来，五千年奴隶与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生存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文化非常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平和，崇敬自然、和谐与简单；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明儒暗道（法）”的特征又非常显著。这样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当一种文化和学说从专制的通道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形扭曲了。这样的存在还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其他一些特质，比如说模糊性、虚伪性、实用性。这都是与西方很多思想文化所不尽相同的，也是与西方文化有差别和距离的。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指基督教的背景、希腊的理性思维、罗马的法律思想以及德国近代辩证法的结合。当然，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在它的发展中同样存在一个进步和提高的过程。

曾经一段时间里，我对于罗马文化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罗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存有互补性——中国文化所缺少的，就是罗马文化所拥有的；罗马文化所缺少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所拥有的。以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对人性，也即人本身的陌生和忽略，这使得这种文化在原点上缺乏一个强硬支点的支撑。一方面重视人伦日用；另一方面又极其忽略“本心”。罗马文化呢，致命的弱点在于对人性无原则的迁就。这两种文化相遇得太迟，而它们如果能做到互补的话，就相对完美了。一种持久的文化一定是兼收并蓄的，它必定能够宽容地吸取着，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中。而真正的好的东西应该说是世界人类文明共同的产物，是不应该被赋予“东方”或者“西方”标签的。

我一直在想的是，尽管中国文化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很多优点和缺点，但它一直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代生活和科学，蹒跚而艰难地朝前走着。正是如此，我觉得，在保存自己文化优点的同时，如何认真研究和注意吸取像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等，使中国文化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这应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最终是建立在这个民族人格和心智上升与拓展的前提下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民族文化，应该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一是如何确定徽州在历史文明中的位置，如何将徽州摆在一个适当的地位进行表达。如果将徽州放在一种世界视野当中来审视的话，它本身会显得渺小而狭窄，但如果不纳入那种大的背景之下，它本身又会变成津津乐道的自恋或者自怜。二是如何确定语言风格。徽州一直不是大漠江北，在整体上它显得细致而精确，又显得苍古而沉重。所以我在整体风格上不可能洋洋洒洒、大开大合；而在更多的时候，出于介绍徽州的需要，我又不得不用一种直白的语言方式加以描述。这样的反差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一方面，我不能用一种呆板的语言来深入描写一个灵性的徽州，另外一方面，我又不能将徽州写得华而不实。也因为这一点，让我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显得踌躇伤神，费思量，又难忘。

现在的中国，正在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速度发展着。历史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迅速遁去，而未来则是山雨欲来“春”满楼。那种强烈变化所引起的震撼以及失落一直让我们困惑和迷乱。或许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身前身后的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也许世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便只有世界史，没有地方史；只有人类史，没有区域史了。而接踵而来的光怪陆离，真的谈不上是人类的胜利和失败，或者是荣光和耻辱。这样的状况同样也是一个悖论，是这个世界无数无法解释和沟通的悖论群中的一个。

徽州老了，所以它在更多的时候，已变得失语和沉默。而我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诠释这种沉默。我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写作中露出破绽，但我知道，错误有时候会不可避免。就像唐德刚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版错误百出，到了二三版后再慢慢改正。在与徽州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像一个考古工作者，一往情深，战战兢兢，专注地诠释那些古化石的纹理。这样的化石深埋，它曾是时间的一部分，不过早已魂归故里，回归那不可捉摸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