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寒衣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上小学。
当年,我不愿意说出这所学校的名字,因为它是华阳县立骆公祠女子小学。这所学校的高小只收女生,初小则是男女兼收。我上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三个姐姐都在这里读书,她们带着我上学,可以减少母亲的负担。开初,我觉得学校很大,玩的地方也多。有一个大池塘,据说是三国时赵子龙的洗马池,水上漂满浮萍,有时还能看见乌龟露出头来。长大一点,加上亲友开玩笑,便觉得自己是男生,上女子小学很不光彩。似乎多数男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学校的三角形校徽,学生必须佩戴。我们男生在学校里不敢不戴,但一出校门就赶快把它摘下来,生怕被人看见。唱校歌的时候,开头几句“子龙塘畔,圣迹流传”,男女生齐唱,声音很响亮,但一唱到“莫让男儿着祖鞭”,男生都不张嘴了,歌声顿时减弱一半。再大一点,恨不得赶快离开这所女子学校。
没想到现在我却时常怀念这所学校。
最使我难忘的,是学校有许多很好的先生,他们经常教育学生要爱国。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知道了从鸦片战争起,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来欺负我们,强迫我们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被叫作“东亚病夫”,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外,竟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听到这些,我们幼小的心灵莫不感到奇耻大辱。教音乐的王先生教我们唱:
请看安南、印度、朝鲜,
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做牛马,
丧失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
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爱国要有行动。秋天就要到了,学校发起给前方战士募集寒衣的活动,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早上课前的朝会,值日生在前面把手一举,全班同学一下站起来,他叫一声:“预备,唱!”我们就唱道: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这首歌叫《做棉衣》,曲调好听,歌词简单。“秋风起,秋风凉”,我们大声地唱;“民族战士上战场”,不只是我们班,其他班也在唱;“多做几件棉衣裳”,童声在学校的上空飘荡;“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抗日!一定要雪耻!坚决不做亡国奴!
值日生拿出几个黄色的大瓦罐,大家开始传递。瓦罐是专供存钱用的,我们叫它攒钱罐儿。瓦罐上方有一条小缝,可以把铜圆丢进去。罐子依次传递,每一个接到罐子的同学,都要丢进一个或两个铜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国民党腐败,这些捐款不一定被用来做寒衣,穿在抗日战士的身上。同学们凭着孩子最诚挚的感情,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丢进去了。前方的抗日战士,我们多么盼望你们能穿上棉衣,多打几个大胜仗呀!
孩子的“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捐出来。成都人当时的习惯是一天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只吃一些点心。我的身体瘦弱,母亲不辞辛苦,每天中午给我送饭到学校。这样我每天上学时,只能得到一个铜圆(即两百钱)。当时街上有许多专门招揽孩子“打镖”的小商贩。圆形的镖盘分四格,每一格写一个字(例如“抗、战、必、胜”)。小孩自报打其中某一个字。商贩转动镖盘,小孩立即把镖打出去。打中了可以得一包水果糖,没有打中只能得一颗普通的糖。我每天的两百钱,都“报销”在这上面了。但自从捐寒衣开始,我决定不再“打镖”。早上上学路过小摊,昂着头就走过去,甚至都不朝旁边看一下。有的商贩问:“怎么不打镖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时,用手把口袋里的铜圆紧紧握住,生怕被人抢去。
一天早上,同学们唱完“秋风起,秋风凉”,级任先生讲话。她说第二天要把捐款送走,希望今天大家多捐一点。同学们热烈鼓掌拥护。我平常身上只有两百钱,但那天母亲不能给我送午饭,多给了我两百钱。如果我捐两百钱,中午可以买点东西吃,但就不能“多做几件棉衣裳”;要是捐四百钱,中午就得饿肚子。正在思想斗争的时候,攒钱罐儿传到我的面前了。我往四周一看,看到同学们充满期待的眼光,我一下就把两个铜圆全丢进去了。不用说,中午我没有钱买东西吃,肚子咕咕叫,还悄悄到校门口去看过几次——万一母亲又送饭来了呢!尽管饿得很难受,我仍然很高兴。
抵制日货的教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有一年我过生日,四姑妈送了我一个小骆驼。弄不清是用什么石头做的,深绿色,造型精美,我很喜欢。有人说它是日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怒发冲冠,举起骆驼就往地上摔,摔断了骆驼的两只腿。以后又有人说它不是日货,但我毫不后悔。
日本敌机对后方进行了大轰炸,成都人开始跑警报。警报一响,学校就放学,有时一天跑几次警报。我和姐姐们不上学了,全家跟随外祖母,暂时疏散到温江县文家场,在那儿住了大半年。从此我离开了骆公祠女子小学。
乡间是宁静的,没有敌机空袭。每天做完母亲布置的作业,我就去抓鱼、喂鸭子;还经常跟着胖舅舅去赶赶集,大着胆子过独木桥。但是学校给我播下的爱国种子,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我时常关心战争的情况,天冷了我就会想:前方的战士穿上我们捐的寒衣没有?
人们对跑警报逐渐习惯,我们又回到城里。
我进了成都北门外的总府街小学,读高小一年级。我和四姐每天从“垮城墙”(即城墙缺口)出去上学,得走四五里路。“垮城墙”外,有一所西蜀小学的分校,教室是两三间新盖的大草房。我们上学、回家都要从这里经过,还要在教室旁边的木桥上,看人“划甘蔗”。有一天[1],日本飞机来轰炸,丢了不少炸弹。解除警报后,我从学校回家,发现西蜀小学分校被炸。当时不许接近现场,第二天一早我们跑去看了。教室完全被烧毁,废墟中有四五具烧焦的尸体,一个个蜷缩着。过去仅仅听先生讲过敌人的暴行,现在亲眼看见了。我毫不害怕,握紧拳头,充满仇恨,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初稿写于1981年
再改于2005年4月
[1]几十年以后,看见一个资料:大轰炸这一天是1940年10月4日。日本重型轰炸机二十七架,在二十六架驱逐机掩护下,上午九时从成都北较场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投弹百余枚,轮番轰炸扫射,死尸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