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其生年，近人据《史记》本传记载：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为郎，后梁孝王入朝，即“因病免，客游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下凡引《史记》本传者，均不注明出处）。又参以汉制：男子年二十三而傅。景帝二年冬十二月改为二十而傅。由此论定司马相如为郎之年为汉景帝元年（前156年），时二十三岁，如此上推其生年为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其卒年，据本传称：“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汉武帝封禅太山为元封元年（前110年），由此上推八年为元狩五年（前118年）。司马相如生活的年代，正是汉王朝走向巅峰的时候。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而以蔺相如为榜样，以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己任。其时文翁为蜀郡太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因大兴教化，“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汉书·循吏传》），并派遣蜀中青年十余人去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司马相如亦在其中。因留在长安，并于景帝初年“以赀为郎”，任武骑常侍。这并不为司马相如所喜欢，加之景帝并不爱好辞赋，对他也不看重，使他颇有不遇知音之感。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归蜀，与卓文君相识，居成都。景帝七年（前150），梁孝王又一次来到长安，并带来了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司马相如与这些人情趣相投，为能与他们交往而感到高兴，于是借口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的职务，去做梁孝王的门客。“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汉武帝即位后，在要求各地举荐贤才的同时，也注意搜求文人学士。有一天，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以后，大为赞赏，并以自己不能与作者同时为遗憾。其时，蜀人杨得意为狗监，恰好在武帝身边，趁机对武帝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汉武帝听了大吃一惊，马上下令召见。司马相如表示《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上，汉武帝十分高兴，任其为郎。

建元六年（前135年），东越（闽越）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告急，请求支援。汉武帝派大行令王恢率军队出豫章去打击东越。战事平息后，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去南越，通报有关情况，并借以显示汉王朝的兵威。出于制伏南越的目的，唐蒙产生了开发西南夷的设想，于是他上书汉武帝说：“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同意了这一想法，并任命唐蒙为郎中将，率领人马，携带财货宝物前去夜郎。又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对那里的人民进行安抚。《喻巴蜀檄》就是他出使巴蜀时发布的政府文告。司马相如出使的帮助，终使唐蒙打开了通向西南夷的道路。

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巴蜀，到成都，“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卓王孙也改变了态度，“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也许这种显赫的情状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司马相如从巴蜀回到长安后，有人告发他出使时曾受人财物，因而被免官。过了一年多，“复召为郎”。由于这件事，司马相如似乎看到了仕途的险难，因而削弱了功名事业之心，常称病闲居于家，很少与公卿大夫交往。但由于职务的关系，他还是要经常陪从汉武帝巡幸各地。一次他陪从汉武帝去长杨宫（今陕西周至东南）田猎，因见汉武帝“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以为“非天子之所宜近”，于是上《谏猎疏》以讽谏。返回后，过宜春宫，作《哀秦二世赋》，其辞有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当是针对现实情况而发的感慨。

司马相如晚年任孝文园令，这是管理文帝陵园的闲散职务（后人辑录他的作品，题为《司马文园集》本此）。但他对于朝廷大事仍很关心，他见汉武帝“好仙道”，因上《大人赋》欲以讽谏，但效果与其愿望相反，汉武帝读完赋，反而“缥缥有陵云之志”（《汉书·扬雄传》）。他的内心也颇不平静，《长门赋》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写成，运用《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以表达对自己遭际不幸的感叹。后司马相如因病免官，家居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南，汉武帝死后葬此）。元狩五年（前118年），病卒于家。汉武帝遣使臣求其遗书，其妻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这“一卷书”就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之作《封禅文》。

司马相如不仅是汉武帝的文学近臣，而且还是汉武帝内外经营政策的执行者。开发西南夷，沟通汉王朝与西南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自汉武帝开始一直是汉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东汉还在执行着。这在当时是出于维护、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今天我们在评述这一历史事实时，应该把它同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一样，要肯定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司马相如在开通西南夷的过程中，两次出使巴蜀，并对其意义做了具体的阐述，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也说明了他并非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风流才子。但司马相如对汉武帝也不是一味歌颂，盲目服从的。从以上生平的叙述中，可以表明他并非趋炎附势，贪图利禄的小人。但由于他生活在汉代最繁荣的时期，又长期生活在宫廷的特殊环境中，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了解和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具体感受，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对封建大一统的颂扬，对封建统治者的善意讽谏，缺乏对人民爱憎情绪的反映，也没有对社会生活矛盾斗争的描写，这是司马相如的思想及其创作的重大缺陷。

二

司马相如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二十九篇，现存题为司马相如赋的有五篇：《史记》、《汉书》本传载《子虚上林赋》（《文选》亦载，分为《子虚赋》、《上林赋》两篇），《哀秦二世赋》、《大人赋》，《文选》载《长门赋》，《古文苑》载《美人赋》。另，其他古籍还引用有司马相如的两篇赋的一些文句和一篇名。司马相如的散文均载《史记》、《汉书》本传，包括《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疏谏猎》、《封禅文》（以上四篇亦载《文选》）。据本传所记，尚有《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等，今皆佚。司马相如还是一位文字学家，著字书《凡将篇》，亦佚，从一些古籍保留的残句看，这是一部以七字为句的教童蒙识字的书。

司马相如文学家的声誉与地位，是由他的《子虚上林赋》奠定的。关于这篇赋的分合、题名有不少的讨论。主要的不同是：有人据本传认为《史记》、《汉书》所录的当题为《天子游猎赋》，而另有《子虚赋》；有人则认为《文选》所题为《上林赋》者，即《天子游猎赋》，等等。近人高步瀛在其所著《文选李注义疏》中对各家的说法做了中肯的批评，认为当以两篇作一篇为是。他特别推重吴汝纶的说法，据其所引，吴汝纶认为：“《子虚》、《上林》，一篇耳。下言‘故空藉此三人为辞’，则亦以为一篇矣。而前文《子虚赋》乃游梁时作，及见天子，乃为《天子游猎赋》。疑皆相如自为赋序，设此寓言，非实事也。杨得意为狗监，及天子读赋，恨不同时，皆假设之词也。”另，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所著《史记会注考证》中说：“愚按《子虚》、《上林》，原是一时作。合则一，分则二。而‘楚使子虚使于齐’，‘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赋名之所由设也。相如使乡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见耳。正是才子狡狯手段。”吴氏、泷川氏的说法，虽亦属推测，但有一定道理，其结论是可信的。我们可以认为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经过了较长时间，也许在梁孝王客舍时已有一个初稿，以后又不断加工修改，而到了受汉武帝召见时，才最后确定成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

《子虚上林赋》按《文选》的分类，归于“田猎”赋中，是在赋中集中描写田猎活动的第一篇。狩猎是原始初民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则把它看成是平时练兵习武以及借此游乐的一项活动。先秦的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和论述，而作为文学上的反映，则有《诗经·七月》描写了农奴的秋冬之时的田猎活动，《叔于田》、《大叔于田》、《车攻》等则具体描写了田猎的场面，赞美了田猎中武士的勇猛和技艺的纯熟。但《诗经》中这类作品大都是抒情诗，以抒写主观感受为主。以后在《楚辞·招魂》和枚乘的《七发》中都把田猎作为客观事物来加以描写，但作品并非主要描写田猎。而在《子虚上林赋》中，司马相如把田猎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开了全面而具体的描写，并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具体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子虚上林赋》是歌颂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是帝王贵族的生活，竭力宣扬的是汉天子的豪华和富有，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统一的汉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视野之恢弘、胸襟之开阔，是以前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子虚上林赋》还是一篇讽喻性的作品，作者通过对作品中三个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描写以及最后子虚、乌有先生俯首受教、态度的转变，表达了对诸侯的奢侈和僭越礼法行为的不满，以及维护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态度，这与汉初政论家贾山、贾谊、晁错等人政论文所表达的认识是一致的。至于赋末作者通过天子之口所发表的抑制奢侈、崇尚节俭的议论，其社会效果也许是十分微弱的。而就作品发展来说，在赋末产生这样的议论，是自然的，它符合儒家的“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的批评方式，联系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从主观动机上来说，他还是希望通过这种委婉的方式达到其讽谏的目的的。

司马相如另一篇影响较大的赋是《长门赋》。关于这篇赋，历来有人认为是后人托名之作。《南齐书·文学传》载陆厥与沈约书中有“《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的话，于是有人认为陆厥从文章风格的对比上否定了《长门赋》是司马相如的创作。但细读原文，陆厥实无此意，恰恰相反，他是在论证《长门赋》确为司马相如所作。因为紧接上面所引的那一句的后面，是“《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这两个对句的用意相同，是说一个作家可以写出风格不同的作品，所以接下去他明确地指出：“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显然是在论证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作家的创作状态也会变化。由此，我们可以论定，陆厥所说“非一家之赋”，非“不是一个作家的作品”之谓，乃“不是一种风格的作品”之谓也。又《文选》于该赋前有一段序文，大意是：“孝武皇帝陈皇后”因妒失宠，别住长门宫，因奉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写作此赋，“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序文所叙事实与历史记载不完全符合，这是后人以为《长门赋》是托名之作的另一个原因。有人还引用顾炎武的论说以为佐证，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条目下说：

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俳偕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原注：《长门赋》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陈皇后复幸之云，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也。

顾炎武论述的重点是在说明古人写赋，多假设之辞，不必尽与事实相符，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事，即是一例。顾炎武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中可否虚构的问题，而且把《子虚上林赋》与《长门赋》乃至东汉马融的《长笛赋》联系起来加以论证，并未涉及《长门赋》的作者问题。他在“原注”（据《日知录》体例，当是作者自注）中，因赋序所称孝武皇帝乃刘彻死后的谥号，而司马相如死于汉武帝前，不能预知刘彻的谥号，因此怀疑《长门赋》为托名之作。但从序文的语言上看，与后来班固的《两都赋序》不同，不是司马相如自作，而是后人解释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的起因所写的一段话。“陈皇后复得亲幸”云云，不过是序文作者为了张大这篇赋的作用，有意编造出来的，不是史笔，可以小说家言视之，正如顾炎武所说的“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因此，顾氏所论及的是序文的作者，不能由此导出《长门赋》也是后人托名之作的结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文选》，确认司马相如对《长门赋》的著作权。

《长门赋》与《子虚上林赋》不同，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与《楚辞》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对于后宫妇女的同情。我们联系到屈原《离骚》中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以及“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等比兴手法的运用，还有司马相如以后张衡《四愁诗》、《同声歌》、陶渊明《闲情赋》的出现，司马相如写作《长门赋》未尝不是以后宫女子的悲惨遭遇来寄托个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神话传说的材料，采用的是幻想、象征的手法，人们容易发现其中的寄托，而司马相如转而写人间男女的情爱，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人们容易从其描写的生活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马相如的这种写法，实际上开创了古代诗歌中以男女之艳情写个人情志的一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吊古伤今；《大人赋》，仙侣神游，对后世同类题材的诗文创作，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司马相如的散文亦多铺张渲染，喜用排偶句式，在文法和语言风格上与他的赋有一致之处，其中《难蜀父老》，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了其政治见解，与东方朔《答客难》的写法和用意相同，同为赋中设论一体的开山之作，以后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远及唐代韩愈的《进学解》，都是受到它们的启发而写成的。

汉赋的主体是以描写田猎、宫苑、京都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这种赋的形体，经过枚乘的《七发》，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已经定型，以后作者凡是写作这种赋都以此为典范而刻意仿效，再无重大发展。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所体现的艺术构思，运用的写作手法，今天看来都不免显得幼稚，加上形式的单调且缺少变化，以及使用的词藻许多都已经失去了活力，而使文章显得刻板艰涩，现代的读者已无法从中体会到阅读其他文学作品时所有的那种愉悦的感受。但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去认识，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承前启后，有着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使他成为汉赋作家中成就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司马相如的其他创作，表现了他是一个各体兼长的作家，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才能。“文章西汉两司马”（《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班固从文章创作方面把司马迁、司马相如二人并列，这成为后世相当一部分人的共同认识。直到“五四”以后，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在“雄于文”，“不欲迎雄主之意”方面，二人又有相似之处。但近几十年来，研究者对司马相如评价不高，贬多于褒，这是不全面的。应该承认二人的文学成就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为推动文艺和社会的前进，他们有着相同的努力和贡献，二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不仅局限于各自擅长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因此，把“两司马”看成同一时代的两个文学巨子，是可以的，这有助于我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学做全面考察并做出准确的评价。

三

司马相如的作品，《史记》、《汉书》、《文选》等书所载，文字颇多不同。本书除个别地方外，不列异文、不做校勘，均依一书的文字为准。凡《文选》所载者，则依《文选》（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刻本），它们是《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上疏谏猎》、《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和《封禅文》。《哀秦二世赋》、《大人赋》依《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美人赋》依《古文苑》（《四部丛刊》本）。在注释和译文中，对于前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有汲取，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指出，在此一并说明。

费振刚（北京大学中文系）

仇仲谦（珠江学院艺术与人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