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徽州梦

代序

我一直想描绘一下真正的徽州，那个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过辉煌历史，今天却些许沉寂的徽州。历史上的徽州，它曾经孤独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又孤独地弃我们而去。它就像我们眼前的河流，当我们看到时，它早已不是原先的流水了。世界在任何时候留给我们的，都只是它的背影。没有现实，现实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拦腰截断的一瞬间。当然，这样的感觉是哲学意义上的，也是最本质的。徽州的历史，从普通意义上说是公共的历史，是那种写在纸上、口口相传的历史；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个人的历史，一种具有私密性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会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关于徽州，我的记忆是大片大片的，就像黄昏时分天西边卷卷的鱼斑云一样。这样大片大片的记忆在经过岁月的搅拌之后又变得残缺不全，像一张破旧的古画一样斑驳破损。我的母亲是歙县人，而我自小在旌德长大，那个时候，旌德还算是徽州地区，所以我熟悉徽州的建筑、民风、方言、人物以及很多蛛丝马迹。我呼吸着徽州的气息长大，徽州的光与影便悄无声息地潜入我的身体，洇开，变成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关系总是让人难以释怀”，这样的说法是指一个地方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美好、亲切，还会有巨大的悲伤、忧郁、伤感、宿命、抱怨、疏离等等。当一个地方给人以复杂而不可言说的情感时，他才算是真正地与这个地方拥抱并且合而为一。这样的东西，绝不是那种单纯在知识范畴内进进出出所能替代的。

徽州位于安徽省的南部，从历史行政区划上来看，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相对稳定，它一直领着歙、休宁、黟、祁门、绩溪以及婺源六县。虽然徽州算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更应该是一种文化概念，这样的文化划分，使得徽州不仅仅包括现在黄山市的一些地方，而且包括皖南，也就是旌德、太平、泾县、青阳、石台等地。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同族与同根，看到徽州文化的延伸，看到一片云彩之下一模一样的文化和人。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并不算是一种很独立的文化，它应该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只不过是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现在的它保存得比较完整，遗留得整齐一些。徽州文化与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以前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太多，而徽州又相对偏僻，所以在更多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当年徽州文化很长时间的停滞曾经让徽州“自卑”，而现在相对的完整性又让徽州引以为傲。不过从更广的视角看，还是应该更客观地认识徽州历史和今天的价值，自始至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姿态。

从本质上来说，徽州一直建立在一种罕见的自然美与社会美的交汇之上。它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对文明持有一种敏感和积极的态度，如果把徽州已有的历史分为幼年、壮年和老年的话，那么，在徽州的幼年，它一直处于一种纯朴的农耕时期，充分沐浴着自然美的阴晴圆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尽享生命的真谛。而它的壮年时期，外界开始无形地渗透，一方面，人们的头顶升腾起文化的光芒，另一方面，财富开始进入，人们涌动着对于财富的欲望，也处处留下了财富的痕迹。而它的晚年，当现代化在山外的世界激荡喧嚣的时候，徽州开始破落，破落得像悬挂于天宇上的一弯残月，冷清、孤独，它已发不出光来，只能寂寥地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反刍着昔日的时间和荣光。

我一直以为，在研究任何一种地方文化之前，应该具有的是一种客观的参照物，是弄清观察对象在整个世界坐标系上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懂得中国文化，就谈不上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不懂得西方文化，就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理解；不懂得人类，就谈不上对民族的理解；不懂得宇宙，就谈不上对地球的理解。对一个细小东西的判断，必须先确定它的坐标系，确定它的时间位置和空间位置，明白它的前后左右……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互为犄角，彼此相倚。这样的说法，通俗的解释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人类文化是一棵参天大树，东西方文化分别只是其中的主要枝干，而地方文化只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枝梢。只有对最本质的东西有着清晰的感觉，才能将这种感觉传递到细小的末梢上。

对于徽州文化来说，只有对中国文化整体上有着一种准确的把握，才不容易跌入偏颇、狭隘以及自以为是。徽州的特点是朴素、简单，这样的特点，又是由自得、自享和自闭所造成的。这种朴素、简单、自得、自享和自闭从整体的意义上说，不应该单单指生产力的状态，与之同步的还有人们的认识程度。当徽州在明清时代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回流富甲天下时，他们在行为和思想上都坠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在行为上，他们脱不了“小国寡民”的桎梏，将所有财富都用来精心构筑自己的“桃花源”。在思想上，他们自以为参透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圆觉了所有的人情世故，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完成与山水的共融，从而完成人生的意义。这样的想法，从更高的精神程度上看，未免有点幼稚和天真，有点自欺欺人。撇开生产以及社会进步的狭隘之处不提，单就精神上来说，徽州人与很多地方的中国人一样，由于缺乏宗教精神，所以并没有在精神上完成一次真正的远行，而是在向前走过一段路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个小圆，自以为圆融了——这样的状态，很像是化蝶为蛹的感觉。蝴蝶虽然飞得不高，却以为遍知世界，然后自我成蛹，继而自我幻变。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任何地域文化都是有缺陷的，中国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就徽州文化而言，它自然是离不开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块大土壤的，而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局限和弱点就是缺乏真正的本土宗教精神。这样的宗教精神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开掘和维持人类的高贵品质，协调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并可以推动人类灿烂的艺术文化。虽然中国文化在宽泛程度上避免了因宗教愚昧所带来的很多磨难，比如说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甚至抛弃此岸世界被淹没的危险，但在思维的周密性、思想的广阔以及心胸和境界上却缺乏拓展。它表现在缺少抽象思辨的深刻力量以及深邃精致，缺少人类创新所应具有的不惑精神和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继而缺乏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悲悯情怀。中国文化中闲散的生产态度和生活方式极容易走向疲惫、慵懒和木然，也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很难形成一种坚定的张力……这样的整体缺陷当然是客观的，也决定了徽州文化的局限性，决定了徽州本身的局限——当年在外的徽商纷纷迁移回乡，购田置业，没有扩大再生产，除了当时社会限制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缺乏对财富的足够支撑。如果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法支撑财富的重量，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是一句空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自得圆满是可以的，但“天人合一”绝不可能。中国文化的很大一个误区就是将这两种在精神上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东西混为一谈，人怎么可以跟“天”相提并论呢！这样的自以为是极容易把人的行为导入一种歧途，那就是精神上的不再拓展。

这样的想法一直是我思索的，也是我想探讨的。现在很多对于徽州的理解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象得过于美好，在肯定它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高估了它的人文价值。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把徽州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的大平台上看，就能看出它的很多软肋和弱点：比如它精神高度上的相对低微；它过于强调稳定、和谐以及人际关系而导致的呆滞和刻板；它模糊而直观的把握所缺乏的领悟力；它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所导致的自以为是以及徽州人封闭和内敛所形成的小气和促狭……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住徽州的那种古民居，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歙县斗山街，几乎每年我都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老房子让我感到压抑，那种刻意的做作和修饰，那种暗藏着的狭隘心理，那种居住在里面的局促和压抑，还有那种在局促和压抑表面之上的华彩和自得……徽州的老房子有太多违背人本的东西，它一点也不阳光、不健康，像一个古怪的老人。当然，用现代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去否定历史上文化当中的劣根性是不太成熟的表现，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彼此之间甚至是不能完全替代的。但我觉得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及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以一种放松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宽容、诚恳、好学，然后自我完善。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觉得对于徽州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都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认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进步和升华的阶梯。

徽州越来越热了。沉寂静谧的徽州已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每天，有无数游客以及文人骚客拥向徽州，几乎每一个到过徽州的人都会着迷于当地的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叹服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向往当地人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们搜寻着古代徽州的古迹，一知半解地诠释着徽州，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他们哪里懂得徽州呢？他们多浮躁啊！他们的浮躁，还会给徽州带来浮躁。这样的浮躁使得现在的徽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生涩，甚至越来越虚荣。徽州变得越来越脸谱化，越来越戏剧化，甚至越来越时尚化。在急功近利的解说词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臆想和水分，见到了太多的杜撰和粉饰。真正的徽州正变得模糊，接踵而至的，只是图片徽州、文字徽州以及电视徽州。在浮躁和虚荣中，是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的，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正在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远去。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2002年底一个最严寒的日子，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我从合肥赶到歙县，去给我的外公奔丧。外公去世的时候已89岁了，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很小的时候，就跟很多徽州男性一样，下新安江到了浙江，先是在兰溪给人打工，后来又到了金华，帮当地人经营布店。那时正是我们家族从峰顶跌到谷底之时。我曾经在我的大舅那里看到过一个厚厚的黄皮账册，上面记载着外公的祖上到浙江湖州开钱庄时的收支，从账本上看，当时汪家在湖州相当兴旺。但汪家后来缘何从峰顶跌入谷底？这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一直到后来，我算是部分了解了这个谜。外公一直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世，他似乎知之并不多，也没有多大兴致去谈论这件事。徽州人对于自己的家世，都有点讳莫如深的感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子女众多、生活艰难，又要求割裂历史，所以对这样的话题就更没兴趣了。就这样，时光荏苒，我们的家族史，便与绝大多数的徽州家族史一样，成为永远的断章。

外公死的那一天天气极冷。在皖南，这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可以说是百年罕遇。母亲说外公是想故意折腾一下我们。这个一辈子谦恭少语、在徽城镇很有名的县政协委员“汪老好”也许对一生的落寞心有不甘，越是心有不甘，就越要折腾一下他最亲密的人，以便让他们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记忆里，外公从不对任何事情表示出过多的兴趣，甚至自己的家务事以及儿女的成长，他也从不过问。他总是埋头喝他的酒，一天两顿。即使是1960年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那一天，40岁出头的外公骑车数十公里赶到现场，他也没有一句勉励的话，只是进了屋，然后像一尊石像一样，坐在那兀自喝他的酒。这样的行为，是由于生理依赖还是精神依赖，我们一直不得而知，也可能二者皆有吧。反正，外公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总是习惯于在一种恍惚中将时光忘却。外公去世那几天，汪姓大族济济一堂。因为是善终，倒没有什么特别哀伤的成分，大家只是在静穆中把一切程序走完。丧事请了县里几位“乡绅”般的人物来主持，他们对徽州民俗非常熟稔。外公在敦实的棺材里躺着，在他的身旁，拥拥挤挤地塞了各种各样的白酒。我们依次排列，每人手里托着一小杯白酒，然后把手指伸进杯中，蘸点酒，洒在外公的嘴唇上。由于紧张，轮到我时，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外公的嘴唇。外公的嘴唇是那样的冰冷，我心里一惊，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连体温都不一样了。这样的老徽州真的走了。

外公的墓地在歙县慈姑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在慈姑一带，似乎这座小山坡最高了，山坡上长满了松树以及杂木。在半山腰，并排躺着的，还有外公几个兄弟的坟墓。离外公墓不远，有块荆棘丛生的隆地，矗了一个石碑，上面镌刻着“汪氏祖墓”几个字。很奇怪的是，在坟墓上还长着一棵粗壮的叫作“百鸟朝凤”的树。我不知道这棵树的真正学名是什么。后来深入地了解了家族史，我才知道自己家族这一脉是作为徽州“土地神”汪华的守墓人而繁衍的，并且一直以慈姑为轴心运转。一千多年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个穷僻的地方。想想真是有意思，一个家族，在担当了守墓人之后，就迁徙于此，繁衍于此，终老于此，这需要多大的韧性和忍耐力呀，或者说需要巨大的麻木。这完全是一个徽州版的“千年孤独”！想起来似乎还真是这样，在慈姑这块地方的很多人，在骨子里都带有这样的成分：自尊、无聊、倔强、目光短浅、甘于平庸。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太狭窄，也太隐蔽。这样的情况，似乎是带有某种残留的。现在我明白了，这的确是一种守墓人的习性啊，是一种远古的记忆。这种守墓的意识，一开始是某种外部信号，是义务、是责任，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变成了一种传统，变成了性格的组成部分，而最终幻变成了潜在的深层意识，变成了一种原始的回忆，变成了血液里的血清或者微量元素。

罗西尼12岁时所创作的《弦乐奏鸣曲集》可以算作是他艺术上的一个高峰，这样的高峰早早地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到来了。那种与生俱来的优美来自他对世界的一种准确的通感，源自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充满活力的感受和情谊。因为罗西尼拥有的是一颗俊美而优雅的心灵，那种与自然相通的气韵铸就了一个人的精神实质。最初的纯朴和混沌养足了，慢慢地变得博大了，便有东西涓涓地流淌出来，便有一种智慧的光晕和精神上的高度，也有着一种澄明的亲切。然后这种东西便变得圣明而不可颠覆，就如同清晨最初的阳光一样，新鲜而不炽热，有着一种无上的温暖和亲切。

同样，在徽州与我的关系上，似乎也是如此。我是从2000年之后开始关注徽州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身边的土地，而将视野投入到远方。直到21世纪来临，我35岁，开始步入中年。我开始了对徽州的回望。在这样的年纪里与徽州相约，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只有中年情结，才算是真正的人生滋味。而且那是一种深度的味道，不仅仅是酸甜苦辣麻，而且还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算是真正地体味到了这一点。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也许我现在对徽州的探究和写作，也是一种血液里的宿命，是一种前世的回光返照。我想我与徽州的关系，不仅仅是从文字上去描绘，从颓瓦残石的纹理中去揣摩，从我的眼睛中去观察，我更愿意在冥冥中去倾听，在记忆中去发掘，在内心当中去搜索。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也是隐藏着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的，隐藏着这样的“千年琥珀”……写作徽州，写作徽州的历史和现在，包括描绘和记载这个地方的一切，甚至包括我透过徽州这个窗口去观察更广阔的世界，都可以说是我的愿望、我的情结、我今生的宿命。徽州的历史是一条河，我一直试图用我的文章在内部去整理考据学者们从外部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河里去游泳，不断地置身于同一条河流，虽然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这条河流已不是同一条河了。而这样写作徽州的过程，就是发掘和整理记忆的过程。这样的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一种整体的记忆。徽州的史志是记忆，居民是记忆，“三雕”是记忆，文书是记忆……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记忆。徽州在某种程度上的博大和光荣，它的耻辱和衰落，都是一种记忆，一种刻骨铭心或者说不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文章只是徽州的影子，而我一直努力制造这个影子，是因为这个影子相对能代表我灵魂的黑夜，它可以去相对弥合存在于我和徽州之间的距离。我知道，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受，绝不只是单单所呈现出的字面意思，更多的是游走于文字边缘的喟叹，是魂魄在字里行间的舞蹈，是文字中氤氲而起的雾霭。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地域灵魂就会与人的灵魂合而为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万物归一的时候，它们才会悄悄地浮上来，彼此之间对视凝望。

我想以一种较为干净的方式来写徽州，这样的方式不是泛泛的介绍，也不是自以为是的臆断，更不是功利的结论，而是源于一种发现、一种贴近的理解。那种与徽州之间的心有灵犀，以及这种明白中的诚实、客观和宽容，都是我想努力做到的。在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蹒跚在徽州的山水和历史之中，我的眼神闪烁着单纯，也闪烁着智慧，其实单纯和智慧是连在一起的。我看到了青山绿水，看到了坍墙碎瓦，也看到了荒草冷月，更看到了无形的足迹以及徽州的心路历程。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着充足理由的，把它放在因果的光辉之下，或者把它放在真理的普照之下，那种反射出来的光亮，必将绚烂如花。

安静地栖居、聆听并写作，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知道，能与徽州相对，彼此凝视，我是有福的。

壹如梦：春花秋月

山印象

在更大的程度上，徽州就如一个婉约的梦。

梦是奇特的。如果站在高空看徽州，就会明白这个地方梦一般的意境。这里峰峦叠翠，绿水如带。北面是“天下第一奇山”黄山，云蒸霞蔚，如梦如幻；东面是天目山，古木参天，连绵千里；境内还有称为“五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奇谲秀丽，峰峦叠嶂。除此之外，所在之地几乎全都是大大小小、知名不知名的山。群山相拱之中，新安江顺流而下，山水环峙，轻帆斜影。青山绿水之中，古村落星罗棋布，粉墙、黛瓦、马头墙，恬然自得，清淡文雅。

雄伟的黄山当然是群山之首。黄山最大的特点是鬼斧神工、匪夷所思，在黄山面前，人类只有惊叹。黄山无处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云来时，波涛滚滚，群峰忽隐忽现；云去时，稍纵即逝，瞬息万变。黄山是名副其实的仙境。仙境是什么呢？人消受不起的东西，就只有神仙来消受了。说黄山是仙境就是这个意思。曾有人这样形容黄山，说很多山都是在山外看起来美，而进山之后发现不过如此，而黄山却不是这样，黄山是在山外看着美，进山之后，人在山中，会发现黄山更美。的确是这样，黄山的美，不仅仅是静止的，而且是运动的、奇妙的，它可以瞬息万变，随着春夏秋冬的交替、晴雨天气的变化、阳光月色的晕染，变幻无穷，翻陈出新。纵使你一千次来黄山，你也会有一千次新的感受和发现——初春，云里花开，香漫幽谷；盛夏，层峦叠翠，飞瀑鸣泉；金秋，枫叶似火，层林尽染；严冬，银装素裹，玉砌冰峰。

对于黄山，所有的文字都是一种累赘。黄山就是一个坐标，它是上天用来检测人的创造力，也是用来警示人的创造力的。有谁敢在黄山面前自满又自得呢？只有徒叹自己渺小的分量，也徒叹自己创造力的薄弱。黄山当然是属于徽州的，它代表着徽州的钟灵毓秀，同时又将徽州的美推向了一个极致，它是无法被超越的。在黄山面前，所有的山都自甘寂寞，但却不甘渺小——在徽州，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奇特，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风景，比如说齐云山的奇谲，清凉峰的神秘，牯牛降的繁杂。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山也都有着它的诱人之处，也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和魅力。

从总体上来说，徽州的山是妩媚的，也是灵秀的。它们不是咄咄逼人的美丽，美丽是外相的，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它没有用处，它不会看人，而只能被别人看。徽州的山是会看人的，它们看尽了沧桑，所以归于平淡。它们不属于雄奇的、艰险的和叛逆的，它们是属于小家碧玉型的，懂情、懂理而又无欲则刚，是那种看似寻常巷陌而又深藏着智慧的风格。当然，黄山和齐云山是徽州山峦的两极，它们可以说是徽州山峦的一种参照、一种反观，似乎是所有山的平凡才能孕育着它们的离奇和神异。不是说它们是高人一筹的，是出类拔萃的，它们同样是山。黄山是属于文学和诗的，是美和秀的，但黄山是太美了，是美丽到极限的那种，它容易让人们惊叹于它的美丽而忘却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容易因为美丽而丢失内容，比如文化、宗教等。我们可以把黄山和九华山相比。黄山天生的钟灵毓秀和精美绝伦似乎天生就是让人来观看的、来惊叹的，这样的美丽和脱俗使得它天生地与人世有一种距离感，它散着美的光辉，高高地耸立云端，如一轮理念的太阳。黄山的美丽绝伦，使得它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势，它是俯瞰众生一览众山小的；与此同时，因为美丽至极，它也是简单的，它只是美的，它的美让所有赋予的意义都显得牵强附会。九华山则不同，九华山的大气、智慧、无欲则刚的整体感觉，更接近于佛的宗旨，所以凡是懂佛的人，只要看一眼九华山，必然认定这是佛的最好栖身地了。因为两者的精神是契合的，是合而为一的、是密不可分的，也因此，九华山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宗教意义。在这一点上，齐云山也不同，与众多徽州的山相比，齐云山的特点在于其奇谲和幽微。这是一种更接近于道教真谛的东西。不仅是齐云山，其他的道教名山，诸如四川的青城山、江西的龙虎山、湖北的武当山等，其实都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暗合道教精神剑走偏锋的感觉。所以从这一点上说，齐云山是“道”的，而且应该是“道”的。

让我们撇开美到极致的黄山以及奇谲的齐云山，来感觉一下单纯而普通的徽州之山。白天的山是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特色的，它们不高也不险，不奇也不谲。它们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是彼此之间没有特色也很难辨认的。我们很容易把一座山误认为是另一座山，把一个山坳误认为是另一个山坳，甚至把一个地方误认为是另一个地方。它们叠叠层层，错落散布，就如同迷宫一样。迷宫之所以“迷”，那是因为彼此没有可以区别的地方，相似和重复，这就是迷宫的真谛。但这最朴素自然的山是最有生命的，它就像一个最平凡的妇人一样，从不引人注目、从不招摇过市，但它极具生命力地孕育着自然的生机、人类的生长和文化的延续。

山是缄默的，也是永恒的。缄默是指它从不对世人表示什么，永恒则在于它比人类的历史更加漫长。当徽州还不叫徽州，或者也不叫其他什么称谓的时候，甚至这一片地方还是蛮荒之地时，它们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才不理会人类呢，在它们看来，人类的历史都是过眼烟云，它们早就预知了这块土地的结局，周而复始，一切都归于零。它们的沉静，是因为它们目睹了过多的重复。对于时间，它们是不敏感的，因为时间对于它们没有意义，能让它们燥热难耐的是四季。在四季的更替中，它们往往倾注着热情和愿望——春天，整个山峦是一片水洗过的新绿，纯净而透明，所有的植物都将喜悦挂在脸上。布谷鸟在灌木丛里抑制不住激动，它们上蹿下跳很是欢欣，云雀总是不甘寂寞，在蓝天里划出一道道弧线。夏天，则是一种浓绿，仿佛从天上倒下来无数绿色的颜料，淹没了山野里其他的颜色，即使有一点杂色，也像是水中的一片浪花。秋天呢，那是色彩的盛宴，仿佛所有的颜色都盛装打扮，来参加一个节日的舞会。然后，便是色彩的狂喜，在狂喜中，主色调变成了金黄，变成了一点零星的红。红是山野的枫叶以及乌桕树叶，那样的红灿若云霞，似乎每株树与每株树都不一样，每株树都有着不同的风姿，甚至每片叶子与叶子之间，那样的红色都不一样，都在尽自己的个性进行招摇。秋天是色彩最后的节日了，也许它们是想在最后的生命中，尽情地展示华丽的篇章。很快，冬天来了，寒冷淹没了所有的颜色，这时的主色调变成了最本色的白色。冬天如果下起雪来，便是原驰蜡象般的一片白。这时候的徽州仿佛是一个放大了的盆景，它静止而沉寂，又仿佛动物一样，在寒冷中冬眠了，静心了，但实际上在它的骨子里，却欢喜而热闹，在它的心里头，正孕育着下一季轮回的温暖。

颜色就是四季的表情，也是从内心当中溢出的情感，它富有主观的意义。但山是有本质的，也有本质的颜色。这一点，山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本质的颜色，应是黑色的或者白色的。掀去地表的层土，它的里面是黑色的石头，或者是白色的石头。这样的颜色，不仅仅是山的本质颜色，同时也是世界最本质的颜色。梦境似乎可以拿来说明一点问题——在人们的梦境中，是从没有斑斓色彩的，也不会出现其他颜色，只有白色或者黑色。这就是本质。由梦境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其他的颜色，都是颜色的延伸，那是一种附会或者迷幻。山如果会做梦，它的梦必定也是黑色或白色，黑色是过去，白色是将来，与黑色、与白色相连的地方，就是现在。所以，现在是虚假的、是不确切的。山的梦一做就是很多年，很难说它一直是梦着或者说是醒着，但它总是在假寐中等待，这样的等待无所谓欢欣，也无所谓悲痛——人们总在它们身上攫取粮食、树木、水果、布谷鸟、叫天子、黄莺，甚至蚂蚱、蛇蝎等，也在它的身上欢唱或者哀啼，但它总是隐忍着，什么也不表现，就像情感无法穿透它似的。人总是受时间捆绑的，时间从不放过人，它们把人当作自己的奴隶。但对动物，时间却异常宽容，因为它们既不想创造什么，也不想留住什么，它们从不自以为是，它们只是观望，无动于衷地观望，什么都不会往它们心里去。对于动物，包括植物，时间给它们的优待就是，尽量宽容地对待它们，让它们像四季一样反复轮回。动物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它只有空间，所以它可以轮回。植物也是。但人类不行。在动物的眼睛里，是可以找到轮回迹象的，你只要正视动物的眼睛，就可以从它的瞳孔里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影子，那是一片纯净，是过去或者未来的通明。

夜色来临之后，徽州的山总是显得很苍老，冷月无声，清风呜咽，所有的一切空旷和寂寥，黑黢黢的，有点接近虚化，只有轮廓，没有立体感和细节。这时候山与山之间是彼此相连的，不仅仅在空间上相连，连内心都合而为一。它们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交换着感觉，也交换着对于时空的印象。夜晚的山峦似乎更神秘，更具有一种神性，就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具有那种缥缈的感觉，也更接近于这个世界的本质。而山风总是不知所来，又不知所踪，这山风很容易让人想起时间、历史、幻想，也容易让人谈起传说或者故事等具体一点的东西。从人们嘴里说得生龙活虎、惟妙惟肖的东西往往是虚假的，而说不清、道不明无从说起或者压根儿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山就是这样，你无法说清道明它，但你可以感觉得到，它的灵魂是确切存在的。彼此面对，如果静静地放下心来，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地，你便会感到一种轻若游丝的音乐缥缈，感觉到山、头顶上的星空、夜风飘忽中的萤火虫与自己的心灵，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水印象

“天地恒昌”是徽州人从山地中领略到的，而水，则让他们感悟到人生的无常。山的哲学是不知日月，水的哲学则是不舍昼夜。徽州人离不开山水，他们的民居都是依山面水而建，在这样的接触中，人们寻找着与山水的亲近，也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徽州的水是这块土地上最具灵性的内容。它们是由土地的灵气幻变而生的，也暗藏着这片土地的情感和欲望。曾经有一阶段，它们是天上的云，在天空中飘浮游荡，因为距离，它们有着清醒，可以冷静地感受和观望土地的美丽和沧桑，揣摩着巨大内容背后的细节。但这样的清醒状态让它们惶恐而慌乱，它们急切地想重新回归。在天宇之上，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孕育着，然后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它们倾泻而下，哗，哗，哗……重新皈依土地的温暖和踏实。当它们的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便立即变得心安理得、欢呼雀跃。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条条溪水或河流了。

徽州的水总是绿的。是一种沁人的绿，也是一种有着内容的绿。水是宁静的，但这是表面的，宁静只是它的表面特征，它的内在仍是不安分的，是躁动的。它需要交流，需要运动，仅仅有爱是不满足的。它渴望升天，也渴望走出山外。水的躁动与山的敦实构成了截然不一样的性格。但这种截然不同不是矛盾的，而是和谐的。山总是容忍，总是包容，所以它负载历史，凝固时间。而水的躁动总是对现实加以冲击，它不满足现状，渴望改变历史，改变观念。水的流淌就是活力在流淌，整个徽州就是因为水的流淌而变得丰盈起来。

徽州的水负载了很多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但它又毫不把这种负载放在心上，它依然自在，依然轻松。水是清的，也是深的。每一条河流都有无数条由涓涓小溪组成的分支。真是多亏了这些水系，它串起了整个徽州。它给徽州带来了生命、希望和不断更新的内容。在水边，总是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宅基地浸在吃水线以下的老房子探出个身子；弥漫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永远有一种惆怅的意味。当然，下雨天的时候，总有人撑着油纸伞在等待着什么；也有人挎着精致的竹篮，在桥边沟边摘着马兰头、荠菜以及地衣什么的。徽州人的出行也是从小码头顺流而下的，那往往是黎明或者傍晚，小舟缓缓地撑离了码头，天际上有一弯不甚明澈的月亮。几乎没有声音，偶然只是水面小鸟的叫声，再就是桨橹击水的声音了。在船尾摇橹的艄公蓑衣竹笠，有一搭无一搭地跟船舱里的那个人说话。潺潺的水声有时会夹着雨点的杂乱，而那个船舱里的人有一声无一声地回答着，此时此刻，即将离家远行的他已变得失魂落魄了。这时候整个河流乍一听是静寂的，但只要用心去听，你会听到一首绵延的、有着巨大感染力的交响曲。河流是赋予人和土地灵魂的。这时候船里的人会感到茫茫的水面是一种巨大的生命存在，人在其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音符。

在这片土地之上，最著名的、给徽州影响最大的，就要数新安江了。新安江是从徽州西北方向流过来的，它清澈见底，富有生机，像少女一样天真烂漫。水面上有鱼鹰昂首游弋着，有时候会突然扎入水中，叨出一条鳜鱼来；江中还有水獭，在拐弯处的沼泽地里偷偷溜出，从岸边噙走一只青蛙；那种精灵似的水鸟飞来飞去，像线一样滑过水面……而在更多的时候，它又显得娴静、温顺、包容、智慧，像一个恬静的少妇；开阔处，它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宛若梦中情人；两山相夹中，它更如仙女下凡，一条长长窄窄的飘带，很随和地飘散在起伏绵延的山峦之中。

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也是徽州文明的“月亮河”。说“月亮河”的意思在于，这一条河流能够给徽州一种潜质，并且能给徽州很多观照。它所具有的，是那种月光所具有的潜在的神性。新安江水不仅对徽州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同时在灵魂上也赋予徽州以灵秀的意义。它蜿蜒静谧，就像这片土地内在的魂魄一样，悄无声息地游走。近山滴翠，远山如黛。而更远一点，则是一派清新美丽的自然风光，随意地散淡在那儿。在山坳密密的树林边，掩映着白墙黛瓦，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声。

新安江看起来还是忧郁的。这反映在它的颜色上，那是深深浅浅的绿中带一点蓝的颜色，那样的蓝是一般人很难察觉出来的。这样的蓝色，就是新安江的忧郁，也是它内在的情绪。实际上不只是新安江，任何一条河流，从本质上都是忧郁的。那是因为它承载的东西太多，心思也太绵密。一个东西，如果责任太多、心思太多，那它就不可能不忧郁了。这一点就像时间，实际上时间也是无形的河流，我们全是在这样的河流中沉沉浮浮。时间也是忧郁的，虽然它看起来那样理智，充满着冷酷和无情。但时间在骨子里还是忧郁的，它充满了慈悲心，它总是悲悯地看待河流中的任何一个人。看他们无助，也看他们自以为是、得意忘形。这时候，时间总想善意地提醒人们，不过很少有人觉察到，一直到时间放下面孔，冷若冰霜地对待他们时，人们才恍过神来——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啊！

在大多数时候，新安江总携有一团浓浓淡淡的雾气，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看起来也是如此。这使得河流上的木排、船以及船的帆影，常常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仿佛它们不是漂浮在水面上，而是飘浮在云彩之上，并且将要去的是一个神秘的天堂之国。船也是不甘心一直寂静的，有时候岸边会传来隐约的箫声。徽州的高人隐士总是很多，他们喜欢独自一人的时候吹起竹箫。那箫声凄清幽静，这样的声音，似乎骨子里就有悲天悯人的成分，它就是用来警醒忙碌而贪婪的世人的。有时候江边还会传来笛声，那笛声在宁静的背景中，更显孤单而悠长，具有撕心裂肺的味道。在江边，一直有很多古树葳蕤，从很多年前开始，它们就一直伫立在这里，观看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老树都是成了精的，它们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了，知道世情冷暖、人力无奈。但它们一直保持着缄默、保持着木讷。它们从不对人情冷暖说些什么，最多是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发出几声重重的喟叹。

很少有人问，要是徽州的水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样？徽州呈现的面目会改变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很难想象徽州没有水会怎么样，徽州没有新安江又会怎么样。没有流动的水，敦厚而木讷的山会占据主导地位，那将是一个全封闭的、没有生机的世界。时间可能会是缓慢的，一切观照没有了流动感。没有河流，徽州所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将是心理上的。人们将失去温柔，失去细腻，失去敏感、体贴、才思以及诗情。

徽州的山水就是这样富有魅力和诗性。也因为这样的山水，潜移默化着徽州人的审美和人生走向。曾有人说，如果你要真正地认识一个地方人们的性格，你必须到那个地方走一走，看看那里的山水，你就会知道那里的人文走向，也就会真正地了解那个地方人们的喜怒哀乐。的确是这样，山水的灵性总是在不经意中潜入人的血液。受这样一等美丽的山水影响，必然会产生一流的人物，因为在这样山水之中所成长的人，他的灵魂中必然有着山川之灵气、山川之心胸。当然，这样的灵秀山水也是可以消磨人们志向的，在徽州的过去和今天，已有相当一部分历史与人整日沉湎于山水之中，消解了，也湮没了。当然，这一切太正常不过，历史与世界观一样，都是很难辨别对错，也很难辨别黑白的。所有行为都源于理解，源于认识。而人的思想，往往就是因为一张纸的隔膜，相差十万八千里。

新安江，就是在这样的不怨与不嗔中，缓慢而优雅地流动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徽州的历史也是这样，它一直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飞溅起万朵浪花。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徽州的河流永远有着起点的意义，它既是空间上的起点、时间上的起点，同时也是思想的起点以及才情的起点。

民居印象

除了绿色之外，黑色应该是徽州的主色调了。这黑色就是徽州民居老房子。徽州的老房子有点像一个精美的黑瓷瓶从空中跌落，破碎了，黑瓷碎片随意地散布在这片土地上。

老房子给人的感觉不是亲切，它似乎总有一种拒人千里的姿态，它几乎没有表情，庄重中带有几分警觉，又带点呆板和悭吝，甚至带有很多颓废的成分。往往是老房子和老房子相连，它们紧紧相倚，彼此之间似乎是利益相依而又相敬如宾。站在村落外面向里看，老房子给人的感觉像是待在一起的有文化的老头。它们是守着很多秘密的，但这秘密经历的时间久了，内部也就镂空了，就像是一本古旧的线装书，由于久不见太阳，再拿出来就烂页了。老房子的格局是少有人情味的，它们几乎全封闭，彼此之间是各自为政，也是相互提防的。

它们属于各自的空间，把各自的生活都消化在自己的空间里。老房子的故事也是这样，很少有血有肉，最多是条条纲纲、缺张少页的。整个基调是暗的，老房子里面更暗。暗是一种立体的黑，是没有颜色坠落成的黑色。门关起来之后，老房子唯一透亮的是天井，天井上的天是长方形的，有棱有角的，是无意和沉寂托着的。天的广阔是老房子里的人感受不到的。即使是老房子里的钟，都比别的地方走得慢。在这样的地方睡觉，觉也会很沉很沉，像铅一样沉，也像古铜一样沉。好在梦没遮拦，老房子里的一切都不能够阻隔它。但梦也是飞不远的，它总是很难飞出天井，只是游魂一样沿着屋檐行走，一不留神，就幻变成悬着的风铃或者木雕。

晚上与白天的界线其实是不太明显的。白天静，但晚上更静，这静是更接近死寂意味的，只有蟋蟀和纺织娘在潮湿的草丛里发出嚓嚓的声音。那不是声音，而是寂寥。灯火是破除不了这种寂寥的，相反，它会使寂寥更加浓烈。闪闪忽忽的灯光中，人的身影像谜一样，一会儿在灯光中露出来，而一个转身，便又消失在黑暗之中。灯光中常常能见到一张张老人的脸，那脸越来越模糊，那是历尽人生之后的麻木，也是阅尽千帆之后的智慧，这两者往往有时交织在一起，很难分离，也很难分割。在老房子里，灯光是很难明亮的，仿佛它们使尽所有的气力，也不能使屋子透亮一点。这样的情形总是让灯光觉得困惑，它们不明白，有很多东西，是照不亮的，一使劲，反而会增加年龄和内容，凭空添上无限幽秘。老房子还有一种神秘，那就是一到晚上，即使是再活跃的孩子，也会摇身一变，他们会突然变成老人，会变得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空坐于黑暗之中。那种沉静和孤寂，哪里像一个孩子啊，分明就是一个精灵。

每当黄昏降临，在老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变得恍恍惚惚，他们一个个端坐堂前，敞开大门，看远山的夕阳如血，一动不动地冥想。而后不久，太阳西沉，他们便会早早地打着哈欠，变得神情迷糊了。老人会有什么心思呢？有时候是什么也没想，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绵长而幽远。

天井两边陡陡的木梯似乎是接近温馨的地方，从狭窄的楼梯笃笃地走上去，往往是年轻人的卧室。它似乎是更远离尘世的地方，又似乎是更接近心灵幽秘的处所。走在楼上，楼板总是要响的，声音很大，它响的时候，整个大屋子里的人都听得到，这响声很像是一种戒律，它警戒一些不应该在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你才会发现老屋子的一切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在建筑上，更是在伦理上、哲学上。

当然，在黑黝黝的阁楼里，也有非常好的亮色。那往往在阁楼的侧面，一排不大的窗棂，一些木制的栏椅。这是老房子最自由的地方了，坐在这样的地方，触手可及的，是其他屋舍的马头墙，横七竖八，线条极具美感。再远处，可能会有一片竹林或者树林，这样清新的地方总给人遐想。而更远处，则是烟雨朦胧的远山了，那样的地方会更让人痴迷。坐在这样的地方久了，会感到肋下翼翼生风，仿佛会钻出一对小翅膀来，带着身体沿着屋顶滑翔而去。

能飞进老房子的只有春天里的燕子，夏日黄昏的蜻蜓以及夜晚的萤火虫。燕子是唯一能给老房子带来生气的东西。它们大都在堂前的大梁上做巢，从野地里噙来泥巴，然后从天井上空飞下。它们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的秘密是异常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温情冷暖、喜怒哀乐，知道那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它们甚至比这个家庭本身看得还多、看得还透，但它们一直守口如瓶，从不泄漏。老房子是很喜欢燕子来栖息的，每次燕子呢喃而来，老房子便会怦然心动：噢，春天又来了。燕子的来临是一个讯号，老房子便开始脱去它沉重的破棉袄了，生活中也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凝视，以黝黑的板壁注视着燕子巢慢慢做好，一对燕子住进了新居，然后小燕子出生，公燕子出门觅食，母燕子在巢里带着唧唧喳喳的孩子。老房子的记忆力并不差，它们往往能记住新出生的小燕子的模样，清楚地记得一代代燕子在老房子里繁衍着。老房子和燕子就这样相互守着秘密，默契地相对，从对方的变化中，感悟到生命的变迁。

红蜻蜓往往是夏日黄昏时飞进老房子的。它真美丽，就像是一个精灵。它们就像是当年建筑老房子的那些工匠，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这些工匠将屋舍设计得非常精致，又将木雕、石雕和砖雕刻得非常精美。他们有着鬼斧神工之力，仿佛他们不是来自村落，而是来自自然；仿佛不是有形，而是无形的。然后，房梁在某一天上顶了，工匠们一起爬在半空中，在那里放起了鞭炮。老房子这时候算是有生命了，也从此有了记忆，有了想象，有了苦恼。房子落成之时，工匠们默默地走了，头也不回似的，他们给这房子以生命，自己却如雁过长空。一切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老房子知道，这些工匠是忘不了它的，毕竟，它是他们创造的。他们还会来看它的。

他们的确是要来的。这些红蜻蜓就是。它们的到来是有些预兆的，每次它们飞进老房子不久，就会下一场雨。老房子非常喜欢，清凉的雨落在身上，会濯洗它全身的酸痛。最喜欢的是瓢泼大雨，就跟按摩似的，舒筋活脉，神情为之一爽。这些感觉都是红蜻蜓带来的，老房子感谢红蜻蜓。不过红蜻蜓是调皮的，有时候红蜻蜓一动不动地蹲伏在老房子的某一处，那细细的纤手挠得老房子直痒痒。但老房子仍努力克制着不动声色，当然，老房子也不敢打喷嚏，要是一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整个破败的四壁便会轰然倒下来。

老房子最捉摸不透的，其实是萤火虫。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精灵，它总是来去无影、倏然无踪，它们像微小的雪花一样，映亮了村前屋后。那种近乎绝望的美就那样恍惚在老房子的视野里忽隐忽现，不禁让老房子感叹自己的年轮已去，也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和诡秘。老房子总是心有余悸地认为萤火虫是来去两个世界之间的游魂，一个是阴间，一个是阳间。它们悄然地潜入，有时候甚至能听到它们发出嘤嘤的哭泣声。它们就像老房子里当年的那些女人们。她们在自己的一生一世中沉默着，她们多孤独啊！不仅仅是孤独，还有自虐般的坚贞，把人生过得悲凉无比。在生前，她们像猫一样小心翼翼地在村落里穿行，然后悄然逝去，凄婉悲切。那些萤火虫还真像是她们，因为留恋，才会归来看一看。其实，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而且，再来这样的地方，还要冒很大风险，它们要使劲才能飞过马头墙，才能飞进院落里，一下子身子没力气了，便会落在天井石缝中的杂草或者青石板的缝隙中，然后，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一种彻底的消失，有谁看到过一只萤火虫的尸体吗？不仅尸体寻觅不见，连灵魂都不知道荡到什么地方去了。

稍微生动一点的，是老房子与老房子之间的穿堂风。它是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它之于老房子，就像水之于鱼，空气之于人类。没有风的老房子是静止的、是呆板的、是死的；而有了风，一切都活了起来，就有了灵魂。仔细地倾听，穿堂风是有发源地的，那根是系着黑黢黢的群山的，仿佛是空蒙渺茫的历史在游荡。穿堂风往往是从村口吹拂过来的，在村口，有成群的古树，或者是香樟，或者是椿树，或者是银杏，还有就是枫、柳、槐、榆之类的。这些古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一般是从建村时就开始有了，在建村伊始，村里人就种下了它们，并且一直把它们当作村里的一员。村里人从树旁边进进出出，什么事也瞒不过树的眼睛。树知晓这个地方的秘密，也严守着这个地方的秘密。当然，从面相上来看，香樟与银杏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温和的，即使是历经数百年风雨、阅尽沧海，看起来也健康明朗、豁达幽默。

香樟和银杏的所在地，总成为这个村庄最祥和的地方。而柳树或者榆、槐所在的地方，则成为村庄里最诡秘的场所。

与这些老树紧密相依的，还有村口溪水边的风车。那些风车总有一种破落贵族的气质，一副孤芳自赏的神情，看起来无动于衷，自负、冷漠、桀骜不驯。风车的感觉总像是村庄的叛逆者，也像是村庄边游荡的野鬼孤魂。当年破落贵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引得全世界都开心一笑。其实，堂吉诃德跟风车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在他和它们之间，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风车的倨傲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给村庄带来了太多，也目睹了很多，而自己从不索取什么。风车屹立在村边，在它们的身上，隐藏着这个地方的一些元素，也暗藏着一种隐秘，这些元素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会出现，并凝聚、降解、分化，成为某种力量。当然，在更多的时候，风车不是风车本身，它还是乡村孩子们的游玩工具。那些村里的顽劣孩童在黄昏来临时会集中来此，骚扰一番，嬉戏一阵，然后，大笑着离开。每当寂静重新来临，风车便会郁郁寡欢，会在蔓延的夜色中躲藏起来，像遗失的旧梦一般。

与孤傲的风车相比，村边的耕牛以及独轮车似乎更符合村庄的口味。田里耕作的是水牛，山地里犁田的是黄牛。耕牛的历史有上万年了吧，上万年来，它们一直是人类的好朋友，忠心耿耿，绝不背弃。牛眼看天下，是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也无所谓好与坏、是与非。所有的时间，在它们看来，都是同一个东西，所有的行为也是这样。世界在它们的眼中，也是那样的简单和单纯，没有分别。至于独轮车，它们一直以一种缓慢的节奏连接起各个山村，在这个山村与那个山村之间的石板路上，它们执着的轮子轧出了深深的痕印。这样的车辙让村庄变得踏实，也感到心安。在独轮车面前，村庄会觉得自己还年轻，因为车的岁月更长、年轮更密集，并且它们永不厌倦。那些如活化石般的东西虽然不富有激情，但它坚韧而含蓄，充满了人间烟火，也充满了人间真谛。这样的状态，也如同人生——其实人生也一样，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厌倦，要能相守，能保持常态。一厌倦，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老山村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一直努力着，不让自己厌倦，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节奏，缓慢而悠长，如歌的行板，这节奏千年万年地延续着，一成不变，伴随着植物的气息，还有牛粪的味道，飘荡在乡野里，也飘荡在时光里。

贰如幻：阴睛圆缺

历史就是记忆

生命就是记忆。只有记忆，方能将现实与过去联结起来，才能使世界充满光华。当人的记忆呈现，世界才算是混沌顿开，真正有了存在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它们一直在漫漫长夜中昏睡，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对于世界和人生，我一直以为人与万事万物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是对应互生的关系，心物一元。没有意识，就没有世界；没有意识，也就没有时间。同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没有记忆，就谈不上历史。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如蜉蝣一样短暂，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如果没有记忆，生命更显得没有意义。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记忆又像疲劳的旅客，每走一程，就会抛弃一些无用的行李。这样，历史往往又会在某一个清晨或夜晚，像迷途的孩子一样，把自己的来龙去脉忘得一干二净。

徽州一直就是孤独的。

孤独的意义在于，徽州一直处于偏僻之地，似乎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忽视这个地方，而徽州也承认这样的忽略，安静地待在偏僻一隅。就徽州来说，徽州的各个家族史，包括家族的个人史，组成了徽州的历史。有人曾经把徽州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山越时代、新安时代、徽州时代。这样的分类是有道理的。在山越时代，相比较于中原的繁华和热闹，这片土地显得微不足道，一切都是刀耕火种，时间缓慢无比。而当大批中原人举家迁徙于此时，徽州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热闹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人，另外则是因为文化。文化使得这个地方呈现出繁荣，也呈现出市井的暖意。可以想象的是，当年中原大批望族和平民拖儿带女举家南迁时，内心怀揣千种凄楚。他们来到这里，往往借助一轮弯月的亮光，月黑风高，这些中原的名门望族坐在辚辚的车上，广袤无垠、热气腾腾的中原大地已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然后他们来到这青山绿水之中，这一切是那样的寂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南方与北方所有的一切都那样的不同，不仅仅是树、气候、花草，还有人情、世态和风俗，甚至人们脸上所呈现出的表情。这种不同，还有那种细微的差别，只有落到生命底线的人们才能感受得到，并且他们还不得不接受一些悄然变化。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可以说不仅仅是改变了地点，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改变的，还有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从此之后，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里的冷山清水，还有就是生命的落寞和凄清了——对于这些来自中原的名门望族来说，也许一到徽州，也就意味着孤独、意味着颠覆、意味着遗忘。

徽州“明经胡”的来历似乎就有着这样的代表性。

这是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

据胡氏宗谱记载，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仓皇离开长安。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李晔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设法藏匿民间。当时，歙州婺源人胡清正在陕州做官，为了替朝廷分忧，胡清便丢弃官职，接纳下太子，悄悄潜回家乡婺源。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全部被杀，唯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而在婺源，胡清将太子改姓胡，取名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飞离虎口。

故事的背景年代是五代十国时期，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最纷乱的时期。古语说“乱世出英雄”，似乎的确如此。比如说战国时的英才辈出；秦朝末年，项刘之争，出了多少大英雄啊；即使是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也是一等一的枭雄和豪杰。但五代却是一个例外——英雄不出，小人得志，群魔乱舞。朱温本身就是一个人渣，无才无德无义气，连他的兄弟都指着他骂：“朱阿三，你也能当天子吗？”但朱温还是一意孤行想当天子，在谋朝篡位后不久，朱温同样也死于别人的刀剑之下。

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幸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价值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名誉和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胡昌翼就赶上了这样的时代。十多年之后，胡昌翼长大成人，胡清告知了他的身世，并把当年何皇后留下的御衣、宝玩交给他。按照中国传奇的习惯延续，似乎接下来就是李氏孤儿设法报仇雪恨什么的。但什么也没发生，故事便戛然而止。一切回归平淡和自然。可以猜测一下当胡昌翼长大后知晓这一切时的心理状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悲愤，激越，气馁，或者干脆就是麻木和无动于衷。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后者，徽州毕竟是远离这一切纷争的，也远离仇恨，它只有清静，也只有孤独。清静和孤独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什么。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但能力远远不及；二是因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在平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

公元925年，胡昌翼因精通经义考取了当时的明经进士。但这位“明经进士”在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后，放弃官场，选择了耕种田野、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这从他对待自己姓氏的态度就可反映出来，胡昌翼并没有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李姓，而是仍旧沿用了胡姓。也许在他看来，自己承接的平民姓氏更有安全感。胡昌翼自此隐居于婺源考水，“倡明经学，为世儒宗”，一直到宋咸平二年（999年）才谢世，足足活了96岁！

自此之后，徽州的姓氏当中出现了很重要的一支，那就是“明经胡”，也即“假胡”。这一脉“假胡”一直在徽州繁衍生活，几乎人人都知道自己有着皇家血脉，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帝王子孙，与徽州其他的姓氏和平相处、共同繁衍。而这一脉“假胡”中，后来还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清末“红顶巨贾”胡雪岩，他出生在绩溪的湖里村；另外一个就是出生于上庄的近代新文化领袖、学者胡适。如果对这两个人溯本追源的话，其实应该是姓李才对。而到了宋元丰年间，胡昌翼五世孙的时候，有一支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的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

对于徽州来说，几乎每一个姓氏在走进徽州时，身后都拖着辛酸和血泪的阴影。徽州一直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这些名门望族早期都来自中原，他们几乎都是从黄河边南下来的，然后陆续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地方扎下根来，聚族而居、繁衍成长。据徽州各谱系自身所证，在汉代，有方、汪、程等姓氏迁入；在西晋，有邵、余、鲍、金四姓迁入；在东晋，有黄、叶、戴等姓氏迁入。唐末以及五代十国，由于中原内乱，迫使更多的士族南迁徽州。特别是金兵铁骑南侵，赵宋王朝移都临安之后，形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文化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南方，徽州也成了逃亡者的乐土。这在很多姓氏的家谱中，都有明晰的记载。他们一直忘不了自己的根，也忘不了自己曾经的显赫家族史。徽州大家族中的很多人，都能对自己的来历如数家珍。

虚幻的影像

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平静的徽州似乎不甘心长时间的平淡，这时一个人的出现，在这个地方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人身穿衮龙袍，头戴平天冠，骑一匹银鬃白马，腰佩三尺宝剑。他应该是英俊高大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慑人的光晕。他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如痴如癫、云集响应，他挥挥手，这支头缠方巾的神秘之师便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松攻占徽、睦、杭数十城。

这个人就是方腊。关于方腊，《宋史》上说他是睦州青溪人，也就是现在浙江省的淳安县。但徽州人说方腊原籍歙县罗田马岭，是方腊祖父一辈从徽州迁徙过去的。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的某一天，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时，徽州像炸了锅一样惊慌失措。在此之后，方腊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政权。随后，方腊的军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县，一下子拥兵数十万。

后来的事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了。宣和三年（1121年）初，朝廷任命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率领15万大军南下镇压。方腊控制的州县相继失陷。四月，方腊率部退守帮源洞，与官军决战，所率7万人皆战死，方腊被俘，押送汴京处决。余部继续在浙东转战近一年，后被消灭。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一百回甚至说宋江被招安后也参加了这场围剿，并担任了先锋。《宋史》对此未提及，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官方史书的“春秋笔法”冷静得出奇：“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寥寥三十来字的背后，该是怎样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俱往矣，当年的金戈铁马、喋血江南！从现在看，方腊对徽州的影响，已然雁过无痕。不仅如此，徽州现在连宋代的遗迹也很难看到了，宋代的遗址大约只有现在横亘在新安江上的水利工程——渔梁坝。在休宁县的齐云山上，还有一个“方腊寨”，传说那是当年方腊安营扎寨的地方。比较有名的是居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附近的帮源洞，那是方腊最后战败被俘的洞穴，现在已改名为“方腊洞”了。洞前石碑上的字是当年郭沫若所题。现今它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人来人往，异常热闹。据说县政府还打算招商引资进一步开发。《水浒全传》第一百回描述说，鲁智深是在洞口附近活捉到方腊的，那时候方腊弃了帮源洞，急急似漏网之鱼，脱了衮龙袍，丢去金花幞头，又累又饿地翻了几座山之后，看见一个草庵，正打算进去讨点吃的，没想到正好被鲁智深撞见，一禅杖打翻，便用绳索捆了。宋江是否征讨过方腊，历史上一直有争论。有一种说法是童贯率15万大军进攻方腊，被方腊击败。朝廷又只好急令张叔夜率领在山东水泊梁山刚刚招降的军队30万赶来增援。如果是那样的话，梁山的军队就极可能与方腊的义军交过手，那么《水浒全传》所写的就并非是小说家的一腔呓语。

方腊为什么要造反？《宋史》的解释有点含混不清，它只是提到：“唐永徽中，睦中女子陈硕真造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藉以自信。”似乎方腊是想学当年同乡陈硕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水浒全传》第一百回则说方腊原本是歙州的山中樵夫，因为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于是便告诉别人他是真命天子，于是便造反了。其实真实的原因无外乎官逼民反。徽睦一带比较富庶，官府的赋税一直很重。当然，方腊本身应该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一直有着鸿鹄之志，只要时机适当，便会伺机而起。我猜测的一点是，给方腊以重大影响的，应该是那位曾经起兵反隋并在后来被徽州人尊为“太阳菩萨”的汪华。汪华正是因为揭竿而起建立功名的，并在徽州有很大影响。大丈夫总想轰轰烈烈一番，方腊期盼着在徽州这个相对僻远的地方打下一片江山来，与那个赵姓皇帝对抗。

这支带有诡异色彩的农民军如夏天的暴风雨一样席卷了江南，他们所到之处，头顶上的红巾如天边的彩霞一样绚烂，他们的行为又如雷雨前的乌云一样神出鬼没。《宋史》记载说方腊的农民军“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借助于神灵来虚张声势，一直是中国草根革命的传统，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及后来的红巾军、白莲教等，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方腊所遵从的教义是摩尼教（明教），它在3世纪为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在唐代前后传入中国，核心教义为“二宗、三际”。“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教义中，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一直存在着争斗，最后，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王国必将战胜黑暗王国。所有的宗教在精神实质上都具有同样意义，摩尼教也如此。

可以想象的是，樵夫方腊一开始接触到摩尼教时，这种新教义像一束光一样直射进方腊的内心世界，长时间被压抑和幽闭的心灵之门如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一下子被打开了。那种发自彼岸的观照以及此岸的平等意识让方腊热血沸腾，激情难耐。这样的情景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循规蹈矩讲究秩序的，而那种秩序一直是低水平的维系，是以牺牲自我和个人的欲望为代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芸芸众生很难领略到个体的生命之光。那种外来宗教所带来的平等意识以及彼岸意识，就像黑夜中突然燃烧的火把一样，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和震撼力。

方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虔诚的摩尼教徒。这种从西域传来的宗教仿佛是一把“刺杀自己的匕首”，一下子把方腊的内心打开，从此获得强大的内心力量。当然，对方腊而言，他一开始入教时，可能并不打算利用宗教来谋取私利。或许他想的，只是给自己卑微的灵魂寻找一片安静的栖息地，也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点安慰。而当他周边的生存状态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挤压，同时他又觉得宗教有利于自己凝聚人心时，他便开始利用宗教的力量了，信仰和精神上的支撑使得他揭竿而起。

但宗教是有着绝对清净意义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内心干净、欲望清静的人才能面对并把握它。当方腊的内心充满私欲，把宗教作为一种武器之时，所有的一切都已然变形扭曲了。以方腊的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是很难领会宗教精髓的，他只能是一知半解地生吞活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篡改，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悲剧不可避免地来临，正义变成了邪恶，崇高走向了毁灭。当方腊披上龙袍戴上头冠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魔鬼”了——摩尼教《忏悔文》第九条的“十戒”，其首戒就是“不拜偶像”。方腊在做这一切之时，大约早就把这样的教义丢到了九霄云外。

这样的误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得太多了。错误是重复的，灾难也是重复的。利益和欲望的驱动往往使宗教失去了精神之度，更多的时候，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私欲的人，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走向极端。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战争和悲剧，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糊涂。教义往往就是一张纸，纸的正面，是云淡风轻、鲜花盛开；而它的背面，则是乌云密布、阴风瘆人。

宗教就这样巍然耸立，像一朵漂亮无比的花，开于悬崖之上。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往往在狭窄的意气中滑入深渊。在这样的峭壁上行走，是一件极其崇高，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一切都取决于内心的把握。

以中国文化的思维角度和特点，在介入宗教时，极容易堕入一个误区，在思维模式以及思维习惯上犯错误：一方面，由于缺乏缜密的理性思维习惯，又不擅长思辨能力，极容易将宗教简单化，不容易看到宗教的立体效应；另外一方面，又极容易将宗教绝对化、世俗化、形式化，陷入虚玄和迷信，将宗教与神学混淆起来。这样的理解，极容易使我们在面临宗教时陷入一个大面积的、长久的沼泽。这样的沼泽，使得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机会和能力产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宗教，即使是面对外来宗教，我们也往往陷入长久的错误当中，陷入形式当中，从而偏离它本来的意旨。

我一直在想，方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具有怎样的内心、怎样的性格呢？也可能，方腊是一个殉难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悲剧结局，但他所想的，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实施最后的祭奠。毕竟，以宗教的观点看待人生，人生只是一个简短而没有意义的过程。只可惜，我一直无法知晓方腊真正的心声，有关方腊，除了那个名曰正史的《宋史》上有些记载之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没有关于方腊的文字，只是后来乱七八糟的话本中，有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方腊故事。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既无史实，也无人心。中国的方块字一直是相当势利的，很长岁月里，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一些事情忽略，或者武断而粗暴地对待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错误，根源在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幼稚，或者是本权者的别有用心。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揭竿而起的大头领方腊，极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孤独的意义在于，他是能领会真正教义的，也能领略存在于他身上，也存在于人类自身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方腊极可能是有着精神追求的，有着灵魂的痛苦和寻求解脱的强烈欲望，而他排遣痛苦的方式就是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毁灭自己的人生。不过方腊的选择方式却进入了一个误区，当他一旦不得已卷入这样的旋涡时，他很快就变得身不由己了。于是他便开始变得孤独、变得暴戾、变得乖张，甚至变得可怕。宗教本身的压力加上权力的压力以及欲望的压力，是极容易摧毁一个人的。

与历史上的同类者相比，方腊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他的身上，有着诸多的神秘性和臆想成分，那就是或多或少，或真或假地将宗教的意义纳入了他的反叛。与之前的王小波、李顺等纯粹的农民起义相比较，似乎方腊的口号和行为更具有虚玄性，方腊所提出来的口号或者主张在更多层次上维持着某种神秘性。尽管这样的神秘性不排除欺骗的成分，但最起码，这样的造反要较那种单纯地为生存或权力的目的要曲折得多，也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