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说新语》的成书

《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内容主要记述从东汉末到东晋上层社会名士的言行。

此书的编撰者，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书目均题为刘义庆（403—444）。他是刘宋的宗室，曾封临川王。书的具体编撰年代不是很清楚，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折衷各家的意见，大概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十六年（438、439）前后。元嘉九年至十六年四月，刘义庆任荆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十月，刘义庆任江州刺史，均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坐镇长江中游重地，下属有颇具规模的幕僚机构，这应是他编撰或主持编撰书籍最为合适的时期。

据史籍记载，除《世说新语》外，著录在刘义庆名下的著作还有七种，其中包括《刘义庆集》八卷，人物传记性质的《徐州先贤传》十卷、纂辑总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志怪小说《幽明录》二十卷等。上述各书均已亡佚，不过《幽明录》残存数量较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五条。在论及魏晋小说时，人们习惯按照鲁迅的方法将之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类，在前一类中，《世说新语》的地位固然无可比拟，在后一类中，《幽明录》亦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刘义庆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人物。

南朝时代上层社会有崇文的风气，一些政治地位显赫的人物——尤其王室成员，喜欢招聚文士、编撰书籍。这往往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同时还有标榜风雅、博取美誉的用意。这些书籍虽然只署他们的姓名，通常却是在其周围文士的参与下完成的，署名者在编撰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一般也说不大清楚。所以梁朝的萧绎(先为湘东王，后即帝位，史称梁元帝）在他的《金楼子》序中，特地声明此书是其亲自撰作，并未借用他人之力。关于刘义庆，《宋书》本传说他“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这是一种中等的评价。同传又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在刘义庆任荆州、江州刺史期间，其幕中著名文士先后有陆展、何长瑜、袁淑、鲍照等。这些人均为当世才俊，而袁、鲍尤为杰出。《宋书·袁淑传》称袁“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至于鲍照，那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诗人兼骈文高手，其才华不必多说。根据上述情况，人们多认为《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和周围文士共同编撰的。如清初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便说：“予谓临川宗藩贵重，赞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提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种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无论如何，它又终究只是推测而已。要具体说到在《世说新语》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本人的作用如何，他周围文士究竟有哪些人分别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已经无法考证。

《世说新语》也并非完全出于刘义庆等人的新创，它是在汇辑以前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撰成的。

与《世说新语》成书有关的前源文献有多种，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与之性质相同的记载人物逸事的小说，其中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尤为重要。裴启字荣期，河东人，据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他于晋哀帝隆和年间（362—363）“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其书问世后一度非常流行，但因谢安指责它纪事不实，遂废而不行。《语林》散佚已久，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录，在此基础上，周楞伽辑注为《裴启语林》一书，共存一百八十五条。这些佚文中曾被《世说新语》采用的为六十四条，占总数三分之一强。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生活于东晋末年，曾做过刘裕（后来的宋武帝）的相国参军。所著《郭子》亦散佚已久，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八十四条，其中七十四条为《世说新语》所采用，比例非常之高（统计数据参刘强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之《〈世说新语〉前源文献考索》）。由于《语林》和《郭子》并未完整存世，《世说新语》中到底有多少条出于此二书，仍是无法确定的。

各种史书亦是《世说新语》的重要资料来源。这里有少部分出于《汉书》、《三国志》等所谓“正史”，而大部分则出于“杂史”。《隋书·经籍志》述杂史兴盛之由，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东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这里指明杂史是从东汉末开始兴盛起来的。大概而言，杂史与由史官在朝廷指使下修撰的官方性质的史书不同，它更多表现了撰者个人的思想与趣味，体制也较为自由和多样化。

和“杂史”相类者有“杂传”。自《史记》以纪传体构撰史书以来，人物传记一直是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却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著作类型。到了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各种形态的具有独立性的传记作品，这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为史部杂传类，它也成为《世说新语》重要的资料来源。杂传的分类很多，区分的方法也不甚严格。简要地说，首先有一种是单个人物的传，为了与史传相区别，它被称为“别传”。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从《世说新语》注、《三国志》注及多种类书中共收辑有一百八十四家别传，其作者以魏晋人为多。另一种是包含多个人物的传记，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家传，以家族为单元，现知最早为曹操所撰曹氏《家传》；（二）高士、名士传，记述为世人所称誉的人物，如袁宏《名士传》、皇甫谧《高士传》；（三）地域人物传，记述某一特定地域内著名人物之事迹，如《汝南先贤传》之类。

《世说新语》采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出于上述志人小说、杂史、杂传三类著作，此外虽然也有一些，但已是散碎而不太重要的了。由于《世说新语》广泛采用已有之文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直称其书“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这样说大概而言也不算错，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一，《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对所采用的“旧文”是经过一定处理的。对有些资料，编撰者作了删削、润饰一类的加工，有些资料虽然几乎是照录原文（以《郭子》和《语林》中的为多），但这也是因为它们符合编撰者基本的标准。所以，尽管《世说新语》取材的来源广泛，全书却具有大体统一的文字风格。其二，《世说新语》编撰者按照自身的趣味和立场，将各种资料分为三十六个门类来编排，形成了一个从各个方面来观察、描述历史人物的系统，这和单纯汇辑资料也显然不同。总之，《世说新语》的基础虽然是“纂辑旧文”，但是对原始资料并非无准则地收录和随意地汇辑，而是经过一定的选择、修饰，重新整理编排而成的，所以它能够成为一部具有显著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的著作。

二、《世说新语》的性质与门类设定

历代重要书目在著录《世说新语》一书时，通常都是将它归在子部小说类，仅有个别例外是将它分归史部的；通行的文学史也都是把它作为古代小说来分析。所以，关于《世说新语》的性质问题应该说没有多少争议。本《导论》一开始就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亦已就此作了简要的交代。但刘义庆他们在编撰这部书时，大概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目录学意义上的归类意识，而且古人所谓“小说”较之今日作为文学分类之一的“小说”概念，其涵义也要宽泛得多；所以用普通的小说观念来看待它，难以确切地理解这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籍。

《世说新语》的性质与它的书名有关联，而《世说新语》的书名又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在这方面作一些解说。

《世说新语》始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称为“《世说》”而并无“新语”两字；五代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和北宋所修《新唐书·艺文志》也沿袭了这样的书名。但这并不表明《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世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世说新语》文本是原藏于日本京都东寺的唐写本残卷，该写本在卷末所题书名为《世说新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故事，亦称出于《世说新书》，这表明在唐代《世说新书》这一书名是比较通行的。所以余嘉锡认为此书的原名应为《世说新书》，而《隋志》以下著录为《世说》实为简称（《四库提要辨证》），他的这一看法受到多数研究者的赞成。

而《世说新语》这一名称也出现得相当早，根据有二：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尽管多用《世说》为书名，却也有一处清楚地说到“近者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云云；唐刘肃著《大唐新语》，该书的原名据作者在自序中提及为《大唐世说新语》，这明显是效仿《世说新语》的。

大概地推断，本书的原名可能是《世说新书》，但因其记名士谈论的内容最多，很快就有了《世说新语》的异名；同时又以《世说》为简称。而北宋末人汪藻所撰《世说叙录》言及北宋初各种本子皆题作《世说新语》，则表明此书名至北宋初已经开始成为通用名称，并最终成为定名。

不管刘义庆等人编撰之书原名为《世说新书》还是《世说新语》，从语法结构上说，“世说”应是书名的核心词，“新书”或“新语”则是对前者的修饰和限定。

古代以“说”命名的著作常常与“小说”有某种亲缘关系，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以“说”命名的即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五种；《韩非子》的内外《储说》及《说林》多有寓言故事，汉代刘向所著《说苑》也完全是借遗闻轶事转入议论。“说”作为一种边界不很确定的文体，通常有论述某种道理的内容，但并不推重单纯的逻辑推理，而喜好借故事来达到“说”的目的。这一类“说”，即使具有浓厚的政治和道德意味，也包涵了一定的文学因素；而政治和道德意味愈淡薄，则愈近于“小说”。

那么，《世说新语》书名中的“世说”两字，其字面意义应该是“世间众说”，亦即“关于人世生活的各种道理的解说”。当然这里的“解说”并不是抽象的论析，它是通过人物故事来呈现的。

余嘉锡先生注意到，在刘义庆之前，刘向已著有名为《世说》的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余氏认为，刘义庆《世说新书》之命名，实与之有关：

刘向校书之时，凡古书经向别加编次者，皆名“新书”，以别于旧本。故有《孙卿新书》、《晁氏新书》、《贾谊新书》之名。……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

余先生的意见总体上说很值得重视，但有些地方却推衍有过。刘义庆的《世说新书》固然很可能有仿照《世说》的用意，但说它“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恐怕是将两者的关系拉得太紧了。此书在内容方面一个醒目的特点是集中叙述自东汉末至东晋的人物故事，而这一时段又并非随意截取，它自具一种明显的时代特色；虽然书中也有少数几条涉及这以前的历史，然殊为寥寥，似为无意间羼入之文，或体例不甚严格的表现。总之，假令刘向《世说》的内容确如余氏推测是“下纪秦汉”（指秦汉之际），则刘义庆《世说新书》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有意与之“相续”的。进一步说，刘义庆等人在其书名中特标“新书”二字，若说是为了与刘向之书相区别，自然情理可通，但其意义恐怕首先不在于此。在刘义庆那个时代，《世说新语》即《世说新书》的“新”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书中许多人物生活年代离编撰者并不很远，同时他们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亦与历来载籍所见者不同。所以，所谓“新书”，主要应该从书本身所体现的时代风貌与趣味之“新”来理解。

刘向的《世说》，一般认为已亡佚，但向宗鲁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它就是今所传《说苑》，并非二书，《汉书·艺文志》注中的“说苑”二字系妄加（《说苑校证》）。这一问题此处暂且不论，但不管怎样，向宗鲁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仿自《说苑》，乃是事实，将二者加以比较，仍可感受到《世说新语》即《世说新书》之为“新”。

《说苑》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概括为“其书皆录遗闻轶事足为法戒之资者”，更简单说就是通过讲故事来寓教训。全书按二十门类编排：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理政、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谋权、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粗看起来，《世说新语》同它确实非常相像：后者也是分若干门类“录遗闻轶事”，而且也以两字标目，有些门类又很相似，如“德行”与“贵德”，“政事”与“理政”等等。但在这种相似之下二者的不同也十分明显：《世说新语》虽然对所记人事不无褒贬，却并不以道德教训为最高目的；相应的，《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中，具有政治和道德色彩的门类较少，而体现人物品格、性情与趣味的门类较多；同样原因，《世说新语》在纪录遗闻轶事之后，不再附以作者的议论。关于《世说新语》门类的设定后面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这里只是通过比照，说明它的一个特点：在著作模式上它是源于子书的，尤其接近儒家借故事以说理的类型，所以其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态度与前者仍然有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和《说苑》的经术化特征不同，《世说新语》的精神内核是玄学清谈，它的写作立场也由《说苑》式的道德教化转移到表现人性的丰富形态，这当然会使人耳目一新。

此外，前面我们说到《世说新语》是采辑旧文编理成书的，它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会受到其前源文献的制约和影响。而这里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世说新语》主要资料来源的三类著作，即逸事小说、杂史、杂传，都是魏晋时代新兴的著作类型，都具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宋世去晋未远，从那些新型著作中采辑资料编撰成的书称为“世说新书”不也是很适宜的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世说新语》所记都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作为其主要资料来源的杂史和杂传在目录学上都是属于史部的，其书中的不少内容也被直接移录到《晋书》的人物传记里，为什么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将它视为“小说”呢？这就牵涉到《世说新语》与史籍的关系。

古代——至少唐传奇问世以前——所谓“小说”的概念，既不表示“有意识虚构”的意味，同时也并不严格要求真实可信。就像我们日常所谓“传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于是在小说和史之间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边界模糊的交错地带。《世说新语》就生长于这种交错地带。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值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语》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但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世说新语》只是“文学”而缺乏史学意义，那也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许多小故事与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可说是微波之下有巨流，更因为《世说新语》总体上有描绘出魏晋时代士族社会精神风貌的意图；它的故事或真或伪或无从辨其真伪，但这些故事却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氛围。所以，《世说新语》虽具有小说的特点，却仍然带着史的色彩。

总之，结合子书和史书的传统，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用富于艺术性的语言反映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是《世说新语》显著的特点；它既非史书，又和普通意义上的小说有所不同。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我们且不避繁琐，将各门的名目抄录如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上为上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为中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以上为下卷）。

《世说新语》门类的设定和全书的结构并不是十分严格，有些研究者将全书三十六门解说为具有深意的体系，颇为迂曲。很明显的例证，是各门的分量极不均衡，像“赏誉”一门有一百五十六则，而“自新”一门仅有二则，殊不成比例。可以推测，在编纂之初，全书的门类并未严格确定，到了成书时，为了凑足三十六门（三十六是古人惯用的一个数字），才临时添加了“自新”一门或类似的数门。否则，将寥寥两则单立为一门实不可理解。而从故事的分类来看，也不见得是精心思考的结果，一则故事放在哪一门往往也只是大概合适就行，有不少则后人觉得归类不妥，认为换一个门类更相称。另外有一点需要说明：汪藻《世说叙录》提及，本书另有三十八篇、三十九篇的本子，但汪氏已明言多出者皆为后人所增；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跋语中还提及有一种四十五篇的本子，则显然是将原书重新分拆的结果。《世说》原本为三十六篇（门），应无可疑，日本所存唐写本残卷的形态也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一点。

三十六门的排列顺序有什么讲究呢？大概说来，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说是“价值递减”的趋势，即排列在前的门类褒意较明显，排列靠后的门类常带有贬意。如开头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即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记孔门几位重要弟子各有所长，将诸人分隶于四科之下，后来遂有“孔门四科”之说），表明了对儒学传统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说新语》是以儒学为内核的，实际上，不仅仅在其他门类中人物褒贬之尺度每有与儒家标准明显相违的情况，就是前四门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前面所谓“价值递减”，也并不是一条严格的规则，像“惑溺”门列在倒数第二，但其中七则故事倒有五则是颇有趣味的，就是拿古人的标准看也不能算是关于“劣迹”的记载。这显示了编撰者较富于宽容性的态度。有人过分夸大《世说新语》的儒家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由于《世说新语》全书不以政治与道德为中心，不以寓教训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苛严的标准和冷峻的态度，人自身得以成为它的中心；人的更具有内在性的、因而也是更具有个性特点的东西，诸如品格、性情、趣味、智慧、素养乃至癖好和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关注。当然，《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只限于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情状，但在这个范围之内，编撰者终究是注意到了人性的丰富多彩和它在多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研究者常常说到魏晋时代“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的现象，这在《世说新语》中是有充分反映的。至于对书中三十六门的设定，虽然后人可以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显示出对人的多视角的观察，在当时出现，不仅面目新鲜，《世说新语》也正是因此而显得趣味盎然，令人喜爱。

三、《世说新语》的注及传世版本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并列为“四大古注”。这些注不仅具有很高水准，而且由于它们所引用的古籍大量亡佚，其本身已成为重要的文献，所以价值并不低于原书。

刘孝标（462—521）名峻，以字行。他是南朝梁代一位以博闻周览著称的学者，有“书淫”之目。刘氏在《世说新语注》中自叙己见时，言必称“臣”，可见此书系奉梁武帝敕旨所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根据其仕历情况，考证他作注的年代当为天监六年、七年（509、510）之间，这大概是不错的。其实在刘孝标之前，《世说新语》已有南齐人敬胤所作注，但在刘注问世以后，敬胤注即湮没无闻（今仅存四十条残文），这也表明了刘注的权威地位。

作为一部记述历史上著名人物之言行的书，《世说新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它本身具有史料价值；而广采旧文编理成书的特点，使得它难免有疏漏、舛误之处。刘孝标是位严谨的学者，他主要是把《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来看待并为它作注的。

刘注征引之广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序云：“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据此，刘注引书约有近五百种。但刘孝标并非一味逞博，随意罗列材料，《世说新语注》同时还以体例严整、考订精审见长。除了注明出典、解释词语这一类最基本的注释工作外，刘注还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一为补充史实，原书中一些因过于简单而显得突兀的人物故事，由于注的补充而变得背景明白、脉络清楚；一为纠正纰缪，原书中一些讹误的传闻，由于注的辨析而得到澄清。当然，如果是纯出于虚构的小说，就谈不上从史实上加以“补充”和“纠正”的问题，但《世说新语》的性质较为复杂，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因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站在历史学者立场上所做的工作也是完全有必要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刘注也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因为有些人物故事，注所引用的材料比原文更为生动，如《言语》篇中祢衡击鼓的故事就是显著的一例。

《隋书·经籍志》关于《世说新语》的著录云：“《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由此可见，此书最初有注本与非注本两种版本。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显然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文离不开注，不带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很快就消失了。

现存最早的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卷末题“世说新书卷第六”。这个本子虽说残存内容很有限，却仍然非常重要。它保存了刘注十卷本的版本形态；将残卷与今本相比较，又可以知道今本的分篇、各篇所包含的则数以及篇和则的次序应与古本相去不远，但刘孝标注却已经过删削。这一珍贵的残卷由罗振玉于民国初年影印传布，解放后国内多种影印本《世说新语》也都将它作为附录。

上面所谓“今本”指的是在宋代形成的一种三卷本，它是北宋初做过宰相的著名文士晏殊对以前的版本加以处理的结果。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跋云：“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釐为十卷。……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翦截，最为善本。”晏本原本不传，但传流较早的几种南宋刻本均是出于这一版本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为前面提及的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有原刻本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其次有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原刻不存，但明嘉靖间吴郡袁尚之嘉趣堂重雕本大致保存了宋本的面貌，书分三卷，每卷又分上下，《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故流播尤广；又有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此本曾为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所藏，清人沈宝砚曾用此本与袁氏嘉趣堂本对校并作《校记》，但原本不知何故竟不知去向。至于其他各种后出版本甚为纷繁，无法一一涉及。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于版本搜罗与考订方面用力甚勤，足资参考。

四、《世说新语》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一部著作能够被称为经典，必须是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容载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编理而成的书，内容又只是分门罗列篇幅短小的人物故事乃至名流的片言只语，它何以可置于经典之列呢？简单地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在这一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士族阶层则是魏晋社会的中坚，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辑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虽然它的内容分别而言大概全部都是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但是，不仅原来收录那些资料的书籍大多散佚，而且，如果不是经过编撰者有选择地博采群书重加整理，上述效果也并不能如此显明地体现出来。正是作为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载体、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世说新语》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

另外需要补充一句：当我们谈论《世说新语》的价值时，是把刘孝标注包含在内的；因为刘注在征引各种资料对原书加以补证时，客观上也起到了与原书相同的作用。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细的描述。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一般认为，曹丕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其他情况下，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当我们说“魏晋士人”这个概念时，并非专指士族阶层中人；它的意思要模糊一些，范围也大很多。譬如“单门寒士”也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在许多情形下和士族——又常常被称为“世家大族”——正好是对立的。但魏晋时代士族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必然会影响和支配整个“士人”群体。鲁迅认为从《语林》、《郭子》到《世说新语》，这类“志人小说”的流行，与普通士人需要模仿高级士族的谈吐举止有很大关系，这是可信的。

在汉王朝趋向崩溃、士族势力不断成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儒学也逐渐衰微。当然，儒学并没有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儒学的某些内容（如关于“礼”的探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但它的独尊性的权威地位已不复存在，它的蒙蔽与愚化功能对士人思想的作用也消失殆尽。自东汉后期以来，在对儒家经典加以新的阐释的同时，老庄学说不断兴盛，佛教思想流布日广。所以魏晋成为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异说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思想史上创获尤其丰富的时代。《世说新语》虽然并不收录长篇大论，但它所记人物言行，却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代上述重要特色。

《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揭示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而《世说新语》不仅保存了许多魏晋玄学清谈的名目和若干重要内容，描述了清谈展开的具体场景和氛围，而且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记录了魏晋士人经清谈风气熏陶而呈现的各种机智有趣的言论。

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一种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因而，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也是旧有文化传统内藏的不合理乃至荒谬性所引发的人性的反动。

所谓个性意识的自觉，从内在的底蕴来说，是强调以个人的体认为真理的标准，以一己之心定是非；从外在的表现来说，是处处要显示一己的独特之所在，纵使不能优越于他人，也要维持自具一格。殷浩答桓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便是此意。所以《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行，每有标奇立异、惊世骇俗之事，而同于流俗，便恐为人所讥；就是像士大夫的手持粉帛，行步顾影，在后世以为荒唐可笑，在当时却也是一种上流社会自我标榜的风尚。

中外一些研究者还把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两者都存在文学艺术的兴盛与个体自觉的强化相互关联、大致同步的现象。众所周知，魏晋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音乐、绘画、书法乃至围棋，大致也都是在魏晋时代产生了质的变化并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呢？因为，虽然文学也可以用于宣传、教化，虽然音乐、绘画之类也可以作为富贵者日常玩赏的对象，但它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而魏晋时代正是由于士人个体意识的强烈，导致他们对文学艺术热烈爱好，同时也引发了它的兴旺成长。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有关的优美的故事，譬如嵇康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死的记载。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人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士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国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对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最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性、智慧和美的理解与热爱。

在上面的论析中，我们强调了《世说新语》的时代特征。要说到这部古小说的艺术，也完全和它的时代特征分不开。在魏晋时代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高级人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和风韵，所以《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关注也以此为中心，它描绘人物，多从细处着笔，却又往往托意深远，令读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油然而生钦羡；汉末以来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人物品藻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比较来定高下辨是非的，所以《世说新语》描绘人物多用对比方法，借一方为另一方作衬托。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学清谈，言谈的机警、隽永和出人意外的趣味为世人所重，《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谈，自然多妙言俊语，令人心旷神怡。因此种风气的影响，连带地在叙事写景时，书中文笔也以言约旨远为胜。这里没有必要对《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作条分缕析的交代，只是想通过以上几个要点，看出它基本的特征。玄学风气下一代人物的风韵情致，虽相隔千载，而历历可见，这就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了。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续仿者甚多。大约而言，唐代有刘肃《大唐新语》、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代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代有何良俊《何氏语林》、焦竑《类林》，清代有王晫《今世说》，至民国初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总共有数十种之多。这构成了一种著作类型，其特征就是以人物轶事为主要内容，性质介于小说与杂史之间。从文体上说，《世说新语》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的简约玄澹、富于韵致、既讲究精炼又不避口语的特点，有时被称为“世说体”，不仅对上述续仿之书深有影响，还影响到其他散文与小说的写作。

不过，正是由于《世说新语》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之后，它特有的魅力已不可能被复制。所以尽管续仿之作甚多，却没有一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五、关于本书编撰的若干说明

本书是作为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材来编撰的，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阅读需要。它的篇幅、编排方式、难易程度，都首先考虑到教学的需要。

在过去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课程中，《世说新语》被涉及，因为它是所谓“志人小说”的代表。但是，当我们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时，着眼点并不在“小说”甚至狭义的“文学”上。依托对这一文本的解读，从社会结构、政治变迁、思想演化、文人心态、艺术趣尚等各方面去了解和体会魏晋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与前后时代的对照，寻求深入理解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途径，是更有价值也更有必要的学习方法——这也是笔者讲授这门课程和编写这本教材的立场。当然，“世说新语精读”是中文系的课程，但似乎也没有必要格外强调它的“文学”意义；中文系的学生如果过于拘泥于“文学”，不仅会造成知识面的狭窄，其对文学的理解恐怕也会是浮浅的。

“原典精读”是以文本解读为基础的课程，循原书顺序选材讲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若要以这样的模式来编一部书，却非常困难。如前面所说，《世说新语》是由众多短小而大体各自独立的条目汇编而成的，其门类的设定和全书的结构并非精心思考的结果，在同一门类下，各条的排列也没有严格的规则。因而，循原书顺序选材讲解，难免会成为零散而且常常出现前后重复的评点。更何况，当我们现在来解读这一部书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编撰者的思路去理解它。所以，本书的编写不能不有所调整，它是围绕若干专题来展开的。各讲的先后虽也考虑到原书的编排顺序，但未必有严格的关系；引用的材料也不受原书分类和先后顺序的限定，需要时会把后面的材料提到前面来，便于相互阐发、相互对照；或者相反。现在的各种排印本大多为全部篇目标上了顺序号，本书在选列原文时仍注明各篇所属门类和原有编号，以便查对。

对刘孝标注，凡属围绕正文的语词、史实加以说明、补充者，本书必要时在讲解中加以引用而不再随正文列出。另有一种完整引录原始文献对正文进行补充、纠正的注，其价值与正文其实是相等的，所以本书有时也将它和正文一样单独列出，作为讲解有关问题所依据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注文原来针对的对象反而有可能被省略，这也是很正常的了。

《世说新语》虽是一部“小说”，趣味性也很强，却并不好读（包括刘注，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在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中，我们也经常看到错误的解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语词、名物、制度方面的隔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说》的故事大抵都是一些简单的片断，它的背景往往很复杂，并且这些故事到底是虚构的产物还是史实的记录，往往也不清楚。本书如果凡需要注释和解说的地方都要照顾周全，将会变得十分累赘，文体也会显得很怪异。考虑的结果，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的阐释及艺术趣味的分析；为了突出中心，避免繁琐，不对原文字句一一加以解释，通常只是在必要情况下，在适当的地方对语词及名物之类加以说明。这样处理，是把一般的文字解释留给课堂了。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附录了《世说新语》全书的白文，课堂教学可以选择合适的内容作为补充和展开，一般读者也可以由此了解全书的概貌。但倘欲深入了解全书，则还须配备一种合用的注释本。

《世说新语》结构较松散，文字生动活泼，论人说事态度不固执一端，人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明袁褧嘉趣堂本《世说新语序》），这是它受到古今读者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当我们从书中归纳出若干问题来解说时，很可能损伤了原书的玄妙与风趣。对此，笔者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整套丛书统一的编撰体例，丛书总序已有说明，兹不赘。